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封常清预料的那样，新任节度使夫蒙灵詧给高仙芝下达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讨伐吐蕃。这是历任节度使都没能完成的事业。

从二十五年前的开元十年（722年）开始，吐蕃就频频出兵攻打唐朝属国小勃律国，意在削弱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只要制伏小勃律国，就切断了其西边归附于唐朝的中亚诸国与唐朝的联系，那么这些国家向唐朝的进贡自然会全部收归自己囊中。

后来，吐蕃赞普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小勃律国国王为后，通过和亲的外交手段成功达到了目的：西域诸国通往唐朝的交通要道由此切断，再加上当时吐蕃国力的强盛，中亚诸国改换门庭，投靠了吐蕃。

为此，唐玄宗多次下令讨伐吐蕃，但三次远征均以失败告终。阻挡唐朝军队的，不只是吐蕃强大的军队，还有西域险恶的地形。

天宝六载（747年），高仙芝受夫蒙将军之命[据史书《旧唐书》载：“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任命征讨小勃律国将领的应为唐玄宗。本书中因故事情节需要，故而说高仙芝受夫蒙灵詧之命。]，率领远征军踏上了征途。

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四镇节度副使、行营节度使——作为这次行动的统帅，高仙芝多了很多冠冕堂皇的头衔。若在平时，夫蒙大概是不会乐意把如此重要的官位授予这个自己讨厌的人的，但为了将远征吐蕃的重任强加于他，的确需要给予一些“甜头”。

高仙芝率领大约一万人马出征。

从天山南麓越过帕米尔高原，途中不仅要跋山涉水，还要穿过广袤的沙漠地带。为防止掉队，马匹必不可少。所以，当时的步兵都装备着私人马匹随行。并且，远征作战，后方补给至关重要，可以想象，肯定还有庞大的运送辎重的人力提供支援。

远征军从都护府驻地龟兹出发，一路向西。越过葱岭，渡过播密川（今阿富汗瓦汉附近）后，又走了二十多天，抵达特勒满川（今瓦罕河）。当时，在特勒满川的河岸上，就坐落着五识匿国[五识匿国：当时的西域小国，现位于塔吉克斯坦八达赫山自治州南部。]。至此，共行军一百多天。然后，高仙芝兵分三路，分别从北谷、赤佛、护密这三条路线前进，并约定以七月十三日为期在吐蕃的连云堡会合。

既然要全军合力攻打吐蕃，为什么还要采取兵分三路的行军策略呢？

有很多人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但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初的著名探险家斯坦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深入当地考察后，推测说：这大概是出于粮草方面的考虑——一万多人马同时行军，如要到达目的地，各种物资都会出现短缺，甚至连马匹的饲料都很成问题。所以才分开前行。

高仙芝所率的一路兵马走的是护密这条线。所谓护密，就是现在著名的瓦罕走廊。而指定三军汇合地的连云堡，就是现在的奥克萨斯河沿岸的撒尔哈度。在中国史籍中，奥克萨斯河也被称作“婆勒川”。

全军在婆勒川汇合后，发现刚好碰上涨水的季节，唐军畏惧不前，进攻变得极其困难。高仙芝心想：这时机可真不巧。忽然，他想到了其貌不扬的封常清——就像上头来了个坏心眼儿的长官，反而为自己创造了立功的机会一样；在逆境中出击，是不是也意味着有可能取得胜利呢？如今正值婆勒川的涨水期，敌军很可能会麻痹大意、疏于防范，或许是千载难逢的进攻时机。

高仙芝在献上三牲[三牲：用于祭祀的牛、羊和猪。]祭祀河神后，下令由七十人的骑兵队竖起旗子渡河。其实，这支骑兵队的将士都是来自从小在河川附近长大的游牧民族，他们知道怎样让马匹巧妙地在河里游泳。高仙芝一早精心挑选出这样一支队伍，正是要在这时派上用场。

这七十人左手握着缰绳，右手举着旗杆，一口气游到了河对岸，而旗帜丝毫未湿。这是他们自幼反复练习而下意识养成的习惯。对于这些人来说，骑马渡河而不弄湿旗帜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在其余一万将士看来，这简直就像变戏法。

此时，高仙芝在全军面前故作惊奇地喊道：“噢，真是天助我也！你们看——别说大唐的旗帜，就连他们的军靴都没湿！既然有上天保佑，那我们就趁此时机渡河进攻吧！”

要单枪匹马渡过涨水期的婆勒川是极其困难的。但在目睹了骑兵队的神奇一幕，又听见统帅的呼声后，全军士气高涨，纷纷骑马跃入河中。人在处于兴奋状态时，是拥有挑战一切不可能的勇气的。而且，这一万多人马同时跃进河中，截住了湍急的流水，使渡河变得容易许多。转瞬之间，将士们就到了河对岸。

就这样，在高仙芝的率领下，士气高涨的军队一举击破了自恃天险而疏于防范的连云堡吐蕃守军。此次战役，杀敌五千，俘虏一千多人，还缴获了不计其数的战马、兵器、军粮等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