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战争中没有女性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终于胜利了……

但是,如果说她们的生活早前被分裂为和平与战争两部分的话,现在又被分裂为战争与胜利两部分。

她们再次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和两种不同的生活中。在学会了仇恨之后,她们需要重新学习爱,她们需要找回已经忘却的感情,还需要找回已经忘却的话语。

战争的人应该成为非战争的人……


战争的最后几天,杀人已经令人厌恶

我们都感到很幸福……

家乡和祖国解放后,我们打出了国界……我简直都认不出我们的战士了,他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个个脸上都笑呵呵的,身上穿着干净的衬衫,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许多花儿在手中,我再也没见到过那么幸福的人了。我原来以为,等我们打到德国去,我绝不怜惜敌人,绝不饶恕那里的任何人。我们胸中郁积了多少仇恨啊,还有屈辱!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怜悯我的孩子,我干吗要怜悯他的孩子?如果他杀死了我的母亲,我干吗要怜悯他的母亲?如果他烧了我的家园,我干吗不能烧他的房屋?我为什么不能?为什么?我真想见见他们的妻子,和生养了他们这群儿子的母亲。她们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吗?我真想盯着她们的眼睛看看……

我常常想:我会干出什么事情呢?我们的士兵会干出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很清楚地记得往事,我们能够克制吗?那得需要有多么大的力量才能够克制啊?部队开进了一个小镇,那里流落着很多孩子,都是些饥饿的、不幸的孩子。他们看到我们很害怕,纷纷躲藏起来……可我呢?尽管发过誓要仇恨他们所有的人,可我还是从战士们手里搜走了他们所有的食物,连一块糖都不放过,然后统统给了德国孩子。当然,我什么都没忘记,我还记得所有的往事……可是要我平心静气地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睛,这个我做不到。一大清早,已经有一队队德国孩子站在我们的行军灶旁。我们按次序发给他们食物。每个孩子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装面包的袋子,腰上拴着一个盛菜汤的小铁桶,里面是菜汤,或者也有粥和豌豆汤。我们给他们食物,给他们治病。甚至还抚摸他们……第一次抚摸德国孩子时,我都有些害怕……我怎么能够去抚摸德国人的孩子呢……我起初由于紧张而觉得口中干涩涩的,可是后来很快就习惯了。他们也习惯了……

——索菲亚·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契

(卫生指导员)

我一路打到了德国,从莫斯科一路走来……

我是一个坦克团的高级助理军医。我们团的坦克是T-34型,很快就都被烧毁了,那场景非常可怕。我战前听都没有听到过,后来我居然能够使用步枪射击了。我们上前线的时候,有一次遭到敌机轰炸,轰炸发生在挺远的地方,但是我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震动。那年我只有十七岁,刚从中等技校毕业。事情就是这样巧,我一到前线,立即就投入了战斗。

还有一次,我从燃烧的坦克里钻出来,四处都是熊熊大火。天空在燃烧,大地也在燃烧,铁甲都烧红了,到处是死人,那边还有人在呼喊:“请救救我……请帮帮我。”……我陷入了如此恐怖的场景!我都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逃走,我为什么没有逃离战场呢?那情景是如此可怕,没有字眼可以形容,只有感觉。我早些时候还不能,现在已经可以去看战争电影了,但还是会忍不住哭出来。

我打到了德国……

在德国土地上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路边上竖着一块自制标语牌,上面写着:“这里就是该死的德国!”我们进了一个小镇,百叶窗全部都紧紧关闭着。那里的居民扔下所有东西,踩着自行车逃跑了。戈培尔蛊惑他们说,俄国人到来后就会乱砍乱杀。我们打开一扇扇门,发现里面要么是空无一人,要么就是全家人都躺在床上,已经服毒自尽,连孩子们也都死了。他们用枪自杀或者服毒而死……我们当时有什么感觉?当时高兴的是我们已经战胜了敌人,让他们现在也尝到了痛苦,就像我们以前遭受的那样。我们有一种复仇的感觉,可同时又很可怜那些孩子……

我们找到了一个德国老妇人。

我对她说:“我们战胜了。”

她大哭起来:“我有两个儿子死在了俄罗斯。”

“那又是谁的罪过啊?我们又有多少人被杀死了啊!”

她回答说:“都是因为希特勒……”

“不是希特勒亲自做的,而是你们的孩子和丈夫杀的人……”

她马上沉默了。

我打到了德国……

我多么想告诉我的母亲啊……可是我的母亲已经在战争中饿死了,家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盐巴,一无所有。我的一个哥哥负了重伤在医院里,一个妹妹在家里等着我。她写信告诉我,当我们的军队开进奥廖尔的时候,她跑去找遍了所有穿军大衣的女兵。她以为我一定会在女兵当中,以为我应该回家了……

——尼娜·彼得罗夫娜·萨克娃

(中尉,助理军医)

这是一条胜利的大道……

您根本无法想象胜利大道是个什么样子!在路上走的全是被解放的囚犯,他们乘着人力车和马车,背着大大小小的包袱,车上插着各式各样的国旗。他们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所有民族的人都混在一起,每个人都朝着自己家乡的方向走。所有人都来拥抱我们,亲吻我们。

我们遇见了几个俄罗斯女孩,我和她们搭话聊天,她们对我讲了一个故事……她们几个都曾为一个德国人干活,而她们中最漂亮的一个姑娘,被迫和主人住在一起,被主人强奸后怀孕了。那个姑娘一路走来时,一边哭一边不断捶击自己的肚子,嘴里说着:“不行,我不能带一个德国孩子回家!不能带回去!”女伴们都不住地劝说她,但她最后还是上吊自杀了,和自己肚子里的德国娃娃一起死了……

在那个时候是应该听听这种事情,不但要听,还应该记下来。可惜的是,当时已经没有谁的脑子里能进去这些事情,没有人会听我们说,所有人都在重复两个字眼:“胜利!”其余的似乎都不重要了。

我和女伴有一次在街上骑自行车,走过来一位德国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坐在童车里,一个紧抓着她的裙子跟着她走。那女人面容十分憔悴。唉,您知道吗?当她走到我们跟前时,竟然一下子跪了下来,趴在地上向我们道歉。就是这样子,趴在了地上……我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见她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又指指她的孩子们。我们总算弄明白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们致意,表示感谢,因为她的孩子们活了下来……

这也是为人妻子啊……她的丈夫可能就在东线打过仗,在俄罗斯打过仗……

——阿纳斯塔西亚·瓦西里耶夫娜·沃罗帕叶娃

(上等兵,探照灯手)

我们有一名军官爱上了一个德国女孩……

这件事被领导发现了,他被降职并送回了后方。如果他是强奸的话……这种事情当然是有的,只是我们很少有人去写,这是战争的规矩。男人们这么多年没有女人,有的只有仇恨。我们开入一些城镇或村庄,头三天确实是大肆抢劫……这些当然都不能公开说,心里有数……不过三天之后就有可能受到军法追究了。怀里的热乎劲儿还没有散去,三天的酒意还未消,结果却产生了爱意。那个军官在特别部门坦白说,他确实是产生了爱情。这样一来,可就是叛变行为了……爱上了一个德国女人,爱上了敌人的女儿或者老婆?这事就严重了,等于是投敌……总之,他手上那个女人的照片和地址都被没收了。当然不会留给他……

我还记得一件事……我看到了一个被强奸过的德国女人,她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一颗手榴弹插在她的两腿之间……现在说起来,真是丢人的事,但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是丢人的。当然了,感觉是在变化的,在头几天我们是一种感觉,过几天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有五个德国姑娘来到我们营,找到了我们营长。她们哭诉自己的遭遇……妇科医生给她们做了检查:她们的那个部位都受了伤,撕裂性伤口,内裤里全都是血……原来她们被轮奸了整整一夜。听了之后,营长要求士兵们都出来列队……

请您不要录音,请关掉录音机。真的,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的!我们全营士兵都集合起来了,上级对这几个德国姑娘说,你们去找找看,如果你们认出是谁干的,当场就把他枪毙,不必看他们的军衔。这种事情真是叫我们很羞愧啊!可是,那几个德国女孩却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她们不想去指证,她们不想让更多的人流血了,她们就是这样说的……后来,上级给她们每个人发了一个面包,就当这事结束了。当然,这都是在战争时期……

您以为原谅是很轻松的吗?看看那一片片完整的白色瓷砖屋顶的小房子,看看那些玫瑰花园,我真的好希望也让他们吃些苦头啊……我当然也想看看他们流眼泪……马上变成好人是不可能的,也不会立刻变得公正与善良,就像您现在这么好。可怜她们也不容易做到,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几十年时间……

——A.拉特金

(下士,电话接线员)

祖国的土地终于解放了……人们开始不能接受司空见惯的死亡,也不能够忍受埋葬死者的悲哀。但还是有人不断地死在别国土地上,被掩埋在异国他乡。上级对我们反复说,敌人必须要彻底打垮,敌人仍然非常危险……其实每个人都明白这些,但是大家已变得十分珍惜生命,没有人愿意在胜利前死去……

我记得当时的道路两旁有很多海报,就像一个个十字架:“这里,就是该死的德国!”我想所有人都会记得这种海报……

大家全都久久地等待这一刻,现在我们终于踏上了这片土地……我们真想看看那些德国鬼子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他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他们难道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吗?他们不是也过着平凡的生活吗?在前线作战时,我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再去读海涅的诗歌,还有我心爱的歌德。我已经不能听瓦格纳了……战前我是在一个音乐世家长大的,我很喜爱德国的音乐:巴赫、贝多芬。多么伟大的巴赫啊!但是所有这一切,我都从自己的世界中驱除了。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他们的罪行,看到了火葬场,看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看到了堆积成山的女人衣服和童鞋,还有灰色的骨灰……骨灰被撒到田间地头,撒到白菜和莴笋的根下,所以我更加不能再听德国音乐了……等到我重新听巴赫和演奏莫扎特的时候,已经流过了很多时光。

我们终于踏上了他们的土地……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那些良好的公路,是那些宽敞的农舍,是一盆盆的鲜花,甚至他们的谷仓都挂着优雅的窗帘。房间里的桌子上都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昂贵的器皿,还有精美的花瓷。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洗衣机的……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既然他们生活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打仗?为什么?我们的人蜷缩在防空洞里,他们还有白色的桌布。咖啡都倒在精致小巧的杯中,我只在博物馆里才看到过这种杯子。我还忘了说一件叫人惊讶的事情呢,简直让我们全都呆住了……那是在反攻时,我们第一次夺取了德国人的战壕。我们跳进他们的战壕,看到那里的暖水瓶里,居然还有热咖啡!咖啡的味道,好香啊……还有饼干!战壕里又有白色床单、干净毛巾,甚至还有卫生纸……我们这边却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们有这么舒服的床单,我们却是睡在稻草里,睡在树枝上,两三天没有热水是经常的。我们的士兵举起枪就朝着这些暖水瓶扫射过去……打得热咖啡溅满了战壕……

在德国人的房子里,我也看到了一个被枪打烂的咖啡机,还有栽着鲜花的花盆,还有枕头、婴儿车……不管怎样吧,他们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情,我们对他们是无法做出来的,我们无法迫使他们像我们一样遭受煎熬。

我们的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恨是从哪儿而来?他们为什么要仇恨我们啊?

上级允许我们寄些包裹回家。包裹里有肥皂,有砂糖,也有人寄鞋子回家。德国人制造的鞋子、手表和皮具都很结实。大家都在四处搜寻德国手表,但我不能。我心里有一种厌恶感,他们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想拿,虽然我知道妈妈和几个妹妹还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我们的家被烧毁了。当我回到家后,把这些讲给妈妈听,妈妈抱住我说:“我们也不要拿他们的任何东西,是他们杀害了你们的爸爸。”

我是在战后几十年才重新拿起《海涅诗集》的,还有我在战前就喜欢的德国作曲家唱片……

——阿格拉雅·鲍里索夫娜·涅斯特鲁克

(中士,通信兵)

到了柏林之后,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正走在大街上,忽然迎面跳出来一个手持冲锋枪的男孩,一看就是冲锋队[冲锋队:“二战”后期纳粹德国的民兵组织。]队员,那已经是战争的最后几天,马上就要停战了。当时,我的手上也有枪,随时可以开枪。可是,那个男孩子看着我,眨了眨眼睛,却哭了起来。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我竟然也流下了眼泪。我其实很可怜他,这样一个孩子,呆呆地站在那里,背着一支笨重的冲锋枪。我赶紧把他推到旁边一座楼房废墟的大门洞里,对他说:“快去躲起来!”他十分恐慌,以为我要枪毙他,因为我头上戴着军帽,看不出我是个姑娘还是小伙子。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大声狂喊。我就轻轻摸摸他的脑袋,让他逐渐安静下来。战争,把人都变成了这样子……我自己也说不出话来了!在整场战争中我都在痛恨他们!但是不管公正不公正,杀人总是叫人恶心的,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

——阿尔宾娜·亚历山大洛夫娜·汉图姆洛娃

(上士,侦察兵)

我没能履行一个请求……想起来就很难过……

有一个德国伤兵被送到我们医院,我觉得他是个飞行员。他的大腿被打烂了,已经开始感染坏疽病。这引起了我的同情。他成天就躺着那里,沉默不语。

我可以说一些德语,就过去问他:“要喝水吗?”

“不要。”

其他伤员都听说了医院里有个德国伤兵,躺在单独病房里。在我打水的时候,他们就愤怒地质问我:“您难道去给敌人送水吗?”

“他快死了……我要帮他……”

德国伤兵的一条腿都发青了,已经无法挽救。他连续几天几夜发高烧——感染能够很快吞噬掉整个人。

我每次给他喂水时,他都呆呆地看着我。有一次他突然说出一句话:“希特勒完蛋!”

这是在1942年。我们还处于哈尔科夫的大围困中。

我问他:“为什么?”

“希特勒完蛋!”他又说了一句。

我就回答他:“这是你现在这样想,现在这样说的,因为你现在是躺在这儿。要是在别处,你还是要杀人的……”

他马上说:“我没有开枪,我没有杀人。是他们逼我来打仗的,但我没射击过……”

“反正所有人被俘都是有原因、有道理的。”

忽然他恳求我说:“我很想很想……求求小姐……”他给了我一包照片,指给我看哪个是他的妈妈,哪个是他自己,哪个是他的兄弟姐妹……这是很好看的照片。在照片背面,他写下一个地址:“您一定会去我家乡的,一定会的!”这个德国人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在1942年的哈尔科夫,“等到那时候,请您把它投入邮箱。”

他在一张照片上写了地址,还有一个完整的信封。后来我就随身带上这些照片,经过了很多年。就是遭遇猛烈轰炸的时候,我都没有丢掉它们。可是当我们终于进入德国时,这些照片却丢失了……

——莉丽娅·米哈伊洛夫娜·布特科

(外科护士)

我记得一场战斗……

在那场战斗中,我们捉到了很多俘虏,在他们中间有些是伤员。我们给他们包扎,他们也像孩子一样呻吟。天气很热……热极了!我们还找来水壶,喂他们喝水。我们那片地方光秃秃的,没有遮蔽,敌机不断来进行扫射。上级下令:立即挖掩蔽壕,进行伪装。

我们开始挖壕沟,德军俘虏待在一旁看着。我们向他们解释:帮忙挖一挖吧,我们一起干。当他们听懂我们要他们干什么时,却恐惧地望着我们,以为挖好坑就会把他们推下去枪毙。他们预计到自己的下场……您真该看看他们挖坑时的那副恐惧相,他们的面孔啊……

可是后来,他们看到我们不仅给他们包扎,给他们喂水,还让他们躲到他们自己挖出的掩蔽壕里时,十分迷茫,奇怪得不知所措……一个德国兵大哭起来,这是个年轻人。看到他哭,别的人也都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伊琳斯卡娅

(战地护士)

写作文的幼稚错误和喜剧

战争结束了……

有一天,政委把我叫去:“维拉·约瑟夫娜,要派您去护理德国伤兵。”

不久前我刚刚失去了两个哥哥。

“我不去。”

“可是,您要明白,您必须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两个哥哥都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看到这些坏蛋,我想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治病。请您理解我的心情吧……”

“这是命令。”

“既然是命令,那我服从。谁让我是军人呢……”

我给这些德军伤兵治疗,例行公事地处理各种事情。要我每天照顾他们,给他们减轻疼痛,可是却使我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第一次长出了白发。我为他们做了一切:动手术、喂饭、镇痛——完成任务,公事公办。但有一点我办不到,就是晚间查病房。白天给伤兵包扎、诊脉,我是作为医生,一句话,干就是了。可是晚间查房时必须同病人交谈,问他们感觉怎样,这些我可做不到。包扎、换药、动手术,我都行,但要同他们谈话,没门儿。我也预先对政委这样说过:

“不能到他们那儿去做夜间查房……”

——维拉·约瑟夫娜·霍列娃

(战地外科医生)

那是在德国……我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很多德国伤兵……

我还记得我处理的第一个德军伤员。他开始生坏疽病,一条腿已经截肢了,就躺在我管的病房里。

有天晚上,有人对我说:“卡佳,快去看看你那个德国佬吧。”

我赶紧往病房跑,心想也许是他又出血了,或者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可是进去一看,他醒着,躺在那儿,不发烧,啥事儿都没有。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枪来:“呐……”

他说的是德语,我已经学不上来了,可我听得懂。中学里教的那点德语也够用了。

“呐……”他说,“我过去想杀你们,现在你们杀我吧。”

那意思,似乎是他的命已经被保住了。他杀过我们的人,我们却救了他的命。我不能告诉他,真实情况是他已经不行了……

我从病房里走出来,发现自己流下了眼泪,真想不到……

——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沙雷金娜

(护士)

我本来可以和他见面……但我很害怕见面……

那是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与德国关系很好,经常有德国中学生来我校参观。他们到莫斯科时,我们带他们一起去剧院,一起唱歌。我还认识了一个德国男孩……他歌唱得太好了。我和他交了朋友,甚至爱上了他……在整场战争中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这时见到他并且认出来,该怎么办?莫非他也在这些侵略者当中?我是很重感情的,从小就非常敏感。想到这些,真让我害怕!

有一次,我在田野上走,一场战斗刚刚结束……我们在给自己的牺牲者收尸,不理会德国人的尸体……但我似乎感觉他也躺在那里……是的,有个十分相像的年轻小伙子,躺在我们的土地上……我在他的尸体旁站了很长一段时间……

——玛丽亚·阿纳托利耶夫娜·弗列罗夫斯卡雅

(政工干部)

您想知道真相吗?我自己却很害怕真相……

我们有一个士兵……怎么对您解释呢?他的家人全都被杀死了。他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或许只是喝醉了?反正越是快要胜利了,他喝得越多。在屋里和地下室里总是可以发现酒,杜松子酒。他喝啊喝啊,突然就拿着枪冲到德国房东的屋子里去……打空了子弹夹……谁都没有来得及追上他。我们跑到那里时,屋子里已经全是尸体了,还有孩子的……我们缴下他的枪,把他捆起来。他声嘶力竭地叫骂:“让我自己杀死自己吧。”

他被逮捕并接受了审判,最后遭到枪决。我为他惋惜,大家都为他惋惜。他全部战争都打过来了,都打到了柏林……

这件事情能够写出来吗?以前是不可能的……

——A.斯***娃

(高射机枪手)

我遇上了战争……

那年,我才刚满十八岁,收到一份通知书:到区执行委员会去,带上三天的食物,两件衬衣,还有喝水杯子和吃饭勺子。这叫作:劳动前线大征召。

我们被带到奥伦堡州的新特罗伊茨克城,开始在工厂工作。天气冷到了这种程度,连房间里的大衣都被冻结了,你拿起大衣,它沉重得就像一块劈柴。我们四年没有休过一天假,每周都工作七天。

我们盼啊盼啊,盼望战争结束那天,盼望最后的那一刻。那是凌晨三点钟,宿舍里突然喧闹嘈杂起来,工厂经理和其他领导突然进来大声叫喊:“我们胜利啦!”那时候我都没有力气起床了,是别人把我扶起来的,我自己又倒了下去,他们一整天都不能把我弄起来。由于喜悦,由于强烈的情感,我居然瘫痪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爬起来……冲到大街上,我想拥抱每一个人,我想亲吻每一个人……

——克塞尼亚·克里门特耶夫娜·贝尔科

(劳动前线战士)

胜利,是多么美丽的字眼啊……

我在德国国会大厦的墙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我是用随手捡到的一块煤渣写的:“我,一个从萨拉托夫来的俄罗斯姑娘,打败了你们!”所有人都在国会大厦的墙壁上留下了字迹,留下了话语,有欢呼,也有诅咒……

胜利了!女伴们问我:“你以后会做什么?”我们在战争中实在是饿坏了,忍无可忍了,我们首先是都想吃个够,哪怕是吃上一次饱饭呢。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获得战后第一次薪水后,买它一盒饼干。那战后我到底会做什么?当然要做厨师啦!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大众饮食业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何时嫁人?”越快越好!我常常都梦见我怎么接吻,非常渴望亲吻……我还渴望唱歌,要唱个够!就是这些了……

——叶莲娜·巴甫洛夫娜·沙洛娃

(步兵营团支书)

我学会了开枪,投掷手榴弹,布设地雷,还有战场急救……

但在那四年间,为了打仗,我却忘记了所有的语法规则,学校里学习的科目全都忘掉了。我可以闭着眼睛拆卸枪支,但是在进入大学的写作考试里,却净犯些小孩子的幼稚错误,而且几乎没有标点符号。幸亏军功章救了我,总算被大学录取了。我开始了学习,但我读书不明白,读诗歌也不明白,我把单词都忘记了……

每天夜里都要做噩梦:党卫军的面孔、狼狗的嘶叫、人的最后哭声……垂死的人们常常会喃喃自语,那是比哭叫更可怕的声音。一切都回到了我身边……他们把人送去枪杀……临死前的人眼中都有一种可怕的光线,显然他们不愿意相信,直到最后一刻也不想相信。他们也有好奇和不解,即使在最后一分钟,他们面对着冲锋枪枪口,还用手遮住自己的面孔……每天早上醒来时,我的脑袋里全是一阵阵哭叫的声音……

在战争期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现在却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地想,不断地重复……我患了失眠症,医生禁止我继续学习。但周围的女孩子们,宿舍楼里各房间的姑娘们,都劝我不要理会医生的话。她们纷纷支持我,每天晚上轮流拖着我去看电影,看喜剧片。“你应该学会笑。要多多地笑才行啊!”不管我愿不愿意,女友们都要拉着我去看喜剧片。当时喜剧片很少,但是每一部我都去看过上百次,至少一百次。我在第一次笑的时候,就像哭一样……

噩梦终于退去了。我终于可以好好学习了……

——塔玛拉·乌斯季诺夫娜·沃洛贝科娃

(地下工作者)

祖国、斯大林和红色印花布

那是一个春天……

我们的一批年轻士兵牺牲了,他们死在了春天,在三月和四月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春天,已经是鲜花盛开了,每个人都在盼望胜利,这时候埋葬死者比任何时候都难过和沉重。也许别人已经对您说过这些吧,那也请再记录一次吧。我的记忆太强烈了……

我在前线一共两年半的时间。我这双手做过成千上万次包扎,清洗过成千上万的伤口,包扎了一个又一个……有一次我去换围巾,头一靠在窗框上,就不省人事了,醒来之后才感觉好些。医生看到我这样,就破口大骂,可我什么都听不明白……他离开之前,命令我做两次额外勤务,我的助手向我解释怎么回事:因为我离开岗位超过了一个小时,医生发现我睡着了。

现在我的身体也很不好,神经衰弱。每当有记者问我:“你得过什么奖章啊?”我都不好意思承认我没有得过奖励,上级从没发过我奖章。也许有很多人都没能获得奖章,但是每个人都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都全力以赴了……难道能够奖励所有人吗?其实,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一个最大的奖赏,那就是5月9日,胜利的日子!

我还记得一个不寻常的死亡,当时没有人想得通,也找不出原因,但我一直都记得……就在我们踏上德国土地的第一天,有一个大尉死去了。我们知道,在占领期间他的全部家人都死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一直在等待胜利……他生怕死得早了不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他要踩上敌人的国土,看到敌人的痛苦、敌人的悲伤,要看到敌人怎样哭泣,敌人怎样受难,要看到敌人的家园变成废墟瓦砾……可是他突然就死了,并没有受过伤,什么都没有。原来,他是达到目的了,他看到了一切,然后就死去了。

即使是现在,我也常常会想起这个问题:“他为什么就死了呢?”

——塔玛拉·伊万诺夫娜·库拉耶娃

(护士)

我请求离开火车赶往前线,马上就去。我的部队已经开拔了,我要追上部队。同时我心里有数,要是从前线回家,哪怕是花上一天时间,也比从后方走要早到家。我把妈妈一个人留在了家里。我们的姑娘现在也都还记得说:“她当时不想在狙击连呢。”实际情况是,我到了狙击连,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又找到了一些穿的,就回到了自己的战壕,那是前沿阵地。我从来不为自己着想,摸爬滚打,急速奔跑我都行……只是血腥味太重,我一直不习惯血腥味……

战争结束后,上级把我分配到产房当助产士,可是我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可以说是很短……因为我对血腥味过敏,身体碰不得血。我在战争中看到过那么多血,已经不能再继续看下去,身体不能再碰更多的血了。于是我离开了产房,转到急救室。我浑身都生了皮疹,喘气都困难。

我曾经用红布给自己缝制了一件上衣,但是只穿了一天时间,双手就长满了斑点,并发成了水泡。原来,无论是红色的棉布或红色的花朵,不管是玫瑰还是康乃馨,我的身体都不能接受。任何红色,任何血的颜色都不行。现在我的家里就没有任何红色,绝不能有红色。人的血液是非常鲜艳的,不管在大自然中还是在画家的作品中,我都没有见过这样鲜艳的颜色。只有石榴汁有些相似,但也不尽相同。像那种成熟的石榴……

——玛丽亚·雅可夫列夫娜·叶若娃

(近卫军中尉,狙击排排长)

呵呵呵……哈哈哈……所有人看到我身上的色彩都会大笑起来,因为我总是穿得五彩缤纷,就是在战争中我也是如此。我并不是军人,身上就戴着各种各样的小挂件……还好我们的长官思想开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民主。他不是军人出身,是从大学来的。您想想看,他还是一位副教授呢,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在那个时候他可真算是异类了,一只珍禽异鸟飞到了我们这里……

我喜欢戒指,虽然都是便宜货,但是我有很多,两只手上全戴着戒指。我喜欢良好的心灵状态,我追求时尚,收藏各种小饰物,琳琅满目,多不胜数。我们家里人都嘲笑我:“我们这位狂热的小莲娜,她过生日还有什么礼物好送呢?当然戒指是不嫌多啦!”战争结束后,我的第一枚戒指是哥哥用旧罐头盒子给我做的,还有一个是用酒瓶底的玻璃,磨啊磨啊,磨成了一个吊坠,那是一块绿色碎玻璃,还有一个是浅咖啡色的玻璃吊坠。

我身上挂了一大串,就像喜鹊一样,全都闪闪亮亮。没有人相信我是在战争中,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就是在此刻,我和你坐在这儿谈话时,我也不相信呢。不过在我的首饰盒里,还有一枚红星勋章,最美丽的勋章……真的,好看吧?那是上级特别颁发给我的。哈哈哈,严肃些说的话,算是历史证明,对吧?你的这个玩意儿,录音机,还在记录吧?就是说,为了记录历史……我还想说的是:如果我不是个女人,在战争中根本就无法活下来。我从来不羡慕男人,无论是儿童时期、少年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我一直很高兴做一个女人。有人说,武器,冲锋枪啦、机关枪啦,都是美丽的东西,里面有许多人的思想和激情,而对于我来说,武器从来都不是美丽的。我看到过男人如何对一支漂亮的手枪大为歌颂赞叹,但我确实无法理解。我就是一个女人。

为什么我一直孑然一身?我从来没有过未婚夫。追求者倒是很多……但我还是一个人,自得其乐。我的女伴全都很年轻,我热爱青春,我害怕战争,但更加害怕衰老。你来得太晚了……我现在所想的都是关于衰老的问题,而不是战争……

你的这玩意儿还在记录呢,对吧?是为了历史,对吧?

——叶莲娜·鲍里索夫娜·斯维亚金采娃

(列兵,枪械员)

我,终于回家了,家里人都还活着……是我的妈妈保护了所有人:爷爷和奶奶、妹妹和弟弟,现在我也回来了……

一年之后,我们的爸爸也回来了。爸爸带回来一大堆奖章,我也带回来一枚勋章和两枚奖章。但是在我家里,名次应该是这样排列的:大英雄是妈妈。她保护了全家,既保护了家人也保护了房子,那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战争啊。爸爸从来都不佩戴任何勋章或者军功章,他认为在妈妈面前夸耀战功是很羞愧、很尴尬的,因为母亲没有任何奖章……

但是,在这一生中,我从没有像爱妈妈那样去爱过任何人……

——丽塔·米哈伊洛夫娜·奥库涅夫斯卡娅

(列兵矿工)

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长久以来,我早就和死亡建立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我要这样说,那是一种奇异的关系……

战后,明斯克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行驶,那天我就坐在这辆电车上。突然间电车停了下来,有乘客尖叫起来,有女人在哭:“有人被撞死了!有人被撞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电车里,我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好哭好喊的。我没有感到这有什么可怕,我在前线死人见得多了,没有任何反应。我已经习惯于在死人中间活着,与死者为伍。我们就在尸体身旁抽烟、吃饭、聊天。那些死去的人,他们既不在远处,也不在地下,就像和平生活时一样,永远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

后来我的感觉恢复正常了,看到死人又会感到害怕了,就是看到棺材也害怕。这种感觉过了几年之后又回到我身上,我变成了正常人,和其他人一样了……

——贝拉·伊萨柯夫娜·艾普什泰因

(中士,狙击手)

那是发生在战前的一件事情……

那天我正在剧院里看戏。中场休息期间,灯光亮起时,我突然看到了一个人,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到了……顿时响起热烈的鼓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在政府包厢中,坐着斯大林。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被捕了,我的哥哥在劳改营里毫无音讯,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非常激动,泪水夺眶而出,幸福得喘不上气来!整个剧院大厅都沸腾了,观众们全都站立起来了,鼓掌长达十分钟!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向了战争,参加了战斗。可是在战场上,我听到过悄悄的对话……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几个伤员在走廊里边抽烟边交谈,当时有人睡了,有人没有睡。他们说到了图哈切夫斯基[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苏联红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说到亚基尔[亚基尔: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犹太人,苏联首批五个一级集团军级司令之一,乌克兰军区司令,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枪决。],还说到几千名失踪者,还有几百万受难者!他们都去哪儿了?乌克兰人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他们是如何被镇压……他们把那次斯大林制造的饥荒称为大饥荒,悲痛欲绝的母亲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乌克兰的土地是那么富有,插下一根小树枝就能长出一棵大树。德国战俘们都把乌克兰的土壤倒进包裹里寄回家去。这里的土地是如此肥沃,地表以下一米深的土都是黑色的,即使地表层也都能丰收粮食。他们的对话很轻,声音压得很低。人们从来不聚众谈话,永远是两个人。第三个人就多了,因为第三个人可能就会告密……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说笑话是为了不要哭,就是这个意思……话说有一天深夜,在一个板棚里,囚犯们躺在地上聊天。他们互相询问:“您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有个人说,是因为说了真话;第二个人说,是因为父亲;第三个就回答说:“是因为懒。”怎么会这样呢?!大家都很惊讶。那人就解释说:“是这样,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一伙人坐在一起聊大天说笑话。有一次回家晚了,老婆问:我们是现在就去告发他们,还是等到明早再去呢?我就说:明天早上再说吧,现在想睡觉。于是被别人先告发,一大早就被抓来了……”

你说这事情滑稽吧?但是叫人笑不出来。倒是让人想哭,应该是哭。

战争结束后……每个人都在等待亲人从战场回来,我和妈妈却等着亲人从劳改营出来,从西伯利亚回来……现在怎么样啊!我们胜利了,我们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证明了自己的热爱,现在他们应该相信我们了吧。

弟弟是1947年才回来的,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爸爸。我最近去乌克兰看望我在前线时的女伴们,她们住在敖德萨附近的一个大村庄里。在村庄中间竖立着两座方尖碑:一座是纪念死于饥饿的半个村子的人,还有一座是纪念死于战争中的全村男人。而在俄罗斯又怎能计算得过来?幸好总还有人活着,你们可以去问活着的人们。亲爱的,在我们的故事中有很多很多像你这样的年轻姑娘。写写我们的痛苦吧,我们有流不尽的泪水。我的姑娘……

——纳塔丽娅·亚历山大洛夫娜·库普里亚诺娃

(外科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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