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被选任为翰林庶吉士。庶吉士期满，任翰林院检讨。道光帝二十三年（1843），翰林院大考，曾国藩名列二等，升任侍讲，并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四年（1844），担任教习庶吉士，转任侍读。道光二十五年（1845），先后担任詹事府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又担任会试同考官、日讲起居注官。道光二十六年（1846），担任文渊阁直阁事。道光二十七年（1847），翰林院大考，再次名列二等，被提升为内阁学士，并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八年（1848），检查中书科事务。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任礼部右侍郎，并暂代兵部左侍郎职务。

道光三十年（1850），文宗（咸丰帝）即位。曾国藩上奏：

“现在最应该注重的，在于对人才的使用。国家并不缺乏人才，但是怎样培养人才并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就全靠皇上的妙用了。用人之道，包括思想引导、培养教育，以及考核审查，三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以臣看来，现在京官办事有两大通病：一个是遇事退缩，缺乏担当；一个是拘泥于琐碎的事务，缺乏长远的眼光。而地方官做事，也同样有两大通病：一个是敷衍搪塞；一个是糊涂马虎。这是长期以来苟且因循养成的毛病，官员们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肯奋发作为。将来国家一旦出现危难，必定会缺乏担当大任的栋梁之才。但是，急于求才，又怕一些急躁冒进的人借此投机获得高位。

以臣的愚见，想要让人才出现在既定的法度之内，最好是让他们从事学问，而且皇上一定要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把握住改变社会风气的根本。臣研究发现，圣祖皇帝登基后，用心于学问，儒臣每天都要进宫为圣祖讲课，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召见大臣时，也经常与他们反复讨论学问。所以，当时人才济济，尽心于学问的人非常多。康熙末年出现的那些学识渊博、才能卓越的人，大半都是由圣祖皇帝直接或间接教诲引导而成的。现在皇上正当盛年，年富力强，与圣祖皇帝请大臣讲学时的年龄相仿。臣请求皇上在大丧二十七个月期满后，也实行每天请儒臣进宫讲学的制度，并将这种制度推广至全国，使大清臣民都能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在召见群臣时，可以从容辩论诘难。发现没有才学的官员，就勉励他们去学习，以求彻底改变他们敷衍疲软的作风；发现有真才实学的大臣，更应该勉励他们学习，以改变他们刚愎自用、刻薄傲慢的习气。这样坚持十年，国家的人才状况肯定会大有起色。这就是所谓的引导之道。

内阁、六部、翰林院，都是人才荟萃的地方，朝廷上的执政大臣、地方上的总督巡抚等大员，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这些地方的人才，皇上不可能一一详细了解，因此，对于这些人的培养就必须责成堂官去完成。而所谓的培养，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悉心教诲，二是考核甄别，三是推荐举用，四是破格提拔。首先，堂官对下属司员的一句夸奖，就能让他们深受感动，从而振奋有为；同样，堂官的一句责备，也能让下属司员心生敬畏，从而改正错误。因此，堂官对司员的教诲不能放松。不除掉荆棘，兰蕙就会黯然失色；不除掉害群之马，千里马就会志气沮丧。因此，对司员的考核甄别也同样不能放松。嘉庆四年（1799）、十八年（1813），仁宗（嘉庆帝）曾先后两次下令让六部以及都察院各自保举司员，这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吏部主事的身份被赏赐人参，并提拔为广西太平府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也由主事直接到翰林院任职，入南书房。这都是破格提拔的先例。打个比方，人才就好比庄稼，堂官的悉心教诲就好比耕耘播种，而考核甄别则好比除草，保举推荐就像灌溉，而破格提拔则好比降下及时雨，禾苗因此而茁壮成长。堂官经常到官署，就像农夫每天到田间地头，这样才能熟悉农事，掌握苗情。而现在各个衙门的堂官，大多是在内廷办公的大臣，有的长年累月不能到官署，除了那些必须在官署办公的掌印、主稿等官员外，更高级别的官员，司员一个也不认识。这就像在一块田地里，听任禾苗与杂草一起生长，农夫却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上面提到的悉心教诲无从实行，而考核甄别也同样惰废。近来，皇上下诏让臣工们保举人才，但所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地方官员，而没将京官纳入。这样看来，对于人才的培养，也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啊！

这几年来，六部中的官员日益增多，有的二十年都没有一次外放补缺的机会，有的一生也没有做主稿的机会。内阁、翰林院的员额也几乎是过去的三倍，从而导致很多人十年都不能得到一项职务，也没有一次升迁的机会。而堂官大多在内廷值守，本来就分身乏术，难以到官署办公，再加上有些堂官同时管理多个部门，即使有德才兼备的人，也很难得到堂官的青睐，又怎么会被皇上所知晓呢？数以千计的人才就在眼前，而不能被培养任用，实在太可惜了！臣愚钝，请求皇上对此事稍加斟酌思量，让每部有三四名堂官不必到内廷值守，让他们每天到官署中办公，和司员们相互勉励。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应该有不必到内廷值守的，而留在翰林院，与编修、检讨们等相互切磋、相互熏陶，确保每个长官对下属官员的性情、品质等方面都能有全面的了解。皇上可以不时询问，让他们陈述哪些人有才干，哪些人正直，哪些人有小聪明，哪些人可以担当大任。通过询问，不仅能够对属官的优劣一目了然，还可以看出堂官的优劣高下。通过以上多方面的了解，八大衙门（内阁、六部、翰林院）中所有的人才皇上都能够了然于胸。对于那些属官而言，只要自己的姓名能被皇上知晓，即使不升官晋级，也会感恩不尽。如此一来，保举推荐的途径，考核甄别的办法，都可以按照原来的制度依次施行。皇上还可以偶尔破格提拔，那些特别优秀的人才一被提拔，就会激励更多的人，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法。

古代考察官员，询问事务和考察言论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因循旧例，大事都要请旨，根本看不出官员的才干，所以不如考察他们的言论。然而皇上召见臣下回答问题时，帝王的威严就在咫尺之内，臣下不敢说得太多，这样的话，不如通过奏折来考察他们。国家的惯例，在朝廷之内，从六部长官、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到六科给事中及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朝廷之外，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员，都有上书言事的职责。各省的道员，也给予了专折奏事的权力。然而十多年间，六部长官、都察院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中竟然没有一个人陈述过时政的得失，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没有上过一道折子述说地方的利弊，六科给事中及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奏章中竟然没有一句话谈及圣上德行的好坏，没有一道折子参奏过大臣的过失。这成为一时的风气，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本朝以来，进言匡正君主德行的，如孙嘉淦以‘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规劝高宗皇帝，袁锐以寡欲劝谏大行皇帝，都受到先帝的下旨嘉许并采纳。举报弹劾大臣的，如李之芳弹劾魏裔介，彭鹏弹劾李光地，这四个人后来都成为本朝名臣，他们的事迹至今传为美谈。直言不讳的美政，没有比我朝更兴盛的了。

皇上即位之初，专门下诏让大臣积极上书言事，皇上褒奖并答复倭仁的圣谕，臣读后十分感动鼓舞，然而其中仍然有一些过虑的地方。皇上恳切地请群臣上书言事，大臣们纷纷上奏，有些是分条陈述政务，却有很多雷同；有些是弹劾大臣的，但是其中很多有揭发别人阴私的嫌疑。臣愚钝，希望皇上能坚持原来的想法，以奏折作为考核臣工的工具，永远不要厌烦。至于雷同的奏折，不必交给群下讨论；至于涉及人身攻击的，不必抄送下发即可。除此之外，鼓励群臣上奏言事就只有益处，没有害处了。现在想考核九卿是否贤德，只要召见他们奏对就可以了；考核科道是否贤能，可通过三年一次的京察；考核司道是否贤能，可凭借督抚的评语。如果每个人都能提意见，并让它们相互验证，那结果岂不是更加真实？以上说的是考察的方法。”

奏章呈送后，文宗下旨称赞曾国藩所奏恳切清晰、切中事理，定于一百天后举行日讲。曾国藩逐条陈奏日讲的事项：一，确定日讲设官的制度；二，日讲官的人数；三，每天进讲的日讲官人数；四，日讲官应该用哪些人；五，保举日讲官的方法；六，进讲的地点；七，进讲的礼仪；八，进讲的时间；九，所讲的书籍；十，陈讲的原则；十一，复讲的方法；十二；编纂讲书；十三，讲官体制；十四，进讲的年数。奏章下发各部讨论，没有通过，最终不能实行。

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暂代工部左侍郎。咸丰元年，暂代刑部右侍郎，充任武举考试正考官。咸丰二年（1852），暂代吏部左侍郎，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适逢母亲去世，奔丧回原籍。不久，太平军进攻湖南，围攻长沙，没能攻克。又转而进攻武昌，将武昌攻陷。接着，又连续攻陷沿江郡县，长江以南的官吏百姓都非常震惊。十一月二十九日，文宗命令曾国藩与湖南巡抚一起办理本省的团练，围剿土匪。这时，塔齐布正以都司的身份代理抚标参将，曾国藩上奏称塔齐布勇敢耐劳，很受百姓爱戴，并担保说，如果塔齐布将来打仗不力，自己愿意与他同罪。曾国藩向文宗请旨奖励塔齐布，希望专令他督队剿贼。这时，太平军攻下南京，沿着长江逆流向西，攻下了安徽、湖北的郡县。

文宗因为曾国藩训练的乡勇十分得力，剿匪卓有成效，命令他迅速赶往湖北剿灭太平军。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之所以能在长江上横行无阻，是因为江中没有得力的官兵防守。于是，他驻扎衡州制造战船，操练水军，并劝捐补充军费。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督师东下，与太平军在岳州交战，又在靖港交战，均失利。朝廷下旨免去他的职务，但仍准许他专折奏事。这时曾国藩已经派杨岳斌、彭玉麟与塔齐布在湘潭联合进攻太平军，大胜，收复了湘潭，太平军退到了岳州驻守。这年七月，曾国藩攻克岳州，毁掉了太平军的战船。太平军从水路逆流而上，进攻湘军，两次被打败。于是曾国藩与塔齐布分水陆两路追击，从城陵矶一直追出二百多里，将太平军剿灭干净。朝廷赏他三品顶戴。九月，收复了武昌、汉阳，在襄河将太平军的战船一把火烧光。朝廷赏曾国藩二品顶戴，代理湖北巡抚，赏戴花翎。不久，因为曾国藩坚决推辞，朝廷改赏他兵部侍郎衔，令他处理军务，不必代理巡抚的职位。

曾国藩提出三路进军的策略，上奏说湖北的太平军已经剿灭干净，返回老巢继续顽抗的太平军大多集中在兴国、蕲州、广济等处。从巴河到九江，每一河段都有太平军的战船。他计划让塔齐布由南路进攻兴国、大冶。湖北总督派兵从北路进攻蕲州、广济，他自己带兵从长江顺流而下，与陆军相互配合，进剿贼军。文宗批准了他的奏请。于是曾国藩率领水师顺流而下，连续攻破太平军的营垒。蕲州太平军前来侵犯时，连续两次将其击败。塔齐布也收复了兴国、大冶。这时，太平军以田家镇作为老巢，蕲州作为支援，从蕲州至田家镇四十余里的路程中，都在沿岸修筑了土城，设定了炮位，对着江内轰击，并在江面上横设了铁锁，试图阻挡曾国藩的水师。南岸的半壁山、富池口都驻守了大批精悍的太平军，其战船也往来密集。曾国藩认为要想攻克田家镇，必须先夺下南岸。十月，罗泽南在半壁山大败太平军，攻克南岸。接着，曾国藩布署诸将将战船分为四队，第一队堵住太平军从下游往上进攻的路径。第二队准备炉、剪、锤、斧等工具前去切断铁锁。这时，太平军的炮船前去救援。第三队上前围攻，击沉了太平军战船二艘，太平军不敢再靠近。没过多久，第二队将横在江面上的铁锁熔化断开，太平军非常惊骇，乘船逃走。第四队沿着长江追击，一直追到邬穴。这时，突然刮起了猛烈的东南风，太平军的战船无法前行，官军将他们围到一起，点火焚烧，火光冲天，百里外都能看到，死去的太平军尸体漂满了江面。这时，陆军从半壁山一冲而下，击溃了田家镇、富池口的太平军，蕲州的太平军逃走。这场战役，共歼灭太平军数万人，击毁船只五千艘，又成功地与塔齐布一起收复了广济、黄梅、孔垅口、小池驿，完全肃清了长江上游的太平军，然后进兵围困九江。

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文宗认为曾国藩指挥有方，赏他穿黄马褂，并赏赐给他狐腿黄马褂、白玉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各一个。曾国藩派遣水军进攻湖口、梅家洲，希望能够打通江西的粮饷运输通道。经过大小十多次战斗，两千多精锐的士卒陷入鄱阳湖，遭到湖口太平军的猛烈进攻，水师被分成了两部分。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进兵武昌，乘夜色分路从小池口偷袭并焚烧曾国藩的战船，曾国藩的水师作战失利。几天后，大风又毁坏了十几艘战船。曾国藩把剩余的战船派由李孟群、彭玉麟及胡林翼所带领的陆军带回支援武汉，他自己则前往江西制造战船，招募兵勇，增设新水师。新水师连续在姑塘、都昌击败太平军。接着，曾国藩指挥军队进攻湖口，大败太平军。七月，塔齐布去世，曾国藩迅速赶往九江接管塔齐布的军队。八月，水师收复湖口。九月，曾国藩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

当时，九江久攻不下，曾国藩认为自己长期用兵而没有功绩，向朝廷请罪，要求严厉惩处。文宗下旨说，曾国藩统领水师，屡建战功。到九江后，虽然没能迅速收复城池，但鄱阳湖的太平军都已清剿干净。他请求严厉处罚自己的地方，都加以宽赦。

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首领石达开率军至江西，江西多个郡县被攻陷。曾国藩迅速赶往省城，派遣彭玉麟率领内湖的水师退守吴城，加固内湖的防守。派李元度返回抚州剿灭太平军，从而保卫广信。诸将分头扼守要害之地，先后收复了进贤、建昌、东乡、丰城、饶州，连续击败了抚州、樟树镇、罗溪、瓦山、吴城的太平军。然后，与前来增援的刘腾鸿、曾国华等率领的湖北军队会合，一起在瑞州大破太平军，收复靖安、安义、上高。从此，从江西通往湖南、湖北的水路便畅通无阻了。咸丰七年（1857）正月，又收复安福、新淦、武宁、瑞昌、德安、奉新，军威大振。不到一年，石达开战败逃走，江西平定，这都是曾国藩的功劳。

二月十八日，曾国藩因父亲去世要回家守丧。文宗下达圣谕：“曾国藩身在江西，现在正是军事紧急的关键时刻。古人染黑丧服，从军作战，原本就可以夺情，不同意曾国藩回乡守孝。但考虑到他性格素来谨慎，之前因为母亲丧期未满，授给他官职而力辞；如今父亲去世，如果再不让他回家奔丧，就无法让他尽孝。因此准他三个月的假期，让他回乡料理父亲的丧事。”不久，曾国藩上奏，坚持请求守满三年丧期。

文宗下诏说：“曾国藩原本为母亲守孝返回原籍，奉朕的旨意帮办团练。当叛贼大肆骚扰湖北、安徽的时候，能立即统领湖南的水师上阵杀敌。几年来，战功显赫，忠心耿耿，朝廷上下都清清楚楚。曾父麟书因为听说水师偶尔受挫，马上让儿子曾国华率领兵勇前来增援，不惧路途遥远，果真是满门忠义。朕内心深为赞许。现在曾侍郎国藩三个月的假期即将结束，又请求守满三年丧期，并援引去年贾桢奏请守满三年丧期获得允许的例子。朕看他言词恳切，难得他身为人子的一片孝心。只是现在江西战事还没有停息，曾侍郎所率领的楚军向来听从他的指挥，而当前剿贼任务紧急，因此假满后应当立即回营，报效国家。曾国藩身负统率大军的重任，不是贾桢所能相比的。命曾国藩依然遵照前面旨意，假满后立即前往江西督办军务，并代理兵部侍郎，以便于统率军队。等到九江收复，长江太平，朕必定会再赏给假期，让他回家乡去办理丧事，使他忠孝能得两全，不留遗憾。曾侍郎殚精竭虑辅佐君主，就是能够继承父亲教给他忠心报国的赤诚，应当得到天下后世所有人的体谅。”

曾国藩再次上奏说，江西各军营中跟往常一样安定，不必他亲自前去安抚驾驭，并竭力陈述他才能不足，不足以救国济民，心中惶恐不安。先秉承皇上旨意免去兵部侍郎的职务，暂时在家守孝，江西战事一旦紧急，便立即前往军营，领兵作战。

咸丰八年（1858）五月，奉命办理浙江军务，率领部队救援福建。福建太平军分路进犯江西，曾国藩派李元度在广丰、玉山两地将其击败，张运兰收复安仁。这时曾国藩驻扎在建昌，东、南、北三面都是太平军。曾国藩分析，东路连城太平军的势力已经衰弱，福建的战况不必担心；北路的景德镇才是整个战局的关键，比南路的信丰更为重要。于是派张运兰进攻景德镇，萧启江追剿信丰的太平军。咸丰九年（1859），萧启江在南康打败太平军，攻克了新城墟池江的太平军老巢；接着收复南安，解除了信丰的包围。太平军逃到湖南，眼看就要从广东、贵州进入四川境内。曾国藩立即命令萧启江紧急奔赴吉安，接应湖南。张运兰收复了景德镇、浮梁县，江西的太平军被清除干净，残部逃往安徽南部。曾国藩奉命防守四川，走到阳逻时，又接到文宗的圣谕，认为安徽省的局势日益紧张，决定让曾国藩率军从湖北分路围剿安徽的太平军。

曾国藩返回巴河驻守，整理器械粮食，然后上奏说：“自从洪秀全、杨秀清发生内讧，镇江收复，南京匪首的气焰早已衰弱。只剩下陈玉成在长江以北横行无阻，勾结捻匪，并在庐州、浦口、三河等地方多次打败我军水师，因而使安徽北部的战局每况愈下，江南贼军的粮饷一直源源不断。要想消灭各路贼军，必须先攻下南京。要想攻下南京，必须先在滁、和两州驻扎重兵，然后才能摧毁南京的屏障，切断芜湖的粮道。要想在滁、和两州驻兵，必须先围困安庆，攻破陈玉成的老巢，同时攻打庐州，因为这是陈玉成必须救援的地方。进兵必须分成四路。南路顺长江而下，一队从宿松、石牌攻取安庆，一队从太湖、潜山攻取桐城。北路沿山路前进，一队从英山、霍山攻打舒城，一队从商城、六安攻取庐州。南路军驻扎石牌，与杨岳斌在黄石矶的军队相呼应；北路军到达六安，与寿州的军队相呼应。”曾国藩请求自己亲自攻取安庆，让多隆阿、鲍超攻取桐城，胡林翼攻取舒城，李续宜攻取庐州。奏折呈上后，文宗批准了。

咸丰十年（1860）二月，太平军首领陈玉成进犯太湖，被曾国藩分兵击败。四月，朝廷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代理两江总督。六月，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江南军务。七月，下令将安徽南部的军务全归曾国藩督办。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进驻祁门，促令杨岳斌、彭玉麟、曾国荃、鲍超等将领率领水军、陆军夹击太平军，实行逐层扫荡的计划。先后收复了黟县、都昌、彭泽、东流、建德、休宁、徽州、义宁。驻守安庆的精悍太平军约有几万人，久攻不下。曾国荃、多隆阿等将安庆包围起来。陈玉成前来救援，诸路官兵将其击退，然后攻下安庆城，城内的太平军没能逃走一个。接下来又收复了池州、铅山、无为、铜陵及泥汊、神塘河、运漕、东关各处要隘。朝廷赏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命他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总兵及以下的官员都归他节制。

曾国藩极力推辞，穆宗（同治帝）不允许，下旨说：“先前命令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节制江浙等省的巡抚、提督、总兵，统一处理事务的职权。曾国藩上奏说自从他担任两江总督以来，对安徽没有功劳，对江苏有很多歉疚，并陈述用兵的关键，认为要注重人和，不崇尚权势；要注重实际，不追求虚名，恳请朝廷收回成命。朕内心对此很是赞许，现仍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以求获得实效。曾国藩再次上奏陈述自己的心意，说现在数路军队出征，领兵的将帅很多，如果将帅的权力太大，恐怕会开启后世军队争夺权势的风气，同时也需预防以后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从这些话中，足以看出他谦让恭顺、深谋远虑，有古代大臣的风范。在曾国藩来说，他有心远离权势，应当有这样的想法。但在国家来说，厚待依赖重臣，应该授予他大权，以前也有这样的先例。曾国藩通晓军事，忠心为国，朝廷内外尽人皆知，当前江浙军务紧急，百姓困苦，我两宫皇太后为国家安定终日操劳，每每想到江南的战事就忧虑不安，若不是曾国藩满腹忠诚，朝廷怎么可能轻易赋予他大权？因此，这四省所有的官员自巡抚、提督、总兵以下仍然归他节制。曾国藩务必以军事为重，全力攻剿叛匪，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不要再推辞。”

之前太平军围困杭州，曾国藩连续收到救援浙江的命令，发咨文令太常寺卿左宗棠率领军队前往浙江，下令张运兰、孙昌国等水陆各营军队都归左宗棠调度，以增强他的兵力，并拔给他钱粮税金以清还他所部长期以来的欠款。并上奏称左宗棠以前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帮助其谋划军务，兼顾过好几个省的军事，他的才能确实可以独当一面。恳请皇上下旨，让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的军务。

同治帝认为浙江巡抚王有龄和江苏巡抚薛焕都不能胜任其职位，命曾国藩详细考察之后备文上奏，并迅速保举胜任的人员，等待旨意简放。曾国藩上奏说：“江苏、浙江两省叛贼肆意横行，境内的胜败安危都取决于巡抚一人。王有龄长久以来被外来军队所挟制，很难有所作为，要选择接任的人，自然是左宗棠最适合。只是当前杭州被贼兵围困，必须让王有龄在城内坚守，左宗棠从城外救援。等到形势稍稍安定，才可以变动他们的职务。至于江苏巡抚，目前确实没有手握重兵的人能胜任这一职位。现在考察臣营中有统领淮扬水师的福建延邵道补缺道员李鸿章，正直自律，才大心细，如果承蒙圣上恩典，提拔李鸿章暂代江苏巡抚，臣再拨给他一些陆军，便可让他迅速奔赴长江下游，保护那里的平安。”

最终杭州失守，曾国藩再次上奏陈述补救措施：一、令各部军队坚守衢州，与江西广信、皖南徽州形成犄角之势，先占据险要的地势，堵住贼军逆流上犯的路径。左宗棠暂时在徽州、衢州、广信这三府之间选择重要的地点驻扎，然后根据形势调动军队。总之，必须先稳固江西、皖南的边防，保护好没有被贼兵侵占的地区，再谋划剿贼的方略。二、请朝廷在浙江布政使和按察使的职位中，为广西按察使蒋益澧安排一个职位，以便让他带领所统领的五六千兵士赶赴浙江，跟随左宗棠一起筹办防务与进取事宜，这样左宗棠便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三、浙江省内的军队，依靠宁波、绍兴一带作为粮饷的源地。但现在浙江全省饱受摧残，实在无处筹集粮饷。恳请皇上下令广东海关、福建海关按月协助拨发银两，交给左宗棠为军饷。奏折呈上，同治帝一一批准了他的请求。

同治元年（1862）正月，朝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上奏称：“自去年秋天以来，臣连续蒙受浩荡皇恩，臣弟曾国荃又被任命为浙江按察使，曾氏一门在短短数月之内受到皇上特殊恩宠，并且与日俱增。臣在感激的同时，也深深感到惶恐。恳请皇上考虑到战事尚未安定，体谅臣的苦衷，在南京没有攻下之前，不要再加恩于曾家。另外，这之前臣多次得到圣旨，令我保举江苏、安徽两省巡抚，又向臣询问福建总督、巡抚的人选，令臣保举国家的大臣，并将保举的人选列出来，等待任命。封疆大吏的任免，是朝廷的大权，臣愚笨浅陋，怎么敢干预。以后有合适的人才，臣会随时上奏，希望能够满足圣上广求人才的心意。但是，广泛地推荐人才，作为朝廷备选是可以的；明确指出谁适合某个职位，直接请求朝廷任命却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国家多灾多难，封疆大吏既然已有征伐的权力，就不应再有任免官员的权力。这种风气一旦开了头，后来的弊病就会非常严重，不能不提前预防。”

不久，曾国藩派部将击退徽州、荻港的太平军，收复了青阳、太平、泾县、石埭。曾国荃会同水师，收复了巢县、含山、和州，以及铜陵闸、雍家镇、裕溪口、西梁山四个关隘。曾国藩的弟弟曾贞干（曾国葆）收复了繁昌、南陵，在三山、鲁港打败太平军。

同治帝认为曾国藩的奏折言词恳切、感情真挚，一片忠诚之心，于是不再加封曾国荃、曾贞干等人。曾国藩驻扎安庆督战，上奏朝廷请求仍把安徽省的省会建于安庆，设立长江水师提督及以下各官，向各级将领传授作战的办法，从而次第收复安徽南北府县的各个城市。曾国荃率领军队围攻金陵。苏浙太平军的首领李秀成等分路前来救援，经过大小几十场战斗，击退李秀成等。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荃收复江浦、浦口，攻克九洑洲，长江上的太平军被清除干净。因为淮南的运输通道已经畅通，曾国藩筹划恢复盐务，改为民运。上奏朝廷陈述广开销路、降低成本、保障价格、杜绝私盐的办法。同治三年（1864）正月，官军攻下钟山，将南京层层包围。六月，收复南京。

同治帝下诏说：“曾国藩自咸丰四年在湖南最先发起办理团练以来，创建水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立战功，保全了湖南各郡县，收复了武汉等城池，肃清了江西省内的叛贼。东征以来，曾国藩从宿松攻克潜山、太湖，进驻祁门，接连收复了徽州的各郡县，最终攻下省城安庆，作为剿贼的大本营。他分派水陆两军将士，谋划收复了长江下游的州郡，最终大功告成，诛灭叛贼首领，这全由该大臣的筹划周密，智勇兼备，知人善任，调遣得当。因此，对曾国藩加以赏赐，加封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加封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并赏戴双眼花翎。其余将士各按功劳加以封赏。”

当时捻匪已经猖獗很长时间，僧格林沁在曹州战死，贼军的气焰日益嚣张。同治四年（1865）四月，朝廷命令曾国藩赶赴山东一带剿捻。山东、河南、直隶三省的八旗军队、绿营及地方上的文武官员，均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在赴徐州督师前，招募新军，扩充并加练骑兵。传令调集刘松山、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带领各路军队一起剿贼。五月，捻军流窜到雉河集，曾国藩驻守临淮关，派兵将捻军击退。曾国藩先后上奏称，捻军已经成为流寇，行踪不定，应该在各地操练固定的军队，这样才能制伏到处流窜的贼兵。我从安徽临淮进军，将来安徽就以临淮为大本营，再加上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河南的周家口，这四路各驻重兵作为军事重镇。一省的军情告急，其他三省前往支援。援军的粮食医药由受援的地方供给。这样，或许能让官军往来迅速，相互呼应。

当时，捻军首领张总愚、任柱、牛落红和太平军残部首领赖汶光纠集十多万军队，时分时合，变化不定。八月，曾国藩派刘铭传在颖州击败捻军，捻军往东向曹州逃窜。曾国藩命潘鼎新死守运河，再派军队紧急赶赴山东帮助剿贼。捻军无法渡过运河，只能向南逃往徐州，占据丰县、沛县、铜山境内。九月，曾国藩派李昭庆、潘鼎新击败占据徐州的捻军。徐州丰县的捻军又逃窜到山东。十月，周盛波、刘铭传击败山东捻军。宁陵、扶沟的捻军流窜到湖北黄阪，并将其攻陷。同治五年（1866）正月，曾国藩派刘铭传大败黄阪捻军，收复黄阪城。捻军头领任柱逃回沈丘，想要夺回蒙城、亳州老巢。曾国藩派刘铭传、周盛波前往追剿。捻军首领张总愚率部分路进入郓城。三月，刘铭传、张树珊在颍州、周口击败张总愚部。捻军各部联合占据了濮阳、范县、郓城、巨野之间的地区，曾国藩派诸路军队合力将他们击败。张总愚逃往单县，任柱逃往灵璧。曾国藩驻守徐州，修理疏通运河，以加固东路的防守。同治五年（1866）五月，曾国藩派遣诸领在洋河、王家林打败张总愚部，在永城、徐州打败任柱部。当时，捻军从二月开始往北逃窜，一心想渡过运河，在曹州、徐州、淮河、泗水一带徘徊了两个多月，一直未能得逞。于是张总愚部进入河南，任柱部进入安徽。曾国藩派周盛波在陈州大败牛落红部，在乌江河打败任柱、赖汶光部。张树珊在周口打败张总愚部。牛落红、张总愚渡过沙河向南逃窜，任柱、赖汶光也逃窜渡过贾鲁河。曾国藩认为之前防守运河已经初见成效，可仿照这种方法在沙河设防，使得捻军骑兵受到阻拦，战况或许逐渐明朗。经过商讨，曾国藩决定从周家口向下至槐店死守住沙河，往上至朱仙镇死守住贾鲁河。他上奏朝廷说：“河长七百多里，因地段太长，不敢说防务已经完成，百无一失。但我必定始终坚持这一决定，不因为形势艰难而改变主意，不因为流言蜚短而中途变更，只希望这样对战况有利。自古以来剿灭流寇就没有好办法，只有注意防范，使他们不能四处流窜，不失为得一寸是一寸的方法。等河防完成，可以让河防的士兵和野战的士兵轮流换防，从而使他们保持充沛的战斗力。”六月，曾国藩派遣刘松山、张诗日在上蔡、西华大破捻军。捻军从河南巡抚派军驻防的河段突破，向东逃窜，河防失败。七月，曾国藩派刘松山、宋庆在南阳、新野大破捻军。九月，刘铭传、潘鼎新在郓城击败捻军，运河防务幸而得以安然无恙。曾国藩向朝廷陈述自己的病情。七月，同治帝命曾国藩仍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让李鸿章代他办理剿捻事务。

曾国藩请求解除实职，以散官留在军队继续效力，他在奏书中称：“朝廷体谅臣下的困难，不再让臣担负管理军队这样的重任，只是让我负责筹集军饷；不再让臣在军营中操劳，只让我回到官署调理身体。臣屡次陈诉病情，请允许我解除各项职务。臣认为，如果自己拒绝担任将帅，却乐意担任封疆大吏，便是一种追求安逸、避开危难的行为。臣一方面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一方面考虑国家大义，认为减少臣的事权是应该的，但直接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则是不应该的。因此，臣在前两次的奏折中，都请求皇上解除我的实职，但让我继续留在军营中效力。自从患病以来，我反复考虑这件事情，只有这样，臣才能安心。请皇上解除臣两江总督等职务，但准许臣仍留在周口军营中照料一切，维持湘、淮两军的军心，让所有的将领团结一心。只要臣身体许可，精力允许，一定会拼尽全力为国效忠，决不会因为已经解除军权而有所懈怠，以免违背古人鞠躬尽瘁的大义。”同治帝下旨：“曾国藩请求以散员的身份继续留在军营为国效力，充分体现了他发奋有为、不畏艰难的精神。只是两江总督的责任极其重大，而湘淮各军的军饷物资尤其需要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来筹办接济，所以说，担任两江总督与在前线指挥作战同样都是朝廷所依赖的。曾国藩自担任两江总督以来，一直都以忠诚勤劳著称，而且是朝廷特别选拔出来的，因此，完全不必担心招致逃避辛劳而贪图安逸的非议，从而过分忧虑。现命曾国藩遵照以前的旨意，仍任两江总督，以便李鸿章根据实际情况调动军队，而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曾国藩接到圣旨后，再次上奏，陈说两江总督的工作十分繁重，不是带病之躯可以胜任的。与其勉强回到原任，耽误工作，辜负皇上的大恩，不如考虑现实情况，将这个重要的职位让给贤能之人。请求皇上解除他的各项职务。同治帝再次下旨：“以前因为考虑到曾国藩患病没有痊愈，而军营中的工作又十分繁重，特地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任上，以利于调养身体。后来又因他请求解除职务，以闲员的身份在军中效力，而多次下旨令他迅速回到两江总督任上，以便李鸿章能够相机而动，剿灭叛匪。曾国藩一直以来都是国家的心腹重臣，为朝廷所倚重，且以其忠心诚信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信服。在这捻匪叛乱尚未平定，后方粮饷军火无人能够筹办的时候，曾国藩如此要求，怎么能不耽误战事呢。曾国藩应该充分体谅朝廷的用意，为国家分忧解难，怎么能够容许个人的些许迟疑和忧虑，更不能固执己见。要求曾国藩立即遵照以前谕旨，马上回到两江总督任上，以便李鸿章全力剿贼，早日取得成功。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后，遇到湘淮军事上的问题，李鸿章仍然应当向曾国藩请教，随时沟通联络。曾国藩不得再像以前一样固执奏请，只有这样，朕才能放心。”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后，咸丰六年（1667），上奏称：“制造轮船是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请求准许将江关、海关的关税酌情留取二成，一成专门用来制造轮船，另外一成酌量补济淮军军需以及增加兵力之用。”上奏得到批准。七月，补授曾国藩体仁阁大学士，仍留在两江总督任上。十二月，捻军被平定，同治帝又赏曾国藩云骑尉世袭职位。

咸丰七年（1668）四月，又补授武英殿大学士。七月，调任直隶总督。十二月，曾国藩到京城履职，被赏准许在紫禁城骑马。咸丰八年（1869）二月，曾国藩查明了因积涝而减产的洼地每亩应征收的粮食，请求根据各地的情况加以减免。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三月，上奏：“直隶的刑事案件积压太多，臣请求与直隶提刑按察使张树声加以梳理清查，现在刚刚有一些头绪，张树声却要调任山西。臣请求让张树声多留京城一年，以便清理遗留下来的案件。”同治帝下旨：“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以来，做事认真扎实，致力于整顿吏治民风，大力改变原来的陋习。同意曾国藩的请求，以便张树声能助他一臂之力。”此后，曾国藩又先后两次对下属进行考核，评定优劣，并将结果列具名单上奏。得到皇上的同意后，根据考核的结果分别给予升降任免，以此整顿吏治。当时直隶的军务废弛，廷议决定选练六军。同治帝下旨让曾国藩根据以前制定的军队训练章程稳妥办理此事。

到了五月，曾国藩上奏：“臣看到朝廷内外大臣的奏折，其中关于直隶不适合驻扎外地招募来的勇丁这一问题，讨论得已经十分详细了。招募勇丁虽然不是长久之计，但东南一带募勇已有多年，其中有一些好的办法，可以作为本次练军的参考：第一是军中行文应当简单明了。招募而来的勇丁质朴耐劳，不事虚文，营规只有寥寥数条，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文告，管理上讲求职责安排，而不讲究官衔大小。用他们挖壕沟、筑堡垒，一天就能完成；运米搬柴，一个早上就能完成。而兵首先被编入兵籍，杂务差使都有仪式礼节，行军必须要用官车，驻扎当地必须征用民夫，油滑偷懒，是长期以来的习气所导致的。而此前所制定的练军章程，竟有一百五十多条，即使士大夫也不能很快背诵理解，更不要说目不识丁的勇丁了。这些规章制度文法太复杂，官僚气太重。这是应该参考东南勇营的第一个意思。第二是事权应当专一。一营的事务全由营官负责，统领不要干涉；一军的事务全由统领负责，大帅不要干涉。近来江楚一带的优秀将领在担任统领时能够充分施展才干，通畅无阻，都是因为事权集中。现在直隶六军的统领不断更换，统领所辖的各营各哨中的文武官员，都由总督一人选派提拔。作为一军的统领，在下有翼长分担其权力，在上有总督全权掌控，统领没有选人用人、管理粮饷等事务的权力，突然让他带兵赶赴前线杀敌，士兵又怎么肯听命？再加上总理衙门、户部、兵部的层层约束，就算良将也要瞻前顾后，不敢放开做事，又怎么能够充分发挥统领的才能呢？这是应该参考东南勇营的第二个意思。第三是军中的关系应当亲密融洽。东南勇营的制度是，营官由统领亲自挑选，哨官由营官亲自挑选，什长则由哨官亲自挑选，勇丁则由什长亲自挑选。这种层层选拔的方式就像一棵大树，统领是根，由根而生树干，由树干而生树枝，由树枝而生树叶，都是一气贯通的。因此，士兵的口粮虽然出自国家，但他们却都感激营官选拔的恩情，像是受了营官个人的恩惠。军中上下级平时就有这种恩情相连系，到了战场上自然也会共患难、相照应。现在练军的士兵，离开他们原来的军营和驻地，调入到新哨新队之中，他们的选拔都是原来军营决定的。新队伍的营官没有决定这些士兵去留的权力，而又没有其他可以优待、奖励士兵的方式，所以，上下级之间感情疏远，彼此的情意不相通，遇到危急情况，又怎么能够依靠他们呢？这就是虽然有参考勇营的意思，却难以做到的原因。

臣又听说各营的练军都有冒名顶替的弊病，防不胜防。士兵所分的粮饷不能养活自己，便经常做些小生意小手艺来补贴生计，这种状况各省都很普遍。直隶六军把其他地方的士兵调到直隶训练，一名士兵的练饷是二两四钱，在练营中支取；底饷一两五钱仍在原军营中支取。士兵不愿意离开家乡，往往选择留在原来的军营，再在练营附近雇用他人顶替，受雇的人替他参加点名和出操。一旦遇到战事需要远征，受雇的人又不肯出征，于是又转而雇用乞丐或者赤贫的百姓代替。这样一来，本来只有一名登记在册的兵丁，而所用的人却变了三次；十名练兵之中，冒名顶替的超过了一半，还怎么能期望他们有战斗力？现在寻求改变的方法，当然以杜绝冒名顶替作为开始。今后每挑选一名兵丁进入练军，马上裁减原来军营的员额。练军每增加一名兵丁，原军营就减少一名员额，底饷及练饷都归到一处发放。如果有兵丁因事被革除，便由练营招募补充，被革除兵丁的原军营不得干预。这样做，希望可以逐渐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需要酌情改变。例如骑兵不应该掺杂在步兵的各哨之中，应该另外成立骑兵营，以免与敌人作战时陷入混乱。每一队不应该增加至二十五人，而应该仍保持十人一队，使队中的士兵便于沟通调遣。诸如此类的制度，臣打算拟定一个简明的章程来重整练军，争取练满一万人，以符合朝廷殷切的期望和要求。那些没有被选入练军的兵丁，各原来兵营仍在役的兵丁，也必须细心管理，不可以听任他们穷困潦倒、自甘堕落。臣打算效仿浙江减兵增饷的办法，不必大量裁减兵员，只需把老弱的士兵淘汰而不再补充，病故的士兵空缺也不再补充，节省下来的粮饷用来补发历年营中的欠款，使各军营都有一点公用经费，用来添置器械旗帜之类的物品。这样一来，应该可以让军队看起来更壮观，从而提振士气。多年以后，那些原来只能按军饷五折、七折或者八折发放的军营，全额地发放给兵丁。进入练军的兵丁，待遇本来就很优厚；即使那些留在原军营的兵丁，也完全可以养活自己。军务或许因此而逐渐而有起色，而直隶练军的事情，也不至于屡次提议屡次中断，如同儿戏。请皇上将臣的建议交由原来提议的各个衙门进行审核复议后施行。”不久，同治帝下令让曾国藩拟定练军的简明章程，上报朝廷决定。

曾国藩上奏：“臣认为用兵之道，是随地形、敌军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最初并没有固定的规则和可供效仿的办法，即使古人著名的成功先例，后人效仿也并不能成功。今天取胜的策略，他日照搬反而失败。必须要明白过去的经验不能照搬，一己之见不能作为依靠。要随时随地采纳正确的建议，这才是长远的做法。就以扎营来说，湘军刚组建时，屡次被太平军打败。此后，湘军筑起高垒、挖深壕沟，先用来谋求自保，后来用于打击敌人。后来淮军兴起，也把深沟高垒作为自保与制敌的根本，善于扎营的军队就是精锐之师。后来围剿捻匪，便以每天行军的路程来评判各军的优劣，并没有时间去筑垒挖壕，而营垒坚固与否与胜败完全没有关系了。陕西、甘肃平定回民叛乱，贵州平定苗民叛乱，也不以扎营为第一要务。从这一点足以看出用兵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然而扎营是自古以来打仗的常规方法，不能废弃不练。

臣愚钝，认为直隶练兵，应该增加学习扎营的方法。每个月拔营行军一次，每次行军二三百里左右。令士兵修筑堡垒、深挖沟渠，亲自运土劳作，通过这些让他们习惯于劳苦；要求士兵不坐差车，使其习惯徒步行走，增加劳工专门承担砍柴挑水这些重活。至于各部大臣所议论的士兵应该讲究穿戴仪礼，臣认为士兵们在大本营操练的时候可以整肃衣冠，借此学习仪礼；拔营行军的时候，仍然应该裹头巾穿短衣，方便行动。以上所说都是一张一弛、选择正确的方法加以实行的做法。

臣在前面的奏折中请求加重统领的职权，那是因为平日事权不统一，与敌人作战时便会指挥不动。臣在南方时，就曾经见到巡抚大帅率领多营，平时各营没有固定的统领，打仗的时候会临时选调几营，再派一个将领率领他们前去对敌，终究无法使士兵拼死效力。而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有幸能够平定匪患，基本上得益于军中有得力的统领，而他们的权力向来很大，在战场上来往指挥、发号施令的人，就是平时拨发粮饷、提拔任用、主持赏罚的人。士兵们很清楚应该听谁的号令，服从谁的指挥，因此能够一心建立功绩。臣所说的统领的事权应该集中，本意就在这里。然而我也有幸遇到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多隆阿、鲍超、刘铭传、刘松山这些人，他们有的是我的部下，有的是别人的部下，但都是因为拥有重权而建立了大功。然而，如果不是他们这样的良将，大权也不能随便授予他人。各部大臣所议论的，认为遇到良将则能建立功勋，而遇到不贤不肖的人就会产生无穷的弊端。这个说法确实是非常恰当的。

但良将可遇而不可求。直隶练军后面的统领，我会尽力考察，遇到顶尖的人选就破格优待，充分发挥他的才干；遇到中等的人才随时约束引导，使他们安分守己，这或许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各部大臣再次讨论到士兵与将领应该相互熟悉，可以收到了解沟通的效果。又提到要想使军队由弱变强，不必到其他地方去借调人才等观点。以臣的愚见，就士兵而言，绝对没有让外省的勇丁补充到本省军队的道理，外地的勇丁也不愿意到太远的省份去服役。但就官员来说，武将从基层的官职一直到提督、总兵等，都可以到外省做官，何况直隶是国家中心之地，尤其是有志之士愿意为国效力的地方。因此各地将领有出色的，都可以考虑调来直隶，不能说是借用人才。

关于直隶练军，征询众人的意见，不外乎两种方法：一种是本地将领操练本任所的士兵；一种是调南方的战将来操练北方的新兵。臣查访得知，以前直隶六军练兵，用本地将领做统领，在情感上是容易沟通，但苦于全营军士都没有振作的气象；如果用南方的战将为统领，士气可能会稍微振作，但会苦于士兵与统领之间感情疏远。要想弥补这两方面的弊端，可分别解决。士气不振，可能是本地的将领不称职，应当考察他的懈怠松弛之处，另择合适的人选将其替换。感情不能沟通，可能是南方的战将体会不到当地士兵的艰难，应当给他们时间相处，时间久了，真诚能把士兵感动。

臣计划在先前所留的四千兵丁之外再增加三千人，逐渐恢复以前的规模。一在古北口暂时增加一千人，该处提督傅振邦熟悉军旅事务，性格稳健谨慎。一在正定镇暂时操练一千人，该处总兵谭胜达素来以勇敢著称，血气方刚。这两人都是直隶将领，都是以本地将领统帅本地的练军。一在保定暂时增加一千人，由南方将领、原琼州镇总兵彭楚汉统领。将中军冷庆统领的一千人暂且分为两队，等查明训练确实有效，再合并为一支。这是在议论士兵与将领是否相符所拟定出的目前增练士兵的计划。至于练兵的规模，臣仍然认为应该以四军为标准，两军驻守京城北面，两军驻守京城南面。每军三千人。统领功绩特别显著的，可以增加到四千至五千人。请皇上先将我的这些计划交给各衙门复议，可先试行，等试行有效果后，再上奏制定简明章程，让各处军队全部遵守。”奏折呈上后，被批准。后来因为直隶练兵卓有成效，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清朝军务为之一振，是从曾国藩开始的。

同治九年（1870）五月，北洋通商大臣崇厚上奏：“天津发生拐骗小孩事件，当地百姓听说拐骗小孩的匪徒与教堂有关联，便打死法国领事官，烧毁了教堂。”同治帝让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这件事。曾国藩上奏说：“各省攻击毁坏教堂的案件层出不穷，但打死领事官却是从来没有的。臣的意思是不要与洋人发生争端，依据实际情况斟酌处理，公平审理这件案子。这样既使法国有回旋的余地，而朝廷又不失安抚洋人的办法。”不久，曾国藩上奏处理结果，处斩了带头闹事的人，把办事不善的天津府、县官员革职治罪。并陈述“当前的时局虽极其艰难，但谋划必须果断坚决。臣发现自道光庚子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不足在于早上打仗晚上言和，没有既定的原则和方法，由此导致外患越来越严重，以致无法收拾。皇上登基以来，坚持讲和的原则，不做变动，因此中外和平相处十多年。天津这件案子，是因为无知的百姓一时激愤，才酿成大祸，并非官员有意挑衅。朝廷向世人明确地显示大信大义，不挑起战端，这实在是天下百姓的福气。以后仍然应当坚定一心，委曲求全保持与洋人和好，才是保全百姓的策略。同时朝廷也要加强防务，作为立国的根本，这两方面不可偏废。”

同治九年（1870）八月，调任两江总督。曾国藩陈述自己的病情，恳请朝廷另选贤才，让他辞去两江总督的职务，从而安心调理身体。同治帝下诏说：“两江地区事务繁多，职责极重，曾国藩老练稳重，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在江南多年，熟悉当地情况，办事都很妥帖。虽然眼病现在没有痊愈，但只要他坐镇两江，事情都能得到有序办理。他请求另择贤才的事不必再议。”十一月，任命他担任办理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因为淮盐在楚岸的专卖区域被川盐侵占，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商议决定，让淮盐与川盐在楚地分岸销售，奏请朝廷允许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专销淮盐；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暂时销售川盐。湖南巡抚请求在永州、宝应二府试行官运粤盐，曾国藩又上奏极力陈述这两个地方的盐不必改运，部议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去世，临终前的奏章送入朝廷。

同治帝下诏说：“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精纯，器量见识深远开阔，品性忠诚，谨慎清正。在翰林院时受宣宗成皇帝特殊的器重，提拔他为朝中重臣。咸丰年间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屡次建立显赫的功勋。文宗显皇帝对他优待重用，补任他为两江总督，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即位后，选任他为内阁大臣，深深地器重依赖。在平定东南的匪乱中，他的功劳最大。江宁大捷后，特加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他戴双眼花翎。曾国藩历任总督，对地方上的事务尽心谋划，实在是无可替代的心腹重臣。正希望他能享受高龄，长久蒙受朝廷恩泽，却突然听闻他去世的消息，顿时感到惊愕悲悼。现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按照大学士的规格加以抚恤，赏白银三千两办理丧事，由江宁的藩库拨发。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赐谥‘文正’，牌位入奉京城昭忠祠、贤良祠，并在他湖南老家、江宁省城建立专门的祠庙。他生平政绩交付史馆存档。任职期间的一切处分全部免除。应得的朝廷例行恩典，有关衙门查明后备文上奏。灵枢运回原籍时，沿途地方官员务必要妥善照料。他一等侯爵位由儿子曾纪泽继承，不必带领引见。其余几个子孙，命何璟调查清楚后备文上奏，等待下旨赏赐。”

不久，湖广总督李瀚章、安徽巡抚英翰、代两江总督何璟上奏折陈述曾国藩历年来的功绩。

李瀚章奏折大致如下：“曾国藩最开始进入翰林院时，便与故大学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鉴、徽宁道何桂珍一起讲习程朱理学，他终身自我反省、自我克制，得益于此。遭逢时世艰难，毅然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他超出常人的见识，在于能够坚持既定的主张，不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动摇。在江苏、安徽剿匪时，他提出了四路进攻的策略。剿办捻匪时，提出四面围困贼兵的建议。后来之所以能够剿匪成功，都得益于曾国藩的这些建议。”

英翰奏折大致如下：“自从安庆被收复后，曾国藩便率军在那里驻扎。他整顿吏治，安抚百姓，培养元气，训诫下属就像对待自家的子弟，将百姓视为自己的家人。因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各项事业都得以振兴。至今安徽百姓安居乐业，都是曾国藩留下的恩德。一听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士子百姓奔走相告，妇女孩子痛哭流涕。以去世后仍被追怀的官员来说，自前封疆大吏汤斌、于成龙之后，再没有像曾国藩这样感人至深的了。”

何璟奏折大致如下：“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驻军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南京到徽州八百多里的地方，到处是贼兵，没有一天不打仗的。徽州刚刚沦陷，休宁、祁门一片惊恐，有人劝曾国藩转移营地，曾国藩说：‘我第一次进军，遇到危险就后退，后面的仗还怎么打？我们离开这里一步，便会死无葬身之地。’贼军围攻祁门，曾国藩亲手写下遗嘱，军帐内悬挂佩刀，从容部署，不改常态，死守二十多天，后来命令鲍超击敌，一战就把贼兵赶到羊栈岭外。肆虐了十多年的贼寇，曾国藩带兵四年，一一将其平定，这都得益于祁门初次出战毫不怯弱，使叛贼胆寒，而振奋了士气。我曾听说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就已经留心观察人才，后来外出带兵打仗，更加勤于寻访人才。只要有一点才能技艺的，没有不选拔任用的，同时又用多种方法培养造就人才。安庆收复，曾国藩归功于胡林翼的筹划、多隆阿的苦战。南京收复，又将功劳归于其他将领，没有一句提到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亲王及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时，都说自己的才能不如他们的十分之一。曾国藩清廉节俭如同贫寒之家，俸银和养廉银全都拿出来充为公用，自己不曾置办一处住所、一块田地。他吃饭不超过四个菜，男女婚嫁的费用不超过二百金，并定为家训。曾国藩的清廉有唐代杨绾、宋代李沆的遗风。他严格遵守并且能持之以恒的，是不说假话、不贪睡晚起。此前任两江总督时，他研讨公文，条理缜密，所有章程都亲自制定，所有公文都亲自批改。前年再次回到两江总督任上时，感激皇上的大恩，委任他继续坐镇东南的重任，他常说自己稍有懈怠，内心就会感到愧疚。在公事之余接见所有的宾客，接见时必定详细询问、仔细考察，很关切地教诲勉励他们。至于下属是否贤明，各样事情的来龙去脉等事项，无不默默记在心里。曾国藩之所以患病不起，实在是因为平时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殚精竭虑造成的。”

同治帝下诏：“何璟、英翰、李瀚章逐一陈奏曾国藩历年的功绩，英翰、李瀚章都请求在安徽、湖北省城为曾国藩建立专祠。另外，何璟已遵旨查明曾国藩子孙详情，现已详细呈奏上来。翻阅这些奏折，更增添哀伤惋惜之情。曾国藩的器量和见识超出常人，鞠躬尽瘁报效国家。当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军情棘手的时候，他率先操练水师，下定决心剿灭贼寇。虽然屡次遭受危难困苦，仍能坚忍不拔，没有任何动摇，最终使军队团结一心，削平贼寇。大功告成后，依旧恭敬谨慎，始终不敢有一丝懈怠。他举荐选拔人才唯恐不妥，完全履行了臣子侍奉君主的大义。他忠诚尽力，功德施于百姓。应当给他更进一步的恩泽，以表彰他的忠心。准许在安徽、湖北省城为曾国藩建立专祠。其他立下战功的省份也准许一起建立专祠。他的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都赏赐举人功名，准许一体参加会试。孙曾广镕赏赐员外郎之职，孙曾广铨赏主事之职，等他们到了年龄，分配到相关部门学习锻炼。何璟、英翰、李瀚章三份奏折都交付史馆留存，借此宣示朝廷对功臣的眷念之情不断增加，永远也不会停止。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