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寺在姑苏城外，唐人诗已累累见之，千余年来，为吴下一大禅院。”清代学者薛福成在《庸盦笔记》里的这句话，足见寒山寺历千余年而不衰的盛况。但是在道光年间，“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过客者，共一百四十余人，忽一日尽死寺中”。

《庸盦笔记》与很多清代笔记不同之处在于，其中所述内容真实者多而杜撰者少，所以其史料价值大于文学价值，而寒山寺发生的这起离奇的命案亦翔实可信。有一天，去寺庙上香的香客走进寺门，发现寺内寂静如斯，只见累累遗尸，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香客立刻找到地保，一起报官。突然死亡一百四十余人，搁在哪个朝代都是特大命案。县令不敢含糊，赶紧带着仵作前来勘查现场和验尸，发现尸体上并无伤口。恰好有个在室内做饭的厨工死而复苏，县令问他“诸僧今日食何物”，那厨工说“吃面”，县令就详细询问是谁煮的面，用了什么佐料调的面汤等等。那个厨工说：“今天正值方丈和尚的生日，他特别让我们设素面以供诸僧和香客。我恰好在后园中发现两枚蘑菇，紫色鲜艳，其大径尺，于是采下来调羹浇面。但觉其香味鲜美异常，还没来得及亲口品尝，忽然头晕倒地，不省人事。醒来才知道寺里死了这么多人。”说着不免号啕大哭。

县令让他带路到采摘蘑菇之处，又在丛莽中发现了两枚颜色鲜艳的蘑菇。县令让衙役摘下蘑菇，在蘑菇下面发现两个洞穴，“县令复集夫役，持锹镢，循其穴而发掘之”。挖了一丈有余，突然钻出来大大小小数百条赤练蛇，“有长至数丈者，有头大如巨碗者”。原来这些蘑菇的下面就是赤练蛇出入之所，那些蘑菇长年累月受到蛇毒的熏染，早已成为剧毒之物，故僧食之无一生还。“县令乃命储火种，发鸟枪，一举焚之，蛇之种类尽灭”，而寒山寺也从此荒废了。

如果说在“动物性野味”中，致死最多者不好统计的话，那么在“植物性野味”中，拔头筹者绝对是菌菇。此类案例在古代笔记中记载很多，但像寒山寺这样一下子毒死一百四十余人者，则极其罕见。众所周知，现在科学研究已经证明，毒蘑菇上的毒素都是“自带”的，但古人囿于科学不昌，所以往往认为毒蘑菇是有毒的蛇虫熏染而成。比如，宋代陈仁玉就在《菌谱》中说：“俗言毒蛰气所成，食之杀人。”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里说：“菌蕈之属多生深山穷谷中，蛇虺之气熏蒸，易中其毒。”还有清人吴林在《吴菌谱》里提到一件事：阳山西花巷里，有个人“在一荒墩上采菌一丛，煮而食之，率然毒发”。官府在调查这一案件时，往他采菌处搜寻，“掘之，见一古冢，满中是蛇”。就连明代大文学家、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也坚定地认为：“盖地下有蛇冲，蕈生其上，适为毒气所钟，故能害人！”

尽管食用毒菌菇不免致命，可是分辨菌菇是否有毒的办法在古代却莫衷一是，干脆说就是全不靠谱。如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凡菌为羹，照人无影者，不可食。”《食疗本草》里说：“凡煮菌，投入姜屑、饭粒，若黑色者杀人，否则无毒。”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像拼死吃河豚一样，想方设法采摘蘑菇烹饪，原因只有一个：蘑菇真的很好吃。

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美食家李渔，他在《闲情偶寄》里一边痛陈菌菇的毒性酷烈，一边又盛赞菌菇：“求至鲜至美之物，于笋之外，其惟蕈乎……苟非有毒，食之最宜。此物素食固佳，伴以少许荤食尤佳，盖蕈之清香有限，而汁之鲜味无穷。”另外一位大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亦云：“蘑菇不止作汤，炒食亦佳。”事实上蘑菇作为一种珍贵的食材，从经济的角度有更直观的体现。美国学者谢健在《帝国之裘》一书中考证：清朝时期“每采一斤蘑菇，采菇人能挣七钱到一两二钱的银子，如果一年的收获量达到八千斤，仅从批发商那里产生的利润就能达到九千两银子”。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因为北京的普通旗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四两银子。18世纪末，北京的衙门要求一斤蘑菇与一件新貂裘要收同样的税。《岫岩县志》记载，1927年，每斤口蘑的价格居然是每斤木耳的两千倍！

也正因此，当人们采摘到野生蘑菇时，往往喜出望外，忘了胡乱食用可能有性命之虞。如宋代学者洪迈在《夷坚志》中写崇宁年间事：“苏州天平山白云寺五僧行山间，得蕈一丛，甚大，摘而食之，至夜发吐。三人急采鸳鸯草生啖，遂愈，二人不甚肖食，吐至死。”在这里，鸳鸯草其实就是金银花，“此草藤蔓而生，对开黄白花，傍水处多有之，治痈疽肿毒有奇功”。《五杂俎》记嘉靖壬子年（1552年）四月有这样一件事，“金陵有井皮行者，于其家竹林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数口皆毒死”。

说了这么多中毒的案例，自然也有解毒的案例。如清人朱海在《妄妄录》里就曾总结了一套“甘草解毒法”：于惊蛰日找一个大竹筒，“去皮，两头留节，一头开一小孔，以甘草研细末满贮筒中，用木塞紧，再以桐油、石灰封固，浸大粪缸内一年”，此后遇到有吃了毒蘑菇中毒的，从中取甘草末一两，冷水调服，可立愈。想来是甘草有解毒之效，加上粪臭可以催吐的缘故吧！

说来奇特的是，毒蘑菇除了毒死人以外，还能让人患上奇怪的疾病——比如狂笑不止。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有记：“菌蕈有一种，食之令人得干笑疾，土人戏呼为‘笑矣乎’。”清末学者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则记录自己亲历一事：他所住的马医科巷，邻居姓潘，潘某的丈母娘跟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有一天，老人家吃完蘑菇之后，觉得肚子不太舒服，就到床上躺着，然后不知不觉间开始吃吃地发笑，继而大笑不已。她的女儿听到笑声，赶紧来问母亲是怎么回事。其母说：“我吃了毒蘑菇了，恐怕要死了！”说是这么说，可是依然笑不绝口，过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旋即跌倒在地，遂伏地狂笑。其女见母亲此种情状，惊惶失措，突然想起隔壁住着的俞樾是个大学问家，且颇通医学，赶紧叩门求救。俞樾“检视沪上所刊经验良方”，知道患者吃的乃是“笑菌”，用薜荔可以治疗。恰好家中小园种有薜荔，他们“乃采一束，煎汤与之饮之，须臾笑止，至今无恙”。

其实从现代科学研究来看，这位老人家吃的蘑菇里应该是含有神经精神型毒素，如光盖伞素等就是这类毒素中最著名的。这类毒素可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心跳加快，导致患者兴奋异常，产生幻觉，从而大笑不止或狂歌乱舞，仿佛喝醉酒一般。当然，也正是因为不同的蘑菇含有不同的毒素，所以在遇到某些奇特的疾病时，有些毒蘑菇也可以化毒为药，起到对症之效。

清代学者钮琇在笔记《觚剩》中写过一事：明朝万历年间，吴元夫总制两粤，他只有一个儿子，“甫弱冠而身染黄病，吐呕膨胀，不能饮食。两粤名医，延致殆遍，百治不效”。于是他便贴出求医榜文：“府中公子患病，有能治者与百金。”有个名叫林茂的赌徒输光了家当，饿急了眼，便想先揭下榜来，混个饱死鬼，“遂揭榜纸纳于怀”。被请进府中后，吴元夫问林茂是否懂医，他硬着头皮说懂，于是吴元夫让左右把儿子扶出来。林茂放眼望去，只见眼前这位公子面黄如金，奄奄一息，让人惊奇的是他的肚子不是一般的膨隆，好像顶着口锅。林茂一边装作给公子把脉，一边想混顿饱饭就开溜。于是信口说：“这个病不难治，待我进一草药，定获神效。”吴元夫一听，赶紧赐以酒食。林茂吃饱喝足，出外寻找“草药”。本来他准备就此脚底抹油，谁知吴元夫亦有防备，“遣中军官与同骑而出”，其实就是防止他逃跑。偏巧林茂饥饿很久，突然吃了一顿饱的，消化不了，腹中作痛几欲堕马。行至城外旷野之地，便下马对中军官说去找草药，实则是解大手。解完正待起身，“见鲜蕈一枝，色白肥大，采取入袖”，回来告诉中军官说：“仙草已得。”便联辔还府，煮汤给患者喝下。

当夜，林茂被留在府中。他因为心中有鬼，辗转难寐，暗想若是那白蘑菇无毒还好，倘若有毒，患者吃了一命呜呼，吴元夫岂能饶了自己……第二天一早突然有人急匆匆来找林茂，林茂以为把戏拆穿，吓得魂飞魄散，谁知跟着那人进了内府，只见吴元夫的公子正坐在床上喝粥，巨腹已平。公子对林茂说：“昨晚喝完先生的药，吐了一大口浓痰，痰中有三根红筋，析而细视，则是血裹人发，纠缠成团。吐后胸膈空洞，再无膨胀感，我的病彻底好了！”吴家上上下下自然感激不尽，不仅设宴款待数日，临别时“赠以冬夏之服一箧，黄金十笏，白金三百两”。

事虽荒诞不经，但也证明了“是药三分毒”与“是毒三分药”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其实就以蘑菇本身而论，恰是这种“两面性”的集中体现：吃对了是美味佳肴，吃不对就是穿肠毒药。今天，蘑菇已经大规模科学养殖，无论多么珍惜的品种，只要安全无害，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即便如此，也总有些迷恋“野味”的人喜欢去采摘野生蘑菇，以为能在人迹罕至之地，尝到世间难寻之味。可他们忘记了蘑菇的两面性，更忘记了世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这种两面性。因为就在人迹罕至之地，存有世间难见之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