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五月八日。诺堡区，布兰豪格家。

布兰豪格用刀子轻敲水晶杯沿，向后推开椅子，用餐巾稍微擦了擦嘴唇，轻轻地清了清喉咙，唇边掠过一抹微笑，仿佛对即将向宾客发表的演说兴味盎然。今晚的来宾有警察总长安妮·斯托克森及其夫婿，以及梅里克夫妇。

“亲爱的朋友和同事。”布兰豪格余光看见妻子脸上僵硬的微笑，仿佛在说：“抱歉，我们必须听他开讲，这不关我事。”

布兰豪格讲述的是友爱和共和，内容涉及忠诚的重要性和正能量的保护作用，因为民主总是容忍平庸、无责任感和领导层级的无能。当然，你不能期望民主选举选出的家庭主妇和农夫了解他们肩负的责任的复杂性。

“民主的回报就是民主本身。”布兰豪格说，这是他剽窃来的一句话，“但这不代表民主不需要付出代价。当我们任命钣金工人作为财政部长……”

他说话时有停顿，利用空当察看警察总长安妮的神情，见她正侧耳聆听自己的演说。他不时插一两句关于非洲前殖民地民主化过程中的俏皮话，他在那些地方出任过大使。这篇演讲在其他场合说过许多次，但今晚他自己并没有受到鼓舞。他的思绪飘到了别处，过去这几个星期，他的思绪一直在同一处打转，在萝凯·樊科身上打转。他对萝凯着了迷，有时他希望忘了萝凯。他为了得到萝凯已花费太多心思。

他想到自己最近使出的手段。若非梅里克是密勤局局长，这个手段不可能成功。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去哈利·霍勒这个家伙，把他弄出奥斯陆，弄到一个萝凯与任何人都联络不到的地方。

布兰豪格打电话给梅里克，说他在《每日新闻报》的眼线说业界传言，去年秋天美国总统来访时发生了“某些事情”。他们必须立刻采取应对措施，以免太迟，因此必须把哈利藏到一个媒体找不到的地方。梅里克不也正有同样的想法吗？

梅里克只是发出“嗯”和“啊”的声音。布兰豪格坚持必须把哈利藏起来，至少藏到传言被人淡忘为止。老实说，布兰豪格一度怀疑梅里克不相信自己的话，而他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几天后，梅里克打电话给他，说哈利已经被送到前线一个被上帝遗忘的地方，那个地方位于瑞典。布兰豪格高兴得抓耳挠腮。如今再没有什么可以破坏他为自己和萝凯所做的安排了。

“我们的民主政体就好像是个美丽的、脸上带着微笑而有点天真的女孩。事实上，社会上善的力量之所以会凝聚，跟精英主义或权力游戏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只是我们唯一的保护，保护我们的女儿——民主政体——不会受到侵犯，政府不会被恶势力控制。因此，忠诚，这个几乎被遗忘的美德，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或缺。是的，这个责任……”

众人移师到客厅宽阔的扶手椅上，布兰豪格传下一盒古巴雪茄，这是派驻哈瓦那的挪威领事送他的礼物。“这雪茄是古巴女人在大腿上揉制而成的。”布兰豪格眨了眨眼，悄声对安妮的丈夫说，但安妮的丈夫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只露出冷淡僵硬的表情。安妮的丈夫叫什么名字来着？他的名字是……老天，难道忘了？托·埃里克！对了，她丈夫叫托·埃里克。

“埃里克，要不要再来点干邑？”

埃里克抿着嘴淡淡一笑，摇了摇头。也许他是个苦行主义者，一星期要慢跑五十公里，布兰豪格心想。这个男人很单薄，身材、脸庞、头发，无一不是。布兰豪格在发表演说时，曾看见埃里克跟妻子交换眼神，仿佛在提醒妻子某个笑话，而这个笑话跟他的演说不一定有关系。

“明智的决定，”布兰豪格酸不溜丢地说，“安全总比后悔好？”

“布兰豪格，有电话找你。”

“艾莎，我们有客人。”

“是《每日新闻报》的人打来的。”

“我去办公室接。”

电话是新闻组一名女记者打来的，布兰豪格没听过她的名字。女记者的声音听起来相当年轻，布兰豪格在心里想象她的长相。女记者询问了今晚发生的示威游行。这场示威游行发生在托马斯海特街的奥地利大使馆外，抗议约尔格·海德尔[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1950—2008），奥地利人，著名政治家，政治立场极为右派，是纳粹德国的支持者。他领导的极右翼自由党曾于1999年经选举进入奥地利执政府，引发欧盟国家对奥地利的紧张情势。不久该党退出奥地利联合政府，再度成为在野党。]和极右翼自由党赢得选举，入主奥地利政府。女记者只想请布兰豪格发表几句简短的意见，登在早报上。“布兰豪格先生，您认为这是检视挪威和奥地利外交关系的适当时机吗？”

他闭上双眼。他们是来试探他的，这些记者不时会来试探他的口风，但彼此都知道他们讨不到什么好处，他经验非常老到。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有点醉意。他的头轻飘飘的，眼睛在眼皮里跳舞，但要应付记者绰绰有余。

“这是政治判断，不是我这个外交公务员可以决定的。”他说。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他喜欢女记者的声音。她有一头金发，他感觉得到。

“不知道以您丰富的外交经验，能不能预测挪威政府会采取什么行动？”

非常简单，他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不预测这种事。

这回答恰如其分。一个人在他这个位子上不必多久，就会觉得自己已经把全天下所有问题都回答完了。年轻记者通常会以为他们的问题是第一次被提出来，因为这个问题他们花了半个晚上才想出来。他短暂的停顿会让他们印象深刻，但同样的问题他已经回答过数十遍。

我不预测这种事。

他很惊讶自己还没把这句话说出口。女记者的声音有种磁性，让他很乐意多帮点小忙。以您丰富的外交经验，她如此说。他想问她，打电话给伯恩特·布兰豪格的主意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吗？

“身为外交部最资深的公务员，我必须确保我们跟奥地利之间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他说，“很明显，我们都注意到了其他国家对奥地利发生的事所做出的响应，然而跟一个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并不代表我们认同这个国家发生的任何事。”

“不对，我们跟几个军事政权都保持外交关系，”电话那头回应，“您认为奥地利政府为什么会引发暴力示威游行？”

“我认为应该跟奥地利近年的历史有关。”他应该就此打住。这话说到这里就应该打住。“奥地利同纳粹主义颇有渊源，毕竟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认同在‘二战’期间，奥地利实际上是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的盟友。”

“奥地利不是跟挪威一样是被占领的吗？”

他忽然想到他完全不知道如今学校对“二战”历史是怎么说的，显然学校教得很少。“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也许他真的喝多了。女记者说出她的名字。

“这个嘛，娜塔莎，在你打电话给别人之前，我先帮你一点小忙。你听过德奥合并吗？这表示奥地利不是被占领的，跟一般对这个名词的解读有所出入。德军在一九三八年三月进驻奥地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直到‘二战’结束都维持这种状态。”

“就跟挪威一样喽？”

布兰豪格大感震惊。娜塔莎的口气如此确定，对自己的无知没有一丝羞愧。

“不，”布兰豪格缓缓说道，仿佛在跟一个头脑迟钝的小孩说话，“跟挪威不一样。挪威人一直在抵抗，挪威国王和挪威政府迁到了伦敦，随时准备回归，同时制作广播节目……鼓励家乡的同胞。”他听出自己的措辞有点不恰当，随即补充说，“挪威全体人民肩并肩抵御外来侵略，只有少数挪威叛国贼穿上党卫队制服，上战场替德军作战，这些人是社会的败类，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承认这种败类的存在。但是在挪威，善的力量凝聚而起，强有力的人士领导反抗运动，率先为民主政体铺路。这些人对彼此忠诚相待，根据战后的分析，是他们救了挪威。民主的回报就是民主本身。娜塔莎，请删掉我刚刚说挪威国王的那一段。”

“所以您认为跟纳粹党一起作战的人是败类？”

她真正想问的是什么？布兰豪格决定结束这段对话。“我只是说，那些在‘二战’期间背叛祖国的人，应该对法官从轻量刑感到高兴。我在许多国家出任过大使，那些国家的叛国贼会被一一枪决，而我不敢说挪威没有枪决叛国贼是否正确。回到你想要的评论，娜塔莎，外交部对示威行动与奥地利新国会成员都不予置评。我这里还有客人，恕我无法继续说下去，娜塔莎……”他说了几句客套话，挂上电话。

布兰豪格回到客厅，见众人正准备离去。“这么快就要走了？”他露出微笑，但并未出言挽留。他觉得累了。

他送客人到门口，跟警察总长安妮握手握得特别用力，嘴上说只要有地方能帮得上忙，请随时来找他。工作上一切顺利，但是……

他睡前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是萝凯，以及萝凯那个被他发配边疆的心上人。他带着微笑沉沉睡去，第二天醒来却头痛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