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书的单行本问世，已经两年过去了。改版为文库本之际，我想谈谈各方对本书的看法。

本书发行后，首先在网上引起了轰动，书评之多，超出我的想象。虽然发行时已近年末，但很多评论称其为“年度最佳”。许多知名作家与撰稿人评论书中内容，书评网站“HONZ”上的书评多达四篇。不仅如此，我之前写的《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一书，以及取材于“北关东连环杀童案”采访过程的漫画《VS.》再度受到关注。报刊上刊登了许多关于我的采访。凭借这本书，我获得了“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提名、“新潮纪实奖”，被纪伊国屋书店店员评选为“纪伊最佳”，被《书的杂志》评为年度第二，还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评论部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把奖项颁发给非虚构作品，非常少见。我心怀感激地接受了这些荣誉，希望能有更多人通过本书了解案件的全貌。任何采访我都来者不拒，电视台与电台的邀约也每场必到，我还走进大学发表演讲。我相信，邀约我的各位必定是在看完全书、了解真相后，满怀热情地希望将正义之声传播出去。我非常感激参与其中的每个人。

然而，最关键的案件本身却毫无进展。

菅家出狱后，我数次在电视上报道“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后续情况，月刊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中也做了详细论述。相关讯息已经传达给县警察局，惊动了检察厅高层。这些疑问甚至被带进了国会，当时的首相做出指示，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也承诺侦查。可是，侦查触角始终未能伸向“鲁邦”。因此，我孤注一掷地在书中披露这一切，希望能唤起一些正义之声。

“就让鲁邦这么逍遥法外吗？”“为什么警方不采取行动？”“真相无法揭开吗？”这些声音在本书发行后陆续出现。

二〇一五年七月，参议院议员有田芳生在行政监督委员会中发出质询，要求相关人员确认这五起案件是否是同一凶手所为。

做出答复的是警察厅的官房审议官露木康浩。“这些都是以年幼女童为对象的诱拐或杀人案，被害人失踪的地点也非常接近，不可否认有同一凶手作案的可能性。”

有田议员进一步询问目前的侦查状况。“据我所知，群马县警方与栃木县警方联手，正在侦查时效未到的‘横山由佳梨事件’。”

随后，官房审议官复述了一遍以往的侦查方针。他们没想越过时效的障碍，也并不重视案件的连续性。

本书问世的这两年间，某个电视节目曾讨论过，“‘横山由佳梨事件’的凶手会不会是女性？”

节目中的推测十分大胆，案发时，监控摄像头捕捉到的头戴棒球帽的墨镜男身高一米五八，从体格上判断，可能是个女人。可由佳梨在失踪前向母亲提过的“和蔼的叔叔”要怎么解释？如果从监控录像中无法分辨凶手的性别，指认凶手相貌和着装特征，警方所谓的“人像”便毫无意义。

对于凶手身高一米五八的描述，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我在本书第六章里写道：

关于如何推断身高，这位前侦查队长告诉了我更详细的内情。采访前，我以为他们是从监控摄像头的角度以及录像中的背景等方面科学推算出可疑男子的身高。可实际上，他苦笑道：“我们让大中小三个不同体型的侦查人员站在录像中相同的位置，发现那个体型最小的人看上去与录像中的人大致等高。那个侦查人员身高一米五八，因此，嫌疑人的身高就在一米五六到一米六之间……”

我险些拿不住手中的笔记本——居然用这种方法来判断嫌疑人的身高？我并不想指责当初的侦查方法，只是觉得可怕——用这种随意的方法，便将身高一米五八变为确凿的事实。

不妨再以知名的未破案件“府中三亿日元抢劫事件”举个例子。一九六八年，一辆白色摩托车将运钞车拦下，抢走了三亿日元。这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被大量印制，散布在日本各地。可三年后，侦查本部宣称“凶手长得不像模拟画像”，大幅度修改了侦查方针。可模拟画像上的样子已经印刻在人们脑海里，无法轻易替换。案件陷入了僵局，至今还有不少人相信凶手就是模拟画像上的人。

“横山由佳梨事件”中的棒球帽、墨镜、长袖夹克，以及肥大的裤子，可能是凶手的伪装，却被当作凶手的特征广为传播。如果这个“人像”毫无意义，不仅在初期侦查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还给当时看过这个影像的人们植入了错误的印象。

在“足利事件”现场目击到“鲁邦”的松本女士，留意到了监控录像中男子的走路姿势。虽然只是从中觉察出了什么，但是侦查人员应该追查这些细节背后的关联。

有田芳生议员在国会上向官房审议官提出这样的问题：“清水洁记者在《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一书中明确写道，用最新的STR法鉴定疑似凶手的试样，有三十多处位点与该男子（‘鲁邦’）的DNA型一致。您知道吗？”

“我知道。”

有田芳生议员继续问道：“那您知不知道，检方的最高层也知道这件事？”

官房审议官回答道：“我不知道其中的经过，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调查了嫌疑人与相关人员。”

可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关于第十章里“饭塚事件”的后续，我也想在此稍作介绍。

二〇一四年三月，福冈地方法院做出驳回再审申请的决定。审判长平塚浩司几乎全盘采纳了检方的主张，对辩护团的疑问持否定态度，确切地说，是连谈都不谈。那天，辩护团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认为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反正死刑都已经执行了。

在辩护团的众多主张中，唯有一点被法院承认——对科警研DNA型鉴定的疑问。法官判定：“现阶段，案件当事人与凶手DNA型一致的鉴定结果无法直接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

可是，福冈地方法院最后依然得出结论：“排除鉴定结果后，仍有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

这个判决令人诧异。

如果一个重要证据被认定为“无法作为有罪认定的根据”，接下来应该开始再审才对。

DNA型鉴定显示，被害人与久间三千年有直接接触。如今排除了这个证据，久间与被害人的直接联系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目击证词与车内残留物等有限的证据。可法院却认为这些证据“可有力证明案件当事人就是凶手”。

从始至终都否认有罪的久间在从狱中寄出的信件中这么写道：

这就是被判死刑之人的认知。

如果法院不是在执行死刑后，而是在执行死刑前就做出排除DNA型鉴定结果的判定，法务大臣还会毫不犹豫地签署死刑执行命令书吗？辩护团说法院的决定有结论先行的嫌疑，并非空口无凭。

随后，久间的妻子与辩护团向福冈高等法院提出即时抗告。

去年冬天，我去了一趟韩国首尔。

“饭塚事件”的采访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死刑的封闭性。第十章中我曾提到被涂黑的文件，从起草文件到执行死刑，全部在密室中完成。旧东京监狱的刑场曾对外开放，但我没有进去看过。

我曾乘坐直升机，想从上空拍摄刑场——旧东京监狱角落里一处独立的建筑。这个小小的建筑位于被称作“鬼门”的东北角上，连环强奸杀人案的凶手大久保清等死刑犯就在此被行刑。我可以从高空拍摄建筑，可密室内部长什么样我却不知道。

我在一个意外的地方知道了答案——首尔。

西大门刑务所遗址位于露出白色岩石的山顶下，一排红褐色砖墙围住一栋古老的建筑。如今这里作为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看到当时的漆黑牢房与拷问室。这个禁止拍照的独栋小屋，与旧东京监狱的刑场完全一样。

从一个带有十字窗棂的推拉窗向内看去，墙上钉着木板，有一个木制祭坛，还有褐色的长椅，也许是供检察官与所长落座。而眼前这个仿若小舞台的地方，正中央有个一米见方的踏板，顶上有个白色绳圈。

我绕到屋子背面。从滑轮延伸下来的绳索缠绕在墙上的金属部件上，可以根据死刑犯的身高来调整绳索长度。地上还立了一根木头手柄，手握之处黑得发亮——那是无数次使用后留下的痕迹。有多少人在这里被执行死刑？又有多少人含冤而死？

本书中提及的“饭塚事件”引起了特别的反响，我在此一并记录。网上有很多匿名评论：“久间绝对有罪！”“看判决书就知道他是凶手！”这些评论认为“足利事件”是冤案，而“饭塚事件”不是。评论里长篇累牍地引用判决书中的内容，批判那些怀疑DNA型鉴定的报道与书籍（我的书当然也无法幸免）。

评论中出现了很多专业术语，如“推定无罪”“诱导”“供述调查书”“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的评价”等，似乎是精通刑事审判的人写的。他们盛赞本书中“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部分，却对“饭塚事件”相关内容展开猛烈抨击，令我十分疑惑。调查后才发现，很多评论的IP地址都来自福冈县，应该是司法领域中与“饭塚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干的。那一秒，我深刻感受到了此事的水有多深。

此外，我还听到了各种各样关于“鲁邦”的评论：“鲁邦”究竟是谁？他住在哪里？你是如何追踪到他的？你应该多写一些他的特征吧？

我在执笔之初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声音。“鲁邦”的细节特征让我相信他就是凶手。我最想写的也正是这些。

可为何剔除这些细节了呢？我想基于这本书的结构来稍加说明。

本书是关于案件的非虚构作品，除了案件本身，案件的侧面、后续以及记者的行动也占据了不少内容，我想让读者了解到，在每日源源不绝的新闻报道背后，有多少信息被我们忽视了。

很多报道会将消息来源与获取方法处理得很含糊，如只写“据相关人士透露”。从接受信息的一方来看，“相关人士”出处不明，很不可靠，但这其实是在遵循隐匿消息来源的原则。公开消息来源，会对提供消息的人不利，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了。

我在本书中详细写出了一般报道中不会出现的内容，比如我采用何种方法找出受访者、如何说服对方、在何种情况下展开报道等。我认为，在一个没有担保的报道中，最好尽量公开采访背后的故事。与我的上一本书《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相同，本书也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也就是说，“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报道，是我本人的实名责任制报道。

如果我擅自做出锁定某人的报道，就会触犯法律。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不触碰隐私雷区，最大限度地在书中据实相告。我无法公开找到“鲁邦”的详细经过。如果公开，其他同行可能依葫芦画瓢去找人。本来我希望其他媒体能够伸出援手，可“鲁邦”是侦查机关不愿承认的人。到时，那些得不到担保的记者可能会犹犹豫豫地前往现场——“现在虽然无法报道，可以先采访一下，以备日后案件出现转机。”“就先拍个视频吧。”在侦查机关有所行动之前，这些采访是破坏现场的行为，相关报道将被雪藏。曾经有个《朝日新闻》的记者从我这里获取了大量信息，承诺一定会报道，最后却再无下文。

或许有人会说：“你们应该让真相广为人知，独享真相的记者很自私。”

这样反而会催生出更大的问题。在这个网络时代，对案件感兴趣的人可能会独自展开行动，根据书中信息“人肉搜索”出“鲁邦”，出现我最不愿看到的“私刑”。

报道有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左右一个人的命运。这也是知名报道机构寻求担保的原因。

这个案子上，我选择了没有担保的实名责任制报道。因此，无论舆论多么关注，无论我自己多么想写，我还是严守着可报道与不可报道的界限。

***

最后，虽然我经常感到孤立无援，可能够坚持至今，还是要感谢各位相关人士以及诸多支持这本书的人。大家共承一志，多么令人振奋！我在此向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我时时回想起菅家出狱那天，监狱门口的喧闹：头顶上盘旋的直升机、严阵以待的报道阵营……自那以后，时光似水流逝。

重获自由的菅家为支持申诉冤案的人们，奔波在日本各地。如今的他充满活力，坚定地诉说着自身经历，与刚出狱时寡言少语的他判若两人。

由佳梨至今仍旧下落不明。

“鲁邦”仍然在弹珠游戏台前消磨时光。

每次与被害人家属见面，那种无法消融的悲伤总能刺痛我的心。事态可能真的不会有什么进展。心中的悲痛无法言说。

可我还是要说。

无论时光如何流逝，我都会紧盯这个案子，不会让悲剧再度上演。

我相信这就是案件报道唯一的存在价值，作为记者，我奔赴现场，采访报道，即使眼前一片黑暗也不放弃。

绝不会变。

---二〇一六年三月

---清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