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躺了很久。有时，他也仿佛醒过来似的，在醒来的那几分钟，他发现早已是深夜了。但他根本没想到要起来。最后，他看见天色已经微露曙光[这时正值彼得堡的白夜，晨曦几乎紧接着黄昏以后出现。]。他在沙发上仰面躺着，由于不久前的昏睡他仍呆呆地出神。从大街上刺耳地传来可怕的绝望的哭喊，每天夜里两点多钟，他都能听到自己窗下有这种声音。这阵号泣把他吵醒了。“啊！那些喝醉酒的人已经从酒馆里出来了，”他想，“两点多钟了，”他突然一跃而起，好像被人从沙发上拉起来似的，“怎么？已经两点多了！”他坐到沙发上，立刻想起了一切！一刹那工夫，他忽然什么都想起来了。

最初一刹那，他认为自己要疯了。他浑身冷得要命；不过发冷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他早在睡梦中就已经患了热病。现在他忽然猛烈地打起寒颤，抖得他差不多牙齿都要蹦出来了，他浑身都在哆嗦。他打开门，开始倾听：这幢房屋里的一切都在沉睡中。他惊讶地打量着自己，打量着屋子里他周围的一切，不明白昨天晚上他进屋以后，怎么能没有把门钩扣上，不仅没有脱衣服，甚至连帽子也没有摘，就倒在沙发上了：帽子滑下来，掉在地板上，离他的枕头不远。“要是有人进来，他会怎么想呢？他会以为我喝醉了，但是……”他跑到小窗前。天已经大亮了，他开始匆匆忙忙地从头到脚检查自己，检查自己所有的衣服：有没有血迹？可是这样检查不行，于是他一面打着寒颤，一面脱下所有的衣服，又把周身检查了一遍。他把每一件衣服翻了又翻，连最后一根线，最后一片布都不放过。他不相信自己，又反复检查了三遍。但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似乎没有一点痕迹；只有一个地方，在裤子下面破成了一条条的地方，留下浓浓一片凝固了的血迹。他拿起一把大折刀，割掉了裤子的毛边。好像再没有什么痕迹了。忽然他想起他从老太婆的箱子里拿出的钱包和东西还放在他的衣袋里！他至今还没有想到把那些东西掏出来藏好！甚至现在他检查衣服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这怎么办呢？他马上把那些东西掏了出来，扔在桌子上。把一切掏出以后，他甚至把口袋也翻了过来，看看是否还留下什么东西。他把这一大堆东西统统拿到墙角里。就在那个墙角，墙根上的壁纸已经剥落，被撕了个窟窿：他立刻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壁纸下面的墙洞里。“都放进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钱包也看不见了！”他高兴地想，然后他站起身来，呆呆地望着墙角里那个比往常更加鼓起来的小洞。突然间，他吓得浑身打了个寒颤。“我的天！”他绝望地咕哝着，“我怎么啦？这叫藏起来了吗？有这样藏东西的吗？”

不错，他根本没有想到有东西得藏；他只想到钱，所以他事先没有准备好藏东西的地方。“可是现在，现在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他想，“难道有这样藏东西的吗？我的脑子确实不管用了！”他精疲力竭地坐在沙发上，马上又难以忍受地浑身发起抖来。他不由自主地从身边椅子上拉过他做大学生时穿的一件冬大衣，虽然大衣几乎已经破烂不堪了，可是还挺暖和，他把大衣盖在身上，又一次沉入梦乡和神志昏迷的状态。他昏睡了过去。

过了不到五分钟，他又从沙发上跳起来，又发狂似地向他的衣服扑去。“什么事都还没有办好，我怎么能又睡着了呢？可不是，可不是：我至今还没有把腋下的绳套取下呢！我忘记了，竟然把这样一件事忘记了！那可是个明显的罪证呀！”他把绳套拉出来，赶快把它扯碎，然后塞到枕头底下的衣服中间，“碎布条子无论如何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翻来覆去地说，他站在屋子中间，又聚精会神地拼命检查周围的一切，把地板和每一个角落都检查了一遍，看看还忘了什么没有。他相信，他的一切，甚至记忆力，甚至最简单的思考力都已经消失了，为此他感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怎么，已经开始了吗？难道说，我的惩罚已经临头了吗？瞧，瞧，真是这样！”真的，他从裤子上割下的毛布条，就那样扔在屋子中间的地板上，任何人进来都会看到的！“我这是怎么啦？”他又惘然若失地叫起来。

这时他的脑子里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也许他所有的衣服上都沾满了血，也许有很多血迹，只是他看不见，没有发觉罢了，因为他的理解力衰退了，不中用了……他的脑子糊涂了……忽然他想起钱包上也有血。“哎呀，那么我的口袋里也一定有血，因为我是把血迹未干的钱包放在口袋里的呀！”他马上把口袋翻出来，一点也不错！在口袋里子上有血迹，有斑点！“可能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还有理解力和记忆力，既然我自己察觉到、想到了这件事，”他得意洋洋地想，深深地、愉快地敞开胸怀舒了一口气，“不过是发烧后的虚弱，一时的神志不清。”于是他把左边裤子口袋的整个里子都撕掉了。这时太阳光照在他的左靴上：从破靴洞里露出来的袜子上好像看得出有血迹。他立刻脱掉靴子：“真有血迹！袜尖被血浸透了”；当时他想必不小心踩进血泊中了……“不过现在怎么办呢？袜子，破布条，口袋，我把这些东西扔到哪儿去呢？”

他把这些东西都捧在手里，站在屋子中间。“扔在炉子里吗？可是他们一定会先搜查炉子。烧掉吗？可是用什么来烧呢？连火柴也没有呀。不，不如到外头去，把他们扔在什么地方。对！最好把它们扔掉！”他反复地说，又坐到沙发上，“马上去，此刻就去，不能耽搁！……”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他的头又落到枕头上了；那种难以忍受的寒颤又传遍了全身；他又把大衣盖到身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概有几小时，他总觉得神思恍惚，他断断续续地想：“得马上走，不能拖延，随便上哪儿，把一切都扔掉，免得被人看见，快一点，快一点！”好几次他想从沙发上挣扎着爬起来，可就是办不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终于把他完全惊醒了。

“开门，你是活着，还是死啦？他老是睡不醒！”娜斯塔霞嚷着，用拳头砰砰地敲门，“整天整天，老是像狗一样死睡！真像一条狗。开门呀。十点多啦。”

“也许他不在家吧！”一个男人的声音说。

“哎呀，这是看门人的声音……他来干什么？”

他赶紧爬起来，坐在沙发上。他的心跳得都痛起来了。

“那么谁把门反扣上了呢？”娜斯塔霞反驳说，“瞧，锁起门来了！怕他自个儿给人偷走么？开门，蠢家伙，醒醒呀！”

“他们来干什么呢？看门的来干什么？一切都被人发现了。是拒捕呢，还是开门？豁出去了……”

他抬起上半身，向前探起身子，摘下了门钩。

他的屋子小到那个地步，不用下床就可以把门钩摘下。

果然看门的和娜斯塔霞站在那儿。

娜斯塔霞用奇怪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眼。他用一种挑衅而绝望的神气瞅了一眼看门的。看门的一言不发，递给他一张叠成对折而且封上火漆的灰纸。

“这是局里送来的传票。”他把纸递给他的时候说。

“什么局？……”

“警察局，传你到局里去。什么局还不明摆着。”

“到警察局去！……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叫你去，你就去嘛。”看门的仔细瞧了瞧他，又打量了一下周围，转身要走。

“他好像病得很重？”娜斯塔霞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说。看门的也回过头来望了他一会儿。“他从昨天起就发烧。”她又加上一句。

拉斯柯尼科夫没有回答，他把那张纸拿在手里，并不去拆它。

“那你就别起来啦，”娜斯塔霞接着说，她看见他把脚从沙发上伸下来，不禁可怜起他来了，“病了，就别去啦；不着急。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他看了看。他右手拿着割下来的碎布条，袜子和扯下的口袋的破布。他拿着这些东西就睡着了。后来他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起他发烧时迷迷糊糊，把这些东西紧紧地攥在手里，就这样又睡着了。

“瞧，他攥了一大把破烂，拿着它睡觉，好像攥着什么宝贝似的……”娜斯塔霞接着神经质地哈哈大笑起来。他马上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塞在大衣底下，目不转睛地直盯着她。虽然那时他还不大能有条有理地考虑问题，但他也感觉到，倘若要抓他，就不会用那种态度来对待他了。“可是……警察局？”

“喝点茶好吗？想喝吗？我给你拿来；还有剩下的……”

“不……我去：我马上就去。”他咕哝着站了起来。

“你八成连楼梯都下不去吧？”

“我去……”

“随你的便。”

她跟在看门人后面走了。他马上跑到有亮光的地方，检查那只袜子和破布条。“有血迹，但是不大看得出来；都弄脏了，吃进去了，已经褪了色。事先不知道的人，什么也看不出来的。所以，谢天谢地，娜斯塔霞站得远，她什么也不会注意到的！”然后他战战兢兢地拆开那份传票，开始看；他看了很久，好容易才看明白了。这是区里的一份普通的传票，要他当天九点半钟到警察分局长的办公室去。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我跟警察局从来没有打过交道呀！为什么恰好今天叫我去呢？”他在痛苦的狐疑中想道，“主呀，就快点吧！”他刚要跪下去做祷告，却又自己笑了起来——不是笑祷告，而是笑他自己。他急忙动手穿衣服。“豁出去了，反正一样！穿上袜子！”他忽然想起来，“灰尘多吃进去一些，血迹就看不见了。”可是他刚把袜子穿上，马上又反感而害怕地把它扯掉。但是扯掉之后，想起没有别的袜子，只好又把它拿来穿上，他又笑了起来。“这些都是长期形成的习惯，都是相对的，这一切不过是形式而已，”他想道，但是这个思想只是浮光掠影般地闪了一下，他自己却在浑身发抖，“我还是穿上了！到底把它穿上了！”但他的笑声很快变成了悲观失望，“不成，我可受不了……”他想。他的两条腿在哆嗦。“这是因为害怕。”他自言自语地咕哝说。因为发烧，他的头又晕又痛。“这是个诡计！他们想把我骗到那儿去，突然来个措手不及。”他出门走到楼梯上的时候，继续暗自想道。“糟糕的是我几乎都在胡说八道……我会说出蠢话来的……”

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他想起他把所有的东西就那样放在墙洞里了，“很可能他们想趁我不在的时候来搜查。”他想着，便停下脚步。可是这时他突然感到十分绝望，突然产生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豁出去的心理，所以他挥一挥手又继续往前走去。

“只要快一点就行了！……”

大街上又热得叫人难以忍受；这些日子哪怕能下一滴雨也好啊。又是灰尘、砖和石灰，又是从小铺子和小酒馆里飘出来的臭味，又是连续不断地碰到醉汉、芬兰小贩和东倒西歪的破马车。阳光亮晃晃地直射到他的眼睛，使他看东西时感到刺痛，他的头完全发晕了。——在阳光灿烂的大晴天，一个发寒热的人蓦地从屋里出来，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当他走到昨天那条大街的拐角上时，他以痛苦而惊慌的心情偷偷朝那条街，朝那幢房子望了一眼……但马上就把目光躲开了。

“要是他们问我，也许我干脆就告诉他们。”快到警察局的时候，他心里想。

警察局离他的住处大约只有四分之一俄里，最近刚迁到一幢新房子四楼的一套房间里。他到警察局旧址去过，只待了短短的一会儿工夫，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走进门洞的时候，他看见右首有楼梯，一个乡下人手里拿着一个小簿子正走下楼来：“看来这是看门的；看来警察局就在这儿，”于是他就想当然地走上了楼梯。他不想向任何人打听任何事情。

“我一进去就跪下，把什么都讲出来……”他走到四楼的时候想道。

楼梯又窄又陡，到处是污水。四层楼每一层的所有住宅的所有厨房的门都是朝楼梯开的，而且几乎整天就这么敞开着。因此简直闷热得可怕。人们在川流不息地上上下下：有腋下夹着本子[指户口本。]的看门人，有当差的，也有各种各样来访的男男女女。警察局的门也是大开着的。他走进去，在过道里停住了脚步。这里经常有一些乡下人站着等候。这里也非常闷热，此外，重新油漆过的屋子里发出一股还未消散的、用有臭味的大麻油调制的油漆味，简直令人作呕。等了一会儿以后，他决定再往前走，到里面那间屋子里去。所有的屋子都又矮又小。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不断地促使他再往前走。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在第二间屋子里，有几个职员坐在那儿写东西，他们穿得只不过比他稍微好一点，他们的样子都很古怪。他走到其中一个人跟前。

“你有什么事？”

他拿出警察局的传票。

“您是个大学生吗？”那人朝传票瞟了一眼，问道。

“是的，从前是大学生。”

职员丝毫不感兴趣地打量了他一眼。那人的头发蓬乱得出奇，眼睛里显露出一种木然的神情。

“从这人嘴里是探不出什么消息来的，因为他什么都无所谓。”拉斯柯尼科夫想。

“到那儿去，找办事员。”职员伸出手指，指着最里面的一间屋子说。

他走进那间屋子（按顺序那是第四间屋子），屋子很小，里面挤满了人，比别的屋子的人穿得整齐些。在来访者中间有两个妇女。一个穿着丧服，衣着寒酸，她坐在办事员对面的桌子前，正在他的口授下写着什么。另一个女人[这是彼得堡一家妓院的鸨母。]是个大胖子，紫红脸膛，脸上有斑，身材魁梧，穿得十分豪华，胸前戴了一只跟茶碟一般大的胸针。她站在一旁，分明在等待什么。拉斯柯尼科夫把传票塞给了办事员。办事员匆匆看了一眼，说了声“等一会儿”，又继续接待那个穿孝服的女人。

拉斯柯尼科夫比较舒畅地喘了一口气。“可能不是那件事！”他渐渐振奋起来，拼命鼓励自己要打起精神，要清醒。

“只要犯一点糊涂，只要有一丁点不小心，就可能暴露自己！哼……可惜这儿空气不好……”他接着想，“太闷……弄得我的头更晕了，脑子也……”

他感到心乱如麻。他深怕自己失去自制力。他竭力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事情上，随便想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就是办不到。不过，那个办事员使他非常感兴趣：他一直想根据他脸上的表情猜出他在想什么，把他看透。办事员年纪很轻，大约二十二岁，一张黑黝黝、富于表情的面孔，看上去比他的真实年龄要老成一些。他穿得很时髦，像个花花公子，头发在后脑勺上分开，梳得整整齐齐，并且抹了一头的油。他那用刷子刷洗得雪白的手指上戴了许多镶宝石的和没镶宝石的戒指，背心上挂着一条金链。他甚至还跟曾到这间屋里来过的一个外国人说了两句法国话，而且说得挺不错。

“卢伊莎·伊凡诺夫娜，您请坐下吧。”他顺口对那个紫红脸膛、穿得非常讲究的女人说。那个女人仍旧站在那儿，虽然身旁就有一把椅子，却好像不敢坐下。

“谢谢您。”那个女人说，绸衣服窸窸窣窣地响了几下，就轻轻地坐到椅子上去了。她那身镶了白花边的浅蓝色连衣裙，像个气球似的撑开在椅子周围，几乎占了半间屋子。从她身上发出一股香水味。也正因为她占了半间屋子，身上又是这样香喷喷的，所以她显然感到忸怩不安。虽然她既无耻又胆怯地微笑着，但又透露出明显的担心神气。

穿孝服的女人终于把她的事情办完了，正要站起来。忽然随着一阵骚动，一个警官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来，他每走一步就颇为特别地晃动一下肩膀，他把带帽徽的军帽往桌上一扔，坐到一张圈椅上。服饰华丽的女人一看见他，就陡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带着一种喜不自胜的神情向他屈膝行礼；但是警官丝毫不理睬她，她也不敢再在他面前坐下。这人是警察分局的副局长，他生得小鼻子小眼睛，棕黄色的八字胡平行地分在两边，除了有点傲慢以外，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他带有几分气愤地朝拉斯柯尼科夫斜瞟了一眼：拉斯柯尼科夫的衣服实在太不像样了，可是不管他怎样潦倒，他的举止态度仍跟他的衣着一点也不相称；拉斯柯尼科夫由于疏忽、时间过长和过于瞪大了眼睛看了那位警官一会儿，甚至惹得他见怪了。

“你有什么事？”他嚷了一声，看见这个衣衫褴褛的家伙并没有被他闪电般的眼光所吓倒，他大概觉得很奇怪。

“叫我来的……有传票……”拉斯柯尼科夫漫不经心地答道。

“这是向大学生追索欠款一案，”办事员撂下手里的文件，赶快插嘴说，“就是这个！”他扔给拉斯柯尼科夫一个本子，指着上面一处地方，“您看吧！”

“欠款？什么欠款？”拉斯柯尼科夫想，“但是……可见不会是那件事了。”他高兴得打了个哆嗦。他忽然感觉到一阵难以形容的极端轻松。沉重的担子从他肩上卸下来了。

“先生，通知您几点钟来的？”那个中尉叫道，不知怎的，他好像越发生起气来，“叫您九点钟来，现在已经十二点啦！”

“十五分钟前才给我送来传票。”拉斯柯尼科夫回过头去大声回答了一句。他也忽然出人意料地动了怒，而且从中感到某种愉快。“我有病，发着烧到这儿来，已经够受的了。”

“您别嚷嚷！”

“我并没有嚷嚷，我的话说得心平气和，是您在跟我嚷嚷。我是个大学生，我不允许别人对我乱嚷乱叫的。”

副局长气得火冒三丈，突然连话也说不出来，只一个劲儿从嘴里冒唾沫。他从座位上直跳起来。

“住—嘴！您是在衙门里。别放—肆，先生！”

“您也是在衙门里，”拉斯柯尼科夫喊道，“您不但在嚷嚷，而且还在抽烟，可见，您不把我们大家放在眼里。”说了这几句话以后，拉斯柯尼科夫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

办事员笑眯眯地望着他们。火性子的中尉显然很窘。

“这您管不着！”他终于用一种不自然的大嗓门喊道，“现在请您立一个字据，答复对您的指控。给他看看，亚历山大·格里戈列维奇。有人告您！您欠债不还！哼，这算什么好汉！”

拉斯柯尼科夫已不再听他说话了。他迫不及待地把那份控诉书抓在手里，急于想找到谜底。他看了一遍，两遍，依旧莫名其妙。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办事员。

“这是凭借据要求您还债，索取欠款。要么您现在连同一切诉讼费用、罚金等等如数还清，要么您立一张书面字据，写明什么时候能够还清，同时保证在还清债务之前不离开首都，也不出售或藏匿自己的财产。债权人有权拍卖您的财产并根据法律对您提出指控。”

“可是我……谁的债也不欠啊！”

“那不关我们的事。这有您九个月以前写给八等文官扎尔尼岑的遗孀的一张一百一十五卢布的借据，这借据已经过期，已依法作出拒付证书，扎尔尼岑的遗孀又把这张借据转付给七等文官切巴罗夫，现在该借据已递交我处呈请追索，为此我们把您请来作出答复。”

“她是我的女房东呀！”

“是您的女房东又怎么样呢？”

办事员带着一种表示遗憾和宽容的笑容望着他，同时也流露出稍许洋洋得意的神气，仿佛望着一个初次上阵的新兵，似乎在说：“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但是他现在哪儿有心思去管什么借据，去管什么追索欠款呢！现在值得去为这件事情担心吗！甚至值得去注意吗！他站在那里读着，听着，回答着，甚至自己还问着，不过这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一种得以保全自己的喜悦，以及从致命的危险中得到解救的侥幸感觉，在这一刹那充满了全身上下，他没有预测，没有分析，没有未来的猜想或推测，也没有怀疑和探询。这一刹那间的快乐是充分的、天真的、纯粹动物本能的快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室里发生了一桩雷鸣电闪般的事情。中尉依旧处于被拉斯柯尼科夫的无礼所震惊的状态，全身都在冒火，他显然为了要保持他受了损害的尊严，便大发雷霆，把他的怒气全部发泄在那个倒霉的“衣着华丽的太太”身上。那个女人从他进来以后就带着一种极其愚蠢的微笑望着他。

“你这个没皮没脸、没羞没臊的！”忽然间他扯开喉咙大声喊道（这时穿孝的女人已经出去了），“昨天夜里你家出什么事了？嗯？又丢人现眼地把整条街都闹翻了。又是打架又是酗酒。你想进拘留所吗？我已经警告过你十次，告诉过你，到第十一次再不饶你了！可是你还是，还是没脸没皮、没羞没臊的！”

连拉斯柯尼科夫手里的公文都掉了下来，他惊异地望着那个受到无礼辱骂的衣着华丽的太太；但他很快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因而马上他又开始对这整个事情甚至感到十分满意。他快乐地听着，心里只想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哈哈大笑……他所有的神经都兴奋到了极点。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那个办事员刚要关切地开口，但又马上住了嘴，因为他从切身经验中知道，对于这个大发雷霆的中尉，除了硬拉住他的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把他拦住。

至于那个衣着华丽的太太，最初她让这阵霹雷闪电吓得直打哆嗦；可是说也奇怪：骂得越多越厉害，她的模样就越殷勤，越是笑容可掬地望着那个可怕的中尉。她在原地踏着碎步，接二连三地屈膝行礼，同时迫不及待地等着插嘴的机会，机会终于给她等来了。

“长官先生，我家里门（没）有人吵闹，也门（没）有人打过架。”她忽然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话像一把豌豆撒在地上似的。她的俄国话讲得很流利，虽然带有浓厚的德国音，“我也门（没）有干什么丢帘（脸）的事，他们是喝追（醉）了来的，我全是讲的实话，长官先生，这不能怪我……我的家是规规矩矩的，长官先生，我的态度也是规规矩矩的！长官先生，我一向，一向，自己就不希（喜）欢干丢帘（脸）的事。可是他们来的时候完全喝追（醉）了，后来又要了三拼（瓶），后来一个人抬起了腿，拿脚弹岗（钢）琴，在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家，这样干太不好了，他把岗（钢）琴全弄坏了，我就说，这太不像化（话）了。他就拿起一个酒拼（瓶），用酒拼（瓶）子从背后捅人。这时我立刻把看门的叫来，卡尔来了，他就抓住卡尔，打了卡尔的眼睛，又打了亨利埃特的眼睛，还在我的帘（脸）上打了五巴掌。在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家这样无礼，长官先生，我就喊了起来。他就打开临河的窗户，站在窗口，像猪崽子一样叫唤；这太丢人了。怎么可以站在窗口像猪崽子一样朝大街叫唤呢！呸！呸！呸！于是，卡尔就从后头拉他的燕尾服，把他从窗口拉走，这是真的，长官先生，他把他的燕尾服给拉破了。他就嚷嚷要赔他十五个卢布。长官先生，于是我自己拿出五个卢布赔给了他。这不是个规规矩矩的客人，长官先生，什么丢帘（脸）的事他都干得出来！他还说：‘我要发表一篇大文章讽次（刺）你们，因为我可以在所有的报纸上写文章骂你们[当时在彼得堡有一些专靠骂人为生的下流文人，他们以在报纸上写文章骂人作为要挟，到处白吃白喝，或接受贿赂。]。’”

“这么说，他是一个耍笔杆子的？”

“是的，长官先生，在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家，这是一个多么不规矩的客人啊……”

“得啦，得啦，得啦！不用再说了！我对你说过，说过，我不是说过吗……”

“伊利亚·彼特罗维奇！”办事员又意味深长地叫了他一声。中尉匆匆地瞟了他一眼；办事员微微地点点头。

“……我最后对你说，最可敬的拉薇莎·伊凡诺夫娜，这是最后一次了，”中尉接着说，“要是在你规规矩矩的家里再发生什么丑事，哪怕再出一次，那我就要像上等人所说的那样‘唯你是问’。听见了没有？一个文学家，一个耍笔杆子的，在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家’，为了一件扯破的上衣后襟，就要了人家五个卢布？哼，这些耍笔杆子的！”说罢他朝拉斯柯尼科夫轻蔑地扫了一眼，“前天在一家酒馆里也出了一桩丑事：吃完饭不给钱，还说：‘我要写一篇讽刺文章，把你们描写一番。’上礼拜，还有一个文人，在一艘轮船上，居然用最下流的话骂一位五等文官的可敬家属，骂他的夫人和女儿。前几天，还有一个人被人从一家点心店撵出来。哼，这些耍笔杆子的，文学家们，大学生们，人民的喉舌们，全是这一号人物……呸！滚你的吧！总有一天我要亲自去看看你，你可要当心了！听见了没有？”

卢伊莎·伊凡诺夫娜连忙献殷勤地向四面八方屈膝行礼，一面行礼，一面后退，一直退到门口；但在门口她竟一屁股撞在一位仪表堂堂的警官身上，此人方面大耳，容光焕发，生着很漂亮的浓密的金黄色络腮胡子。这就是警察分局长尼柯吉姆·弗米契本人。卢伊莎·伊凡诺夫娜忙不迭地行了个屈膝礼，差一点蹲到地板上，然后迈着急速的碎步，连蹦带跳地跑出了办公室。

“又是轰隆轰隆，又是雷电交加，又是龙卷风和暴风雨！”尼柯吉姆·弗米契亲切而友好地对伊利亚·彼特罗维奇说，“又大动肝火，又大发雷霆啦！我在楼梯上就听见了！”

“那又怎么样！”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用一种高傲的满不在乎的态度说，（甚至说成了“那……又……怎么……样！”）然后手里拿着几份公文，走到另一张桌子跟前去，他每走一步就神气活现地摆动一下肩膀，往哪边迈步，肩膀就跟着往哪边摆，“请看这位：一个耍笔杆子的，不，一个大学生，也就是说，以前是大学生，这人欠债不还，出了期票。到期不还，还不肯搬家，债主不断控告他，可是他还表示不满，说我当他的面抽烟！自己的行为卑鄙无耻，您瞧，请您再瞧一瞧他：瞧他现在这副非常讨人喜欢的模样！”

“贫穷不是罪过，我的朋友，这算不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他像炸药，受不得委屈。他一定有什么事得罪了您，所以您忍无可忍。”尼柯吉姆·弗米契转过脸去，亲切地望着拉斯柯尼科夫，接着说，“可是您又何苦呢：他是一个最—高—尚—的人，可就是炸药，炸药！呼的一下就着，发一通火，着完了，就没事了！什么都过去了！最后还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在部队里，大家也管他叫‘炸药中尉’……”

“这是一个多好的部—队啊！”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感叹道，他对于这种好意的逗笑觉得很满意，虽然余怒仍未全消。

拉斯柯尼科夫忽然想到要对他们大家说几句特别中听的话。

“原谅我，长官。”他猛地朝尼柯吉姆·弗米契转过身去，非常随便地说起来，“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要是我有什么冒犯那位先生的地方，我一定向他赔礼道歉。我是一个贫病交加的大学生。我叫贫穷给压垮了（他就是这样说的：“压垮了”）。我以前是个大学生，现在因为我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不久我可以收到一笔钱……我的母亲和妹妹住在某省……等她们给我汇钱来，我就……把债还清。我的女房东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可是因为我失去了教书的工作，已经三个多月没付房租，她非常生气，甚至不给我开饭……我根本不明白这是一张什么期票！她要我按这个借据还她的账，我怎么还她呢？请你们自己想一想吧！……”

“这不关我们的事……”办事员又说。

“是的，是的，您讲的一点也不错。不过也容许我解释一下……”拉斯柯尼科夫又接口说，但是他不对办事员说话，而总是对尼柯吉姆·弗米契说，同时也千方百计地表示对伊利亚·彼特罗维奇说，这时那位副局长正固执地假装翻看公文，轻蔑地作出不注意他的样子。“请容许我也说明一下，自从我从省里来到这儿以后，就住她的房子，已经住了将近三年了，起初……起初……干吗我不坦白承认呢，最初我答应娶她的女儿，这不过是口头上答应，随便说说罢了……她是一个年轻姑娘……其实我倒还喜欢她……虽然我并不爱她……总而言之，年轻嘛，我是想说，当时我的女房东慷慨地借给我很多钱，我就在某种程度上过那样的生活……我太轻率了……”

“没有人叫你讲这些私事，先生，而且也没有时间。”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用一种粗暴而得意的口气打断了他的话，但是拉斯柯尼科夫激动地打断了他，虽然他忽然觉得说话非常吃力。

“请容许我，容许我多多少少把话说完……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在我这一方面……虽然讲这话是多余的，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一年以前，那个姑娘害伤寒病死了。我还是跟先前一样住在她那儿，我的女房东搬到现在这个住处的时候，她对我说……友好地对我说……她完全信任我……不过问我肯不肯写一张一百一十五卢布的借据给她，她认为这是我欠她的全部借款。对不起：她确实是这么说的，只要我给她立下这张借据，她就可以重新借钱给我，借多少都行，在我有办法自己还她钱以前，她绝不，绝不——这都是她亲口说的——她绝不利用这张借据……可是现在呢，当我失去了教书的工作，连饭也吃不上的时候，她却呈请追索……我现在还说什么呢？”

“这些动人的细节都不干我们的事，先生，”伊利亚·彼特罗维奇又蛮横地打断了他的话，“您必须立一张字据和保证，至于您在那儿爱上了什么人和所有这些悲剧性的细节，跟我们毫无关系。”

“你也未免……太冷酷了。”尼柯吉姆·弗米契咕哝着坐到桌前，也开始在文件上签起字来。他显得有点难为情似的。

“写吧。”办事员对拉斯柯尼科夫说。

“写什么？”拉斯柯尼科夫特别粗暴地问道。

“我念，您写。”

拉斯柯尼科夫觉得，在他讲完这番自白以后，办事员对他的态度更加漫不经心，更加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但是，奇怪的是，他又忽然觉得他对任何人的意见都完全无所谓，而这种改变是在眨眼之间，在不满一分钟的时间内发生的。要是他能稍微想一想，那么，他就会惊讶，一分钟以前他怎么能对他们谈出那些话来，并且死乞白赖地用感情去打动他们呢？这些感情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相反地，如果现在挤在这间屋子里的忽然不是警官，而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他一定找不出一句含有人情味的话来对他们讲，他的心突然变得多么空虚啊！他突然有意识地觉察到，他的内心突然感到痛苦，无限的孤独和与世隔绝的阴暗感觉。引起他心情突然转变的，不是他在伊利亚·彼特罗维奇面前流露感情的可鄙，也不是中尉在他面前洋洋得意的那种使他屈辱的表现。唉，现在他哪有心思去管自己的可鄙！哪有心思去管这些傲慢和什么警官、德国女人、索债、警察局等等呢！如果这时他被判处火刑，他也不会动一动的，甚至连判决书也未必会留心去听。现在，在他心里发生着一种完全陌生的、崭新的、突如其来而且从来不曾有过的变化。他不仅明白，而且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以全部知觉感觉到，他不仅不能再像刚才那样动感情，甚至不能再以任何方式向警察局的这些人申诉什么，哪怕这些人都是他的亲兄弟和亲姊妹而不是警官，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向他们申诉什么，甚至这辈子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必要这样做；到这一分钟为止，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奇怪而可怕的感觉。最使他痛苦的是，这是超出意识和理性的一种感觉，一种直觉，他有生以来所经历过的一切感觉之中最使他痛苦的感觉。

办事员开始向他口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字据格式，即：我无力偿还，保证在什么时候（写一个日期）还清，不离开城市，不变卖财产，不赠予他人等等。

“您写不了字，您简直拿不住笔，”办事员好奇地打量着拉斯柯尼科夫说，“您病了吗？”

“是的……头晕……说下去吧！”

“完了，签字吧。”

办事员把字据拿走，就忙着招呼别人去了。

拉斯柯尼科夫交还了笔，但是他没有站起来走开，而是把胳膊支在桌子上，双手紧紧地抱住头。他觉得好像有人把一根钉子敲进了他的脑门。这时他忽然生出一个奇怪的念头：他想马上站起来，走到尼柯吉姆·弗米契面前，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全讲给他听，然后带他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把藏在屋角墙洞里的东西指给他看。这一次的冲动来得那样强烈，他甚至于已经站起身来要去做了。但是脑子里又掠过这样的想法：“还是再考虑一会儿吧？不，最好不要再考虑，就把这个担子卸掉吧。”但是忽然他呆若木鸡地立定不动了：尼柯吉姆·弗米契正激愤地跟伊利亚·彼特罗维奇谈论着什么，他们的谈话飞进了他的耳朵：

“这是不可能的事，两人都应该释放。首先，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您想想看：如果事情是他们干的，那为什么他们要把看门的叫去呢？自己去告发自己吗？或者由于狡猾？不会的，要是这样，就未免太狡猾了！最后，大学生佩斯特里雅科夫进去的时候，在大门口有两个看门的和一个女小贩看见过他。他是和三个朋友一起来的，到大门口才分手，他当着他朋友的面向看门的打听过老太婆的住处。如果他抱着这个目的前来，他还会去打听老太婆住在哪儿吗？至于柯赫，他上楼去找老太婆以前，在楼下银匠家待了半个钟头，七点三刻正才离开银匠家上楼。现在，您考虑一下……”

“但是，对不起，他们的口供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他们供称，他们敲门的时候门是扣上的，可是三分钟以后，等他们跟看门的一道上楼的时候，门又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就在这儿啦：那个杀人犯一定待在屋里，他从里面把门反扣上了；要不是柯赫太蠢，亲自下楼去找看门的，那他们一定可以当场把他拿获。他一定钻了这个空子，走下楼去，设法打他们身边溜过去了。柯赫用两只手画十字，他说：‘如果我留在那儿，他准会跳出来，用斧子把我劈死的。’他还想去做俄罗斯式的谢恩祈祷哩，嘿—嘿！”

“那么谁也没有看见凶手吗？”

“怎么能看见呢？那幢房子简直是个诺亚方舟[《圣经》上的故事：在洪水中，诺亚把人畜都放在方舟内，得免于难。此处指住户众多。]。”办事员从他的座位上倾听着，说道。

“事情很清楚，事情很清楚。”尼柯吉姆·弗米契热烈地重复道。

“不，这件事一点也不清楚。”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最后说。

拉斯柯尼科夫拿起他的帽子，朝门口走去，但他没有走到门口……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有个人在右边扶着他，另外一个人站在左边，手里拿着一只发黄的玻璃杯，杯子里面盛着黄澄澄的水[那时彼得堡还没有自来水，饮用的是河水和井水，水质极差，颜色发黄。]，尼柯吉姆·弗米契站在他面前，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您病了吗？”尼柯吉姆·弗米契用相当严厉的口气问道。

“他签字的时候，简直拿不住笔。”办事员说，他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又忙他的公文去了。

“您病了很久吗？”伊利亚·彼特罗维奇从他的座位上喊道，他也在翻看公文。病人昏过去的时候，他自然也去看过他，但是病人一醒过来，他就立刻走开了。

“从昨天起……”拉斯柯尼科夫咕咕哝哝地回答。

“昨天您出过门吗？”

“出过。”

“有病还出门？”

“有病还出门。”

“几点钟？”

“晚上七点多钟。”

“请问，您上哪儿去了？”

“在街上溜达。”

“又简短，又清楚。”

拉斯柯尼科夫的回答简捷、短促，他满脸煞白，就像一块白手帕，一双发红的黑眼睛在伊利亚·彼特罗维奇的逼视之下并没有垂下去。

“他简直站不住了，可是你……”尼柯吉姆·弗米契说。

“没—什么，”伊利亚·彼特罗维奇说话的腔调显得有点奇怪。尼柯吉姆·弗米契本来还想补充几句，但是他向办事员瞟了一眼，看见办事员也在凝神注视着他，就不言语了。大家忽然都沉默起来。奇怪。

“那么，好吧，”伊利亚·彼特罗维奇最后说，“我们不耽搁您了。”

拉斯柯尼科夫走了出去。他还能听到，他一出去之后，他们就忽然热烈地谈论起来，其中尼柯吉姆·弗米契发问的声音最大……走到大街上的时候，他完全清醒过来。

“搜查，搜查，马上就要来搜查了！”他反复地想道，慌忙赶回家里去，“强盗！他们怀疑了！”刚才的恐惧心情又把他从头到脚完全控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