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作品以孙文（1866—1925年）为主人翁，活生生地描绘了“中国诞生”这段历史的台前幕后，堪称历史巨著。

描写孙文的文学作品，可谓满坑满谷，但多数是传记，抑或评传。以孙文为主角的小说，别说在异国日本了，即便在中国，也是少之又少。估计是因为普通小说家的功力，不足以驾驭“中国诞生”这一段厚重的历史吧？

当然了，还有另一个见不得光的原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是不太受文学界待见的。有一种说法不知大家是否听说过——试问，革命同志们在国内抛头颅、洒热血时，孙文身在何处？打着募捐的旗号，周游世界。1911年武昌起义，孙文身为革命领军人物，不思临阵杀敌便罢了，还远离战火于丹佛。待革命成功，他才以高姿态“凯旋”现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加身。如此想来，孙文是否有坐享其成之嫌呢？尤其是时下评传将孙文粉饰得如救世主一般，更是令人无名火起。

相较于夸夸其谈的评传，自从拜读了陈老师的《孙文》（单行本改名为《青山一发》）[“青山一发”为本书日文版书名。此篇“解说”原为日文版收录，故在“解说”译文中沿用日文版书名，以方便读者了解。“孙文”为本书日文版原名，后改为“青山一发”。]，本人才明白孙文因何受中国人敬爱。通过小说独有的叙事形式，孙文内心的苦恼与纠结展示在世人面前。读者们深感共鸣——原来，孙文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单单这点，便是历史传记与评传无法企及的。

照理说，孙文本可无忧无虑地做他的“国际人”，但时值祖国同胞在清廷与列强的压榨下苦不堪言，他才不得不高举民族主义旗帜。

要说陈老师的精妙之处，先是以史学家不掺杂个人情感的视角，将伟人孙文“降格”为普通人，再运用小说的手法，加之以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残存的海量史料中，精准地捕捉到孙文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历史小说的极致也不过如此了。

孙文所处的时代，正是激荡的历史变革期。放眼中国前的变革史，无一不是“自北向南”，抑或“自内陆向沿海”。悉数成吉思汗、永乐帝、努尔哈赤等征服者，都是顺应此趋势，才成就霸业。就拿孙文的宿敌康有为来说，他与孙文一样是广东出身，坚持老一套，致力从京师朝廷开展改革。

再反观孙文那“自南向北”“自沿海向内陆”的变革方针，纯粹是逆常理而行。正因如此，才会举步维艰，屡屡受挫。但一旦成功，其成果便冲破了“易姓革命”的定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书名“青山一发”，也正隐喻了此方针。

说来奇妙，非士大夫阶级出身的孙文，到头来，竟成了中国历史上首位“社会理念”的领导者。追溯世界革命史，西洋之革命运动多由市民发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主人翁则是下级武士。但在中国，此等中流实务阶级极为势弱。这还得归咎于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一批批实务阶级的人才被迫投身功名。而士大夫阶层多数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好逸恶劳之辈，观念也相对保守。

再说本书的另一大看点——孙文、康有为，两大“先进知识分子”的对决。

早先在海外开馆行医的孙文，算是实务阶级中的佼佼者了。他身为局外人，深知士大夫阶级之局限，因此不愿拉拢其进革命阵营。

再看看康有为，半生投身于仕途，典型的“高风亮节”士大夫。本书对他的性格描写很是贴切，康有为听闻孙文在广州发起革命，神情不屑地说了两句话：

“一帮乌合之众在广东小打小闹，能成何气候？”

“可笑，军中竟无一个举人。”

短短两句话，将自视甚高的士大夫之局限性暴露无遗。果不其然，康有为活了一辈子，也未逃出“朝廷与功名”这一怪圈。

要说结果，孙、康两人都将最初的理念坚持到了最后。孙文屡屡受挫，却初心不改。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则一生誓死护君。要问什么变了？那就是世道……清王朝最后的数年，迫于巨额赔款，国家经济濒临破产。就在此时，停滞了千年的中国社会猛然奋起，眨眼间便将康有为的保守主张淹没；不待孙文反应，革命一蹴而就。如此看来，激流勇进的时代浪潮，才是本书的真正主人翁。

笔者拙见，孙文笑到最后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孙文吃透了散布在国内外的华人关系网（讲明了，就是会党）；其二，巧妙利用欧美媒体炒作“伦敦绑架事件”，将国际舆论拉至己方阵营；其三，“三民主义”目标明确。当然，若没有辅以孙文那锲而不舍的乐观精神，说什么也都是空谈。

早在本书问世前，孙文这一主题便在陈舜臣老师心中酝酿已久。笔者有幸，在月刊《中央公论》任职时，就孙文这一话题，对陈老师进行了专访（2003年12月号，后收录至单行本《陈舜臣对话集》）。以下为部分谈话内容：

陈：家父是1898年生人，也就是这本小说开头的次年。那时，台湾已完全在日本“治”下，家父也算是第一批“日籍台湾人”了。1924年2月，家父带着母亲移居神户，这才诞下了我。也就是同年，孙先生来日本，在神户高等女校召开了一次演讲，这算不算是我与他的一种缘分呢？

加藤：若我没记错，那便是闻名中外的“大亚洲主义”演讲吧？孙先生那句“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如今仍如雷贯耳。

陈：那次演讲也是孙先生之绝唱。当时，他已罹患癌症，翌年3月便撒手人世了。我当时尚在襁褓之中，自然没留下什么印象。但打记事起，家人乃至周围人，便时常将孙先生挂在嘴边，久而久之，我也将自己与孙先生置于同一时代了，便是《青山一发》所描绘的那个时代。

加藤：也就是说，《青山一发》是您笔下最接近“现代”的历史小说了？

陈：总结得妙！在我看来，故事发生在我出生、记事以后，那就是现代小说……说来，这本《青山一发》出版后，书中人物的子孙后人还专程至信感谢，说是谢谢我为他们的祖上纠正了许多误传。当然了，也有读者指出了个中错误……

“以小说言史”算是我的看家本领——陈先生在后记中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历数以近代为背景的历史小说，陈舜臣文学堪称一枝独秀。

《青山一发》之开篇并非讲述孙文的少年时代，而是谈及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的那段历史，这点不符合创作常理。但细想之下，也有理可循，大概是源自陈老师对自己出生年代的强烈执念吧。在此再次引用访谈内容：

陈：20世纪初，中华受列强蚕食，孙文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与日本民间志士携手共奋，旨在实现亚洲的觉醒与解放。当时，如宫崎滔天、犬养毅一般胸襟坦荡的日本人辈出，估计是东洋人共通的“侠义”精神使然吧。

然而最后呢？观其后历史，日政府离孙文号召的“大亚洲主义”愈行愈远，与中国终生嫌隙，如今两国更是割袍断义。我就想了，若两国能找个时间坐下来，细细品味孙文其人与那段复杂的历史，是否能成为冰释前嫌的契机呢？

在本作中，陈大师已对多位与孙文交好的日籍志士做了不同程度的描写，笔者斗胆再做补充。如文中所赘述，惠州起义兵败，山田良政行踪不明，后被确认为牺牲。关于他的牺牲，坊间传闻野史如下：

山田并非失踪，而是被清军俘虏。那年月，清廷如何敢碰外国人一根汗毛。盘问时，清军质疑山田国籍，但山田几度用中文决绝道：“我是中国人。”最终从容就义。事后，清当局凭山田遗物辨明其日本国籍，悔得肠子都发青了，慌忙处理尸体，并封锁了消息。这才有了“失踪”一说。

山田良政之胞弟山田纯三郎久侍孙文身旁，一直到孙文临终，留下“革命尚未成功”遗嘱时，他是少数在场者之一。孙文辞世后，纯三郎依旧留在中国，并极力撮合中、日政府。“二战”后，纯三郎才不得不回到日本，后蒋介石邀请他赴台。1960年，纯三郎病故，享年八十三岁。

1915年，日政府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此举让中日关系降到历史冰点。陈老师在长篇小说《山河在》中，描述了孙文晚年的苦恼，国家立场难以与往日情谊共存（特指与宫崎滔天、头山满等）。

再看本作，陈老师于1912年1月1日孙文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处搁笔。如今看来，这不无道理，在那个节点上，中日关系是尚存反转余地的。始于台湾被侵占，终于辛亥革命，精妙的叙事结构，无不透露着陈老师对这本作品的期寄。

曾几何时，日本在全亚洲是何等令人钦佩。无论是“汝为西乡，吾为日照”，还是“长沙如萨摩”，幕末维新志士一直被中国进步人士视若标杆。前有孙文、康有为、梁启超等救国志士选择日本为避难所，后有鲁迅、蒋介石、周恩来等纷纷赴日学习。对这些抑或避难，抑或求学的中国人，日本民间多是敞开胸襟以礼相待，而日本政府则一如既往地冷眼旁观。

拜读了此作，笔者不免扪心自问——如今，经济起伏不定，未来晦暗不明的日本，还是那个受亚洲诸国爱戴的“开明”国家吗？不说政策方针如何，单看我们这些民间人，谁能坦坦荡荡地对外国人敞开胸怀呢？

肩负日本未来的年轻一辈更该静下心来拜读此作，领悟其中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