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轴的第一阶段甚至会发生在两个人相遇并确立关系之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竟然存在——因为如果它存在，我想说的是，那些杀害他们伴侣的人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并非关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而是关乎一个有控制欲的人。最重要的、昭示凶险将临的危险信号是他们在操纵，而且之前一直在操纵。

我很少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因为我的大量工作都需要待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然而，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去了办公室，并且接到了一个外线电话。

“是简·蒙克顿·史密斯吗？”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对着我咆哮。

“是的。”我说道，有点儿吓了一跳。

“别再说我丈夫是谋杀犯了。他不是谋杀犯，他从未被判谋杀罪，你不应该这样做……我就是告知你。”

“你的丈夫是谁？”我询问道。

“你一直在谈论他，有人告诉我了，”然后她对我说了他的名字，“你一直在和那家人谈话，我知道你谈了。”

“我很肯定我从没有说过你的丈夫是谋杀犯，”我平静地说道，“他被判过失杀人，不是吗？”

“是的，他是，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谋杀犯。”

我们聊了一通，这位女士试图说服我，她的丈夫是一个被误会的、和蔼可亲的人，我们友好地挂了电话，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我十分吃惊，她没有把她的丈夫杀害了第一任妻子这一事实看作与她切身相关。她说得对，我一直在和受害者家庭交谈。由于这家人想要就此案向他们的国会议员提出议题，并发起合法性质询，因此我一直在与一家名为AAFDA[AAFDA，Advocacy After Fatal Domestic Abuse的首字母缩略，意为“致命家庭暴力善后游说团体”。]的慈善团体合作。AAFDA是由弗兰克·马兰在他的妹妹茱莉亚和她的儿子威尔被杀害后创办的，他们帮助家庭在谋杀发生后必不可免也无法逃避的正式诉讼——例如家暴凶案审查（DHRs）[DHRs，Domestic Homicide Reviews的缩略。]、审讯和庭审中赢得谈判。

这起案件中的受害者在法庭和媒体上都被很离谱地曲解了，这损害了人们对她的怀念，也给她的家人造成了额外的伤痛，两者皆不可估量。由于法庭接受了对指控较轻的过失杀人的认罪，所以并没有审判。（过失杀人不会判处强制性的无期徒刑，假释要早一些，同时也意味着凶手的罪责较轻。）其结果是被告在量刑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在这起案件中，听证会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受害者被形容为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把凶手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个故事在新闻报道上被反复地刊登和评论，使得受害者永远地留下了她“罪有应得”的印象。并没有送呈的证据可以证实对她人格的诽谤，而法官却对凶手表示了同情。一家声名卓著的日报的知名专栏作者甚至发表评论说，他宁可给凶手颁发一枚奖章，而不是判处他监禁，尽管他并没有证据表明凶手所言确实。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吹毛求疵”，无论是否得到证实，都会引起人们对凶手的同情，并被当作针对谋杀罪的辩护缘由的一部分。甚至还有人说，当凶手杀死妻子的时候，他的苦楚立刻就得到了解脱。他能够通过掩埋来隐匿她的尸体，在死尸被发现之前，他过了几年的好日子。

综上所述，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女人所掌握的关于她新任丈夫的信息，把他塑造成在类似情况下会与任何理性的人一样，做出同样的举动，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她可以看到法庭对他的同情；她可以看到新闻报道对受害者的指责；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不那么危险，是一个可靠的结婚对象。整个体系都是这么说的，没有受到质疑。死者的家人没有渠道来平衡舆论，更不用说扭转乾坤了。

如果一个人有过一段历史，不一定是有关凶杀的，而是涉及操纵、占有欲和嫉妒的类型，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犯罪记录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但不是最好的。大多数的历史和危险的信号是由操纵者言谈与行为的方式所揭示的，也是由认识他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前任伴侣所透露的。

可以揣摩一个例子，有个人在其中透露了他们的历史，比我与那位第二任妻子的对话要微妙得多。

***

玛西在镇上的一家酒吧遇到了伦尼。这个地方她的许多同事都去过，她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里面都是一些不错的人。伦尼接近她的时候，他显得又迷人又友善。

“我来付那杯酒的钱，”他说道，带着微笑，“你去坐下，我会把酒给你拿过来。”

玛西觉得这没什么不妥；她想着这令人愉快的、有点老派的套近乎，有一种她被照顾着的感觉。伦尼在打理一切，于是玛西就去坐下了。

伦尼走过来，坐在她的身旁。他健谈、风趣，也很捧场。

“我再给你拿一杯喝的吧。”他在玛西快喝完她那杯酒的时候说道。“干了它，快一点儿，你这个慢性子哟。我要去吧台了。”

玛西从座位上站起来，提出要付钱。

“绝对不行！”伦尼笑着说道，“这是我的活。听着：你可以下次再付钱。”

玛西心想那也成，下一次她来付钱。

当伦尼回来后，他开始谈论感情问题。他告诉玛西，他那位疯狂的前女友让他的生活变成了地狱。“对，她真的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吐露道，“她以前真的经常撩拨我，有意的，所以我最后总是看起来像个坏家伙。”

“这太可怕了。”玛西说道，让伦尼知道她绝不会那样做。

“然后她背叛了我。我再也不想经历这种事了。”

突然间，伦尼，这个和蔼可亲的人，成了一个爱摆布人的坏女人的受害者。

不过伦尼泄露了一些潜在的令人担忧的行为和言语。首先，他坚持要付钱；他之前没有显示出他会付钱，或者询问他可不可以付钱。他还叫玛西去坐下；他没有在她原来坐的地方和她搭话，也没有询问她是否愿意坐一坐。他掌控了局面，因此事情迅速地从酒吧里的两个陌生人，进展到了两个坐在一起的人，一边喝着他买单的酒，一边聊天。他按自己的步调推进。

伦尼继续操纵一切：他决定了玛西什么时候再喝上一杯。他坚决地拒绝了让她付钱，并让这看起来很合理，因为他告诉她下一次由她来付——他阻止了她可能的反对意见，并且确保了第二次约会。这会儿玛西“欠”了他的人情，她将不得不勉力去拒绝第二次见面，而这或许会非常尴尬。他声称付酒钱是他的“活”，这是在测试玛西是否认可男人是可以操纵一切的。

关于他前女友的对话就更令人忧心了。他说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有问题，但这是他前女友的错。他不为自己的行为不端负任何责任。他透露，他有易挑逗的“可撩之处”。当然，有许多方式可以解释这种小小的交流。从我的角度来看，伦尼在操纵他们的交流——他们聊天的地方、喝酒的数量、谁来付钱以及对话的内容。伦尼发出警示，他期待一段什么样的关系，并且明确地表示，尽管是他行为失当，但他认为自己是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实际上，他在透露他有一段历史。

交流本可以有那么多的方式来展开，所以要想一想它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进行。伦尼并没有刻意地展示这些危险的迹象，但他的确展示了。对话是令人着迷、充满生机的事物。它们可以指向一百万个不同的方向，而所选择的语言文字对于使用它的那个人来说在许多方面也是迥然相异的。伦尼透露了他的历史；他也透露了他是如何解释那段历史的，所以他是在向玛西展示他自己。

有操纵欲的人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进行控制。如果我们承认操纵对有些人来说是重要的，我们多半也能认同这种操纵在他们所有的关系中都很要紧。这是他们本性的一部分，他们不会自然而然地改变。如果他们在上一段关系中需要操纵，那么在下一段关系中他们也必须实施控制。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归咎于别人，这多半表明他们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或者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这么做。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花时间去倾听别人对我们所说的，也看看别人向我们所展示的。人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把自己的恶行归咎于“疯狂的前任”，并不代表在这段关系之后有了反思和改变。

卡尔

卡尔杀害了他三十五岁的伴侣邦妮。她罹患一种改变了她生活轨迹的疾病，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卡尔有很明显的操纵欲和暴力史，在杀害她之前就已经在警方挂了号。他在各个方面都和文森特截然相反，但他们的行为模式却大多是极其相似的。

我认识到卡尔是一个在社会边缘混生活的人——与我在乐队时作为音乐亚文化的一员所玩儿的不同，他是街头犯罪亚文化的一部分。所谓的亚文化，不论犯罪与否，都创造了一套自己的规则，为不那么正统的生活方式辩护，但他们的道德标准和其他信仰体系与主流文化相比，往往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像卡尔这样的人，会通过所谓的他们那一套生活方式的规矩来洗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从他的风格和举止，我可以看出他习惯于在边缘厮混，我对他那一套很是熟稔，比他可能猜到的更游刃有余。对他来说，我只是另一个籍籍无名的专业人士，对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他错了，并且这对我和他谈话非常有用。我想听他说话，更重要的是，我想听他选择对我说什么。卡尔以为他了解我，然而他完全不明白我。我得从他谎言和操纵的残骸中打捞出真相，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我和卡尔会面的原因，与我和文森特会面的原因一样，是为了谈论他的伴侣被杀害这件事——这场杀戮令她伤痕累累，尸骸面目全非。

卡尔和文森特都是有操纵欲的人，但这一相似之处被掩盖了，因为我们目光短浅地专注于明显可见的暴力，把它当作判断他们是否危险的唯一真实的线索。卡尔用身体的暴力来操纵，而文森特不是。但他们都计划并实施了谋杀，其动机大致相同。卡尔和文森特是众多与他们相似的人的代表。

邦妮死去的那个晚上，她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她以前被卡尔揍过，她记不清挨了多少回打了。她隐约感到，这一回会比她以前经历过的都要难熬；她曾说过，她相信他会杀了她，所以她可能怀疑自己无法从这次殴打中活下来。卡尔肯定清楚。他穿着沉重的工作靴，第一脚踢到她肋骨的时候，他就清楚了；这一次他不必再压抑，因为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纵容自己去杀了她。暴力远远地超过了杀死邦妮所必需的程度，这是毫无理由的。这就是所谓的“过度暴力”。

邦妮是在晚上7点左右被杀害的，卡尔知道在那个时间他没有不在场证明。他从邦妮身上拿走了她的手机，用这个手机发送短信，让她看起来一直到午夜时分还活着。他确保他给了自己一个不错的午夜之后不在场的证明。当天晚上，他甚至不怕麻烦地让自己被镇上酒馆和俱乐部的闭路电视摄像头给拍到了。他试图造成这样的假象，就好像她离开他去了镇上的另一个地方。这是一次笨拙的逃脱谋杀的尝试，当邦妮被丢弃在垃圾箱里的手机被发现时，短信很快就被证明是伪造的。手机定位分析（一种当电话和短信发出和接收时追踪手机位置的方法）拆穿了卡尔的谎言，并且手机上邦妮的血液中有他的指纹。

几天后，当邦妮的尸体被发现时，卡尔立即成了嫌疑人。警察迅速地逮捕了他，但他否认牵涉其中，以为自己很机灵。

有意思的是，在一场计划好的谋杀后，人们最常感受到的情绪不是恐惧和愧疚，而是如释重负。我们以为人们会给他们所干的事情震骇到，如果凶杀确实是自然而然地、出于激情而发生的，这是一个合理的预期。但那天晚上卡尔对邦妮的暴行并不是自然的、出于激情的，它是深思熟虑的。

***

作为一个女性，大多数的时候我不得不在无法依靠身体蛮力的情况下争取我的人身安全。在街头打斗中，我的身体力量、敏捷性和技巧都不能战胜比我强壮得多也更善于打架斗殴的男人。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不得不和那些有可能很危险的人博弈，这样他们才不会攻击我。从校园霸凌开始，然后成为一名警员，再然后在音乐节和俱乐部享受边缘的生活，这相当能锻炼人。不过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各种工作、各种情况下的大部分人。因此，我们都知道如何权衡利弊。

然而，面对一个胜算几无的威胁，而不是处于一个你可以尽力保护自己的环境，这还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当我们解读女性对威胁、暴力和恐惧的反应时，这一点往往会被忽略。

有一天晚上，当时我还是一个警员，正在独自巡逻。那想必是凌晨4点左右。街上万籁俱寂，空无一人。我正打算晃到警局去喝上一杯茶，突然间我看到有三个女人朝我奔来。三个人都大喊大叫、慌乱不安。“他有枪，”其中一个人尖声叫道，“在后面那里。”她拼命地朝着一条小小的辅路方向挥手。

我果断地告诉她们不要靠近，呼叫了支援，然后走向那条空荡荡的辅路。我刚拐进那条路，就看到前面有一个人，被路灯照亮了。他穿着一套睡衣裤，拿着一把枪。他开始非常缓慢地朝我的方向走来，枪握在齐腰高的地方，直指着我。是一把猎枪。

我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路中间，主要还是出于震惊。我确信他能清楚地看到我的制服。就我所知，他与我本人或者警方并没有发生争执，大体上是如此。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靠近他，我不知道我的双脚是否能移动。这是我第一次被一把枪正对着。这让我的思绪凝结起来：除了这一条小小的辅路，整个世界好像都消失了，唯有我和他站在其中。他继续慢慢地朝着我走来，越是靠近，那把枪就越发地垂了下去。“她们闯进了我那该死的房子，”他说道，“她们是恐怖分子。”

我迅速地意识到他说的正是那三个女人。我也很清楚，这个人可以在毫秒之间改变他自己和我的人生，并且这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性的。我不认为他拿起枪是为了射杀谁；我觉得他只是想要吓唬人。我相信他更愿意选择不开枪，而不是射出子弹。

在那种情况下，有一把枪正对着我，我是男是女，甚至是不是黑带五段，都无所谓了。枪子儿可不长眼睛。这就是对你来说毫无胜算的典型例子。

对邦妮而言，让卡尔拿枪指着就是她每天的生活。她所能做的只有想方设法说服他不要扣下扳机。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被情感操纵吓坏了的受害者是什么感觉，只要把另一个人想象成一个拿着枪的人，而你百分百地相信他非常乐意射杀你。然后思考一下你认为那个人会如何行动，或者重新思考别人对你说的，他们是怎么反应和行为的。

***

因此，我在和卡尔对话之前，钻研了他的情况，并了解了他的过去。在一次长时间的激烈攻击中，他对邦妮又打又踢，致其死亡。在这之前，他多次被捕，大多数是由于暴力行为，而其中大部分又都是针对女性的。在孤身面对一个男人时，我像许多女性一样，通过特定的、带有性别审视的镜头来看待卡尔，挖掘出他不为人知的威胁。这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是很寻常的举动，她们根据男性可能造成的伤害来评估他们。我实际上发现这非常有用。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也帮助了我解读邦妮的经历，并且让我去使用这些信息——因为我会从这次见面中幸存下来，我将活着讲述这个故事。

我走进监狱会议室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我必须坐在那里等候卡尔从他的牢房被带过来。房间逼仄，如果不是透过玻璃窗能清晰地看到外面站着的警卫，会让人感到有幽闭恐惧。一张桌子和四五把椅子把空间塞得满满当当的，几乎没有动弹的余地。房间四周在齐腰处都设置了长方形的红色紧急报警器，它提醒我，假如需要紧急救助，只要按下就行了。

有动静传来。我的注意力突然间被一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剃着光头的男人吸引住了。他穿一件紧身的、亮晃晃的白色衬衣，勾勒出上半身的轮廓：肩膀上的黑色尖角肩章和手中的钥匙表明他是一个警卫。他沿着狭窄的走廊快步走着，高耸的身躯挡住了身后一个健壮结实、略矮了一点点的男子。警卫猛地停了下来，站到一边，把那个矮一点的男子领进了我坐的房间。这个人就是卡尔。

那个警卫俯下身子，与卡尔的眼睛齐平，并用手指点着他的脸说道：“给我好好地玩儿，卡尔。”然后他看着我，笑了一笑，就走开了。

这句话更多的是卡尔和警卫之间对于他们相对权力的共同理解，而不是关于会见时对行为规范的执行——这一趟会见如同一场游戏，卡尔可以选择和我好好地玩儿，也可以不陪我玩。因为这句话，这个房间里的权力就交到了卡尔手里。而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我是一名男性，这句话是否会被说出来。卡尔的暴力不是游戏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警卫的这句话代表了男性和女性在暴力的认知和经验上的鸿沟。

我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说卡尔是暴力的、充满威胁的，他的犯罪记录显然也支持这一点。他体格强健，对自己的身体很有信心。当我准备和他谈话，探讨如何才能阻止他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这些事情。

卡尔符合更传统的家庭暴力施暴者的典型形象。在他俩的关系中，他让邦妮遭受了无数次下流又歹毒的殴打。他生性如此。认为他“就是啪地断了线”，是出于一阵无法控制的怒火而乱揍一气，并不能解释邦妮被害的原因。就像文森特一样，卡尔谋划了他的所作所为。与文森特不同的是，卡尔并未就他的罪行自首，并等待警察的到来。几天后，当邦妮被殴打的尸体被发现时，卡尔撒谎了，起初他试图否认是他干的。接着，当证据把他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改变了他的说辞，告诉警方是邦妮袭击了他，而他一直在自卫。

邦妮是一个矮小的残疾女性，对卡尔不会构成任何身体上的威胁。他的陈述漏洞百出、很不高明，手机和其他一些证据都清楚地揭露了他的不实之言，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对他们撒谎。然而，法官和陪审团都不相信他。他被判谋杀罪，处以强制性的无期徒刑，裁量标准为十六年（他必须在狱中度过的年数）。

此时，卡尔坐在我的对面。当我在相对安全的监狱会客室里注视着他的眼睛时，我想象着邦妮看着他的脸时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安全网，没有长方形的红色紧急报警器，没有近在咫尺的结实强壮的警卫，但仍然明明白白地意识到他的实力。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惯于暴力的人。他的身材让我想起了BBC肥皂剧《东区人》里臭名昭著的米切尔兄弟。当我琢磨他的脸以及看向我的方式时，我越发能理解邦妮了：我可以想象，我很可能像她曾经那样，做出许多一模一样的决定。邦妮不是问题所在，卡尔才是。

卡尔是一个好勇斗狠的恶霸，大家都知道邦妮处在危险之中。实际上，听到他终于杀死了她，并没有人感到惊讶。当我说“终于”的时候，我措辞十分谨慎，因为人们确实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他终有一天会杀害她。不是因为他可能会决定这么做，而是因为在他习以为常的殴打中无意中就这么做了。这恰恰可以保护像卡尔这样的人，不会被看作筹谋已久的凶手。他可以被描述成他自己脾气的受害者。

使用暴力

无论如何，暴力是被使用于情感操纵中的，它帮了某些人的忙。它常被用来达成特定的目的。卡尔只会允许他自己使用暴力，他对此游刃有余，它也常常让他如愿以偿。他决定了何时、在哪里使用暴力。例如，对于那位陪同他前来会面的壮实警卫，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侵略性的迹象。此时，他对我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攻击性的企图。这是他的选择，他在控制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让人觉得诡异的是，暴力的历史是如何保护凶手免受指责的，就像文森特从未有过暴力史，这一点也被用来为他辩护。没有证据表明文森特以前使用过暴力，所以当他这么干了，人们认为这一定是自然而然地、无法控制地爆发。

这让我想起了我参加过的一次晚宴，是由伦敦四大律师学院中的一所举办的。房间里挤满了法官和大律师[大律师（barrister），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资格在高等法院出庭的律师。]。我坐在一位经验老到的律师身旁，他离退休不远了。他开始跟我说起最近的一个案子，他为一个杀害了女友的男子辩护，并且对我解释了他的辩护策略。他说，检方已经证实这个人有勒死女友的前科。他以前就这么干过，所以他没有把这看成坏事，这位大律师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他就用这一点来为他辩护。“我们去找了他的前女友，对陪审团说：‘看，他的别的女友都没有死，那为什么这个会死呢？显而易见，这一定是个意外，并没有杀人的意图……’”大律师从他那杯酒里猛喝了一口，笑了，他说：“我输了。”

在这个案例中，凶手暴力的历史被篡改、被轻描淡写了，好用来为他辩护。谋杀审判围绕着意图问题而展开，许多人认为一定会存在一个被证实的毋庸置疑的谋杀意图。然而，在英国，控方只需证明有实施严重人身伤害（GBH）[GBH，grievous bodily harm的缩略语，意为“严重人身伤害”。]的意图，就可以确立证实谋杀的必要意图了。为什么这位大律师会认为，我们会把这一类暴力的历史认定为合乎情理的辩护理由呢？因为我们常常这么做。当我们论及杀害伴侣这个问题时，我们倾向于其中并没有明显的意图。我们拼命寻找理由，让这一不实之言流传。

我们为何不愿意指责那些对伴侣使用致命暴力的人，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其中大部分是历史和文化上的，也有一些是心理上的。

有一天，我和我的母亲聊天，我问她怎么看待杀害妻子的男人。我们正在一起准备午餐，漫无目的地聊着。“好几年前，”她说道，“我为专业人士开办了一个培训课程，地点就在温布利，人们来自世界各地。”

她停止准备食物，看向了我。

“有一个从美国来的女人，她有一点冷淡——你知道的，她没有融入大家，有点儿闷闷不乐。她很不好相处，真的。有一天晚上，我在酒吧里设法和她聊了一聊，问她是否喜欢这门课程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对她前来非常生气；他不喜欢她远行到英国；他觉得她应该待在家里。但她对他说，她确实别无选择：她必须来上这门课，这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我猜这就是她闷闷不乐的原因吧。”我说道。

“是的，”我的母亲回答道，“不过就在她回到美国的那一天，他用一个酒瓶杀死了她。”

我母亲转过身去，继续去剁碎食物。沉默了许久之后，她背对着我总结道：“我料想他妒性很大。”

这个故事虽然很短，但它揭示了很多东西。首先，这种主题影响深远——我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家庭暴力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触动了大多数人，即使只是从远处来看也是如此。其次，我母亲和我在谈论这一暴行的时候，不仅仅跨越了空间，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离我们有半个地球那么远的地方，它还穿越了时间：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十年前。在全世界，这是一个由来已久、反复出现的问题。第三，对我来说也最为发人深省的，是我母亲对这起谋杀的解释是多么简单和轻易：妒性。谋杀真的是这样一种出于嫉妒的天性流露，是这般合乎情理的解释，以至于它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进入了人们最为随意日常的谈话了吗？我们全都能理解用嫉妒作为托词的谋杀，因为这长久以来已经是我们文化脚本[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由波兰裔语义学家韦日比茨卡（Anna Wierzbicka）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指文化中特有的一套价值观念和准则，这些观念和准则可以借助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加以描写。]的一部分了。我们特别愿意原谅男性针对他们伴侣的凶杀暴力，接受他们是感到嫉妒了的借口。所谓的激情犯罪以嫉妒为主角，多年来一直在引导着凶杀审判中的法律论据与辩护。

2009年，时任平等事务部部长的哈里特·哈曼（Harriet Harman）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不再把性出轨作为谋杀辩护的一部分。当时，这项议案遇到了激烈的反对，在上议院遭到否决，一名退休的法官和上议院高级大法官称这项议案“令人极其厌恶”；其他人则表示担忧，认为它会颠覆那些声称激情犯罪的辩护，而这是不公平的。我发现这不仅令人震惊，而且令人不寒而栗。然而，立法还是通过了，规定发现婚外情并不足以成为谋杀伴侣的理由。2012年，法官们削弱了这一条，判定在某些案件中可以那么做。这些正式的、高层次的法律和政治的争论表明了这种观点是怎样的根深蒂固。否则为什么反对人们以性出轨作为谋杀理由的提议会被形容为“令人厌恶的”呢？

这里还混合了积习难改的性别歧视的观念，因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男人和女人要遵从不同的性准则，并且基本上是男性在主张这种辩护；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要是身为凶手的他们在辩称“激情犯罪”。

卡尔暴力的证据就存在于他的过去，但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判断暴力是可控的还是不可控的。使用暴力是因为你游刃有余并且发现它行之有效，抑或使用暴力是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这两者是有差别的。如果你可以等待时机来用它，如果你可以谋划着来用它，你就是在做出选择。

指责

当准备和卡尔对话时，我正在思考所有这些问题。

卡尔坐在桌子的对面，没给我太多视线上的关注。事实上，在整个会面过程中，他从未进行过长时间的眼神上的直接接触。然而，他是有备而来的，他紧紧地捏着一堆文件。当我开始介绍自己时，他整理了起来。他短暂地抬头瞥了一眼，又往下看，然后把文件推向我。

“你可以帮我上诉。”他直白地说道。

显而易见，他对我何以出现在那里做出了假设。我开始解释我想谈的话题，但他并不真正感兴趣。卡尔只对他要说的话有兴趣。

“瞧，”他说道，“我不应该因为谋杀而被判刑。我尝试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愿意听我说话。我只是需要去看医生，得到精神疾病的诊断。这是审判不当，这才是事实。”

据我所知，卡尔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正式诊断，但他坚持他受到阻挠，未能得到恰当的救助。他肯定是想掌控这场会面进行的方式——我会为他做什么，以及我该如何为他做。我并没有试图抗拒他。我早就知道，当他不能为所欲为时是何等模样了，对此我再不需要多知道一分一毫。

他继续拉扯，称他的定罪是不公平的。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借口，以及一个又一个的理由来说明何以他不该为谋杀邦妮而被定罪。他不再否认他杀害了她，但他坚持他只应被判过失杀人罪，并且扬言他将对判决提出上诉。他和文森特一样，把自己描绘成当时情境下真正的受害者。

“如果他们帮了我，”他继续说道，“如果他们听了我的话，那这一切就永远不会发生了。这是他们的错。他们就应该让她远远地避开我。”

“你是指什么？”

“我摆脱不了她，”他说道，“他们应当叫她走开，因为她一直在骚扰我。”

这真是惊天的逆转：应该被阻止的不是他，而是她。他的想法全然地只专注于他自己以及他眼中所见，邦妮几乎不作为一个拥有自己权利的人存在。他希望人人都按照他的需求来解释一切。

“他们一定都很清楚，但他们无所作为；他们应该告诉她的；是他们把事情搞得越发不可收拾了，”他继续叨叨，“我不敢相信他们（陪审团）都反对我，”他说道，“就好像他们根本没在听。”

卡尔开始焦躁起来，不过这是由于所有人——陪审团、警察、医生——都没有顺着他的角度来考虑，也没有原谅他。他毫无悔恨，除了自己的看法以外，他没有想过其他可能。

他从未提过邦妮的名字，只说了一句：“是啊，她死了真是可惜。”就好像她是死于一场意外。

“有人要死。”他说道。

“为什么？”我问道。

“因为它总是会那么发生。他们应该阻止的。他们肯定知道我是给逼到那个份上的。”

“他们怎么阻止你？”

“他们应该叫她躲远点，别让她把我惹急了。”

他试图把规范自己行为的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而不是他本人。比如，他应当受到保护，免得人们“激怒了”他，而不是保护别人免遭他的侵犯和暴力。他不应当在监狱里，应该别让他们惹急他。正如我所说的，一个惊天的逆转。

“你可以帮我把它们纠正过来。”他说道。

看起来似乎是卡尔正在试图操纵我去做些什么，左右我对邦妮和审判的看法。但当我透过他那副金属细边的眼镜，注视着他那双冷漠的蓝色眼睛时，我发现这并非想要控制我，也不是为了卡尔自己。我茅塞顿开：这操纵是假装的。

人格障碍与精神病态

漫不经心的态度，就像卡尔所表现的，在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身上并不罕见。人格障碍会影响一个人思考以及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而具备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往往善于操纵别人、欺瞒哄骗，并且冷漠无情。其严重程度各有不同，广义地说，那些处于谱系内较为严重一端的人可能会被视为精神病态。精神病态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可以这样诊断，但严格来说并不被当作精神疾病。患有这类障碍的人通常以不一样的方式来感知和体会以他们为中心的世界。大体上，他们是行为正常的个体，往往拥有貌似寻常的工作和生活。然而，对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来说，操纵和暴力并不少见。

自恋型人格障碍也和情感操纵以及家庭暴力有关。这种人或许是傲慢的、爱控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可能需要或是觉得他们有资格得到别人的赞叹，并且看上去缺乏同理心。他们对批评格外敏感——我称之为“脸皮薄”。即使这些行为十分明显，还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他们也不太可能改变，他们会认为问题存在于他人身上，或者是由于别人的错误。自恋型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有许多共同的性格特征，和这类人一起生活时会遭受暴力，并且难以摆脱。

加拿大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制定了“精神病态核查表”。它列出了我们可能会在这一类人身上看到的人格特征、行为举止和既往史，以此帮助我们识别精神病态。精神病态感知世界的方式与非精神病态不同；对他们来说，世界围绕着他们的迫切需求而旋转，他们往往会不顾一切地确保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他们不会感到同情，更不可能产生同理心。

黑尔教授说，精神病态活在当下，既不沉湎过去，也不绸缪将来。在他们的世界里，人们基本上分成了赢家和输家两大类；或者如黑尔教授所说的，捕猎者和猎物。人生就是一场要打赢的战争。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世界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分而裂之的。即使我们相信生活可以被视为一连串的有输有赢的战争，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接受“有得必有失”的现实。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对每一件事情都这么争强斗狠或者求胜心切。我们不会竭尽我们所能，而罔顾对我们自己或别人所造成的后果。但卡尔这样的人就会。

具备强烈的精神病态特征的人不太擅长进行直观的互动对话。这些对话当然可以是操纵性的、貌似有理的，但它们通常是经过练习的脚本和举止。当脚本被打破，或者当他们面临没有他们所熟知的脚本可以遵循的情境时，他们就不太知道怎么往下进行。有时候，他们不得不“脱离脚本”来应对，这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泄露他们的真容，因为他们的回应可能会不合时宜，有时甚至离奇古怪。这是我在和像卡尔这样的人对话时所发现的真正耐人寻味之处。

在相当早的时候，邦妮有机会认识到卡尔其实并不像他最初看起来那么好：他很有可能会在邦妮未能配合他所期待的那些时刻露出行迹。卡尔多半学习了大量的脚本，以便随心所欲地进行操纵；有些可能是浪漫的，有些可能是暴力和恐怖的。卡尔知晓这些脚本所造成的后果。为了尽力确保自己的安全，邦妮或许已经学会了应对这些脚本；有时候管用，有时候并不管用。

邦妮被普遍地形容为善良又体贴。她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关系亲密的大家庭的一员，因此邦妮并不缺乏她与卡尔之间冲突的见证者。当警察深更半夜出警，找他“说道说道”的时候，他们全都看见了；她哭喊着说她有多害怕他的时候，他们全都听见了；当邦妮脖子上有瘀伤，她找理由搪塞其来源的时候，他们全都试图当作没看见；并且，他们互相之间全都讨论过，他们到底有多恨卡尔。

邦妮开始揣测他对事物的反应，并随之改变自己的行为，竭尽全力让他变得没有威胁。她想要保护家人免遭他的伤害。他曾经恐吓过他们，当邦妮试图躲起来，而他去寻找她的时候，甚至跑到了他们的家里，要是他们不透露她的下落，他就要他们走着瞧。他甚至揍了一名男性亲戚，这就意味着邦妮在受到恐吓时，不再会求助于家人。

当这段关系发展到这一节点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很难毫发无伤地摆脱它。邦妮应该很清楚卡尔的能耐，离开他，对她来说很可能不是一个好选择。他不会允许的。

我相信卡尔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甚至很可能罹患了精神病态，尽管从未有过任何正式的诊断。许多类似于卡尔的施暴者确实有这样的障碍，或至少拥有那些使他们显得冷酷无情、自我中心的人格特征。我第一次得出这个结论，是遇到了一个被定罪的杀人犯的前女友，当时我正和她谈及她的经历。这个男人杀害了他下一任的女友，并被确诊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我糊里糊涂地竟然活下来了，”她对我说道，“我太像她了。我本该是又一个她。有一天，你知道的，他拿一根绳子套住了我的脖子。他说，每个人都会认为我是自杀，他永远不会被怀疑。他很清楚我吓坏了。我真的以为他会这么做。他是笑着的，他非常享受。”

她说了很久，谈到一些他所施加于她的虐待，那些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和操纵的模式。她表现出一些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缩略语，意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对此我一点都不惊讶。下一任女友的死亡给她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她从电视上听说了这件事，震惊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浪潮，唤醒了全部的创伤和不安。

“每当我试图告诉每一个人，我非常害怕他，而且我认为他会杀了我，我总是在想这不是真的——我没办法让他们相信我，”她对我说道，“当我听说了她，那个被杀死的人，突然一切都是真的了。我真的有可能成为她，这太令人震惊了。我就差那么一点儿了。”

这名女子讲述了在某种程度上，她是如何保护自己，从而忘却她的伴侣困住她的那个世界；而当下一任女友去世时，所有的滤镜都脱落了，余震吓坏了她：“他们很清楚他有这个能耐，但是他们看着我的眼神，有点儿像是如果不是我一直念念不忘，我不会那么害怕的。但我给吓破胆了，不敢不往回看，你懂我的意思的吧。”

并不是所有控制欲强的人都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者是精神病态。许多人之所以开始操纵，是出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这可能与过去对他们产生影响的事情有关，掩盖于社会对关系的期待和信息中——尤其涉及关系中的等级。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领域。比如，文森特的不公平之感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源于不良经历。然而，我并不在意去了解像文森特和卡尔这样的人是如何变得有操纵欲的，我更关心的是他们在操纵这一事实。

邦妮和唐娜都被吓坏了，她们所恐惧的事情大致相同：如果她们不照办操纵她们的人的期望和要求，会发生什么？从外表看，文森特是无害的，卡尔则不然；然而，他们两个都有能力谋划并执行一场谋杀。

***

加文·德·贝克尔（Gavin de Becker）是一名世界危险预测专家，也是《恐惧给你的礼物》（The Gift of Fear）的作者，他认为“女性一直生活在警惕之中”，并且“她们的生活的的确确处于危险当中，而这是男性从未经历的”。不管她们有多么自信和多有能力，大多数女性与恐惧的关系跟男性所具有的确实不同。

我记得有一次我被当作抢劫、强奸犯罪者的诱饵。有许多投诉称，一个单身的男子在夜晚跟踪女性，并对她们实施性侵犯。我的警长决定让我身穿便衣在已知的这名男子作案的地区巡逻。我有一个对讲机可以呼叫支援，我的同事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哪里。就这些了。没有人跟我在一起，我也没有武器。我无法想象现在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如果我呼救的话，救援会迅速抵达，但最快也需要五到十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可以发生很多状况了。

当我在悄无声息的黑暗中行走，望向那条长长的据说是男子发起袭击的人行道时，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做这种事。即使他们在每一条小路的尽头都安插了一位同事，我也不认为我想要继续下去。

现实世界与假想的情境是迥然不同的。当情感只是被想象的，它远没有那么强大的震撼。实际经历的严重威胁与想象中的严重威胁是不同的。想象力会激起“我本来会这么做”或者“你为什么不这么做”的回应。在简报室里，想象袭击者针对我的行为会与对另一位女性的不同，这对我来说是没问题的。想象救援会比现实中可能来的要快得多，这也要容易一些；更容易忘记的是我会感到害怕，还有那些地方加诸我身体和心理上的额外负担；还很容易忘记我是一个人，以及这种想法所带来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不能说我给吓坏了——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确实在外面搜寻那个强奸犯了，不过只待了一个小时：我真的不能再待更长时间了。我换回了制服，继续在那一带巡逻；我觉得这给了我一层额外的保护。警长不该让我独自一人处于那种境地，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是因为任何一个警员都不应该充当孤独无援的诱饵，无论男女。我想这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人们并不认为“性攻击”是性命攸关的，犯罪者仅仅被当作是有病的，而不是危险的。没有人担心我的安危。

从很小的时候起，女性就被明里暗里地教导，男性对她们来说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情况中，她们应该设法先发制人并且避而远之。

这些教诲刻入了大多数女性的骨髓里，它们使得对潜在危险的防护变得习以为常。其中有一条训诫是，保持安全的最佳办法是恪守责任，并且避免招惹男性。女性可以通过她们的行为举止、穿着打扮、说话方式或者饮酒量的多少来控制针对她们的暴力，这已经成为一个都市神话了。这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它在我们的媒体、家庭和社区以及法庭上屡见不鲜。在现代社会评论中，它被称为“受害者有罪”。它定义了社会制度和信仰体系是如何强调他们认为女性可以更有效地防护好自己的安全，而不是“自找麻烦”的方式。比如在强奸案中，女性的性生活和着装风格往往会被提出来，以此证明她也有过错，因为她没有打理好自己的安全。这意味着我们期望女性必须始终未雨绸缪，总是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它还暗示，如果女性不去招惹男性，他暴力或者虐待的过往就不会重演。

当然，这些都是虚妄的神话。

在女性触发之前，家庭暴力的操纵模式并不会处于休眠状态。它们是始终活跃着的。操纵模式并不是响应，它们是执行和监督操纵的系统：永远在那里，永远在伺机而动。

重复的模式

拉斐尔的故事相当耐人寻味。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有操纵欲的人是如何重复他们的行为和模式的，以及为什么他们的历史很重要。

我想首先从拉斐尔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来展示当他反复考虑和索菲亚关系破裂时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基于他本人和其他相关人士对事件以及对他的想法的描述改编而来的。以这种方式来讲述，可以让我们深入地洞察类似于拉斐尔的人以及他们的受害者的动机和心理。

拉斐尔独自一人坐在他那间平淡无奇的公寓里，他十分气恼。他飞快地喝完了最后一点咖啡，在满溢出来的烟灰缸里捻灭了香烟。他的手机显示0点14分，但他压根没想睡觉。他正在想索菲亚。他待在这里，而不是在他们共同的家，这全都是她的错。她就是知道怎么激怒他，她知道她要是做了他会怎么样，但她还是这么做了。他缓慢地站起来，下定了决心：这一回他不会让她得逞了，他不会再听她胡言乱语了。是他来决定什么时候结束，而不是她。他走出前门，步入黑暗、寂静的街道。

3点04分，他走到加油站，他知道索菲亚在那里上夜班。他站在上了锁的玻璃门前，看着她忙乎，继续着她的生活，丝毫也没有想到他和他的痛苦。

她透过窗户看到了他，他笑着挥手。他想象自己遭受的不公正，这发自内心的折磨推动着他前进。甚至在那一刻，他还记起了家里墙壁上那道长长的黑色印子，那是在一次争吵中索菲亚跌下楼梯时鞋子刮出的擦痕。她的脸颊因此骨折，人们为此叫来救护车，还有警察。这对她来说还不够。她尖声喊叫，说是他把她扔下去的，骂他是个混蛋、是个恶霸，这都叫他难堪。

当她为他打开门时，他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警察已经看透了她的真面目，他心里这么认为，他们知道她是一个骗子和婊子。要是他们相信她的话，为什么他们在警告他别惹麻烦并且释放他之前，没有让他在监狱里待上超过二十四小时呢？

索菲亚翻了个白眼，问他在那里干什么。他慢慢地往前走，面带笑容。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顿然醒悟时脸上的表情。

突然之间，他把她拉到身边，她尖叫起来。他用双手掐住她的喉咙，止住了她的叫声。他很清楚他们在闭路电视摄像头的监控之外——他早就这么谋划好了。

“对不起，”索菲亚勉强喘着气说，“我很抱歉。”

某种深刻的原始的本能告诉了索菲亚该说些什么。她过去所有的有关拉斐尔的经验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迅猛地涌向大脑的过滤系统。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在那个特别的时刻，这就是他想听到的话。他站在她身旁，听她努力承认错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在那个特别的时刻，他停手了，确信他控制住了局面。又轮到他掌控了。

拉斐尔要了一包香烟。

3点36分，警察到了——一个路人听到了尖叫声，打了报警电话。

拉斐尔被逮捕了，当他被带上一辆等候的警车时，索菲亚又愤怒又惊恐，对着他尖叫不止。

人们仍然坚信，家庭暴力是夫妻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危险行为。我曾经听专家说，他们不应在这一类争端中偏袒任何一方，就好像它们只是吵架，而不是有关操纵的平权运动。不应该忽视这样一段历史：它把操纵和暴力视为两个人之间的争端，其中双方都有同样的责任。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索菲亚拿到了限制令。

一个月后，拉斐尔认识了奥尔拉，他对她讲起有关他的疯狂前妻的所有事情，说她打电话给警察，还编造了关于他的谎言。奥尔拉很有同情心，她听说过很多不太妙的分手故事。奥尔拉不清楚她听到的东西有多重要，但那里面有点儿令人不舒服，这是直觉在告诉她，在拉斐尔身上看到了她无法信任的东西。不过她觉得听从直觉的话，显得武断又无礼，就放到一边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奥尔拉发现拉斐尔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不喜欢她的家人，他们也对他没有好感。他想要控制她所做的一切，而她发现自己过着如履薄冰的生活。有一天，奥尔拉觉得她受够了。

“结束吧，”她说道，“我们两个人都不开心，这只会让我们两个都痛苦不堪。是时候离开了，拉斐尔。我们俩都心知肚明，不是吗？”

拉斐尔并不同意，他试图让奥尔拉重新考虑，但她又客气又坚决。拉斐尔搬走了，不过他十分恼火。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知道肯定有另外一个男人存在，他要去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不打算接受。

一天晚上，奥尔拉外出和朋友们喝酒，拉斐尔让自己“偶遇”了她。他走到她面前去打招呼。他询问，他是否可以“就说几句话”。奥尔拉有点恼怒，不过为了避免与他争吵的尴尬，也不想在大家面前给他难堪，她同意出去，坐进了他的车子，最后一次聊一聊。两天后，她的尸体被人发现了。

他重新获得了控制权，他再一次取得了平衡，他赢了。拉斐尔若无其事地过着日子，很快就在他工作的地毯店被捕。他被带走时，同事们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他没有否认杀害了奥尔拉，但他告诉警方，她必须知道她不能那样对待他。

历史的力量

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相反，一个人的过去很重要是因为，比如说，像拉斐尔所制造的问题是他天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源于他和奥尔拉或者他和索菲亚之间独一无二的交往。制造问题的不是索菲亚，也不是奥尔拉，而是拉斐尔。不管他去哪里，不管他和谁在一起，他都会搞出那些事情。但拉斐尔认为这些问题出在他的伴侣身上，他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他遭受了不公平。拉斐尔实际上经历了两次我们所知的八个阶段：这是一段够可以的历史。

一个人过去的暴力、操纵和跟踪行为有很强的可预测性，警方可以据此向新的伴侣披露这个人之前的危险行径。同样，如果伴侣感到担忧或者心存疑虑，如今他们有权要求警方提供这些信息。在英国，这个方案通常被称为“克莱尔法案（Clare's Law）披露”，是克莱尔·伍德的家人发起请愿运动的结果。克莱尔在2009年被她的有暴力侵害女性历史的前男友乔治·阿普尔顿勒死并焚尸。克莱尔的父亲说，如果她了解乔治·阿普尔顿以前暴力的全部情形，他相信她就会还活着。

卡尔的过去对邦妮是敞开的，警方认为她应当知道他曾因严重袭击前女友而入狱。但知道某人危险是一回事，能安全离开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幸的是，我们的司法系统并没有提供任何保证：仅仅由于某人被逮捕、被起诉甚至被定罪，并不意味着受害者得到了保护。当受害者朝着有操纵欲的施暴者发起猛烈的挑战时，她们是在冒险。她们需要知道她们是有备而来并且万无一失的；她们需要更多地信任这个系统，而不是忧心于离开的后果；这是一场豪赌。没有人能保证法庭上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再加上家事法庭[家事法庭（family court），主要处理婚姻、遗嘱、收养、家庭暴力等类型的案件。]的保密和僵化，这也难怪受害者会撤回投诉，重新尝试“打理”她们自己的安全。

然而人们发现，当司法系统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受害者也确实求助了警方以及这个系统，就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一切全都与专业人士的技能、受害者的信任以及系统的尽职尽责有关。与我还是一个警员的时候相比，现在的部门有了显著的改善。我一直在帮助建立专业的部门来评估、管理风险和威胁。英国确立了诸如《跟踪保护令》（Stalking Protection Orders）这样的新法令，许多地方的立法已经把暴力行为定为犯罪。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暴力的虐待和操纵，也越来越意识到跟踪的风险。有专门的受害者游说团体和案例风险的协商会议。专家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受害者所面临的困难，也有许多有专长、有激情的人致力于援助情感操纵和跟踪的受害者。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改进我们使用权力的方式，更好地管控有操纵欲的人，并在这一前提下提高对操纵模式的认知。当我们认识到操纵和暴力的人是十分危险的，而这不仅仅是一段糟糕的关系时，我们就能迎来最为重大的改变。

有人主张，应该给那些人机会，让他们忘却过去、忘却历史、洗心革面。有时候也有人认为，某个人的历史是他们的私事。在情感操纵和跟踪的情形下，如果这些人曾经谋求干预来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这个论点或许能更有说服力。没有干预就意味着没有改变，也意味着他们的模式将会一再重复。这些是模式，而不是铜墙铁壁；也就是说，包含于其中的意外或事件，与过去和将来都息息相关。

家庭暴力登记

2018年1月，伦敦议会[伦敦议会（the London Assembly），指大伦敦的市议会，由二十五名议员组成，与伦敦市长同期选举，负责监督市长的施政，修正预算，以及对重大法案提出意见等。]的莱恩·杜瓦尔（Len Duvall）发起了一项运动，倡议建立类似性侵犯登记的家庭暴力登记。它由萨曼莎·施鲁斯伯里等请愿人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萨曼莎是十七岁的杰登·帕金森的母亲，后者于2013年被她的前男友杀害。我认为登记是一个很棒的点子，我一直支持这一运动。如果运用得当，登记会有助于识别那些存在潜在危险的人，同时也向他们和其他人传递了社会并非和谐一致的信息。

然而大多数有操纵欲的人从未引起过警方或法院的注意，所以永远不会被登记在册。在唐娜死后，文森特的操纵行为才为警方所知。许多受害者从未报警。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不得不接受，登记无法包罗那些屡屡再犯的施虐者——它不会涵盖所有的高风险人员——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能识别出众多的操纵者，让他们以及像他们的那一类人知晓，他们已经在警方和社会的掌控之中了。

登记能告诉我们，名列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凶杀时间轴的第一个阶段。它或许也能改变我们对此的探讨，让大家清晰地认识到这些人在重复他们的模式，他们是危险的。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声明，这种情况应当有所变革。

使历史可见：报告暴力与操纵

有一天，我在英格兰南部一个城市的刑事法院[刑事法院（the Crown Court），又译作王冠法院，受理地区法院移送的案件。]里旁听了一场审判。法庭上空荡荡的：只有法律团队和两三个普通人，我猜是本案主要受害者的亲朋好友。一位名叫马丁的男子被控袭击了他的女友，尽管他有前科，但要给他定罪还是很有难度。

马丁身穿一件朴素的浅蓝色衬衣，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他坐在被告席上，四周隔着玻璃屏障。他正对着法官，陪审团在他的一侧。他大部分时间都坐着不动，但偶尔会在便签本上写几句，并轻敲玻璃来引起他律师的注意。他曾提出无罪辩护。

检方辩称，事发当晚马丁和他的女友在他们经常光顾的一家酒吧里。他们一直在争吵，据目击者说，这也是司空见惯的。离开时，他们还在停车场里继续争执，据称在某一个时刻，马丁上了自己的车子并朝他的女友开去。又据称，他下车后用双手掐住女友的喉咙，并开始越掐越紧，但在其他人靠近时，他逃跑了。他女友的小腿受了伤，脖子和喉咙处有红色的伤痕，这些都有照片记录为凭。

检方认为马丁是一个经常使用暴力的人，为他的女友遭受更严重的暴力带来了实际风险。马丁否认了这一指控。他的辩护团队辩称，他的女友怀恨在心，她对家暴的投诉是捏造的，因为她想要对马丁离开她进行报复。

马丁的女友被传唤为证人。我看着她走过法庭，并不像是一个得意洋洋、即将赢得复仇游戏的胜利者——完全不是那样的。她站在证人席上，脸上无悲无喜。她站得相当笔直，一只手伸在前面，搁在木头边上。她没有看马丁。

检方律师开始询问她关于那个晚上马丁袭击她的事情。

“我记不清了。”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但是你报了警，不是吗？”

“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她回答道，“我就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马丁双臂交叉抱胸，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但你当晚给警方做了一份笔录，”他接着说道，“要我念给你听吗？”

“我不管你怎么做，我就是不记得了。”她挑衅地说道。

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过马丁一眼。不管是来自检方的询问，还是来自辩方的质疑，她都不予回应。

律师要求法官把她当作敌意证人来对待。这是指证人不愿意做任何指证，甚至看起来有可能对法庭作伪证。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被区别对待。

我能感觉到法庭上没有人同情马丁的女友。他们多半会认为她正在对所发生的事情撒谎，他们也有可能认为她害怕马丁，但没有人会信她什么都不记得了。马丁的女友恐怕正在让陪审团弃她而去。

接着又传唤了另外一位证人，是他们俩共同的朋友。她给出了当天晚上所发生之事以及这对情侣关系如何的证据。她很是自信，似乎极力想要保持中立，就好像她不想偏袒任何一方。她告诉法庭，马丁经常使用暴力，也很好斗。她说这对情侣没日没夜地吵架，她说她只是想说出真相。

当离开证人席时，她不得不从马丁身旁经过。他们望着对方，然后她对他笑了。我看见她在经过时，用唇语对他说：“对不起，亲爱的。”她看起来十分矛盾。我猜她对这两位都有好感。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感到矛盾？为什么马丁的暴力没有引起她的反感？

在我还是一名警员的时候，有一个被列为极度危险的男人，他身材又高又壮，总是和人发起争端，仅仅因为心血来潮就会去揍人。他会走进一家商店或者酒吧，就那么开始找别人麻烦。他对他的女友和孩子有很强的操纵欲，也十分暴力。每当接到报警，说这位男士——我将称他为史蒂维——又卷入一场冲突时，我们从未派出少于四位的警员来逮捕他。然而尽管如此，一些警员宣称理解他、喜爱他，把这样做视为一种荣誉勋章。在有些男人之间有一种尊敬是我根本不敢苟同的。我记得有一位警员公然吹嘘说，他和史蒂维有特别的情谊，他们相处得很不错。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尝试，想要分享史蒂维的声名“所散发的荣光”。对我的某些同事来说，史蒂维的暴力并不能成为谴责他的缘由。我至今仍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何以对这种暴行如此宽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人并不是单向度的；即使是残暴、下流的人也有其合理之处，或者说是“美好的一面”。我所忧虑的是，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或者对这些一再发生的暴力施以同情，可能看起来会像是站在他们那一边。

我记得有一天看见史蒂维就在我前面。那是下午两点左右，我刚开始值班。他的形貌十分特别，主要是他太高大了，走起路来很是咄咄逼人。我内心深处有种感觉，让我想要转身去走另一条路。我当然不会做这种事。我继续向他走去，想知道他是否能按捺住不找我麻烦。他还在前面挺远的地方，并没有瞧见我。突然间他冲到路中央，对着一辆朝他驶来的汽车“开大脚球”一般踢了过去。汽车转向避开他，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我叹了一口气，一阵阴郁的感觉笼罩了我。我甚至在和史蒂维开口之前就立即呼叫了支援，因为我知道我必须逮捕他，我也知道他把这个视为他要赢的挑战，尽管我只有五英尺四英寸，而他身高远远超过六英尺，身材魁梧。一位老妇人走近我，指着他喊道：“那你打算拿他怎么办啊？”

我走近史蒂维，他就站在那里大笑。我刚要开口说话，他就伸出手来，猛地抓住我的衣领，逼近我，直瞪瞪地看着我。那是一个艰难的时刻。那位妇人仍然站在那里旁观。我很清楚靠我自己不能强迫他戴上手铐——然而，即使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任何一个男性同事也不能做到，这需要好几个人。因此，我看着他，悄声对他说话。

“史蒂维，这对我俩都不好。”

他放手了，但还是大笑不停。

“你就让他这样对待你吗？”那位老妇人大声喊道。

“一切都很好，不用担心。”我回道，眼睛死死地盯着史蒂维。就在这时，我的支援们坐着一辆福特全顺厢式车赶到了，蓝色警灯闪烁，急速驶来。史蒂维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冲向车子，挑起了一场混战。约有十名警员忙忙乱乱地从后车厢里出来，经过好一番搏斗，才设法让他戴上手铐，被押进车里。

值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想他让他的女友遭受了什么。不久之后，当我因为一件无关的事情有机会访问她的时候，终于找到了答案。她指控史蒂维揍了她。她还想申请限制令，不让他靠近。她形容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声音中带着些许愤怒，说道：“他不怕警察。我不知道怎么摆脱他。”她的母亲和她在一起，同样害怕史蒂维，但这两个女人决心上法庭。

我陪着她们，我还记得去地区法院[地区法院（magistrates' court），又译作治安法院、裁判法院，是最基层的刑事法院，也受理少部分民事案件，如婚姻家庭问题。]提供针对史蒂维的证据时我内心的焦虑；但与她俩的焦虑相比，这不值一提。想象一下吧：要反抗一个要一车警员才能拿下的男人。这与邦妮从卡尔那里感受到的情形十分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为什么受害者会撤回她们的指控。挑战一个有操纵欲的人的后果并不总是暴力的，但往往令人备感威胁、痛苦难耐。

我最近检索了史蒂维的信息。我发现他被判有多起家庭暴力罪，是一名被殴打致死的女性谋杀案的嫌疑人，尽管他从未被起诉；他有数百项犯罪记录，与卡尔半斤八两。

***

在刑事法院，马丁对袭击女友提出了无罪申诉，而法庭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曾因勒死第一任妻子而被判终身监禁。

当一个人被判终身监禁时，他们只用在监狱里服刑一部分时间。他们必须待在监狱里的年份期限被称为“裁量标准”。获得特许释放以后，余下的刑期通常可以在监外执行。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违反假释条例，他们随时可能被召回监狱。唯一的例外是当有人被判处所谓的“终身不得假释”的刑罚。这种判决十分罕见，整个英国大概只有五十名类似的罪犯，包括已故的彼得·萨克利夫（即所谓的“约克郡开膛手”）和罗丝·韦斯特。这些囚犯永远不会获准释放。

马丁服完了八年的裁量刑期，两年前从监狱假释，在这期间遇到了他的新女友。他对她坦陈了他的刑罚，并述说了其中所有的不公正。

知道了马丁曾经杀害他的前任伴侣，会使我们对马丁或他的女友的看法变得有所不同吗？这肯定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我对此案的考量方式。在病理学家提供证据之后，审判由于司法原因终止了。法庭被告知，必须在无人知晓马丁此前刑罚的情形下重新开庭，因为马丁杀害第一任妻子的情况与第二次指控并不相似，不足以向法庭披露。有人争辩说，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他的历史，因为这会导致不公平。

这迫使我们把马丁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认可他的行为模式和他的过去的重要性。法官对事态的发展很不满，并向法庭表明了这一点，认为马丁很有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我不知道那次袭击是否重审过。

因此，建立一段正式的历史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简单。情感操纵的定罪率很低，所有与家庭暴力有关的犯罪也是如此。这就更加有理由听一听那些对这一类人以及对这些操纵行为有过经验的人所讲述的情况了。这么做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应当从一个人暴力和操纵的历史对他们未来的行为有何意义来考虑问题。这十分重要，不仅仅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评估风险，还因为它能预测谁可能是危险的。

我在研究案例的时候，经常发现操纵模式的历史。比如，在最近的一例年轻女性的自杀事件中，当时我正在为这个家庭撰写报告，朋友们和警方似乎达成了共识，即她的丈夫并不是她弃世而去的缘由，他是那种善良、平凡的类型。我不相信，她的家人也不相信，于是我开始深挖他的历史，去看看他是否我时间轴上那种“类型”的男人。我从那些与他相识已久的人那里找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他确实有操纵和强迫行为的历史，有一些人对此深感不安。我们还找到了证据，表明他此前曾威胁要杀死他的妻子，并且他还当真这么鲁莽地尝试去做了。但所有这些历史都未见诸任何官方记载。操纵者有时候非常善于阻止他们的受害者说出真相，并操纵专业人士对他们的看法。

因此，第一阶段是完全关于历史的。这个人有跟踪、操纵或暴力的历史吗？他们是那种非赢不可的人吗？他们是否经常嫉妒，并且有很强的占有欲？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要认真地对待任何历史的线索，永远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或是出于一个前任报复性的恶意捏造。对这个人有可能处于时间轴的第一阶段保持开放的态度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