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中最重要的形上学观念是“道”的观念，道家也如此。可是，《易传》的道与道家的道，完全不同。道家的道是无名，不可名。《易传》的道，不但是可名，而且严格地讲来，正是道，也只有道，才是可名。

为了区别这两个概念，不妨把道家的道加上引号，《易传》的道则不加。道家的“道”是统一的“一”，由此产生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易传》的道则相反，是多样的，是宇宙万物各类分别遵循的原理。唯其如此，它们就很有点像西洋哲学中“共相”的概念。我们已经知道，公孙龙以“坚”为坚之类的共相，因为正是这个“坚”的共相使物质世界具体的物成为坚的。在《易传》的术语中，使坚物成为坚者可以称为坚之道。这个“坚之道”，可以与各个物体的坚分离，构成一个可名的形上学原理。

有许多这样的“道”，如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它们是君、臣、父、子所应该成为者。每一类的道各以一个名表示，每个人都应该合乎理想地依照这些不同的名来行动。我们在此看出了孔子的正名学说。这个学说当初在孔子那里只不过是伦理的学说，现在在《易传》里就变成又是形上学的学说了。

我们已经知道，《易》本来是占卜的书。用摆弄蓍草的方法得到某卦某爻，再从《易》里查出它的卦辞、爻辞，据说可以知道所卜的吉凶。所以这些卦辞、爻辞可以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各种不同的特殊情况。《易传》的作者们由这种程序而悟到公式。从这个观点来看《易》，他们认为卦辞、爻辞都是公式，每个公式代表一种或多种道，也就是一种或多种共相原理。全部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辞、爻辞，因而被认为代表了宇宙中所有的道。

卦、爻，都被看做这些共相的道的图像。《易传》的《系辞传下》说：“易者，象也。”这样的象，如符合逻辑中所谓的“变项”。变项的作用，是代替一类或若干类具体事物。一个事物，按某种条件归入某类，就可以代入含有某变项的公式；这就是说，它可以代入某卦、某爻的卦辞、爻辞，这些卦、爻都是象。这个公式代表着这类事物应该遵循的道。从占卜的观点看，遵之则吉，违之则凶。从道德的观点看，遵之则是，违之则非。

举例来说，六十四卦的第一卦——乾卦，据说是刚健之象；第二卦——坤卦，是柔顺之象。凡是满足刚健条件的事物，都可以代入有乾卦卦象出现的公式里；凡是满足柔顺条件的事物，都可以代入有坤卦卦象出现的公式里。因此，乾卦的卦辞、爻辞，被假定为代表宇宙一切刚健事物的道；坤卦的卦辞、爻辞，被假定为代表宇宙一切柔顺事物的道。

所以坤卦《彖辞》说：“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坤卦《文言》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乾卦正好与坤卦相对，是天之象、夫之象、君之象。乾卦的卦辞、爻辞代表着天道、夫道、君道。

因此，谁若想知道如何为君为夫，就应当查阅乾卦所讲的；谁若想知道如何为臣为妻，就应当查阅坤卦所讲的。所以《系辞传上》说：“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又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纬·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引）第一个意义是：容易、简单；第二个意义是：转化、改变；第三个意义是不变。转化、改变是指宇宙的各个事物；简单和不变是指事物的道，或遵循的原理。事物变，而道不变。事物是复杂的，而道是容易和简单的。

除了各类事物的道，还有万物作为整体的“道”。换句话说，除了特殊的多样的道，还有一般的统一的万物生成变化所遵循的“道”。《系辞传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生成万物的“道”，这样的生成是宇宙的最大成就。所以《系辞传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了某物，必有能生此物者，又必有生此物所用之质料。前者是主动成分，后者是被动成分。前者是刚健的，是阳；后者是柔顺的，是阴。生成万物，需要二者合作。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每个事物在一个意义上是阳，在另一个意义上又是阴，这要根据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而定。例如，一个男人对于其妻是阳，对于其父又是阴。可是，生万物的形上学的阳只能是阳，生出每物的形上学的阴只能是阴。所以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讲形上学的话里，所讲的阴、阳都只有绝对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易传》中讲的话有两套：一套是讲宇宙及其中的具体事物，另一套是讲《易》自身的抽象的象数系统。《系辞传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说法后来虽然成为新儒家的形上学、宇宙论的基础，然而它说的并不是实际宇宙，而是《易》象的系统。可是照《易传》的说法，“易与天地准”（《系辞传上》），这些象和公式在宇宙中都有其准确的对应物。所以这两套讲法实际上可以互换。“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固然是讲的宇宙，可是它可以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句话互换。“道”等于“太极”，“阴”、“阳”相当于“两仪”。

《系辞传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传上》说：“生生之谓易。”这又是两套说法。前者指宇宙，后者指易。可是两者又是同时可以互换的。

我们已经知道，易有一个意义是转化、改变，合称变化。《易传》强调：宇宙万物永远在变化过程中。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易传》认为这句话是万物变化的公式。这就是万物变化的“道”。

事物若要臻于完善，若要保住完善状态，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恰当的时间。《易》的卦辞、爻辞，把这种恰当叫做“正”、“中”。关于“正”，家人卦《彖辞》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中”的意义是既不太过，又不不及。人的自然倾向是太过。所以《易传》和《老子》都说太过是大恶。《老子》讲“反”（第四十章），讲“复”（第十六章）。《易传》也讲“复”。《易》有复卦，其《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易传》的《序卦传》运用“复”的概念，解释了六十四卦的顺序安排。《易》原来分为上经、下经。《序卦传》认为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事。关于上经，它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序卦传》接着说明，如何上经中每一卦之后都是性质相反的一卦。

关于下经，它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序卦传》又接着说明，如何下经中每一卦之后都是性质相反的一卦。

第六十三卦是既济，既济是已经完成的意思。《序卦传》在此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照这样解释，六十四卦的顺序安排至少有三点含义：（一）宇宙中的一切，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形成一个自然序列的连续链条；（二）在演变过程中，每个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三）在演化过程中，“物不可穷也”。

《易传》和《老子》一样认为，要取得胜利，就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分地胜利；要避免丧失某物，就一定要在此物中补充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所以《系辞传下》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易传》还和《老子》一样认为，谦卑是美德。谦卦《彖辞》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中”的观念在《中庸》里充分发展。“中”很像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的观念。有人可能把它理解为做事不要彻底，这就完全错了。“中”的真正含义是既不太过，又不不及。比方说由华盛顿去纽约，停在纽约为恰好，走过去停在波士顿为太过，没走到就停在费城为不及。公元前3世纪宋玉描写一位美女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文选》卷十九）这番描写是说她的身体、容颜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即儒家所谓的“中”。

时间，在“恰到好处”的观念中是个重要因素。冬天穿皮袄是恰好，夏天穿皮袄就不是了。所以儒家常常将“时”字与“中”字连用，如“时中”。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第一章）情感完全没有发生的时候，心的活动就无所谓太过、不及，而恰到好处。这是中的一个例子。情感发生了。而无所乖戾，这也是中，因为和是中的结果，中是来调和那些搞不好就会不和的东西的。

以上是就情感说，所说的也适用于欲望。在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中，都有些适中之点，作为满足欲望和表现情感的恰当的限度。一个人，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达到恰当的限度，他的内部就达到和谐，在精神上很健康。一个社会也同样，其中各式各样的人的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现到恰当的限度，这个社会的内部就达到和谐，安定而有秩序。

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卒于公元前493年）一段话，其中区分了“和”与“同”。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由这些作料产生了一种新的滋味，它既不只是醯（醋）的味，也不只是醢（酱）的味。另一方面，同，“若以水济水”，“若琴瑟之专一”，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东西。同，与异是不相容的。和与异不是不相容的，相反，只有几种异合在一起形成统一时才有和。但是要达到和，合在一起的各种异都要按适当的比例，这就是中。所以中的作用是达到和。

一个组织得很好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统一，在其中，具有各种才能、各种职业的人都有适当的位置，发挥适当的作用，人人都同样地感到满意，彼此没有冲突。《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第三十章）

这种和，若不只是包括人类社会，而且弥漫全宇宙，就叫做“太和”。易乾卦《彖辞》说：“大哉乾元！……保合太和，乃利贞。”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第一章）我们在此接触到“普通而平常”的重要性的思想，这是《中庸》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中庸》的“庸”字，意思是普通或平常。

每个人都知道天天要吃要喝。所以吃喝是人类普通而平常的活动。它们普通而平常，正由于它们重要，没有人能够没有它。人伦和道德也是如此。它们在有些人看来，简直普通而平常得没有价值。可是它们之所以如此，正由于它们重要，没有人能够离开它。吃饭、喝水、维护人伦、实行道德，都是“率性”，即遵循天性。这不是别的，就是“道”。所谓“教”不过就是“修道”。

既然“道”是人不可离的，事实上也没有离的，为什么还需要修道，需要教呢？回答是这样：虽然所有人实际在某种程度上都遵循“道”，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充分觉悟到事实是如此。《中庸》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第四章）教的作用，就是使人们了解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实际遵循“道”，使他们对于自己正在做的觉悟起来。

还有一层，虽然所有人由于实际需要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遵循“道”，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地遵循之。所以固然没有人能够完全不顾人伦而在社会中生活，可是同时也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完全符合这些人伦提出的条件。教的作用，就是使人把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在做的事，做完全。

所以《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二章）所有的人，即使有的愚而不肖，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道”，虽然如此，教仍然需要，才能使人觉悟而完全，也就是明而诚。

在《中庸》里，诚和明是连在一起的。《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第二十一章）这就是说，一个人若是明白了日常生活中普通而平常的活动的一切意义，诸如饮食人伦的意义，他就已经是圣人。一个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也是圣人。如果做不到，也就不可能完全明白其意义。如果不完全明白其意义，也就不可能完全做到。

《中庸》还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第二十五章）这段话的意义很清楚，我倒是怀疑，“仁”字、“知”字是不是该互换一下。

《中庸》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

成己的同时，一定要看到还要成人。不管成人，也就不能成己。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人伦，即在社会领域内，才能尽其性。这就回到孔子、孟子的传统了，就是为了成己，必须行忠、恕，即行仁，这就包含着助人。成己，就是尽其性，即尽其受之于天者；助人，就是赞天地之化育。完全明白了这些意义，就可以与天地参。完全明白了意义，就是《中庸》所说的明；如此与天地参，就是它所说的诚。

为了达到与天地参，是不是需要做非常的事呢？不需要。仅只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明白其全部意义。这样做，就可以达到合内外，这不仅是人与天地参，而且是人与天地合一。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出世，而同时仍然入世。后来的新儒家发展了这个思想，并且就是用这个思想攻击佛教的出世哲学。

这就是儒家的方法，这种方法把人的精神提高到同天的境界。它与道家的方法不同，道家的方法是通过否定知识，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人世间的“彼”“此”分别。儒家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通过推广仁爱，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寻常的人我和物我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