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死者上方的气泡。”

“什么？”

一片三角形的指甲如滑奏般快速拂过书架上凝视着我们的那些肿胀的书脊。

“我说，溺死者上方的气泡。一头扎进水池，你的呼吸会变成气泡升上水面：膨胀，爆裂。”

说话者再次检阅沉默地聚集在墙边的书的队列。

“你会说，就连气泡也能抓住阳光、天空的蔚蓝、海岸的绿色曲线。也许是吧。但是，对于那个沉到底、嘴啃泥的溺死者来说，这有何意义？”

突然，仿佛与某个词语不期而遇，他站起身，把胳膊肘探到身后用手抓住，开始在书架与窗户间来回踱步，只是几乎不看我的眼睛。

“是的，我的朋友，请记住这一点：图书馆书架上每多一本书，就意味着生活中少了一个人。如果我必须在书架与世界之间做出选择，那我会选世界。气泡见了天日——人就沉到了底？不，我可谢谢您了。”

“但是您，”我犹犹豫豫地问道，“您带给大家那么多本书。我们都习惯了读您的——”

“我给过，但不会再给了。已经两年了，我没写过一个字儿。”

“我听说过，也看到有人写到，说您正在完成一部新的大作——”

他总是打断别人。“大作？不好说。新作，这倒没错。但是，我确实知道，那些谈到和写到我的人，他们再也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个字符。明白吗？”

我的表情明显是一片茫然。犹豫片刻后，他回到扶手椅前，把它拖到我面前，坐下来，几乎促膝相对地审视我的脸。在折磨人的沉默中，时间一秒秒地过去。

他在我脸上搜寻的样子，就像是在一个房间里搜寻被遗忘之物。我站了起来。

“我注意到，您周六的晚上总是很忙。天色已晚。我走了。”

他用僵硬的手指攥住我的胳膊，不让我走。“没错，我的周六确实不向他人开放。但今天我会向你展示：周六。你得留下来。不过，你将看到的东西需要一点背景知识。待会儿就我们俩时，我会给你简单描述一下。你可能不知道，在学生时代我很穷。我的第一份手稿把我的钱包榨得干干净净，花钱用邮包寄出去，却总是被退回我的书桌抽屉里，破烂烂，脏兮兮，盖满邮戳的‘淤青’。书桌是我小说的墓地。此外，房间里就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排书架——延伸到整面墙的四条长板，被文字的重量压弯。壁炉里通常没有木柴，而我没有食物。但我尊敬我的书，正如某些人尊敬他们的圣像。卖书？我连想都没想过，直到……直到一封电报飞来：母亲周六去世。等你送葬。速归。一天早上，这封电报向我的书发起进攻，到傍晚时，书架就空了。我把自己的‘图书馆’换成了三四张钞票，揣进口袋里。给我生命的那个人的死，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总是如此，对每个人都是：像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黑色的楔子。

“处理完丧事，我又经过一千多公里的旅程，回到自己简陋居所的门前。离开那天，我就同周遭的一切脱离了关系——直到现在，我才感觉到光秃秃的书架的冲击。我记得自己脱下外套，坐到书桌前，转头面向空虚的四块木板。那些木板虽然从书的重压下获得了解放，却仍然弯曲着，仿佛被那空虚压弯。我试图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房间里只有床和书架。我脱衣，躺下，试图睡去，以摆脱抑郁。没用。才睡了一小会儿，那感觉又把我弄醒了。我脸冲书架躺着，看见一道颤抖的月光在裸露的书架上摇曳。在那无书的所在，某种几乎难以察觉的生活似乎展现在我面前——胆怯地闪烁着微光。

“当然，这一切都在拨弄着过于紧张的神经——等到黎明松开调音弦轴时，我终于可以平静地审视书架上溅满阳光的空无，坐到书桌前，继续日常的工作。需要查阅资料时，我的左手（不自觉地）想伸向一本书的书脊，却只摸到空气，一次，又一次。我气恼地凝视那无书的所在，那里充满被阳光照亮的成群、成团的尘埃，我试图——竭力回忆——看到我想要的页面与行句。但想象的封面里想象的文字一直在躁动：我没有发现想要的行句，却看到词语在乱哄哄地蹒跚，句子不住断裂，崩碎成众多变体。我选中一个，小心翼翼地插进我的文本里。

“夜晚降临，结束劳作去休息时，我喜欢平躺在床上，捧着沉重的塞万提斯，目光从一章跳往另一章。书不在。我记得它曾立在书架底层左边角落，黄色边角的黑色皮面紧贴着卡尔德隆[卡尔德隆（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军事家、作家、诗人、戏剧家，西班牙文学黄金时期的重要人物。代表作品为剧作《人生如梦》。]自传的红色山羊革封面。我闭上眼睛，试图用想象让书出现在面前——在手掌和眼睛之间（被抛弃的情人也这样重逢旧爱——在紧闭双眼和专注凝神的帮助下）。奏效了。我在脑中一页页地翻动它，但随后我的记忆就丢了一些字儿——它们混成一团，从视线中消失。我朝它们呼喊，一些词回来了，其他的则没有。于是我开始往缺口里填字，插入我自己的词语。终于被这游戏折腾累了，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被黑暗包围，一种舒适的黑暗填塞了房间和书架的犄角旮旯。

“那时，我有许多闲暇时间——并且越来越频繁地用去掉了书的书架的空虚玩起游戏来。书架一天天变得更加繁盛，充满了文字构成的幻影。我既没有钱，也没有欲望去书报亭和二手书店寻找文字。我从自己脑子里一把把地提取出字、词、句：我掏出自己的构思，在心里印刷它们，描绘它们，用精心考虑过的封面包裹它们，然后把它们整齐地立在书架上，构思挨着构思，幻影挨着幻影——充满那片自足的空虚，黑色木板接纳了我给它们的一切。一天，有个人来还书，正打算把它放上书架，被我叫停：‘没地儿放了。’

“这位访客和我一样，也是个穷鬼。他知道行为古怪是快饿死的诗人唯一的权利……他冷静地打量我，把书放到我的书桌上，问我是否愿意听他的诗。

“把他和他的诗都送走并关门后，我马上就把那本书放到视线之外：隆起的书脊上花哨的金色字体已经打扰到了我勉强建立的构思游戏。

“同时，我继续写作我的手稿。一沓新稿纸被送往老地址，并且没有被退回来，这可真让我吃惊：我的小说被接受了，付印了。事实是，纸张和油墨构成的书籍没能教会我的，我却从三立方米的空气中学到了。现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一本接一本地取下我想象中挤满黑暗空虚旧书架的书籍和幻影，把它们无形的字母浸入普通的墨水，把它们变成手稿，把手稿变成钱。渐渐地——在许多年里——我出了名，有了越来越多的钱，但我那个幻影‘图书馆’则逐渐枯竭：这书架的空虚，我用得太快，太随意了，那空虚缺少补给，日益枯竭，正在变成普通的空气。

“现在，你能看到，原来那个寒酸的房间已经变成了一间装饰体面的公寓。被弃用的空虚运来书籍，重新填满了旧书架，紧挨着它们又有了许多带玻璃门的大书柜——这里，这些。惯性对我有利：我的名字为我持续吸金。但我知道：卖出去的空虚迟早会来报复。作家，本质上是专业的驯词人。如果那些排成行列走来的词语是活物的话，它们肯定会畏惧与憎恨钢笔尖，就像被训练的动物畏惧与憎恨被人高高扬起的鞭子。或者打个更好的比方：你知道俄国羊羔皮的制作工艺么？供应商有自己的术语：搜寻未出生的羊羔的毛发图形，等找到所需的卷毛组合，就杀掉羊羔——在它们出生之前，他们把这叫作‘揪住图形’。我们这些布置陷阱的杀手，正是如此处理我们的构思。

“当然，即便在当时我也没那么天真；我知道我正在变成专杀构思的杀手。但我能做什么呢？人们摊着手掌围住我，我不停地抛给他们满把的字儿。他们只想要更多。我被墨水浸醉，时刻准备着——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挤出越来越多的主题。但我被掏空的想象再无东西可给。就在那时，我决定用已被证明有效的老办法人为地刺激它。我在公寓里腾空一个房间……来吧，我带你看看，一看就明白。”

他起身。我跟着。我们穿过一串房间。一道门，另一道门，一条走廊——他领着我走到一扇锁着的门前，它藏在与墙壁同色的一块门帘后面。钥匙开锁的咔嗒声很响，然后，他打开灯。眼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对着门的尽头是一个壁炉，周围摆着七把沉重的雕花扶手椅，黑毡覆盖的墙边是成排的黑色书架，全都空空荡荡。铸铁火钳靠在壁炉挡板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踏过没有图案、吸掉声息的地毯，走到椅子围成的半圆形里。主人向我做了个手势：“坐吧。你可能好奇为什么是七把椅子。起初这里只有一把椅子。我来这儿同书架的空虚进行交流。我向那些黑色的木头洞穴探问主题。每天傍晚，我都会耐心地把自己关在这里，同沉默与空虚一起，等待。书架的黑色漆面闪烁微光，死寂而陌生，不愿作答。于是我，一个专业的训词人，又回到了墨水瓶的前面。最后期限临近了，我却没有任何东西可写。

“噢，我多么憎恨所有那些家伙，他们用裁纸刀划开最新的文学期刊，以千万双眼睛包围我被鞭笞、被耗尽的名字。我只记得一件小事：一条街，一个小男孩，在结冰的人行道上叫卖用来贴在橡胶套靴上的字儿（‘左’和‘右’[可能是因为套靴难分左右，才有这种标记。]），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的字儿，我的字儿，最终都会被踩到脚下。

“是的，我有感觉，我和我的文学都被践踏，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出现问题，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生病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突然艰难地失去了写作能力：我的无意识这才能够放松，赢得时间，收聚意义。我记得，在我身体仍然虚弱，同世界的联系若断若续时，我最终打开了这个黑暗房间的门，走到这把椅子旁，再次审视那无书的空虚，而它开始说话——轻柔，难以听清，但仍然在说，仍然在说——它又愿意对我说话了，我还以为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呢！你知道吗，对我来说，这是多么——”

他的手碰到我的肩膀——马上就弹开了。

“不过，我们没有时间抒发感情了。它们马上就会来的。所以，回到事实吧。我现在知道了，我的构思所需要的是爱与沉默。我曾经肆意挥霍幻影，现在我开始囤积它们，隐藏它们，躲开窥探的眼睛。我把它们全都保存在这儿，关门上锁。我无形的图书馆重新浮现：幻影挨着幻影，成套作品挨着其他作品，各种版本挨着别的版本——它们开始充满这些书架。来，看一会儿这儿——不，中间那层书架的右边——你什么也没看到，不是么？而我……”

我机械地挪到旁边。主人尖锐的眸子里颤动着高烈度、高浓度的喜悦。

“是的，然后我下定决心：关上墨水盒盖子，回到这个自由、纯粹、未经证实的构思的王国。有时，积习将我引向纸张，笔下泄漏出词句，但我会杀掉这些畸形儿，无情地处理掉自己旧有的写作方式。你听说过圣方济各的花园么？在意大利，我经常去那些地方：只有一两个花坛的小花园，一米见方，藏在坚固的高墙里面，几乎每个圣方济各修道院都有。按传统，那里是不让外人参观的，而现在，只要给几个银毫，你就可以从外面透过隔栅看。过去，就连这样看都不许。花长在那里——如圣方济各所愿——不是为别人，而是为它们自己。禁止采摘，也不许移植到围墙外面；没有发誓修行的人不得踏足花园，甚至不被允许观看花园：不被俗人触碰，远离目光与刀剪，它们可以为自己开放，为自己吐芳。

“哦，我决定——我希望你不会觉得这很奇怪：培植一个花园，将它禁闭在沉默与私密中，里面有我所有的构思，所有最精妙的幻影，最丑怪的发明，远离他人的目光，为自己生长、开花。我憎恶沉甸甸地垂挂着的水果及其粗糙的果皮，它们会折磨树枝，使之凋萎；我想让自己微小的花园包含一种永远不落叶也不结果的意义与形式的结合！别以为我是个不能走出自己的‘我’的利己主义者，也别以为我是个憎恨一切非自己的构思的愤世嫉俗者。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正讨厌的只有一件事：文字。任何人，只要能够并且愿意穿过这层秘密，来这纯粹构思的花园里生活和工作，我都欢迎他，视他为兄弟。”

他沉默片刻，盯着扶手椅的橡木椅背，椅子环绕着他，像是在专注地聆听。

“渐渐地，来自作者与读者的世界里的受选者聚集于此，这没有文字的所在。我这构思的花园并非向所有人敞开。我们是少数人，并将变得更少。因为空虚的书架的重负是艰巨的。而且，还——”

我试图反驳：“如您所说，您没收的文字，不仅来自自己，也来自其他人。我想提醒您，别忘了那些摊着的手掌。”

“哦……你知道，歌德曾经（对爱克曼[爱克曼（J. P. Eckermann，1792—1854），歌德晚年的秘书，《歌德谈话录》的作者。]）把莎士比亚描述为一棵过分生长的树，疯长了足足两百年，扼杀了全部英语文学的生长；三十年后，伯尼[伯尼（Karl Ludwig Bӧrne，1786—1837），德国犹太政治作家和讽刺作家，以对歌德的攻击出名。]说歌德是‘扩散到德语文学全身的巨型癌症’。这两个人都是对的。如果我们的文字化让彼此窒息，如果作者互相阻碍写作，他们会让读者甚至连想法都无法形成。读者没有机会拥有想法，他们的权利被对此事更擅长、更有经验的专业人士篡夺：图书馆碾碎了读者的想象，老雕虫们的小圈子的专业写作把书架和头脑填塞至爆炸。书架上、头脑里，文字都已过剩，这种现状一定要打破。你必须在别人的构思里清理出一小块地方，才能容纳自己的构思：每个人都有权利构思——专业的，业余的，都行。我会给你拿来第八把扶手椅。”

他没有等我回答，就快步走出房间。

我被独自留下，再次扫视这个消除了脚步与词语之声的黑色圣所，还有那些被空虚环绕的书架。一种不安的迷惑在心中不断增强，就像是动物要被活体解剖时的感觉。“对他，或者他们来说，我算什么？他们的构思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决定探个究竟。当门再次打开时，进来了两个人：我的主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红色短发的圆脸男人——他柔弱得好像没有骨头的身体倚着一根手杖，站在门口，透过圆圆的镜片打量我。

“这是达斯（Das）。”主人介绍他。

我说了自己的名字。

达斯后面，第三个人出现了：一个精瘦的小个子，针一样的眼睛下面，牙关紧咬，肌肉抽动，一条小口子权当是嘴。我们的主人转头对着他。

“嘿，泰德（Tyd）。”

“嘿，泽斯（Zez）。”

注意到我困惑的眼神，被叫作泽斯的人突然大笑起来。

“我们谈话后，你就会理解，作者的名字没有容身之地，在这儿。”他把“这儿”说得很重。“让它们留在扉页上吧，我们这个兄弟会的成员每人都有一个‘无意义音节’。一位有学问的教授艾宾浩斯[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1850—1909），德国心理学家，提出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在研究记忆法则的时候，依赖于他所谓的‘无意义音节’：他随意取出一个元音，在前后各加一个辅音，就这样制造出一系列音节，全都不带有任何意义。他用来研究记忆过程的东西，我们更多用来……好吧，这没必要细说。不过，其他的构思者在哪儿呢？已经到点儿了。”

有敲门声传来，仿佛是在回应他。进来了两个人：西格（Hig）和莫弗（Mov）。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位，一边呼呼喘气，一边擦汗：他的绰号是费弗（Fev）。只剩下一把空椅子了。最后一个人终于来到：他面部轮廓柔和但眉型陡峭。

“你迟到了，拉尔（Rar）。”会长对他说。拉尔抬起眼睛，目光遥远又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