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五月十七日。奥斯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列宁格勒。

火焰照亮灰沉沉的夜空，仿佛肮脏的帆布顶棚覆盖在单调荒芜的土地上。光秃秃的野地将我们包围。苏联军队可能发动了攻击，也可能只是佯攻，我们无从得知，通常我们要等到仗打完才能知道准确战情。丹尼尔再度证明了他神枪手的实力。倘若他过去不是传奇人物，那么今天他也挣得了永垂不朽的名声。他在半公里的距离外射杀了一个苏联狙击手，然后进入无人地带为那个狙击手举行基督教葬礼。我从没听说有人做过这种事。他还带了一顶苏联军帽回来，以做纪念。然后他和往常一样慷慨激昂，唱了一首歌娱乐大家（几个出于嫉妒而不捧场的扫兴家伙除外）。能有这么一个英勇果敢的朋友，我深感荣幸。虽然这场战争有时看起来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而且我们的祖国牺牲极大，但丹尼尔这样的人给了大家希望，我们将会阻止布尔什维克，返回安全、自由的挪威。

哈利看了看表，继续往下读。

一九四二年新年前夜，列宁格勒。

……我看见辛德眼中的恐惧，不得不说几句安慰的话，让他在站岗时放松一点。机枪哨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人都回碉堡去了，丹尼尔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弹药箱上。我从弹带上又刮了一些丹尼尔的血下来。月亮放出光芒，天上飘着雪，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我想我该来收拾丹尼尔的遗骸，让他再度完整如初，可以站起来领导我们。辛德不懂这些。他是个跟班、投机主义者、告密者，看谁可能赢他就跟谁。这一天所有的事物在我、在我们、在丹尼尔眼中看起来都最为黑暗。辛德也会出卖我们。我迅速后退一步，来到他身后，抓住他的额头，挥出刺刀。动作必须非常灵巧熟练，才能划出够深、够干净的一刀。那刀一划下去，我就知道已经得手，立刻放开了他。他慢慢转过身，用他那猪猡般的小眼睛看着我，他似乎想大叫，但刺刀割断了气管，只听见伤口裂缝发出嘶嘶声，那里有鲜血涌出。他双手抓住喉咙，想阻止生命流失，但只是让鲜血从手指之间细细地喷射出来。我摔在地上，在雪地里急忙往后爬，以免鲜血喷上我的制服。如果他们要调查辛德的“叛逃案”，我制服上的鲜血可就说不清了。

等他不动了之后，我把他背部朝下翻过来，拖到弹药箱上。幸好他跟丹尼尔的身材相近。我找出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我们不论日夜都把身份证明文件带在身上，万一被拦下来，身上却没有证件证明我们的身份和军令——步兵团、北部战线、日期、钢印等，就可能被当作逃兵当场枪决）。我卷起辛德的身份证明文件，塞进我挂在弹带上的水壶。然后我把包在丹尼尔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包到辛德头上。最后，我把丹尼尔背在身上，搬进无人地带，把他埋在雪里，就如同丹尼尔埋葬苏联士兵乌利亚那样。我留下丹尼尔的苏联军帽，唱了一首赞美歌《主是我们的坚固堡垒》，还唱了《加入火焰周围的人群》。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列宁格勒。

今年冬天是暖冬。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一月一日早晨，运尸兵接到命令，来把弹药箱上的尸体运走。当然了，他们认为他们用雪橇拖去北区总队的是丹尼尔的尸体。现在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我还是会大笑。不知道他们把尸体扔进墓地前，会不会把他头上的麻布袋拿下来，反正无所谓，运尸兵也不认识谁是丹尼尔、谁是辛德。

我唯一担心的是爱德华似乎怀疑辛德没有叛逃，而是被我杀了。不过他也拿我没办法。辛德的尸体已经跟数百具尸体躺在一起，被火焚烧得认不出来了（愿他的灵魂永远被火焚烧）。

但昨天晚上站岗时，我必须实施更为大胆的计划。我逐渐发现不能把丹尼尔的尸体留在雪地里。今年冬天这么暖，丹尼尔的尸体随时有可能暴露出来，那么尸体被调包的事便会曝光。我晚上开始梦见春天冰雪融化后，狐狸和臭鼬啃食丹尼尔尸体的景象，于是我决定把他挖出来，埋进墓地。毕竟那是块神圣的土地。

当然了，比起苏联人，我更担心我们自己的哨兵，所幸坐在机枪掩体里的是辛德那个脑袋迟钝的同伴侯格林。此外，今晚乌云密布，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丹尼尔跟我在一起，是的，他跟我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搬上弹药箱，正要在他头上套上麻布袋，他竟然微笑了。我知道缺乏睡眠和饥饿会让人产生幻觉，但他僵死的脸庞就在我眼前改变了形状。最奇妙的是那并不让我害怕，我反而觉得很开心、很有安全感。然后我偷偷溜回碉堡，像个孩子般甜甜睡去。

一小时后，爱德华把我叫醒，我觉得先前的一切仿佛一场梦。我自认为看见丹尼尔的尸体再次出现时，脸上的惊讶表情相当自然。但这并不足以让爱德华信服。他确定那是辛德的尸体，也确定是我杀了辛德，并把辛德的尸体放上弹药箱，希望运尸兵以为他们上次忘了把尸体收走，而再来收一次。侯格林把麻布袋拿下来，让爱德华看见那的确是丹尼尔的尸体。他们两个人当场看得目瞪口呆。我尽力忍着才没笑出来，不然就泄露了我跟丹尼尔的秘密。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列宁格勒，北区总队，战地医院。

苏联战斗机扔下的那颗手榴弹打中了侯格林的钢盔，钢盔在雪地上旋转。我们仓皇躲避。我距离手榴弹最近，心想这下我们三个人（爱德华、侯格林和我）全都难逃一死。奇怪的是，我的最后一个念头竟然是觉得命运太捉弄人，我才刚刚救了爱德华，没让他丧生在侯格林那可怜家伙的枪口下，结果却只是延长他短短两分钟的生命而已。幸好苏联手榴弹粗制滥造，我们三个人幸运地逃过一劫。我一只脚受伤，一枚碎片穿透钢盔插入额头。

也是机缘巧合，我被送到丹尼尔的未婚妻辛娜·奥萨克护士负责的病房。起初她没认出我，但那天下午她走过来跟我说挪威语。她非常美丽，我清楚地意识到为什么我想娶她。

欧拉夫·林维连长也在同一间病房，他那件白色真皮外套就挂在床边挂钩上。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件外套一定要挂在床边，可能是为了伤一复原就能立刻走出病房，重返战场。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我听得见苏联大炮节节进逼。一天晚上，林维连长尖声大叫，可能是做噩梦了，辛娜护士进来给他打了一针，可能是吗啡。林维连长再度睡去，我看见辛娜抚摸他的头发。她好美，我想呼唤她到我床边来，告诉她我是谁，但我不想吓到她。

今天他们跟我说，我要被送往西部，因为药品送不过来。没有人跟我说我的病情如何，但我的脚很疼。苏联人越来越接近了，我知道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维也纳森林。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最聪明的女人。你可以同时爱上两个女人吗？是的，你可以。

盖布兰已经变了，所以我用了丹尼尔的昵称“乌利亚”。海伦娜更喜欢乌利亚这个名字，她觉得盖布兰是个奇怪的名字。

其他人睡觉时，我写诗，但我没有太多写诗的天分。她一出现在门口，我的心就猛烈跳动。丹尼尔说如果你想赢得女人的心，就必须保持冷静，呃，几乎是冷漠。就好像捕捉苍蝇一样：你必须静静坐着，最好是看着另一个方向。等苍蝇开始信任你，停在你面前的桌子上，爬得越来越近，最后几乎是求你捉住它时，你就必须快如闪电地出手，坚定而没有一丝疑惑。“没有一丝疑惑”最为重要。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信念。你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做好万全准备，丹尼尔说。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维也纳。

……我从心爱的海伦娜的臂弯中离开。空袭已结束很长一段时间，但午夜的街道仍空荡无人。我回到“三个骑兵”餐厅，我们的车就停在餐厅旁边。车子的后风挡玻璃碎了，一块砖头在车顶砸出个大洞，所幸除此之外，车子并无其他损伤。我坐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回医院。

我知道要再为海伦娜和自己做些什么都已经太迟了。我们两个人只是被卷进一个由无数事件组成的大旋涡，而且无能为力。她畏惧父母，注定要嫁给这个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医生，这个人渣自私无比（却口口声声说那是爱！），不断侮蔑爱的本质。难道他看不出驱动他的爱和驱动海伦娜的爱是完全相反的吗？如今我得牺牲我跟海伦娜共度一生的梦想，以换取海伦娜的人生，就算不是快乐的人生，至少也是有尊严的人生，让她不会被布洛海德逼着去过堕落的人生。

这些思绪在我脑海中激荡不已。我高速行驶在像人生一样曲折迂回的道路上，丹尼尔指挥着我的手和脚。

……发现我坐在他床边，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在这里干吗？”他问。

“克里斯多夫·布洛海德，你是个叛徒，”我轻声说，“我判处你死刑，你准备好了吗？”

我认为他还没准备好。人们面对死亡永远准备不足，总认为自己会长生不老。我希望他能亲眼看见自己的鲜血喷上天花板，我希望他听见自己的鲜血洒落在床单上的声音，不过我最希望的是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我在衣柜里发现一套西装、一双鞋子、一件衬衫，我把这些衣服鞋子卷起来夹在手臂下，跑回车上，发动引擎……

……仍在睡梦之中。突然下了场大雨，我全身湿透，又湿又冷。我钻进被窝，躺在她身边。她温暖得像烤箱。我贴上她，她在睡梦中呻吟了一声。我试着紧贴她的每一寸肌肤，试着骗自己说我们将永远如此相拥，试着不去看时钟。距离火车出发只剩两小时。再过两小时，我就会成为全奥地利通缉的杀人犯。他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不知道我会走哪一条路线，但他们知道我的目的地，只要我一回到奥斯陆，他们就会将我逮捕。我紧紧拥抱她，希望这个拥抱能让我留存一生。

哈利听见门铃响起。门铃是不是响了一阵子了？他找到对讲机，按开大门让韦伯进来。

“除了电视体育节目，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个，”韦伯气冲冲地踏进门，把一个行李箱大小的登机箱重重放在地上，“独立纪念日，整个挪威都疯了，道路封闭，开车还得绕过市中心才能抵达目的地，我的妈呀！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厨房的咖啡壶上应该可以采到清楚的指纹，”哈利说，“我跟维也纳一个警察联络过了，他已经忙着去找一九四四年的指纹。你把扫描仪和电脑都带来了吧？”

韦伯拍拍那个登机箱。

“太好了。指纹扫描完，就把电脑连上我的手机，用电子邮件把指纹发给联系人清单中的‘弗里茨，维也纳’。弗里茨会坐在电脑前，等我们把指纹发过去，就立刻进行比对。”

“这是怎么回事？”

“密勤局的事，”哈利说，“只有需要知道的人员才能知道。”

“是吗？”韦伯咬着下唇，用搜寻的眼光看着哈利。哈利直视韦伯的双眼，等待着。“你知道吗，哈利？”最后韦伯说，“很高兴看见挪威还有人如此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