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卡尔约翰街。

老哥，你快要死了。

老人步下台阶离开，秋日强烈的阳光照得他双眼难以睁开，他停下脚步，耳畔仍萦绕着这句话。他的瞳孔慢慢收缩，手紧紧握住栏杆，缓缓深呼吸。他聆听各种嘈杂声，有汽车声、电车声、人行道指示灯的哔哔声，还有说话声，兴奋、开心的话语声在脚步声的伴随下显得急促。还有音乐。他是否听过这么多的音乐？但这些都无法掩盖这句话的声音：老哥，你快要死了。

他在布维医生诊疗室外的台阶上驻足过多少次？每年两次，前后四十年，算起来一共八十次。八十个平凡日子，和今天没有两样，但他从未像今天一样注意到街上是那么充满朝气、那么欢快、那么贪求生命的活力。现在是十月，感觉却像是五月的那一天。那一天，和平降临。他是不是太夸张了？他听得见自己的声音，看得见阳光照出自己的侧影，看得见他的脸部轮廓在白灼的光晕中淡去。

老哥，你快要死了。

纯白染上色彩，形成卡尔约翰街。老人来到台阶底端，停下脚步，先向右看看，再向左看看，仿佛难以决定要走哪个方向，而后陷入沉思。他颤抖了一下，像是有人叫醒了他，然后朝皇宫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有些迟疑，目光下垂，枯瘦的身体佝偻着，身上穿着一件稍大的羊毛外套。

“癌细胞扩散了。”布维医生说。

“这样啊。”老人答道，望着布维医生，心中纳闷，不知道医生在医学院是不是都学到了在谈论严重问题时要摘下眼镜，或只是近视的医生为了避免和病患目光相对才会摘下眼镜。康拉德·布维医生的发际线越来越高，变得有点像他父亲。布维医生眼睛下方的眼袋散发着不安的气息，也很像他父亲。

“简单说就是这样？”老人问这句话的声音，这五十多年来连他自己都没听过。那声音空洞、嘶哑、发自咽喉，声带由于畏惧死亡而颤抖。

“对，事实上还有个问题……”

“拜托你，医生，我有过面对死亡的经验。”老人提高音量，选择能够迫使声音保持稳定的字句，他希望布维医生听见他稳定的说话声，他希望自己能听见自己稳定的说话声。

布维医生的目光掠过桌面，越过磨损的拼花地板，投向污秽的玻璃之外，躲在窗外许久，才回来正视老人的双眼。布维医生找到一块布，不停地重复擦拭他的眼镜。

“我知道你是怎么……”

“医生，你什么都不知道。”老人听见自己发出短促干枯的笑声，“布维医生，你别生气，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件事：你一无所知。”

他注意到布维医生相当不安，同时听见房间远处水龙头的水滴落到水槽里的声音。那是一种新的声音。蓦然之间，他似乎不可思议地拥有了二十岁年轻人的听觉。

布维医生戴上眼镜，拿起一张纸，仿佛他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清了清喉咙说：“老哥，你快要死了。”

老人觉得还是别用那么亲近的口吻比较好。

老人在一群人旁边停下脚步，耳中听见漫不经心的吉他拨奏声，有人唱着一首歌，那首歌对其他人来说一定很怀旧，在他听来却不然。他听过这首歌，那可能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事了，但对他而言却像是昨天。当时的一切就跟现在一样——时间越是往前推移，就显得越靠近也越清晰。他可以记起他多年来不曾想过的事。现在他只要闭上双眼，就能看见之前在自己的战时日记上读到的事件投射在视网膜上。

“你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

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他看得见斯塔德公园的落叶树上每一片枯黄的叶子，仿佛他戴了一副度数更高的新眼镜。那些树木自一九四五年以来就站立在那里，或者真是如此吗？那一天，那些树木不是很清楚，没有一样东西清楚。微笑的脸，愤怒的脸，他几乎难以听见的喊叫声，车门被甩上而他眼中似乎噙着泪水，因为当他回想人们在人行道上奔跑时手中挥舞的国旗，国旗是红色且模糊的。人们高喊：王储回来了！

老人走上山坡，来到皇宫前。许多人聚集在此观看卫兵换岗。口令的回声、步枪枪托和鞋跟的击打声，在淡黄色的砖面形成反射。他听见摄影机运转的声音和几句德语。一对年轻的日本情侣搂着彼此，高兴地站着欣赏卫兵演出。他闭上眼睛，想捕捉军服和擦枪油的气味。当然那是不可能的，这里没有一样东西闻起来像他参与过的战争。

他睁开眼睛。他们知道些什么？这些身穿黑衣的青年士兵只是君主政体的游行人偶，表演着象征性的仪式。他们过于天真，无法了解那些动作的意义，又过于年轻，难以有什么感觉。他再度想起那一天，想起那些身穿军服的挪威青年，或称“瑞典士兵”，他们都这么称呼自己。在他眼中，他们都是玩具锡兵，他们不知道如何穿着军服，更别说如何对待战俘了。他们既害怕，又粗暴，嘴里叼着烟，军帽戴得歪歪斜斜，十分依赖他们刚拿到手的武器，试图用枪托击打战俘背部以克服自己的恐惧。

“纳粹猪。”他们边打战俘边骂，救赎他们刚刚犯下的罪。

老人吸了一口气，品尝温暖的秋日，但这时剧痛来袭，老人摇摇晃晃后退几步。他肺部积水。在十二个月或许更短的期间内，发炎和化脓会产生液体，累积在他的肺部。听说这是最糟的情况。

老哥，你快要死了。

然后是咳嗽。他咳得那么剧烈，以至于站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