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维也纳。

“先生、小姐，晚安。”

矮小消瘦的餐厅领班深深鞠躬。乌利亚止不住大笑，海伦娜捏了捏他的手臂。从医院出发的路上，他们就一直笑个不停，原因是两人引发了沿途的骚动。原来乌利亚不太会开车，因此在驶往大街的路上，海伦娜嘱咐他，每次在狭窄道路上会车，一定要把车停下来。结果乌利亚只是狂按喇叭，使得对面的来车不是开到路边，就是立刻停下。所幸维也纳路上已没那么多车，他们才得以在七点半之前平安抵达怀伯加萨街。

领班看了一眼乌利亚的制服，立刻眉头深锁地查看订位簿。海伦娜越过乌利亚肩头望去，只见黄色拱形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盏水晶吊灯，天花板由白色科林斯式柱子支撑，吊灯下的谈笑声被管弦乐声淹没。

这就是“三个骑兵”餐厅，海伦娜心想，十分欣喜。仿佛门外的那三个台阶神奇地将他们从战火蹂躏的城市，带到了一个不把炸弹和苦难当回事的世界。这里是维也纳的富人、风雅人士和自由思想家的聚集之地，想必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和阿诺德·勋伯格曾是这里的常客。这里弥漫的思想过于自由，因此她父亲从没想过要带家人来这里用餐。

领班清了清喉咙。海伦娜这才想到，那领班也许对乌利亚的副下士军阶不甚满意，又或者对订位簿里的外国名字感到奇怪。

“你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这边请。”领班勉强露出微笑，顺手拿了两份菜单，为他们带位。餐厅里高朋满座。

“这一桌。”

乌利亚对海伦娜露出失望的微笑。领班带他们来的这张桌子在通往厨房的弹簧门旁，而且桌上没摆餐具。

“稍后服务生会来为你们服务。”领班说，随即消失无踪。

海伦娜环顾四周，然后咯咯一笑。“你看，”她说，“那张是我们原本的桌子。”

乌利亚转头去看，果真如此。一名服务生正在收拾管弦乐团前方一张桌子上的双人餐具。

“抱歉，”他说，“我打电话订位的时候在名字后面加了‘少校’一词，我想说你的风采可以掩盖我官阶低的事实。”

她牵起他的手，这时管弦乐团奏起快乐的匈牙利查尔达斯舞曲。

“这一定是为我们演奏的。”他说。

“也许吧。”她垂下双目，“就算不是也没关系。他们奏的是吉卜赛音乐，如果是吉卜赛人弹的就太棒了。你有没有看见吉卜赛人？”

他摇摇头，双眼专注地凝望她的脸庞，仿佛想记住她每个部位、每条细纹、每根头发。

“他们全都不见了，”她说，“犹太人也是。你认为传言是真的吗？”

“什么传言？”

“集中营的传言。”

他耸耸肩：“战争时期总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传言。要是我的话，被希特勒俘虏，我会觉得很安全。”

管弦乐团奏起另一首曲子，由三人演唱，唱的是奇特语言。有几个客人齐声唱了起来。

“那是什么歌？”乌利亚问。

“《士兵舞》，”海伦娜说，“一首士兵的歌曲，就像你在火车上唱的那首挪威曲子。这些歌曲是用来招募匈牙利年轻男子加入拉科齐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你在笑什么？”

“笑你知道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你听得懂他们在唱什么吗？”

“听得懂一点点。别笑了。”她不禁微笑，“比阿特丽丝是匈牙利人，以前常唱给我听，歌词说的是被人遗忘的英雄和理想。”

“被人遗忘，”他双手紧紧交握，“就像这场战争有一天也会被人遗忘。”

一个服务生悄然来到他们桌边，轻咳一声，以示提醒：“先生、小姐，可以点餐了吗？”

“应该可以，”乌利亚说，“今天有什么推荐菜品？”

“小公鸡。”

“鸡，听起来不错。海伦娜，你能替我们选一瓶好酒吗？”

海伦娜的双眼扫视菜单。“上面为什么没有价格？”她问道。

“因为战争，小姐，价格每天都在波动。”

“小公鸡要多少钱？”

“五十先令。”

海伦娜从眼角余光看见乌利亚脸色发白。

“来两碗蔬菜炖牛肉汤好了，”她说，“我们晚上已经吃过了，而且我听说你们做的匈牙利菜非常好吃。乌利亚，你想不想尝尝看？一天吃两顿晚餐不太健康哦。”

“我……”乌利亚说。

“再来一瓶淡酒。”海伦娜说。

“两碗蔬菜炖牛肉汤和一瓶淡酒？”服务生扬起双眉问道。

“我想你应该听得很清楚了，”海伦娜把菜单交还给服务生，展露耀眼的微笑说，“服务生。”

海伦娜和乌利亚相视而坐，直到服务生消失在厨房弹簧门后，两人才忍不住哧哧地笑了起来。

“你疯了。”乌利亚笑说。

“我？‘三个骑兵’又不是我订的，口袋里没有五十先令还敢订这里！”

乌利亚抽出手帕，俯身在餐桌上。“蓝恩小姐，你知道吗？”他说，越过餐桌替她拭去眼角笑出的眼泪，“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就在此时，空袭警报响起。

每当海伦娜回想起那个夜晚，她总是问自己到底记得有多清楚。炸弹是否如她记忆中掉落得那么近？他们踏上圣斯蒂芬大教堂的走道时，是不是每个人都转过头来看他们？尽管他们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夜被一层不真实的薄纱所笼罩，但是在寒冷的日子里，她总会情不自禁地用那晚的记忆来温暖自己的心。她会回想那个夏日夜晚的同一个小小片段，这总会令她大笑然后流泪，而她并不明白为什么。

空袭警报响起的一刹那，所有声音同时消失。那一刻，整间餐厅似乎被时间冻结，接着，拱形镀金天花板下响起一声声咒骂。

“狗杂种！”

“靠！才八点。”

乌利亚摇摇头。

“那些英国人一定是疯了，”他说，“天都还没黑呢。”

服务生突然忙乱地穿梭在一张张桌子之间，领班开始对客人无礼呼喝。

“你看，”海伦娜说，“这家餐厅就要变成一片废墟了，他们还一心想在客人跑去避难之前先叫他们结账。”

一个身穿深色西装的男子跳上演奏台。台上的管弦乐团团员正在收拾乐器。

“大家听着！”男子吼道，“已经结账的客人必须立刻前往附近的避难所，避难所就在怀伯加萨街二十号附近的地下室。大家安静，听我说！出去以后右转，走两百米，寻找戴着红色臂章的人员，他们会指示要往哪里走。请保持冷静，轰炸机还要过一阵子才会飞到这里。”

这时第一批炸弹落下的隆隆声响传来。演奏台上的男子又说了些话，但四下响起的说话声和尖叫声淹没了他的声音。男子不得不放弃，在胸前画个十字，跳下演奏台奔往避难所。

众人同时拥向出口，出口处已有一群人惊慌失措地挤在那里。一个女子站在寄存处前高喊：“我的雨伞！”但寄存处服务员早已不知去向。更多隆隆声传来，这次距离更近。海伦娜望向隔壁被遗弃的餐桌上，两杯半满的葡萄酒撞得彼此咔咔作响，整间屋子都被巨大的和声震得颤动不已。几个年轻女子拖着一个长得有如海象、喝得醉醺醺的男子赶往出口，男子的衬衫向上翻了起来，唇边犹有一抹欢乐的微笑。

不到几分钟，整间餐厅人去楼空，被一股毛骨悚然的寂静笼罩着。寄存处传来低低的啜泣声，那女子已不再叫嚷着要找雨伞，只是把额头顶在柜台上。白色桌巾上残留着吃了一半的餐点和打开的酒瓶。乌利亚仍握着海伦娜的手。又是一声轰然巨响，水晶吊灯为之震动。寄存处那个女子突然醒了过来，尖叫着跑了出去。

“我们终于独处了。”乌利亚说。

脚下的地面晃动着，镀金天花板洒落如毛毛雨般的灰泥，在空中闪闪发亮。乌利亚站起来，伸出手。

“我们的上等桌位空出来了，小姐，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海伦娜挽住他的手臂，站了起来，和他一同往演奏台的方向走去。她依稀听见炸弹落下的呼啸声，随之而来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墙上洒落的灰泥变成了沙尘暴，面向怀伯加萨街的大片窗户被炸碎，碎片向餐厅内喷射。灯光完全熄灭。

乌利亚点亮桌上烛台的蜡烛，为她拉出一把椅子，用拇指和食指拿起一条折叠的餐巾，甩了开来，温柔地放在她的大腿上。

“小公鸡和优质葡萄酒？”他问道，小心翼翼地从桌上、餐盘上和她头发上扫去玻璃碎片。

也许是因为外面夜幕低垂，桌上烛光荧荧，金黄色粉尘在空中闪闪发亮；也许是因为被炸开的窗户吹入阵阵凉风，让他们在这个炎热的潘诺尼亚夏夜能够喘一口气；也许只是因为她心脏送出的血液在血管里快速流窜，以至于她想更强烈地体验此时此刻。但她听见了音乐，尽管这是不可能的，整个管弦乐团都已收拾乐器逃命去了。耳中的音乐声是不是她的幻觉？多年以后，就在她即将产下女儿之际，她明白了那音乐声是什么。孩子的父亲在新买的摇篮上方挂了一串风铃和彩色玻璃珠。一天晚上，她用手拂过那串风铃，立刻就认出了那种声音，并且明白它是从何处传来的。原来为他们奏响音乐的是“三个骑兵”的水晶灯。水晶灯随着地面的猛烈震动而不断摇晃，奏出晶莹清澈的乐音，宛如风铃的歌声。乌利亚迈开步伐，进出厨房，端出萨尔茨堡小公鸡，并从酒窖里拿出三瓶奥地利农家自酿的时令酒，同时还在酒窖里发现一个厨师坐在角落拿着一瓶酒仰头痛饮。那厨师见乌利亚取出藏酒，连一根小指头也没抬起来，更别说上前制止了，相反，当乌利亚把他选的酒拿给那厨师看时，那厨师还点点头表示认可。

随后乌利亚把四十多先令放在烛台下，偕同海伦娜踏入柔和的六月夜晚。怀伯加萨街一片死寂，但空气相当混浊，充满黑烟、扬尘和泥土的气味。

“我们散散步。”乌利亚说。

两人都没说要往哪里走，只是向右转，踏上坎纳路，突然间，漆黑荒凉的圣斯蒂芬大教堂就矗立在他们面前。

“我的天哪。”乌利亚说，只见眼前的宏伟教堂几乎占满整片刚降临不久的夜空。

“圣斯蒂芬大教堂？”他问道。

“对。”海伦娜仰头向上，视线跟随名为“Südturm”的墨绿色教堂塔楼不断上升，直上天际，连接到夜空中浮现的第一群星星。

接下来，海伦娜记得的是他们站在教堂中，周围是来教堂避难的人群的苍白的脸，耳中能听见孩童的哭泣和管风琴的乐声。他们挽着彼此的手臂，朝圣坛走去，又或者这只是她的梦境？这些真的发生过吗？他是不是不曾突然将她拥在怀里，说她属于他？她是不是轻声回答，好，好，好，而教堂的空间是不是攫获了这几个字，将它们抛上拱形屋顶，抛给鸽子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让她的回答不断回响，直到成真？无论这些是否真的发生过，这几个字比起她在告别安德烈之后说的话都要真实。

“我不能跟你走了。”

她说过这句话，不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的？

下午，她告诉母亲说她不走了，但并未说明原因。母亲出言安慰，但她无法忍受母亲那尖锐、自以为是的口气，便把自己锁在卧室里。然后，乌利亚来到家里，敲她的房门。她决定不再去想那么多，决定让自己毫无畏惧地坠落，不做任何想象，只想着无止境的深渊。也许在她开门的那一刻，乌利亚就已看出了这一切。也许当他们站在门廊时，两人就已做了心照不宣的约定，要尽情享受火车出发前这几小时的时间。

“我不能跟你走了。”

安德烈·布洛海德这个名字在她舌尖上有如胆汁，她把它吐了出来，连同这个名字一起给吐了出来的，还有担保书、面临流浪街头威胁的母亲、不想回归正常人生的父亲、举目无亲的比阿特丽丝。对，她说了这些话，不过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她是否在教堂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或者是在他们奔过街道，来到菲哈莫尼路上之后才告诉他的？菲哈莫尼路的人行道上布满碎砖、碎玻璃，黄森森的火舌从老糕饼店窗内探出来，为他们照亮前路。他们奔入空寂无人、一团漆黑的豪华饭店大厅，划亮一根火柴，从墙上随意拿下一副钥匙，冲上楼梯。楼梯铺着厚实的地毯，他们脚下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如同幽魂般掠过走廊，找寻三四二号房。接着，他们在彼此怀中，扯去对方身上的衣服，仿佛全身着了火一般。他滚烫的气息如火般烧灼她的肌肤，她在他身上抓出一道道血痕，再用她的唇吻上那一道道血痕。她不断重复那句话，仿佛咒语一般：“我不能跟你走了。”

空袭警报再度响起，表示此次轰炸告一段落。他们躺在染红的纠结的被单中，她只是不断啜泣。

之后的一切都融合成一个大旋涡，旋涡里有肉体和美梦。何时是做爱，何时又是做梦，她已无法分辨。她在午夜雨声中醒来，直觉告诉她，他不在身边。她走到窗边，凝视下方被雨水洗去灰烬和尘泥的街道。汇集的雨水从人行道边缘流过，一把开着的无主雨伞顺着雨水往多瑙河漂去。她躺回床上，再醒来时，已是天明，街道已干。他躺在她身旁，屏住气息。她看了看床头桌上的时钟，距离火车出发还有两小时。她抚摸他的额头。

“你为什么没有呼吸？”她轻声问道。

“我才刚起来。你也没有呼吸。”

她蜷伏在他怀中。他一丝不挂，但全身炽热如火，汗如雨下。

“那我们一定是死了。”

“对。”他说。

“你去了别的地方。”

“对。”

她感觉到他在颤抖。

“可是现在你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