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霜威带着家霆，由冯村张罗着迁到都邮街渝光书店楼上住以后的第二天，《时事新报》和《商务日报》果然都发表了他脱险来到重庆的新闻。新闻每则虽只有二百多字，但措词恰当，写得很好，大致说明了他坚贞不屈逃离“孤岛”前后的情况。一早，报上发了消息，使童霜威感到高兴。那一天，他主要是同家霆出外逛逛，看看重庆的市容，用“入境问俗”的态度了解了解民情。就像抗战爆发那年初到武汉时一样，打算先到处看看，熟悉熟悉，然后再去拜访熟人。

古城重庆，历史悠久。相传夏禹分全国为九州时，在梁州有巴蜀地区。其中的“巴”，位于两江汇合处，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地方。因为江流弯曲，像一“巴”字。隋朝时，古时的嘉陵江叫渝水，渝州之名就用了五百多年。重庆也就简称为“渝”。这是一座山川秀丽的山城。

赤日炎炎的山城，热得像一座大火炉，坡坡坎坎，确是“山高路不平”，但颇有战时“陪都”的气势。轰炸少了，市面繁荣。到处人头济济，歌舞升平，看不到什么紧张昂扬的战争气氛。公共汽车不多，乘客拥挤。人力车不少，上坡时，车夫几乎挨着地一步步艰难移动；下坡时，车夫飞起来，两脚几乎不踮地，靠双臂和身体的重量取得平衡驾驭着车辆，行人必须提防被撞着。上清寺附近，开设了几家漂亮的咖啡馆和大饭店，街上操着下江口音的人很多。常有些军官挽着涂脂抹粉女人的膀子招摇过市。

从两路口到曾家岩那段马路上，有一家“都城饭店”，装饰着霓虹灯，生意兴隆。楼上旅馆，楼下是餐厅和冷饮处，门口放着晚舞七点开始的海报。这里与河南灾区相比，差别真是太大了。在陪都的有些人真是享福！

在重庆上半城中心都邮街广场修建的“精神堡垒”附近，是重庆城的繁华区。“精神堡垒”是方形的，有七丈七尺高，分五层，像个炮楼，顶悬国旗。为防轰炸，涂成了灰黑色。倒使人刚看到时会想起战争，但看多了也就不在意了。银行，不少集中在陕西街附近。这里使人想起上海那种熙熙攘攘的交易所、股票买卖，想起金融家、经纪人、掮客和操纵市场的大人物。

走到朝天门，更能领略山城的风味。童霜威和家霆对这一带最有兴趣。密密麻麻的人群从一级级数不清的很陡很窄的石阶上上下下。周围脏乱无序，房屋破旧，傍水而居的棚户密集，俯瞰长江和嘉陵江交汇，视野辽阔。江上，宽广深厚的江水静静地流。有重浊的轮机的闹音和汽笛的长鸣在震响。轮渡往返，还有些小划子来回。江水洄旋，对岸朦朦胧胧，看到的都是密集的鳞次栉比、肮脏破旧的房舍和麇集在江边的船只。

这里真是富有重庆特色的地点。用白布包着头赤脚穿草鞋抬“滑竿”的伕子，两个人像抬轿子似的用竹子做的兜子抬着一个客人在上坡下坡，爬坡上坎，十分费力。滑竿走在平路上，坐的人上半身比下半身高。上坡时则人的形体会颠倒过来，悬在踏板上的脚往往比头高得多。抬滑竿的脚夫，赤胸裸背，大汗淋漓。初看到这种景象，家霆觉得人间实在太不公平。坐滑竿被抬的人，衣冠楚楚，轻松悠闲，抬滑竿的却像在走火焰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挑筐背篓的农夫在狭窄、热闹、用石条铺垫的小路上拥来挤去。物价贵，乞丐多。有穿便衣的人掏出派司要无票看电影，在影院门口同检票的闹架，有军人在小饭馆里砸盘子和碗，使人感到乱糟糟的。橘柑早已上市，有的通红，有的青里泛黄。甘蔗也成捆在小摊上出卖。用竹竿搭起篷屋的一溜饭摊，挂着“开堂”的牌子，门口大铁锅里煮着豆花，出售堆尖的“帽儿头”米饭。小客店门口，家家挂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纸灯笼招徕客商。

童霜威和家霆发现：汤团这儿叫汤圆，白面饼叫“锅盔”，馄饨叫“抄手”，酒酿叫“醪糟”，切薄的牛肉片叫作“肺片”。到处可以看到红色的辣椒，闻到刺鼻的麻辣味。有些小菜馆在杀兔子，雪白的兔子血淋淋杀了扔在门外街道上，四脚还在颤动。茶馆店很多，坐满了聊天、吸烟、看报、下棋、打扑克、看手相和面相的男男女女。有的茶馆里还有瞎子说书。这一切构成了四川特有的地方气氛，使童霜威和家霆感到新鲜、古怪。“天府之国”富庶而又贫穷，前方和后方的差别与距离，战争与和平的矛盾统一，五光十色而又扑朔迷离的尘世现实，复杂的感受，难以把握和捉摸，也难以确定和认清，只能在心头激起一阵阵莫名的触动。

逛了几乎一天，午饭和晚饭都是在街上饭馆里吃的。童霜威和家霆天擦黑时浑身汗湿疲乏地回到渝光书店楼上。小楼，开了窗就能闻到煤臭。开了电灯，见钨丝发红，既不亮也不灭，有等于无。刚洗完脸擦过身，冯村匆匆来了。

童霜威扇着扇子说：“这灯怎么回事？”

冯村笑了，说：“供电不足，就出现了这种奇迹：既不死，又不活，像这世道一样。有人做诗说：‘电灯虽设光常无，更有自来水易枯，名实不符君莫怪，此间究竟是陪都！’”

童霜威和家霆不禁都笑。

冯村简单问了童霜威和家霆白天出外逛游的情况，告诉童霜威说：“我已经给监察院打了电话，找了于院长的季秘书[季秘书：当时于右任的秘书姓李，这是小说，故未用真姓。]，本来想约好明天上午九点请您去同于胡子见面。但听说是您到了，季祥麟去问了老于，胡子说请您晚上就去。他等候着您。”

童霜威出乎意外地说：“那不是马上就得去吗？”听说于胡子欢迎他去，心里感到温暖，忍不住说：“好！马上走！”

他换衣去时，没忘了河南的那包“粮食”，从箱子里取出来，用手帕包了提在手里，打算带去给于右任看。

夜网撒罩，屋里的灯光射出来照亮了外边的花坛、树丛。四川有名的大银行家康心之公馆的后花园里绿色更浓。有披着藤蔓、青苔的假山石，有曲折的卵石小径，有高大的黄桷树，在夜色中显得特别幽静、雅致。

童霜威由季秘书迎接了他，在康心之公馆后花园里那幢洋房的楼下客厅里同于右任见面。这时是晚上八点半钟，于公馆客厅里客人不多。客厅里挂着些雅致精美的字画。有一幅泼墨山水，气韵浑厚而妙趣天成，特别引人注目。童霜威进客厅后，除了两个陌生的陕西人外，见到了中央委员唐诗开、立法委员屈平、监察委员向天骥等。戴眼镜、秃顶、矮小又留小胡子的向天骥，是以“才子”出名的苏州人。抗战爆发那年，童霜威在武汉到老于公馆里见到过他，后来到了香港，在香港那个同日本人有密切关系的大富商季尚铭公馆里也见过他。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无从捉摸。官场中的人物每每都是这样的，何况是在战乱年代。不管他也罢！童霜威带笑一一握手寒暄。

向天骥特别热络，打着哈哈说：“啊，啸天兄，今天看到了报纸，才知道你脱险来渝了！刚才还同于院长在谈你哩！”

于右任笑容可掬，眯着眼，捋一捋大胡子，从大沙发上站起身来。他穿一件秋葵色香云纱单衫，模样大致未变，只是比四年半前在武汉那次见面时略为苍老了些，步态显得稳重而有点蹒跚。他同童霜威微笑握手，一口陕西话：“啸天，你来了！很好！很好！”话虽不多，童霜威听来亲切受用。

季祥麟秘书要让于院长同童霜威能有一个两人单独谈话的机会，恭敬地在边上说：“院长，到隔壁书房里谈谈吧？”

于右任点头，和童霜威一起走边门到了隔壁书房里。书房里飘散着一丝淡淡的墨香，书橱和竹书架上满满都是书。有些线装书翻开着摊在一张办公桌边。这书房似乎是老于给人写草书留墨宝的地方。房间的墙壁用黑色镶板镶起，散发着一种雅致、友好的生活气息。房中央放着大红木桌，上面是文房四宝，铺开着雪白的宣纸。季秘书送他们到了门首，就回身走了。

童霜威忽然发现办公桌上一只大玻璃匣里，放着一枚大炮弹壳。他记起来了！这是辛亥革命时攻陷南京北极阁时用过的一枚炮弹壳，是件胜利纪念品。当年中山先生赠给老于的。老于题过一首诗，请人镌刻在炮弹壳上。现在，这炮弹壳他又带到重庆来了。童霜威不禁上前看看那藏在大玻璃匣内的炮弹壳，只见篆刻犹在，已生绿色铜锈，题词是：

童霜威忽然感到心头一阵酸楚，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回过头来，看着桌上的纸笔，说：“雅兴依旧？”

于右任笑笑，请童霜威在一边沙发上坐了，自己也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叹口气说：“我在监察院多年，本想运用这个职权，做点澄清吏治的事，可惜贪污盛行，日甚一日，特务不法，司空见惯。徒有虚名的监察院，管不了坏人。倒是写写字、吟吟诗，可以陶冶性情、排遣不快。”他声音有些喑哑。

听他话有牢骚，童霜威想：于胡子是有涵养的人，尚且牢骚满腹，政局及世事令人不满可想而知。先问了一下：“老高和芝秀、望德[老高和芝秀、望德：于右任的夫人高仲林，女于芝秀，子于望德。]他们都好？”

于右任左手慢吞吞捋胡子，右手摇扇，说：“好好！好！”却就关切地问起童霜威在沦陷区脱险来渝的经过来了。

来了个女佣敬茶。敬了茶退出，童霜威就将在上海及来四川的前前后后扼要讲了，对谢元嵩的卑鄙，也作了坦率的剖陈。于右任慢慢扇着扇子仔细听着，不时“唔唔”点头。对谢元嵩的事却未置可否，突然问：“我那南京宁夏路二号的房子不知是否还完好无恙？”

童霜威表示在南京是遭软禁，情况不知。

于右任慢慢点头，说：“中国人自有心肝！你在上海，写了《正气歌》寄来，我就明白你的心迹了！总算现在平安来到了陪都，可喜可贺啊！”

童霜威觉得自己讲了那么多，老于只简简单单说了几句，很不满足，又将河南灾情强调了一下，说明救灾如救火，现在灾民早已嗷嗷待毙，田赋征实及兵役都不减免，调查大员刚去调查，还不知哪天才能拨款救灾，如何得了？看到重庆歌舞升平的样子心里难过。说着，将手里的手巾包解开，把里边的观音土、麻糁饼、苲草、棉子饼、蒺藜面馍、榆皮面馍……十几种灾民的“粮食”摊在于右任面前。

于右任听了看了，吁口长气，摸摸大胡子，说：“是呀是呀！触目惊心呀！我也听人来说过了，监察院查灾的也派去了！可是，”他用左手食指向上指指，“根本不相信河南有大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你该知道，谁都觉得自己不能问事，因为谁问了事都不算。事无巨细，都得他亲笔下手谕才有人去办呀！”说着，于胡子又吁了口气，却没有说出一句义正辞严的话来，也没有说出一句该怎么办的话来。只是两眼目光显得无神，脸上表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苦闷而又沉重。

童霜威不禁心里“唉”了一声，想：官僚！真是官僚！但转眼想到那只老于随身带到重庆来的炮弹壳和上面的题词，又原谅他了，心想：胡子当了院长以后虽然历来有点内方外圆，也缺乏勇气，干事喜欢顺水推舟，但也确实只是一块被用来树树门面的元老招牌。他心里都明白，口头却常无鲜明态度。属于监察院的事他管不了太多，不属监察院的事他又哪能插手？因此住口不讲了，心里懊丧得很，感到说了半天，等于白说，颇有一种竹篮打水的印象。

他沉默着，用手帕将那些从河南带来的“粮食”又包起来提在手上。见于右任也沉默着，他本来想同于右任谈谈政情问问中央动态的，此时也没有兴致谈了。许多到了嘴边的话又吞了下去。只好端起苦涩的茶水喝，一口，又一口。

稍停，童霜威终于忍不住了，又直率地说：“我间关万里，携子来到重庆，现在是寄居在当年的秘书冯村那里，很想有个立足之地。况且，来到四川，是为了抗战，不知先生是否能鼎力相助？”

于右任听了，似在沉思默想，眼睛浑浊无光，但很深很深，似有难于理解和言喻的东西。终于，点头说：“监察院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僧多粥少，何况是安排你的职务，哪能随便？我倒是在想：给你去找找孔庸之[孔庸之：孔祥熙字庸之。]和许世英[许世英：字静仁，安徽人，曾任北洋政府总理、总长。抗战前夕任驻日大使。此时，孔祥熙是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许世英是代主任委员。]。他俩负责赈济委员会，让他们给你一个常务委员。那地位还比较合适。而且赈济委员会也管赈灾的事。你去也可以干些实事为灾民造福。你看如何？”

老于说得诚恳。童霜威想：孔祥熙现在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掌握财经大权，炙手可热，又兼着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绰号叫“许矮子”的许世英是个从不得罪人的老官僚，是赈济委员会的代委员长。于胡子出面找他们，给我一个常务委员的头衔看来是能办到的。心里觉得于右任出这个主意是实在的，心里不禁有几分感激，想想确也不能再苛求他。童霜威很懂得古人说的“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意思。一个人身份地位高了，年龄大了，确难安排，谁想请个菩萨去供着呢？就点头答应，说：“请先生看着办吧！”

他意兴阑珊，总好像热风遇到了冷雨，想回去了。没料到于胡子站起身来，去那张大红木桌上掀开一卷卷写好的条幅，说：“啸天，你脱险归来，下午我给你写了副对联作为纪念呢！”说着，抽出一副宣纸写好的对联展开来与童霜威共观。

童霜威看那上联是：“不信有天常似醉”，下联是：“最怜无地可埋忧”，上款是“啸天我兄雅属”，下款是“右任书赠”，并写着“民国三十一年八月”的日期。那草书超凡入圣，龙飞凤舞。童霜威不禁感动，说：“谢谢！谢谢！”心里却忽然似乎对于右任又增进了不少理解。这胡子，心情是十分沉重的。

他同于右任一起步出书房仍到前边客厅里坐。发现刚才的客人中，两个陌生的陕西人已经走了，别人都在，季祥麟也在。却又来了个新客人，不是别人，正是蒙古族的中委乐锦涛。乐锦涛近视眼镜下的两只金鱼眼配着一只大蒜鼻子，仍然显得有点愚蠢的样子。童霜威记得同乐锦涛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老于家里，是抗战爆发那年的冬天在武汉。一晃已是四年半以上了。现在，乐锦涛热呵呵地上来同童霜威握手了，说：“啊！啸天兄，看到报纸了，知道你脱险归来，真为你庆幸啊！四五年不见，你可老了不少，也比从前瘦了！”

乐锦涛的热情使童霜威心里舒服，亲切地向乐锦涛问了好。两人一起坐在左侧一张大沙发上。于右任仍在中间他固定坐着的那张大沙发上像尊活佛似的坐了。天这么热，他布鞋里还穿着老式的布袜。别人摇扇，他此刻却不摇，只是有时用手摸摸头，有时一下又一下捋着美髯，默默无声听着别人聊天。

童霜威来到客厅，原来在客厅里的唐诗开、屈平和向天骥加上乐锦涛就带着好奇和对下江一带的关心和怀念，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童霜威京沪一带的情况来。童霜威少不了有问有答如实地讲了些上海、南京的情况以及自己的遭遇。于右任则在一边养神似的听着。约摸半个多小时，童霜威看看客厅壁上那只挂钟已快十点了，见于右任打着哈欠，就起身告辞。

于胡子对戴眼镜的季秘书说：“祥麟，派我的车送一送。”

季祥麟应了一声。乐锦涛也起身说：“我和啸天兄一起走。我们顺路！先送他到都邮街，再送我回家。我们一路还好谈谈。”看来，他是要搭个便车，也想再多谈谈。两人随季秘书到了外边，坐上了那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同季祥麟点头告别。

汽车驰行在马路上。

乐锦涛靠近童霜威，轻声问：“你来，胡子怎么说？”他用眼镜片下两只金鱼眼瞪着童霜威。

童霜威斟酌了一下，明白乐锦涛指的是安排上的事，见他语气态度都诚恳，就也诚恳地轻声说：“院里庙小和尚多，他想给我找孔庸之、许静仁在赈济委员会设法。”

乐锦涛听了，不以为然地把头摇摇叹了口气，以一种失意人同情失意人的姿态嗫嚅着说：“那就由大胡子去发慈悲吧！现在是无官不贪、无商不奸。做官谋职要找派系和靠山，要依赖裙带，就苦了你我这些无实权、无靠山、无裙带的凡夫。赈济委员会并非净土，但常委和委员是没有薪金的，只偶尔给点车马费。我们既贪不到污，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吗？”说着，摸出一串檀香佛珠来在手里把弄，扬起一阵檀香的香气。忽然迟迟钝钝地说：“我想给你出个主意。”

童霜威望着乐锦涛那一脸橘皮疙瘩和大蒜鼻子，说：“愿闻高见！”

乐锦涛像个蒙古喇嘛似的正襟坐着，说：“海上闻人杜月笙早年你们在上海不就是熟人吗？他现在住在重庆南岸的汪山，交通银行专为他修了一幢宽大舒畅的别墅。后天，恰巧是阴历七月十五，杜先生的五十五岁寿诞。中央要人去的估计不少。明晚暖寿[暖寿：生日的头一天，主人先宴宾客，宾客齐往祝贺，名曰“暖寿”。]，宴客的地点在城里上清寺的‘范庄’。那是杜的拜把子兄弟、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他发了请帖给我，我给他秘书胡叙五打个电话让补张请帖给你，我们就一起去。此人有五蕴真智，神通广大，仗义疏财，现在仍是八面威风。你来了，同他见见，岂不是好？”

童霜威当年在上海做律师和办报时，同杜月笙是有交往的。杜月笙这个靠投奔黄金荣贩毒起家的海上大亨，与黄不同，他有了地位后结交政界，敬重文人和留学生，见面总是客客气气以朋友相待的。那时，在杜月笙上海华格臬路公馆的客厅里，挂了一副人家撰赠的对联。上联是“春申门下三千客”，下联记不清了，好像是“土木堂前百万兵”。他挂这对联，俨然把自己比为春申君、孟尝君一类人物了。这个人确实复杂，他过去干的事有的黑暗肮脏血腥得不能见人，但见到他时，却觉得他文质彬彬、行侠仗义，像个大慈善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对抗日又似乎从“一·二八”开始就表现出一些爱国的血性。他是帮会头子，是商人、银行家，有几十个董事长、理事长一类的头衔，可又是政界人士，是要人了！现职是赈济委员会常委。抗战爆发后，到香港住闲的一段时日，童霜威知道杜月笙在香港实际是老蒋私人驻港的总代表担负特种任务，家住九龙柯士甸道，白天总是过海到香港，在豪华的高罗士打行大酒店办公同各方接触。那时，童霜威在香港，因为抱着隐姓埋名的打算，根本不想去接触杜月笙。童霜威回上海后，那次张洪池约在“皇宫”咖啡厅见面，谈到“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是杜月笙。那么，现在该不该去同杜月笙见见面呢？……一个上海的“大亨”要比中央的一个巨公值价。对杜月笙这个矛盾复杂的人，童霜威的心情也是矛盾复杂的。略一思索，感到自己现在孤单无援，前途茫茫，新来乍到重庆，无论如何不能自己也孤立自己。清高狷介得过火，何如中庸一点的好。因此，欣然点头说：“好呀！本来是熟人，见见面好！”他此时倒对乐锦涛的关心有点感激了，觉得这个蒙古族的中委，确实参明佛性，还是很厚道的。

车到“渝光书店”门前时，乐锦涛同童霜威约定明晚七点借车来同他一起去“范庄”。然后，童霜威下车同乐锦涛握别回到住处。

上了楼，见家霆正同冯村在聊天，两人脸色表情有些异样。见童霜威回来了，都起身迎接，先问他去于右任处的情况。童霜威一五一十说了，并将乐锦涛约去同杜月笙见面的事也说了。家霆见爸爸脸上有汗，起身给童霜威倒洗脸水，童霜威宽了衣，擦着脸和上身，对冯村说：“我对杜月笙近几年的情况了解不多，尤其是他到重庆后的情况更不了解。你知道这方面的事吗？”

冯村给童霜威斟上一杯开水，介绍说：“杜月笙到重庆后，主要是在做中华实业信托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究竟干什么，外人弄不清，听说同孔祥熙和戴笠都有关系，生意做得很大。他上有委员长的倚重，又有孔、戴合作，生意自然好做。原先在港、沪的门徒，大都已来重庆，他又善于结交川帮袍哥[袍哥：红帮的变相组织，即哥老会。]，一心想学梁山泊上的宋江做及时雨，听说他周围有些人建议他将来丢弃‘恒社’[恒社：由杜月笙的大徒弟之一陆京士等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发起成立的一个帮会社会团体，英文名字是：Constant Club（永久俱乐部），社员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种帮会组织，正式组织一个政党，以便在将来行宪时的国民大会上取得地位。他认为很对，所以正在尽量网罗有名望的人想抬高自己。”

童霜威擦罢了脸，坐下来挥着扇子说：“是呀！这一套他当然是懂的。他战前在上海就常夸耀自己有‘八千子弟患难相从’。现在，既有组党的打算，自然会招贤纳士。不过，他这样的人能组一个什么党呢？中国还有必要再增加一个青红帮的党吗？老蒋能同意他组党吗？……”

冯村点头表示同意童霜威的见解，说：“可是这种怪事确实有！四川社会一向是袍哥的天下。杜月笙来后，听说军统戴笠和他出面，约请各地流亡到四川的帮会首领想成立一个大联合的组织，全名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这事还正在进行呢！”

童霜威端起冯村斟的开水喝，有点疲劳和感慨地说：“本来，要去同杜月笙见面求他援手，我心里也很踌躇。可是冷静一想，连一枝之栖都没有，又怎么在此抗战抗下去？况且，中央要人都在同他来往，我又何必惟我独清？”

冯村点头，说：“天下事复杂。杜这个人有罪恶，但听说在抗日救国上，他也有意无意地做了些好事。他是个会看潮流也识时务有点两面的人物，同他见见，并非同他沆瀣一气，没有什么不好。”说到这里，他忽然脸色严肃地说：“秘书长，您去于院长公馆时，这里出了件怪事！有个人来看望您，把家霆吓了一跳！您回来时，我们正在谈这件事。”他是看到童霜威回来休息了一下，心情似乎平静些了，才说这件事的。

童霜威看看家霆，见家霆脸上神态仍旧有些紧张，问：“谁来看望我了？”

出乎意外的，家霆说：“我正要告诉您哩！您说怪不怪？是张洪池！”

“张洪池？”童霜威像有条螫人的毛虫掉在脖子里，简直受不了，手里的杯子也险些松了手，大声说：“真是他？”

家霆点头：“当然是他！您走后，冯村舅舅也不在。忽然有人来找，我下楼一看，以为见到了鬼！吓了一跳！您看——”家霆将桌上一张名片递过来，说：“这是他给我的名片。”

童霜威接过名片一看，果然是张洪池，衔头印的仍是“中央通讯社记者”。

童霜威一拍桌子，说：“真是青天白日鬼魅横行了！他……他怎么也会来了？……”也不知是气愤抑是紧张恐惧，手在发颤。

家霆继续说：“张洪池给了我名片，对我说：他也刚从上海来重庆不久。从报纸上看到消息，知道童秘书长也到了重庆，很高兴。他是通过报社得到地址来看望的。又说：是叶秋萍局长派他来看望的，说叶秋萍要同您见面谈谈。”

冯村在一边插嘴说：“据说，张洪池有个妹妹也在他们机关里，是个‘花瓶’，同叶秋萍关系密切，张洪池所以很得叶的信任。”

童霜威皱着眉来回踱起方步来了，说：“真是一盆糨糊。我脱险来到重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谢元嵩来了！张洪池又来了！他们这种人是不明不白的。谢元嵩且不说，这张洪池明明是投靠了‘七十六号’的呀！谢元嵩出国考察了，张洪池仍又是以中央社记者名义干特务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头脑并不简单，可这些事也太复杂得不可思议了！”

冯村好像在听外边街上小贩叫卖“炒米糖开水”的声音，这时说：“现在外边都知道有所谓‘曲线救国’。特务政治，他们要真就真，要假就假。阴谋中有诡计，堂皇的幌子下有不可告人的罪恶。钟馗捉鬼，其实钟馗也是个鬼！看穿了这些，也就不奇怪了！”

童霜威沉吟不语，稍停，说：“见叶秋萍是必要的。我本来就想见见他，看他怎么说。我等着他来！”烦躁地来回踱起方步来。

当夜，家霆没睡好。他发现爸爸也没睡好。天闷热无风，蚊子又钻进帐子来扰人，耗子常常出来啮物。整整一夜，父子两人都辗转反侧。

天下事每每有出乎意料的。

想不到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杜月笙竟派戴眼镜、外表朴实和善的秘书胡叙五坐汽车来“渝光书店”楼上看望童霜威。不但下了晚上请吃暖寿酒席的请帖，而且要陪童霜威马上去中国通商银行楼上同杜月笙见面。

胡叙五穿一件浅灰纺绸长衫，光着头，眼镜片下两只眼睛闪闪生辉，手拿一把折扇，态度谦和，说：“杜先生说：‘范庄’客人多，不便说话，所以特请啸天先生现在就去见见面，可以先叙叙。”

这倒是童霜威所希望的。他听冯村说：杜月笙在香港沦陷前来重庆后，由于慷慨大方讲求友谊，博得了川帮银行界的好感。有一次，同美丰银行老板康心如赌钱，康心如几乎把自己银行的本钱输光。当康心如胆战心惊地开出支票交给杜时，杜不动声色地擦火柴点火，把支票当面烧了，说：“笑话！笑话！白相相的，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从此，人都赞扬杜月笙豪爽够朋友！现在杜月笙派胡叙五来，童霜威认为也确是“够朋友”！童霜威估计是乐锦涛打了电话给胡叙五后，胡叙五向杜月笙作了报告作出的安排。童霜威现在心里渐渐有数，冯村在报上发了个消息，影响不小，以自己的身份地位，加上是从上海来的，过去与杜月笙熟识，杜月笙又历来讲究气度与尊贤，对于在野政界人士或落魄的名士也都肯折节结交，就必然使杜月笙愿意同我先叙为快了。

童霜威对杜月笙这样做心里很满意，随胡叙五上了小汽车。

一路上，谈起杜月笙祝寿的事。胡叙五语气谦和地说：“国难时期，杜先生本来不愿过生日，加上他有气喘病，怕热，不愿多应酬。但禁不住各界人士的盛情好意，许多院长、部长、省主席、总司令都送来了贺礼、礼金、祝寿文，只好勉为其难了。”他一口上海话，说得慢慢的，不愠不火。

童霜威不禁想起民国二十年夏天，在上海参加庆祝杜月笙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落成典礼的情景来了。那次，要塞司令部鸣礼炮二十一响，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中正都派代表去道贺，费用花了几百万银元，盛况真是空前。胡叙五的话，又使童霜威觉得杜月笙的本事确实在用人之道上也表现出来。他以前用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过筹安会的“六君子”之首的杨度，有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有当过监察委员的杨千里等等。他使用秘书，常常表现出尊重和虚心，甚至执礼甚恭，使人乐于为他所用。见胡叙五说得恭恭敬敬、忠心耿耿，看得出胡叙五确是杜的亲信、心腹。

两人坐汽车到了中国通商银行。童霜威知道，杜月笙一直是这家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银行本来总行在上海，现在迁到重庆来了。沿着宽阔而不甚明亮的楼梯上了二楼。胡叙五请童霜威在一间铺着地毯窗户紧闭的房里坐下，说：“啸天先生，请等一等，我去告诉杜先生。”

外边阳光强烈，房里看不到阳光，幽暗、阴凉，窗关着有点气闷。这像是一间会客室，挂着淡青色窗帘，气氛颇像抗战爆发那年在武汉中央银行同汪精卫见面谈话时的那间会客室。进口处放着一架灰绸屏风，桑葚色地毯，有四只檀木小沙发，沙发前是红木横茶几，上有香烟罐和烟灰缸。靠窗放着一张大办公桌和一个保险柜。柜上有个红木的笑脸袒腹的胖罗汉雕像，还有一只宝蓝碎瓷大花瓶。墙上一架木头挂钟滴滴答答生硬地响着。一个中年男人恭恭敬敬地来敬茶，退出去一会儿，就见胡叙五陪着细高个子的杜月笙来了。

比在上海以前见面时，杜月笙确是苍老得多了。头发已有花白的，脸色苍白泛青。他身材瘦高，体形单薄，颧骨高，两耳招风，眼露凶光而又有笑意，文弱得很。穿一件轻飘飘的米色绸长衫，一进门拱拱双手，笑着用一口浦东音的上海话亲热地说：“啊，啸天兄！老朋友久不见面了！你好？”

童霜威也连忙热情拱手，说：“好好好，杜先生，你好！”

坐下后，那中年人端着一杯水进来给杜月笙放在茶几上，又将一只小盘里的一管白色药粉也放在茶杯旁。胡叙五就带着那中年人轻轻退出去了。

寒暄了一番，杜月笙微笑着说：“从报上，看到啸天兄你来重庆的消息，心里交关高兴。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我的小老婆老三前不久也从上海来。我到西安去接她。刚好胡宗南请我去西北投资，我在西北转了一转，回来时间还不长。”

听他这样说，童霜威觉得上海、河南、陕西一带的情况他都一定了解得很多，就不多说什么了，只说：“路上辛劳倒不算什么，我在上海苦头吃得却太大了！”

杜月笙点头，说：“晓得！晓得！所有情况我统统晓得！”伸出大拇指说：“你是这个，佩服佩服！”稍停，说：“我办了个中华实业信托公司，想请啸天兄你挂个设计委员或者顾问的名义。每月奉送车马费。啸天兄你一向在司法界是有声望的人，希望给兄弟这个面子！”

童霜威想：啊，真客气啊！这也许又是杜月笙的一种本领吧。他给人帮助，同时还给人面子，使人好感，好像是人家帮了他的忙似的。心里不禁感激，又忍不住想：唉，我已经堕落可怜到没有饭碗的地步了！他这是“雪中送炭”啊！遂点头说：“我初到重庆，立足未稳，这就谢谢你了！”

杜月笙连连摇头，说：“自家人！自家人！不要客气！”又说：“我到重庆，也感到有的人对我冷淡。一日无权，人人都嫌！也算是世态炎凉吧？有的人，你对他再好，他翻脸就能无情。我顶反对这样的人。我是最讲义气、讲交情、讲信用的！啸天兄，以后有什么事要兄弟帮忙，说一句话就可以。”说着，轻轻用右手拍拍胸脯。

童霜威见他说得诚恳，却又感到对他无话可说，见他有些发喘，拿起茶几上盘子里的那一小玻璃管药粉末往嘴里倒。玻璃管敲在牙齿上发出轻轻脆响的“托托”声，白色药粉都倒在舌上了，用开水“咕嘟咕嘟”吞服下去。

童霜威见他身体这样坏，又在要祝寿的期间单独约谈，觉得不能不谢一谢，就说：“杜先生身体不好，还抽空约谈，深感盛情！”

杜月笙笑着摇头，忽然说：“啸天兄，我有件事想听听高见。我是顶喜欢听取一些政界见过大风大浪的名人的高见的。”

童霜威开门见山地问：“不知是什么事？”

杜月笙似乎犹豫了一下，终于带点神秘紧张地说：“是这样的，嗨嗨，你是国大代表！有人建议我说，以后国家行宪，要像英美一样实行多党民主政治。我组织了多年的‘恒社’是个帮会组织，不灵光了！应当改成一个政党。你老兄看看，是不是该这样做？对不对？好不好？”

童霜威心里一怔，想：昨晚冯村讲的情况是真的了！看来，这是杜月笙目前的一件大心事。他今天约我来，确是想听听我的主张，说不定我如果赞成，他就会把我也拉到这件事里去替他出力呢！觉得对这么大的事不能草率不负责任，思索了一下，说：“杜先生是想听我说逆耳的真话呢？还是想听我说顺耳的假话？”

杜月笙有点激动，笑笑，说：“啊，那……当然是要听真话，逆耳怕啥？‘忠言逆耳利于行’嘛！”

童霜威坦率地说：“组党的事，恐怕要慎重又慎重！”

“为啥？”杜月笙关切地侧耳听着，轻声问，又补充说：“啸天兄，今天我们谈话，只有你知我知！在这里讲的话，没有第三者，也不会拿到台面上讲的。讲过就完，不必有顾虑！”

童霜威坦率地分析道：“问题很复杂。不说别的吧，就说如果帮会组织都变成了政党，全国一下子要产生出多少政党来？杜先生你带这个头怕不合适！有了政党，就容易被人看作是有政治野心，势必要产生很多危险的成分！据我所知，不说别人，就说蒋委员长吧！他是个听到别人组党就头疼的人。如果不是他授意，你要来公开组党，我怕……”

杜月笙“啪”的一拍大腿，竖起大拇指，说：“啊呀，啸天兄！你这番话确实是金玉良言！说得有道理！确实全是为兄弟着想的。我担心的也就是这个！他们劝我组党的人是看不到这一点！你我既谈了这件事，就不见外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有一天，孔祥熙院长请我吃饭时说的。他说：委座嫌四川帮会势力太大，说准备杀一两个青红帮头子压一压。孔院长不同意，说：人家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为什么要杀？这事才没有再议下去。唉，祸人福人，只是在他一摇头一点头之间。你想，我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做这种不讨好的触霉头的事？你这一谈，我是有了主见了！”

童霜威沉默着，心里如车马奔腾想得很多。人都传说杜月笙和老蒋关系特殊。看来，这种关系虽有，并非没有矛盾、不会变化的。从杜月笙对组织政党的怦然动心到忧心忡忡，从杜月笙今天话中的弦外之音听来，事情十分错综复杂。他觉得话不可说得太深，要适可而止。这时，壁上那架挂钟“当！——当！”地敲起来了，一连敲了十一下。童霜威觉得可以到此告一段落了，顺水推舟地说：“杜先生，今晚我和乐锦涛委员约好去‘范庄’为你暖寿。你今天一定很忙，现在我就告辞了！”

杜月笙揿了一下茶几上的铃，起立拱手。胡叙五进来，杜月笙同他一起客客气气地送童霜威到门口，握手，又亲热拱手。

童霜威坐杜月笙的汽车回都邮街“渝光书店”。一路上心里还在想着、体味着杜月笙说过的那些话，尤其是“祸人福人，只是在他一摇头一点头之间”。他觉得杜月笙这个江湖人物真是懂得人生三昧的了！只可惜，虽懂得却又不能排斥互相利用和复杂的矛盾。外界的人谁能料想像杜月笙这样威势赫赫的“大亨”也会有这么又痒又痛的苦恼呢？

童霜威比较欣慰的是：自己来到重庆，总算可以有个落脚点了。尽管这样的落脚点既不光彩也未必长久，更不是自己名正言顺应该有的落脚点，但总算是可以放一放两只疲惫的脚了。对于右任的应诺的兑现，他不敢十分相信。对杜月笙的应诺的兑现，他是完全相信的。杜月笙是个讲究“够朋友”的人，以守信作为他取得信誉的资本。据传他常对人说：“一个人说话要言而有信，答应了的事一定要办到，不然不如不答应！”上海场面上的人都讲究守信才吃得开。人都知道杜月笙是说了话算数的。于大胡子说是设法在赈济委员会弄个名义，据乐锦涛说是没有固定薪水的，只偶尔给点车马费，那有什么意思？如今，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能挂个名，每月有车马费，才真的可以解决点问题。这样想着，心里不由得宽松了一点。

正当中午，酷热难耐，山城的古老破旧的建筑常常排列在一个个山坡的斜面上，有些是用杉杆、楠竹和竹篾建成的平房。曲折蜿蜒的地方被一丛丛翠竹或绿树遮掩着。热闹街道上，商场、餐馆、照相馆、理发馆、茶馆、酒店都有。汽车很快就到了都邮街“渝光书店”门口。

童霜威上了楼，见家霆独自在房里看报，他似乎在等候着爸爸归来。一见童霜威回来了，马上过来说：“爸爸，有人刚才让送了一笔钱给您，叫我收下来交给您。”他递过一只密封的大封袋，外加一封信。大封袋沉甸甸的，一看而知里边如果装的法币，数字不小。

童霜威奇怪地问：“谁呀？”心里纳闷。

将信一看，顿时明白了。信上写的是：

童霜威明白：这不过是杜月笙按月送他一笔钱用罢了！他有点欣慰，也有点委屈和悲哀，但却不能不为杜月笙这种工作效率和拉拢人的手腕竖起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