天津教案震惊了全世界。这次教案不但死亡者众多，更关键的是，法国高级外交官也死于此难。这在清王朝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教案发生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四日，北京的八国公使就联合照会清政府外交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恭亲王。法国军舰立刻出发，一周后的六月一日驶抵大沽，鸣炮示威。

崇厚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刻专折向慈禧汇报了此事，并说事端太大，他自己已经处理不了，指名提请他的上司、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理。

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一年半。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让他的身体出了很大问题。他患了眼病，还经常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严重。“寅正起，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首，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以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很可能是高血压。我们看他十八日到二十五日，每天日记头一句都是“眩晕如故”。从此之后，日记当中几乎日日有请医诊治之语。

就在教案发生前一天，他刚刚向朝廷续了一个月的病假。就在此时，二十六日，他接到了慈禧的命令：

“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5页。]

这道命令让曾国藩陷入焦灼之中。首先是这次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

此外，介入此案的后果非常严重。

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的国力，结果必是再一次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了的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的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的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我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的，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奸，声名尽毁。如郭嵩焘所评论：“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4，岳麓书社，2012年，第793页。]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美名，主和者都得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夷务的人，大多数都落不到好下场好名声。

因此他的幕僚几乎一致反对他接管此案。“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幕客史念祖更给他献上了上、中、下三策，认为赴津办案乃为下策：“谓毕生威望在此一行，国家大计尤关此举。”“略一失足，千古无底。”[史念祖：《俞俞斋文稿初集》第3卷，第93～94页。转引自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111页。]确实，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事不论怎么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一世英名，很有可能毁在此案上。

曾国藩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的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外事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的专员专门负责的，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指曾国藩）专责”[曾麟书等撰，王澧华等整理：《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第618页。]。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295页。]同时，上谕也说“（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如果他因病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所以是否从命，一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接奉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

但是稍一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

曾国藩从来不是一个逃避困难的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只有他以一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

他对待君主，一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没有到濒死的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忧。他担心的是如果朝廷派一个颟顸无能之辈，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将再一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

所以后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说：“事端重大，义不敢辞。数日之后，即拟力疾前往。”[《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288页。]准备病情稍缓，就起程赴津。

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感觉身体勉强可以支撑，因此决定束装就道。这次出门，曾国藩预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在灯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下了一份很长的遗嘱。

他说：“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这个案子很难办，我反复思考，也没有好的办法，可能会死于此事。我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以来，就已经下定为国牺牲的决心。现在我已经老了，更不会怕死，不会自负初心。有些话向你们交代一下。

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上。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忮不求”。

人这辈子，最难去除的是嫉妒和贪求。所谓“不忮”，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这两点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事实上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当世名公，都处理不好。嫉妒经常出现在功名事业差不多的人之间，贪求常出现在升官发财之际。连左宗棠、郭嵩焘这样的大人物事实上都常在这两点上犯错误。所以他专门强调，这两点不去除，则既难立品，又妨造福。希望曾氏后人能克掉这两点，做到“心地干净”。

六月初六日，曾国藩从保定起程。六月初十日，到达天津。

一到天津，曾国藩就感觉到了绅士阶层的强大力量。

虽然此时距教案发生已经二十天，但是天津城的反教狂热并未平息，天津百姓“尚激奋不已，满城嚣嚣，群思一逞”[《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302页。]。洋人死伤如此惨重，但是天津民众丝毫不觉得自己理亏，反而认为杀得还不够多。

对于曾国藩的到来，天津绅民欢呼雀跃。曾国藩在当时普通中国民众心目中，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大英雄，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天津绅士中很多人都读过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时写的《讨粤匪檄》，有人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句，比如“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让他们深感共鸣。他们相信，曾国藩和他们一样，对天主教满怀愤慨。

因此在曾国藩进城的路上，以天津县四十八堡士绅为主的各派代表一百余人，首先拦住曾国藩的大轿，递上呈状，神色激动甚至声泪俱下地连声控诉天主教会残害中国幼孩、挖眼剖心。接着，又发生了四起拦轿呈词事件，每次都有几十上百名地方头面人物齐刷刷跪在轿前，大声吁喊，“万口一声”。“每收一禀，其衣冠而来者，必数十或数百人”[《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318页。]。旁观的百姓更是成千上万，填街溢市，对曾国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进了公馆，刚刚坐定，各路官绅又纷纷进谒，七嘴八舌给曾国藩出主意。或者建议曾国藩利用天津民气正旺，一股气把各国洋人全都赶跑。还有人“高明”地主张联合俄国英国等国，专门对付法国。

这股情绪的巨浪差点儿打了曾国藩一个跟头。曾国藩在抵津次日《谕纪泽》信中说：“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气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27页。]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缉拿凶手，当然非常困难。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绅士阶层是反教宣传的中坚力量。外国传教士的到来，不但挑战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政治文化秩序，更动摇了乡绅社会的传统权威。许多中国人“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很多老百姓信了教之后，自恃有教会庇护，在绅士面前不再点头哈腰。因此，凡是教会势力所及的地方，绅士无不强烈地感觉到失落。他们有文化，有时间，有财力，所以，他们成了反教的先锋和主力。

当时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对天主教也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宗教，天主教入华之始，自认良民的人很少入教。传教士所到之处，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往往是两类人，一类是重病患者或者穷困至极走投无路之人，另一类则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而有的传教士到了一个被冷眼环视的陌生之地，也往往愿意招收一些地痞流氓，起到保安作用，因此所到之地“不择良莠，广收徒众”，形成“莠民以教士为逋逃之薮，教士以莠民为羽翼”的局面。《历史三调》也说：“教民数量的不断增加，部分原因是教会吸收了一些违法分子（自1860年基督教传教工作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以来，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不法之徒被教会的保护伞所吸引，因为急于招收教徒的传教士是不受大清法律约束的。在这种情况下，教民与土匪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6页。]后来参与此案处理的丁日昌分析天津百姓为什么如此痛恨天主教时说：

也就是说，天津这个地方，地痞流氓很多，一入教，更是横行乡里。而官员们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与外国领事力争。所以老百姓都非常气愤。

曾国藩在入觐慈禧太后时，也当面提及了这一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358页。]

听说威名素著的曾国藩前来，天津百姓纷纷传说起一则新的谣言，那就是皇上“专调曾国藩来天津驱逐洋人”。他们这些爱国民众，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都摩拳擦掌，等着和洋人们决战，把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洋人杀光，还我天朝上国的清净。

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为了平息这种浮嚣的民气，在前往天津的路上，他写好了一篇文告《谕天津士民》。曾国藩向天津绅士百姓声明，他此行不是为了开战而来：“出示弹压，但言奉命查办，决计不开兵端。”[《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299页。]把汹汹好战之心先都收起来。

此文一出，全体天津人都有点莫名其妙，搞不懂曾大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曾国藩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贴出的告示，入夜便被人撕毁；还有人在告示所署‘曾国藩’名字上，挂一缕白麻，表示曾国藩为洋人披麻戴孝。”[罗澍伟编著：《引领近代文明：百年中国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但是这道告示确实有效地刹住了鼓动战争的舆论，大家都明确地知道曾大人肯定不会和洋人开仗了。那么且等着看曾大人下一步会怎么做。

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又走了一步棋。他听从崇厚的建议，致信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各官，打算先把天津的几个地方官撤职查办：“拟先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亦可稍塞洋人之口。”[《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299页。]

把这三个人撤职，一是曾国藩认为地方官确实有责任。天津知府未经详细调查就发布确认有人迷拐的告示，操之过急。天津教案发生前，天津百姓已经喧闹多日，情形日益紧张，这几名地方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特别是带武兰珍到教堂对质后没有立刻向围观民众公布对质结果，对教案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数事，应该予以撤职。

另外，此举也可以让法国人心平气和地开始谈判。天津教案的处理原则，是让法国人“消气”，避免战争。法国公使已经表明态度，要严惩中国地方官，所以这样做可以向法方表示中方认真处理此事的诚意：“该使要求之意甚坚，若无以慰服其心，恐致大局决裂。”[《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89页。]

然而撤掉三个很得民心的中国官员，令曾国藩更大失天津人心。人们本来认为大帅到来，会继续追究洋人责任。没想到下车伊始，竟然就宣布决不开战，而且还拿下三名中国官员。难道大帅也变成了汉奸吗？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样处理会激起舆论不满。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我们在此前讲过，曾国藩的对外观念，前后发生过巨大变化。在一开始，他也是和大清王朝的普通官民一样，是单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认为对外当然应该强硬。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他认识到中国和列强在军事上的巨大差距，特别是海上力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他对彭玉麟分析说，中国也许能在某次局部战争中取胜，但是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根本没有取胜之道：

中国现在军队战争力不行，几乎没有海军，根本没有抵御海上侵略的能力。欧洲各国几十上百年来专意研究战争，并且一致对付中国。我们能在一个口岸防范，却不能防范所有口岸。也许能侥幸在一场战争中取胜，却无法常年与西方对抗。能够抵抗一国，却无法与各国同时作战。今天为了发泄民族情绪打一场仗固然不难，但是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曾国藩一贯主张“明强”，就是说，在判断分析形势基础上，才能决定是使强还是使柔。中国和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太大，避战显然是明智的选择。“故……办理此事，不惮委曲迁就，躬冒不韪，冀以消弭衅端。”[《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15页。]所以他才定下“不开兵端”的宗旨。

至于将三名中国官员撤职，以向法方表示中国处理此案的诚意，则是基于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的“诚信”外交观。关于曾国藩的诚信外交观，我们在前面洋务运动一章已经有详细阐述。

正是基于诚信外交的思路，曾国藩把处理教案的核心，放到了查明“挖眼剜心”到底有无其事上。

曾国藩深知，教堂是否有主使迷拐和挖眼剖心之事，是此案之“关键”。曾国藩说：“总以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确有证据，为案中最要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7页。]

如果果然如天津百姓所说，教堂雇人“迷拐”中国儿童，“挖眼剜心”用来做药，那么此案就是洋人理亏，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公布他们的野蛮行径，他们也自然难以提出非理要求。如果这些都是子虚乌有，那么显然是中方理亏，只能认错赔钱，老老实实处理罪犯。

朝廷对曾国藩的这一说法也十分赞成，慈禧太后批示说：“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7页。]

从表面上看，朝廷和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有高度共识。然而，他们对这一“关键”的判断其实是不同的。

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以前，处理过扬州教案，那次经历让他明白，所谓洋人挖眼剖心应该并无其事。

和天津教案一样，1868年8月22日发生的扬州教案，也是因谣言而起。案发前，扬州城内哄传传教士爱挖人的眼睛，爱吃中国小孩子的肉：“教士系耶稣教匪，遇有临死之人挖取眼睛，所盖育婴堂系食小儿肉而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611页。]但是曾国藩调查之后发现，这些纯粹是子虚乌有，婴儿的死亡是因为疾病与保姆照顾不周：“婴孩死伤虽多，并无挖眼挖心等弊；是医生与乳妈之咎，并无教主之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英国议会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6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25页。]

但是慈禧太后和朝中一些大臣却对谣言半信半疑。“太后亦信仁慈堂存有眼睛等物，其谕曾国藩曰：‘百姓毁堂，得人眼人心，呈交崇厚，而崇厚不报，且将其销毁’，饬其访查。”[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年，第207页。]慈禧相信一些人的传言，认为百姓已经从教堂里找到了一些人眼人心作为证据，可惜被崇厚给销毁了。所以朝中很多人希望曾国藩能在教堂中起出眼睛心肝等物，把洋人罪责公之天下。

因此曾国藩决定由此入手，拿出有说服力的调查结果，用有力证据来说话。这样才能说服中国各个阶层，接受教案的处理结果。

曾国藩到天津后，士绅百姓纷纷拦轿陈情，前后有数百人之多，要求总督大人惩办洋人。曾国藩一一细问，谁见过洋人挖眼剖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确证。“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

曾国藩于是发出通告，谁要是亲眼见到洋人挖眼剖心，或者有确凿证据证明洋人做过这样的事的，欢迎大家前来呈告。

然而，一个人也没有。

接下来曾国藩又查问，既然天津城内迷拐传闻如此之多，吓得家家闭户，那么肯定有很多人家的孩子被拐走了。他又查各官府的档案，看看有没有百姓前来报案。

然而，一家也没有：

查来查去，只查到一个可笑的传闻。据说在教案当时，还真有人从教堂的地下室里搜得被指证为“系婴儿目珠”的两瓶东西，交给崇厚，结果打开瓶子细看，“见瓶中所盛者，原系西产之圆头葱，腌收以供菹品者也”。原来是腌制的洋葱：

经过“连日细查衅端”，连续提取证人，曾国藩对挖眼剖心一事的真实性基本否定，认为是不实传闻，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举出实证，更别说有被挖的心、眼等器官出现。

而迷拐一案也无实证。曾国藩一一询问了从仁慈堂里“救出”的妇女、幼孩一百余人，经讯都供说“系多年入教、送堂豢养，并无被拐情事”[《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298页。]。西方人记载说：“官方审讯了几百人，其中150人是宗教机构的工作人员，但没有一例发现了事实上的绑架，也没有任何挖眼掏心的证据。所有的指控都是基于街谈巷议，与湖南、扬州或直隶其他地方的类似指控一样没有得到证实。”[［美］黑尔著，王纪卿译：《曾国藩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

经过调查取证后，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力辩挖眼剖心之事的虚妄不实。

曾国藩汇报了他的调查经过和调查结果。说经他多日调查，“教士迷拐”“挖眼剖心”等传言，均皆毫无实据。

湖南、江西、扬州、天门、大名、广平教案，都出现过各种檄文和揭帖，或者说教堂拐骗丁口，或者称教堂挖眼剖心，或者称教堂诱污妇女。事后证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

接下来，曾国藩又开始详细分析天津教案的原因。首先他根据崇厚的意见，为西方人做了一些辩解。他知道这道奏折肯定会发抄于外，洋人能够看得到：

也就是说，杀死孩子，割心挖眼，这是那些野蛮落后的民族都不干的。英国法国等西方著名大国，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所以康熙皇帝的时候才允许他们传教。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凶残，圣明的康熙皇帝怎么会容纳他们？西洋人致力慈善事业，为此花了很多钱，却得到这样的骂名，所以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话，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也许感觉说得在理。但是在晚清，敢说这样的话，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曾国藩知道如此为洋人说话，肯定会激起中国人的反感。因此为洋人说完了话，曾国藩也要为中国百姓说几句。他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强烈反感，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因为有“五疑”。哪五疑呢？

第一，教堂的大门终年关闭着，看起来神秘莫测，而且房屋都修建了地下室，所以很容易被中国人怀疑是为了囚禁幼孩用的：“（教）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其致疑一也。”

第二，有的人到仁慈堂治病，结果就被劝入了教，留在那里不回家，所以被中国怀疑是不是为药所迷：“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因谓其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

第三，传教士为濒临死亡的人举行洗礼，用水淋脸洗眼，让中国人感觉非常诧异：“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其致疑三也。”

第四，教堂里有不同的区域，有的母子同在教堂内，却经年不得相见：“堂中院落较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4页。]

第五，今年教堂中死人过多，死者的胸腹先腐，于是浮言大起。“时堂中死人过多……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曾国藩总结说：

也就是说，百姓们平时经常听到挖眼剜心的传言，又有这五种可疑之处，所以已经非常怀疑愤怒。等到出现人贩子拐人及婴儿尸体残缺等事，自然怒不可遏。等到丰大业对中国官员开枪，终于激起事变。

曾国藩精心撰写这道奏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希望他的这次调查，可以终止挖眼剜心的传闻继续流传，以免再激起新的教案。

曾国藩说，天津教案不是特例，事实上，多年以来，各地教案都是因为这类传言而起。

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3～494页。]

曾国藩接下来说：

也就是说，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教案过后，朝廷不得不一再处理中方凶犯，一再向外国赔款道歉，但是从来没有由官方明确指出这些檄文和揭帖的不实之处。所以这么多次教案之后，这类传言还一再重复，再次激起新的教案。主要是因为官方不敢为外国人说话，怕引来民众不满。

因此，想办法澄清此类谣言，对防止再次发生教案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请朝廷明降谕旨，宣布从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以防日后再有这类谣言滋生。

这其实也是西方外交官的看法。镂斐迪说：

应该说，曾国藩的奏折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历来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如此这封奏折得到广泛传播，无疑会起到促进中外双方和解的作用。

但是，令曾国藩无法理解的是，内阁在发抄这封奏折时，居然将为中国人说话的“五疑”的关键内容删掉了。这样一来，这道奏折就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

曾国藩看了《邸报》，目瞪口呆，既然要把奏折公开，为什么要断章取义？他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

果然，此折一出，朝野上下无不哗然，物议沸腾。曾国藩居然说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宗教，说育婴堂是“仁慈”之行，甚至还说什么“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是文明的国度。这实在是太出格了，太崇洋媚外了。鬼子之国，只能称为鬼域，岂可称为大邦？

曾国藩一下子成为人民公敌。想不到被人们寄予了无限期望的曾大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卖国贼！

曾国藩在十一月初一日给彭玉麟的信中写道：

在北京城中，舆论的力量的确惊人，一场“反曾运动”猝然兴起。就连先前以曾国藩为自豪的湖南人也不买账了，湘江士子冲入了湖南会馆，把曾国藩亲笔题写的牌匾砸得稀烂，还烧毁了曾氏手书的一副对联，还要求开除他的会籍。在京的湘籍官员更是联名致书曾国藩，对他大加抨击。甚至与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也写信表示要和曾国藩绝交，朝野内外，一时“谤议丛积”。[《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08页。]

曾国藩虽然对名声受损的情况有所预料，但还是没想到情势会如此汹汹。他非常痛苦，在家书中说：

我们看他这一段写给朋友的信中，无一不有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曾纪泽回忆说：“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

那么，朝廷为什么这么做呢？

关于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中一直有两种激烈对立的观点。

朝中直接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一些人，比如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一些主官，属于开明派，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他们认为此案是中国方面理亏，所以只能退让。

但是更多的人却不这样认为。

首先就是慈禧太后。她一直认为，教堂迷拐中国人做药，是理亏在先，因此只要牢牢抓住这一点，找到教堂迷拐以及挖眼剖心的证据，就抓住了外国人的软肋。

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时，慈禧才二十六岁，她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世界现状也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政变中她亲书的密谕现在影印公布，不但字迹歪歪扭扭，二百多字中，错字多达十六个。这证明她入宫前所受的教育是非常可怜的。文化水平低决定了她相信迷拐及挖眼剖心之实有其事。

曾国藩如此富于逻辑性的汇报没能打消慈禧的怀疑。她进一步通过秘密渠道，让军机大臣发密寄追问曾国藩到底怎么回事：

那些眼睛和人心不是说有确切证据吗？难道是你们给毁了？她怀疑曾国藩查找不力，甚至为了顺利结案，故意袒护洋人。

除了慈禧太后之外，当时的满族亲贵，大部分都是坚定的排外主义者。早在同治六年（1867），惇亲王奕誴就提出全部驱逐洋人，“外洋之入内地，原应筹划所以自强，而驱之出境”[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7，中华书局，2008年，第2585页。]。这些在内地的洋人，本应该全部赶走。醇郡王奕譞也完全赞同这个意见，而且提出了六条办法，其办法主要就是由官方劝百姓攻打烧毁各地教堂，“饬下各督抚设法激励众民”，“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7，中华书局，2008年，第2590页。]。烧教堂，抢洋货，杀洋商，沉洋船。这正是多年后义和团运动的思想原型。可见当时亲贵们的知识结构和心态。

这次教案，奕譞再次发表意见奏称：“事之操纵固难，理之曲直自在，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虽然洋人不通道理，但是此事正可以用来激励中国百姓与洋人为仇。民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激其忠义之气，则藩篱既固，外患无虞。”[蒋廷黻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81页。]对天津百姓，应该鼓励，而不是镇压。这样可以保护他们的爱国热情。从慈禧到其他亲贵都认为，处理此案的关键是万不可失去民心，因为“民心”可用。在他们看来，民间对洋人的愤怒情绪，是可以倚重的重要力量。

对这种思路，曾国藩是明确反对的。早在1868年6月，他就曾在致郭嵩焘的信中说：“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明知小民随势利为移转，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指外国）所笑耳。时名之不足好，公论之不足凭，来示反复阐发，深切著明，鄙人亦颇究悉此指。”[《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397页。]

也就是说，统治者不应该凭着汹汹民意与外国开战。百姓是随势利而转移的，并无定见，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时，热衷于低成本爱国。但一旦有事，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事实上后来义和团运动，也没有多少“大师兄”是死于与洋人作战。秦晖先生对此有专文论述。]，因此并不足以依恃。鼓动排外热情来对抗外国，只能被人家笑话。办理外交，不能汲汲于个人名声，不能被无定见的舆论裹挟。

然而醇郡王奕譞的建议，却得到大学士李鸿藻和倭仁的大力赞同。朝中的清流此时都站到了曾国藩的对立面。就是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中央在发布曾国藩奏折时，做了这样的处理。

朝廷这样做，可以把曾国藩贴上卖国软弱的标贴，将民众对朝廷的仇恨转移到曾国藩身上：是曾国藩软弱，而不是朝廷软弱。这样就可以不失民心。朝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他曾国藩没有办好。

所以随后所发的上谕亦含有责备曾国藩之意：“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