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日早晨，我们到塔赫里家里，完成“定聘”的仪式，我不得不把福特停在马路对面。他们的车道挤满了轿车。我穿着海军蓝西装，昨天我把前来提亲的爸爸接回家之后，去买了这身衣服。我对着观后镜摆了摆领带。

“你看上去很帅。”爸爸说。

“谢谢你，爸爸。你还好吗？你觉得撑得住吗？”

“撑得住？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阿米尔。”他说，露出疲累的微笑。

我能听见门那边的交谈声、欢笑声，还有轻柔的阿富汗音乐——听起来像乌斯塔德•萨拉汉【UstadSarahang（1924～1983），阿富汗歌星】的情歌。我按门铃。一张脸从前窗的窗帘露出来，又缩回去。“他们来了。”我听见有个女人说。交谈声戛然而止，有人关掉音乐。

塔赫里太太打开门。“早上好。”她说，眼里洋溢着喜悦。我见她做了头发，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衣服。我跨进门廊，她眼睛湿润。“你还没进屋子我就已经哭了，亲爱的阿米尔。”她说。我在她手上吻了一下，跟爸爸前一天夜里教我那样如出一辙。

她领着我们，走过被灯光照得通明的走廊，前往客厅。我看见镶木板的墙上挂着照片，照片中的人都将成为我的亲人：年轻的塔赫里太太头发蓬松，跟将军在一起，背景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塔赫里太太穿着无缝外套，将军穿着窄领外套，系着细领带，头发又黑又密；索拉雅正要登上过山车，挥手微笑，阳光照得她银色的牙套闪闪发亮。还有张照片是将军全套戎装，跟约旦国王侯赛因【HuSSeinbinTalal（1935～1999），1953年至1999年在位】握手。另一张是查希尔国王的画像。

客厅约莫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爸爸走进去时，全部人起立。我们绕屋走着，爸爸慢慢领路，我跟在后边，和各位宾客握手问好。将军仍穿着他的灰色西装，跟爸爸拥抱，彼此轻拍对方的后背。他们用严肃的语气，相互说“你好”。

将军抱住我，心照不宣地微笑着，仿佛在说：“喏，这就对了，按照阿富汗人的方式，我的孩子。”我们互相亲吻了三次脸颊。

我们坐在拥挤的房间里，爸爸和我一边，对面是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爸爸的呼吸变得有点艰难，不断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掏出他的手帕咳嗽。他看见我在望着他，挤出勉强的笑容。“我还好。”他低声说。遵从传统风习，索拉雅没出场。大家谈了几句，就随意闲聊起来，随后将军假咳了几声。房间变得安静，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以示尊重。将军朝爸爸点点头。

爸爸清清喉咙。他开口说话，然而总要停下来喘气，才能把话说完整。“将军大人，亲爱的雅米拉……今天，我和我的儿子怀着敬意……到你家来。你们是……有头有面的人……出身名门望族……血统尊荣。我今天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无上的崇敬……献给你，你的家族，还有……对你先人的缅怀。”他歇了一会儿，等呼吸平息，擦擦额头。“亲爱的阿米尔是我惟一的儿子……惟一的儿子，他一直是我的好儿子。我希望他……不负你的慈爱。我请求你赐亲爱的阿米尔和我以荣幸……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亲人。”

将军礼貌地点点头。

“像你这样的男人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很荣幸。”他说，“你声誉卓著，在喀布尔，我就是你谦卑的崇拜者，今天也是如此。你家和我家结成姻亲，这让我们觉得荣幸。”

“亲爱的阿米尔，至于你，我欢迎你到我的家里来，你是我们的女婿，是我掌上明珠的丈夫。今后我们休戚与共。我希望你能够将亲爱的雅米拉和我当成你的父母，我会为你和亲爱的索拉雅祷告，愿你们幸福。我们祝福你们俩。”每个人鼓起掌来，在掌声中，人们把头转向走廊。那一刻我等待已久。索拉雅在那端出现。她穿着酒红色的传统阿富汗服装，长长的袖子，配着黄金镶饰，真是惊艳夺目。爸爸紧紧抓着我的手。塔赫里太太又哭了。索拉雅慢慢地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亲戚。

她亲了亲爸爸的手。终于坐在我身边，眼光低垂。掌声响起。

根据传统，索拉雅家里会举办订婚宴会，也就是所谓“食蜜”仪式。之后是订婚期，一连持续几个月。随后是婚礼，所有费用将由爸爸支付。

我们全部人都同意索拉雅和我省略掉“食蜜”仪式。原因大家都知道，虽然没人真的说出来：爸爸没几个月好活了。

在筹备婚礼期间，索拉雅和我从无独处的机会——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甚至连订婚都没有，那于礼不合。所以我只好满足于跟爸爸一起，到塔赫里家用晚餐。晚餐桌上，索拉雅坐在我对面。我想像着她把头放在我胸膛上，闻着她的秀发，那该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像着亲吻她，跟她做爱。

为了婚礼，爸爸花了三万五千美元，那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他在弗里蒙特租了个很大的阿富汗宴会厅，老板是他在喀布尔的旧识，给了他优惠的折扣。爸爸请来了乐队，给我挑选的钻石戒指付款，给我买燕尾服，还有在誓约仪式要穿的传统绿色套装。

在为婚礼之夜所做的全部乱糟糟的准备一幸好多数由塔赫里太太和她的朋友帮忙——中，我只记得屈指可数的几件事。

我记得我们的誓约仪式。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索拉雅和我穿着绿色的衣服——伊斯兰的颜色，但也是春天和新起点的颜色。我穿着套装，索拉雅（桌子上惟一的女子）蒙着面，穿长袖衣服。爸爸、塔赫里将军（这回他穿着燕尾服）还有索拉雅几个叔伯舅舅也坐在桌子上。索拉雅和我低着头，表情神圣而庄重，只能偷偷斜视对方。毛拉向证人提问，读起《可兰经》。我们发誓，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索拉雅的舅舅，塔赫里太太的兄弟，来自弗吉尼亚，站起来，清清他的喉咙。索拉雅曾告诉过我，他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他在移民局工作，娶了个美国老婆。他还是个诗人，个子矮小，鸟儿似的脸庞，头发蓬松。他念了一首献给索拉雅的长诗，那是草草写在酒店的信纸上。“哇！哇！亲爱的沙利夫！”他一念完，每个人都欢呼起来。

我记得走向台上的情景，当时我穿着燕尾服，索拉雅蒙着面，穿着白色礼服，我们挽着手。爸爸紧挨着我，将军和他太太在他们的女儿那边，身后跟着一群亲戚，我们走向宴会厅。两旁是鼓掌喝彩的宾客，还有闪个不停的镜头。我和索拉雅并排站着，她的表弟，亲爱的沙利夫的儿子，在我们头上举起《可兰经》。扬声器传来婚礼歌谣，慢慢走，就是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那天晚上，玛希帕检查站那个俄国兵唱的那首。

将清晨化成钥匙，扔到水井去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让朝阳忘记从东方升起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我记得我们坐在沙发上，舞台上那对沙发好像王位，索拉雅拉着我的手，大约三百位客人注视着我们。我们举行另外的仪式。在那儿，人们拿给我们一面镜子，在我们头上覆上一条纱巾，留下我们两个凝望彼此在镜子中的容颜。看到镜子中索拉雅笑靥如花，我第一次低声对她说我爱她。一阵指甲花般的红晕在她脸庞绽放。

我记得各色佳肴，有烤肉，炖肉饭，野橙子饭。我看见爸爸夹在我们两个中间，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我记得浑身大汗的男人围成一圈，跳着传统舞蹈，他们跳跃着，在手鼓热烈的节拍之下越转越快，直到有人精疲力竭，退出那个圆圈。我记得我希望拉辛汗也在。

并且，我还记得，我寻思哈桑是不是也结婚了。如果是的话，他蒙着头巾，在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是谁呢？他手里握着那涂了指甲花的手是谁的？

2点左右，派对从宴会厅移到爸爸的寓所。又上一轮茶，音乐响起，直到邻居叫来警察。一直到了很晚，离日出不到一个小时，才总算曲终人散，索拉雅和我第一次并排躺着。终我一生，周围环绕的都是男人。那晚，我发现了女性的温柔。

索拉雅亲自提议她搬过来，跟我和爸爸住在一起。

“我还以为你要求我们住到自己的地方去。”我说。

“扔下生病的叔叔不顾？”她回答说。她的眼睛告诉我，那并非她为人妻之道。我亲吻她：“谢谢你。”

索拉雅尽心照料我的爸爸。早上，她替他准备好面包和红茶，帮助他起床。她递给他止痛药，浆洗他的衣服，每天下午给他读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她做他最爱吃的菜，杂锦土豆汤，尽管他每次只喝几勺子。她还每天带着他在附近散步。等到他卧床不起，她每隔一个小时就帮他翻身，以免他得褥疮。

某天，我去药房给爸爸买吗啡回家。刚关上门，我看见索拉雅匆匆把某些东西塞到爸爸的毛毯下面。“喂，我看见了。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说。

“没什么。”索拉雅微笑说。

“骗人。”我掀起爸爸的毛毯。“这是什么？”我说，虽然我刚一拿起那本皮面的笔记本，心里就知道了。我的手指抚摸着那挑金线的边缘。我记得拉辛汗把它送给我那夜，我13岁生日那夜，烟花嘶嘶升空，绽放出朵朵的火焰，红的，绿的，黄的。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会写这些东西。”索拉雅说。爸爸艰难地从枕上抬起头：“是我给她的，希望你别介意。”我把笔记本交回给索拉雅，走出房间。爸爸不喜欢见到我哭泣。

婚礼之后一个月，塔赫里夫妇、沙利夫和他的妻子苏丝，还有索拉雅几个阿姨到我们家吃晚饭。索拉雅用白米饭、菠菜和羊肉招待客人。晚饭后，大家都喝着绿茶，四人一组打扑克牌。索拉雅和我在咖啡桌上跟沙利夫两口子对垒，旁边就是沙发，爸爸躺在上面，盖着毛毯。他看着我和沙利夫开玩笑，看着索拉雅和我勾指头，看着我帮她掠起一丝滑落的秀发。我能见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辽阔如同喀布尔的夜空，那些白杨树沙沙响、蟋蟀在花园啾啾叫的夜晚。

快到午夜，爸爸让我们扶他上床睡觉。索拉雅和我将他的手臂架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手搭在他背后。我们把他放低，他让索拉雅关掉床头灯，叫我们弯下身，分别亲了我们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带几片吗啡，亲爱的叔叔。”索拉雅说。

“今晚不用了。”他说，“今晚不痛。”

“好的。”她说。她替他盖好毛毯。我们关上门。爸爸再也没有醒来。

他们填满了海沃德清真寺的停车场。在那座建筑后面光秃秃的草坪上，乱七八糟地停放着众多轿车和越野车。人们不得不朝清真寺以北开上三四条街，才能找到停车位。

清真寺的男人区是个巨大的正方形房间，铺着阿富汗地毯，薄薄的褥子井然有序地排列着。男人们把鞋脱在门口，鱼贯进入房间，盘膝坐在褥子上。有个毛拉对着麦克风，诵读《可兰经》的章节。根据风俗，我作为死者的家人坐在门边。塔赫里将军坐在我身边。透过洞开的大门，我看见轿车越停越多，阳光在它们的挡风玻璃上闪耀。从车上跳下乘客，男人穿着黑色的西装，女眷身穿黑色的衣服，头部则笼罩白色面纱。

《可兰经》的经文在屋子里回荡，我想起爸爸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黑熊搏斗那个古老的传说。爸爸毕生都在和熊搏斗。痛失正值芳年的妻子；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离开他深爱的家园，他的祖国；遭受贫穷、屈辱。而到了最后，终于来了一只他无法打败的熊。但即便这样，他也绝不妥协。

每轮祷告过后，成群的哀悼者排着队，他们在退出的时候安慰我。我尽人子之责，和他们握手。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我素未晤面。我不失礼节地微笑，感谢他们的祝愿，倾听他们提到爸爸时的言语。

“……帮我在泰曼尼盖了房子……”

“……保佑他……”

“……我走投无路，他借钱给我……”

“……他与我一面之缘，帮我找到工作……”“……他就像我的兄弟……”听到这些，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秉性有多少是来自爸爸，才知道他在人们的生命中留下的烙印。终我一生，我是“爸爸的儿子”。如今他走了。爸爸再也不会替我引路了，我得自己走。想到这个，我不由害怕。早些时候，在公共墓地那块小小的穆斯林墓区，我看着他们将爸爸放到墓穴里面。毛拉和另外一个男人开始争论，在下葬的时候究竟该引用哪段《可兰经》经文才算正确。若非塔赫里将军插手，他们一定闹得不可开交。毛拉选了一段经文，将其颂读出来，鄙夷地望着那个人。我看着他们将第一铲泥土丢进爸爸墓穴，然后走开。我走到墓园的另一边，坐在一株红枫树的阴影下面。

最后一批哀悼者已经致哀完毕，清真寺人去楼空，只有那个毛拉在收起麦克风，用一块绿布裹起《可兰经》。将军和我走进黄昏的阳光中。我们走下台阶，走过一群吸烟的男人。我零星听到他们谈话，下个周末在尤宁城有场足球赛，圣克拉拉新开了一家阿富汗餐厅。生活已然在前进，留下爸爸在后面。

“你怎么样，我的孩子？”塔赫里将军说。我咬紧牙齿，将忍了一整天的泪水咽下。“我去找索拉雅。”我说。“好的。”

我走进清真寺的女人区。索拉雅和她妈妈站在台阶上，还有几个我似乎在婚礼上见过的女士。我朝索拉雅招招手。她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向我走 来。

“可以陪我走走吗？”“当然。”她拉起我的手。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碎石路，默默前行，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篱笆。我们坐在长凳上，看见不远处有对年老夫妇，跪在墓前，将一束雏菊放在墓碑上。“索拉雅？”

“怎么了？”

“我开始想他了。”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爸爸的戒指在她手上闪闪发亮。我能看到，在她身后，那些前来哀悼爸爸的人们驾车离开，驶上传教大道。很快，我们也会离开，第一次，也是永远，留下爸爸孤独一人。索拉雅将我拉近，泪水终于掉下来。由于我和索拉雅没有经历过订婚期，我对塔赫里一家的了解，多半是来自婚后。例如，将军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月发作一次，持续将近一个星期。当头痛难忍的时候，将军到自己的房间去，脱光衣服，关掉电灯，把门锁上，直到疼痛消退才走出来。他不许任何人进去，不许任何人敲门。他终究会出来，穿着那身灰色的西装，散发着睡眠和床单的气味，血红的双眼浮肿。我从索拉雅口中得知，自她懂事起，将军就和塔赫里太太分房睡。我还知道他有时很小气，比如说他妻子把菜肴摆在他面前，他会尝一口，就叹着气把它推开。“我给你做别的。”塔赫里太太会说。但他不理不睬，阴沉着脸，只顾吃面包和洋葱。这让索拉雅很恼怒，让她妈妈哭起来。索拉雅告诉我，说他服用抗抑郁的药物。我了解到他靠救济金生活，而他到了美国之后还没工作过，宁愿用政府签发的支票去换现金，也不愿自贬身份，去干那些与他地位不配的活儿。至于跳蚤市场的营生，在他看来只是个爱好，一种可以跟他的阿富汗朋友交际的方式。将军相信，迟早有一天，阿富汗会解放，君主制会恢复，而当权者会再次征召他服役。所以他每天穿上那身灰色套装，捂着怀表，等待时来运转。

我了解到塔赫里太太——现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尔时，一度以美妙的歌喉闻名。虽然她从不曾得到专业训练，但她有唱歌的天赋——我听说她会唱民歌、情歌，甚至还会唱“拉格”，【Raga，印度的一种传统音乐】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可是，尽管将军非常喜欢听音乐——实际上，他拥有大量阿富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经典情歌磁带，他认为演唱的事情最好还是留给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他们结婚的时候，将军的条款之一就是，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唱歌。索拉雅告诉我，她妈妈本来很想在我们的婚礼上高歌一曲，只唱一首，但将军冷冷地盯了她一眼，这事就不了了之。雅米拉阿姨每周买一次彩票，每晚看强尼•卡森【JohnnyCarson（1925-2005），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节目。白天她在花园里劳动，照料她的蔷薇、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

我和索拉雅结婚之后，花草和强尼•卡森不再那么受宠了。我成了雅米拉阿姨生活中的新欢。跟将军防人之心甚强的外交手腕——我继续喊他“将军大人”，他甚至都没纠正我——不同，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饰她有多么喜欢我。首先，她细数身上病痛的时候，我总是专心聆听，而将军对此充耳不闻。索拉雅告诉我，自从她母亲中风之后，每次心悸都是心脏病，每一处关节疼痛都是风湿关节炎发作，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风。我记得第一次，雅米拉阿姨给我看她脖子上的肿块。“明天我会逃课，带你去看医生。”我说。将军笑着说：“那么，你干脆退学不去上课算了，我的孩子，你阿姨的病历就像鲁米的著作，厚厚好几册呢。”

但她发现，我不仅是听她诉说病痛的好听众。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来复枪杀人越货，也依然能得到她对我毫不动摇的怜爱。因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我使她免受折磨，摆脱了每个阿富汗母亲最大的恐惧：没有门户光彩的人来向她的女儿提亲。那她的女儿就会独自随着年华老去，无夫无子，无依无靠。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杀了她唱歌的天赋。并且，从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我们去参加婚礼。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儿子娶了个纽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礼举行的宴会厅，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我们站在一群宾客之中，看着新娘从新郎家人手中接过戒指。其时我们听到两个中年妇女在谈话，她们背对着我们。

“多么可爱的新娘啊，”她们中一个说，“看看她，那么美丽，就像月亮一般。”

“是的，”另外一个说，“而且还纯洁呢，品德良好，没有谈过男朋友。”“我知道，我告诉你，男孩最好别和他表姐那样的女人结婚。”回家路上，索拉雅放声大哭。我把福特驶向路边，停在弗里蒙特大道的一盏路灯下面。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撩拨着她的秀发，“谁在乎呢？”

“这太他妈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们的儿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寻欢作乐，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没有人会说半句闲话。哦，他们只是找乐子的男人罢了。我不过犯了一次错，而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清白和尊严，我一辈子将不得不背负这个罪名，抬不起头来。”

我伸出拇指，从她下巴抹去一颗泪珠，就在她的胎记上方。

“我没跟你说，”索拉雅说，眼里泛着泪花，“那天夜里，我爸爸掏出一把枪。他告诉……那人……说枪膛里有两颗子弹，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枪打死他，然后自杀。我尖叫着，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爸爸，跟他说他无法将我锁上一辈子，告诉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来，泪水沾满嘴唇。“我真的对他那么说，说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带回家时，我妈妈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来了。她在说话，可是我一句也没听清，因为她口齿不清，说话含混。于是我爸爸将我带回我的房间，令我坐在化妆镜前面，给我一把剪刀，不动声色地叫我把头发都剪下来。我剪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

“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出门。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或者那是想像出来的。四年过去了，那个地方离这儿三千英里，而我还能听到这些话。”“让他们去死。”我说。她破涕为笑，说：“提亲那夜，我在电话里把事情告诉你，原以为你会改变主意。”“没有什么能改变，索拉雅。”她微笑起来，握住我的手。“能够找到你我真幸运。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让我们永远别提这个了，好吗？”“好的。”我亲亲她的脸颊，驶离路边。我边开车边寻思自己何以与众不同。也许那是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在我成长的时候，身旁没有女人，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也许那是因为爸爸，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亲，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人情入理，才决定遵从还是拒绝。

但我认为，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后不久，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离将军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还有一套日本产的三笠瓷器【Mikasa，日本出产的高档瓷器品牌】，作为乔迁之礼。将军还额外送我一份礼物，崭新的IBM打字机。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塞在箱子里面：

亲爱的阿米尔：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伊克伯•塔赫里将军

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时至今日，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每逢周五，我会开车到墓地去，有时，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就知道索拉雅刚刚来过。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像例行公事。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交换着看晨报。她睡在床的右边，我喜欢睡在左边。她喜欢松软的枕头，我喜欢硬的。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然后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圣荷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维尔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工作极其无聊，但也带来相当的好处：下午六点之后，人们统统离开，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一排排盖着塑料覆膜，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我掏出书本学习。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荷塞州立大学，主修教育，这令她父亲大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某天用过晚饭后，将军说，“你知道吗，亲爱的阿米尔，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他转向她，“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应该去当律师，当政治科学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获自由之后，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绷紧了脸。“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结了婚的妇女。还有，他们也需要教师。”

“谁都可以当教师。”“还有米饭吗，妈妈？”索拉雅说。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他没有恶意，”她说，“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

“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又是一个军功章。”索拉雅说。

“胡说八道！”

“出人头地，”索拉雅不屑地说，“至少我不喜欢他，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等尘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机而入，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贵的官职。教书也许清贫，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爱的，顺便说一下，它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

“别担心，”索拉雅不耐烦地说，将纸巾丢在盘子里，“我不会伤害他那宝贝的尊严。”

1988年夏季，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说，讲述父与子的故事，背景设在喀布尔，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我给十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8月某天，我打开信箱，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函索取完整的书稿，我高兴得呆住了。次日我把书稿寄出。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当的书稿，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可兰经》下穿过。她说要是我书稿被接受，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宰一头羊，把肉分给穷人。

“拜托，别宰羊，亲爱的阿姨。”我说，亲了亲她的脸颊。“只要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杀羊。”

隔了六个星期，有个叫马丁•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许诺当我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诉了索拉雅：“仅仅有了代理机构，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出版。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

一个月后，马丁来电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我告诉索拉雅，她尖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请来索拉雅的父母，以示庆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饭团——米饭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军眼里泛着泪花，说他为我感到骄傲。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萄酒，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

“你让我感到很骄傲，”她说，举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会为你骄傲。”“我知道。”我说，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灵。等到夜阑人静，索拉雅入睡——酒精总是让她睡意蒙咙——之后，我站在阳台，吸着冰凉的夏夜空气。我想起拉辛汗，还有那鼓励我写作的字条，那是他读了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之后写下的。我想起哈桑。总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会成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经说。全世界的人都会读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过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这么多幸福的事情，我寻思自己究竟哪点配得上这些。

小说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让我到五个城市签售。就在那年，俄国佬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得干干净净。那本来应该是阿富汗人的光荣。可是，战乱继续，这次是内战，人民圣战者组织【Muiahedin，1979年在美国的帮助下成立的民族激进组织，抗击苏联军队；后来成长为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势力】和纳吉布拉【MohamedNajibullah（1947～1996），1987年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1992年辞职】傀儡政权之间的斗争。阿富汗难民依旧如潮水般涌向巴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在所有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遗忘。而塔赫里将军，俄国人撤军曾让他燃起希望，又开始给他的怀表上发条了。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个孩子。想到自己要当父亲，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开心，又沮丧又兴奋。我在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我既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父亲，又希望自己一点都不像他。

但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烦恼。等到那时，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得不耐烦了。“好啦！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将军永远不失普什图人风范，从来不过问——提起这些问题，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生活，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子，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亮。

“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

“一年了，可不是一点时间，阿米尔！”她冷冷说，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肯定有问题，我知道。”“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罗森大夫大腹便便，脸蛋圆润，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说话稍微带点东欧口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对火车情有独钟——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跟铁路历史有关的书籍、火车头模型，还有各种照片：铁轨上的火车穿过如黛青山或者桥梁。他的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条标语：生命如火车，请上车。

他替我们出谋策划。我先做检查。“男人简单些。”他说，手指在红木办公桌上轻轻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头脑：简单，很少出入意外。你们女士就不同了……这么说吧，上帝造你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怀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对夫妇，都要扯这套管道理论。“我们真幸运。”索拉雅说。罗森大夫大笑，不过笑声听上去很假。他给我一张测试纸和一个塑料罐，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检。我们握手作别。“欢迎上车。”他说，请我们出去。我通过了测试。接下来几个月，索拉雅不断做检查：基础体温，抽血检查每一种所能想像得到的荷尔蒙，某种叫“子宫黏液测试”的检查，超声波，更多的血检，更多的尿检。索拉雅还接受了“宫腔镜”检查——罗森大夫将显微镜插进索拉雅的阴道，

进行检视，他没发现异常。“管道很干净。”他一边脱掉橡胶手套，一边宣布。我希望他别这样称呼——我们又不是浴室！检查统统结束之后，他解释说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怀不上小孩。而且，很显然，这并不罕见。这叫“原因不明性不孕症”。

接下来是治疗期。我们服用一种叫“克罗米芬”的药物，索拉雅还定期给自己注射“尿促性素”。这些全没效，罗森大夫建议我们考虑体外受孕。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健康维护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美国的预付费医疗组织，最初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之间，1973年美国通过《健康维护法案》，自此这种医疗保障制度得到全国性的法律支持。参与HMO的人通常预先支付若干费用，即可得到免费医疗和康复服务，但某些特殊的病情除外，如小说中的体外受孕】的信函，措辞礼貌，祝我们好运，并说恕不替我们支付那笔费用。

我们动用我那本小说的预付金支付了治疗费用。体外受孕繁琐冗长，令人沮丧，最终也没有成功。好几个月在候诊室翻阅诸如《时尚好管家》、《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之后，穿过无数纸袍、走进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冰冷无菌检查室之后，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谈论我们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无数次注射、探针和采集精子之后，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

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养”这个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父母。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烤着鳟鱼，喝着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个黄昏。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它们的芳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去抚摸索拉雅的头发。“只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厌倦了这一切。“大夫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她低声说。

听到这个，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给烤炉盖上盖子。“他真的这么说？”“他说那是个选择。”索拉雅说。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我知道这很蠢，也许还有些虚荣，”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说，“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我总是梦想，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我梦想有一天，我看着他的眼睛，吃惊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梦想那婴儿会长大成人，笑起来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没有……这有错吗？”

“没有。”我说。

“我很自私吗？”

“不，索拉雅。”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

“不，”我说，“如果我们打算那么做，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动摇，并且，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要不然对孩子不公平。”她把头靠在车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发。当时将军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关于收养……这件事，我不知道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索拉雅疲惫地看着我，幽幽叹气。“首先，他们长大成人，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他说，“你们对此不能抱怨。你们操劳多年，所做全为了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离家出走，去寻找给他们生命的人。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千万不能忘记。”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索拉雅说。

“我再说一件事。”他说。我察觉到他激动起来了，我们听到将军的一番高谈阔论：“这里就拿亲爱的阿米尔来说吧。我们都认得他的父亲，我在喀布尔之

时，便认得他的祖父是什么人，还认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们问起，我可以坐下来，细数他好几代祖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爸爸——真主保佑他安息——前来提亲，我不假思索就应承的原因。而且，相信我，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历史，也不会要你当他的媳妇。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你们收养别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将谁的血带进家门。”

“现在，如果你们是美国人，这不成问题。这里的人们为了爱情结合，家族和祖辈根本不起作用。他们收养孩子也是这样的，只要婴儿健康，每个人都很高兴。但我们是阿富汗人，我的孩子。”

“鱼烤好了吗？”索拉雅说。塔赫里将军眼睛盯着她，他拍拍她的膝盖。“高兴点吧，就为你身体健康，还有个好丈夫。”

“你怎么想呢，亲爱的阿米尔？”雅米拉阿姨问。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我同意将军大人的看法。”将军很满意，点点头，走回烤架去。

我们都有不收养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将军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是：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是我的报应，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雅米拉阿姨说。或者，也许事情注定是这样的。

几个月后，我们用我第二部小说的预付款作为最低首期付款，买下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有两个卧房，位于旧金山的巴诺尔山庄。它有尖尖的屋顶，硬木地板，还有个小小的后院，尽头处有一个晒台和一个火炉。将军帮我重新擦亮晒台，粉刷墙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们搬得这么远，开车要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她认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爱护和支持——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怜悯让索拉雅难以承受，这才决定搬家。

有时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听着纱门在和风吹拂下开开关关，听着蟋蟀在院子里鸣叫。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它好像是个活着的、会呼吸的东西。它渗进我们的婚姻，那虚空，渗进我们的笑声，还有我们的交欢。每当夜阑人静，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横亘在我们之间。像新生儿那样，睡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