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克的卡霍夫斯克大街上有一幢灰色的石板楼房，我们这座城市有一半都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多层楼房，经年累月，变得越发晦暗。但是这座楼却有其特殊之处，在我推开这楼的大门时，就有人对我说：“在我们这幢楼里的一个单元中有两场战争呢。”海军上士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波德维申斯卡雅在波罗的海的海军部队打过仗，她的丈夫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则当过步兵中士。

一切都重复着……我又是先用一段时间观看他们的家庭相册，十分精心而珍惜地装帧而成的相册，总是放在最显眼之处给客人们看，当然也是为了给自己经常看看。每一本相册都取了名字：《我们的家族》《战争》《命运》《孩子们》和《孙子们》。我非常喜欢这种对于私人生活的尊重，记录下对往日经历和亲人们深深的爱。虽然我造访过几百个居所，进入过不同的家庭，既有知识分子，又有普通人；既有城里人，又有乡下人，却很少见到这么有情感的家，他们这么愿意让人们深入了解自己的家族和关系。大概是不断的战争与革命教会我们要保持与过去的联系，要精心编织血亲的网络，回首追溯得很遥远，并且为此而自豪骄傲。人们急于忘记过去，抹掉痕迹，是因为他们积累的大量见证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往往会赔上自己的一生作为代价。在祖父母一代之后，没有人再知道任何当时的事情，也就不会去追根寻源了。人类创造历史，却活在眼前。记忆总是短暂的。

但是这里偏偏就有不同的人……

“难道这就是我吗？”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笑着说，她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双手捧起一张照片说。在照片上，她身穿水兵服装，胸前挂满了战斗勋章。

“我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总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的外孙女六岁时，有一次萨乌尔把相片拿给她看，她问我：‘外婆，你以前是个男孩子，对吗？’”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战争一开始您就上了前线吗？”

“没有，开始我是向后方疏散的……我丢下了我的家，丢下了我的青春。一路上列车不断遭到扫射轰炸，敌机几乎是贴着地皮飞。我记得，一群技工学校毕业的男孩子从车厢里跳出来，他们全都穿着黑色军大衣，这不是当活靶子吗？结果他们全被打死了。敌机简直是擦着地面飞行……当时我只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是在数着人头射击……您能想得到吗？

“我们在工厂里干活，人家管饭，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心急如焚哪……我写信给兵役委员会，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1942年6月我才收到入伍通知书，我们乘着露天驳船，在敌机扫射下，跨越拉多加湖，开进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到达列宁格勒的第一天我记得最清楚：那是一个白夜，一队队身穿黑色军装的水兵在街上巡逻。我感到形势很紧张，看不见一个居民，只有探照灯在晃来晃去，水兵们来来往往，他们就像国内战争时期一样，扎着宽腰带。您能想得到吗？就跟在电影里似的……

“城市四周已被团团围住。敌人的包围圈离我们非常近。本来乘三路电车可以到基洛夫工厂，而现在那里已经是前线了。天空只要晴朗，敌人就开始炮轰，而且是有目标地炮轰、炮轰、炮轰……大批军舰停泊在码头边，虽然都进行了伪装，可还是难免被击中。我们负责施放烟幕，是一个专门的烟幕弹部队，指挥官是前鱼雷快艇支队长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上尉。姑娘们大都受过技术中专或大学一年级教育。我们的任务就是用烟幕来掩盖和保护军舰民船。炮轰一开始，水兵们就说：‘姑娘们，快放烟幕弹吧，有了烟幕我们就保险了。’我们携带专门的混合剂，坐着汽车开来开去，而这时候别人全都躲进了防空洞。只有我们，就像俗话说的，是在引火烧身。德国人呢，就专门对准施放烟幕的地方射击……

“告诉您，那时我们的给养来源也被封锁了，但是我们挺住了……首先，因为我们年轻，这是重要的一条；其次，列宁格勒市民感动了我们：我们多少还算有一点供给，虽说是最低水平；而列宁格勒居民常常走着走着就饿倒下了，走着走着就死了。有几个孩子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从自己微薄的口粮中拿出一点给他们吃。他们简直已不是孩子，而是一些小老头，小木乃伊。孩子们告诉我们在围困中他们的食品是什么，如果还可以称之为食品的话：皮带或新皮鞋汤、木胶黏冻、锯末煎饼……城市中所有的猫狗都被吃掉了，麻雀喜鹊全没了，甚至大小老鼠都被抓住吃掉了……就那么活活地烧了吃掉……后来，那些孩子不再来了，我们等了他们好久。大概是饿死了，我这么想……隆冬季节，列宁格勒没有燃料，上级就派我们到城里去拆房子，有的地方还有些木头建筑。我们朝这些木头房子走去时，心里真难受啊……一幢房子好端端地耸立在那儿，而住在里面的人却死的死，逃的逃，大都是奄奄一息，现在我们又要把房子拆毁。看到留在桌子上的那些食具等家用器皿，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啊。所以一开始，大概有半个钟头，谁也不忍举起撬杠，你能想象得到吗？大家都呆呆地伫立着，最后指挥员只好自己走上去把撬杠戳进木房子，我们这才开始动起手来。

“我们还要采伐木材，搬运弹药箱。我记得，有一次我搬起一个木箱子，那箱子比我人还要重，我咕咚一声就栽倒在地上……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另一桩事（我们遇到多少困难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女人）是这样：我后来当上了区队长，我这个区队全都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整天待在快艇上，那快艇很小，上面没有厕所。小伙子们需要解手时，可以隔着船舷，就解决问题了。可是我怎么办呢？有两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一下越过船舷，跳进水里游了起来。小伙子们看见了，大叫大喊：‘队长掉到水里了！’七手八脚拉我上来。当然，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对我一个姑娘来说，这小事是多么紧要啊！我后来都病了……您能想象得到吗？您问武器本身的重量？对于女人来说，它可是太重了。刚入伍就发给我们步枪，可步枪比我们人还长。姑娘们走起路来，刺刀高出我们足有半米。

“男兵对一切都比较容易适应。我们女人面对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很苦恼。我们特别想家，想念妈妈，想念舒适的日子。我们部队有个莫斯科姑娘叫娜达莎·日琳娜，她得了一枚勇敢奖章，上级还放了她几天假回家，以示鼓励。她探家结束返回部队时，我们都跑去嗅她身上的气味，真的，一个一个排好队轮流去闻，大家都说她带回了家乡的味道。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痛苦地思乡……每一个有着爸爸笔迹的信封都能使我们乐得不行……只要能有片刻休息，我们就坐下来绣点东西，像头巾、手绢什么的。公家发给我们的包脚布，我们却把它改制成围巾，织上毛茸茸的花边。真想做点女人的事情啊！而在部队里女人的事情太少了，简直让人受不了。为了能拿拿针线缝点什么东西，哪怕只有一会儿工夫来显示我们的天性，我们是不惜找出任何借口的。当然，我们也笑过，也开心过，但谁都没有真正地能够像战前那样欢笑和快活过。”

录音机能够录下语言，能够保存语调，有间歇有哭泣也有慌乱。我明白，当一个人说话时，会有一些比留在纸面上更多的东西。总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录下对方的眼神和手势，不能录下她们说话时的生活，她们自身的生活、独特的生活。那些才是她们真正的“原文”所在。

“没错，我们好像是两场战争，”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加入了我们的对话，“每当我们回忆往事时，我都感到她记得她的战争，我记得我的战争。她给您讲的那些事情我的部队也有，如何想家啦，如何排队去嗅探家回来的姑娘啦，等等。不过这些事我都忘掉了……从身边滑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真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她还没对您讲过海军帽的故事吧，奥莉娅，你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当然没忘，刻骨铭心啊……我总是害怕回忆起这段故事，每次都害怕……事情是这样的，那天黎明，我军的快艇出海了，有几十艘快艇……我们很快就听到战斗打响了，我们侧耳倾听，等待结果……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度打到距离城市很近的地方，最后炮声渐渐停止了。天黑之前，我走到岸边：看到在通往入海口的水道上漂浮着很多水兵无檐帽，一个接一个。海军帽和大片的红色血迹随波漂流……还有快艇的碎片……这是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被打落到海里去了。我在岸边站了好久，直到无檐帽在水里漂走为止。开始我还在数有多少顶水兵帽，后来不能数了。而我既不能离开，也不忍看下去。那个入海水道，就是我们战友的合葬墓……

“萨乌尔，我的手帕呢？我必须要一直拿着手帕才行……它在哪儿？”

“她讲的很多故事我都记得，但就像现在常说的，对后代就要‘掐头去尾’了。我常常给孩子们说的，不是我的战争，而是她的。我发现，孩子对她的故事更加喜欢些。”萨乌尔·亨利霍维奇继续他自己的思路说，“我讲的故事，具体军事术语比较多，而她的故事里，更多的是人情味。人情味往往更加引人入胜，比实际事情更加感人。其实我们步兵里也有女兵，只要她们当中有一个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把腰杆挺得笔直笔直。您是想象不出来的……这句话也是我向奥尔佳借用来的。不过，您确实不能想象出，女人的笑声、女人的声音在战场上是多么动人心魄！

“您问战场上是否能产生爱情？当然啦！我们在战场上遇见的女人，个个都是美丽的妻子、忠实的伴侣。在战争中结婚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最幸福的一对儿。我们俩就是在前线相爱的，在烈火与死神中间。这是一种牢固的联系。当然我不否认还有些不太好的事，因为战争时间很长，在战场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可是我记得最多的是美好、纯洁和高贵。

“是战争使我变得更好了……这是确定无疑的！战场上的煎熬，使我作为一个人更成熟了。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幸，我自己也经受过很多苦难。在战场上，生命里不重要的东西随时要抛弃，因为都是多余的，只有在那里你才明白这一点。可是战争对我们进行报复……只是我们自己害怕承认这一点……战争追上了我们……不仅是我们所有人，连我们女儿的命运都定型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妈妈，前线的老兵们，总是按她们自己在前线所受的教育，按照战时的道德标准，来教育女儿们，爸爸们也是这样。就像我对您说过的，一个人在前线是一目了然的：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品如何，都是掩饰不了的。他们的女儿们却根本不知道，社会生活中的人与她们的家人完全不同，也没有人告诫她们世上还有卑鄙行为。于是，这些姑娘在出嫁时就很容易落入骗子之手。他们善于欺骗她们，因为欺骗她们毫不费事。我们许多前线战友的孩子都遇到了这种事。我们的一个女儿也是……”

“不知为何，我们就是没有给孩子们讲过战争。可能是害怕，也可能是不忍心。这样到底对不对呢？”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沉吟着，“我并没有把勋章绶带戴在身上回家。因为偶然一次我把它们弄断了，也没有再连上它们。战后我担任了一个食品厂的厂长，有一次我去参加会议，有一家托拉斯的老总，也是一位女性，看到我挂在身上的勋章绶带，就当众大声嚷道：‘你怎么像男人一样把战争勋章这样挂起来啊？’那个女人身上只有一枚劳动模范勋章，却总是挂在她的外套上，不知为何她却对我那么多的战争勋章不以为然。当只有我们两人留在房间里时，我给她讲述我在海军时的所有遭遇，她看来很不舒服，而我也从此失去了佩戴勋章的兴趣。现在我已经不佩戴勋章了，虽然我依旧为之骄傲。

“都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位著名的女记者维拉·特卡琴柯在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才写到我们，提出我们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问题。她说不少前线女兵现在还是独身一人，没能成家立业，甚至有许多人到现在连住房都没有，面对这些神圣的女性，我们是问心有愧的。从那时起，才多少引起了人们对前线女性的关注。长达四五十年之久，她们依然居住在集体宿舍里。终于，国家开始给她们分配单独的住房。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不想提她的真实姓名，她却突然发火了……她曾经是助理军医……曾经三次负伤。战争结束后，她进了医学院读书。她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家人，全都死掉了。她穷得身无分文，靠每天夜里到处给人擦洗地板维持生活。但她从来不向任何人承认自己是伤残军人并享有政府补贴，她把所有文件证明都撕掉了。我问她：‘你为啥要撕掉荣军证明？’她大哭起来说：“那还有谁会娶我啊？”我对她说：“那又怎么样？你做了正义的事情。”不料她的哭声更大了：“也许这些纸张现在对我是很有益的，因为我病得很重。”您能想象她大哭的样子吗？

“为首次在俄罗斯海军光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庆祝战争胜利三十五周年，当地政府邀请了来自各舰队的一百名卫国战争时期的海军老兵，包括三位女性。其中有两位就是我和我的闺密。海军元帅向我们每个人鞠了一躬，当众向我们表示感谢并亲吻我们的手。这怎么能忘记啊？！”

“你们想要忘记战争吗？”

“忘记？怎么忘记呢……”奥尔加又问道。

“我们没有能力忘记，也没有权利忘记。”萨乌尔·亨利霍维奇打破了沉默。“奥莉娅，您还记得吗？每次胜利纪念日，我们总会看到一个年迈的母亲，脖颈上挂着一块跟她本人一样衰老的招牌，上面写着：‘我找库尔涅夫·托马斯·符拉季米洛维奇，他1942年在列宁格勒围困时失踪。’从面容可以猜出，她早已八十开外了，她还能寻找多少年？一定会寻找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们也是这样。”

“我倒是想忘记战争，很想忘掉……”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缓缓地、喃喃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多想过上摆脱掉战争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不去回忆战争……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我牢牢记住了他们两人在前线相片上的模样，他们还赠送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的他们，是那么年轻，比现在的我小很多很多。这一切立即使我产生了新的思索，并渐渐清晰起来。我看着这些年轻的照片，似乎从我刚刚倾听和记录的采访中悟出了另一种含义。在我和他们之间，年龄的差别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