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常把一句抱怨挂在嘴边，叫“任公一过，寸草不生”。也难怪，他费尽唇舌招揽来的寥寥几位同志，竟相继倒戈，进了保皇会，甚至还反过来劝说孙文：“逸仙先生宽心，我等生为革命人，死是革命鬼，加入保皇会，仅是一时从权，为保家人不受牵连罢了。先生家中亦有妻小，不妨也……”殊不知，孙文远在夏威夷的家人孙眉，早已是保皇会干部。

加之，保皇会主刊《新民业报》以及其前身《清议报》不时发表激进的革命言论，导致日本兴中会成员锐减，转阵营至保皇会。梁启超手段之高明可见一斑。倔强如孙文也不得不服输：“孙某甘拜任公下风，只恨曹营无卧龙。”然而这份挫败感不一阵儿便烟消云散，随着留日热潮逐渐升温，思想先进的留学生纷纷投向兴中会阵营。

清廷苦心培养出国的留学生，竟成为乱党阵营的“储备人才”，尤其陆军学生群体是重灾区。清廷只得规定留学者必须有公使馆出面担保。

留学生群体的“扛把子”吴敬恒自身并非是留学生。吴敬恒为江苏无锡人，却带领着数十名广东籍留学生，以“成城学院拒绝录取”为名，至公使馆示威抗议。公使馆没法子，只得允许日方警察进馆拿人。于是吴敬恒被捕，并被遣送回国。说来也凑巧，被日本政府遣返的吴敬恒在法国客轮上，偶遇视察归国的蔡元培（后北大校长），两人曾在南洋公学（后交通大学）共执教鞭。

吴敬恒若随客轮直接回天津，怕是羊入虎口。所幸，客船停靠了上海，两人登岸便藏身租界内，清廷也是鞭长莫及。

追溯孙文的1902年，除却年头与年尾的小段时间，其余时日都是在日本岛内度过。1月28日，孙文乘“八幡丸”号至香港，“五年入港禁令”已到期，但香港仍非久留之地，他流连六日便匆匆返日了。4月忙于操办“亡国纪念会”，7月随宫崎滔天出游冈山后乐园。

12月，孙文受法领印尼总督杜美相邀，赴越南参观河内世博会。法国政府刻意交好中国次代政权候补，可见清朝政权时日无多已是国际共识。

香港陈少白与孙文会合，同往河内。陈少白临行前，收下了同志李纪堂赠予的两千元做饯别。李父于去年辞世，李纪堂可名正言顺地自由支配家中财产。

辅仁系骨干谢缵泰素来与孙文不对付，杨衢云遇害后，他极力推举年长孙文三十八岁的容闳接任会长。

容闳现年七十有三，早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先后担任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顾问”，现居美利坚养老。谢缵泰曾至信委托容闳争取美国政府的同情与支援，在落款于9月22日的回信中，容闳表示自己将竭尽所能。

谢缵泰出生华侨家庭，其父谢日昌为三合会骨干。谢父与洪秀全之族侄洪全福交好。有谣传说洪全福乃洪秀全的三弟。如今距太平天国覆灭已有四十载，天京沦陷后，洪全福流亡至外国客轮上做伙夫，躲过了清廷的屠刀。

孙文在停泊于香港的客轮上，等待与陈少白碰头之时，李纪堂携两千元现金前来送行。他是日本邮船买办，进出外国船舶自然是畅通无阻。背着孙文，谢缵泰将李纪堂拉到一旁，嘱咐道：“切勿说多余之事。”谢缵泰刻意要对孙文隐瞒这“多余之事”，陈少白作为孙文的左膀右臂，更不可能得知。

还有片刻便要起航，李纪堂在甲板上与孙、陈两人话别……

信奉基督教的陈少白无力地感慨道：“唉，这一晃，明天又是一个平安夜了。”陈少白在香港创立《中国日报》，一直以来都是亲自执笔，与保皇会针锋相对，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孙文见状，责备道：“我们这趟去河内，只为放松。暂时将任公与保皇会抛诸脑后罢了，不要自寻烦恼。”

李纪堂忙接茬儿道：“逸仙兄所言极是，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说了，不说了，孙先生难得来香港，在下未尽地主之谊，着实有愧。”

孙文暗觉李纪堂话中有话，但汽笛声响，不待他追问，李纪堂便匆匆下了船去，辞别时的笑容，越看越觉得怪异。

待李纪堂离船后，陈少白疑惑道：“阿柏的态度，不对劲儿呀。”“阿柏”为李纪堂的小名。

“少白兄也有所察觉？今日的李掌柜，确与往常不同。”

客轮驶往河内，两人心中之疑窦也就不了了之。

孙文有所不知，香港谢缵泰暗中联合太平天国残党洪全福，正在密谋策划一次新的武装革命。

与已故的原会长杨衢云不同，谢缵泰一向瞧不上孙文——孙文之辈，屡战屡败。即便无他领导，吾等亦能举大事。

举兵之日初定为1903年1月28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凑巧撞上了壬寅年最后一日——“除夕日”。与九九重阳一样，除夕之日市井喧闹，便于起义军暗中行动。

谢缵泰幼年成长于澳洲悉尼，精通英文。这段经历，赋予其异于普通人的国际思维。他看得通透，重阳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未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他在港期间，广交海外人士，并积极接触海外新闻工作者，尤其与《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莫里森、《香港日报》记者坎宁安二人交往甚密。外国记者为掌握第一手情报，自然争先恐后地讨好谢缵泰。谢缵泰向同志孙文隐瞒起义一事，却对此二人和盘托出。坎宁安协助起草了“对外宣言”，莫里森则为此番起义争取到了《泰晤士报》的言论支持，而谢礼，自然是“除夕起义”这一大头条。

起义军由洪全福统辖，商人出身的梁慕光负责坐镇前线，头衔更是气派非常——“南粤兴汉大将军府军总司令”。参谋长则由在德国教堂做汉文总教习的李植生担任。起义军甚至提前拟定了新国名——“大明顺天国”，高呼“排满兴汉”口号，公开向民众承诺：天下太平后，即订立年限，由人民公举总统。

谢缵泰称新国体为“君民共主之制”。顾名思义，由民众推举而出的总统，其本质依旧为“君”，扎根在谢缵泰骨子里的“帝王思想”可见一斑。起义成功后，则立即从美利坚迎回七十三岁的容闳，奉其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如此仓促，说到底，只是为了及早将孙文一派扫地出局。

李纪堂在香港出资建立商铺“和记栈”，暗中进行军备的采购、调配与储藏。为采配这批军火，李纪堂不得不变卖家产，接受广州沙面租界“曹法洋行”的坐地起价。

距起义仅余三日（1月25日），全军统辖洪全福暗中潜入广州。谁承想他前脚刚踏出香港，在港各据点便遭警方突击检查。短短两天后（27日），广州的据点也被清廷一一查处。一批起义分子锒铛入狱，洪全福乔装潜逃。

因告密而胎死腹中——此番起义，竟重蹈了“重阳起义”之覆辙。

告密者是一个周姓男子。这周某先是领香港警察查抄了“和记栈”，又将查抄所得的“谋反”文献誊写了一份，呈给两广总督。起义军恨不能将奸细挫骨扬灰，却不知早在奸细告密前，“曹法洋行”便玩了手“黑吃黑”，为了昧下那笔巨额订金，早就将消息卖给了官府。

后人将这场死于襁褓中的起义，称作“壬寅义举”。这是一场刻意将孙文排除在外的起义，有关首谋者的身份，史书也未有明确记载。起义军计划在起义成功后，迎容老先生归国任临时总统。单就这点，孙文对谢缵泰等人的擅作主张，也难生责备之意。

由于首谋者未明确，这场起义的名称也有数个版本。其中，“壬寅洪全福广州之役”（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最被世人接受，另外还有强调赞助者的“洪全福?李纪堂举义”（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突出革命派的“谢缵泰广州之役”（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

前有“曹法洋行”告密，后有细作周某提供谋反物证，清军“捷字营”逮捕起义人士十人。经论罪，七人被处以极刑，三人则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其中，一人不待过堂便卒于牢中，一人重金行贿官衙，免于牢狱。

两广总督遣“使节”杨枢赴港，要求香港政府遣返其余乱党。但自事发起，谢缵泰之好友莫里森与坎宁安便不断组织游行活动，向港英当局施压。最终，港督只得以“他国人犯不予关押”为由，将起义分子悉数释放。

时任两广总督德寿为旗人，加之前番险些丧命于史坚如之手，对革命党可谓是深恶痛绝，当即拿出了屡试不爽的“悬赏作战”——活捉匪首洪全福者，赏两万元，封守备（正五品武官）。取其首级者，赏一千元，封千总（正六品武官）。

曾在广州衙门任杂役的张佐庭瞅准了这个飞黄腾达的机会。衙门发了悬赏，却没人见过洪全福容貌。也难怪了，太平天国覆灭后，洪全福便做伙夫，随外国船队走南闯北，如今已是古稀老人。太平天国得势时，他还一度被册封为“瑛王”，被称作“三千岁”。顺道一提，“万岁”自然是“天王”洪秀全。另外，“东王”杨秀清为“九千岁”，以此类推，“八千岁”“七千岁”“六千岁”分别为“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以及“北王”韦昌辉。如此可见，“三千岁”在天平政权中的地位。

然而当下距“天京沦陷”已历四十年，太平天国之兴衰也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剿灭太平军的曾国藩与左宗棠早已辞世，“淮军”创立者李鸿章也在平定义和团之后，于1901年辞世。

话归原题，张佐庭吃准清廷官吏未见过洪全福，便在香港杀害了一位名叫吴六的七旬老人，将尸体塞入箱中，运至两广总督府——我已手刃了洪全福。两广总督德寿兑现承诺，当即支付给他赏金一万元。但纸包不住火，事情很快便败露，事实甚是残酷——这位冒牌洪福全，竟是张佐庭之养父。

清廷官员满腹冤屈无处诉。港英当局不明就里，一口咬定其派刺客越境暗杀起义分子。而此时，德寿已被调任为漕运总督（未起程赴任，于翌年病卒），岑春煊续任两广总督。

说起这岑春煊，昔日西太后避难西安时，他是时任陕西巡抚，多少与列强掰过手腕。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效力新政权，致力于南北统一事业，这都是后话。

岑春煊刚上任，便下令处决张佐庭。由于冒牌洪全福的尸骸是经由水师的船舶上岸，岑春煊还不忘罢免了水师提督。港英当局见广东当局诚意如此，也不再作追究。而正牌洪全福趁这当口儿，乔装潜逃新加坡，风声过后重返香港，于1910年病故，也算寿终正寝。

“壬寅义举”失败于1903年1月28日，旧历整好是正月除夕。

同一天，在彼岸的日本国，留学生群体已初成规模，数千人汇聚在年前方才落成于神田骏河台的留学生会馆，举办“春节团拜”。集会上，学生代表马君武、刘成禺抨击清廷的腐败无能。在海外这般肆无忌惮还则罢了，毕竟天高皇帝远。然而就在清廷眼皮子底下的上海租界内，竟也传出了公开反清之声。

由于当时的留学生多出自上海“南洋公学”，时任“中国教育会”（负责废科举后的新教材编写）会长蔡元培为整合这股新兴力量，特成立“爱国学社”，其会旨言明：本社略师日本吉田氏松下讲社、西乡氏鹿儿私学之意，重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

显然，蔡元培主张中国切忌照搬当强盛之日本。1903年，“爱国学社”收购《苏报》做主阵地。章士钊、吴敬恒担任主笔，专门刊登章炳麟、雏容等激进分子之文章。

邹容未及弱冠，却已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早在此前，他便坚定“排满”。邹容出生四川巴县，1902年留日，曾做出削断留学监官姚甲辫发，公示于宿舍之壮举。

清廷设留学监管一职，为的便是监管留学生。如今，留学监管竟辫发落地，这对留学生们来说是大快人心了。一入夜，宿舍走廊时常会响起幸灾乐祸的“痛哭”声：“呜呼哀哉，吾之辫发，汝何在。”每每悲鸣声起，总会引起一阵哄笑。

要知道，公然成笑柄者并非姚甲这个小吏，而是堂堂清廷之权威。留学生之嘲笑，正是清廷权威日落西山之佐证。虽清廷时日无多已是不争事实，但在留学生群体中仍有奉劝同伴收敛的声音。其中一位留学生代表曾告诫周围：“姚甲咎由自取，诸君哄笑，图一快活便是了。但谨记，此处若是清国，后果又如何？”

此言论受理性者赞同：“甚是，太过招摇，于革命大业有害无益。”

果不其然，邹容作为辫发事件的始作俑者，不久后便被遣返回国。风华正茂的邹容是政论界中的后起之秀。他仰慕谭嗣同之殉国壮举，偶像的遗像片刻不离身。

邹容在留日期间著名文《革命军》，却一直拖到1903年其归国后，才由上海大同书局公开出版。章炳麟阅读后惊叹不已，为之代序后，转载译文于日本《苏报》。《革命军》总字数逾两万，折合当时的印刷用纸，不过四五十页。日文不比中文精练，译文字数超原文三倍有余。文章开头便脍炙人口：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反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当初在东京，拜读过这第一段话的留学生，无一不咋舌：“威丹兄真乃三国之陈琳再世。”

众所周知，陈琳为建安年间（？-217年）文人，名列“建安七子”，以檄文见长。邹容是受宠若惊：“区区邹某怎敢与三国名家相提并论。”

这倒不是邹容谦逊，只不过据《三国志》所记载，这陈琳起初侍奉袁绍，官渡兵败后，即转仕曹操。所谓“忠臣不事二主”，邹容是真看不上这陈孔璋。

顺道一提，在官渡之役前，陈琳曾代袁绍作檄文，斥骂曹贼“宦官之后”“五毒备至”，又指责其“污国害民，毒施人鬼”“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滔滔罪行，天理不容。

官渡之役后翼州沦陷，陈琳自以为必死无疑，谁想曹孟德却只是气哼哼地埋怨了一句：“你骂我曹孟德便是了，为何要拖上我祖宗三代？”便不再追责。

章炳麟时常调侃邹容：“威丹兄尽管将清廷骂个狗血喷头。汝不见陈琳骂尽曹孟德祖上三代，却换来高官厚禄？”

“邹某可不愿做满贼灵丹妙药。”陈琳一纸檄文，反倒治好了曹操的头风顽疾。

《革命军》结尾道：

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革命军》定稿后，邹容在书前写了一篇自序，序末署名“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 岁次癸卯三月日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明崇祯帝自缢煤山距今整好二百六十载。

然而当代国学泰斗章炳麟在代序的署名中，却用了另一个时间点——“共和两千七百四十四年余杭（现浙江杭州，章炳麟的故乡）章炳麟序”。

照理说，章炳麟虽反清，却与宣扬“民主共和”的孙文等革命分子不属一路人。他笔下的“共和”，并非革命党口中的新政体。“共和”一词，在国学家眼中可有些年头了。

西周后期，周厉王出奔（逃亡），因后主宣王年幼，周公与召公共同主政。《史记》将周、召共政的这十四年，称作“共和”时期。而据野史记载，厉王出奔后，一名为“和”的共国诸侯被扶持为王，故称“共和”。即便说法众说纷纭，但就周厉王出奔的时期，还是很统一的——春秋一百十九年前的庚申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距今正好两千七百四十四年。

上海租界不受清廷管束，清廷若欲缉捕租界内嫌犯，必要先经“工部局”（租界行政机关）的“照会”。但只要事关政治犯，这“照会”多半要被驳回。

清廷恨不得将章炳麟、邹容二人活剐，奈何租界领事有意袒护，三番五次拒绝“照会”。无可奈何的清廷只得求助于洋人律师，欲起诉那二人“辱骂君主”“教唆行凶”之罪。甚至贿赂主审法官十万两之巨，工部局那头更是用黄金开路打点。

也难怪清廷如此痛下血本，瞧瞧《苏报》上的头条是如何“大不敬”：

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以为不明事理）。

杀满杀满之声，已腾众口。

汝，辫发左衽（衣襟向左）丑类。

杀尽胡儿方罢手。

另外，描述清军暴行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清朝禁本之选节，更是明目张胆地登载在报刊上。在清国，藏有此等禁本便是罪无可赦的极刑。然而在邻邦日本，此禁本却广为流传，甚至公开发行，在留学生群体中更是争相传阅。

颇有争议的是，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抨击镇压太平天国的三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称三人为“奴隶根性”之典型。

租界当局是猜不透清廷的做法——堪堪言论，何以致死？而在清国的大众观念中，“诋毁朝廷”之罪被凌迟处死也不足为奇。如此一来，工部局之态度更是强硬了：

既已知贵国之手段，此番清当局之“照会”，似另有图谋。

“中国教育会”公然在张园与王之春叫板。传闻王这回是真恼了，正在煽动恩寿，企图将反对者一网打尽。

“张园”位于租界内，“中华教育会”常在此处集会演讲。王之春时任江西巡抚，他谏言朝廷“借款予法兰西，借法之兵力，以平匪乱”。此谏言一出，自然在革命派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张园内“倒王”之声不绝于耳。

王之春勃然大怒，要求江苏巡抚恩寿照会上海租界，缉捕“乱党”。照理说，“缉捕乱党”的照会，以往也有过先例。但唯独这回，清廷的态度异常强硬。工部局权衡厉害，还是决定先拿人。于是乎，章炳麟被捕，邹容自首。清廷随之要求引渡罪犯，而工部局却再没有动作。

几番交涉下来，章、邹二人免于被引渡。租界方为顾全清廷颜面，重判两人终身监禁，但后有英吉利公使求情，又分别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与两年，这都是后话。

清廷为取这两人性命，称得上无所不用其极，许诺只要外方引渡此二人，便将目前在押革命分子一律无罪释放，甚至强行撤回已下达的判决，免去二人死罪。这可谓是有损国体的让步了，但领事方仍不为所动。

有趣的是，清廷频频让步，让时任美利坚驻上海总领事的态度有所松动。但他刚向白宫请愿，便当即被调任回国。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维持“治外法权”之强硬态度。

1903年7月中旬，孙文自越南返回日本。当时的日本，汇聚着一批留学生仰慕、清政府憎恨的“反动分子”。开学季在9月。7月和8月，新一批留学生纷纷涌入日本。

在清廷愈发猛烈的攻势之下，同年7月7日上海《苏报》停刊，中国教育会领袖蔡元培赴德避难，会长由黄宗仰接任。然而黄宗仰未坚持多久，也潜逃日本而去。

孙文归日后专程拜访了黄宗仰。这是两人第一次会面。巧合的是，孙文在西医书院的同窗廖翼明赴日经商，与黄宗仰在横滨山下町本牧桥周边，合租了一栋小洋楼。于是乎，廖、黄二人僦居一楼，将二楼让予孙文落脚。

有孙文这顶金色招牌坐镇，这栋小洋楼可谓门庭若市。因反清演讲而“一炮走红”的马君武、刘成禺二人时常登门请教不说，后国民党领袖廖仲恺也曾携妻慕名而来。廖仲恺是旧金山华侨子弟，其妻何香凝当时正就读于“女子美”（日本女子美术大学）。小洋楼时常至夜半三更，仍灯火通明。

这一日，众人谈及前阵子风头正盛的《苏报》事件，孙文当时正赴越南公办，听闻事件始末，分析道：“观此形势，清廷是谋划着趁此机会向租界法庭施压，阻止反清组织‘攻陷’租界。”

黄宗仰也愤慨不已：“清廷也端的是好手段了……不仅害得章炳麟与邹容两位国学泰斗锒铛入狱，就连贫僧这般遵纪守法的出家人，也被逼得退守日本。”

黄宗仰年长孙文一岁，年轻时曾一度皈依佛门，自称乌目山僧。这乌目山，坐落于黄宗仰的家乡江苏常熟。

“未必未必。据线报，清廷是拉下颜面，破天荒地求助于洋律师，一心要取两位大师首级。结果又如何？还不是落得个自掘坟墓的下场？”

众人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1903年1月至7月，也就是孙文赴越公办的半年间，留日学生操办的刊物。其中有湖北籍学生在孙文南下后合力创办之杂志《湖北学生界》，由于刊名过于地域化，后更名作《汉声》。还有浙江籍学生于1903年2月17日创办之报刊《浙江潮》，直隶籍学生于同月创办之报刊《直说》，江苏籍学生于同年4月创办之杂志《江苏》。

黄宗仰对桌面上的刊物如数家珍，感叹道：“真可谓百花缭乱。”创刊热潮时，他身在上海，并未亲身参与。

“这帮江南才子也甚是狂妄，公然整出如此大的阵仗，竟也不与乌目山僧言语一声。”廖翼明调侃。

“乌目山僧”黄宗仰连忙摆手，谦逊道：“江苏有铁云先生，鄙人学识浅薄，如何敢越俎代庖。”

铁云为江苏籍文人刘鹗的别号。同年，其著作《老残游记》方才登刊连载。刘鹗早年便被同乡文人们奉为楷模，他可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小说之先驱，后世常将他比喻为中国的二叶亭四迷（日本近代作家）。

孙文将眼前的“新潮”刊物一一翻阅，细细去体会那论述中满溢的激进与愤慨。黄宗仰见孙文沉默，还以为他有所不满，笑道：“毕竟是出自学生之手，热情之余，难免有幼稚之处。”

孙文苦笑摇头道：“非也，论幼稚，我等是五十步笑百步了。反倒是他们的热情，确实令人折服。”

黄宗仰不置可否，换话题道：“逸仙兄此趟越南之行可有收获？下一步如何走，心中可有打算？”

孙文沉吟片刻，徐徐答道：“纵观形势，摆在我等面前的道路不过两条，且都是必经之路，孰先孰后尔。”

“容我猜猜看……梁启超在日本地盘上‘呼风唤雨’。逸仙作为兴中会魁首，怎能任其嚣张若斯？两条道路之一，便是争回地盘吧？”

孙文忍俊不禁：“浩瞬兄只说中一半。你方才仅言道‘日本的地盘’，纠正一下，我孙逸仙之地盘，除日本外，还有夏威夷。”

“如此说来，其中一条道路，便是夺回日本与夏威夷的势力。请教这另一条道路是？”

黄宗仰是聪明人，一点就透。日本方面，留学热潮未退，而留日的清国学生多偏向革命，谅保皇派也兴不起多大风浪。问题出在夏威夷，当年孙文一封引荐信寄予胞兄孙眉等夏威夷同志，愣是将梁启超夸为万众挑一的人中龙凤。此举，倒为梁启超蚕食夏威夷势力扫清了障碍。

孙文也有苦难言，继而补充道：“另一条道路便是培养新兴革命力量。最近，孙某大量参阅了布尔之役的相关资料，发现布尔人民在战争中后期的反抗方式，可为我中华之革命的参考。”

布尔人，乃是荷兰祖籍的南非人。布尔之役随着《弗里尼欣和平条约》的签署，于去年（1902年）方才落下帷幕。布尔方虽战败，但因游击战术而大伤元气的英吉利则恼羞成怒，在战后对布尔民众进行了疯狂的打击报复。现今，英吉利已为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

“怪不得见你最近总是三天两头地就往日野熊蔵少佐那儿跑，敢情是去请教军事学。看来，你还是将日本摆在了第一位。”

孙文苦笑道：“孙某倒想跑一趟夏威夷，奈何囊中羞涩呀，不得不延期再议。”

同年9月26日，孙文凑齐旅费，自横滨赴夏威夷。他7月中旬才抵日，这趟日本之行，待了不到三个月。而就在这短短数十日内，他手把手成立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储备力量的学校。因事出隐秘，这所学校甚至没有名号，地点在青山县，圈内人含糊地唤之为“军事学校”。首届学生不过十四人，且入学者需直接向孙文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学校的执教人员为日野熊蔵少佐、小室健次郎中尉等数名日军军官。他们之所以愿意出山相助，在台湾效忠于孙文的服部登中尉功不可没。服部虽是退伍军人，但显然仍栖身于儿玉源太郎帐下。顺道一提，就对孙政策问题，与伊藤内阁政见相悖的儿玉总督竟然晋升入阁，任陆军大臣。

这一日，服部奉劝孙文道：“孙先生，依在下拙见，您与其把心血投入在这所不成气候的‘军事学校’上，还不如去精心经营现成的夏威夷势力。”

孙文心存感激地拍拍服部的肩膀，笑道：“服部兄谬矣……别看眼下学生只有寥寥十数人，十人中只要有一人成材，就不枉我孙某苦心。只不过，学生中多是心浮气躁之辈，我自然不会抱有太多期盼。”

孙文滞日期间，访遍日本政坛名士。其中，“平民社”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的实践，给孙文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欲为国际社会主义者，必先贯彻中国民族主义。

他提醒孙文，学宣誓文中“驱除鞑虏”一句，应在清王朝倒塌后即刻删去；参与宣誓者，必须明确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