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信使他十分痛苦，但是信里所透露出的最主要的事情，他不曾有过片刻的怀疑。甚至正当他读信的时候，事情的最根本点在他脑子里已经决定，完全决定了：“只要我活着，就决不让这件婚事成功，叫卢仁先生见鬼去吧！”

“因为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他自言自语咕哝着，露出得意的微笑，恶意地预先庆幸着自己决定的成功，“不，妈妈，不，杜尼娅，你们骗不了我！……她们还向我道歉，说没有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做了决定！可不是吗！她们以为现在已经不能解除了，咱们倒要瞧瞧到底能不能解除！多么堂皇的借口：‘彼特·彼特罗维奇是个大忙人，忙得不得了，连婚事也非得马上办，就差没开快车去办了。’不，杜涅奇卡，这一切我都明白，我知道你有很多话要跟我讲到底要讲什么；我也知道你一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在妈妈卧室里的喀山圣母像前祷告的究竟是什么。登上髑髅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是多么痛苦啊。哼……那么说，已经最后决定了：阿芙朵佳·罗曼诺夫娜[这是杜尼娅的名字和父名。]，你决定嫁给一个精明强干的、纯理智的人，这人有财产（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财产，这就更加可靠，更能打动人心了），这人在两处有差事，他赞成我们新生一代人的信念（妈妈在信里这么说的），而且他又‘似乎很善良’，像杜涅奇卡自己所说。这似乎再好不过了！而这个杜涅奇卡就为了这个似乎，而要嫁给他……妙极了！妙极了！

“……我倒想知道，为什么妈妈在信里要向我提到‘新生一代人’呢？是为了刻画那个人的性格，还是有进一步的目的：使我对卢仁先生事先有个好印象呢？啊，真狡猾！我还想弄清楚另外一件事情：那一天，那一夜以及在以后的所有日子里，她们彼此究竟开诚相见到了什么程度？是把她们之间所有的话干脆都说出来呢？还是她们俩都明白，她们彼此心里感受的，脑子里想的都一样，没有必要大声说出来，还不如不说为妙。很可能有几分是如此；从信上看得出来：妈妈感到他说话有点刺耳，老实的妈妈就把她的意见冒冒失失地对杜尼娅讲了。杜尼娅听了当然生气，她就‘烦恼地回答了她’。可不是吗！事情清清楚楚，没有必要问那些天真的问题嘛，而且已经决定，谈也无用，在这种时候，谁听了不发火呢？她在信里对我说：‘罗佳，你要爱杜尼娅，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她同意为了儿子牺牲女儿，因而暗暗地受到良心的谴责吗？‘你是我们的寄托，你是我们的一切’，唉，妈妈呀！……”他越想越恨，越想越恨，他要是现在碰见卢仁先生，也许会把他杀死的。

“嗯，这倒是对的，”他的思想像旋风似的在他脑海里旋转，他追逐着思想的旋风，继续想道，“这倒是对的，‘要想了解一个人，需要逐渐地、仔细地观察他’，但是对卢仁先生却洞若观火。主要的是：他是个‘精明强干的人，而且，似乎很善良’：他肯自己出钱，把她们的行李连同一只大箱子都给运走，这可非同小可！难道还能说不善良吗？可是她们俩，未婚妻和母亲，却雇了一名农夫，坐在一辆有席篷的大车上（要知道，我也坐过这种车子）！没什么！不过九十俄里罢了，‘而在那里，我们就可以顺顺当当地坐上三等车走了’，要走一千俄里哩。倒也明智：一个人应该量入为出嘛，不过，卢仁先生，你是怎么搞的呢？她是你的未婚妻啊……你不可能不知道，她母亲是预支了自己的抚恤金做路费的？当然，这是一笔合伙交易，一件利益均沾的买卖，股份相同，开支分担；正如俗话所说，吃饭在一起，烟叶各人自理。可是这位精明强干的人却有些愚弄她们。行李比她们的旅费要便宜，而且说不定不花钱就运来了。这些事情她们俩怎么一点也看不出，还是她们俩存心不去注意呢？可是她们俩又那么满意，那么满意啊！想一想吧，这还不过是开头，真正厉害的还在后头呢！这儿最要紧的倒不是吝啬，也不是小器，而是他办这一切事情的作风！要知道，这就是他将来婚后的作风，一个预告……妈妈也真是，干吗她要那样瞎折腾呢？她能带几个钱到彼得堡来呢？带三个卢布，还是带两张‘钞票’，就像她……那个老太婆说的……哼！以后她在彼得堡靠什么过日子呢？她根据某些原因倒已经猜到了，他们结婚以后，她不可能跟杜尼娅生活在一起，甚至几个月也不成。那个可爱的人，大概说漏了嘴，露出了真相，虽然妈妈矢口否认，她说：‘我会自己拒绝的’，那么她指靠谁呢：指靠一百二十卢布的抚恤金吗，而且还得除去还给阿凡纳西·伊凡诺维奇的钱！她在那里织冬天用的头巾和绣套袖，把一双老花眼睛都给弄坏了。可是织头巾的全部收入，一年也只能给她的一百二十卢布增加二十个卢布，这我是知道的。这么说，还是得把希望寄托在卢仁先生的慷慨大方上：‘他会主动提出的，他会一再劝我去的。’别痴心妄想啦！席勒笔下的那些好心肠的人总是这样：直到最后一刻，还给人梳妆打扮，插上孔雀羽毛，直到最后一刻，还期待着最好的，而不是最坏的。虽然他们已经预感到勋章的反面[在俄文成语中，这里是指事情坏的一面，下面接着谈到卢仁先生是否得过勋章，是从上面这个成语联想起来的。]，可是他们须要到事不得已时，才肯面对现实；而且一想到这里，他们就觉得厌烦；他们拒不接受真理，直到被他们所粉饰打扮的那个人亲手捉弄了为止。我倒想知道卢仁先生有没有得过勋章；我敢打赌，他的扣眼里准挂着一枚安娜勋章[帝俄时代文官的勋章。]，他跟包工和商人们举行宴会的时候，一定会佩戴它。也许他举行婚礼的时候，也一定会佩戴它！不过，去他妈的吧！……

“……妈妈就随她去吧，她本来就是这样的，愿上帝保佑她。可是杜尼娅是怎么回事呢？杜涅奇卡呀，亲爱的，我是了解你的！咱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已经快二十岁了：那时，我就已经了解你的性格。妈妈在信上说：‘杜涅奇卡能够忍受很多痛苦’，这我是知道的。两年半以前我就知道，两年半以来，我不断想到这件事，所想的也正是这一点：‘杜涅奇卡能够忍受很多痛苦’。既然她能够忍受斯维里加洛夫先生和由他造成的一切后果，这就是说，她的确能够忍受很多痛苦。现在妈妈和她的脑子里都认为她也可以忍受卢仁先生，此人提出了一种理论，说从贫穷中娶来的妻子，一切仰仗丈夫恩惠的妻子，才是最好的妻子，而且几乎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发表了这样的高见。姑且假定他是‘说漏了嘴’吧，然而他是个纯理智的人（就是说，也许根本不是说漏了嘴，而是有意要尽快说清楚），可是杜尼娅呢？杜尼娅呢？她了解这个人，而且还得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当然，她宁可光吃黑面包和喝白开水，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她不会用她精神上的自由去换取舒适，她也不会用她精神上的自由去换取整个什列斯威格和荷尔斯敦[原属丹麦的两个州，在普丹战争与普奥战争以后被并入普鲁士。]，且不说卢仁先生的钱了。不会的，杜尼娅不是这种人，据我所知……当然，现在她也没有变！不用说！斯维里加洛夫夫妇是不好对付的！为了一年二百卢布在外省漂泊，当一辈子家庭教师，真是一件苦差事啊！但是我知道她宁可去给美国的农场主当黑奴，或者在波罗的海东岸的日耳曼人那里做一名拉脱维亚的农奴，也不愿使她的灵魂和道德堕落，为了一己私利而永远委身于一个她既不尊敬，而又跟他丝毫合不来的人！即使卢仁先生是纯金打的，或者是一整块金刚钻做的，她也不会同意去做卢仁先生的合法姘妇！那么为什么她现在又同意了呢？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这个谜怎样解答呢？事情很清楚，为了她自己，为了她自己的舒适，甚至为了使她自己免于死亡，她决不会出卖自己，但是现在为了别人她出卖了自己！为了她亲爱的人，为了她崇拜的人，她可以出卖自己！全部奥妙就在这里：为了哥哥，为了母亲，她可以出卖自己！她可以出卖一切！啊，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压制我们的道德感；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送到旧货市场上去出卖。就让我的一生毁了吧！只要我们心爱的人能够幸福。不仅如此，我们还会想出自己的一套强词夺理的诡辩，学习耶稣会会员[耶稣会是一五三四年根据罗马天主教教义创办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信徒认为只要目的是好的，即使做坏事也是对的。]的行为，也许暂时可以自慰，使我们自己相信应当这样，为了善良的目的确实应当这样。我们正是这样的人，一切都明如白昼。非常明显，罗吉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尼科夫是这里的中心人物，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那又怎么样呢，这将使他得到幸福，可以供他上大学，可以使他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保障他的整个前程；或许他以后还会成为富翁，得到荣誉，受人尊敬，甚至还会以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终此一生！但是母亲呢？要知道，罗佳，她的宝贝罗佳，她的长子就是一切！为了这样一个长子，即使牺牲这样的女儿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啊，可爱的偏心啊！那有什么呢：我们甚至不怕遭到和索涅奇卡同样的命运。索涅奇卡，索涅奇卡·马美拉多娃呀！只要世界存在，索涅奇卡就是永存的。你们俩都充分估量过你们的牺牲，你们的牺牲吗？估量过吗？做得到吗？有好处吗？合理吗？您知道不知道，杜涅奇卡，索涅奇卡的命运一点也不比您跟卢仁先生在一起的命运更坏些？妈妈在信上说：‘说不上有什么爱情’。既然没有爱情，也谈不上尊敬，那怎么办，而且相反，已经有了嫌恶、蔑视和恶心，那又该怎么办呢？那样的话，可能你也势必要‘保持漂亮的外表’了。是不是这样呢？你明白不明白那种漂亮意味着什么？你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你明白不明白，卢仁太太的漂亮跟索涅奇卡的漂亮完全一样，也许还更糟些，更丑恶些，更卑鄙些吗？因为你，杜涅奇卡，毕竟是为了得到多余的舒适，可是对索涅奇卡来说，那简直是饿死的问题。‘杜涅奇卡，这种漂亮的代价太昂贵了，太昂贵了！’唉，假若您将来忍受不了，您会后悔吗？有多少苦恼、忧愁、咒骂和在别人面前隐藏起来的眼泪啊，因为您到底不是玛尔法·彼特罗夫娜呀。那时母亲会怎样呢？要知道现在她就心神不宁，在烦恼了，到那时，当她把一切都看清楚了的时候，她该怎么办呢？而且，我会怎样呢？……实际上，您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呢？我不需要你的牺牲，杜涅奇卡，我不需要，妈妈！只要我活着，就绝不能这样，绝不能这样，绝不能这样！我绝不接受您的牺牲！”

他忽然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停住了脚步。

“绝不能这样吗？但是你将做些什么使得绝不能这样呢？禁止吗？你有什么权利呢？就你而言，你能许给她们什么才能使你得到这样的权利呢？等你毕了业，有了工作的时候，你会把你的一生，把你的整个未来都献给她们吗？这些话我们从前都听说过了，不过是空口白话而已，可是现在呢？现在就必须做点什么事情，你明白吗？那么你现在在干什么呢？你把她们掠夺一空。她们的钱是靠一百卢布的抚恤金，靠向斯维里加洛夫夫妇预支薪水弄来的！你这个未来的百万富翁，你这个支配她们命运的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你将怎样把她们从斯维里加洛夫们手里救出来呢？怎样把她们从阿凡纳西·伊凡诺维奇·瓦赫鲁申的手里救出来呢？十年以后吗？可是在十年之内，妈妈就会因织头巾而双目失明，也许会把眼睛哭瞎了。她会因为节衣缩食而瘦得不成样子；可是妹妹呢？想一下吧，十年以后，或者在这十年里面，你的妹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你想出来了吗？”

他用这些问题折磨自己，刺激自己，甚至感到一种快乐。其实这一切问题都不是他忽然间遇到的新问题，而是存在已久、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很久以前，这些问题就已开始撕扯他的心，已经使他心碎了。很久很久以前，他眼下的苦恼就已经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了；后来，它就积聚起来，扩大起来，近来成熟了，集中了，最后就形成一个可怕、荒唐和异想天开的问题，这个问题折磨着他的心灵和头脑，顽强地要求解决。现在，他母亲的来信像是晴天一声霹雳朝他劈来。显然，现在需要的不是发愁，不是消极地痛苦，不能光是考虑问题没有解决，而是应该有所作为，马上行动，尽快地行动。无论如何必须作出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或者……

“或者看破红尘！”他突然发狂地叫喊起来，“听天由命，了此一生，永远窒息自己心里的一切，放弃行动、生活和爱的一切权利！”

“您明白吗，先生，您明白当您走投无路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吗？”他突然想起了昨天马美拉多夫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得有条路可走啊……”

突然间他吃了一惊：也是昨天的一个念头，又从他的脑海里掠过。但他所以吃惊，并不是因为闪过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他预感到这个念头必然会“闪现”，他已经在等着它；而且，这也完全不是昨天才有的念头。区别在于：一个月前，甚至还在昨天，这个念头还只是空想，可是现在呢……现在这突然不再是空想了，而是以一种新的、可怕的、完全陌生的形式出现了，他突然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觉得一阵头晕，眼前发黑。

他匆匆地向四下瞥了一眼，在寻找什么东西。他在寻找椅子，想坐一会儿。当时他正沿K林荫道走着。前面大约一百步远的地方，可以看见有一把椅子。他尽快地走去，但是半路上他遇见了一件小小的怪事，几分钟内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在寻找椅子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女人在他前面二十步左右的地方走着，最初他对她丝毫没有注意，就像他丝毫不去注意在此以前在他面前闪过的一切东西一样。比方说，他已经有过好多次，回家的时候根本不记得他所走过的路，他已经习惯于那样走路了。但是走在他前面的那个女人却有些非常奇怪的地方，一看就引人注目，因此他的注意力就渐渐集中到她的身上——最初是无意的，好像有些懊丧，到后来就越来越目不转睛地注意起她来了。他忽然想弄明白，这个女人究竟有什么使人奇怪的地方？首先，她大概是个十分年轻的姑娘，在这样的大热天里，她却没有戴草帽，没有撑阳伞，也没有戴手套[阳伞和手套是上流社会妇女必备的两件东西。没有这两样东西，就说明这个女人出身微贱，可以任人欺侮。]，她走着，可笑地挥着两只胳臂。她穿了一件丝的、用薄薄的料子（绸）做成的连衣裙，穿得别里别扭，扣子也没扣好，而且在裙子上边靠近腰部背后的地方被扯破了；有一大块挂下来，耷拉着。一块小三角头巾披在裸露的脖子上，歪歪扭扭地翘在一边。加上那个姑娘走路脚步很不稳，跌跌撞撞，甚至东倒西歪。这样的邂逅终于吸引了拉斯柯尼科夫的全部注意力。走到长椅跟前时，他跟姑娘相逢了，但是她一走到那儿就倒在长椅的一角，把头伏在靠背上，闭上了眼，显然她已经疲惫不堪。拉斯柯尼科夫朝她仔细打量了一番，马上就看出她已经完全醉了。看到这样的情景叫人又奇怪又纳闷。他甚至以为他看错了，在他前面的是一张非常年轻的小脸蛋，年纪约莫十六岁，甚至也许只有十五岁，一头金黄色的头发，那张小脸很漂亮，但是通红通红的，而且好像有点浮肿。那个姑娘似乎不大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把不该露出的部分露在外面，一举一动都表明她并不知道她是在大街上。

拉斯柯尼科夫没有坐下，但他也不愿走开，只是莫名其妙地站在她面前。这条林荫路上一向车少人稀，现在一点多钟，天又这样炎热，几乎阒无一人。不过，在一边，在林荫路的边上，大约十五步外的地方，有一位先生在路边站住了，显然他抱着某种目的很想走到这个女孩子跟前来。大概他也从远处看见了她，因此跟踪而来，可是拉斯柯尼科夫妨碍了他。他恶狠狠地望着拉斯柯尼科夫，然而他又竭力不让拉斯柯尼科夫看见他的目光，他不耐烦地等待着这个讨厌的衣衫褴褛的人走开，以便自己走过来。事情很明显。这位先生大约三十来岁，身材粗壮而肥胖，衣着讲究，血色旺盛，嘴唇红红的，还有一撮小胡子。拉斯柯尼科夫十分恼火；他蓦地想把那个衣冠楚楚的胖家伙奚落一番。他暂时撇下那个姑娘，走到这位先生跟前。

“嘿！是您呀，斯维里加洛夫！您在这儿想干什么？”他攥紧了拳头嚷道，一面笑着，恶狠狠地从嘴唇里溅出唾沫来。

“这是什么意思？”那位先生皱起眉头，傲慢中露出吃惊的神色，板着面孔问道。

“滚开，就是这意思。”

“你敢，流氓！……”

他挥动了一下手杖。拉斯柯尼科夫攥紧拳头向他扑去，他竟没有想一想，那个身体壮实的先生能够对付像他这样的两个。但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从背后紧紧地抓住了他，一名警察站到他们两人中间。

“算了，先生们，别在公共场所打架啊。您想干吗？您是什么人？”他疾言厉色地向拉斯柯尼科夫，两眼打量着他那破烂不堪的衣服。

拉斯柯尼科夫仔细地端详着他。那是一张仪表威武的兵士面孔，长着斑白的胡髭和络腮胡子，目光是精明的。

“我正要找您，”拉斯柯尼科夫抓住他的胳膊喊道，“我以前是个大学生，名叫拉斯柯尼科夫……这一点您可以去打听，”他对那个先生说道，“您过来，我要让您看一件事情。”

于是他拉着警察的胳膊，把他带到长椅跟前。

“瞧她，完全醉了，刚才从林荫道上走过来的：谁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反正不像干那一行的。很可能在什么地方叫人给灌醉了，受骗了……头一回……您明白吗？过后，就这样放她到大街上来了。瞧她的衣服，给人撕破了，再瞧瞧她的衣服是怎么穿的：很明显，衣服是别人替她穿上的，不是她自己穿的，而且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男人的手穿上的。这看得出来。再瞧这儿：我要跟他打架的这个花花公子，我完全不认识他，初次见面，他也是刚才在路上看见她的，他看见她喝醉了，不省人事，因此他急于想走过来，把她弄到手，趁她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准是这样，我准没猜错。我亲眼看见他东张西望，紧盯着她，可是我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下手，因此现在他在等我走开。瞧，现在他已经稍微走开了一点，站在那儿，假装在卷烟……咱们怎样才能不让他得手呢？咱们用什么办法把她送回家去呢——您想一想！”

警察马上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听懂了。那个胖先生的用意当然很明显，剩下的是女孩子的问题。这位老总向她弯下腰去，挨近点仔细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真挚的同情。

“唉，真可怜！”他摇着头说，“还完全是个孩子！她受人骗啦，准是这样。喂，姑娘，”他开始喊她，“您住哪儿？”姑娘睁开疲倦的、醉意蒙眬的眼睛，茫然地望了望盘问她的人，挥了一下手。

“喂，”拉斯柯尼科夫说，“给您，”他伸手去摸衣袋，掏出了二十戈比，“给您，雇一辆马车来，叫车夫送她回家。不过，我们得先问明她的住址！”

“姑娘，姑娘！”警察收了钱，又叫起来，“我马上去给您雇一辆马车来，亲自把您送回家去。告诉我，把您送到哪儿去？嗯？您住在哪儿？”

“走开！……老缠着我！”那女孩子咕哝着，又挥动了一下手。

“唉，唉，真糟糕！唉，多丢人啊，姑娘，多丢人啊！”他又摇摇头，露出既同情又生气的样子责备着。“真不好办。”警察对拉斯柯尼科夫说，说着他又飞快地将拉斯柯尼科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眼。在他眼里，拉斯柯尼科夫这人一定很怪：穿得那么破烂，还给别人钱！

“您是在这儿很远的地方遇见她的吗？”警察问他。

“我告诉您：她在我前面，东倒西歪的，就在这儿，在林荫路上。她一走到椅子跟前，就倒在上面了。”

“唉，主啊！现在世界上有多少荒淫无耻的事啊！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就已经喝醉了！她准是上了别人的当啦。瞧她的衣服也给撕碎了……唉，现在竟有这么荒淫无耻的事！……或许她是一个好人家的孩子，家里穷……近来这样的事可多啦。看样子长得雪白粉嫩的，像个小姐。”他又向她弯下腰去。

也许他也有几个这样的女儿，“长得雪白粉嫩的，像个小姐”，举止娴雅，而且已经千方百计地在追逐时髦了……

“最要紧的是，”拉斯柯尼科夫焦灼不安地说，“不要让她落到那个流氓手里！为什么他还要戏弄她！他想干什么勾当真是再清楚不过了；那畜生，瞧他还不肯走开！”

拉斯柯尼科夫用手指着他大声地说。那人听见了，好像又想发脾气似的，但是转而又改变主意，只是轻蔑地望了他一眼，然后慢慢地走开了十来步，又停了下来。

“不让她落在他手里是可以的，”警察沉思地说，“要是她能告诉咱们把她送到哪儿去就好了，要不……姑娘，喂，姑娘！”他又弯下腰去看她。

猝然，她睁大了眼睛，定神看了看他，仿佛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又朝她来的方向走去。

“呸，不要脸的东西，老是缠着我！”她又挥了一下手说。她走得很快，但是跟先前一样东倒西歪。那个花花公子跟在她后面，不过顺着另一条林荫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放心，我不会让他弄到手的。”胡子警察断然说，他跟在他们后面走去。“唉，近来竟变得这么道德败坏！”他又唉声叹气地大声重复了一遍。

这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刺痛了拉斯柯尼科夫；刹那间，他仿佛感到一阵揪心。

“喂，您听我说！”他在胡子警察后面喊道。

警察转过身来。

“算了吧！您管这干什么？别管啦！让他去寻欢作乐吧（他指指那个花花公子）。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警察感到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望着他。拉斯柯尼科夫笑起来。

“哎—呀！”那位老总说着，把手一挥，跟在花花公子和女孩子后面走去，大概他把拉斯柯尼科夫当成了疯子或者更糟糕的什么人。

“把我的二十戈比拿走了，”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拉斯柯尼科夫气呼呼地说，“好吧，让他从那个家伙手里也拿到点钱，然后听凭那家伙把姑娘带走，就这样结束这件事吧。我干吗要死皮赖脸地帮助她呢？我凭什么帮助她？我有资格帮助她吗？让他们互相活活地吃掉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敢把这二十戈比给他？那钱是我的吗？”

尽管他说出这些古怪的话，心里却非常难过。他在空椅子上坐下，神思恍惚……他觉得这会儿不论想什么都很痛苦。他希望自己能够昏昏入睡，忘掉一切，然后醒来，完全重新开始……

“可怜的姑娘！”他说，望了一眼椅子上空出的一角，“等她清醒过来，她会大哭一场的，然后她母亲知道了……先把她打一顿，再用鞭子狠狠地抽她，让她没脸见人，说不定还要把她赶出去……就是不赶出去，达丽娅·弗兰措夫娜之流反正也会听到风声，这样，那个姑娘就会踯躅街头……接着马上到医院里去[指去治疗花柳病。据统计，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欧洲部分的花柳病患者共有六十九万三千余人。]（那些跟正派母亲住在一起、瞒着她们、暗地里胡闹的女孩子总是这样的）。然后……又是医院……酒……酒馆……又再进医院……两三年后，就成了残废，那时她也不过十八九岁……难道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姑娘吗？她们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呢？就是这样落到这步田地的……呸！随它去吧！据说那是势所必然的。据说，每年总有百分之几要走上……那一条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暗指比利时统计学家和数学家凯特勒（1796—1874）的理论。]……去见魔鬼的，可能是为了让别人精神愉快，而又不去打搅他们的美梦。百分之几！他们用词多么漂亮啊！那么科学化，那么叫人安心……只要一说‘百分之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倘若换了另一个词……也许就会令人较为不安了……可是，倘若杜涅奇卡也落到这百分之几里面去，那怎么办呢！……不落到这个百分之几里面去，那么落到另一个百分之几里面去呢？……”

“我究竟要上哪儿？”他忽然想道，“奇怪。我是为了什么事出来的？看完那封信，我就出来了……我是到瓦西利耶夫岛，到拉祖米欣那儿去的，现在……就是去那儿，我想起来了。可是，去干什么呢？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我想起要到拉祖米欣那儿去呢？真有意思。”

他对自己的行动惊讶起来。拉祖米欣是他过去大学里的同学。值得注意的是，拉斯柯尼科夫在大学里简直没有什么朋友；他谁都不愿接近，他不到任何人的家里去，也不欢迎别人来看他。于是很快，谁也不再理睬他了。公众的集会、交谈，或者游艺会，他一概不参加。他拼命用功，因而受到别人的敬重，可是谁也不喜欢他。他很穷，又有点目空一切，落落寡合；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在有的同学看来，他仿佛把他们大家都看成小孩似的，瞧不起他们，仿佛在修养、知识和信仰方面，他都高人一等，他把他们的信仰和兴趣仿佛都看成是低级的。

不知为什么，他跟拉祖米欣倒挺投缘，其实也不能说是投缘，而是他跟拉祖米欣比较谈得来一些，比较坦率一些罢了。不过，跟拉祖米欣的关系也不可能是别样的。因为拉祖米欣是个特别快乐、特别爱说话的年轻小伙子，他善良到憨直的程度，然而在这种憨直下面又潜藏着深刻和高尚的品格。他较好的同学都知道这一点，大家都喜欢他。他人很聪明，虽然有时他确实有点憨直。他的外貌很引人注目——高高的，瘦瘦的，黑头发，脸总没刮干净。有时他也胡闹，并以膂力过人闻名。一天夜里，他跟同学们在一起，曾经一拳把一个身高两俄尺十二俄寸[约合一点九五米。]的警察打倒在地。他的酒量极好，但是他也能够滴酒不沾；有时他恶作剧做得很过分，但他也可以完全不胡闹。拉祖米欣的另一个出色之处，就是任何失败也不能使他灰心丧气，似乎任何逆境都无法把他压倒。他可以寄宿在房顶上，可以忍受极端的寒冷和非常的饥饿。他很穷，完全自力更生，随便干点什么活来挣钱口。他知道无数挣钱谋生的方法。有一年，整整一冬，他的屋子里都没有生火，他还坚持说，这样更舒服，因为在寒冷里睡得更香。现在他也被迫休学了，不过休学的时间不会太长，他正竭尽全力改善境况，准备继续求学。拉斯柯尼科夫已经有四个月没去找他了，而拉祖米欣呢，他甚至连拉斯柯尼科夫的住址也不知道。约莫两个月以前，他们俩在大街上碰到过一次，可是拉斯柯尼科夫掉过头去，甚至走到街对面，以免让他看见。拉祖米欣虽然看见了他，可是他不愿意打扰朋友，便从一旁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