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不磕头。

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另一句，“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那是另一种“节奏”。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反倒周年忌日，无所感。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去年临到十二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那夜来了好多学生，十之八九不见得知道木心，但大家听到终场——又一年过去，今岁十二月初，上海的郑阳，北京的刘道一，苏州的晶晶，又来问忌日那天要不要办活动。除了《温故》将出版第二回纪念专号，今年不拟办活动。晶晶，早在自行筹划小小的聚会，有书签，有小礼物，二十一日深夜来短信，说是到场六十多位各地的读者，仲青、郑阳，都去了，结束时，大家念了文学讲席的最后一课。

我无法知道木心怎样想象他的读者，也不能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五月晶晶来乌镇，我领她进了先生的卧室，给她看搁在书架上的骨灰盒，还有纽约电影人拍摄先生的剪辑版——木心于是在自己的卧室缓缓说话，电视屏幕对着他的空床，我们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没见过先生，几分钟后她退开，说是不忍看。

小代头一回看，也只片刻，起身走去客厅墙角，默默抽烟。他不哭。惟春末来过短信，说为别的什么事下泪，念及木心，趁势大哭一场，“好痛快”。木心逝世一年半，这孩子总算哭出来，说，他还是不能接受先生“变成了盒子里的一堆灰”。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晚晴小筑，将要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

晚晴小筑的幽静，如今转为凄清。一楼客厅陈设如昔，终日窗帘拉起，黄昏，临院仍是群鸟归巢的密集啁啾，入夜后，全楼漆黑，唯过道与吃饭间亮着灯，小代小杨仍住这里看守。面南三进小庭院那株枇杷树，枯死了：每片叶子并不掉落，有姿有态，就那么枯死了。两条狗，莎莎、玛利亚，是洗衣妇起的名字，春末莎莎死了，入夏，纪念馆开工，东门常是开着，玛利亚出走了，不再回转。西墙外是昔年孔另境先生的孔家花园，种有茂密的竹林，不知何故，去年割除大半，今年春，许是根脉窜入晚晴小筑，花园西墙根冒出十余株小笋，未久，竟成数米高的小竹林。

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小代站在南院空房发呆。晚晴小筑落成后，南门迎对东栅景区街面，常年关闭，南院与北端的花园由白墙隔开，中有小门，进门穿过花园，便是木心暮年居住的二层宅邸。宅邸另有甬道通向东门，门外是公路，为避游客，主客由此出入。二〇〇六年先生还乡后，“木心美术馆”尚未动议，我催他将这面南的三间空房设为展厅，余事由我和镇方操办，可是木心从未打算清理，直到他逝世，经年空置着。垂老后，先生诸事嫌烦，除了勉力画画写写，已放弃一切。固然，他活着时，安康最是要紧，现在他死了，每想到南院空房，我便犯愁——位于西栅的美术馆动工了，纽约的设计者冈本与林兵来了怕有二三十回，亲自督造——纪念馆迟早总要弄出来，怎么办呢？

平畴远风

良苗怀新

坐东卧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拟将悬在纪念馆的几幅匾额，先生几年前就写好了毛笔字。凡纸笔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题签之类，平时就躲起来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还是不做，木心永在犹豫拖延中。新世纪头几年每次去纽约探亲，去看他，水斗堆满隔顿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总是断然道：“不要弄！我们讲话。”之后瞅着话语的空当，他幽然自笑：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作孽！

木心哎，如今的事，何止隔顿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见。靠小代步步跟着帮衬，一年来，南院三进总算辟为家族馆、绘画馆、文学馆，每馆的展墙竖了起来，十余个展柜也做好了，分隔三进的两处小庭院栽种了新竹、李树、桃树，还有蓬勃的鲜草，草坛边缘，由本镇花匠编了弯弯的护篱。各厅的匾额、木心的字画，均已送去刻制配框，文稿和遗物好在现成，昭明书院有位木心的学生匡文兵，购得三百多册民国版书籍，明年元月打扫干净，着手布置，我已看见这些物事放入展柜的效果了。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遗稿，单由我做，断难下手的。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哪里？木心文学的常年研究者童明，远在加州教书，我能倚靠的，便是出版社。十二月中，《新周刊》为《文学回忆录》颁发年度书奖，典礼假乌镇举行，我与主编刘瑞琳、编辑曹凌志、雷韵和罗丹妮，联袂前往，花了三天工夫，清理遗稿。

到乌镇那天，先领大家上楼看望先生，众人站定，瞧着骨灰盒，三位女士先后抽泣了，依次上前行礼。除了颁奖那夜，我们朝夕聚拢晚晴小筑面北的画室，各人手里捂一杯热茶，将先生五六十册笔记本、数千页散稿，粗粗分类。小代，忠诚而细心，平日即留意木心散乱放置的稿本，葬礼过后，是他与黄帆，那位镇方最初派往侍奉先生的姑娘，默默集拢全部遗稿，等我们来。现在，哪些是废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须大费周章，逐一辨识；已发表与未发表者，则待今后一次次再来，细细审读了。十二月十五日夜，分类后的所有遗稿贴上标签，登记在册，放回保险箱，遗稿出版的工程，总算上路了。

我初次展读木心的稿本，也在两年前的同一日。其时先生被锁在桐乡医院重症病室，不省人事，下午三点探视前，我们无事可做。静静翻阅着，忽然意识到未经先生的同意，另一尖锐的意识迅即跟进：没有同意这回事，完全没有了。

惊痛，郑重，茫然，瞧着满桌稿本，我又像是对着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几十年来，我眼见先生开写、修改、丢弃、重来，狱中所写六十六页手稿是他仔细折拢了，缝在棉裤里，日后带出囚室……两年前，是的，就在这一天，我意识到木心遗弃了毕生的文稿。

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那天下午是我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又过六天，他死了。现在，我从遗稿中发现了以上短句。

这些凌乱而标致的手稿，部分写在各种稿纸上，大部分写在纽约文具店出售的笔记本上，封皮留着价目的贴片。木心讲究衣物用具，却不介意使用廉价的本子写作——以繁体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笔矜矜，清雅优美，草字疾书的稿本则布满涂改；他会在每行白话诗尾端核算字数，斟酌节奏。可恼的是，每首诗、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写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页面，实在难以判断究竟哪篇是他所满意的正稿。

年迈后，他的字迹缓缓变化：越新世纪，笔画歪斜，气息愈见虚弱；整个九十年代，落笔矫健，神完气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谨严而端正，或纵笔行草，字词与行距密不透风，任意写满纸页的正反面；好几个本子才写三五页，整册空白着，大量本子则是全部写满，写满了，还在篇幅间横竖添加——一九八三年我与先生密集交往，亲见他恢复写作后的头一批原稿，此番搜寻，未发现：没有《明天不散步了》，没有《哥伦比亚的倒影》，也没有《温莎墓园》。

“又写好一篇呀。”他在电话里说。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

“哦，不得了，你凶……”“凶”，沪语即“厉害”的意思。

“像煞摊大饼，又是一只！”

“写得怎样？”

“可以呀，还可以。”

会面地点通常三处：一是当年我们的“留学”之地，曼哈顿七大道57街“艺术学生联盟”咖啡馆；一是过学校北端的中央公园；若在冬季，木心便来我的寓所。现在想想不可信：那些年，我竟连连看的是先生的手稿。头几回，他如孩子般脑袋凑过来，从第一行开始陪读，点明若干潦草的简笔字，三言两语解释我所不识不懂的词，便催我往下读——看画读文，我是会叫唤的：“啊呀木心，这句好！”他的回应，或是急速退回上身，瞪眼瞧着我，忍着笑，竭力正色道：“呶——呶——呶，看出来了呀！”……或是一怔，喃喃地说：“噫，你怎会晓得？你怎么也懂？！”

这样的概率不很多，多的是瞧我越过他所得意的段落，便止住，手指点着稿面的某处：“看这里呀，看见吗？”于是自己念起来。什么句子呢，年头委实久了，不能记得。其时我三十出头，木心五十八九。

有几篇稿子经我无心撩拨，而他果真写了——去林肯中心，我说，音乐会场的咳嗽，没本事写吧。散场了，他还记得，喃喃地说：“咳嗽倒是不好写。”于是有《S. 巴哈的咳嗽曲》。新春，中央公园繁花盛开，木心缓步说出花草的名目。我说怪了，美国的花不香，你怎么写？！他作状嗅花，忽而神色飞扬：“杭州桂花开出来，喔——呦！胡天野地，香得昏过去！”几天后，写成《九月初九》——写成了，急急来见。那天是在金高家，一屋子人嘈杂说话，他看我兀自向壁默默读，忽而满脸窃笑走过来，低声说：“你这样子当真，我交关开心，交关开心哩！”说着，香烟递过来——每次分手，我们常会彼此送一程。某日傍午，对了，就在杰克逊高地，我到站，木心说，那么再走走。长长的露天站台，脚下街面，车声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风中各自点烟——其时纽约尚未全面禁烟，简直天堂——那天正大谈人在异国的寂寞，不肯歇，好句子堵嘴边，木心挫身停住，目灼灼看着我，双手擎着纸烟和火机，一字一顿说：“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地步！”那天回家，他就写《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我记得。“……那么尼采叔本华，你怎样讲法？”是在曼哈顿中央地铁站，我与木心仍在昏天黑地聊：“呶！一个么阴，一个么阳，一个借借佛家，一个去寻希腊……两只狗交配，见过么，弄好了，浑身一抖。”同时脸颊猛颤颤，学那狗模样，“这就是生命意志呀！”

地铁呼啸进站了，人群沸然骚动，下车上车。“所以呢，只有交媾的一刹那，人抗争死亡呀……”木心继续讲，一边由我护着进车厢，夹在各色乘客的前胸后背间。

去夏，母亲的墓碑未及安妥，定今春去纽约办。出机场，我暗暗预备大伤心，不料进得家门，放下行李，百静中，角角落落都是妈妈，我瞬间就被汹涌的亲切团团拥抱了，简直喜悦，不曾哭，夜里蜷在母亲的眠床上，即刻睡着。人下意识找寻死者，真可笑，唯一的认证，其实是亡者生前的居所。我于是明白何以每次去到晚晴小筑，心里并不格外难受，单是过道的荫翳、楼板响动，便有先生在，何况二楼就是他的骨灰盒。

纽约的那位木心，早经渺然了。可是杰克逊高地的同一站台、转角、文具店、烟纸铺……当年陪先生无数次来过。饭后漫步，走一阵，便是他撰写文学讲义的旧居，呆呆站一站。两年前在焚化室外的幻觉，不再来——我竟从未梦见木心。他要是礼帽压低了，变成鬼，隐在角落，忽地给我见一见，那才够交情！如今举目寻索，能与他对面而确凿无疑者，只剩这堆手稿。

然而手稿不是他。读者想象先生，是书中和照片上那位“文学家”，我所牵念的，就是，孙木心。再没人与我说这种老式上海话了，此处写来，只能是书面的普通话：“……没啦？那你想想看，再讲几句好不好？”读了稿子，痛聊过，沉静半晌，他会这样地嬉皮笑脸，烟灰抖落，还来跟我讨夸奖。

有谁对愈见老迈迟缓的人，年年月月不嫌烦？与木心相交的种种难为、积虑、不好办，唯有我知情。这一路为他操心办杂事，虽是情愿，到底吃力的。那年扶他走进乌镇住下来，如释重负，从此他身边有人照应了，我可以远远歇一歇：此后我很少很少去电话、去看他，实话说，我并不如外界所知，对先生那般好。

他知道。浙江人的脾气，木心，我母亲，横竖不肯麻烦人，也不愿说破。平时他晓得我在北京乱忙着，只是不做声，有次见面说起《退步集》，先生忽一句：“你弄这些，是白相大乘呢。”我当下惭愧，不是如何是好。又一次是好久好久不通话，拨过去，他难得如早先那样嬉笑道：“那么……有辰光你稍微来只电话，讲两句。”我知道，他是有事交代，隐忍着，终于要来托我。

如今说这些有甚用啊！眼看他仰面胡说，快死了，我才像所有糊涂的晚辈，非要临到这一刻，已是万事罢休。头一次见他，也是挤在地铁上，陪他的朋友给我们彼此介绍过，他便那样地抬眼凝神看看我，我现在瞧着比我少壮两轮的小混蛋，逾是明白当年的孙木心——人的情谊，再久长，数年、数十年，总归开初那段最是金不换。二十六年前，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四日，我在新买的公寓烧了菜，给木心过生日，那天，他满六十岁了：

如种之茁 如泉之淋

曰鼓在暮 曰钟在晨

志言烈烈 道载暾暾

作而不述 憬而不酲

早几天我就问，选什么花呢？他说，鸢尾吧，我便买了六株。那天好太阳，先生进来，看见花，说是蛮好、蛮好——瞧见花，他总会定睛一看，默默惊异——随即取出一本灰蓝封面的硬装笔记本送给我，掀开首页，便是这首四言诗——

亡麟绝笔 尼父此心

奠麟奋笔 小子此悃

前叩名山 后礼其人

得枝挂角 渡河留馨

取湮眸白 取显汗青

幸甚至哉 歌以咏诚

我不懂古文，他便用普通话一句一句念下来，再回到起首，用上海话解释古字和用典。那些年，他正在恢复写作的猖狂中，自称“二度青春”，一篇接一篇，文思泉涌，“如种之茁”。其时，我俩居定纽约五年了，何曾想今后会还乡，更料不到先生的暮年会有乌镇的晚晴小筑——诗作读毕，便是以下这行字：

丙寅二月十四日，予满甲子，海外孤露，唯丹卿置酒相祝。

木心来信的抬头，每称我“丹卿”，偶或也用“佛耳”，是他给我的绰号——那是我与先生顶开心的时光，老小无猜，“海外孤露”。两年后，一九八九年，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又二十三年，木心死，“予满甲子”，《文学回忆录》出版了。

此刻这本笔记簿就在电脑边，没办法，写到这里，我只好掩面痛哭。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