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民主与独裁，人们常常会把它们视为两种相对的政治与道德体系。但本章希望能改变这种讨论方式，通过梳理历史，将民主与独裁视为两种相对的信息网络类型。本章会谈谈民主政体的信息流动方式与独裁政体有何不同，以及新信息科技的发明对各种不同类型政权的有利之处。

独裁信息网络的第一个特征在于高度集中。这代表着两件事。第一，中心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所以信息往往是从地方流向中央枢纽，最重要的决策也都是在中央做出的。在罗马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纳粹德国，一切信息流向柏林；在苏联，所有信息汇聚到莫斯科。有时候，中央政府想把所有信息都集中在自己手里，想要由自己来做所有决定，彻底控制人民生活的一切。这种由希特勒等人实行的极端独裁统治，就被称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然而，独裁不一定等于极权：常常是出于技术上的困难，而使独裁无法走上极权之路。比如在罗马帝国时代，偏远乡村农民人数有几百万，而尼禄手中缺少必要的工具，很难真正微观管理这些农民的日常小事。所以在许多独裁政权中，个人、企业与社群仍然能保有相当的自主权。然而，独裁者始终握有干预人民生活的权力。所以在尼禄统治下的罗马，人民的自由并不是因为真的达到了理想的境界，而只是因为政府无力实施极权控制，才产生了这种副产品。

独裁信息网络的第二个特征在于人们会认定中央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并不欢迎对中央决策的任何挑战。罗马的宣传把历任皇帝视为神圣的化身。就算尼禄做出显然糟糕到极点的决定，罗马帝国也没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揭露错误，推动更好的做法。

理论上，就算是高度集中的信息网络，也可能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就像是独立的法院和民选的立法机构。然而，只要这些机制运作良好，就会挑战中央的权威，而使信息网络去中心化。所以，独裁者总觉得这些独立的权力枢纽是种威胁，会想尽办法来削弱它。罗马元老院就是这样，权力不断被历任皇帝削弱，最后就算在皇帝胡作非为的时候，也只能充当橡皮图章。斯大林当政时期的司法体制也面临类似的情形。斯大林的摆样子公审（show trial，又译“表演性审判”）正如其名，就是一场早已有结果的秀。

总而言之，独裁政体是一种集中式的信息网络，而且缺乏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相较之下，民主政体则是一个分布式的信息网络，并且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在民主信息网络里，我们确实也会看到有一个中心枢纽，政府掌握着民主政体最重要的行政权力，因此政府机构会收集、储存大量的信息。然而，民主政体还有许多其他信息渠道，连接许多独立节点。无论是立法机构、政党、法院、新闻界、企业、当地社群、非政府组织，还是公民个人，都能够自由、直接地相互沟通，因此大多数信息并不会经过任何政府机构，许多重要决策也都是在其他地方做出的。个人能够自行选择在哪儿生活、在哪儿工作、跟谁结婚。企业能够自行选择在哪儿开分公司、在哪些项目投入多少资金、如何对商品和服务定价。社群也能够自行决定举办各种慈善活动、体育赛事或宗教庆典等。这里的自治并不是政府无能的结果，而是达到了民主的理想境地。

对民主政府来说，就算拥有相关技术，有能力微观管理人民的生活，也会尽量保留让人民自己做选择的空间。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以为民主政体的一切决定都得诉诸多数表决。事实上，民主政体的做法是中央决策能免就免；唯有少量必须集中做的决定，才需要经过投票，反映多数人的意愿。在民主政体，就算有99%的人都想穿某种衣服、信奉某位神明，剩下1%的人还是可以穿自己想穿的、信自己想信的。

当然，如果中央完全不干预人民的生活，也不提供类似治安这样的基本服务，这就不算是民主政体，而根本就是无政府状态。在所有民主政体中，中央政府都需要收税、养军队，而多数现代民主政体也至少会提供一定程度的医疗保健、教育与福利。然而，只要政府对人民的生活有任何干预，就需要进行解释。如果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民主政府就应该让人民自行决定。

民主政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相信人人都可能犯错，因此虽然会赋予中央一些重大决策权，但同时也会保留一些能够挑战中央权威的强大机制。套用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一句话，既然人会犯错，就需要有政府，而既然政府也会犯错，就需要一定的机制能够揭露并修正其错误，比如定期举行选举，保护新闻自由，以及让政府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等。

因此，所谓独裁，就是由单一中央信息枢纽决定一切；而所谓民主，则是有不同信息节点持续对话。这些节点常常会相互影响，但在大多数问题上并不需要真的达成共识，个人、企业与社群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不同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当然，有些时候所有人必须保持一致，而不允许存在多样性。比如在2002—2003年，美国人对于是否入侵伊拉克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还是只能做出一个决定，没办法让某些美国人私下和萨达姆保持和平、其他美国人向他宣战。无论好坏，入侵伊拉克的决定都需要由每位美国公民共同承担。在进行国家基础建设、定义刑事犯罪的时候也是如此。要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铺设铁路网、对谋杀进行定义，任何国家都无法正常运作。

要对这样的集体事务做决定，就必须先举行全国的公共对话，再由民意代表（需经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做出选择。然而，就算已经做出选择，也应该有重新检视与修正的机会。虽然民主信息网络并不能改变之前的选择，但下次却能选出一个不同的政府。

把民主定义为拥有强大自我修正机制的分布式信息网络，就会与民主等于选举这种常见的误解形成鲜明对比。选举是整套民主工具包的核心成分，但并非民主的全部。要是没有额外的自我修正机制，选举就很容易被操弄。而且就算选举完全自由公正，光是这样也不足以保证选举就是民主，因为民主绝对不是“多数独裁”。

假设有一场自由公正的选举，由51%的选民选出某个政府，而这个政府接着决定要把全国1%的选民送进死亡集中营，因为这些人信奉某个被憎恶的少数宗教。这算民主吗？显然不算。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说要有超过51%的某个特别多数才能允许进行种族灭绝。绝不是只要政府能得到60%、75%甚至99%选民的支持，就能让死亡集中营成为一个民主抉择。所谓民主制度，并不是只要占了多数，就能去消灭那些不受欢迎的少数族群，而是指一种对于中央权力有明确限制的制度。

假设51%的选民选出某个政府，接着这个政府就剥夺了其他49%选民（或者只是其中1%）的投票权。这算民主吗？答案一样是否定的，而且也一样，这不是个数字问题。剥夺政治对手的选举权，就会让民主信息网络的一大自我修正机制失去作用。选举这种机制的重点，是让信息网络有机会说：“我们错了，让我们再试试别的。”但要是中央能够恣意剥夺人民的选举权，就等于阉割了这种自我修正机制。

上面两个例子可能听起来很离谱，但遗憾的是它们都还真有可能发生。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几个月后，就开始将犹太人与共产党人送进集中营；美国也有几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剥夺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与其他受压迫族群的权利。当然，大多数对民主的攻击并不那么明显。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强人的履历就能看出，一个领导人可以怎样利用民主上位，接着再用权力来破坏民主。

强人破坏民主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攻击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常常是从法院与媒体下手：剥夺法院的权力或是安插亲信，试着关停所有独立媒体，并四处安插自己的吹鼓手。

等到法院无法再以法律手段制约政府，媒体也只能乖乖重复政府的台词时，所有敢于反对政府的机构或个人都可能被抹黑成叛徒、罪犯或外国间谍，进而遭到迫害。各种学术机构、市政当局、非政府组织与私人企业，要么会被解散，要么会被政府控制。到了这个阶段，政府已经能够任意操弄选举，比如将高人气的反对党领袖送进监狱，阻止反对党参与选举，在选区划分上动手脚，或是剥夺选民的选举权。人们到法院控诉这些反民主行为，只会被政府精心挑选的法官驳回。如果记者与学者批评这些行为，就会遭到解雇。能够留下来的其他媒体、学术机构与司法机构，则会盛赞这些行为实为必要之举，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国家及其所谓的民主制度不受叛徒或外国间谍的侵害。这些强人通常不会真的走到最后一步——把选举彻底废除，而是会将其留下作为一种仪式，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也保留民主的表象。

那些强人的支持者，常常并不认为这是个反民主的过程。如果有人告诉他们，选举胜利并不代表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会真心感到困惑。他们反而会觉得，要是有人想对民选政府的权力进行任何制衡，那才是不民主。然而，民主并不是说代表多数就能为所欲为，而是说所有人都应该自由平等。民主这个制度，是要保障所有人都能拥有某些自由，就算其他人占了多数也无法剥夺。

毫无疑问，在民主政体，多数人的代表有权组成政府，在许多领域推行自己喜欢的政策。要是多数人想要战争，国家就会走向战争。要是多数人想要和平，国家就会走向和平。要是多数人想要加税，税率就会上升。要是多数人想要减税，税率就会下降。无论是外交、国防、教育、税收还是其他政策，种种重大决定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

但在民主政体中仍然有两类权利受到保护，并不是多数人说了算。第一类就是人权。就算有99%的人想要消灭剩下1%的人，民主政体也不会允许，因为这侵害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其他属于人权这一类的权利，还包括工作权、隐私权、迁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等。这些权利保障了民主的去中心化本质，只要不伤害别人，各人的日子怎么过都可以。

第二类重要的权利则是公民权。公民权是民主游戏的基本规则，保障着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投票权。要是能允许多数人去剥夺少数人的选举权，民主只要经过一次选举就会画上句号。其他属于公民权类别的权利，还包括新闻自由、学术自由与集会自由等，这些权利保障了独立媒体、大学与各种反对运动，让它们能够挑战政府。而这些也正是强人想染指的关键权利。虽然有时候确实有必要改变国家的自我修正机制（比如扩大选举权、规范媒体、改革司法），但这种改变必须是多数阵营与少数阵营双方有广泛的共识才行。如果只是稍微占了多数，就能够单方面改变各种公民权，那么当局就能够轻松操弄选举，摆脱所有的权力制衡。

人权与公民权还有另一项值得一提的重点：这两种权利除了会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还会对中央政府有一些积极的要求。民主政府不仅自己不能侵犯人权与公民权，更要主动保障这两项权利。以生命权为例，民主政府会被要求负起责任，保护公民免受犯罪暴力的侵害。如果某个政府不杀人，但也不努力保护公民不被杀害，这只是无政府状态，而非民主。

当然，在每个民主国家，人权与公民权的界限都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就连生命权也会有其限制。包括美国在内，一些民主国家仍保留了死刑，剥夺部分罪犯的生命权。而且每个国家都会允许自己有宣战的特权，也就是会派人去杀戮与被杀。所以，生命权的界限究竟要定在哪里？至于哪些权利该归属于这两类，也有着持续且复杂的讨论。谁能决定宗教自由算不算基本人权？使用互联网又该不该算公民权？还有动物的权利呢？甚至人工智能的权利呢？

这些问题都无法在这里得到解决。人权与公民权都是存在于主体间的约定，是人类的发明而非发现，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普遍的理性。不同的民主政体所列出的权利清单就可能有所不同。至少从信息流的角度来看，定义某个制度是否民主的两个条件就是中央的权力是否有一定限度，以及这个制度是否有健全的机制能修正中央的错误。民主信息网络认为人人都会犯错，就算是选举胜出的那些人或者属于多数方的选民也不例外。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记得选举并不是找出真相的方法。选举只是要在各方冲突的欲望之间做出裁定，以此来维持秩序。选举所确定的，只是多数人想要什么，而不是真相是什么，而且人们常常就是不愿意面对事实。所以民主信息网络还是需要保留一定的自我修正机制，才能保护真相不受大多数人意愿的影响。

比如，2002—2003年，经过“9·11”事件，小布什政府在讨论是否应该入侵伊拉克时，就声称萨达姆正在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说伊拉克人民渴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欢迎美国前去解放。当时这些论点胜出了，于是在2002年10月，美国人民选出的国会代表以压倒性多数批准入侵伊拉克。这项决议在众议院以296∶133的多数（69%）通过，在参议院也以77∶23的多数（77%）通过。而在2003年3月的战争初期，民调发现这些议员的意见确实与广大选民一致，当时美国公民有72%支持这项入侵行动。美国人民的意愿十分明确。

但事实证明，真相与美国政府的说辞及大多数人的信念并不一致。随着战争发展，众人发现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许多伊拉克人也并不想被美国人解放或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时至2004年8月，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有67%认为这次入侵是基于错误的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承认入侵伊拉克大错特错。

在民主国家，只要占了多数，就完全有权做出发动战争等重大决定，当然也可能犯下重大错误。然而就算占了多数，至少也应该认识到自己仍有可能犯错，并保护少数人也能支持与宣传一些不受欢迎的观点，毕竟有可能到头来发现那些少数人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让我们再举一例，假设一位有魅力的领袖被控贪腐，其忠实支持者显然希望这些指控并非事实。但就算大多数选民都支持这位领导人，也不能就此阻止法官调查指控，找出真相。科学的情况与司法有些类似。虽然大多数选民有可能不愿相信气候变化的现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有权力左右科学事实或阻止科学家去探究、发表一些他们不愿面对的真相。环境研究部门不同于国会，其该做的并不是反映多数人的意愿。

当然，民主国家在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时，最重要的仍然是选民的意愿。光是承认气候变化的现实，并不等于知道如何应对。我们总会有各种不同的选项，而挑选其实是个意愿问题，而非真相问题。选项一可能是立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算使经济增长放缓也在所不惜。这可能会让今日的人利益受损，但能让2050年的人免于更严峻的挑战，能让岛国基里巴斯不会被淹没，也能让北极熊躲过灭顶之灾。选项二则可能是一切如常。这代表着今日的人会好过一点，但会让下一代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基里巴斯将被淹没在海平面下，北极熊与许多其他物种可能会灭绝。如何选择是个意愿问题，所以该做出决定的是所有选民，而不是少数专家。

但选举时不该出现的选项就是隐藏或扭曲真相。如果多数人确实不想顾虑未来世代或其他环境考量，一心想要在目前大举消耗化石燃料，这些人也绝对有权投票支持这样的做法。但即使是多数民意，也无权通过法令声称气候变化就是骗局，要求辞退所有相信气候变化的教授。我们确实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但不能否认这种选择的真正意义。

当然，学术机构、媒体与司法制度本身也可能出现贪腐、偏见或错误。但如果要求它们都服从政府，很有可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在发达社会，政府是最强大的机构，因此也最想扭曲或隐藏令人不悦的事实。要让政府来监督对真相的探索，就像让狐狸来看守鸡舍。

真想找出真相，最好还是用另外两种方法。第一，学术机构、媒体、司法制度都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能用来对抗贪腐，修正偏见，揭露错误。在学术界，同行评议机制常常比政府官员的监督更能有效找出出版物中的错误，因为学术晋升靠的就是揭露过去的错误、发现未知的事实。而在媒体界，因为靠的是自由竞争，要是A媒体出于私心不想曝光某桩丑闻，就有可能被B媒体捷足先登。在司法界，法官要是受贿，就有可能像其他公民一样受到审判与惩罚。

第二，由于有许多不同的独立机构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真相，这些机构也就能够彼此制衡、修正。举例来说，如果龙头企业成功贿赂了足够多的科学家，想要以此突破同行评议机制，调查记者与法院完全可以揭露这个事件，惩罚违法者。如果媒体或法院受到系统性种族主义偏见的影响，那么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就该站出来，揭露这些偏见。这些机制没有哪一项会万无一失，但人类机构本就不是万无一失的，政府肯定也不是。

如果你觉得这一切听起来很复杂，那是因为民主本来就是复杂的。“简单”是独裁信息网络的特征，因为这种网络就是由中央决定一切，其他人只需默默服从。像这样的“独裁独白”，人们很轻松就能听懂；而相较之下，民主则是一场多方对话，许多人会同时发声，要听懂并跟上这样的对话就没那么简单了。

此外，民主最重要的那些机构制度常常都是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虽然公民很爱追各国王室或总统府的生物戏剧，但讲到国会、法院、报纸与大学如何运作，要理解来龙去脉实在没那么容易。这也就让强人有机可乘，他们很容易对相关机构制度发动民粹攻击，瓦解各种自我修正机制，将全部权力抓在手中。我们在序言中曾经简单讨论过民粹主义，解释它会对天真的信息观带来怎样的挑战。而我们在这里要再谈一谈民粹主义，除了进一步了解其世界观，也谈谈为什么反民主的强人会如此热爱民粹主义。

“populism”（民粹主义）一词源自拉丁文populus（意思是“人民”）。在民主政体，人们认为人民是政治权威的唯一合法来源，也只有民意代表有权宣战、立法和增税。民粹主义虽然也相信这项民主的基本原则，却不知道从哪里得出一个结论，即觉得这里的意思是应该由单一政党或单一领导人垄断所有权力。民粹主义就像施展了一套奇幻的政治炼金术，根据看似无可挑剔的民主原则，发展出一套追求无限权力的极权主义。事情究竟是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的？

民粹主义者最奇妙的一项主张是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在民主政体，政治权力只能归于人民，而如果只有民粹主义者才能代表人民，自然所有的政治权力就应该归于民粹主义政党。如果是其他政党赢得选举，可不代表那个政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有权组建政府，而肯定是胜选被偷走了或人民被欺骗了，投票结果并没有表达出人民真正的意志。

该强调的是，许多民粹主义者真心相信这一套，而不只是将其作为宣传手法。就算在整体选票中只拿到极少的票数，民粹主义者仍然可能相信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人民。与此类似，在英国，CPGB（英国共产党）的大选得票率从未超过0.4%，却仍然坚称只有自己才真正代表劳工阶级。他们声称，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劳工都是因为“虚假意识”才没把票投给CPGB，反而投给了工党甚至是保守党。他们说资本家控制了媒体、大学与其他机构，使劳工阶级受骗上当，投下违背自身真正利益的一票，而唯有CPGB能够看穿这场骗局。民粹主义者的想法也十分类似，他们觉得人民的敌人欺骗了人民，才让人民投下了违背真实意志的一票，而唯有民粹主义者才能代表人民的真实意志。

这种民粹主义信条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没有把人民看作一群拥有不同观点与利益、活生生的人，而认为人民就是一个神秘而统一的实体，只有单一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对于这种半宗教的信念，或许最恶名昭彰，也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纳粹的座右铭“Ein Volk，ein Reich，ein Führer”（意为“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在纳粹意识形态看来，整个民族或全体国民只有一个单一的意志，而唯一的真正的代表就是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对于人民的感受与需求，这位领袖的直觉绝对不会出错。要是有某些德国公民不同意这位领袖的看法，并不代表这位领袖错了，而是因为这些异见分子都来自图谋不轨的外部团体（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并非人民。

当然，纳粹是个极端的案例，绝不是说所有民粹主义者都可能是隐性的纳粹，都可能有种族灭绝的倾向。然而，许多民粹主义政党与政治人物就是不愿接受“人民”可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许多不同的利益团体等诸多含义。他们一心认定真正的人民只有一个意志，也深信只有自己才能代表这种意志。相较之下，他们的政治对手就算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也会被说成是“外来的精英阶层”。

按照这种逻辑，到底要怎样分辨某个人算不算是“人民”？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只要支持领袖的，就算是人民。德国政治哲学家扬-威尔纳·穆勒认为，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要判断某人是不是民粹主义者，就看他是否声称只有自己能够代表人民，并声称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国家官僚制度、少数群体甚至多数选民）肯定都是为虚假意识所迷惑，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民。

这就是民粹主义对民主构成致命威胁的原因。民主虽然认同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但在民主制度看来，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也就不会有什么单一的意志。无论是德国人、委内瑞拉人还是土耳其人，各国人民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团体，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意志与代表。任何团体（甚至是代表多数的团体）都无权将其他团体排除于“人民”的概念之外。必须这样，民主制度才能是一种对话。想进行对话，前提是有许多声音都能得到认同。要是只能有一种声音得到认同，就不可能有对话，而会是由单一的声音主宰一切。因此，虽然民粹主义可能口口声声说自己坚守“人民的权力”这项民主原则，但实际上却让民主失去意义，并且试图追求独裁统治。

民粹主义还有另一种破坏民主的方式，虽不太明显，但同样危险。民粹主义者在声称只有他们能代表人民之后，开始声称人民不但是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更是所有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于是，只要有任何机构制度的权威不是来自人民意志，就会被说成反民主。这样一来，自称是人民代表的民粹主义者不只是要垄断政治权威，更是要垄断所有类型的权威，并且控制媒体、法院与大学等机构制度。通过把“人民的权力”这项民主原则发挥到极致，民粹主义摇身一变，成了极权主义。

事实上，虽然“民主”的意思是政治领域的权力来自人民，但并不代表其他领域的权力就不能有其他来源。比如前文谈过，在民主制度当中，独立的媒体、法院与大学都是重要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保护真理与真相，就算是多数人的意愿也无法颠倒是非。生物学教授之所以说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是因为有证据能够支持这种说法，而不会在意多数人是否喜欢。记者如果曝光某位高人气政治人物收受贿赂，只要他能在法庭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不管大多数民众是否愿意相信这项指控，法官都可能将这位政治人物送进监狱。

对于有些机构高举客观真理之名、凌驾于所谓人民意志之上，民粹主义者会怀疑这些机构，觉得这些机构就是精英分子为了争取不合理权力放出的烟幕弹。于是，民粹主义者开始质疑“追求真理”的行为，并主张“只有权力才是唯一的现实”（正如我们在序言所述）。这样一来，只要有任何独立的机构制度反对他们，民粹主义者就会试图削弱或侵占这些机构制度的权威。结果就产生了一种黑暗而愤世嫉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觉得整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而人类就是一种只迷恋权力的生物，所有社会互动都是权力斗争，所有机构制度都是只为自己人谋求利益的集团。在民粹主义者的想象当中，法院在意的并不是公平正义，而只是维护法官的特权（没错，法官常常大谈公平正义，但这不过是为自己夺取权力的伎俩）；报纸关心的也从来不是事实，只是在散播假新闻来误导人民，好让记者与背后的金主受益；就连科学机构也不是为了找出真理与真相，那些生物学家、气候学家、流行病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数学家，都是另一种利益团体，会为了私利而牺牲人民。

总而言之，这种观点把人性看得极为卑劣，但还是有两点让它极具吸引力。第一，它把所有互动都简化成权力斗争，于是现实变得似乎不再那么复杂，所有战争、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事件也变得好懂多了。不管发生任何事（就算是一场全球疫情），都是因为精英分子在追求权力。第二，民粹主义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有时候确实是对的。所有人类机构制度的确都可能犯错，也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贪腐。确实有些法官会受贿，确实有些记者会故意误导大众，也确实有些学术学科存在偏见与裙带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机构制度都需要有自我修正机制。然而，民粹主义相信只有权力、力量才是唯一的现实，也就无法相信法院、媒体或学术机构能够受到真理或正义价值的启发，进行自我修正。

很多人之所以拥抱民粹主义，是因为觉得它诚实描述了人类的现实，但强人拥抱民粹主义，却有不同的目的。对强人而言，民粹主义能够提供一个意识形态基础，让他们既能成为独裁者，还能假装拥护民主。这里对强人来说最好用的一点，就是能够拿来压制或侵占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由于民粹主义者认为法官、记者和教授是在追求政治利益而非真理与真相，所以这些职位都该由人民的捍卫者（也就是那些强人）来控制，绝不能落入人民的敌人手中。同样，就算是那些负责安排选举、公布选举结果的官员，也可能是邪恶阴谋的一部分，所以应把他们统统换成强人的忠实支持者。

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公民之所以相信选举结果、法院判决、媒体报道和科学发现，是因为公民相信这些机构一心追求真理与真相。但要是人民相信只有权力才是唯一的现实，对这些机构失去信心，就会使民主崩溃，而让强人夺去所有权力。

当然，如果连强人都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民粹主义的结果可能就不是极权政府，而是无政府。如果说根本没有人追求真理或正义，难道墨索里尼不是人吗？如果说根本没有任何人类机构制度能够有效自我修正，难道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不是人类机构吗？要一边坚决否定所有精英与机构，一边又坚决信任某位领导人与政党，哪儿有这种道理？正因如此，说到底，民粹主义还得绕回强人代表所有人民这种神话般虚无缥缈的概念。要是人民已经极不信任选举委员会、法院和报纸这些官僚机构，这时还想维持秩序，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强对神话故事的依赖了。

说自己代表人民的强人，很可能是通过民主手段上台的，也常常打着民主的幌子进行统治。他们靠操弄选举赢得压倒性多数，并以此证明自己与人民之间确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结。所以在评估某个信息网络有多民主的时候，不能只看其有没有定期选举。反之，我们需要问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比如：“有什么机制能够防止中央政府操弄选举？”“主流媒体如果批评政府，是否会有什么危险？”“中央政府给了自己多大权力？”民主与独裁的区别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如同一道连续的光谱。想知道某个网络究竟比较靠近这道光谱的民主一端还是独裁一端，就得了解信息是如何在网络中流动的，以及有什么因素会影响政治对话。

如果某个人对所有决策独断专行，就连其最亲近的顾问也不敢表达异议，就不可能有任何对话。这样的网络就处于最独裁的那一端。假设没有人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异议，但在关上门后，有一小群党派高层或高官能够畅所欲言，虽然这仍是独裁，但已经朝民主方向迈出了一小步。如果只有10%的人口能够发表意见，在公平的选举中投票，竞选公职，以此参与政治对话，这应该算是一种有限的民主。这样的例子包括雅典之类的古代城邦，或是早期的美国（当时唯有富裕的白人男性才有这样的政治权利）。能够参与对话的人数比例越高，这个网络也就越民主。

把评估重点放在对话而非选举上，就能引出许多有趣的问题。举例来说，对话发生的地点在哪儿？例如，朝鲜在平壤设有万寿台议事堂，最高人民会议的687名人民代表在此举行会议。然而，虽然官方号称这是朝鲜的立法机构，每五年举行一次代表选举，但真正的决策地点另在他处。这里的议事讨论一团和气，只是照着预定的脚本走，并没打算改变任何人对任何事的看法。

平壤或许还有某个更隐秘的会议室，真正重要的对话都在那里进行。由于朝鲜的信息非常集中，控制极为严格，我们对这个问题实在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们对美国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与朝鲜不同的是，在美国，人们讲什么都是他们的自由。公众每天都会严厉批评政府。但那个进行重要会谈的房间在哪里？什么身份的人才能出席？美国国会的设立，一开始正是为了这个功能：让人民的代表来开会、交谈，试着说服对方。只不过，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国会因为某党议员口若悬河，就让另一党成员回心转意？无论现在真正影响美国的对话在哪里进行，都绝对不是在国会。如果说民主的死亡，一种情况是人民没有了言论自由，而另一种情况就是人民已经失去了彼此倾听的意愿或能力。

根据上文对民主的定义，我们现在可以回顾历史，看看信息科技与信息流的改变如何塑造了民主的历史。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证据来看，民主是古代狩猎采集社会最典型的政治制度。石器时代的游群显然不会有选举、法院与媒体这些正式的机构制度，但它们的信息网络常常属于分布式，而且有充分的自我修正机会。只有几十人的游群，很容易就能把信息分享给所有成员；当决定在哪儿扎营、去哪儿狩猎、怎样处理与另一个游群的冲突时，所有人都能参与对话，相互讨论。而游群又常常属于某个较大的部落，成员达到数百甚至数千。假设部落要做出一些足以影响整个部落的重大抉择（例如是否发动战争），由于部落的规模通常不算太大，它仍然可以让大部分成员共聚一堂，互相交流意见。

虽然游群与部落偶尔也有主要的领袖人物，但通常他们的权力十分有限。这些领导者手中并没有常备军、警力或政府官僚机构，无法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也很难控制人民生活的经济基础。在现代，独裁者的政治权力常常来自垄断经济资产。在古典时代，中国皇帝、古希腊君主与埃及法老统治社会，靠的也是控制粮仓、银矿与灌溉渠道。相较之下，在狩猎采集经济中，唯有某些特殊情境才可能出现这种集中式的经济控制。举例来说，在北美洲西北部沿海地区，有些狩猎采集经济靠的是捕捉与保存大量的鲑鱼。因为鲑鱼洄游的高峰限定在几条特定的河流，为期短短数周，所以强大的酋长确实能够垄断这项资产。

但这只是个例外，狩猎采集经济通常更为多元。某位领导者就算找来几位盟友帮忙，也不可能围起整片草原，不准其他人采集狩猎。就算真的别无选择，狩猎采集者最后也可以用脚投票。反正当时的人也没什么财产，最重要的财产就是自己的技能与私下的朋友，所以如果领导者变得独裁，众人大可一走了之。

狩猎采集者就算真的被某个专断的领导者统治（比如北美洲西北部鲑鱼捕捞者遇到的情况），这个领导者至少能让人接触到，而不会躲在遥远的要塞里，隐藏在复杂的官僚体制中，身处武装警卫的重重警戒线之后。想要投诉或是提出建议，可以直接让他听见。领导者无法控制舆论，也无法充耳不闻。换言之，领导者无法强迫所有信息必须流经自己这个中心，也无法阻止人民互相交谈、批评他或是组织起来反对他。

在农业革命后的几千年间，特别是在文字协助催生大型官僚政体之后，要让信息集中到中央变得容易了，但要维持民主对话则变得困难了。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希腊的那些小城邦里就出现了许多专制者，例如温玛的卢加尔-扎格西、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他们靠着官僚、档案库、常备军垄断了关键经济资产，以及关于所有权、税务、外交与政治的信息。与此同时，广大公民之间要彼此直接联系则越来越困难。当时还没有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技术，把几万名公民塞进城里的主要广场来场公共讨论，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早期苏美尔与古典希腊的历史清楚显示，在这些小城邦，民主制度仍然是选项之一，但这些城邦的民主通常已经不像古代狩猎采集游群的民主那样宽容。谈到古代城邦的民主，或许最著名的就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了。当时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能够参与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公共政策，也能获选担任公职。然而，城邦里的女性、奴隶与非公民居民并没有这些特权。雅典的成年人口中，只有25%~30%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

随着政体规模不断扩大，城邦变成更大的王国与帝国，就连雅典那样的“部分民主”也随风而逝。说到古代民主政体，所有著名例子都是城邦，例如雅典和古罗马。相较之下，到了大型的王国或帝国，还真没听过哪个是以民主的方式来运作的。

举例来说，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从城邦扩张为帝国之后，并未让被征服者享有公民权与各种政治权利。虽然雅典城仍然是个有限的民主政体，但规模更大的雅典城邦则走向了中央专制统治。所有关于税务、外交联盟、军事远征的重要事项的决定权都握在雅典手上。比如纳克索斯岛和萨索斯岛这样的附属领地，一方面必须服从雅典公民大会与民选官员的命令，另一方面却没有投票权与被选举权。而且，纳克索斯岛、萨索斯岛等附属领地也很难协调出一致的行动来反抗雅典的决定，就连尝试也可能引来雅典残酷的报复。在雅典帝国，信息以雅典为中心向内外流动。

等到罗马共和国建立帝国，先征服了意大利半岛，最后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做法则略有不同。罗马逐渐让公民权适用的范围向外扩张，被征服者也能享有。先是意大利拉丁姆区的居民能得到公民身份，接着是意大利其他地区，最后则是像高卢与叙利亚那些遥远省份。然而，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公民身份，但是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越来越受到限制。

古罗马人很清楚民主的意义，一开始也坚定地致力于实现民主的理想。自公元前509年流放了罗马最后一位国王之后，罗马人对君主制深恶痛绝，再也不想把无限的权力赋予任何个人或机构。因此，最高行政权由两名执政官共掌，互相制衡。执政官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年，并需受到公民大会、元老院、保民官等其他民选官员的监督。

等到拉丁姆区、整个意大利、高卢与叙利亚的人都能享有公民权之后，公民大会、保民官、元老院甚至两位执政官的权力才开始逐渐缩小。直到公元前1世纪末，恺撒家族开始了专制统治。奥古斯都像是预见到了如今政治强人的做法，并未加冕称帝，而是假装罗马仍然是个共和国。元老院与公民大会依然继续开会，每年公民继续选出执政官与保民官。只不过，这些机构的实权早被掏空。

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北非一个腓尼基家族的后裔）跨出了看似重要的一步：在整个庞大的罗马帝国中，只要是自由的成年男性，就享有罗马公民权。于是，公元3世纪，罗马的公民达到数千万。但在这个时候，所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其实都掌握在一位非民选产生的皇帝手中。虽然每年还是会按规定选出执政官，但卡拉卡拉的权力则继承自父亲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而塞维鲁则是靠着打赢内战而成了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卡拉卡拉做出一项最重要的决定——杀了自己的弟弟兼竞争对手盖塔。

在下令杀死盖塔、向帕提亚帝国宣战或是让几百万的不列颠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时候，卡拉卡拉并不需要征求罗马人民的许可。罗马所有的自我修正机制早已失效。要是卡拉卡拉在外交或内政上犯了错，元老院或任何官员都无力介入修正，选项只剩下政变或暗杀。而等到卡拉卡拉在公元217年真的被暗杀，迎来的只是新一轮内战，新的专制者崛起。套用斯塔尔夫人的一句话，公元3世纪的罗马就像18世纪的俄国，都是“用绞杀进行调和的专制”。

到公元3世纪，不只是罗马帝国，地球上所有主要的人类社会都成了集中式的信息网络，而且缺少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波斯的帕提亚帝国和萨珊王朝，印度的贵霜帝国和笈多帝国，以及中国的东汉末期与三国时期都是如此。在公元3世纪以后，虽然还是有几千个小规模社会继续采用民主制度，但分布式的民主信息网络似乎就是无法与大规模的社会兼容。

大规模的民主制度在古代真的行不通，还是奥古斯都和卡拉卡拉这样的独裁者故意从中破坏？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除了在于能让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更在于能让我们看清人工智能时代民主的未来。我们要怎样才能判断，民主政体的失败是因为受到强人的破坏，还是有某些更深层次的结构原因或技术原因？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罗马帝国的状况。罗马显然很熟悉民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就算在恺撒家族掌权之后，民主也依然是个重要的概念。否则，奥古斯都与后续的继任者犯不着这么辛苦地维持民主的表象，例如，保留元老院，以及每年选出执政官与其他公职人员。所以，为什么权力最后都握在一个非民选的皇帝手上？

理论上，就算整个地中海地区有几千万人拥有罗马公民身份，难道不能来场全帝国的皇帝大选吗？当然，这件事的后勤安排肯定非常复杂，得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得知选举结果，但真的是这个原因毁了民主吗？

这里的主要误解，在于认为民主等于选举。如果只是办场选举，让罗马帝国上千万公民投票给这位或那位皇帝候选人，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真正的问题是，这上千万公民有没有办法真的进行全帝国规模的持续政治对话。在如今的一些国家，因为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所以没有民主对话，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有了言论自由之后的情形。在如今的美国，因为各方无法倾听、尊重政治对手，所以民主受到威胁，但理论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相较之下，在罗马帝国完全没有进行或维持民主对话的可能，因为在技术上不可行。

要进行对话，并不是有说话的自由与倾听的能力就够了，还需要两个技术前提。第一，各方要处于彼此的听力范围内。所以在美国或罗马帝国这样辽阔的土地上，想要进行政治对话，就必须利用某种信息技术将言论迅速传向远方。

第二，人民必须对自己谈论的内容有基本了解，否则就是在制造噪声，而不是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如果谈的是切身的政治议题，大家通常都能有不错的理解。比如穷人谈论贫穷，或许有些见解连经济学教授都没想过；少数族群谈论种族主义，他们的理解也会比从未遭受种族歧视的人更为深刻。但如果觉得必须有亲身体验才能理解那些关键的政治议题，就不可能展开大规模的政治对话。因为在这种时候，每个群体都只能谈论自己的经验，而且更糟的是，就算谈了，其他人也无法理解。如果知识只能来自自身经验，那么就算听了别人的见解，也无法让它变成自己的见解。

想在多元群体之间进行大规模政治对话，必备条件就是大家都能对自己从未亲身经历的议题有一定理解。在一个大型政体里，教育与媒体有一个关键作用：让民众了解一些他们从未亲身体验的事。没有教育系统、没有媒体平台来发挥这个作用，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大规模对话。

在一个可能只有几千人的新石器时代的小镇，居民或许偶尔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想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就技术而言，想要进行一段有意义的对话并不难。第一，大家都住得不远，很容易就能见到社群里的大多数人，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二，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小镇面临怎样的危险与契机。要是有敌军来袭，大家都看得到；要是河水泛滥到田里，所有人都会明白这对经济的影响。讲到战争与饥饿，每个人都很清楚它们代表什么意义。

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城邦的规模还很小，一旦有紧急状况，就能让大部分公民聚集到广场上，听他们尊敬的领袖发表演说，并就当前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公元前390年，高卢进攻罗马，几乎所有罗马人在阿利亚之战中都有亲人战死，也在随后的洗劫中损失了财物。绝望的罗马人任命卡米卢斯为独裁官，这是一个在紧急状态下任命的临时公职，权力没有上限，但只能在预定的短暂期限内行使，之后就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卡米卢斯带领罗马获胜之后，所有人都能看到紧急状态已经结束，卡米卢斯也随之下台。

相较之下，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人口已达6000万~7500万，领土面积超过500万平方千米。当时的罗马并没有广播或日报这样的大众传播技术，成年识字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 ~ 20%，也欠缺有组织的教育系统，让人民了解帝国的地理、历史与经济。确实，帝国各地有许多人拥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信念（如坚信罗马人比野蛮人更文明），这有助于维持帝国的秩序与团结，但在政治上的意义就没那么明显了，而且在遇到危机时，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进行公共对话，讨论应对之策。

如果一群人中有叙利亚商人、大不列颠牧羊人和埃及村民，他们怎么可能好好讨论正在中东发生的战争，以及正在多瑙河沿岸酝酿的移民危机？当时没有真正有意义的公共对话，并不是奥古斯都、尼禄、卡拉卡拉或任何其他皇帝的错。不是这些人破坏了罗马的民主，而是在帝国的规模与可用的信息技术下，民主制度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运作。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些古代哲学家早已看清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民主只能在小规模城邦运作。

如果罗马没有民主是某些特定独裁者的错，理论上在其他地方应该能看到大规模民主政体的蓬勃发展，比如波斯的萨珊王朝、印度的笈多王朝或中国的汉朝。然而，在现代信息科技发展之前，世界上确实没有大规模民主的例子。

在此要强调，在许多大规模专制政体中，地方事务常常采用民主管理形式。罗马皇帝手中信息不足，无法对整个帝国几百个城市进行微观管理，但针对各个城市的市政，当地公民仍然能够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所以就算罗马帝国成为专制政体已久，许多城市仍然由地方议会与民选官员来治理。在罗马执政官选举徒具形式的时候，庞贝之类小城市的市政官员选举仍然竞争激烈。

公元79年，罗马帝国皇帝提图斯在位期间，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了庞贝城，而后来考古学家在庞贝古城发现了大约1500幅与地方选举相关的涂鸦。当时的一个热门职位是市政官，它负责维护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建筑。当时，卢克莱修斯·弗朗托的支持者涂鸦写道：“如果诚实生活值得推崇，卢克莱修斯·弗朗托就值得当选。”弗朗托的对手盖乌斯·尤利乌斯·波利比乌斯的竞选口号则是：“请选波利比乌斯担任市政官，他能提供美味的面包。”

有些候选人还得到了宗教或专业协会的支持，例如，“伊西斯的信徒请投票给格奈乌斯·赫尔维乌斯·萨比努斯”“所有骡夫请投票给盖乌斯·尤利乌斯·波利比乌斯”。有些人的手脚则没那么干净。例如有几幅涂鸦，作者显然不是马库斯·塞里尼乌斯·瓦提亚的支持者，写的是“所有酒鬼请投票给马库斯·塞里尼乌斯·瓦提亚，小偷也请投票给他”。从这些竞选活动可以看出，一是市政官一职在庞贝确实拥有权力，二是选举相对自由公平，市政官一职并非由罗马帝国独裁者任命。

即使是在某些领导者连装都懒得装的帝国，民主制度也可能在地方层面大行其道。例如，在沙皇俄国，数百万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由村社管理，这套制度至少能够上溯到11世纪，每个村社的人口通常不到千人。村社隶属于地主，需要对地主与沙皇承担许多义务，但在管理内部事务以及决定如何履行外部义务（如纳税、提供兵源）时则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村社能够调解地方纠纷，提供紧急救济，维护社会规范，监督各家的土地分配，以及规范如何使用森林或牧场这样的公共资源。重大事项由村社大会决定，每家每户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共同选出一位长老，村社所做的决定至少会尝试反映多数人的意愿。

在沙皇时代的村庄与罗马时期的城邦，因为仍然能进行有意义的公共对话，所以可能实现某种形式的民主。公元79年，庞贝城有一两万人，所以每个人还是能够自行判断弗朗托是否诚实、瓦提亚是不是个会喝醉的小偷。但涉及几百万人的大规模民主，还是得等到现代社会大众媒体改变了大规模信息网络的本质之后才会出现。

有了大众媒体这样的资讯技术，就能让相距甚远的数百万民众迅速联结在一起。而印刷术的发明，让人类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从此能够便宜而迅速地生产大量图书与宣传册，让更多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把思想传到遥远的地方，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一点儿时间而已。这项技术推动了最早一批的大规模民主实验，比如1569年成立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以及1579年成立的荷兰共和国。

有些人可能质疑这些政体算不上民主，因为当时只有少数相对富裕的公民能够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比如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只有贵族的成年男性能够享有政治权利，这些人约有30万，仅占成年人口的5%。贵族的特权之一就是选举国王，但想投票就得长途跋涉参与全国大会，所以真正行使这项权利的人少之又少。在16—17世纪，参与国王选举的投票人数通常在3000~7000，但1669年的大选投票人数高达11271。虽然从21世纪的观点来看，实在不觉得这有多民主，但不要忘记，在20世纪之前，所有的大规模民主政体都只有一小群相对富裕的人能够享有有限的政治权利。民主从来不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选择题，而是一道连续的光谱，16世纪末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就探索了这道光谱中无人涉足的区域。

除了选举国王，波兰立陶宛联邦也设有民选的联邦色姆（Sejm，即联邦国会），负责批准或否决新制定的法律，并有权否决王室关于税务及外交事务的决定。此外，联邦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中就包括集会自由与宗教自由。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大部分地区卷入了激烈的宗教冲突与迫害，波兰立陶宛联邦就成了宽容的避风港，无论是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路德宗教徒、加尔文宗教徒、犹太教徒还是穆斯林，在此都能和平共处。1616年，波兰立陶宛联邦拥有100多座清真寺。

但到头来，波兰立陶宛联邦这项分布式体制实验证明无以为继。该国是当时的欧洲大国，面积将近100万平方千米，涵盖今日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但由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缺少必要的信息、通信与教育系统，也就无法让分散各地的波兰贵族、立陶宛显贵、乌克兰哥萨克与犹太拉比进行有意义的政治对话。而且，自我修正机制的成本也太过昂贵，这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陷入瘫痪。特别是当时每位色姆代表都有权否决任何法令，这让政治陷入僵局。事实证明，一旦政体庞大多元，再加上中央软弱无力，就会带来致命的结果。波兰立陶宛联邦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崩离析，遭到俄国、奥地利与普鲁士等中央集权国家的瓜分。

荷兰共和国这场实验的结果则好多了。就某些层面而言，荷兰联省共和国甚至比波兰立陶宛联邦更分散，因为这个共和国并没有共同的君主，只是由七个自治省组成联盟，每个自治省又由许多自治城镇组成。这种分布式的本质反映在这个国家在国外有诸多称呼：英语称之为“Netherlands”，法语称之为“Les Pays-Bas”，西班牙语则称之为“Los Países Bajos”，等等。

整体而言，联省共和国的陆地面积只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4%，但它拥有更好的信息、通信与教育系统，于是能够将全国各地紧密联结。联省共和国还推出一项大有前景的全新领先信息技术：1618年6月，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一份刊物，名为《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地时事报》（Courante uyt Italien， Duytslandt &c）。正如其标题所示，该报刊载的是亚平宁半岛、德意志等地的新闻。这份刊物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不同的就是它在接下来的几周继续出版。1670年，这家报纸又与其他几份连载刊物合并为《阿姆斯特丹时事报》（Amsterdamsche Courant），1903年又并入荷兰《电信报》（De Telegraaf），至今后者仍是荷兰第一大报。

报纸是一种周期性刊物，它与早期一次性刊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拥有更为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周报或日报有机会修正错误，并以此赢得大众信任。在《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地时事报》出现之后不久，一份名为《各地消息》（Tijdinghen uyt Verscheyde Quartieren）的对手报纸也初次登场。当时一般认为，由于《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地时事报》会先查证再报道，因此更为可靠；而《各地消息》则被批评太过爱国，只报道对荷兰有利的新闻。虽然如此，两份报纸都得以成功存活，因为就像某位读者解释的：“人总是可以在某份报纸上找到在另一份报纸上找不到的东西。”接下来几十年，荷兰又有几十种报纸出版，俨然成为欧洲的新闻中心。

成功得到广泛信任的报纸于是成了舆论的制造者与发声渠道。报纸让大众更了解时事，也更愿意参与发展，这也改变了政治的本质，从荷兰开始，随即延伸到世界各地。报纸拥有了关键的政治影响力，于是报纸主编成为政治领袖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让-保罗·马拉就是靠创办《人民之友报》并担任主笔在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就是凭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身份协助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在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前担任过的最重要的职务就是《火星报》编辑；墨索里尼先是在社会党党报《前进报》担任记者，后来成为煽动性右翼报纸《意大利人民》的创办人兼主编。

在许多早期现代民主政体的形成过程中，报纸都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些政体包括低地国家的联省共和国、不列颠群岛的联合王国，以及北美洲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如名称所示，这些政体并不像古代雅典与罗马那样的城邦，而是由许多不同地区组合在一起。报纸这种新的信息技术也在其中出了一份力。例如，1825年12月6日，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向美国国会发表他的首度国情咨文，而在接下来的几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报纸都刊出了这场演讲的全文与重点摘要（当时美国有几百家报纸与杂志）。

亚当斯宣布他打算启动多项联邦项目，从修建公路到建立天文台等，他还给天文台取了“天空的灯塔”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这场演讲引发大众的激烈辩论，多半都是纸上交锋。当时有一方支持这种“大政府”计划，觉得这对美国发展至关重要；但也有许多人比较喜欢“小政府”路线，觉得亚当斯的计划是联邦政府越权，侵犯了各州的权利。

北方支持“小政府”的人感到不满，觉得联邦政府为了在比较穷困的州修建公路，就向比较富裕的州征税，是违宪行为。南方人则担心，联邦政府现在说自己有权在他们的后院盖一座“天空的灯塔”，搞不好哪天就会说自己有权叫南方人释放他们的奴隶。亚当斯被指控有独裁野心，而他演讲的内容广博深奥，则被批评是精英主义，与一般美国人距离太远。大众对1825年国情咨文的这场辩论严重挫伤了亚当斯政府的声誉，也为他接下来的连任失败埋下了伏笔。在1828年的总统大选中，亚当斯败给了安德鲁·杰克逊。来自田纳西州的杰克逊十分富有，养了很多奴隶在种植园劳动，他在许多报纸专栏成功地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人民的人”，并声称之前自己的胜选是被亚当斯与腐败的华盛顿精英阶层窃取了。

当然，比起如今的大众媒体，当时的报纸仍速度缓慢、效果有限。报纸的递送速度受限于马匹或帆船的速度，而且读报的人相对不多。一开始并没有报摊或卖报的小贩，只能采取订阅制，而且所费不赀：要订阅一年的报纸，平均需要花上一般技术工人一周的工资。所以在1830年，美国所有报纸的订户总数据估计只有78000人。因为某些订户是协会或企业，而非个人，买了一份报纸应该是几个人轮流看，所以可以合理假设，固定看报纸的人有数十万。其他人则很少甚至完全不看报纸。

也就难怪，当时的美国民主只能算是一种有限的制度——只属于富有的白人男性。182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美国成年人口总数约为500万，其中理论上有投票权的人数为130万（约占25%），但最后真正行使这项权利的只有352780人（仅占总成年人口数的7%）。而且作为总统候选人，亚当斯甚至没有拿下多数票。由于美国奇特的大选制度，他只靠113122名选民的支持（不到总成年人口数的2%、总人口的1%）就登上了总统宝座。与此同时，在英国，拥有议员投票权的人数只有大约40万，约占成年人口的6%。而且，议会席位有高达30%是因只有一人参选而自动当选。

你可能觉得，这真的是民主政体吗？当时，美国的奴隶人数多于合格选民的人数（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有超过150万人遭到奴役），能说美国真的是个民主国家吗？这是一个定义问题。就像16世纪末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也包括19世纪初的美国，民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前文提过，民主与专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道连续光谱。19世纪初，在所有大型人类社会中，美国在光谱上可能已经是最接近民主那一端的政体。合格选民占了成年人口的25%，现在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在1824年，这个比例远高于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或中国，当时，这些地方根本没有任何人有投票权。

此外，正如本章一直强调的，投票并非唯一重要的事。之所以认为1824年的美国算是民主政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相较于当时大多数其他政体，美国这个新兴国家拥有更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美国的开国元勋深受古罗马的启发（从位于华盛顿的参议院和国会大厦就看得出来），他们清楚地知道，罗马共和国最后成了一个专制帝国。他们担心哪天某个美国恺撒也会让这个国家走上同样的路，于是特意设计出许多层层叠叠的自我修正机制，形成所谓的制约与平衡体系。其中之一就是新闻自由。在古罗马，随着共和国领土的扩张和人口的增加，自我修正机制也停止了运作。但在美国，国家一路从大西洋沿岸延伸到了太平洋沿岸，靠着现代信息科技与新闻自由的结合，自我修正机制得到了持续运作。

正是这些自我修正机制让美国逐渐扩大了选举权，废除了奴隶制，并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民主国家。第二章曾经提过，美国开国元勋曾经犯下巨大的错误（如认同奴隶制、拒绝赋予女性投票权），但他们也为后代提供了修正这些错误的工具。这是他们最伟大的遗产。

印刷报纸只是大众媒体时代发出的第一枪。在19—20世纪，从电报、电话、电视、广播、火车、轮船到飞机等，各式各样新的通信与运输科技都让大众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强。

在大约公元前350年，狄摩西尼在雅典发表公开演讲，目标听众主要就是那些身在雅典市集广场上的人，人数十分有限。到公元1825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发表首度国情咨文，演讲的内容已经能以马匹奔跑的速度传开。到1863年11月19日，林肯发表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此时借助电报、火车与轮船，演讲内容能以更快的速度传遍联邦。第二天，《纽约时报》便全文转载了演讲内容，缅因州的《波特兰日报》和艾奥瓦州的《奥塔姆瓦信使报》等也在第二天全文转载。

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强大自我修正机制的民主政体，林肯的这篇总统演说引发的是热烈的讨论，而不是一致的掌声。虽然多数报纸对这篇演说表示赞赏，但也有一些报纸表达怀疑。《芝加哥时报》在11月20日写道：“每个美国人读到林肯总统这篇愚蠢、平淡、空洞乏味的演说，脸颊一定会因羞愧而刺痛。”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地方报纸《爱国者与联邦报》也严词批评“总统的愚蠢言论”，并希望“能以遗忘的面纱遮蔽它们，别再让它们重复或是回到脑海”。虽然美国当时正处于内战之中，但记者还是能够自由地公开批评甚至奚落总统。

时间快进一个世纪，信息传播速度也确实越来越快。在历史上，新技术第一次使分散在辽阔土地上的大批人群即时联结起来。1960年，在北美大陆及其他地区，大约有7000万美国人（占总人口39%）观看了尼克松与肯尼迪的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直播，还有几百万人收听了广播。观众与听众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坐在家里按下按钮。大规模的民主，从此开始行得通了。就算有数百万人、相距数千千米，也能针对当下快速发展的问题，进行有根据、有意义的公开讨论。到1960年，所有成年美国人理论上都有了投票权，实际投票人数更高达近7000万人（约占合格选民的64%）——只不过，仍有数百万黑人与其他族群因受到各种“选民压制”而无法投票。

一如既往，我们应该小心不要受到技术决定论的影响，避免得出大众媒体的兴起导致了大规模民主兴起的结论。大众媒体只是让大规模民主成为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大众媒体同样可能造就其他类型的政权，特别是现代的新型信息科技，就为大规模极权打开了大门。就像尼克松与肯尼迪一样，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只要在广播中说些什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加里宁格勒的数亿民众也可以立刻听到。而且，他们也能利用电话与电报听取几百万特工与线人的每日报告。

极权主义总觉得自己绝对正确、无懈可击，也希望能够彻底掌握人民的所有生活。在电报、无线电与其他现代信息科技发明之前，并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极权政权。虽然罗马的皇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蒙古的可汗通常都是冷酷无情的独裁者，也都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无懈可击，但他们也都缺乏必要的技术，无法对大型社会实施真正的极权控制。要谈这一点，得先厘清“极权政权”与不那么极端的“专制政权”的差异。在专制信息网络中，统治者的意志虽然不受法律限制，但还是会受到许多技术限制。而在极权信息网络中，许多技术限制根本就不存在。

举例来说，罗马帝国、阿拔斯王朝或蒙古帝国等专制政权的统治者通常都能够任意处决让他们不满的人；要是某些法律挡了他们的路，他们既能无视法律，也能修订法律。例如，尼禄就杀害了母亲小阿格里皮娜与妻子屋大维娅，还逼迫导师塞涅卡自尽。有些最受敬重也最有权势的罗马贵族，只是因为不同意尼禄的意见或是拿他开玩笑，就被尼禄处决或流放。

尼禄这样的专制统治者，虽然能把言行令他们不满的人统统处决，但无法真正掌握帝国里大多数人的一言一行。理论上，尼禄可以发布命令，规定罗马帝国境内若有人胆敢批评或侮辱皇帝，必遭严厉惩罚。但命令是命令，却没有相关技术能够真正执行这样的命令。在塔西佗这样的罗马历史学家笔下，尼禄就是个嗜血的暴君，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然而，这种类型的恐怖其实相当受限。虽然他身边的许多家族成员、贵族和元老遭到处决或流放，但住在城市贫民窟里的一般罗马人或是住在耶路撒冷、伦丁尼姆（今伦敦）等偏远城镇的外省人则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现代的极权政权的恐怖程度则完全不同。极权主义想控制每个公民每分每秒的言行举止甚至思想与感受。尼禄或许也梦想过拥有这样的力量，但没有办法做到。由于当时古罗马属于农业经济，税收有限，尼禄无法雇一大批人来为他服务。如果是一群罗马元老参加的晚宴，安插几个线人不是问题，但要想控制整个帝国的疆域，则显得捉襟见肘，因为他只有大约一万名帝国行政官员、35万名士兵，而且没有科技手段与他们及时沟通。

尼禄与其他皇帝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使有足够可用的、向自己领薪水的行政官员与士兵，如何确保他们的忠诚？有几十位罗马皇帝是被自己的将军、官员、侍卫或家人暗杀或废黜的，而不是像路易十六那样被民主革命推翻下台的。尼禄就是被西班牙行省总督加尔巴发动的叛乱推翻的。但六个月后，加尔巴又被卢西塔尼亚行省总督奥托杀害。三个月后，奥托被下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维特里乌斯赶下台。维特里乌斯撑了大约八个月，被犹太军团长官韦帕芗击败处决。被下属叛乱杀死成了最大的职业风险，不仅对罗马皇帝如此，对所有前现代专制者皆然。

那些皇帝、哈里发、沙阿和国王发现，要控制下属可不是简单的事。于是，统治者常常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军队与税务上。罗马皇帝有权插手任何省份或城市的地方事务，偶尔也的确会这么做，但通常是为了回应当地民众或官员的特别请愿，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帝国极权计划。如果你在庞贝城赶骡子或是在不列颠尼亚牧羊，尼禄并不想控制你的日常生活或监督你讲的笑话。只要你乖乖缴税，不抵抗军团，对尼禄来说就可以了。

有些学者认为，虽然有技术上的困难，但古代还是有人尝试建立极权政权。最常被提及的就是斯巴达。在他们看来，斯巴达就是在极权政权的统治之下，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该跟谁结婚、吃些什么）都受到微观管理。虽然斯巴达政权确实严酷，但它有一些自我修正机制，可以避免权力被个人或派系垄断。例如，斯巴达的政治权力就分属于两位国王、五位督政官、二十八名元老，另外还有公民大会。如果涉及重要的决定（例如是否发动战争），常常会引发激烈的公开辩论。

此外，无论我们对斯巴达政权的本质有何想法，显然那些让古代雅典民主难以跨出单一城邦的技术限制，都限制了斯巴达的政治实验的范围。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在许多希腊城市设置卫戍部队以及亲斯巴达的政府，要求各城遵循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偶尔也需要纳贡。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斯巴达并未试着将自己的制度扩大或输出。毕竟，斯巴达无法打造一个足够强大、密集的信息网络来控制希腊所有城镇村庄一般民众的生活。

另一项更野心勃勃的极权计划，可能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前221—前206年）。秦始皇在消灭战国群雄之后，控制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子民达到千万，分属不同诸侯国，说不同的语言，忠于各地不同的传统及权贵。为了巩固权力，秦朝努力瓦解任何可能挑战其权威的地方势力，没收地方权贵的土地与财产，要求各地权贵迁往帝都咸阳，使他们远离自身权力的基础，也更容易对其进行监视管控。

秦政权也开始了一场集权与同质化运动，以简化而成的小篆作为全国通用文字，并统一各地的货币与度量衡。秦政权也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路网，修建标准化的驿馆驿站与关隘津要。百姓出入京畿或边疆地区，都需要各种通关文牒。另外，秦朝统一了车轮的距离（车同轨），以确保马车与战车能在相同的车道上行驶。

当时从耕地到结婚，所有行为背后都有军事意义。在罗马，只有军队需要奉行的军事纪律，在秦朝，所有人都要遵守。这套体制的影响，可以用秦朝的一条法令来说明。该法令规定，官员如果监管粮仓不力，会根据粮仓出现的鼠洞数量，对官员进行处罚或申斥：“鼠洞在三个以上罚一盾，两个以下应受申斥。三个鼷鼠洞算一个老鼠洞。”

为了推动这种极权制度，秦朝曾尝试建立一种军事化的社会秩序。根据最早的“五家为伍”，将五家编为一伍，逐渐结合成更大的组织，十家为一什，十什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再往上是县和郡，郡是中央以下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未经许可，民众不得改变居住地。

服从国家，就能担任更高级别的官员，享有相应的经济与法律特权；不服从国家，就可能被降级或受罚。同单位的成员必须互相监督，否则如有一人犯法，全员受罚。如果一个人看到犯罪行为不举报（即使是自己的亲人），那么他会被腰斩。举报犯罪行为的人，能得到与立下军功者一样的奖赏。

秦朝的这些极权措施究竟能施行到什么程度，很值得怀疑。很多时候，虽然官员在衙门里把各种法规写得洋洋洒洒，但实际上窒碍难行。那些认真的官员真的会走遍全国，数清每个粮仓里有多少个老鼠洞吗？偏远山村里的农民，真的都由五家组成一伍吗？大概并不会有这回事。话虽如此，大秦王朝的极权野心还是超越了其他古代帝国。

秦政权甚至想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感受。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相对自由地发展出各种哲学理论与思想体系，但秦国崇尚法家。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充满贪婪、残忍、自私，因此需要严格管控，而奖惩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也认为不应根据任何道德考量限制国家权力。强权就是正义，而国家的利益就是最高利益。秦朝独尊法家，排斥儒、道；在儒、道哲学看来，人性本善，也更强调美德而非暴力的重要性。凡是拥护这种温和的观点、不同于秦朝官方历史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

当时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应该仿效周朝采用分封制，分散国家的权力，但丞相李斯反对这种观点，觉得不应贵古贱今。最后，秦朝下令没收所有“道古以害今”或是对秦朝有所批评的著作。这些“有问题”的图书成为秦宫内部金匮石室的图书典藏，唯有博士才能查阅。

大秦王朝可能是现代之前人类史上最具野心的极权实验，但也正因其规模与强度，导致了它的快速灭亡。大秦王朝希望用军事管理的方式管制数千万百姓，垄断所有资源并将其投入军事，这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浪费，以致民怨沸腾。再加上各种严刑峻法、敌视地方豪族富户、横征暴敛，进一步煽动了百姓的怒火。此时，想抑制这种怒火，需要大量的官僚与军人，但古代农业社会的资源有限，并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投入，再加上当时的信息科技效率过低，使秦朝无法在咸阳控制远方每个城镇村庄。毫不意外，公元前209年，秦朝爆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领导者包括地方权贵、不满的百姓，甚至还有一些新上任的官员。

相传，陈胜、吴广等900余人被征发戍边，但行程因大雨与洪水而延误。当时秦朝法律明确规定误期者一律处斩，他们觉得无路可退，不如造反。许多其他起义军也迅速加入他们的行列。大秦王朝权力达到巅峰仅仅15年后，就再也承受不了其极权野心的重量，分崩离析。

经过几年战乱，汉王朝重新统一全国。汉朝采取了较为实际、不那么严厉的政策。虽然汉朝皇帝也是专制者，但称不上极权者。他们虽然仍然认为自己天威无限，但并不会微观管理，插手所有人的生活。汉朝所遵行的思想并不是法家那套监视与控制手段，而是转向儒家，鼓励百姓根据内在的道德信念，让自己行事忠诚且负责。就像罗马帝国皇帝，汉朝皇帝在中央只会控制整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同时将相当大的自治权留给地方贵族与当地社区。因为受到当时信息科技的限制，罗马帝国与汉朝这样的前现代大型政体，多半会倾向非极权专制政体。虽然秦始皇梦想施行全面的极权统治，但必须等到发展出现代科技才有实现的可能。

现代科技除了能让人类有可能实现大规模民主，也让人类有可能实现大规模极权。从19世纪开始，工业经济兴起，各国政府能够雇用更多的行政人员，而新的信息技术（例如电报、无线电）也让政府得以迅速联结、监督这些行政人员。这使得信息与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这对某些人来说是美梦成真的开始。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控制俄罗斯，当时正是这样的梦想推动着他们。布尔什维克相信自己肩负着救世主的使命，因此十分渴望能够拥有无限的社会资源。马克思认为，几千年来，人类社会都被压迫人民的腐败精英统治。布尔什维克声称自己知道如何终结世上一切压迫，创造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但为此需要战胜无数的敌人与难关，因此需要取得所有可用的力量。他们拒绝认同任何可能质疑其愿景或方法的自我修正机制。布尔什维克坚信虽然个别成员可能会犯错，但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永远是对的。由于相信自己绝对正确，也就让布尔什维克扼杀了苏俄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政权（如选举、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反对党），建立了一党专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把这套制度发展得更加全面。这个网络有三个主要分支。第一是政府机构，包括国家部委机构、地区行政机构，以及正规红军部队，1939年，苏联共有160万名文职人员、190万名士兵。第二是苏联共产党及其无处不在的党支部，1939年，苏联共产党党员人数为240万。第三是秘密警察：一开始被称为契卡，到斯大林时代被称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国家安全部（MGB），在斯大林死后又演变成国家安全委员会（KGB）。苏联解体后，承接相关工作的单位从1995年起被称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有27万名特工。

这三个分支齐头并进。正如民主政体依赖相互重叠与制约的自我修正机制，现代极权政体同样创造了相互重叠的监督机制，让它们共同维持秩序。苏联的地方行政负责人总是持续受到当地党委的监督，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手下谁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线人。现代极权政体已经基本解决了前现代专制政体无法避免的问题——地方下属发动叛乱。

史上的大多数政体的军队都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但在20世纪的极权政权，正规军的影响力却多半拱手让给了秘密警察——可以称他们为“信息军”。在苏联，虽然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红军的装备，但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却有更大的影响力，甚至还能恐吓、清洗军队高层。民主德国的史塔西与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的影响力同样比这些国家的正规军更大。在纳粹德国，党卫队比国防军更强大，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地位也高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

当然，如果是传统战争，这些秘密警察不可能击败正规军。秘密警察的强大之处在于对信息的掌握，能以此先发制人，坦克旅或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逮捕。20世纪30年代末的苏联肃反运动期间，144000名红军军官中约有10%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枪决或监禁，其中包括186位师长里的154位（83%）、9位海军上将里的8位（89%）、15位将军里的13位（87%），以及5位元帅里的3位（60%）。就算是政党的领导阶层也难以幸免。比如那些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就入党、广受敬重的老布尔什维克，有很大一部分人没能活过肃反运动时期。1934年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中，只有极少数躲过了死刑、监禁、开除或降级，而得以参加1939年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负责整肃与杀戮的秘密警察有好几个分支，他们互为对手，彼此密切监督与整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亚戈达曾一手策划了肃反运动的开端，在他手中葬送的人成千上万，但他自己也在1938年遭到处决，由尼古拉·叶若夫接任。叶若夫在任两年，杀害、监禁的人数超过了前任，自己则在1940年遭到处决。

或许最具代表性的是从1935年起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军（苏联称之为国家安全委员）的这39人。二战结束时，39位将军只剩下两位。他们最后还是没能躲过极权主义无情的逻辑。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斗争当中，其中一位遭到枪决，另一位则被送到精神病院，于1960年去世。在斯大林时代，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军绝对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危险的工作。此时的美国民主不断琢磨着自身的各种自我修正机制，但苏联政权却沉迷于这套三位一体的自我监督与自我恐吓机制。

极权政权的基础，就是控制一切信息流动，并对所有独立信息渠道保持怀疑。在军官、国家官员或一般公民交换信息的时候，双方可能建立信赖关系，而有了信赖关系，就可能组织反抗行动。所以极权政权有一个关键原则：无论人民在哪里见面、交换信息，都必须受到政权的密切监控。

1933年3月31日，希特勒担任总理两个月后，纳粹通过了《协调法案》，规定在1933年4月30日之前，德国各地所有政治、社会与文化组织（从市政当局到足球俱乐部与地方合唱团）都必须依据纳粹的意识形态来运作，成为纳粹国家机关的一分子。这把德国每个城市与村庄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

例如，在阿尔卑斯山的小村庄奥伯斯多夫，民选的村议会在1933年4月21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三天后就成立了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纳粹议会，指派了一位纳粹村长。毕竟，如果说只有纳粹知道人民真正想要什么，那么除了纳粹，还有谁能够实现人民的意愿呢？当时，奥伯斯多夫还有大约50个各种协会与俱乐部，包括养蜂协会与登山俱乐部等，而他们都得遵守《协调法案》，根据纳粹的要求，调整理事会或委员会的构成，修改成员资格与章程，必须悬挂纳粹党旗，每次会议结束也得高唱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1933年4月6日，奥伯斯多夫的捕鱼协会决议禁止犹太人加入，虽然32名成员本来就没有犹太人，但他们还是觉得必须向新政权表明自己的雅利安人身份。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情况更为极端。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苏联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有社区、村庄都有政府官员、党员干部管理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发电厂到卷心菜农场的所有企业，所有报纸与广播电台，所有大学、中小学与青年团体，所有医院与诊所，所有志愿者与宗教组织，所有体育与科学协会，所有公园、博物馆与电影院。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几个世纪以来，庞大的沙皇帝国的几千个村庄的经济、社会与私人生活都是依靠几种传统制度进行管理，如地方公社、教区教堂、私人农场、地方市场，以及最重要的家庭家族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这个经济体仍然以农业为主。大约有82%的国民为农村人口，劳动力有83%从事农业。然而，如果每个农村家庭都是自己决定种什么、买什么，并自主给自己的农产品定价，莫斯科的官员就很难规划与控制经济活动。如果官员想进行一场重大的土地改革，但遭到农村家庭的抵制，该怎么办？所以苏联于1928年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最重要的一项计划就是农业集体化。

当时的计划是让农村的所有农民都加入一个集体农场，交出所有财产（土地、房子、马、牛、铲子、干草叉），一起为集体农场工作，而集体农场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如住房、教育、食物、健康医疗等。集体农场决定（遵照莫斯科的命令）是种卷心菜还是萝卜，要买拖拉机还是建学校，要派谁去养牛场、皮革厂或诊所工作。在莫斯科计划一切的人认为，这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公平公正的社会。

他们也相信这套制度肯定会有经济优势，认为集体农场能够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如果每个农民家庭都只有一小块儿土地，买拖拉机来耕田就没有太大意义，而且多数家庭根本买不起。只要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就能使用现代机器，让耕作更有效率。此外，理论上集体农场也能得益于各种现代科学智慧。不是让每个农民根据旧传统或毫无根据的迷信决定如何耕作，而是让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等机构里拥有大学学历的国家级专家做出重要决定。

在莫斯科那些计划者看来，这一切太棒了。他们预计，到1931年，农业产量能增加50%。而在此过程中，如果能顺便铲除陈腐的村庄阶级与不平等，更是好上加好。但在大多数农民看来，这一切太恐怖了。他们并不信任在莫斯科做计划的那些人，也不信任新的集体农场制度。他们并不想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个人财产。因此，农民没有把牛马交给集体农场，反而干脆直接将其宰杀。他们的劳动动机也变弱了。农民耕作公有田地，自然没有耕作自有田地那么卖力。苏联农场处处可见农民的消极抵抗，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苏联原本预计1931年的粮食产量可达9800万吨，但最后官方统计的产量只有6900万吨，实际产量可能只有5700万吨。1932年的粮食产量更低。

对此，国家统治者燃起熊熊怒火。1929—1936年，因为粮食征收、政府的疏忽与人为因素造成的饥荒（源于政府政策而非自然灾害）丧生的人数为450万~850万。还有数百万农民被认定为人民公敌，遭到驱逐或监禁。农民生活最基本的机构制度（家庭、家族、教会、当地社群）也因恐吓而瓦解。以正义、平等与人民意志为名，这场集体化运动铲除了一切阻碍。1930年1月和2月，就有超过10万个村庄的大约6000万农民被赶进集体农场。1929年6月，集体农场的苏联农户比例只有4%。到1930年3月，这个比例已上升到57%。到1937年4月，97%的农户加入了23.5万个苏联集体农场。短短7年，原本已经存在数个世纪的生活方式就被少数莫斯科官僚的创意取代。

在此，我们值得再多花一点儿时间，深入研究苏联集体化的历史。因为这场悲剧除了与人类历史早期的灾难（如欧洲的猎巫行动）有相似之处，还预示了21世纪科技以及相信所谓的科学数据可能带来的最大危险。

面对农业集体化的努力遇到阻力并导致经济灾难，莫斯科的官僚与神话编造者可以说从克雷默的《女巫之锤》中好好学了一招儿。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暗示他们真的读过这本书，而是要指出苏联同样发明了一套全球阴谋论，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存在的敌人。20世纪30年代，苏联当局一再把经济灾难归咎于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并称“富农”或“资本主义农民”为其代表。就像在克雷默的想象中，女巫听从撒旦的命令，召唤冰雹摧毁了农作物；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想象中，富农被全球资本主义控制，于是破坏了苏联经济。

理论上，富农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类别，应通过分析农民的财产、收入、资本与工资等经验数据来定义。但据称，苏联官员定义富农的方法是数数字。要是某个村里大多数人只有一头牛，那么少数拥有三头牛的家庭，就会被认定为富农。要是某个村里大多数人没有雇用工人，但到了收获季节，某个家庭雇了两名工人，那就是富农家庭。富农的定义除了拥有一定的财产，还包括拥有一定的人格特质。根据唯物论，物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与精神品格）。因为据说富农会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以事实就是：这些人肯定都贪婪、自私、不可靠，而且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于是，只要发现某人是富农，就揭露了这些人深刻的本质。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宣布苏维埃国家应该消除富农阶级，并立即鼓励党与秘密警察实现这个宏大目标。早期现代欧洲的猎巫者生活在专制社会，当时还没有现代信息科技，因此足足花了三个世纪才杀了5万个所谓的女巫。相较之下，苏联的“猎富农者”活在现代社会，拥有电报、火车、电话、无线电等科技，还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在他们看来，两年时间已经足够清除几百万个富农。

苏联官员的第一步是先评估苏联究竟有多少富农。他们根据现有数据（如纳税记录、就业记录，以及1926年的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认为富农的比例应该是农村人口的3%~5%。斯大林发表演说一个月后，政治局在1930年1月30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把斯大林原本模糊的愿景转化成比较详细的行动计划。法令确定了每个主要农业区清除富农的目标数量。接着，地方当局就会估计自己负责的每个州大概有多少富农。最后，每个农村苏维埃（地方行政单位，通常由几个村庄组成）会分到特定配额。每个农村苏维埃随之就会根据确定的数字，看看要在自己管辖的村庄把哪些农户算作富农，才能达到业绩目标。这些农户会被赶出家园，再依据其所属行政类别，关进劳改营或遭到处决。

苏联官员到底怎样判断该把谁算作富农？在某些村庄，当地干部会努力通过客观标准（例如拥有多少财产）判断谁是富农，结果受到污名化并遭到驱逐的人常常是那些最勤奋、最有效率的农民。而在另外一些村庄，当地干部则会利用这个机会打击自己的对手。还有些村庄，干脆用抽签来决定谁是富农。也有些村庄会举行社区会议，投票表决，结果常常就是那些平常不与人来往的农民、寡妇、老人与其他“可牺牲的人”被评定为富农。

时至1933年，总共约有500万富农被赶出家园，遭到枪决的户主高达3万人。在受害者当中，比较幸运的能够在原籍重新安家，或者到大城市里成为无业游民，有大约200万人被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地区，甚至被关进劳改营。许多重要的国家计划，比如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与北极地区的矿场开发，都是靠着数百万囚犯（许多都是富农）的血汗才得以完成。这是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一场奴役行动。只要被打上富农的烙印，就再也无法摆脱。政府机构、党务机关或是秘密警察的文件都会记录谁是富农，种种警察卡片目录、档案与内部护照构成了一套迷宫系统。

就像10岁的“男巫”汉塞尔·帕彭海默，苏联的“富农”也发现自己被困进了一个存在于主体之间的类别，这个类别被人类的故事所发明，再由无所不在的官僚制度套到他们的头上。苏联官僚制度虽然收集了大量关于富农的信息，但那些并非客观真相，只是强加了一些苏联的主体间现实。虽然“富农”这个标签完全出于虚构，却成了了解某个苏联人的一个关键要素。

你可能会很好奇，纳粹这样的现代极权机构制度和早期基督教会那样的机构制度是否真的差别很大？毕竟，教会也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同样到处都有牧师阶层代表，也会试着控制信徒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饮食与性癖好。难道天主教会或东正教会就不算极权机构吗？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说因为有了现代信息科技才催生了极权机构制度？

然而，现代极权机构制度与前现代教会有巨大差异。第一，前面提过，现代极权制度会设置许多相互重叠的监视机制，以便彼此制衡、维持秩序。而且现代的政党从不单打独斗：既能与国家机关合作，也能与秘密警察合作。相较之下，在大多数中世纪的欧洲王国，天主教会就是个独立机构，与国家机构常常出现冲突而非合作。所以，教会或许还是当时对欧洲专制权力最重要的制约。

比如11世纪70年代的叙任权斗争中，亨利四世认为，在主教、修道院院长与其他教会职务的任命上，身为国王，自己应该有最终决定权；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起抵抗，最后亨利四世被迫屈服。1077年1月25日，亨利四世来到教皇下榻的卡诺莎城堡，表达顺服与歉疚之意。教皇拒绝开门，让他就这样饥肠辘辘、赤脚站在雪地里等待。过了三天，教皇才终于开门，允许亨利四世向他请罪。

难以想象这样的冲突会发生在现代极权国家。极权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防止权力分化。比如苏联，国家与政党相辅相成，而斯大林就是两者事实上的领导者。苏联不可能出现叙任权斗争，因为无论是党职还是公职，所有任命都是斯大林说了算。他既能决定由谁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总书记，也能决定由谁出任苏联外交部长。

第二，中世纪教会常常属于坚守传统的组织，抗拒改变，而现代极权政党则往往是期许革命的组织，要求改变。前现代教会是经过好几个世纪才逐渐发展起组织结构与传统、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的。而无论是国王还是教皇，如果想迅速改变社会，就可能遭到教会成员或一般信众的强烈抵制。

公元8—9世纪，连续几位拜占庭皇帝都想禁止崇拜圣像，觉得这是偶像崇拜。他们指出，《圣经》的许多经文，特别是十诫的第二诫，就提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虽然基督教会对第二诫的传统解读是允许崇拜圣像，但君士坦丁五世这样的皇帝觉得传统解读存在错误，认为基督徒之所以会被伊斯兰军队击败，是因为上帝对偶像崇拜感到愤怒。公元754年，有超过300名主教出席海里亚会议，支持君士坦丁五世的破坏圣像运动。

相较于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改革，掌权者想要家庭和村庄放弃的只是一些圣像，而不是个人财产或孩子。然而，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遭到了广泛抵制。不同于海里亚会议参与者，许多神父、修士与信徒都对圣像有着深深的依恋。这场运动引发的斗争使拜占庭社会四分五裂，直到皇帝最终承认失败并改变政策。君士坦丁五世后来被拜占庭历史学者羞辱为“粪君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Shitty），还传出他幼年洗礼时曾在洗礼池中便溺的故事。

前现代教会的发展缓慢，时间长达数个世纪，因此常常显得很保守，对于快速的变化充满疑虑。相较之下，纳粹这样的现代极权政党就大不一样，只用一个世代就组织起来，并承诺迅速彻底改革社会。这些极权政党没有几百年的传统与结构需要捍卫，每当领导者提出野心勃勃的计划，要打破现有的传统与结构，党员通常都是一呼百应。

或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前现代教会之所以不会成为极权制度的工具，是因为它们和其他前现代组织一样，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虽然当时教会在各地都有代表，如本堂神父、修士或游走于各地的传教士，但由于信息传递与处理不便，教会领袖并不清楚偏远地区发生了什么事，而地方神父也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各个教堂怎么运行往往是地方事务。各省各村可能会崇拜当地的圣人，遵循当地传统，举行当地仪式，甚至可能有不同于官方教义的当地教义。如果罗马教皇想训诫波兰偏远教区某位思想独特的神父，得先写信给格涅兹诺的大主教，由大主教指示相关主教，再由主教派人前往教区传达旨意。这可能需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无论是大主教、主教，还是其他中间人，都大有可能曲解甚至一时忘了教皇的命令。

唯有到现代晚期，出现了现代信息科技，教会才变得越来越极权。我们常常觉得教皇是中世纪的老古董，但他们其实是现代科技大师。在18世纪，教皇曾经一度几乎无法控制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地位一落千丈，就像是一个意大利小公国的国王，还得与其他意大利强权争夺博洛尼亚或费拉拉的控制权。但随着广播的出现，教皇也成了在全球权势数一数二的角色。从波兰到菲律宾，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只要坐在梵蒂冈，就能直接向数百万天主教徒宣讲，中间没有任何大主教、主教或本堂神父能够进行曲解或隐瞒。

我们看到，现代新近的信息技术除了催生大规模的民主，也催生了大规模的极权。然而，两者在信息技术的运用上却有着重大差异。前面提过，民主制度鼓励信息有许多独立的流通渠道，不一定要经过某个中央枢纽，而且允许许多独立节点自行处理信息并做出决策。因此，信息能够在私营企业、私人媒体组织、市政当局、体育协会、慈善机构、家庭与个人之间自由流动，并不需要经过某个政府部长的办公室。

相较之下，极权制度希望所有信息都要经过中央枢纽，而不希望任何独立机构自行做出决策。确实，极权制度仍然可以分出政府、政党与秘密警察这三方机构。但之所以要让这三方机构平行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避免出现某个独立机构挑战中央权威。如果政府官员、党员与秘密警察相互监视，哪方想要反对中央，都极其危险。

民主与极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网络类型，其实各有优点和缺点。集中式极权网络的最大优势在于秩序一目了然，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且不带情绪地坚定执行。特别是如果遇到战争或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集中式网络能够比分布式网络动作更快、走得更远。

然而，超级集中式信息网络也有几个很大的缺点。由于规定信息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流动，一旦官方渠道被封锁，信息就没有其他传播方式。而且，官方渠道被封锁是经常发生的事。

官方渠道被封锁的一个常见原因是出现了某些坏消息，而下属感到担心害怕，不想让上级知道。雅洛斯拉夫·哈谢克所写的讽刺小说《好兵帅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帝国为背景，情节之一就是奥地利当局因为担心民间士气低落，于是给地方警察局下了一道麻烦的命令，要他们雇用线人收集资料，并向总部报告民众的忠诚度。为了尽可能科学，总部还发明了一套天才的忠诚度分数等级：Ⅰ.a、Ⅰ.b、Ⅰ.c；Ⅱ.a、Ⅱ.b、Ⅱ.c；Ⅲ.a、Ⅲ.b、Ⅲ.c；Ⅳ.a、Ⅳ.b、Ⅳ.c。除了有每个分数等级的详细说明，还附上需要每日填写的正式表格。全国各地的警察也都认真填写表格并送回总部。毫无例外，所有报告的忠诚度分数永远都是最高的I.a级，否则就会被斥责、降级或面临更惨的后果。

官方渠道无法传递信息的另一个常见原因则是希望维持秩序。由于极权信息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创造秩序，而不是找出真相，所以如果出现令人震惊的信息，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极权政权往往就会把信息压下来。因为中央控制着所有信息渠道，要做到这一点相对容易。

举例来说，在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的时候，苏联当局就压住了这场核灾的所有新闻。由于苏联公民与外国都对这场危机浑然不觉，也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辐射措施。虽然切尔诺贝利与附近普里皮亚季镇的一些官员曾要求立即疏散附近的人口，但上级的首要任务是避免消息外漏，所以不但禁止进行疏散，还切断了电话线，并警告核电厂的员工不准谈论这场灾难。

炉芯熔毁两天后，瑞典科学家发现，在距离切尔诺贝利超过1200千米的瑞典，居然测到了极为异常的辐射水平。等到西方政府及媒体爆出这则消息，苏联才终于承认“出了点儿问题”。尽管如此，它还是继续向本国民众隐瞒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并对是否请求国外提供建议与援助犹豫不决。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有几百万人为此付出了代价。等到苏联后来调查这场灾难，首要任务还是推卸责任，而不是了解事故原因，避免再次发生事故。

我在2019年参观了切尔诺贝利。介绍这场核事故的乌克兰导游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美国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答案，但苏联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麻烦。”

当然，就算在民主国家，领导人也不喜欢坏消息。但在分布式的民主信息网络中，即使官方通信线路被封锁，信息也能通过其他渠道流动。举例来说，如果某位美国官员决定不告诉总统发生了某个灾难，消息还是会通过《华盛顿邮报》散播出来；即使《华盛顿邮报》也想刻意隐瞒，《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也会进行报道。独立媒体正是以“不断追到下一条独家新闻”为商业模式，因此几乎可以保证新闻无可隐瞒。

1979年3月28日，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岛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发生严重事故，消息迅速传开，完全无须国际干预。事故大约是从凌晨4：00开始的，6：30发现危险之后，核电站于6：56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于7：02通报宾夕法尼亚州紧急事务管理署。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副州长与民事当局都已接到通知。官方原本打算在上午10：00召开记者会，但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堡的一家地方广播电台，有一位交通记者刚好接收到警方关于这个事故的通知，于是在上午8：25做了一则简短报道。一家独立广播电台做出这样的事，这在苏联简直难以想象，但在美国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9：00，美联社发布了新闻快报。虽然还要过几天，完整的脉络才会呈现，但美国公民在发生事故的短短两小时后就已经得到消息。接下来，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与媒体界的调查不但揭露了事故的直接原因，还找出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这有助于改善全球核技术的安全性。事实上，要不是美国公开分享了三英里岛事故的教训（分享对象甚至包括苏联），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可能更严重。

除了“动脉阻塞”，极权与专制信息网络还面临其他问题。首先，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些信息网络的自我修正机制往往非常薄弱。因为它们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因此认定并不需要自我修正机制。它们也害怕任何独立机构对它们造成挑战，所以不会设立自由的法庭、媒体或研究中心。这样一来，没有人负责揭露、修正所有政府都会有的日常权力滥用问题。

如果领导者本人侵吞公款或者犯下堪称灾难的政策错误，又会如何？没有人能够挑战领导者，而如果所有决策都交给领导者决定，他很可能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领导者也是会犯错的人），而会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外敌”、“内奸”或“贪腐的下属”，甚至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以便对付那些所谓的坏人。

我们在上一章提过，苏联采用李森科的错误理论作为国家的演化论学说，结果就是灾难一场。当时苏联无视达尔文模型，而相信李森科主义的农学家又一心希望创造出超级作物，结果让苏联的遗传基因研究倒退数十年，苏联的农业也元气大伤。李森科主义造成的影响笼罩了苏联科学与农业数十年。也正因如此（还有其他原因），虽然苏联拥有广阔的肥沃土地，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却不再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反而成了粮食净进口国。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许多其他领域。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事故频发，关键在于待在莫斯科的苏联高层制定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业化目标。为了完成那些夸张的目标，安全措施与质量管理常常被放在一边。专家如果建议该谨慎一些，就会遭到斥责，于是出现大量的工业事故与残次品，工人们白费心力。这时，莫斯科高层非但没有担起责任，反而下了一个结论，认为这肯定是全球托派帝国主义者（Trotskyite-imperialist）的阴谋，这些破坏和恐怖行为的目的是阻挠苏联的伟大事业。于是，高层非但没有放慢速度、制定安全规则，反而加倍制造恐怖气氛。

帕维尔·雷恰戈夫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是苏联最优秀、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曾率领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协助共和国一方，以及协助中国对抗日本侵略。他青云直上，在1940年8月担任苏联空军司令，时年仅仅29岁。然而，雷恰戈夫的勇气能够让他在西班牙击落纳粹战机，在莫斯科却让他陷入困境。当苏联空军发生多起事故时，政治局认为这是因为缺乏纪律，也是反苏阴谋的蓄意破坏，但雷恰戈夫不接受这种官方说法。他身为一线飞行员很清楚真相是什么。他直接告诉斯大林，飞行员被迫驾驶设计仓促、存在缺陷的飞机，就像“驾驶棺材”飞行。希特勒入侵苏联两天后，红军节节败退，斯大林亟须找人顶罪，于是雷恰戈夫被捕，说他是“反苏阴谋组织成员，为敌人工作，要削弱红军的力量”。他的妻子同样被捕，罪名是她很清楚雷恰戈夫“与军事阴谋分子之间的托派联系”。两人于1941年10月28日遭到处决。

当然，真正破坏苏联军力的人并不是雷恰戈夫，而是这个体系本身。多年来，斯大林一直担心与纳粹德国爆发严重冲突，为此打造出全球最大的战争机器。但也是他，在外交与心理上使这台机器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就外交层面而言，1939—1941年，斯大林下了个赌注，希望挑动“资本主义者”互斗而耗尽气力，而苏联则用这段时间培育甚至增强实力。于是他在1939年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允许德国攻下波兰和西欧大片领土，而苏联则去攻击或孤立几乎所有邻国。1939—1940年，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吞并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并占领芬兰与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芬兰和罗马尼亚本来能够成为苏联侧翼的中立缓冲区，结果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就连到了1941年春天，斯大林还是没有抢先一步，尽快与英国组成联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纳粹侵略南斯拉夫与希腊，于是失去了欧洲大陆最后几个可能的盟友。等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攻击，苏联能靠的只有自己。

理论上，仅凭一己之力，斯大林建造的战争机器应该可以顶住纳粹的攻击。1939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为苏联的防线提供了战略纵深，而且苏联似乎也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遭到入侵的第一天，苏联的欧洲前线足足有15000辆坦克、15000架战机、37000门火炮，德国则只有3300辆坦克、2250架战机、7146门火炮。但苏联迎来的却几乎是史上最惨烈的军事灾难：短短一个月，苏联就损失了11700辆坦克（78%）、10000架战机（67%）、19000门火炮（51%）。此外，斯大林也失去了他在1939—1940年占领的所有领土，以及苏联的大片腹地。7月16日，德军已经杀进斯摩棱斯克，距离莫斯科仅仅370千米。

虽然出现1941年和1942年春夏的惨败，但苏联并没有如希特勒预期的那样崩溃。红军与苏联高层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于是莫斯科放松了控制，并鼓励一线军官勇于决策、主动出击。斯大林也意识到自己在1939—1941年犯下的地缘政治错误，与英美结盟。靠着红军的主动、西方的援助，以及苏联人民看清了纳粹统治的可能下场，战局开始扭转。

但在1945年胜利在望之时，斯大林又掀起了新一波恐怖浪潮，清洗了更多拥有独立思想的军官与官员，再次鼓励盲目服从。而讽刺的是，斯大林自己在八年后的死亡，部分原因正在于苏联这个信息网络把秩序看得比真相更为重要。在1951—1953年，苏联又经历了一场“猎巫行动”。当时，苏联的神话编造者捏造了一个阴谋论，说犹太医生假装为苏联高层提供医疗服务，其实是在进行系统性谋杀。该理论声称，这些医生是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组织的特工，与秘密警察的叛徒有所勾结。到1953年初，已经有几百名医生与秘密警察遭到逮捕（包括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本人），他们受到严刑拷打，被迫交出“同伙”名单。这个阴谋论，一方面是苏联对《锡安长老会纪要》的扭曲，另一方面又结合了长久以来的血腥指控，于是谣言开始流传——犹太医生不但会谋杀苏联领导人，就连医院里的婴儿也不会放过。由于当时苏联的医生有相当比例是犹太人，因此民众开始普遍害怕医生。

1953年3月1日，正当这场医生阴谋的歇斯底里达到高潮，斯大林中风了。他倒在自己的夏季别墅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抵达别墅，争辩下一步该怎么做。但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却没人敢叫医生。当时斯大林的私人医生并不在身边，因为他正被关在卢比扬卡大楼附属监狱的地下牢房里受刑，罪名是他先前居然建议斯大林应该多多休息。等到政治局委员终于决定请来医疗专家，这场危险已经过去，斯大林再也没有醒来。

要讨论斯大林为何在二战初期遭受惨败，有两个因素会增加讨论的复杂程度。第一，法国、挪威、荷兰等民主国家当时的外交错误并不亚于苏联，军事表现甚至更差。第二，碾轧了苏联、法国、荷兰与其他诸多国家的德国军事机器也是由极权政权制造的。所以，如果能从1939—1941年得到什么结论，也不会是极权网络的运作必然不如民主网络。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确实能看出极权信息网络的许多潜在缺点，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其潜在优势。

如果放眼二战的整个历史及结果，显然斯大林主义是史上数一数二的成功政治制度——只不过，这里的“成功”是只看秩序与权力这两个维度，而忽略对道德与人类福祉的考量。斯大林主义在维持大规模秩序方面异常有效。苏联农业集体化，虽然造成大规模奴役与饥荒，但也为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苏联漠视质量管理，虽然制造出所谓的“飞行棺材”，但其数量却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架，以数量弥补了质量的不足。虽然红军军官在肃反运动时期大量被清算，成了红军在1941年战绩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正因如此，虽然败得这么惨，斯大林的地位却依然稳如泰山。苏联这台军事机器虽然常常敌我同损，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全世界有许多人都相信斯大林主义是未来的趋势。毕竟这套体系在二战取得了胜利，让德国国会大厦升起了红旗，国土从中欧一路延伸到太平洋，还助长了世界各地的反殖民斗争，并有无数政权起而仿效。甚至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有许多重要艺术家与思想家开始崇拜斯大林主义，相信虽然有关于古拉格与苏联肃反运动的模糊谣言，但如果想要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建立一个完美公正的社会，斯大林主义仍然是人类最好的选择。如果觉得斯大林主义对真理的漠视注定了它的失败，或者认为它的最终垮台说明这样的制度永远不可能再次崛起，只能说这个想法太过天真。各种信息系统，只要有一点点真相，加上大量秩序，就能够发挥巨大威力。

只要将民主与极权视为两种不同的信息网络，我们就能了解为什么它们在某些时代流行，又在某些时代缺席。除了因为人类对某些政治理想产生或失去了信心，也因为信息科技革命。当然，正如不能说印刷术带来了猎巫行动或科学革命，我们也不能说无线电技术造就了极权体系或民主体系。科学技术创造的只是新机会，但要追求把握哪些机会，依然由人做出选择。

所谓极权政权，正是选择了运用现代信息科技让信息集中向中央流动，并且扼杀真相以维持秩序，结果就是必须应对僵化、难以变通的风险。如果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向单一地点，究竟是能实现有效控制，还是会造成动脉阻塞，引发心脏病？至于民主政权，则是选择运用现代资讯科技让信息分流到更多机构和个人，鼓励自由追求真相，结果就是必须应对分崩离析的风险。假设太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星，它们旋转得越来越快，太阳这个中心是继续维持，还是四分五裂，陷入无政府状态？

如果想看看这些不同战略的典型范例，可以参考西方国家与苏联集团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史，二者是多么截然不同。当时，西方民主国家放宽了审查，并取消了各种歧视性政策，让信息能够更自由流动。于是，过去被边缘化的团体更容易组织起来，参与公共对话，提出政治诉求。这引发了一波激进主义浪潮，使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在这之前，几乎只有少数富裕白人男性拥有话语权，但要达成各种协议也相对容易。等到穷人、女性、少数族群、残障人士，以及其他史上受压迫的群体都有了发言权，也就带来了新的想法、观点与利益。以前那些绅士协议变得难以为继。例如，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在之前几个世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就算不是奉行，至少也是容忍，今天则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过去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不言自明、众人普遍接受的事物（如性别角色），此时也变得极具争议，而且既然要考虑许多新团体、观点与利益，也就很难达成新共识。就连进行有序的对话也成了一个挑战，因为人们难以就对话的规则达成共识。

这样一来，无论是想守旧还是想创新，人们都会深感挫折——虽然得到了新鲜的言论自由，但似乎虚有其表，无法真正实现什么政治诉求。在对言语感到失望之后，有些人就转而诉诸枪支。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特色除了前所未有的意见分歧，还有如潮水般袭来的暴力。政治暗杀、绑架、暴动、恐怖袭击的数量翻了好几倍。肯尼迪总统与马丁·路德·金遇刺时及遇刺后的骚乱，以及在196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示威、叛乱与武装冲突只是比较著名的几个例子。看看1968年芝加哥或巴黎的照片，很容易让人觉得世界正在分崩离析。当时人们想要实现民主，想让更多的人与团体参与公共对话，但这种压力似乎破坏了社会秩序，反而让民主窒碍难行。

与此同时，苏联阵营集中信息与权力，而且效果似乎还不错。虽然有一些挑战，特别是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但它们能迅速果断地应对这些威胁。至于在苏联腹地，始终秩序井然。

一晃20年过去了，先撑不住的反而是苏联。这套信息网络功能失调，且不具备有意义的自我修正机制。去殖民化、全球化、科技发展、性别角色转变，都让经济、社会与地缘政治风云变色。但它无力处理流向莫斯科的所有信息，且未充分授权下属主动处理，于是整套制度迅速僵化崩溃。

这种失败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苏联经济过度集中，对于飞速的技术发展与不断改变的消费者需求反应缓慢。而在高层指示下，这个经济体不断大量生产洲际弹道导弹、战机，并兴建著名的基础项目，却未生产大多数人真正想要的东西（从高效节能的冰箱到流行音乐），尖端军事技术也落后于人。

在技术发展格外迅速的半导体领域，苏联经济的弱点也最为明显。在西方，半导体的研发依靠的是英特尔、东芝等众多私营企业的公开竞争，而这些企业的主要客户也是苹果与索尼这样的私营企业，它们会用芯片生产各种民生产品，例如，麦金塔计算机与随身听。苏联之所以永远赶不上美国与日本的芯片生产，原因正如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克里斯·米勒所言：苏联半导体产业“秘密进行、由上而下、军事系统导向，按照订单生产，几乎没有创新空间”。因此，苏联到1984年才制造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而当时美国的个人计算机已经达到1100万台。

在西方民主国家，虽然（或许也正因为）整个政治对话成员范围不断扩大，但在科技与经济方面依然遥遥领先，并且成功维持了社会秩序。虽然不乏各种问题，但美、日与其他民主国家打造了一个更有活力也更具包容性的信息系统，能容纳更多观点，而不至于崩溃。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也让许多人认为民主终于彻底战胜了极权。有人认为，这场胜利源于信息处理方面的一种根本优势：极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如果把所有数据集中到一个中央枢纽来处理，效率实在太低。因此到21世纪初，看起来未来属于分布式信息网络与民主制度。

事实证明不然。事实上，下一波信息革命正蓄势待发，而这将是民主与极权新一轮竞争的基础。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社群媒体与人工智能，都对民主提出了新的挑战。现在能发声的不只有更多过去被剥夺权利的群体，还包括所有联结网络的人甚至是非人类个体。到21世纪20年代，民主政体再次迎来与过去类似的挑战：如何在维系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让如洪水般涌来的新声音加入公共对话。目前看来，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同样严峻，而且谁也不知道民主政体能否像上一次一样成功通过测试。与此同时，对于仍然想把所有信息都集中到中央的极权政权，新科技也带来了新希望。没错，虽然领导人无法在单一中心协调几百万人的生活，但或许人工智能能做到。

随着人类迈向21世纪的第二个25年，一项重大问题就是民主政权与极权政权如何面对目前信息革命带来的威胁与契机。这些新的科学技术，究竟会让某种政权胜出，还是会让世界再次分裂？而隔开双方的不再是铁幕，而是一道硅幕。

一如过去的年代，各种信息网络会努力在真相与秩序之间达到适度平衡。有些网络会以真相为优先，并维持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也有些网络会做出相反的选择。我们在回顾《圣经》的正典化、早期现代欧洲猎巫行动，以及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时吸取的许多教训在目前仍然适用，而且或许值得好好重新学习一番。然而，目前的信息革命也有一些独特之处，非但不同于过去的信息革命，可能更加危险。

到目前为止，史上的所有信息网络都需要由人类担任神话编造者与官僚才能够运行。虽然泥版、莎草纸、印刷术与无线电技术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那些撰写文本、解读文本、决定了谁是女巫该被烧死、谁是富农该被奴役的，始终都是人类。现在，人类的对手将会是数字神话的编造者与官僚。到21世纪，政治上的主要分歧可能并不是民主政权与极权政权之间的分歧，而是人类与非人类个体之间的分歧。可能出现一道新的硅幕，居其两侧的可能不是民主政权与极权政权，而是一侧为所有人类，另一侧为我们无法理解的算法霸主。所有国家、所有行业的人类（甚至包括独裁者），都可能发现自己得在一套高深莫测的智能面前卑躬屈膝。这套智能有能力监控我们的一切，但我们却对它正在做什么一无所知。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会探讨这样的硅幕是否正在降临，以及谈谈如果由计算机来接管我们的官僚机构，由算法来编写新的神话故事，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1、关于专制网络里的信息流动，相关深入讨论请参见：Jeremy L. Wallace，Seeking Truth and Hiding Facts： Information， Ideolog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

2、Fergus Millar, 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31 BC–AD 33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Richard J. A. Talbert, The Senate of Imperial Rom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J. A. Crook, “Augustus: Power, Authority, Achievement,”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0, The Augustan Empire, 43 BC–AD 69, ed. Alan K.Bowman, Andrew Lintott, and Edward Champl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3–46.

3、Peter H. Solomon, Soviet Criminal Justice Under Stal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ephen Kotkin, 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 (New York:Penguin Press, 2017), 330–33, 371–73, 477–80.

4、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 Masha Gessen, The Future Is History: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7);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2018); Timothy Snyder, The Road to Unfreedom:Russia, Europe, America (New York: Crown, 2018); Gideon Rachman, The Age of the Strongman: How the Cult of the Leader Threatens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Other Press, 2022).

5、H.J.Res.114–107th Congress (2001–2002):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gainst Iraq Resolution of 2002, Congress.gov, Oct. 16, 2002, www.congress.gov/bill/107th-congress/house-joint-resolution/114.

6、Frank Newport, “Seventy-Two Percent of Americans Support War Against Iraq,” Gallup,March 24, 2003, news.gallup.com/poll/8038/SeventyTwo-Percent-Americans-Support-War-Against-Iraq.aspx.

7、“Poll: Iraq War Based on Falsehoods,” UPI, Aug. 20, 2004, www.upi.com/Top_News/2004/08/20/Poll-Iraq-war-based-on-falsehoods/75591093019554/.

8、James Eaden and David Rent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Since 1920 (London:Palgrave, 2002), 96; Ian Beesley,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abinet Secretaries (London:Routledge, 2017), 47.

9、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3–4, 20–22.

10、Ralph Hassig and Kongdan Oh, The Hidden People of North Korea: Everyday Life in the Hermit Kingdo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Seol Song Ah, “Inside North Korea’s Supreme People’s Assembly,”Guardian, April 22, 2014,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apr/22/inside-north-koreas-supreme-peoples-assembly.

11、Andrei Lankov, The Real North Korea: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Failed Stalinist Utopi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Graeber and Wengrow, Dawn of Everything, chaps. 2–5.

13、Ibid., chaps. 3–5; Bellah,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117–209; Pierre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Zone Books, 1988).

14、Michael L. Ross, The Oil Curse: How Petroleum Wealth Shap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Leif Wenar, Blood Oil: Tyrants, Violence,and the Rules That Ru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Karen Dawisha,Putin’s Kleptocracy: Who Owns Russia?（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4）.

15、Graeber and Wengrow, Dawn of Everything , chaps.3–5; Eric Alden Smith and Brian F. Codding, “Ecological Vari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equality in Hunter-Gatherer Societi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 no. 13 (2021).

16、James Woodburn, “Egalitarian Societies,”Man 17, no. 3 (1982): 431–51.

17、Graeber and Wengrow, Dawn of Everything , chaps. 3–5; Bellah，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chaps. 3–5.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Kipe部落大约有5000人，以部分狩猎采集、部分农业的方式为生，关于Kipe部落的信息流动方式，请参见：Madden，Bryson，and Palimi，“Information Behavior in Pre-literate Societies.”

18、乌鲁克这样的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偶尔会采用民主制度，参见：Graeber and Wengrow，Dawn of Everything.

19、John Thorley, Athenian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5), 74; Nancy Evans, Civic Rites: Democrac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the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16.

20、Thorley, Athenian Democracy; Evans, Civic Rites, 79.

21、Millar,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Talbert, Senate of Imperial Rome.

22、Kyle Harper,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30–31; Walter Scheidel, “Demograph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 ed. Ian Morris, Richard P. Saller,and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8–86.

23、Vladimir G. Lukonin, “Political,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Taxes, and Trade,”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Seleucid Parthian , vol. 3, The Seleucid, Parthian,and Sasanid Periods, ed. Ehsan Yarshat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81–746; Gene R. Garthwaite, The Persians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2005).

24、根据传统罗马历纪年，时间是在公元前390年，但实际可能是在公元前387年或公元前386年。参见：Tim Cornell，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c. 1000–264 B.C.）（London：Routledge，1995），313–14.有关这个事件的细节，请参见：Livy，History of Rome，5：34–6：1与Plutarch，Camillus，17–31.关于独裁官职务的讨论，请参见：Andrew Lintot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Hannah J. Swithinbank, “Dictator,” in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History, ed. Roger S. Bagnall et al.（Malden，Mass.：John Wiley& Sons，2012）.

25、Harper, Fate of Rome, 30–31; Scheidel, “Demography.”

26、Rein Taagepera, “Size and Duration of Empires: Growth-Decline Curves, 600 B.C. to 600 A.D.,”Social Science History 3, no. 3/4 (1979): 115–38.

27、William V. Harris, Ancient Lite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41, 267.

28、Theodore P. Lianos, “Aristotle on Population Size,”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24, no. 2 (2016): 11–26; Plato B. Jowett, “Plato on Population and the Stat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2, no. 4 (1986): 781–98; Theodore Lianos, “Population and Steady State Economy in Plato and Aristotle,”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7, no. 1(2023): 123–38.

29、参见：Gregory S. Aldrete and Alicia Aldrete，“Power to the People：Systems of Government，”in The Long Shadow of Antiquity： What Have the Greeks and Romans Done for Us ？（London：Continuum，2012）.另请参见：Eeva-Maria Viitanen and Laura Nissin，“Campaigning for Votes in Ancient Pompeii：Contextualizing Electoral Programmata，” in Writing Matters:Presenting and Perceiving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ed.Irene Berti et al.(Berlin: De Gruyter, 2017), 117–44; Willem Jongma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Pompeii (Leiden: Brill, 2023).

30、Aldrete and Aldrete, Long Shadow of Antiquity, 129–66.

31、Roger Bartlett, A History of Russia (Houndsmills, U.K.: Palgrave, 2005), 98–99; David Moon, “Peasants and Agricultu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ed. Dominic Lieven(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9–93;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2nd ed. (London: Penguin, 1995), 18; Peter Toumanof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asant Commune in Russia,”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no. 1 (1981): 179–84;William G. Rosenberg, “Review of Understanding Peasant Russi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5，no. 4（1993）：840–49.然而，如果把这些村社理想化，认为是民主的模范，那将是十分危险的。详情请参见：T. K. Dennison and A. W. Carus,“The Invention of the Russian Rural Commune: Haxthausen and the Evidence,”Historical Journal 46, no. 3 (2003): 561–82.

32、Andrew Wilson, “City Sizes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in Settlement,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ed. Alan Bowman and Andrew Wil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1–72.

33、这只是一个估算。学者并没有现代波兰早期的详细人口资料，只是假设波兰人口约有一半是成年人，其中又有一半是成年男性。至于贵族人口，Urszula Augustyniak估计在18世纪下半叶占总人口的8%~10%。参见：Jacek Jedruch，Constitutions， Elections， and Legislatures of Poland， 1493–1977： A Guide to Their History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448–49; Urszula Augustyniak, Historia Polski, 1572–1795 (Warsaw:Wydawnictwo Naukowe PWN, 2008), 253, 256;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 , vol. 1, The Origins to 179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14–15; Aleksander Gella, Development of Class Structure in Eastern Europe:Poland and Her Southern Neighbo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13;Felicia Rosu, Elective Monarchy in Transylvania and Poland-Lithuania, 1569–158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

34、Augustyniak, Historia Polski , 537–38; Roşu，Elective Monarchy in Transylvania and Poland-Lithuania，149n29. 有些资料来源的数据高得多，为4万~5万人。参见：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New York：Routledge，2007），177，and W. F. Reddaway et al.，eds.，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71.

35、Davies, God’s Playground; Rosu, Elective Monarchy in Transylvania and Poland-Lithuania;Jedruch, Constitutions, Elections, and Legislatures of Poland.

36、Davies, God’s Playground, 190.

37、Peter J. Taylor,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The United Provinces as First Hegemonic State,”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7, no. 1 (1994): 25–46, doi.org/10.2307/1389408; Jonathan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38、关于早期现代荷兰的民主特征的相关讨论，参见：Maarten Prak，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rans. Diane Webb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J. L. Price, Holland and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Politics of Particular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Catherine Secretan, “‘True Freedom’ and the Dutch Tradition of Republicanism,”Republics of Letters: A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Knowledge, Politics, and the Arts 2, no. 1 (2010): 82–92; Henk te Velde, “The Emergence of the Netherlands as a ‘Democratic’ Country,”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7, no. 2 (2019): 161–70; Maarten F. Van Dijck,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Rise of Three Types of Civil Societies in the Spanish Netherlands and the Dutch Republic,”Social Science History 41, no. 1 (2017): 59–81; Remieg Aerts,“Civil Society or Democracy? A Dutch Paradox,”BMGN: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125 (2010): 209–36.

39、Michiel van Groesen, “Reading Newspapers in the Dutch Golden Age,”Media History 22,no. 3–4 (2016): 334–52, doi.org/10.1080/13688804.2016.1229121; Arthur der Weduwen,Dutch and Flemish Newspape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618–1700 (Leiden:Brill, 2017), 181–259; “Courante,” Gemeente Amsterdam Stadsarchief, April 23, 2019, www.amsterdam.nl/stadsarchief/stukken/historie/courante/.

40、van Groesen，“Reading Newspapers in the Dutch Golden Age.”大约同时，报纸也出现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法兰克福、汉堡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城市。

41、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9);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6), 24–25; Andrew Pettegree, The Invention of News: How the World Came to Know About Itself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2、1828年，美国有863家报纸，每年发行量达到6800万份。参见：William A. Dill，Growth of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1928），11–15.也请参见：Paul E. Ried，“The First and Fifth Boylston Professors：A View of Two Worlds，”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4, no. 2 (1988): 229–40, doi.org/10.1080/00335638809383838; Lynn Hudson Parsons, The Birth of Modern Politics:Andrew Jackson,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Election of 18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4–35.

43、Parsons, Birth of Modern Politics, 90–107; H. G. Good, “To the Future Biographers of John Quincy Adams,”Scientific Monthly 39, no. 3 (1934): 247–51, www.jstor.org/stable/15715;Robert V. Remini, Martin Van Bur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arles N. Edel, Nation Builder: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4、Alexander Saxton, “Problems of Class and Race in the Origins of the Mass Circulation Press,”American Quarterly 36, no. 2 (Summer 1984): 211–34.

45、“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24: A Resource Guide,”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Jan. 1, 2024, guides.loc.gov/presidential-election-1824/; “Bicentennial Editi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U.S. Census Bureau, Sept. 1975,accessed Dec. 30, 2023, 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1975/compendia/hist_stats_colonial-1970.html; Charles Tilly, Democr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97–98.关于1824年的合格选民人数信息，参见：Jerry L. Mashaw，Creat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 The Lost One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8; Ronald P. Formisano, For the People: American Populist Movements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1850s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142.请注意，这里的百分比为预估，会因对“成年”定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46、Colin Rallings and Michael Thrasher, British Electoral Facts, 1832—2012 (Hull:Biteback, 2012), 87; John A. Phillips, The Great Reform Bill in the Borough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2), 29–30; Edward Hicks, “Uncontested Elections: Where and Why Do They Take Place?,”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April 30, 2019, 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uncontested-elections-where-and-why-do-they-take-place/.英国人口普查信息取自：Abstract of the Answers and Returns Made Pursuant to an Act： Passed in the El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is Majesty King George IV（London：House of Commons，1833），xii.在线阅读请见：www.google.co.uk/books/edition/_/zQFDAAAAcAAJ?hl=en&gbpv=0.1841年之前的人口普查信息请见：1841census.co.uk/pre-1841-census-information/.

47、“Census for 1820,” U.S. Census Bureau, accessed Dec. 30, 2023, 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1821/dec/1820a.html.

48、关于讨论早期美国民主本质的各种不同观点，参见：Danielle Allen，“Democracy vs.Republic，” in Democracies in America，ed. Berton Emerson and Gregory Laski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7–23; Daniel Walker Howe, What Hath God Wrou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1815—18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9、“The Heroes of July,”New York Times, Nov. 20, 1863, www.nytimes.com/1863/11/20/archives/the-heroes-of-july-a-solemn-and-imposing-event-dedication-of-the.html.

50、Abraham Lincoln and William H. Lambert, “The Gettysburg Address. When Written, How Received, Its True Form,”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33, no. 4(1909): 385–408, www.jstor.org/stable/20085482; Ronald F. Reid, “Newspaper Response to the Gettysburg Addresses,”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3, no. 1 (1967): 50–60.

51、William Hanchett, “Abraham Lincoln and Father Abraham,”North American Review 251,no. 2 (1966): 10–13, www.jstor.org/stable/25116343; Benjamin P. Thomas, Abraham Lincoln:A Biograph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403.

52、Martin Pengelly, “Pennsylvania Newspaper Retracts 1863 Criticism of Gettysburg Address,”Guardian, Nov. 16, 2013,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nov/16/gettysburg-address-retraction-newspaper-lincoln.

53、“Poll Shows 4th Debate Had Largest Audience,”New York Times, Oct. 22, 1960, www.nytimes.com/1960/10/22/archives/poll-shows-4th-debate-had-largest-audience.html; Lionel C. Barrow Jr., “Factors Related to Attention to the First Kennedy‐Nixon Debate,”Journal of Broadcasting 5, no. 3 (1961): 229–38, doi.org/10.1080/088381561093859691961; Vito N. Silvestri, “Television’s Interface with Kennedy, Nixon, and Trump: Two Politicians and One TV Celebrit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3, no. 7 (2019): 971–1001，doi.org/10.1177/0002764218784992.根据1960年的人口普查，当时美国人口为179323175人。参见：“1960 Census of Population：Advance Reports，Final Population Counts，” U.S.Census Bureau，Nov. 15，1960，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1960/dec/population-pc-a1.html.

54、“National Turnout Rates, 1789–Present,” U.S. Elections Project, accessed Jan. 2, 2024,www.electproject.org/national-1789-present; Renalia DuBose, “Voter Suppression: A Recent Phenomenon or an American Legacy?,”University of Baltimore Law Review 50, no. 2(2021), article 2.

55、以下关于极权主义的讨论，有许多参考了关于这种现象的经典研究：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1973）; Carl Joachim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Juan José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Boulder，Colo.：Lynne Rienner，1975）.我还参考了一些比较晚近的想法，比较重要的包括：Gessen，Future Is History，以及Marlies Glasius，“What Authoritarianism Is . . . and Is Not: A Practice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Affairs 94, no. 3 (2018): 515–33.

56、Vasily Rudich, Political Dissidence Under Nero (London: Routledge, 1993), xxx.

57、例如参见：Tacitus，Annals，14.60.另请参见：John F. Drinkwater，Nero： Emperor and Court(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T. E. J. Wiedemann, “Tiberius to Nero,” in Bowman, Champlin, and Lintott,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98–255.

58、Carlos F. Noreña, “Nero’s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Nero, ed. Shadi Bartsch, Kirk Freudenburg, and Cedric Littlewood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8–62.

59、这个数据包括了军团士兵与雇佣兵。参见：Nigel Pollard，“The Roman Army，” in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ed. David Potter（Malden，Mass.：Blackwell，2010），206–27;Noreña, “Nero’s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51.

60、Fik Meijer, Emperors Don’t Die in B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Joseph Homer Saleh,“Statistical Reliability Analysis for a Most Dangerous Occupation: Roman Emperor,”Palgrave Communications 5, no. 155 (2019), doi.org/10.1057/s41599-019-0366-y; Francois Retief and Louise Cilliers, “Causes of Death Among the Caesars (27 BC–AD 476),”Acta Theologica 26, no. 2 (2010), www.doi.org/10.4314/actat.v26i2.52565.

61、Millar,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也请参见：Peter Eich，“Center and Periphery：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in Roman Imperial Times，” in Rome, a City and Its Empire in Perspective:The Impact of the Roman World Through Fergus Millar’s Research, ed. Stéphane Benoist(Leiden: Brill, 2012), 85–108; Benjamin Kelly, Petitions, Litig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in Roman Egyp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arry Sidebottom, The Mad Emperor: Heliogabalus and the Decadence of Rome (London: Oneworld, 2023).

62、Paul Cartledge, The Spartans: The World of the Warrior-Heroes of Ancient Greece, from Utopia to Crisis and Collaps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Stephen Hodkinson,“Sparta: An Exceptional Domination of State over Society?,” in A Companion to Sparta , ed. Anton Powell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17), 29–57; Anton Powell, “Sparta: Reconstructing History from Secrecy, Lies, and Myth,” in Powell,Companion to Sparta , 1–28; Michael Whitby, “Two Shadows: Images of Spartans and Helots,” in The Shadow of Sparta , ed. Anton Powell and Stephen Hodkinson (London:Routledge, 2002), 87–126; M. G. L. Cooley, ed., Sparta , 2nd ed.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146–225; Sean R. Jensen and Thomas J. Figueira,“Peloponnesian League,” in Bagnall et al.,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History; D. M. Lewis,“Sparta as Victor,”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ed. D. M. Lewis et al.(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44.

63、Mark Edward Lewis,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9.

64、Fu, China’s Legalists, 6, 12, 23, 28.

65、Xinzhong Yao, 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5, 187–213; Chad Hansen, “Daoism,”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N. Zalta, Spring 2020, accessed Jan. 5, 2025, plato.stanford.edu/cgi-bin/encyclopedia/archinfo.cgi?entry=daoism.

66、Sima Qian, Raymond Dawson, and K. E. Brashier, The First Emperor: 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4–75; Lewis, Early Chinese Empires; Frances Wood, China’s First Emperor and His Terra-Cotta Warriors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8), 81–82; Sarah Allan, 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22; Anthony J. Barbieri-Low, The Many Lives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2).

67、关于秦朝与汉朝的部分，参见：Lewis，Early Chinese Empires，chaps.1–3; Julie M. Segraves,“China: Han Empire,” 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cheology , vol. 1, ed. Neil Asher Silb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Robin D. S. Yates, “Social Status in the Ch’in: Evidence from the Yun-Men Legal Documents.Part One: Common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no. 1 (1987): 197–237; Robin D. S. Yates, “State Control of Bureaucrats Under the Qin: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Early China 20 (1995): 331–65;Ernest Caldwell, Writing Chinese Laws: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Legal Statutes Found in the Qin Shuihudi Corpus (London: Routledge, 2018); Anthony François Paulus Hulsewé,Remnants of Ch’in Law: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in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Rules of the 3rd century BC Discovered in Yün-meng Prefecture, Hu-pei Province, in 1975(Leiden: Brill, 1975);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Shang, Book of Lord Shang; Yuri Pines, “China,Imperial: 1.Qin Dynasty, 221–207 BCE,” in The Encyclopedia of Empire , ed. N. Dalziel and John M. MacKenzie (Hoboken, N.J.: Wiley, 2016), doi.org/10.1002/9781118455074.wbeoe112; Hsing I-tien, “Qin-Han Census and Tax and Corvée Administration: Notes on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in Birth of an Empire: The State of Qin Revisited, ed.Yuri Pines et al.(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155–86; Charles Sanft,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ublicizing the Qin Dynas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68、Kotkin, Stalin, 604.

69、McMeekin, Stalin’s War, 220.

70、Thomas Henry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52.

71、Iu. A. Poliakov, ed.,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37 G . （Institut istorii SSSR，1991），250.关于线人的人数，据称在1951年有上千万人，参见：Jonathan Brent and Victor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 The Plot Against the Jewish Doctors， 1948—1953(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106.

72、Stephan Wolf, Hauptabteilung I: NVA und Grenztruppen (Berlin: Bundesbeauftragte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 2005); Dennis Deletant, “The Securitate Legacy in Romania,” i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New Democracies: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Romania, ed.Kieran Williams (London: Palgrave, 2001), 163.

73、Kotkin, Stalin, 378.

74、Ibid., 481.

75、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s of the Thirties (New York: Collier, 1973), 632.

76、生平资料参见：N. V. Petrov and K. V. Skorkin，Kto rukovodil NKVD 1934–1941：Spravochnik（Moscow：Zvenia，1999），80–464.

77、Julia Boyd, A Village in the Third Reich: How Ordinary Lives Were Transformed by the Rise of Fascism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23), 75–84.

78、Robert William Davies, Mark Harrison, and S. G. Wheatcroft, ed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13—19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3–91;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Picador, 2007), 50.

79、Kotkin, Stalin, 16, 75; R. W. Davies and Stephen G.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47.

80、Davies and Wheatcroft, Years of Hunger, 446–48.

81、Kotkin, Stalin, 129; Figes, Whisperers, 98.

82、Figes, Whisperers, 85.

83、Kotkin, Stalin, 29, 42; Lynne Viola, Unknown Gulag: The Lost World of Stalin’s Peasant Settle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0.

84、关于斯大林这场演说的历史脉络与重要性，参见：Lynne Viola，“The Role of the OGPU in Dekulakization，Mass Deportations，and Special Resettlement in 1930，”Carl Beck Papers 1406（2000）：2–7; Kotkin, Stalin, 34–36.

85、1930年1月，苏联政府的目标是在1931年春季之前完成主要粮食产区的集体化（同时完成去富农化），并预计在1932年春季之前完成次要产区的集体化。参见：Viola，Unknown Gulag，21.

86、Ibid.，2（关于该委员会的描述）; V. P. Danilov, ed.,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 Dokumenty i materialy, 1927—1939（Moscow：ROSSPEN，1999），2：123–26（委员会决议草案提出3%~5%的目标）。关于之前对富农人数的估计，参见：Moshe Lewin，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A Study of Collectivization （New York：Norton，1975），71–78; Nikolai Shmelev and Vladimir Popov, The Turning Point:Revitalizing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48–49.

87、本法令的英文翻译可参见：Lynne Viola et al.，eds.，The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1927—1930：The Tragedy of the Soviet Countrysid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228–34.

88、Viola, Unknown Gulag, 22–24; James Hughes, Stalinism in a Russian Province: Collectivization and Dekulakization in Siberia (New York: Palgrave, 1996), 145–46, 239–40nn32 and 38, 151–53;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9; Figes，Whisperers，87–88.关于数字膨胀的情况，参见：Figes，Whisperers，87，and Hughes，Stalinism in a Russian Province，153.

89、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129–31; Kotkin, Stalin , 74–75; Viola et al.,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220–21; Lynne Viola, “The Second Coming: Class Enemies in the Soviet Countryside, 1927–1935,” in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ed. John Arch Getty and Roberta Thompson Mann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5–98;Figes, Whisperers, 86–87; Sheila Fitzpatrick, Stalin’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 Collectiv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5;Hughes, Stalinism in a Russian Province , 145–57, 239–40; Viola et al.,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230–31, 240.

90、Kotkin，Stalin，75.某些作者提出的观点认为，当时有多达千万的农民被驱离家园。参见：Norman M. Naimark，Genocide： A World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87; Figes, Whisperers, 33.

91、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124–41; Fitzgerald, Stalin’s Peasants, 123.

92、I. S. Robinson, Henry IV of Germany, 1056–110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3–70; Uta-Renate Blumenthal, “Canossa and Royal Ideology in 1077:Two Unknown Manuscripts of De penitentia regis Salomonis,”Manuscripta 22, no. 2(1978): 91– 96.

93、Thomas F. X. Noble, “Iconoclasm, Images, and the West,” in A Companion to Byzantine Iconoclasm, ed. Mike Humphreys (Leiden: Brill, 2021), 538–70; Marie-France Auzépy, “State of Emergency (700–85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c. 500–1492 , ed. Jonathan Shepar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9–91; Mike Humphreys, introduction to A Companion to Byzantine Iconoclasm, ed. Mike Humphreys (Leiden: Brill, 2021), 1–106.

94、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AM 6211, cited in Roman Cholij, Theodore the Stoudite: The Ordering of Holi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

95、Peter Brown, “Introduction: Christendom, c. 6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vol. 3, Early Medieval Christianities, c. 600–c.1100, ed. Thomas F. X. Noble and Julia M.H.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0; Miri Rubin and Walter Simons, introduction to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 4, Christianity in Western Europe, c. 1100–c. 1500, ed. Miri Rubin and Walter Simons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Kevin Madigan, Medieval Christianity: A New History(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80–94.

96、参见：Piotr Górecki，“Parishes，Tithes，and Society in Earlier Medieval Poland，c. 1100–c. 1250，”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83，no. 2（1993）：i– 146.

97、Marilyn J. Matelski, Vatican Radio: Propagation by the Airwaves (Westport, Conn.:Praeger, 1995); Raffaella Perin, The Popes on Air: The History of Vatican Radio from Its Origins 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24).

98、Jaroslav Hašek, The Good Soldier Švejk, trans. Cecil Parrott (London: Penguin,1973), 258–62, 280.

99、Serhii Plokhy, Atoms and Ashes: A Global History of Nuclear Disaster (New York: W. W.Norton, 2022); Olga Bertelsen, “Secrecy and the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Surrounding Chernoby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35, no. 2(2022): 292–317; Edward Geist, “Political Fallout: The Failur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t Chernobyl,”Slavic Review 74, no. 1 (2015): 104–26; “Das Reaktorunglück in Tschernobyl wird bekannt,”SWR Kultur, April 28, 1986, www.swr.de/swr2/wissen/archivradio/das reaktorunglueck-in-tschernobyl-wird-bekannt-100.html.

100、J. Samuel Walker, Three Mile Island: A Nuclear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78–84; Plokhy, Atoms and Ashes; Edward J. Walsh,“Three Mile Island: Meltdown of Democracy?,”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39, no. 3(1983): 57–60; Natasha Zaretsky, Radiation Nation: Three Mile Island and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197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U.S.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 Island: The Need for Change, the Legacy of TMI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101、Valerii Soifer, 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viet 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294; Jan Sapp, Genesis: The Evolution of Bi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3; John Maynard Smith, “Molecules Are Not Enough,”London Review of Books, Feb. 6, 1986, www.lrb.co.uk/the-paper/v08/n02/john-maynard-smith/molecules-are-not-enough; Jenny Leigh Smith, Works in Progress: Plans and Realities on Soviet Farms, 1930—196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5; Robert L. Paarlberg, Food Trade and Foreign Policy: Ind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66–88; Eugene Keefe and Raymond Zickel,eds., The Soviet Union: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1991), 532;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917—1991(London: Penguin, 1992), 412; Sam Kean, “The Soviet Era’s Deadliest Scientist Is Regaining Popularity in Russia,”Atlantic , Dec. 19, 2017, 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7/12/trofim-lysenko-soviet-union-russia/548786/.

102、David E. Murphy, What Stalin Knew: The Enigma of Barbaross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4–260; S. V. Stepashin, ed.,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vechestvennoi voine: Sbornik dokumentov [The organs of state security of the USSR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vol. 2, book 2(Moscow: Rus’, 2000), 219; A. Artizov et al., eds., 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Dokumenty Prezidiuma TsK KPSS i drugie materialy [Rehabilitation: How it was. Documents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CC CPSU and other materials] (Moscow: Mezhdunarodnyi Fond“Demokratiia,” 2000), 1:164–66;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nia.Razmyshleniia o I. V. Staline [Through the eyes of a person of my generation. Reflections on I.V.Stalin.] (Moscow: Kniga, 1990), 378–79; Montefiore, Stalin , 305–6; David M.Glantz, Colossus Reborn: The Red Army at War, 1941—194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715n133.

103、McMeekin, Stalin’s War, 295.

104、Ibid., 302–16.

105、Evan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The Nazi-Soviet War, 1941—1945, 2nd ed. (London:Bloomsbury, 2016), 208–9;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3–34; Merridale,Ivan’s War, 140–59;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33.

106、Montefiore, Stalin , 486–88; 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New York: Knopf, 1972), 469.

107、Arthur Marwick, The Sixtie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 1958–c. 1974 (London: Bloomsbury Reader, 1998); Peter B. Levy, The Great Uprising: Race Riots in Urban America During the 1960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8、Victor Yasmann, “Grappling with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Soviet/East European Survey, 1984–1985: Select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from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ed. Vojtech Mastn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