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造访熊本县荒尾村的翌年[即1898年。]，即清国光绪二十四年、日本明治三十一年。此年天干为“戊”，地支为“戌”，又称“戊戌”年，也是三年一度的会试年。

公历1月24日，五名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齐聚总署西花厅。清国总署相当于日本外务省，却有一本质不同——没有设置外务大臣职位。在座的五人，均为兼职，无一人独掌外交事务。清国原无此机构，皆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国公使馆蜂拥进入中国，清国才不得已增设此临时机构，在座五名大臣的名讳与正式的官职如下——

荣禄，兵部尚书

李鸿章，文华殿大学士

廖寿恒，刑部尚书

翁同龢，户部尚书

张荫桓，户部侍郎

五人之中，户部侍郎张荫桓品级垫底。他之所以被委任为总署大臣，皆因他有担任驻美公使的经验。

真正令人费解的是，位极人臣的李鸿章此番还是头一回担任总署大臣，这个位置至今已有十余人坐过，但始终未轮到李中堂。此番李鸿章环游世界一周后，竟破天荒地被调到这个位置上，足可见清廷对此人今后的定位很是头疼。

此番五人聚首，不为其他，只为商议工部主事康有为第五次上书，进言变法（变祖宗之法）方策一件。清廷早有定则，四品以下官员不得入朝面圣。康有为区区正六品工部主事，按理说，是无资格面圣的，但康有为连续几番上书，光绪帝也是久仰其名，对他那所谓的“变法方略”也是常作拜读。康有为曾在上书中直言不讳——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

煤山是位于紫禁城后侧的一座景山，顾名思义，是由石炭堆积而成。早在元代，就在此处堆积石炭，并以沙土盖之成山。明毅宗崇祯于此处自缢，明朝灭亡。很显然，“煤山前事”暗指亡国。康有为打了个擦边球，称“亡国”为“煤山前事”，堪堪免去了大不敬之罪。

六品工部主事被传唤入西花厅，与五位在朝元老横眉冷对，这场面哪像进言，分明就是在提审要犯。果不其然，荣禄开场便是个下马威：“康大人在上书中屡次言及变法，这要变的莫非是祖宗之法？”

康有为浑然不惧：“这祖宗之法就变不得？”

“多此一问！”

“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之领土的。如今，祖宗之领土都保不住了，祖宗那套法还有何用呢？就拿总理衙门来说，祖宗之法中并没有，是最近这些年要跟洋人打交道才设立的。时代变了，祖宗之法也非变不可。”

荣禄正欲发作，李鸿章连忙插话，肯定道：“确是如此。”

“仲华[仲华为荣禄的字。]，此番唤康大人前来，为的是听取方策，而非责难。其方策若确有可取之处，我等传达圣听便是了，何须动怒。”翁同龢充当和事佬，积极推进议事。

康有为屡次尝试上书其变法方策，只盼有朝一日能上朝面圣。翁同龢为帝师，是康有为的第一拉拢对象。

李鸿章因独力承担甲午战败之责，被迫从直隶总督的位置退下。即便有环球一周的外交壮举，但在清国腐朽的制度下，也仅仅成就了一段佳话罢了。说一个题外话：李中堂回京后的某一日，到圆明园废墟中散步了一番。但他不知，战败后，清廷着手的第一要务，就是耗费巨大的圆明园修复工程。此时的圆明园并非废园，而是朝廷的“禁地”，李中堂不明就里下私闯“禁地”，当即被罚了一年的俸——这也是李中堂当年权势不在的佐证。

但眼下，还真无人能取代其在朝野中的位置。太平天国战乱年代，曾国藩率湘军一举镇压为患多年的太平军，在朝权势一时无两。但自那后，他便开始自削兵力，甚至主动将湘军大半兵力让渡于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曾国藩心知肚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湘军、淮军这样的“草莽部队”能昙花一现，还全仰仗清正规部队——八旗羸弱不堪。假想一下，若曾国藩攻陷天京（南京），径直率凯旋之师反攻北京，局势会如何？不难猜，京师中九成以上为汉族，自然会箪食壶浆，开城相迎。结果再明朗不过——异族统治陨落，曾王朝诞生！

曾国藩欲班师回朝之际，友人彭玉麟曾至信道：“东南半璧（特指半圆形的美玉）无主，老师岂有意乎？”——劝唆改朝自立之意，再显然不过了。

咸丰皇帝听闻捷报大喜，某位军机大臣便提醒道：“匹夫居闾里（普通民居，此处特指朝廷的对立面），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所谓“匹夫”，普通民众尔。此时的曾国藩无官无职（服丧辞职期间），却领军万余，会不会生谋反之心？

曾国藩回京后，为表忠心，亲手解散了一手栽培的湘军不说，还将大半兵力让给了小自己十二岁的李鸿章。这一手自断臂膀，他倒是明哲保身了，却令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民间也是谣言四起——曾总督身患疥癣，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无心图天下了。

后来，李鸿章将麾下淮军改名作“北洋军”，这也是清国当时唯一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直至甲午战败前，李中堂要取清廷而自立的谣言，便未中断过。甲午战败，虽割地赔款，却也卸下了清廷的一块心病——北洋军亡，朝廷得以续命。也难怪他们会害怕，直隶总督驻节天津，地处首都圈内，想要起兵包围京师，也就是饭前饭后的事。

北洋军覆灭，李鸿章成了“光杆儿司令”，却仍与清国其余军队同气连枝，朝内“反李派”犹视李鸿章为虎豹。李鸿章出席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一事被大做文章，他也因此被强行调任到文华殿大学士兼总署大臣的这个位置上。

这一系列的保全之举，也影射着曾叱咤风云的清王朝，如今已是老态龙钟的将死之人了。

单从此番西花厅总署大臣议事可以看出，如今朝野中同时存在着以荣禄为首，力保祖宗之法的守旧派，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此番两派党魁聚首，为的是参考第三派——“变法派”领袖康有为的进言。由此，朝野呈现出“变法”“守旧”“洋务”三派鼎立之势。

此番为康有为第六次上书进言，前五次上书皆石沉大海，未得光绪帝过目。但康有为将上书做成宣传册，在坊间大肆宣传，甚至被天津与上海的刊物登载，上书内容已经是人尽皆知。

康有为上书时，还将《日本变政考》与《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本自己创作的书籍呈上了。《日本变政考》讲述的是明治维新的始末。康有为认为，中国变法应效仿日本，而非俄国。他在上书中多次强调这个观点，光绪帝也对这一观点钦赞有嘉，怎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当下的清国，是西太后的清国。

西太后出生于旗人家庭，十六岁选秀入宫，得咸丰帝青睐立为侧室，且有幸怀上龙种。天助慈禧，皇后未诞下子嗣。咸丰殡天后，她的儿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大统，是为同治帝。母凭子贵，本为妃嫔的她，一步登天跻身为皇太后，而未留下子嗣的皇后也理所当然地晋升为皇太后。于是，清国就此诞生了两位皇太后——东太后与西太后。

起初，两宫太后共同垂帘听政，西太后尚有所顾虑。然而1881年东太后崩，西太后再无忌惮，自此走向独裁之路。亲子同治帝未及弱冠便夭于花柳。她随即不顾朝野反对，立年仅四岁的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新君，这便是当今圣上——光绪帝。

光绪帝四岁即位，如今已经是二十六岁的青年，朝野曾多次请旨西太后撤帘还政，但西太后久尝权力之饴，食髓知味，几作推托不愿还政。光绪帝就这样做了二十二载的傀儡皇帝。正因如此，他虽贵为国君，却心思单纯。他亲政，就像一块白绫飘入清朝这大染坊里，要青要红，可由不得他。只要身居龙椅之上，便是瞧不见尽头的奏章——

某日，军机处章京（高级秘书）呈上日清战争的投降书，光绪过目后义愤填膺：朕不愿盖印。章京闻言，即声泪俱下：臣等亦不忍见皇上盖印，怎奈如今若不投降，日本便会挥师京师，届时则万事休矣！韩信受辱，天下之大勇者！恳求圣上隐忍一时，待复仇之机。

朝臣意见一致，光绪帝也只能照做。但天子也是肉体凡胎，也有七情六欲，长年的退忍，也铸就了他如今异于常人的救国热情。

亲政同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受其鼓动，决心要对大清祖制进行变法。

西太后之所以扶持胞妹之子即位，要的就是言听计从的傀儡。自光绪帝四岁登基以来，西太后以传授帝王之学为口实，亲身对其施加彻头彻尾的压迫式教育，稍有不称心，便是鞭、棒伺候，以致光绪帝至今仍惧这位“继母”。

光绪帝自幼聪慧，且有鸿鹄之志，与西太后之子、先帝同治有天壤之别。据传，同治帝因流连于宫外烟花柳巷，染花柳，崩于十九岁。

若光绪也似同治那般昏庸无能，西太后也省心了。但可惜了，这位新君偏偏就是个心系国家兴亡的热血青年，甚至忧国忧民到翻阅了康有为的上书与著作后，兴奋得夜不能寐。

康有为面圣，力推变法的同时，远在日本的孙文也正尽心竭力地推动着他的“倒清”事业。他与亡命于日本的菲律宾独立运动志士彭塞碰了头。孙文久居夏威夷，独具国际视野，因此也更着重于民族主义。他呼吁，全亚洲受列强凌虐的弱国应同仇敌忾，联合推动革命。孙文先后辗转于横滨、神户、长崎，三处均为在日华人的聚集地。

紫禁城内，康有为正摩拳擦掌，准备推动一场从朝野至坊间的变法运动。光绪帝在仁寿殿召见康有为达两个小时之久，期间无论朝臣，还是宫女、太监均不得入内。就这样，光绪帝还是战战兢兢地压着嗓音说话。

康有为开篇先讲述了清国当下之难，光绪帝愤恨道：“中华有此一劫，皆为故步自封所致！守旧之祸，便应‘改旧制，立心法’！否则，何谈自强？”

康有为点头：“陛下既已有所察觉，何至今仍袖手旁观，坐看国力日衰？”

面对康有为质问的眼神，光绪帝悔恨道：“奈掣肘何！”

“如今西太后已还政，陛下开始大刀阔斧，一改旧制，还为时未晚！即便无法一蹴而就，若能扼其要害，也可解当下之危！”

“依先生之见，此番变法当耗时几载？”

“西方变法三百年，方得富强。日本三十年维新，便跻身列强。臣预言，我清国变法，仅需三年可成！”单由此可见，康有为可称得上是“伟大”的乐观主义者。即便身处不同立场，他与孙文也有可能成为意气相投的好友。

光绪闻言，激动道：“愿闻先生方策！”

“守旧派官员腐朽，不可大用，但蓦然撤其职务，恐生朝野动乱。因此，可暂且不摒除旧职，旧臣仍在位留用。与此同时，旧职权责皆交接于新职。重用小臣，允许一切上书、召见，若有变法良策，则不惜恩赏。至于那帮故步自封的守旧派，陛下可时常下旨缓缓削其权力，以免其阻挠变法。”

君臣二人此次谈话的内容并无正式记录，只有康有为所著《自编年谱》中有所谈及。康有为早年便以才学闻名，却因“八股取士”，三十七岁才及第进士。

所谓“八股文”，是将文章分作“起股”“虚股”“中股”“后股”四股，各股又分作对句，故得其名。举个例子，对句一方若出现“花”，另一方相同位置则可作“鸟”；若出现“东”，则可对“西”，全篇文章都必须遵照这个模板。

康有为对“八股取士”深恶痛绝，曾坦言：“亡国制度！让天下读书人耗费毕生精力，做空壳文章。”

为避免守旧派抵制，各项维新方策多少都有妥协之处，唯独涉及废除八股，康有为是丝毫不做让步：“废除八股，定会遭守旧派强烈反对。此项废令势在必行，陛下大可不必在朝商议，下诏书便是。”

密谈结束后，离开仁寿殿的康有为与凑巧路过的李鸿章打了个照面。李鸿章喊住康有为道：“祖诒先生，且留步……子良（刚毅）与仲华以您尚且资历不足为由，反对予您以重任。眼下派予您的官职，朝廷已做出很大让步，不要让您觉得屈才了才好呀。”

“李中堂莫要笑话学生了，学生无才无德，怎敢得陇望蜀！”

总理衙门章京——这个官职，可谈不上低。章京负责重要文件的起草与保管，且无固定部署，必要时甚至可在军机处行走。如今在职章京不过二十余人，虽只是从四品，但有权接触重要文书，可以说是朝廷栋梁的储备力量。

照官制，章京不过是总署官员与军机大臣的贴身秘书，对早已是读书人偶像的康有为而言，确有大材小用之嫌，所以，李鸿章才会特意来道歉，顺带把责任推给刚毅、荣禄两位满臣。

康有为施礼告辞，李鸿章心中暗自算计：你们两派鹬蚌相争，可别把老夫卷进去。

变法派与守旧派之争，身为洋务派的李鸿章自然不愿蹚这趟浑水。他心如明镜：就算退一万步，康有为也不可能有胜算，但同时又打心底期待这年轻的变法派能惊起多大的波澜。

李鸿章望着康有为那踌躇满志的背影，心中叹息：这场争斗定会以流血收场，望好自为之吧。

早在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之前，守旧派便有所动作。6月11日，也就是召见五日前，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意变法，且命湖广总督张之洞护送黄遵宪与谭嗣同进京。此二人均为此番变法的中心人物，当时正抱病疗养在家。在守旧派眼里，他们与康有为一样，都是“小臣”。

就在召见的前一日，户部尚书翁同龢被罢免，且遣返原籍。翁同龢虽非变法派，但作为帝师，曾力挺光绪帝亲政。如今被遣返原籍江苏，从此再无缘政治中心。

但变法派也不甘示弱——7月8日，守旧派官员文悌被罢免。文悌为正黄旗人，康有为四月成立保国会时，他曾上奏弹劾：所谓“保国”，保的是我大清四万万人民，而将我大清国置之度外……名为“保国”，实为“乱国”！

光绪帝罢免他的理由是“受人教唆，结党攻讦，难以胜任御史之责”。按清国官制，御史经各官厅选拔而出，任监督之职，即便被罢免，也只是官回原籍罢了，比起维新派翁同龢被撤职遣返的损失，可谓是九牛一毛。但这已是光绪帝力所能及的反击了，可叹堂堂九五至尊，却连自己的恩师也救不了。

“帝”“后”两党之争，便体现在人事的罢免上。双方均以“旨”为武器，左右朝局，但就结果来看，西太后的“懿旨”更具权威，“懿”字所展现的是母仪天下的慈祥。太后的“懿旨”能一语让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归籍养老。而皇帝的“圣旨”，却只能免去区区一御史的兼职。

也难怪李中堂能一眼看透结局。帝党，也就是维新派，刚一交锋，便苦于人才不足，要从各地方召集维新人士上京支援。而维新派的一举一动都在守旧派的监视之下，他们不过是待宰羔羊罢了。

守旧派魁首西太后让现任直隶总督王文昭接替翁同龢，接任军机大臣。于是，直隶总督位置就空了出来，西太后将此重任交给了她的心腹——荣禄。

荣禄是正白旗人，年长光绪帝足足两轮，却是其表兄。直隶总督掌握了李鸿章一手栽培的北洋军。这一调任，让守旧派从此有了兵权。

维新派危在旦夕，康有为早有察觉，却自恃有皇帝撑腰，不为所动。但他忘了一点，当今圣上，也不过是西太后一手扶持的傀儡。这也怪不得他，维新派这伙“小臣”多是坊间出生，一朝入朝为官，哪晓得这紫禁城里的规则。待到敌人手握长刀了，才晓得大事不妙。

此番变法仅历经103天便早早夭折，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康有为入朝短短数月，便以皇帝之名颁布了一百多份“变法诏”。可惜这一张张薄薄的纸片，可无法贯穿士兵的胸膛。

说来也可笑，变法派之中，康有为以正六品稳居“小臣”之首，他还推荐自己的爱徒梁启超为“译书局”主事，也是个六品官。“小臣”中，唯独黄遵宪被任命为按察使，正三品，是个实职，但任职处为德意志公使馆。那时，德意志正觊觎胶州湾租借权，最忌讳交涉方是个爱国人士，自然不肯应允。也凑巧，黄遵宪卧病，无法赴任。另一位卧床的变法同志谭嗣同，带着病便上京任职，不愧是湖南的铮铮男儿。9月5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上任军机章京。

西太后从博弈开始便运筹帷幄，任变法派如何风生水起，只要将荣禄扶上直隶总督的位子，便是一招制敌。荣禄在与友人的攀谈中，曾这样说道：“这个把月，任由他们闹腾吧。待把咱大清捅出个窟窿，到时，自有人会收拾他们。”

光绪帝没什么爱好，唯独热衷于批阅奏章，从中可识当前局势。上奏者是洋务派、守旧派，抑或变法派，依呈奏内容，便可一目了然。

说到洋务、变法两派的区别，前者致力于西方技术，而后者则热衷设立议会。变法派致力于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实现君主立宪，所以也称作“维新派”。封疆大吏大多属洋务派或守旧派，唯独湖南巡抚（省长）陈宝箴，是个坚定的变法派，光绪帝也视其作臂膀。

想必是那陈宝箴一早便看透此次变法凶多吉少，如今先参康有为一本，若日后变法失败，也算功劳一件。这一日，光绪帝阅读了陈宝箴呈上来的折子，心中颇为难。陈宝箴在折子里极力批判康有为的著作《孔子改制考》。若仅是学术性批判倒也罢了，折子里处处透露着一个更为严重的信息——康有为没落……

朝臣之中，工部尚书孙家鼐虽是洋务派骨干，却力挺变法，同样也是光绪帝许以心腹之人。但他最近的上奏，也令光绪帝头疼不已——弹劾康有为。

但凡天灾将至，有感应的生灵动物总会奔走逃散。栖息于朝野的官员们，眼下已经意识到康有为便是那灾厄之源，纷纷避之若浼。

这场帝、后之争，以帝党的惨败而落幕——同年9月11日，西太后[此处略有误，应为光绪帝，乃是康有为向光绪帝推荐了袁世凯。]宣荣禄麾下袁世凯进京，在此之前，聂士成已率武毅军驻扎天津，董福祥所率甘军也在北京附近长辛店驻扎。只消荣禄一声号令，京城顷刻便会被大清有生军队包围。

就在这山雨欲来的时刻，早在同年6月就已退下首相之位的伊藤博文，竟以旅行之由现身天津。坊间对此谣言四起：李中堂与俄国密交过甚，伊藤首相此行的目的是牵制清俄关系，企图在清廷中培养亲日派，以对抗西太后、李鸿章为首的亲俄派。

朝野之中的有识之士闻此内幕，不由扼腕：可惜，可惜！若是伊藤首相能早来一年，何至如今！然而，他们都表错了情，伊藤此行的另有目的。

守旧派安插在变法派中的卧底李盛铎，奉荣禄之命，上书奏请光绪帝出席天津阅兵。这是赤裸裸的鸿门宴。光绪帝若现身阅兵，又如何能全身而退？要知道，远在天津，皇帝身边无御林军，而所阅之兵全听从荣禄指挥。

这时，民间又有传言了，说光绪帝病重，甚至谣传康有为下毒弑君。而事实是，西太后欲取光绪帝性命，不受控制的傀儡，自然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但她又不愿扛弑君恶名，便有意散播此谣言。

守旧派宣布了天津阅兵，维新派这才慌了。后党与军队的动向，令光绪帝如坐针毡，一连发出几通密诏求援。第一封密诏发于七月二十九日（公历9月14日）：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

特谕。

既然是密诏，自然是阅后即焚。能载于史书，全赖密诏内容短，可轻易背诵。这句“朕十分焦灼”，可将一位一国之君心中的恐惧体现出十二分。两日后，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局势却未见丝毫缓解。又过了一日，光绪帝召林旭，给康有为带去了第二通密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

特谕。

光绪帝受西太后幽禁，自身难保，变法派大难将至，就算诸葛亮再世也无法挽回如今的局势了。光绪帝在被幽禁前，便下旨将上海的《时务报》改组为官报，并委任康有为为监督，克日赶赴上海。哪知康有为忙于变法事宜，事到如今，还未动身。所以，才有了这第二道密诏。

康有为看了密诏，也意识到事态严重，托林旭呈奏道：“臣明日便动身。”

其实，变法派攥有最后一招破釜沉舟之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暗杀西太后！但派中尽是文官，没有带兵的经验，他们所仰仗的皇帝，更是个空架子。欲逢凶化吉，至少得策反三支新军的任意一名司令官——武毅军聂士成、甘军董福祥，抑或新建陆军袁世凯……

在商量对策的会议上，谭嗣同提出自己的观点道：“难，策反袁世凯或许有一线生机……”他因病延迟上京，9月5日才受召见。

变法派中最年轻的林旭表示异议：“晚辈愚见，董福祥似乎更为可信……”

“我懂林兄的意思，毕竟那袁世凯失信在前，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但那人贵在识大体，还是在他身上搏一把吧。”谭嗣同不采纳同志建议，也不再做商议，“我这便到法华寺去找他。”

聂士成是不用考虑了，他出生安徽合肥，身上免不了有李鸿章的影子。再说那董福祥，原是叛军将领，后被清廷招安，谁都没当他是自己人。袁世凯虽属李鸿章阵营，但单从其所率军队“新建陆军”中的“新”字来看，与变法宗旨相通。如此想来，策反对象还真就只有袁世凯一人。

“切忌一棵树上吊死。”林旭仍然不放心。

竟然被资历最浅的后辈提醒，让三十三岁的谭嗣同苦笑不已：“林兄说得是。”

林旭刚满二十三岁，乃两江总督沈葆桢孙婿。这沈葆桢是林则徐外甥兼女婿，沈、林两家为世亲。

荣禄早年在福建任将军时，便邀十九岁考中解元的林旭为帐下幕僚，但林旭当时已是光绪钦点的军机章京，便婉言拒绝了[此处有误。参考其他历史文献，林旭十九岁时以第一名考取乡试，后来参加会试，屡次不中，后入内阁中书当秘书。之后拜康有为为师。受荣禄欣赏，邀为帐下幕僚，林旭接受。光绪帝宣布变法维新后，林旭成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谭嗣同到了法华寺，与袁世凯会面。简单寒暄后，谭嗣同开门见山：“敢问袁将军如何看当今圣上？”

袁世凯也不责怪对方唐突，郑重答道：“旷世圣主是也。”他虽贵为将军，却还未过天命之年。

“那将军可听说了天津阅兵的阴谋？”

“袁某也是略有耳闻……”

所谓阴谋，自然是西太后假借阅兵，企图指使荣禄加害皇帝。得到袁世凯的回答，谭嗣同从怀中取出密诏，愤恨道：“如今，唯有足下可救我圣主！足下若愿施以援手，则青史留名。若不愿，大可将我绑了，送去颐和园邀功，得你那一场富贵！”谭嗣同激愤道。

“谭兄弟，你莫要看轻了我袁世凯！圣主不是你一人的圣主，是我中华万万民之圣主！救驾自然义不容辞。说吧，我能做什么？”袁世凯慷慨陈词。

“天津阅兵之时，军队必有异动！届时还请足下率新军，牵制董、聂两军！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重整朝纲！”

“那有何难？皇上若命袁某入营诛贼，袁某定当身先士卒以报皇恩！”

“听说，荣禄待你不薄？”谭嗣同仍不放心。

“荣公厚待于我不假，但大局之下岂能偏私？若有圣命，诛荣禄，不过杀猪屠狗尔！”

谈妥后，两人开始商量具体对策。天津的军火库受荣禄管辖，在各营哨也耳目众多，确保弹药补给是当务之急，但一番商量下来，未有什么对策，两人不欢而散。

谭嗣同早年在南京曾师从著名佛教学者杨文会，赐教“华严、唯识”之学，掌握了“以目识心”的本事。两人表面上快人快语，实则都有一副缜密的心思，谭嗣同一早便瞧出袁世凯是在应付自己。他回到伙伴处，将结果告知众人，对林旭道：“林兄所言甚是，袁世凯瞻前顾后，不可仰仗。如今，只希望他能守口如瓶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