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二月河在历史小说《康熙皇帝》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强奸少女的恶霸，被康熙下令处死，斩决那天康熙帝正好在刑场附近的茶楼喝茶，发现死刑犯竟是另外一个人。康熙帝一头雾水。反倒是茶楼上的老板比较了解“舆情”，遂介绍说：“万岁爷不知，如今，有那一等一的大户，犯了法，又不想去死，就花钱买个替身……这就叫‘宰白鸭’。凡是当白鸭的，不是穷得没法儿活，就是家里出了大事，急等用钱，只好拿命去换了。”

“宰白鸭”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丑恶现象，晚清尤其严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轰动清代朝野的“王树汶案件”。

《庸闲斋笔记》是清末著名学者陈其元根据自己多年游宦经历写就的一部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笔记，“其所撰述的朝章典故及吏治得失多有所据，异于寒素耳食者之流”。书中有一篇“福建宰白鸭之惨”，历来为史家所看重。

“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一句话便把“宰白鸭”的现象及其原因说得明明白白。

陈其元的父亲陈鳌在泉州府审谳局任职，审讯一起斗殴致死的案件，正凶押解到大堂后，陈鳌一看他身体孱弱，年龄只有16岁，顿时起了疑心。因为随着案件资料一起送上来的尸格（尸检报告）上指出，死者身上有十余处刀伤，显示凶器并非只有一把，且伤口都很深，这说明砍杀“非一人所能为”，而且正凶“年稚弱，似亦非力所能为”。

陈鳌提高了警惕，仔细审讯，但正凶的供述滔滔不绝，与案件文书上的记录丝毫不差。陈鳌又让他把刚才的供述复述一遍，这下他才露出马脚。一般来说，犯人两次陈述同一件案子的案情，多少都会有差异，而这个正凶的供述竟“一字不误”，显然这不是“知情”，而是“背书”。陈鳌马上针对刀伤深度、刀伤类型等疑点加以驳诘，直指正凶一个人绝不可能犯下如此罪行。正凶虽然张口结舌，却死不改口，一副无赖的模样。

陈鳌却也不着急，耐心开导这个年轻人，告诉他生命可贵，不要浪掷。年轻人被陈鳌感动了，“始垂泣称冤，即所谓‘白鸭’者也”。

口供已改，陈鳌直接把案件驳回县里重审，谁知不久之后，县里又把案子打回来，仍照前议。陈鳌没想到面对一起已经揭穿的“宰白鸭”案件，县里居然还这样理直气壮，不禁勃然大怒，打算硬碰硬，然而“再提犯问之，则断断不肯翻供矣”。

这一回，陈鳌无论怎样给年轻的犯人做思想工作，犯人也不再改口，目光中流露出“谢谢大人，但我断无生理”的凄楚。而其他的审谳局官员都嘲笑陈鳌迂腐，“经行提讯，遂如县详定案”。等到主管司法、刑狱的臬司为此案做终审时，那位年轻的犯人“仍执前供”。臬司也觉得事情古怪，特地问道：“你这么年轻，安能下此毒手？”年轻犯人说：“没什么，就是太恨那个家伙了。”

执行死刑的前一天，陈鳌专门去牢里看那个年轻人，问他为什么明明是“白鸭”却再也不肯翻供。年轻人泪流满面道：“您驳回案件，发县里重审后，县官对我大刑伺候，打得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父母又来骂我，说卖我这条命的钱已经花光了，如今翻供不是害他们吗？我一听，便铁了心认罪，替真凶一死了之。大人对我的拯救之心，我感激涕零，只有来生再报答您的恩情了。”

陈鳌听完，“亦为之泪下”。后直接辞官回家，“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数十起，如此类者良亦不少，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

“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是陈鳌在对官场的黑暗感到彻底绝望时发出的痛呼。事实上，早在康熙年间，著名的文学家方苞就针对他的问题给出了答案。

方苞在《狱中杂记》里，也写过“宰白鸭”的现象：“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判决已经下达，一个胥吏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黄金，我放你们一条生路。”两个犯人目瞪口呆，问他具体办法，胥吏说：“我找两个单身没有亲戚的犯人，用他们的名字在斩决的判词上替换掉你们俩的名字，到时候上刑场的就不是你俩而是他俩了！”胥吏的同僚在旁边听了大惊失色道：“主审官万一发现，我们可就死定了。”胥吏大笑道：“一旦暴露，我们固然是要被判死刑，但主审官也要负连带责任，难免罢官。你放心，他断断不会为了两条人命毁了自己的前途的。”结果，两个无辜的囚犯真的替那兄弟二人被处以了死刑。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位胥吏可谓深谙官场之道。对于封建社会的绝大多数官吏而言，保住自己的权力是保住一切利益的基础。因此，只要能保住乌纱帽，他们是不会顾虑两个无辜囚徒的性命的。

但是，如果真的碰上那种“死磕”的官员，“白鸭”还可救回一命，比如发生在光绪年间的“王树汶顶凶案”。

据清朝学者张祖翼撰写的《清代野记》和清末学者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所记：光绪年间，河南多盗，“州县故广置胥役以捕盗，有多至数千人者”。而事实上，真正的大盗就混迹于“胥役”队伍中。他们穿着官服抢劫，“捕之急，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大盗名叫胡体安，这贼人做得顺手，胆子越来越大，竟冲进当地某“巨室”的家中入户抢劫。一般来说，能成为一地“巨室”的，都是家里有官、朝中有人的，岂能吃这个哑巴亏？这家人点名道姓地告到省里，河南巡抚涂宗瀛便下令抓捕胡体安。

胡体安意识到，这回算是摊上大事了，赶紧与一帮平日交好的胥役商量，让他的家童王树汶冒名顶替做“白鸭”，代替自己入狱。

王树汶是个只有15岁的少年，一开始坚决不同意，胥役们将他捕到监狱里严刑拷打，并许诺他定刑之后可以不死，逼得他只能同意做“白鸭”。按理说，一个15岁的少年，身体又一向羸弱，怎么看都不会是个威名赫赫的江洋大盗，但“县令马翥不暇审真伪，遽禀大府，草草定案”。

对于巡抚亲抓的大案，判决肯定要“从快从重”。直到王树汶被绑上槛车，押赴市曹的一刻，才知道先前承诺他“定刑之后可以不死”统统都是假的。“树汶一出狱，即大声呼冤”，但根本无人搭理这个“身负重罪”的死囚，围观的人们除了欢呼鼓掌，就是投掷石块。顷刻间，这个15岁的少年被砸得满脸是血。

就在这时，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拉着槛车的骡子不知道是受了惊还是被石块击中了身体，突然撒开腿狂奔起来。两个驾车的车夫无论怎么抽鞭子、勒缰绳也控制不住，骡子一直拉着车冲进城隍庙才停住了脚步。围观的人群被冲得狂奔乱跑，喊声沸天。这一下，惊动了附近巡抚衙门中的涂宗瀛。

涂宗瀛并非不知道官场存在“宰白鸭”的黑幕，但是当他看到跪在大堂上的王树汶时，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来，王树汶实在是太瘦小了，不要说组织大群匪徒入户抢劫，走在路上能不被人抢就谢天谢地了；二来，作为一省巡抚，自己亲自督办的大案，底下的官员居然也敢找个无辜的人当替死鬼，这吏治简直无可救药了；第三，“御槛车者二人竟不能制一骡，骡直向庙中，亦不可解，岂冥冥中真有鬼神在耶”？！

涂宗瀛下令让所司复审，王树汶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说其父名叫王季福，是住在邓州的一个农民。涂宗瀛马上发函给邓州牧知府朱光第，命他将王季福找到送来。谁知就在这时，所有戏剧中都会出现的反派跳出来了。

反派的名字叫任恺，这人当过南阳太守，参与过王树汶案件的审理，估计也得了胡体安的好处，生怕翻案。说来也巧，恰在这时，涂宗瀛改任两湖总督，接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刚刚上任。任恺抓住这个机会，给朱光第写信，让他不要去找王季福，并百般利诱之，尤其是告诫他，如果翻案，可能会牵动整个官场，连你自己的官位也难保。

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场虽然黑暗重重，但最暗的夜里总是会有最亮的光，为当时的社会保留下一点元气和正气—朱光第就是其中之一。他接到任恺的书信之后，只回复了一句话：“民命至重，吾安能顾惜此官以陷无辜耶！”

王季福找到了。他来到公堂之上，他马上就认出跪在地上的死囚“胡体安”正是自己的儿子，他抱着王树汶号啕大哭。

按理说，案子本来应该马上翻过来了。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简单一句话就是：任恺是李鹤年的人。稍微了解中国封建社会“潜规则”的人都知道，所谓官场，就是一条又一条以同乡、同年、师生、部属结合起来的利益链条，非常像共生的动物，小的要帮大的啄除虱子跳蚤，大的要负责保护小的安全。现在眼看任恺要倒霉，李鹤年岂能不闻不问？他坚持按照《大清律》中“盗不分首从，皆立斩”的条文，要杀死王树汶灭口。

问题在于，那时已经是清末，民气初开，王树汶案件迅速传至全国。全国人民都知道王树汶只是胡体安的家童，绝非盗贼，而李鹤年杀他的目的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时舆论大哗，朝廷遂派河督梅启照复审此案。

面对如此轰动朝野的大案，梅启照是怎样应对的呢？“河工诸僚佐，率鹤年故吏，不敢违鹤年恉，启照亦不欲显树同异，竟以树汶为从盗，当立斩”—梅启照居然要杀害一个15岁的无辜少年，来维持自己和光同尘的为官之道。

这一下，言官们骂声一片。清代的言官虽然有时党同伐异，偏执保守，但是因为设立这一职位的目的就是要监督官僚，所以还是能体现一部分民意的。慈禧太后虽然不满他们聒噪，却重视他们的意见，下令再审，终于最后判决王树汶无罪释放。而这么多的官员在此案中贪腐构陷，最终严办的只有一个县令马翥和知府马承修，革职戍边；其余诸如李鹤年等人“皆降革有差”，做做样子而已。最不可思议的是，捕捉胡体安的事情竟不了了之，一代江洋大盗终于还是逍遥法外。

可能最值得一提的，倒是那个喊出“民命至重”的邓州知府朱光第。他不仅被罢官，而且因为当官清廉，“贫不能归，竟卒于豫”。一起大案中，唯一一个正直的官员，却是唯一一个殒命的人。

据说最终让朝廷下决心给王树汶平反的，是一位学士在三法司会稿后面写的一句话：“长大吏草菅人命之风，其患犹浅；启疆臣藐视朝廷之渐，其患实深”，意思是假如这个案子不平反的话，鼓励封建大吏们草菅人命是小，让他们藐视朝廷尊威是大。换言之，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一个人是杀还是不杀，跟他到底有没有罪毫无关系，决定他生死的，只是哪种方式更能有利于维护官僚体制的稳定性。这样的政权，真的只是把人民看成一只只鸭子，宰或不宰，只看统治者饿与不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