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到，被伪装的想象关系、被否认的内在纠缠需要重构，我们不得不搁置真正的任务。我们还没有成功把握真实条件的明显变化。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开始探索——探索自恋的呼唤归属的那种变化。但我们想更准确地说，它以自己的方式，即想象的方式参与其中。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为此，我们要回到我们在米歇尔·福柯那里遇到过的主题——竞争，作为一种核心社会机制的竞争。正如我们在福柯那里看到的那样，这种机制经历了绝对的普遍化，无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以此为出发点面临以下问题。

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意味着竞争的无限扩展，福柯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常识。

另一方面，这一出发点不仅缺乏独创性，而且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也就是将我们所寻找的新变化与竞争联系在一起。毕竟，马克思（Karl Marx）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本质的形式。换句话说，我们所寻找的变化不能简单的是竞争本身，无论其扩展的程度如何。相反，它必须是这个核心机制所经历的特定的形式、特殊的规定和独特的特征。

让我们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不是不可靠的摇滚明星或电影明星，而是非常可靠的医生。医生有很多，患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观众。那么，这些医生对患者来说有什么不同呢？

这里指的不是专业上的区别，例如牙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之间的区别，而是同一专业领域的医生。

有一个“普通”的医生——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在我们的措辞中，他之所以“普通”，是因为他拥有作为医生的资格和医学能力。普通在于这个等式：医学培训=医生。这个等式适用于所有医生。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拥有这种资格，否则他们就不是医生了。

对患者来说，这意味着：我的眼睛有问题，所以我去看眼科医生；我的牙齿不舒服，所以我去看牙科医生。

然而，在这个简单的等式中还可以增加一些内容，一种额外的差异。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再次强调：这不是指各自专业的区别，例如内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心内科医生或其他专科医生之间的区别，也不是指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之间的区别。这其实是一种可以附加也可以不附加的特征。在同一类别的医生中，也就是在竞争发生的地方，这种附加特征会造成差异。除了“普通”的资格，人们认为这些医生还有额外的东西——一种特殊的品质。

这种特殊的品质可能源于个人关系——我认识这位医生。（这以他认识我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普遍的医患关系被个人化了。但这种特殊的品质也可能源于传言，也就是让一个医生成为医生的声誉。这个特殊的医生，在某种意义上的“好”医生，与“普通”医生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这种额外的东西——无论它从何而来。纯粹的专业原因可能会在医生群体中发挥作用。但对患者群体来说呢？他们没有医学知识作为判断标准，他们可能听说过特殊的专业知识和医学成就。那么，这种额外的东西就以一种声誉、一种传言或患者自己获得的印象为基础。无论如何，这种原因最终仍然是主观的。

像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1970—），德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柏林洪堡大学教授，著有《独异性社会》《幻想的终结》等。——译者注]这样的作家会如何解读这种差异呢？莱克维茨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独异性社会”[Andreas Reckwitz: 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 Zum Strukturwandel der Moderne, Berlin 2017.]。他区分了社会逻辑的两种类型，也就是社会规定客体、主体、空间、时间和集体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普适逻辑，另一种是独异逻辑。

根据莱克维茨的观点，第一种普适逻辑在现代工业时期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标准化和合理化。主体从根本上由规则和规范来确定。这让他们变成了功能性角色，既相似又可互换。莱克维茨可能会将我们例子中的“普通”医生称为拥有医学能力的功能性角色。

与普适逻辑相反，莱克维茨将第二种独异逻辑定义为“独异的”、独特的。这种逻辑也可以涵盖一切：客体、主体、地点、集体、空间。这意味着，所有这些都可以是独特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可更换，不可替代，不是普遍相似的样本类型，而是特殊的、独异的。在我们的例子中，这就是“好”医生——成功地超出了医生的普遍范畴。正如莱克维茨所说，独异化。

这两种社会逻辑，也就是普适逻辑和独异逻辑，显然是对立的。因此，莱克维茨认为，它们始终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中，在它们复杂多变的历史中一直如此。

在莱克维茨看来，无论是工业革命、资本化还是民族国家——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普适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作为浪漫的对立方案（尤其是在艺术和审美领域），独异逻辑只扮演了从属的角色。因此，哪种逻辑奠定了基调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被他称作后现代的当下，莱克维茨看到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独异逻辑在空前的繁荣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特殊化渗透了整个社会，影响着所有领域。他在这个“独异性社会”中发现，特殊化无处不在：从电影到产品设计再到专业资格——特殊化规定了一切。它适用于建筑师和美发师，甚至是我们例子中的职业类型——似乎并不拥有特殊性的医生。（莱克维茨并没有提及这个例子。）

对莱克维茨来说，特殊化的新统治地位是如此基本，以至他谈到了一种“结构性转变”——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整个社会的变化。现在，一切都倾向于特殊化。

回到我们的例子：现在仍然存在“普通”的医生——我们意义上的普通，也就是说，医生“只”通过他们正式的、专业的资格来定义自己（患者也只“接受”这样的资格）。换句话说，医生不通过“好”医生的特殊性来定义自己。用莱克维茨的话来说，他们不是独异的医生。是的，需要这些所谓的“普通”医生，“普通”的医生身份，这样一来，“好”医生才能显得与众不同。（这适用于所有领域。）莱克维茨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因此，他将特殊化的统治地位理解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前景与背景之间的转变。

普适逻辑曾经占据主导地位，处于前景。但在后现代时期，它已经退居幕后。独异逻辑则完成了相反的运动——从次要的背景走向前景。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莱克维茨认为，人们必须将特殊化的主导地位想象成一个“扩张的核心”：一种在经济和社会中不断扩张的核心规定。越来越多的领域、越来越多的行业服从于它的逻辑，特殊性因此成为最重要的标准。然而，普适逻辑并没有消失，标准化的商品和服务这一工业逻辑仍然存在——但根据莱克维茨的说法，是在旁边，在背景中。

我们在赫尔穆特·杜比尔那里遇到过两种对立的社会逻辑[参见第三章。——原注]。但莱克维茨对前景和背景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杜比尔的概念。让我们回顾一下：杜比尔认为，两种对立逻辑之间的关系在于，正是这种对立（例如经济理性与家庭共同体之间的对立）构成了一种矛盾的连接、一种矛盾的联系。因此，对立逻辑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支柱。

相比之下，莱克维茨则通过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关系。对他来说，工业逻辑构成了背景中的理性，是独异逻辑可以蓬勃发展的“可能条件”，是特殊化的基础设施——同时又处于防御状态。这种矛盾体现了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沿用莱克维茨的表述，但我们现在不得不对其提出质疑。一个东西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防御性和促进性，既是背景又是基础设施呢？那么前景又是什么呢？前景并不是一种表象，一种掩盖了真正的基础设施的表演。否则，莱克维茨就不会在这种重组中看到“结构性转变”。因此，独异逻辑形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新结构，它以其对立面为促进性和防御性的基础。简而言之，这似乎是一种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楚的规定。这一规定让被确诊的“独异性社会”陷入一种悬而未决的奇怪状态：独异性（Singularität）是否正规定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说它只构成了一个新的前景，而旧的工业逻辑继续在背景中发挥作用？在我们的措辞中，这个问题就是：是真实条件发生了变化，还是对它的想象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莱克维茨那里，答案似乎是明确的：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这在我们的例子中意味着，需要继续培养“普通”医生，也就是拥有普遍的、正式的医师资格的医生，但在幕后进行。除此之外，还有“好”医生的特殊性，但不清楚他们是否只是像在聚光灯下一样站在前景，还是说聚光灯存在这一事实就已经改变了整个医疗基础设施。对莱克维茨来说，两者显然都是肯定的。因为他认为，对独异性的竞争是在独立的市场上进行的——在“独异性市场”上。这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在这里，独异性被交易：独异的商品，独异的劳动力，独异的表现。在这里，特殊性被争夺——争夺“特殊”资格。然而，这不仅是一场争夺独特性的激烈竞争、“超级竞争”，独异性市场还彻底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结构。这些新的“独异性市场”取代了旧的标准市场。这样一来，它们颠覆了整个经济，建立了自己的独异性经济。这种经济很少关注价格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更多关注吸引力。这在我们的问题上意味着：对独异性的认同处于前景，进而改变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尽管人们可以从莱克维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此，让我们尝试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解读我们的例子：在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作家、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主要研究各种符号系统，将结构主义发展为一种具有领导性的文化学术运动，著有《神话修辞术》《符号学原理》等。——译者注]及其神话理论的帮助下[Roland Barthes: Mythen des Alltags, Frankfurt/M. 1964.]。在巴特那里，事实构成了第一个初级系统——具有简单意义的纯粹事实的第一秩序。在我们的例子中，这就是医师资格这一事实，它具有简单的、客观的意义：培训=医生。

然而，神话构成了第二个次级系统，被添加到第一个事实系统中，它是对事实的补充。因此，神话是一种超出纯粹实用性的附加，一种额外的、特殊的意义。

巴特自己列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新款雪铁龙——雪铁龙DS。DS这两个英文字母与法语单词“Déesse”的发音相同，后者是“女神”的意思。这是巴特的文字游戏。这也符合它的外观：在1955年巴黎车展上亮相时，其新颖的流线型“圆顶”外形看起来就像一个神圣又美丽的形象。在这一刻，一个世俗的量产产品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客体：除了世俗的用途，它还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一种世界关系的体现——一个神话。[莱克维茨也知道这种赋予——他写道，食物可以“超越其实用”成为“价值的载体”，例如健康、独特或神圣的价值。（参见：Andreas Reckwitz: Die Gesellschaft der Singularitäten. Zum Strukturwandel der Moderne, Berlin 2017, S. 85.）——原注]

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第二个系统并没有取代第一个系统，它反而作为一种意义被添加到第一个系统中——神话化对有意义的事实进行重塑、详述。在我们的例子中，将医生详细描述为“好”的、“特殊”的医生，就是对医师这一纯粹事实的补充，并赋予这一事实以（附加）意义。这样一来，纯粹事实被转化为“特殊”医生的神话。（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特殊性的具体内容。）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种特殊性。它在莱克维茨和巴特那里都是核心，两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定，因为它首先是沿着一些共同点或补充项向外延伸的。让我们尝试介入这种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跨越共同点，以便之后能更清楚地标记出差别。

在这里和那里——在独异化和神话化中，都涉及主体和客体的特殊性和特殊化的问题。

在巴特看来，神话化为事实添加了一个概念、一个原则。神话化的客体或主体因此成为这一原则的代表、化身、体现和象征——就像作为DS的雪铁龙变成了“Déesse”一样；或像“好”医生，除了作为普通医生，还有特殊的意义。除了普通医生的能力，“好”医生还必须代表并体现额外的能力——神话般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超自然意义上的神话，而是超出纯粹定量、可测和事实的神话般的象征。神话般的能力在于成为某种象征。我们将在医生身上看到这一点。

这种品质、这种特殊性无法被量化——在能力达到某种水平之后才能实现。它也无法被解释——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同义反复。甚至，它就是要成为一种同义反复——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它只以自我为基础。

在电影《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The Pervert's Guide to Ideology）中，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左翼明星学者，擅长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析社会文化现象，被称为“文化理论界的猫王”，著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幻想的瘟疫》等。——译者注]重现了可口可乐的广告。对他来说，这句广告语至关重要：“它才是可乐”（Coke is it）。这个“它”（it），这个东西，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品质，没有什么可以说明它的意义。它是一种无法被解释的东西——但却能将任何饮料变成“真实的东西”。

以前，一些医生诊所的墙上挂着额外资格的证书，也就是完成额外培训的证明。这是试图通过合理化、形式化的程序获得额外资格，并通过这些客观标志来进行认证。用巴特的话来说，神话的“存在”就是通过这些标志来识别的。但归根结底，神话是一种同义反复——它无法通过外在原因来证明。一个人之所以是“好”医生，是因为他是一个“好”医生。换句话说，这种地位不是通过客观的标准或可测的成绩（例如治愈率）来获得的。仅凭这些是不够的，要想获得“好”的、“特殊”的医生地位，还必须加上其他东西。

墙上的证书是古老的形式、古老的标志。它们属于古老的神话。然而，如今有了新形式的新神话。当然，之前也有“好”医生，他们的“好”建立在传言和声誉的基础上，这样的声誉只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传播。如今，这种传播已经通过网络评论得到了普及。因此，之前资产阶级专属的自主评价的地位已经被制度化和普遍化了。

关于这种特殊性在当下的生产，我们可以从莱克维茨那里学到很多。这样一种生产意味着两件事：一方面是主张——特殊性是被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是问题——这种生产是如何进行的。要想认可某物是独异的，就必须标记出一种差异。差异有很多种，但归根结底是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差异。莱克维茨认为，这是后现代的“指导差异”。所谓的世俗，仅限于事物的纯粹实用性。在后现代时期，实用性足以让事物变得世俗。神圣则是指那些超出事物实用性的东西。这里的“神圣”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被赋予的价值和冲动——无论是时装、室内设计、消费电子产品、电影还是其他事物，一旦被赋予意义，一切都可以显得神圣，也就是特殊：一家美发店，一位艺术家，一部电影甚至一双运动鞋。在这一点上，两位作家的解读是一致的。正如我们所见，巴特也关注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对立——他将神话化理解为一种社会神圣化。巴特也认为，没有什么不能成为神话的素材。

莱克维茨详细展示了通过哪些技术和实践可以实现这样一种神圣化。他勾勒出了特殊性生产的整个过程——不仅涉及生产品质的方法，还涉及认可品质的方法。从观察到评价再到生产，一套完整的独异化实践。因此，特殊性既要被生产出来，又要被发现、被认可。

然而，神话化与独异化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因为对莱克维茨来说，特殊化的技术属于新型市场，他将其称为独异性市场。如前所述，他从这种新型市场的主张中推断出，我们正面临一场（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转变。旧的工业形式只能在模糊的“旁边”苟延残喘。

而这里正是我们要提出异议的地方。从神话理论的角度来看，特殊化是一种赋予，也就是在纯粹事实的基础上附加额外的意义。这种附加、这种额外的品质，构成了第二秩序、第二个系统、第二种循环，它叠加在事实之上，叠加在第一秩序之上。在其之上。

因此，我们有了第二个系统，它被添加到第一个系统中并对其进行改造——将事实变成了神话。这不是背景与前景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上下关系，而不是左右关系。这听起来是一个微小的差异，但它具有欺骗性。这些神话有各自的循环，它们循环，它们相遇，它们对抗，它们竞争，它们争夺特殊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人们不能在“独异性市场”的情况中谈论独立的市场呢？因为谈论新型市场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变——从旧的到新的、所谓的“文化资本主义”。尽管我们认为，加剧的神话化并不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变。我们面对的其实是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通过新的神话、新的想象来推动和支持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资本主义”只是普遍市场中特殊的部分。例如，在整个面包市场中有特色面包这一细分市场。对建筑师、地产商或医生来说也是如此。任何地方都有细分市场和特殊商品，但这并不能规定独立的市场关系——它只是各个市场的一部分，特定的一部分。[这种特殊化当然可以超越纯粹的质量范畴，可以说是某种“下沉的文化财产”，以淡化的形式渗透到大规模生产中。——原注]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与莱克维茨所谓的结构性转变是不同的。通过价值这一核心概念，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看到这种变化的类型及其与莱克维茨的差异。

根据神话理论的观点，附加物（也就是神话）赋予被神话者以价值。这种价值与意义以及有效性相对应：某人被认为是“特殊”的医生，某物被认为是“特殊”的面包——因为它们分别成为某个原则的象征。例如，一个特殊的面包体现了真实性的原则。

如果神话的价值在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意义，那么它只有在成为“信息”时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当它被理解、接收、阅读时。正如巴特所说，神话必须被阅读。破译神话需要知识。

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信息还必须传达到我，它必须成为针对我的信息。神话是针对我的，它对我有意义，它对我有效果。简而言之，正如巴特所说，神话是一种呼唤。它在我的具体存在中呼唤我。

就我们的例子而言，这意味着，“好”医生就是那个针对我的信息，也就是那个看到我、在意我的人。那个让我感到被在意的人，那个让人们能想象一种个人关系的人，这就是他的特殊化、神话化的秘密。

尽管莱克维茨不熟悉呼唤，但在他那里，观众关系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是观众赋予了或否认了价值，就像莱克维茨所说的“价值化”或“去价值化”。然而，在这种作用中，观众仍然是外在的权威。

莱克维茨只在粉丝这一形象上有所突破。一切“独异的”事物，例如一部电影或一支乐队，都会为粉丝展开一个“自己的宇宙”。正如莱克维茨所说，这个宇宙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可以说，粉丝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只有当粉丝感到自己被在意时，他们“自己的世界”才能产生效果，这就是他们热情的来源。

然而，与莱克维茨的决定性差异主要在于这种价值化的目标。在莱克维茨看来，这种价值化的目标，也就是在独异性市场上竞争的目标，是创造独特性。独特性意味着：不可比较，不可替代。对独异性市场来说，这意味着，具有内在价值（Eigenwert）——这是莱克维茨的概念，一个既核心又困难的概念。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个问题：什么叫具有内在价值？

对莱克维茨来说，这意味着某物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价值。因此，这不是一种从比较中产生的价值，也不是一种可以通过比较来质疑的价值。

根据莱克维茨的观点，（独异性的）目标是被认可为独特——也就是内在价值得到认证。他非常清楚这其中蕴含的矛盾：独特性与认可之间的矛盾，内在价值与认证之间的矛盾。但他只满足于指出这种矛盾，让这些部分同时存在。

但正是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什么是必须被赋予的固有价值——需要被认可的内在价值？这只是一种带引号的“内在价值”，一种仿佛（存在）的内在价值。因此，内在价值并不是它所宣称的那样，独特性也不是它想要成为的那样。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竞争的原则是“优于”。我是、我想、我必须“优于”竞争对手。这就是目标——“优于”。然而，独特性却阻碍了这一目标，因为内在价值不需要这样的比较。在内在价值中，没有无情的横向比较，只有纵向设定——至高无上的固有价值。莱克维茨谈到了一种渐进的区别，这种区别会转变为“绝对的差异”——从“优于”到“最好”。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与莱克维茨的观点不同，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竞争在“内在价值”（现在带引号）中被隐藏了，“优于”在独特性中消失了。这有些像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裔英国哲学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数学哲学和语言哲学，著有《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等。——译者注]的梯子。“我的命题这样阐释，”维特根斯坦写道，“理解我的人，通过它们、在它们之上、越过它们之后，最终会意识到这些命题是无意义的。（他在爬上所谓的梯子之后就必须扔掉梯子。）”[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Frankfurt/M.1963, 6.54.]这样一种竞争就像一架梯子、一种工具，一旦人们到达顶端就可以摆脱它。换句话说，内在价值就像是竞争的顶端——在那里，人们不再需要竞争。在那里，竞争变成了（或应该变成）它的对立面——比较的彼岸。内在价值不再与他人进行比较。价值不再需要被衡量，只适用于自我。因此，神圣如今意味着：神圣的是那些似乎脱离了竞争、超越了竞争的事物；神圣的是自我关联性——更准确地说，自我关联性的神话。

独特性期望自主的充实（Fülle），承诺个体的庇护——避开无情的竞争，避开无穷的竞争。简而言之，独特性是一个神话。在这个神话中，竞争在内在价值中消失了。支持竞争的是一种矛盾的神话。这种神话在竞争的彼岸、在世俗的彼岸，它应该让人们摆脱竞争的痛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种辩证的转变：绝对的竞争被神话化为独特性这一原则。摆脱竞争，实现内在价值，这就是竞争的顶端。

相比之下，莱克维茨则相信独特性。他不像乐迷、品牌粉丝或崇拜者那样相信，他看到了“真实的矛盾”，即独特性是社会捏造出来的，有可列举的方法来生产这种独特性。正因为这些方法是有效的，正因为独特性实际上具有社会影响，所以他相信独特性的原则，相信独异性的原则——不是作为神话，而是作为社会的新现实。他相信独特性的原则是竞争的新现实，这正是我们的分歧所在。

因为我们在内在价值及其矛盾中看到的并不是现实，而是竞争的神话、竞争的意识形态。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意识形态不产生效果，恰恰相反，意识形态不仅意味着纯粹的表象，更意味着一种具有显著社会影响的想象。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回到我们真正的主题。莱克维茨所理解的独特性与自恋所涉及的完全一致：不可替代，不可比较，也就是独一无二。

因此，本书的论点是：独特性、内在价值意味着通过自恋来超越竞争关系，意味着通过自恋的神话来覆盖竞争。仿佛竞争包含实现不可比较的地位的可能性。仿佛竞争包含对充实的承诺，也就是对理想的承诺。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在独异性中看到的不是竞争的新现实，而是竞争的新神话。独特性并不简单的是新的主导原则——它与普遍竞争的关系是模糊的。它更多的是与竞争的想象关系——作为竞争的对立原则。在莱克维茨看来，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对立逻辑，后者在现代工业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我们来说，独特性仍然是一种对立逻辑、一种对立原则。独特性是想象的原则，与真实条件中绝对的可替代性相对立。它是我们在这种可替代性中生活的方式。

与杜比尔的对立原则一样，这里的对立原则也具有一种矛盾的功能：它正是作为对立原则、作为想象的反作用力来发挥支撑作用，来推动竞争的神话的。但这意味着，竞争彼岸的神话正是竞争的最佳驱动力。

这种功能和作用最好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来自人力资源管理，并且越来越普遍——360度反馈。[布吕克林对360度反馈进行了详细分析，我们在论述中对其有所借鉴。布吕克林认为，360度反馈不是任意的工具，而是模范的、范例的工具。（参见：Ulrich Bröckling: Das unternehmerische Selbst. Soziologie einer Subjektivierungsform, Frankfurt/M. 2007, S. 236 ff.）——原注]

360度反馈是一种相互评价系统。它既可以应用于企业，也可以应用于医院、学校或其他地方。通过调查问卷，每个人的“表现”都会得到全面的，也就是360度的评价。评价者包括员工、同事、上级或客户。谁没有这样的经历？“请您对我做出评价！”从邮递员到呼叫中心，这样的话无处不在。所有能力都要被询问、被记录——既包括专业能力，又包括个人能力。这将评价扩展到纯粹专业能力之外的所有附加能力：从友善到外表，从礼貌到乐于助人。评价通常是匿名的，被作为改进自我、弥补不足和提高成绩的出发点。因此，360度反馈是一种促使自我超越的工具，用我们的话来说，促使自恋的提升。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自恋是如何进入竞争的。

这是通过两个主观因素被制度化来实现的：一方面，主观能力被制度化，也就是纯粹专业能力之外的附加能力。另一方面，主观评价也被制度化，不外乎我们的声誉、传言和口碑。之前就已经有这种制度化甚至工具化的简单尝试。例如，以“月度优秀员工”的形式——将其照片突出展示。但这仍然与专业的、可量化的成绩有关。现在则是要通过主观评价将个人品质全面且系统地制度化——例如受欢迎程度。这可以通过360度反馈等工具以及各种形式的排名、评级和评价来实现，由此产生了等级制度和等级结构。用莱克维茨的话来说，特殊价值的尺度。在我们的措辞中就是通过排名，在向上开放的自恋尺度上规定并分配位置。

正是这种系统，正是这些等级制度、这些价值等级在改变竞争，它们扩展了竞争的范围。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倾向于竞争，即使那些之前反对竞争的领域也不例外。因为竞争的逻辑在于推动、提高和超越，所以普遍化的竞争意味着普遍化的成绩要求。另一方面，竞争的范围现在扩展到了整个人——因为它还包括主观能力。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竞争的加剧。就这方面来说，竞争的变化不仅限于其范围的扩展，竞争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它被自恋的标准重塑。排名展示并评价了个体有多少神话般的能力，有多少自恋的理想，有多少独特性。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被赋予了多少独特性。这里不仅涉及“传统的”自恋技能——常被理解为自信、自我展示或固执，还涉及他人赋予的技能——例如迷人的个性，也就是与他人结交的能力，或受欢迎程度，也就是个体在所处环境中的特殊性。这再次清楚地表明，这与传言、排名中的位置有关，也就是与主观评价有关，这些主观评价现在变成了客观判断。所有这些构成了对神话般的能力进行主观评价的客观秩序，构成了客观自恋（objektiver Narzissmus）这一矛盾现象。

这种自恋必须与之前探讨的主观自恋（subjektiver Narzissmus）区分开来。

客观自恋是外部赋予的——排名和反馈证明了个体有多少独特性，展示了个体在神话秩序中的位置和等级。主观自恋则通过个体的认同，通过个体对自我理想的追求来发挥作用。

如果主观自恋总是追求（且总是不满足）这种理想，追求这种理想的实现，那么竞争的客观自恋绝不是为了让主体获得自恋的满足（narzisstische Befriedigung）。它最多是一种承诺，一种对追求的利用，一种理想的驱动力。换句话说，对主观自恋来说，自恋的理想是目的和目标；而对客观自恋来说，自恋的理想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它采用的手段，一种同时是威胁和武器的手段。在这里，自恋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被客观地制度化了——作为驱动和控制的手段。

因此，这种自恋能力的系统、这种激烈的竞争，需要自恋的驱动力。更准确地说，它需要、要求并促进自恋能力，但却不是为了实现自恋的目标，因为它并不关心目标的实现。但它使自恋能力可以被社会接受，甚至可以在社会上成功。这里有两个相互促进的因素：越成功，越被接受。

但这改变了竞争：因为自恋不仅进入了竞争，它还将自己融入其中，它重塑了竞争。各种排名的前几名再也不能仅靠成绩和工作来获得。旧的精英阶级被新的精英阶级取代：从以成绩为导向到以成功为导向。被奖励的与其说是成绩，不如说是神话般的能力。洗碗工通过努力成为百万富翁的叙事被新的叙事取代。新的叙事是（我们沿用莱克维茨的说法）：突然取得突破的流星。莱克维茨认为，成功与工作、付出、投入脱钩，核心不再是履行义务，而是“表演”，也就是社会表现。

所有领域的成功都与观众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同事（例如360度反馈）、客户还是严格意义上的观众。这种评价不仅基于客观标准，而且主要基于主观标准。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成了——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其思想对20世纪的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较大影响，著有《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译者注]所说的他人的评判者。但这会产生显著的后果。

这种客观自恋意味着严重的不稳定——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暂时占据排名中靠前的、自恋价值较高的位置，没有固定的位置。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只能短暂地占据这个位置，更重要的是，即使暂时达成一致，人们也永远不是理想。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也不是赢家，只是短暂地占据这个位置。

所有参与者的地位都从根本上变得不稳定，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受到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暂时的，而是持续的。教师必须面对学生的评价，医生必须面对患者的评价，这使他们的地位变得不稳定。更不用说像邮递员或送货员那样的服务人员了。全方位的评价、制度化的评价，都意味着削弱之前固定的权威，进而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每个人都服从于各自观众的评价。

因此，第一名蕴含的承诺，也就是内在价值的承诺，是极具欺骗性的：从无情的竞争中解脱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人们随时可能被赶出特殊性的避难所，尽管它承诺提供保护和庇护。在争夺第一名的斗争中，客观自恋加剧了主观自恋的痛苦。在这里，自恋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被制度化了：它不仅提供想象的安慰，而且引发痛苦，却成为等级结构的核心。

如果客观自恋现在以这样的方式融入社会关系中，那么它就不会成为一种“集体自恋”（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所说），因为这不是我们每个人共同拥有的自恋。相反，它是针对每个人的强制性的客观规定。换句话说，它是一种让我们相互对立的社会自恋。

这是客观自恋与主观自恋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客观自恋的等级制度是预先规定的，是被要求的。它是一种要求。而主观自恋只有在成为一种愿望、一种渴望时才能发挥作用。

在莱克维茨那里也出现了这种要求与愿望之间的对应关系。一方面，他看到了社会和企业对非凡表现的期望——超越纯粹的履行义务。另一方面，他看到了主体对特殊性的渴望。莱克维茨认为，这种渴望导致了一种新的工作伦理，即工作不应该只是例行公事，不应该只是谋生的手段。工作更应该具有认同的潜力，更应该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意义意味着：获得经验，掌握技能，发展个性。所谓的意义意味着自我实现（Selbstverwirklichung）。

但对莱克维茨来说，仅有自我实现是不够的，人们不仅是为了自我而实现自我，对独异性的渴望更多的是对自我实现被认可的渴望。因此，在莱克维茨看来，个人愿望与社会要求的真正结合是——成功的自我实现。这就是“独异性社会”的公式。社会声誉与已经实现的自我之间的耦合。

在这一点上，我们决定与莱克维茨告别，这种告别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方面，在莱克维茨的设定中，没有压力，没有强迫，没有控制——因为在他那里没有服从。另一方面，这样理解的独异化、特殊化等同于中产阶级的幸福。这就是莱克维茨的“指导环境”。这就是“成功的自我实现”的阶级，这就是“自主受益”的环境。而对我们来说，自恋恰恰是在客观和主观的交织中，从要求和愿望变成了无情的命令，影响着每个人，确实是每个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会影响每个人，否则它就不会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超市售货员也不得不面对等级制度——体验着微小的满足和巨大的压力。就像莱克维茨的幸福的创造性阶级一样，这种意识形态是所有阶级的压力和驱动力。自恋的痛苦适用于每个人——尽管权重和强度有所不同。

我们决定与莱克维茨告别的原因还在于，莱克维茨的成功的自我实现的公式建立在成功的基础上，并不涉及失败。这并不是指因运气不好或观众不认可而导致的偶然失败，而是指内在于追求独特性这一过程的必然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客观自恋与主观自恋相结合所固有的结构性的失败。

这种结合不过是一种特定的利用——等级制度的客观自恋利用个体的主观自恋。如果没有这种利用，那么客观自恋的系统就只是压制性的，只是纯粹的等级制度。只有控制，只有要求，只有外在压力和外在规定。当然，它确实如此，但不仅如此。要想超越它，还需要主观因素：内在驱动力，自愿性。等级制度的客观自恋本身无法实现这一点，因此，客观自恋（在企业、学校和媒体公众中）需要另一种东西——主观自恋。因为只有主观自恋才能产生那种驱动力，才能激发主体的那种愿望。只有主观自恋才能让我们不仅发挥作用，还要超越自我。

然而，客观自恋如何利用主观自恋呢？（“利用”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它听起来如此技术化和外在化。）不是通过与成功的自我实现相结合，而是通过一个虚假的等式：排名的第一位、评价的最高水平，实际上等同于自恋的理想自我。第一名实际上等同于独特性的地位。它确实意味着每个人都追求的竞争的彼岸。对这个虚假的等式来说，不需要邪恶的意愿，不需要可怕的计划。等级结构本身就推动了这一神话——赋予第一名以内在价值，赋予第一名以独特性。[与竞争对手的渐进差异相比，莱克维茨的第一名的“绝对差异”在“小老板”、副总、团队领导的系统中成倍增加。独特性可以超越第一名。这是一种对独特性的量化。——原注]

客观自恋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等级制度，而且是一种只有通过独特性神话才能产生效果的承诺。对于这种等级制度承诺，人们可以在其顶端（对第一名的神话化）摆脱它。这种“提议”激发并促进了主观自恋的愿望——希望成为最好的，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而排名、评价（作为规定、控制）恰恰需要这种愿望。

因此，客观自恋依赖于几个仿佛：仿佛的独一无二，仿佛的对应性——仿佛规定的位置在社会中实现了自恋。只有当客观自恋能让人相信这一点时，它才能利用主观自恋。只有这样，竞争秩序的客观自恋才能寄生于个体的主观自恋。只有这样，自恋的欲望才能超越经济压力，变成在排名中占据规定位置的愿望。只有这样，压力和驱动力才能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客观自恋向主观自恋发出了一种呼唤，并在后者那里得到了回应。

这样一来，客观自恋构成了一种新的向光性——自恋的向光性。它让每个人都朝向自恋的太阳，朝向自我理想，朝向独特性。但这个太阳是想象的。正因为这个目标是一种竞争的神话，所以它导致了必然的、结构性的失败。对莱克维茨来说，这种失败并不存在——至少在他所谓的无情的必然性中不存在。

然而，这只是主观自恋的必然失败，而不是客观自恋的必然失败。正如我们所见，自恋只是后者的一种手段。自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的目标不是实现承诺，也不是实现独特性，它的目标是推动竞争，加剧竞争，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

这种失败表明，客观自恋和主观自恋在成功中的相遇、重叠（也就是愿望和要求的叠加），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然而，这仍然造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纠缠。

因为自恋的呼唤通过对摆脱竞争的期望，通过对独特性的承诺，来驱使个体参与竞争。仿佛竞争可以成为救赎的港湾，保护人们远离竞争的实际意义——每个人的可替代性。我们希望从竞争中得到救赎，仿佛竞争可以将我们从它本身所代表的危险中解救，并给予我们它本身所阻碍的那种安全感。

实际上，正是竞争造成了这种希望，由此产生了两种效果：加剧了自恋，同时又阻碍了自恋的实现。

简而言之，独特性的神话、自恋呼唤的神话，是我们如今的对立原则。它是想象的原则，与真实条件中普遍的可替代性相对立。独特性不是一种新的结构原则，而是我们在普遍的可替代性中生活的方式。独特性是驱动我们的、矛盾的对立原则。它使我们“自动”地——也就是自愿地——发挥作用。我们服从于这种对立原则，也就是努力实现期望、满足要求——完全自发，以自我驱动的模式。客观自恋推动的独特性神话引发了我们所说的自愿服从。

就是它，自愿服从！我们终于找到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它现在的形式。在这里，现在的我们为我们的奴役而战，仿佛这是为了我们的救赎！

经过探讨，我们的结论是：竞争不仅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社会的核心机制，竞争不仅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无限的机制，而且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如今，竞争这一机制发生了变化，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正是我们一直寻找的变化：竞争本身发生的变化——它现在通过客观自恋和主观自恋来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同意现状的原因已经改变，我们同意和接受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自恋已经成为竞争条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