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什么不愿意上救护车？

当我们到达指定地址时，刚好是晚上八点，天黑透了，这是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被分割成了几套公寓。救护车闪烁的蓝色警示灯亮晃晃的，穿透雾蒙蒙的夜雨，照亮了房子敞开的前门，给静谧的郊区街道带来了一股令人不适的惊疑气息。

我那会儿是一名刚获得资格的警员，还在执行头几个礼拜的巡逻警务，与我的主管警长[警长（sergeant），在英国警务系统中，其警衔比警员略高一级，是最低级别的有监督管理权的警察，也是一线执勤的主力。——译者 本书所有注释，若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一起接警了一个999电话。我们就快要结束漫长而艰苦的轮班，预计在当晚十点左右下值。我们走进那幢大楼时，唯一所知的就是有人报告了一起袭击。我清楚地记得一位经验老到的探长对我的告诫，我会接到的最危险的电话是所谓的“家庭暴力事件”。这位探长就在接了此类电话后受了重伤，我一边想着这件事情，一边死死地盯着光线昏暗的电梯间。

我们爬上二楼，步入了一间清冷、整洁公寓的起居室。对我而言，与这位年轻的红发姑娘那空洞、直勾勾的眼神相比，家具与装潢都有点儿模糊不清。她很有可能不到十八岁，一言不发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被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包围着。她被一把可以碎石子的重锤砸到了头。她的男朋友——也就是袭击者——在我们所有人抵达之前，逃离了现场。这位姑娘一个劲儿地望着地板，沉默，一动不动。鲜血顺着她脖子后面滴落，流到了地毯上。医护人员正试图说服她和他们一块儿去医院就诊，可是她无声地拒绝了，没有什么能劝得了她。

身为一个年轻女子——我自己刚刚二十岁，才从警察培训学校新鲜出炉，我就站在那里听着，困惑不已。我没法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拒绝医学治疗，尤其在生命正处于危急关头时。

我们的对讲机发出静电滋扰的噼里啪啦的杂音，打破了我们好像可以一整晚站在那儿劝说她去做点儿什么的假象。我们看得出来，她没有丁点儿打算帮我们去投诉那个袭击她的人。因此，我们把她留在那儿了，孤身独坐，注视着血迹斑斑的地板。我们去处理那些愈发急迫的事情——我，警长，还有医护——都无能为力，沮丧不已。

“为什么？”我记得我问了警长，“她为什么不愿意上救护车？我理解不了。”

“习惯吧，”警长叹息着答道，“她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所说的她们，是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不是一个冷情冷心的人：家暴受害者的行事做派和“正常”人不同，这种看法并不是由于缺乏同情心，而实在是他拥有太多次家庭暴力接警的经验。他习惯了看到受害者拒绝救助，太多了，一次又一次。他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假定作为一个成年女子，她有能力也可以选择站起来离开。他很可能还以为，站起来离开会使她从家暴和施暴者那里解脱出来，使她获得自由与安全。所以他认为这个人，以及别的跟她一样的人，并不像任何正常人会去做的或者理应去做的那样行事。

那一夜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年轻的姑娘，可是我从未忘却她。我询问警长的那个问题——我感觉那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从那以后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我打心底里知道——我也希望如此——待我们一离开，她就会照料好自己，止住流血，吃几片止痛药；或许到最终，哭了出来。

她为什么拒绝救助，我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知道她其实在意自己，她是正常的。在这个异乎寻常的夜晚，这位年轻姑娘十分“幸运地”活了下来。我不单单是指重锤的敲击有可能会杀死她——毫无疑问是很有可能的。我是说，她的男友本可以确保她在那个晚上死翘翘。

***

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入警察队伍的，就在1975年《性别歧视法》颁布之后。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在那之前，女性警员被隔绝在她们的男性同事之外，警衔结构、职责和部门都是分开的。像我这样的女性警员刚开始和男性一起肩并肩地执勤。然而，性别歧视依然根深蒂固，个别警队仍然围绕女性警员可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来制定规则。比如说，我的警队不允许我介入社会治安警务；我也不能加入警犬队（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和武警部门。但我确实可以独立巡逻，而且每一轮值班都有两位女性警员。这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相互冲撞的时代，我既享受着（缓慢出现的）机会平等带来的好处，也忍受着区别对待所给予的挫折。

有一些女性警员抱怨这种变化：她们预见了某些问题。在她们看来，取消女警部门会导致某种权力和影响力的丧失，她们质疑在新的体系里女性受害者是否能得到公平的对待。性别歧视的文化并非全然由男性维护：当女性进入混合执勤之时，男性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向诸多女性警员反复灌输盛行的官样做派。

我切近地观察过女性被评判、被定论的方式，无论是作为受害者还是作为专业人士，我也看到了这些推断的影响。听我的同事们谈论家庭暴力和强奸指控是怎样的情形、该怎样应对，是一种残酷的性政治教育。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我初次对我们为暴力辩护的方式感到不安。这种不安持续了我的一生。我决心研究凶杀就萌发于这种不安之感。我们为杀人开脱和辩白的方式只会鼓励而不是阻止暴力。

绝大多数的谋杀案可以归结于两大类：一类是在暴力冲突中杀死他人的男子；另一类是故意杀害他们的伴侣或前伴侣的男子。这两类人群在每一个国家、每一年的凶杀案统计中都占主导地位。“亲密伴侣凶杀案”——最大类的凶杀案之一——在全世界导致了大量死亡，其中主要是女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9年报告称，在2017年有八万七千名女性被蓄意杀害，其中一半以上是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所谋杀。这些数字反映了记录在案的凶杀，不过实际数值要高得多，到处都是。厌女凶杀（Femicide，因为她们是女性而遭到杀戮），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与刑事司法问题。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男性犯下了所有凶杀案中的百分之九十，不过他们也占了受害者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一统计数据从历史来看是稳定的。然而，在亲密伴侣凶杀案中，女性却构成了受害者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大多数的杀人犯则是男性。至于杀害伴侣和丈夫的女性数量，则要低得多。性少数群体[性少数群体（LGBT+），包括同性恋、双性恋、无性恋、跨性别、间性人等人群。]关系中的凶杀案也以男性罪犯为主（比如，来自美国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被男性伴侣所杀害的男同性恋，占了全部性少数群体亲密伴侣凶杀案受害者的百分之七十六；在英国，约有百分之五十的男性亲密伴侣凶杀案的受害者是被另一位男性所杀死的）。这些数据实际上告诉我们，对于男性来说，危险极有可能来自另一位男性；而对于女性，则是与她有或曾经有亲密关系的男性。

由于男性更可能是凶杀暴行的施暴者，他们杀害女性也杀害其他男性，因此这种暴行是以男性的话语来谈论，也往往是以此得以辩护的。在这些事件中，女性与儿童仅仅被视为配角，他们的角色同样地被简化了，用受害者有罪的修辞取代了全部的复杂性。这一倾向主导了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尤其是在主要是由女性承受的暴力类别中。据称，没有比强奸和家庭暴力更难起诉的罪行了。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大多数针对女性的凶杀案都是事出有因的，因此家庭暴力是理解女性谋杀案的核心。

最初对那位沉默地坐在椅子里并且拒绝上救护车的姑娘的出警，仍然是我写作的一切核心，也是我完成每一项分析的焦点——因为她的行为，还有她男友的行为，都是理解家庭暴力、情感操纵（coercive control）[亲密关系中的情感操纵是指以感情为武器，支配和胁迫他人达到自身目的的行为。]以及亲密伴侣凶杀案的基础。

从那一夜到现在已经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我是一名公力救济[公力救济（public protection），指国家机关依照权利人的请求，运用公权力对被侵害权利实施救济。它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领域的教授，正在为法医撰写一位女性的死亡报告。在这个职位上，我开展工作与研究，以帮助执法与刑事司法系统更好地理解暴力犯罪，并设计出我们可以打击这种暴力犯罪的方法。我的专长在于凶杀案，尤其是亲密伴侣凶杀案。我的工作相当多样化，包括帮助警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评估威胁与风险，为内政部（Home Office）做凶杀案流程审查，协助警方进行调查和追溯悬案，以及为更有效地遏止凶杀案而设计干预措施。这还不包括我的研究和演讲，以及我为因凶杀案而痛失至亲的家庭所做的工作。

我替法医调查的案件是关于一个女性的死亡的，她几次三番地指控在丈夫手中遭受了可怕的控制和暴力，随后自杀了。她曾经一再地声称她不同意起诉，因此有人质疑她是否说出了虐待的真相。我还被聘为专家证人，为审讯调查提供有关家庭暴力和情感操纵的咨询，尤其是受害者和施暴者的行为方式。

我为法医编写报告的时候，发现自己仍然在设法回答那些年还在当警察时听到的问题。“她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呢？”“如果真的那么糟糕，她肯定会一走了之的吧？”“难道她不在乎她的孩子吗？”“为什么她不同意起诉？”这些问题与“她为什么不愿意上救护车？”异曲同工。这份报告让我有机会解释为什么那个自杀的女子不肯去报警，并且点破了一些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有关虐待的受害者和施暴者的神话。与我当警察的时代相比，有些事情已经有所改观，而有些事情，还是一成不变。

***

在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想要回答那些似乎无法回答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可能很复杂，但它们并不违背逻辑，并且可以解释。我的做法始终有点儿离经叛道，说句良心话，我并没有走一条中规中矩的学术道路。（例如，十多年来，我拒绝了正式的职业发展，而投身于非主流的生活，在一支重摇滚乐队担任主唱。）等进入学术界时，我已经有过在一个等级分明、纪律严明的机构工作的经验，然后又似乎经历了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生活方式。然而，无论是哪种文化和背景，我发现人们行为处事的缘由几乎一模一样。

当我试图阐释人们的行为时，我参照的出发点是大多数人都会根据他们认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行事。所以，比如说，比起问“她为什么不愿意上救护车”，我反而会问：“为什么不上救护车对她最为有利？”我相信，在那个晚上促使那位年轻姑娘拒绝救助的原因，与刺激她的袭击者拿起重锤挥向她脑袋的原因是同一个。这一模式将我在过去数十年间所见过的数百起亲密伴侣凶杀案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这些年来已经达成共识，但直到最近司法社会工作者埃文·斯塔克（Evan Stark）教授才在他的书《情感操纵：男性如何在私生活中诱骗女性》（Coercive Control：How men entrap women in personal life）描述了这一模式，并将其命名为“情感操纵”。情感操纵还有一些别的名称，包括亲密恐怖主义和家庭恐怖主义，并且已经得到了该领域内大多数专家的认可。这一模式所预示的征兆是如此明显，造成的创伤也十分可怕，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共和国的政府已经把它定为刑事犯罪，其他司法管辖区也开始跟进。

然而，情感操纵往往难以察觉、令人费解或隐蔽至深。它可能在法律上得到承认，但这并没有使它在实践中易于识别或得到理解。我最近的工作就致力于找到方法，使得个人、慈善机构、警察部门和司法机关更容易做到这一点。我们常常假设受害者和施暴者双方都是冲动的——丧失了理性的思考，以此来解释情感操纵、家庭暴力和凶杀。这来源于所谓的“激情犯罪”的辩解：从凶手和他们的辩护人口中直接陈述的亲密伴侣凶杀案。

我发现这种辩解是虚假的。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其他凶杀案和情感操纵研究者的所得，发觉它们令人着迷。我还与警察和其他专业人员、凶杀袭击幸存的受害者、凶杀案受害者的家人以及凶手本人进行了交谈。我读取了医疗记录、调查档案、日记、短信、社交媒体、受害者的信件以及凶手写的信件。我听了已故女性求救的电话录音，看了闭路电视监控里凶手在犯罪前后的画面。我也评估了政府流程中的凶杀案件，为陪审团、司法审查和调查、政府级别的组织提供建议，以拓展有效的做法来尝试预防这些凶杀案。

我在格洛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从事科研工作期间，通过研究四百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构造出凶手的画像以及他们杀害妻子、丈夫、伴侣甚至孩子的动机。我发现，凶手往往遵循情感操纵的模式。借由指认和识别这些模式，我们可以追踪潜在受害者的风险及其是如何逐渐升级的，可以更早地洞见变化，干涉并阻止人们遭受不幸。我把这种逐渐升级的风险分为八个阶段的历程，我称之为“凶杀时间轴”。

我开始分享我的发现，它所激发的探讨是非同寻常的。很快地，这一时间轴就被警方以及其他人员用以评估风险和威胁、审查凶杀案以及争取保护令。渐渐地，这种探讨引发了改变。

科研并不总能引起很多的关注，不过在格洛斯特大学工作的我们知道这十分重要。我们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试图确保尽可能多的人了解这一模式。我们希望这份时间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并激励他们；然而，在研究发布的当天，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迎接海啸一般席卷而来的兴趣。我们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访请求和资讯索取，我接受的电视和广播访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在最初几周内，英国广播公司（BBC）关于“凶杀时间轴”的在线新闻报道点击量就远远超过了一百万次。

自从发布我们的研究成果以来，人们的兴趣与日俱增。我与警方、缓刑服务机构、家庭暴力和跟踪骚扰公益机构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和组织合作，旨在改变我们对风险和凶杀的思考方式。我还远行至其他国家，对那里的警察和专业人士进行演讲。大学正在将“凶杀时间轴”纳入他们许多学科的教学中，比如法学、犯罪学、护理学、心理学和社会保障学。个人受害者和专业人士与我联系，告诉我这般那般的情形：“我用这八个阶段成功地取得了保护令”，或者：“我利用您的研究成果加重了罪行指控的等级”，抑或是：“在对病人的诊疗中，您的研究使我加深了我对他们所面临的风险的理解”，又或者是，时间轴帮助“我从一片混沌中理清了思路”。我感到一种喜悦，而我从未想过这是一项研究所能给予的。

这本书描述了这八个阶段。如果你对其中一些感到熟悉，这就是关键所在了。我们往往倾向于为实际上是以情感操纵为特征的种种行为寻找理由或者使其正常化；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被训练得看不到危险。我所确定的阶段是：

第一阶段　历史：操纵和跟踪的历史

第二阶段　早期关系：旋风般的承诺

第三阶段　关系：生活在操纵之中

第四阶段　触发：一桩挑战操纵的事件

第五阶段　升级：逐渐升级的操纵或出现跟踪骚扰的情形

第六阶段　想法的改变：焦点的变动

第七阶段　计划：谋划一起凶杀案

第八阶段　凶杀和/或自杀

时间轴挑战了“激情犯罪”这一辩解，它数十年来，甚至是数千年来，主导了人们对这一类凶杀案的主流理解——我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一点。我们看到，围绕这一问题的想法正在转变。人们对此提出的疑问越多，就探讨得越多；维护凶手的关于激情犯罪的辩解就会变得越来越弱，直到它失去力量。搞清楚时间轴的各个阶段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它可以用来促动探讨，挑战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有助于人们互相扶持。

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将使用我工作中搜集的个案历史，来逐一回顾“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段，以显示受害者、施暴者和杀人犯在每一个阶段的想法。我将通过涉事人员的言论和经历来挑战虚假的真相。人们对一个叫文森特的人有好感，是因为文森特展示了某些错误的观念，妨碍了人们去更清晰地了解情感操纵。这是我和他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