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中期，从一九三九年夏写到一九四二年秋。在战争中，各色人物，纷纷登场。这里有无耻的生，有伟大的死；有优美、纯洁、高尚的爱情；有尖锐、错综、复杂的搏斗；有不同色调的风俗画和风情画；有“孤岛”时期上海滩敌伪特工总部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黑幕；有沦陷后南京雨花台、苏州寒山寺的凄凉景色；有河南一九四二年骇人听闻的天灾人祸；有陪都重庆那雾茫茫的夜歌。真实反映了抗日战争极其困难的三年里从大后方到沦陷区的政治形势和社会众生相。似是一段噩梦，我却希望它是一瓶辛辣、刺激和甜醇、芬芳并存的美酒。

我与一些画家有同感，愿意使我的心像一面明亮的镜子。

在创作中，我独身静处，有时夜不成眠，在寂寞中，思索回味着往日在战争时期所经历与见闻的一切；有时细嚼体验我所搜集到的上千万字的资料，决定取舍，从中提取精华，进行艺术虚构。我的心就像镜子那样，如实反映出现在镜前的各种物体形态和许多绚丽或对比鲜明的色彩。而我的感情却使我通过心镜的反映，发生爱憎，区分是非，褒贬美丑，指出功过，叙述悲欢离合，论证战争与和平。然后，我冷静下来，端出理智的天平，进行总体构思。在写法上，我希望不蹈袭他人，采取新的视角，旨在扩展创作领域，既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他人，去塑造现实生活中在那时存在过的人物。从历史引起对人生的思考，又从人生去发现历史。

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确实已经不少了。但这场使中国军民伤亡近两千两百万、财产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歼灭日军二百六十余万的战争，未写和可写的范围还很大很多。我这一部是写战争和人的，是想鸟瞰时代的，是站在今天回顾过去、召唤未来的。我没有以他人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为准绳。自然事物无穷无尽，当情感世界汹涌澎湃时，我就觉得自己不受什么框框套套或清规戒律的拘束了。思绪如天马行空，我仿佛又回到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租界上了：与我的同龄好友一同自发地冒险散发抗日传单；在那血腥的沪西“歹土”上仇恨地目睹敌伪作恶；在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次日上午，从慈淑大楼我上“最后一课”的窗口里悲伤地俯瞰日本海军陆战队奏着军乐在南京路上举行入城式。……我仿佛又看到沦陷后那满目疮痍的秦淮灯火石头城和听到铁蹄下中国百姓的呻吟声了！我仿佛又置身在一九四二年那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的中原大地了！在那里，我走过可怕的人间地狱，几乎送掉性命。……过去的事，就是历史。反省生活，独特的感受，使我放开胸襟，思索着小说中各类人物的命运，思索着想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表演和活动所要表达的意蕴和主题。不管它像不像史诗，我却不妄自菲薄地有这样的创作意图。

创作时，没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当然不行；但没有浓烈不可抑止的激情，就更不行。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时时刻刻感到自己好像是处在湍湍的急流中，有时峰回路转，有时险岩挡道。我的情感世界有极大的跌宕起落。有时我想得很多、很远、很复杂、很无边际、自由自在：中国的人和事有多复杂？国民党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年是怎样会腐烂垮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是怎样产生的？共产党应当如何以史为鉴？机械唯物论是多么可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何在？今天有没有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否太注重他们的个人欲望，以致会否定过去，认为当年那场战争与现实毫不相干？倘若“武器刚劲有力而人却软弱无能”行吗？哪些情况会助长侵略？哪些情况会导致战争？民主与战争的关系怎样？如何把战争从人的生活中排除出去？怎样认真对待我们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每当这种时候，我的情感就像搁在险滩上，又如同由雪山顶上融化而倾泻下来的激流。我的心就像刮起暴风雨的海洋，在那里，大海同狂风激战，要到激情化为字句倾吐在纸上，才归于平息。

带着真实的思维和激情写出来的作品，即使还不成熟，但至少不会是无病呻吟或苍白的。我希望我的激情能反映在作品中，使我的读者与我一同分担喜悦，一同分担忧伤，正确理解战争与和平的意义，去想一想幸福的由来和人生的意义，去想一想历史的借鉴和中国的命运。

也许我想得太多而写得还是太少，也许我有一点点的成功，也许我很失败。但稿定以后，这已不属于我计较或遗憾的范围。人常不能负担与达到自己力所难及的重量与高度，但人又常有想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获取较高成果的愿望。无论自己或别人，对这，无须也不会责难，我相信。

《山在虚无缥缈间》是一部单独成立和存在的长篇小说，但它是接着《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年月往下写的。它们是姐妹篇。不一定需要先看《月落乌啼霜满天》再来读《山在虚无缥缈间》。当然，如果先看了《月落乌啼霜满天》，也许会更有兴趣来读《山在虚无缥缈间》。《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在《山在虚无缥缈间》中都在活动，当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人物参加了演出。

《月落乌啼霜满天》出版后，我的情感也一直在经历着激流边浪花的滋润和清波的抚慰。一万五千四百册书，很快就一销而空。上海、北京、南京、成都、武汉、重庆等大城市都脱销买不到此书。迄今为止，《人民日报》、《文艺报》、《读书》、《新观察》、《文学报》、《当代文坛》、《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北京晚报》、《文学故事报》、《成都晚报》、《精神文明报》、《新华日报》、《洗砚池》、《采风报》、《四川日报》、《四川作家通讯》、《沂河文艺》等报刊已发表了宋遂良、陈辽、张啸虎、吴野、滕云、沙林、殷白、徐康、田闻一、鲁之洛、戴翊、刘瑞轩、石文、浦伯良、苑坪玉等同志的评介，我并收到了大批热情的信件。评论和来信中许多精辟的见解使我大受教益。而一九八八年十月，《月落乌啼霜满天》又获得了四川省郭沫若文学奖。我把这些都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对关心我创作系列长篇的所有同志，我深深感谢。

现在，《山在虚无缥缈间》要出版了！本书的责编和终审同志肯定了它保留了《月落乌啼霜满天》的优点，在艺术上又有新的开拓和突破。在听到他们的审读意见时，我有一种从急流险滩中驶过的感觉。可是，当现在书要呈奉在读者面前了，我却不禁想起了《庄子·秋水》篇中所说的河伯顺流东行，至于北海看到汪洋一片水天相连不见岸边的寓言。于是，“敝帚自珍”的想法打消，我又只能以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倾听读者和评论家的意见。

人生常常难免不幸的事。我的视力一向极好，但在一九八五年意外地受了一次伤。当时，不仅撞伤了头脑，也伤了左眼。想不到去年九月左眼伤疤破裂出血，因外伤型视网膜脱落而失明。我的情感世界就又像昔日三峡夜航似的经历了一次急流险滩。

连续动了两次大手术。第一次手术在成都动得太糟。多亏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经眼科副主任张晰检查，由眼科姚芯薇副主任和方丽珍医师用她们精湛的技术和善良的心为我动了第二次手术进行挽救，使左眼能保住外形，看到光影。但想“失而复得”恢复到可以阅读的视力却终于不可能了。这一年来，始终在病中煎熬。我要感谢生病期间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作协、一些出版社和我工作单位以及山东临沂、济南和沪、京等地许多老朋友、许多同志的热情关怀。由于眼病，今后的创作对我来说，比过去要艰苦得多。但我仍然是乐观的。这使我想起了白居易。白香山一生虽未经历杜甫那样的颠沛流离之苦，但身体素来虚弱而又苦于在中年后眼病缠身。他在《眼病二首》诗中描述道：“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途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诗里的乐观情绪和风趣盎然纸上。我现在左眼完全是白雾茫茫，但我还有一只健全的右眼。有句外国格言说：“所有生命都是昙花一现，它们的价值在于它们在消失前要散发出光芒来。”我有自知，很亮的光芒已经无法放射。那么，就发出一点我所能发的微光吧！哪怕就是萤火那样的一点美丽的微光也好。《山在虚无缥缈间》现在出版了。重要的是继续创作下一个长篇。那么，为山九仞，我想，我是不会功亏一篑的！

---1988年秋于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