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案如神”大概和“清廉如水”一样，是我国古代对一位官员的最高评价。不过对于百姓而言，前者明显比后者更值得称颂，大概是因为当官的不够清廉，祸害的主要是“公款”；而不会断案，那倒霉的可直接就是老百姓了。因此，在民间的戏曲和传说中，知名度最高的官员往往都是包拯、狄仁杰、况钟、施世纶这样以断案而闻名的角色，只不过他们断案的方法因人而异，千奇百怪：有的靠鬼神托梦，有的靠逻辑推理，有的靠勘察走访，有的靠讯问有术。明代著名笔记《涌幢小品》里，有一则“神断”就讲述了好几个断案如神的故事，读起来不仅有趣，还发人深思。

《涌幢小品》的作者，在古代笔记的作者中可谓数一数二的大官：朱国桢，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天启年间当过朝廷首辅，相当于宰相。后因为跟魏忠贤的阉党过不去，被迫辞官归田，终老于家。由于身份的关系，他可以看到很多皇家档案史料，所以把《涌幢小品》写成了一部内容赡备、包罗宏富的“明朝社会小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在明季说部之中，犹为质实”，是恰如其分的。

《神断》便是其中的一则，一共包含了五个真实的破案故事。

第一个故事可以简称为“笔迹”。

柳州有个名叫钟钮的人，有一天接到叔父的来信，说是请他携带金银来自己家里一趟，做一桩生意。谁知钟钮一去不回，杳无音讯。其妻焦急之下，去钟钮的叔父家要人，但见家门紧闭，撞开后空空如也。其妻赶紧报官，官府派人寻访良久，也找不到钟钮和其叔父的任何踪迹。

就在这时，新任南宁道伍典上任了。他接下钟钮之妻的状纸，把随着状纸一起呈上的钟钮叔父写的那封信看了又看，“方思为之计，神忽见梦”。梦里面有个人告诉伍典，“谓事当起于僧人”。伍典醒来，便在府治之下的白石山专门辟出一个地方，作为僧堂，招揽当地所有的和尚来此抄写佛经，然后呈给伍典看。很快伍典就发现，有一纸经书上的字迹，与钟钮叔父的那封信上的字迹高度相似。伍典立刻找来抄写这纸经书的和尚，与之攀谈，旁敲侧击地询问他是什么时候剃发为僧的。和尚虽然支支吾吾，最终还是说出了出家的时间，恰好与钟钮失踪的时间相吻合。这时钟钮家里的仆人也来了，一眼就认出了钟钮的叔父—正是与伍典对谈的和尚！

原来，钟钮的叔父好吃懒做，又贪图钱财，写那封信招侄儿携带金银来做生意，纯粹是为了引他上钩。钟钮在半路上，走到一处草长林密的地方，就被其叔父勾结贼人一刀砍死。然后其叔父躲进寺庙，出家为僧，本来想等风声过去了，再还俗享受那些染血的金银，谁知斋饭还没吃上几口，就落入了法网！

这一案件的破获，看似是钟钮的冤魂托梦给伍典，才揭发了真凶。其实从案件审理的前后经过来看，一点儿都不神秘。古代中国本来就交通不便，广西又多是深山老林，一个人犯下罪案，没有官方颁发的路引（路引是明清时期的一种通行证，如果一个人要外出去远处办事，必须随身携带，供官府随时查验），不可能逃离本土很远，加之钟钮的叔父好吃懒做，绝无逃进深山做野人的吃苦精神。从他写信来看，粗通文墨在那时又比较少见，可以说具备一定文化基础。这样的人若是杀了人，势必要找一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且三餐可保，靠着有点文化还能混得不错的地方躲起来，那么首选必然是寺院。而在那个年代，不可能把照片和指纹作为排查嫌犯的方式，用笔迹做同一认定是非常高明的。至于托梦之类的，只能是伍典为了塑造自己断案如神的形象编造出来的，无凭无据、无法验证，姑妄听之，却不可贸然信之。

陈琰曾经在云南当官，他上任不久，每天走出官署，都要凝视着东边一户人家的烟囱。衙役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那黑漆漆的烟囱有什么值得鉴赏之处，以至于满城的百姓都风传陈琰有怪癖。有一天，陈琰突然召集这户人家来府衙喝茶，与此同时又派兵封锁了后堂，形成了实际上的软禁。与此同时，早已刀枪齐备的官兵冲进了那户人家，细细搜查，一根头发丝也不放过，终于在一个文书匣子里，发现了江西一位客商的路引。

陈琰将后堂里那户人家的家长提出来，把路引甩给他说：“这个客商的路引怎么会在你家里？该不会是他到你家投宿，你贪图人家的货物，将他杀害了吧！”受审者一时连叫冤枉，陈琰冷笑道：“冤枉？我每天走出官署，为什么总见到有个人站在你家的烟囱上向我招手？！”

不要说受审者，就连两边公堂上的衙役们听闻此言，都大惊失色，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受审者当即像一摊烂泥似的倒在地上，嘴里喃喃地说：“冤魂，真的是冤魂，没想到他竟日日爬上烟囱向大人申冤……我认罪了，那个江西人的尸体，就埋在我家灶台下。”

“众惊以为神”！陈琰自此案后，名声大噪，后来升为陕西布政使。但是我们都知道，姑且不论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就算是真的化作鬼魂，也有很多申冤方式，至少托梦就比天天爬烟囱更方便，也更容易把事情说清楚。所以，笔者认为陈琰纯粹是在装神弄鬼，更大的可能性是他接到那户人家某个窥知真相的奴仆密报，知道主人在某天晚上杀了一个投宿的旅客，却不知道尸体埋在哪里。就算是缉捕正凶，如果对方咬紧牙关拒不承认—比如耍赖说那路引是捡的，等失主认领，也对其无计可施。所以陈琰演出了这么一场戏，先每天看那烟囱，引得舆论做各种猜想，再在审案中突然抛出“鬼招手”，就算罪犯的心理抗压能力再强，听罢也会心惊肉跳，当即认罪。

相较之下，第三个故事中的余一龙虽然也被“邑称神明”，但其破案手段则要实在得多。余一龙是江山县县令，有一天外出经过墓地，见一个正在给丈夫上坟的女子哭。但明显哭声虚假，一个看上去泼皮无赖似的男子笑嘻嘻地站在附近。余一龙将两人一起招来询问，女子说那男子是丈夫生前好友，陪她一起来上坟。余一龙找来邻里打听，大家都说这女子一直淫乱放荡，她的丈夫不久前突然暴毙，死因不明。余一龙将女子收押在监，“阴语狱卒，来视妇者告我”。很快狱卒就来报告，说先前墓地见过的那个男子天天都来牢里探望女子，两人窃窃私语，不知密谋些什么。余一龙立刻将男子抓来，“执讯之，吐实”。

这个故事可以命名为“哭坟”。看似告破了一桩谋杀亲夫的案子，不过如果读者有一定的质疑精神，就会发现，余一龙对这个案件的推理过程并不严密。寡妇在墓地哭泣，声音并不悲哀，以及情夫连续探监，都与谋杀亲夫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可以说，就算这寡妇一直与人有奸，也不代表她丈夫的猝死就一定是她和奸夫造成的。“执讯之”三个字的背后，不知道是否有刑讯，如果有，这件案子就存在冤假错案的可能。

第四和第五两则故事，都可以说是“轻推理”的典范。

先来看看“血刀”这个故事。睢州北城突然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凶手迅速逃离现场，巡逻的士卒寻找他的踪迹，却遍寻不着。知县成宰遂下令封闭了城门，带领一众捕快巡街。这时，忽然看到对面一群骑马的人过来，马上拦下检查。捕快们从一个人马背搭着的卧褥下，发现了一把鲜血淋漓的尖刀。成宰问他：“你的刀上怎么会有血呢？”那人答道：“刚刚宰过猪。”成宰大笑道：“假如是宰猪刀，随便挂着就是了，为什么在卧褥里裹得这么严实，怕人看到吗？”那人一下子傻了眼，支吾了半天都没有解释出个所以然来，只好承认是自己杀的人。

下面，再来听听“无头尸”这个故事。虞城县有个叫祝如川的，家中很有钱，有一天，他家里的厅堂上，突然出现了一具无头的干尸，仿佛从天而降。全家人吓坏了，不知道这是什么灾祸的征兆，胆小的女眷竟然哭了起来。虞城县令顾承显听说了，带人迅速赶到祝如川家，他仔细地勘查现场之后，微笑着安慰一家人道：“我仔细看过刀口，这具尸体不是被人斩首杀死的，而是死了很久之后用刀割下头颅的。将这样一具尸体扔在你家厅堂里，纯粹是一种恐吓行为，想让你家蒙上晦气，家道败落。外人不了解你家的布局，不可能那么顺利地将尸体带进来并放在厅堂上，所以，这一定是内部人做的好事，而且很像是对主人怀恨在心又不敢明着报复的宵小之徒所为。”说着，他一边逐个审讯奴仆，一边派人到郊野寻找有没有新坟。果然，在一座新坟里，发现了和那具干尸的脖子切口吻合的人头。而对仆人的审讯也有了结果：一个家伙承认是自己被主人教训，怀恨在心，所以从坟地里找了具干尸，割下脑袋，把尸体装进袋子里，扛回家扔于庭院。

五个案件，五种断案方法，都颇有代表性。“笔迹”看似是“鬼托梦”，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根据物证捕捉凶手的案例；“哭坟”是通过对嫌疑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而发现真相的案例；“血刀”是在审讯中迅速捕捉到嫌疑人言辞中的逻辑漏洞，一举拿下的案例；“无头尸”是通过对伤口的鉴定和对犯罪现场的勘查，推理出死尸的由来并分析出行事者心理特征的成功范例；“鬼招手”看似最诡异、最具神秘色彩，但其实最无趣，无非是一个已经得知部分真相，为了搞清全部真相而装神弄鬼的故事。不过陈琰在适当的时机抛出最具惊悚性的“鬼事”，攻破了犯罪嫌疑人的防线，这种心理战术还是值得一赞的。只是除此之外，读者应该别有所悟：看起来最玄的事情，往往真相最简单，也最没有技术含量。世间的事，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