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驭虚不仅是个奇才，还是个奇人。他“性豪宕，喜声色狗马，为富贵容，而不乐仕宦”。这在当时来说，就是典型的败家子儿没出息。偏偏他是个医科圣手，所以正统之士虽然看不起他，但又不敢得罪他，生怕有病的时候请不到这位大神。陈驭虚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专门欺负有权势的人，“陈与贵人交，必狎侮，出谩语相訾謷”。见到他们登门请他出诊，不是装睡就是装病，等他们走了，就冷笑着说：“这些东西活着对人有害，死了倒是好处多多，我才懒得救他们呢！”

陈驭虚能跟方苞相识，完全是拜大理寺卿高裔所赐。即便如此，高裔的家人染病，请陈驭虚出诊，他也总是慢吞吞的。反倒是方苞找他，他都是飞奔而至，也许是因为方苞身上那种放荡不羁的才情跟他十分投机的缘故吧！

陈驭虚看过方苞仆人的病情，沉思片刻，立刻开出了一道奇方：去买一些冰块，放在大缸子里，化成冰水后，让病人尽情地喝。喝光后，到了晚上，再让他服药，病人“汗如雨注，遂愈”。

方苞十分惊讶，不知道陈驭虚是用什么方法治好了病。陈驭虚说：“京城的卫生状况一向很差，胡同里人畜拥挤，生活在一起。而人们又都喜欢吃腥膻之类的‘重口味’食物，不利消化，积食上火。另外，很多家庭没有单独的厕所，在屋子里排便后直接倒在外面的沟渠里，肮脏的污水就在沟渠里流淌，偏偏护城河和排水设施又连年堵塞，没有办法向广川大壑排放污物。每年开春时，地气向上翻涌，到了夏天淫雨肆虐，跟那些污水掺杂在一起，到处泛滥，流满大街小巷。这时候太阳再一暴晒，疫气随之蒸腾而起，进入人的五脏六腑，长期积累就形成了瘟疫。而冰水有‘厉而下渗’的作用，可以将疠疫迅速排出体外，然后再服用药物，发汗也是排毒，这样就能够治愈疾病了。古人在冬天收集冰块，藏在地窖里保存，在宴请宾客、婚丧嫁娶等人群拥挤的场合使用，就是为了在传染病多发的时节防病、治病啊！”

为方苞的仆人治好了疾病，陈驭虚又继续栉风沐雨地穿梭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治疗瘟疫。达官显贵们为了拉拢他，劝他出来做官，或者去太医院做个医士，陈驭虚都拒绝了。他说：“我每天可以救治几十上百人的性命，如果我当了官，岂不等于每天要杀死几十上百人？这样的事情我可做不出！”也多亏了他宁做良医不做良相的志向，瘟疫终于得到了控制，“疫者闻驭虚来视，即自庆不死”。

不能不说，生活在清朝康熙时期的陈驭虚，对瘟疫的成因，还是有相当正确的见地的。那就是污水处理系统的堵塞，导致北京城的市民每到夏天就生活在一个可怕的“病箱”里。

现如今，很多人活一世矫情一生的文艺男女，喜欢“怀念”民国时期的北京。其实他们要是真的穿越回去，别的不说，一个“脏”字就能把他们活活吓死。从方苞生活的康熙年间到民国时期，北京的卫生状况一直得不到根本的扭转，甭看现在的影视剧把旧京城拍得何等的风景如画，读者如果想知道真的“旧京人物与风情”，不妨去看看1952年的老电影《龙须沟》，然后包您感慨：还是新中国好！

古代北京的污水处理系统，实际上是元代打下的底子。即在主要街道和居民区的地下，修有长长的暗沟，上边与一座用砖砌成的渗水井相通。居民把生活废水倒入渗水井之后，废水慢慢渗入暗沟，继而顺着暗沟流进水关和河道里。这一套污水处理系统，一用就是几百年，因此造成暗沟中淤积了大量的秽物。这期间，并非没有人意识到暗沟需要疏浚了，但关键问题在于暗沟很长，又砌在地下，掏挖十分不方便。因此，一到夏天多雨的时节，北京城的地面就污水横流，肮脏不堪，幸亏那时节没有现在这么多汽车，不然拥堵得只会更厉害，而由此引发的瘟疫也是时常发作。

到了明朝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真的是忍无可忍了，便批准了相关的奏折：“京城水关去处，每座盖火铺一，设立通水器具……迂雨过，即令打捞疏通，其各厂大小沟渠、水塘、河槽，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马通行疏通。”从此京城又添了一景，每年一过春分，许许多多“掏夫”便会刨土掀沟盖，掏挖深井中的淤泥，疏通地下暗沟。当然，这些“掏夫”普通人是不愿意做的，做的都是些衣食无着的城市最穷困者。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用生命在工作，读者一想可知，几百年没有疏通的暗沟，当沟盖打开之时，秽气冲腾，是何等的臭不可闻，不少“掏夫”被熏倒，甚至还有中毒而亡的。那些掏出的污泥秽物，都堆在街上，搞得整座北京城臭不可闻，来往的路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

直到清代，三月疏通暗沟依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一首竹枝词描述道：“污泥流到下洼头，积秽初通气上浮，逐臭当须掩鼻过，寻常三月便开沟。”

据史料记载，到清朝末年，北京城市人口达六十万，而六十万人每天产生的各种生活污物，完全依靠少量掏粪工、垃圾清运工来处理，根本无法应付。20世纪初，有西方来华外交官记录道：老北京的道路两边，到处是随地大小便留下的痕迹，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味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肮脏不堪的局面，不仅普通居民区没有改善，甚至还“扩散”到了皇家园林，比如北海公园的“海”上出现了多个垃圾岛，漂浮着一大堆臭不可闻的废品，成了苍蝇、老鼠的聚集地，随时有引发瘟疫的风险。

这样的情况，自然引起以霍乱为代表的瘟疫流行。民国时期著名新闻记者梅蒐在《益世余谭》中，就记录过1919年发生在北京的“虎烈拉（霍乱）流行”，据说由于病情“传染甚速”而为害甚大。次年，“天气亢旱，骄阳肆虐，寒暑表已达九十五华氏度（三十五摄氏度）。当此炎天烈日，热气侵人，大半喜食生冷，而劳动家为尤甚，甚至露宿当风，贪图一时凉爽。”梅蒐担心，这样的情形，很可能会导致虎烈拉的再次流行，因为除了城市本身脏乱不堪，滋生细菌之外，古代医书上还明白写着“多饮茶水、冰浆，致伤脾胃，遂成霍乱吐泻之症”。

1943年夏天，北京终于爆发了一次瘟疫大流行，时人“谈虎色变”（“虎”即前文的虎烈拉，指霍乱）。事实上，当时的北京，每年春夏，学生和市民都要打霍乱预防针，甚至路上还有人检查注射证，要是没带，连火车票都不能买。由于打预防针后，有的人胳膊肿痛、发烧，这些虽然都是正常的反应，但当时人不喜欢。当时人认为夏天要是上吐下泻，就吃点万应锭、藿香正气水什么的，过得去就过去，过不去就过不去了。

1943年的北京正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这次爆发的霍乱非常严重，从关外、热河等地闹起，疫情直扑北京。侵略者在霍乱防疫针的注射和检查上采用野蛮的手段，经常在街上拦路检查，发现没有注射证的，就拉出来打针，不肯打针就暴打。即便如此，仍然有人宁可缩在家里不出门或绕小胡同，也不肯打针。日本人实在是没辙，干脆出动军队，关城门检查没有注射证的市民，发现了就直接抓走。他们还在城门口摆放了十几口大缸，缸里全是撒了漂白粉的消毒水，出入城的只要携带食品，不管生熟，日本兵一律扔进缸里浸泡消毒，然后再还给主人，至于这么泡完之后还能不能吃，可就不管了。

看到这些，有人可能会觉得日本人在防治霍乱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是后来从日伪留下的档案中发现，这次霍乱大流行，正是日本人在北京悄悄培养霍乱病菌，研制生物武器的“副产品”（1943年，日军在山东卫河流域发动的细菌战——“霍乱作战”，导致中国死亡人数高达42.76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污水处理系统和疾病防疫水平都取得了巨大的改善和进步。重新了解北京城的瘟疫史，对于现代人而言，恐怕只能是为了了解而了解。不过，读书阅史，“为了了解而了解”总比“为了避免重蹈而了解”更让人开心和欣慰。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国家而言，没有暗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那将导致有些污秽无法排除，重要的是保持暗沟的卫生和疏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面上的健康和太平，这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最后，给敬爱的读者献上一首记载在《益世余谭》里的古卫生歌：

四时惟夏难将摄，伏阴在内腹冷清。

补肾汤药不可无，食饮稍冷勿哺啜。

心旺肾衰何所禁，特忌疏泄通精气。

寝处惟宜谨审间，默静志虑和心意。

冰酱瓜菜不宜人，必到秋来成疟痢。

其实，“卫生”二字在《汉书》中即已出现，而民国时期的人管讲述卫生道理的古诗和古话别有一称，曰“顽固卫生”，大凡有关健康的学问，能历经千年而始终“顽固”的，总有一番道理，不妨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