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时间，1919—1921年，奥地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为艰难的三年，我在萨尔茨堡生活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本来已经放弃了再次看到外面的世界这种希望。战后的崩溃，国外人对德意志人以及用德语写作的人的憎恨，货币贬值，这一切所具有的巨大灾难，让人已经想到此生只能留在自己的家乡了。可是，一切都好起来了。又能吃饱了，又能重新坐在写字台旁不受打扰地工作了。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发生革命。还活着，还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难道不应该再去尝试一下年轻时的乐趣，出门去远方？

我还没有考虑到远途旅行。可是，意大利就在跟前，只有八个或者十个小时的车程。我应该大胆一次走出这步？国境线这边的奥地利人，可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啊，尽管我自己倒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为了不让自己的老朋友陷入尴尬，难道就应该不友好地避开他们，必须过他们的家门而不入？现在，我要迈出这一步，在某一天的中午，我越过了国境线。

晚上，我到了维罗纳（Verona），住进一家旅馆。有人递给我一张登记表，我在上面填写了内容。看门人接过登记表看着，当看到“国籍”一栏写着“奥地利”时，他大为吃惊。“您是奥地利人？”他问。我想，现在他要把我赶出门了。可是，当我肯定地回答时，他几乎都高兴得欢呼了。“啊，太好了！终于来了一个！”这是第一句问候，也再次证实了我在战争期间已经有的感觉：所有那些对仇恨的宣传和煽动只能掀起短暂的狂热，在根本上从来也不能真正触及欧洲的大众。一刻钟以后，这位诚恳的看门人还特地到我的房间来看一下，是否所有的用品都准备停当。他盛赞我的意大利语，告别时我们发自内心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我又见到了大教堂，在画廊里游荡。能听到自己热爱的意大利语的声乐，对所有的街道都那么熟悉，能享受在异地他乡中找到熟悉感，让人倍觉舒坦。在路过时，我看到一个大楼上写着《晚邮报》字样。我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杰塞（G.A.Borgese）是这个编辑部的领导，昔日在他的社交晚会上，我与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曾经度过很多思想激荡的愉快夜晚。他是意大利最好、最有激情的作家之一，对年轻人有着特别大的影响。虽然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也狂热地热爱德国哲学，但在大战期间却采取了坚决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与墨索里尼（后来分道扬镳了）肩并肩地主张战争。在整个战争期间，我都因为知道有一位敌对国的老朋友是个军事干预主义者而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我更有来见这位“敌人”的愿望。不过，我可不想让自己被拒之门外。我给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上面写上了我的旅馆地址。我还没走下楼梯时，已经有人从后面追上来，那张充满生命活力的脸因为兴奋而光彩照人：博尔杰塞。五分钟以后，我们就交谈得内心毫无芥蒂，或许还更加推心置腹。他也从战争中得到了教训，我们从各自的一岸出发，彼此比以往更近了。

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况。在佛罗伦萨，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Albert Stringa）在大街上向我走来，他紧紧地拥抱我，让我的妻子——当时和我走在一起，却不认识他——以为这位大胡子的陌生人要谋害我。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不，比从前更加诚挚。我松了一口气：战争被埋葬了。战争过去了。

可是，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都在美好的愿望中让自己受到蒙蔽，将自己的个人思想准备与外在世界的思想准备给混淆了。但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一误判感到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误判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他们同样为复苏的虚假繁荣和心满意足的慵懒所蒙蔽。实际上，战斗只是转移了阵地，从国家之间转移到社会阶层之间。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场景的见证人，其影响深远的意义我直到后来才明白。我们在奥地利的人，当时不太了解意大利的政治，只是知道由于战后失望所造成的强烈的社会主义甚至布尔什维主义倾向开始蔓延。每一面墙上都能看到用墨炭或者粉笔写下的僵硬字母“列宁万岁”。人们恍惚听说，一个叫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领袖在战争期间与党脱离，自己另行组织了某个对抗小组。但是，人们带着事不关己的无所谓态度来接受这种消息。这样的小组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国家里都有无数个这样的小党派：在波罗的海沿岸，到处都有志愿兵团的人在行进，在莱茵兰、在巴伐利亚都形成了分裂分子小组。到处都有游行和政变，几乎都被镇压下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不穿加里波第义勇军的红衫，而是全部黑色着装——会成为未来欧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在威尼斯，这一词汇之于我突然就有了实在的内容。下午，我从米兰来到我所热爱的水上城市。没有搬运工，没有小游艇。工人和铁路员工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示威性地将双手放在衣袋里。由于带着两个相当重的大箱子，我环顾四周寻求帮助，向一位年长的先生打听，在哪里可以找到搬运工。“您来得太不凑巧，”他不无遗憾地回答我说，“不过，我们现在经常有这种日子。又是一次总罢工。”我不知道罢工是为了什么，也没有继续问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已经对此习以为常，社会民主党太经常使用这种最终让自己倒霉得最厉害的手段了，根本不去考虑实际效果如何。我于是吃力地提着箱子继续走，直到看见一只小船在小河道里快速地、偷偷地向我招手，然后让我和两个箱子上了他的船。我们用了半个小时到达了我的旅馆，路上遇到若干人对我的船夫——这个打破罢工规矩的家伙——挥舞拳头。我不假思索地按照老习惯去了圣马可广场。那里冷清得让人吃惊。大多数商店的防护窗都放下了，没有人坐在咖啡馆里，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地站在拱廊下面，好像在等待着什么特别之事的发生。我和他们一起等。然后，这样的场景就突然出现了。从旁边的一条小巷里迈步走出来，或者可以说原本是以急匆匆的脚步跑出来一组年轻人，非常整齐，用练习过的节奏唱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他们挥舞着棍子，以疾跑的步子向人数超过他们百倍的人群冲过去，让这些受攻击者来不及反抗。这个有组织的小团伙的确大胆而且快速地冲击人群，等对方意识到这是一种挑衅时，已经没有办法抓到这些人了。这些受到冲击的人现在生气地凑在一起，攥起拳头，但是太晚了，他们已经追不上那个小小的冲锋组了。

眼见为实的印象总是更有说服力。我第一次知道，那个传说中的，我还不知道的法西斯主义是真实存在的，领导极为有方，它是下定决心要让那些无畏的年轻人成为自己的狂热信徒。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认同佛罗伦萨和罗马那些年纪大的朋友的看法了：他们总是轻蔑地耸耸肩膀，称这些年轻人为“雇佣来的匪帮”，嘲讽他们为“魔鬼的兄弟”。我出于好奇买了几期《意大利人民报》，从墨索里尼那尖锐、拉丁语式简洁和形象的文风中看到了同样的决心，正如圣马可广场上冲锋组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决心一样。我当然还无法知道这斗争在一年以后达到的规模。我从这个时刻开始知道，无论这里还是在别处，我们都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

对我来说，这是第一个警告：在我们欧洲似乎平静的表面之下，还潜藏着完全危险的暗流。第二个警告没过多久就接踵而至了。我因为再度有了旅行的兴趣，决定夏天去德国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Westerland）。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去德国还是能让人感觉振奋的。跟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德国的货币马克还一直表现得相当不错，现在似乎是在很好的康复之路上。火车准点到以分钟计算，旅馆整洁得一尘不染，铁路两旁到处是新建的房屋、新建的工厂，到处都是无可指摘的、没有喧嚣的秩序井然，人们在战争之前痛恨这种秩序，可在混乱之中又学会了珍视秩序。空气中有某种特殊的紧张，因为整个国家都在等着热那亚和拉巴洛（Rapallo）的谈判结果，不知道能否得到人们所希望的减少战争赔偿，或者至少会达成真正和解的清醒姿态。这是德国第一次作为有平等权利的国家与那些敌对国家一起坐在谈判桌前。主持这次在欧洲历史上有纪念意义谈判的，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那杰出的组织才能在战争期间已经显露无遗，他在第一时间就认识到德国经济的薄弱之处——这也是后来让德国经济遭受致命一击的软肋——即原材料供应。他及时地（在这方面他也是有远见的）将全部经济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在战争结束之后，当德国需要一位外交部部长来与对手中那些最睿智、最有经验的人打交道时，这一人选自然就非他莫属。

迟疑良久，我在柏林给他打了电话。他正在打造这个时代的命运，我怎么能去打扰他呢？“对，确实很难，”他在电话里说，“现在我也必须因为工作而牺牲友谊。”不过，他有那种能利用每一分钟的出色组织技巧，马上就找到了一个会面的可能性。他说，他要去几个使馆拜会，从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拉特瑙的住地）得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最简单的办法是，我过去到他那里，我们利用这半个小时在汽车上聊一下。他的确有那种精神上的专注能力，能快速而彻底地从一件事情转到另一件事情上，任何时候在汽车或者火车上的谈话都能如此精确和深刻，如同在他的工作室里一样。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而且我也相信，能跟一位不介入政治，与他有多年友谊的老朋友说说话，也会让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长谈，我可以作证，拉特瑙虽然并非完全没有个人野心，但是绝非带着某种贪婪或者急不可耐地接手相当棘手的德国外交部部长一职。他早就知道，这个任务目前还是无解的，他最多也就能完成四分之一，能达成几个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真正的和平，宽宏大度地彼此面对，现在还不能指望。“也许需要十年，”他对我说，“前提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不光是我们不好过。那些老一代得从外交界中退出，那些将军都成了公共广场上的纪念雕像，站在那里不再作声，这才有可能。”他完全明了，自己作为犹太人，有双重的责任。在历史上也许很少能有这样一个人，带着那么大的疑虑和那么深的内心思考来接受一项任务，而他自己也很清楚，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时间而不是他。他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自从埃尔茨伯格尔（Erzberger）被暗杀——他接手了签署停火协议这个不愉快的责任，而鲁登道夫小心地躲到了国外而回避这个责任——拉特瑙就一点儿也不怀疑，作为一位主张和解的先锋，等待着他的也会是类似命运。不过，没有结婚、没有子女、从根本上极度孤独的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害怕这种危险。我也没有勇气提醒他要注意个人安危。拉特瑙在拉巴洛会议上做得非常出色，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达到了最好的结果，这在如今已经是一个历史事实。他那种能把握任何一个有利时机的出色天才，那世界级人物的风度，个人的声望，从来没有像那次那么光芒闪烁过。但是，德国国内的一些群体的力量已经日渐壮大起来，他们知道能给自己注入力量的唯一手段便是：不断对被战胜的民众宣称，他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是对国家的背叛。当时的秘密团体——因为强烈的同性恋风气而结成——的势力之大，超过了当时共和国领导者的预想。在自由的理念下，共和国领导者们对所有群体都听之任之，包括那些意图在德国永远消灭自由的群体。

我在市中心外交部门口和他告别，没想到那竟然是永别。我后来从新闻照片上认出，时隔不久，就在我们一起驶过的那条街道上，杀手伏击了我们一起坐过的那辆汽车。按说，我没有成为这个历史上灾难性一幕的目击者，也只是因为偶然。因此，这一悲剧性场景——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由此开始了——在我这里更让人内心有所触动，更印象十足。

那一天我已经在威斯特兰。数以千百计的疗养者在沙滩上愉快地休闲，又有乐队在给了无忧无虑地避暑的人们演奏音乐，就如同弗朗茨·斐迪南遇刺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一样！突然，送报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样从滨海大道上跑过来：“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恐慌开始了，这一消息震动了全德国。马克一下子暴跌，没有什么能支撑的了，一直疯狂到以兆来计算。现在才开始了真正的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相比之下，我们奥地利之前的1:15000的通胀率只是一个小儿科的游戏而已。要想讲述当初那些细节，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需要整整一本书的篇幅，而这样的一本书在今天看来如同童话一样。我经历了这样的日子，早上买一份报纸需要五万马克，到了晚上则需要十万马克。必须兑换外币的人，将兑换的数额按照小时来划分，因为四点钟能换到的数量比三点钟的要多出几倍，而五点钟又会比一个小时前再多出几倍来。比如，我将写了一年的一部手稿寄给出版人，为保险起见要求出版人马上预付一万册印数的稿酬，等到支票来到时，其价值还不够一个星期前我所支付的包裹费用呢。电车票都是以百万计算的。中央银行用卡车将纸币运往各银行，十四天以后人们可以在排水沟里看到十万马克的钞票：那是一个乞丐不屑地扔掉的。一根鞋带比一双鞋还贵，不，比有两千双鞋的豪华商店还要贵。去修理一扇玻璃窗比以前买整座房子还要贵。一本书要比以前有上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贵。如果兜里有一百美元，可以在柏林的选帝侯大街上买一排六层楼的房子。从前的一家工厂现在也不过是一台手推车的价钱。半大的男孩子要是碰巧在港口拣到一箱被人落掉的香皂，他就可以开车兜风几个月，每天卖出一块香皂就能生活得像王侯一样奢侈，而他们的父母，从前的富人则在四处乞讨。送报人成立了银行，在各种外汇买卖中投机。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是大赢家施廷内斯（Stinnes）。他利用德国马克崩溃的时机扩展贷款，买进一切能买到的东西，矿山和轮船、工厂和股票、城堡和农庄，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花费，因为所有的欠债都归零。不久以后，四分之一的德国都在他的手中。可笑的是，那些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感到心旌荡漾的德国民众还向他欢呼，好像他是天才一样。数以千计的失业者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对着豪华汽车里的外国人和给他们开车门的人握紧拳头，他们能买下整个一条街，就如同买一包火柴一样。每个会读写的人都在交易和投机，都在挣钱，同时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他们都在欺骗，也在被一只躲藏起来的手所欺骗：这只手在明确地策划这场混乱，以便让这个国家摆脱债务和责任。我自认为对历史相当了解，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疯狂时代，会产生这么大比例的通货膨胀。一切价值都发生了改变，不光是在物质方面；国家的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什么风俗、道德会被顾及，柏林变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酒吧、游艺场、小酒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们在奥地利所见到的，只是这种群魔乱舞场景的一个温和而羞怯的小前奏而已，因为德国人让自己的激情和条理彻底反转过来。沿着选帝侯大街，涂脂抹粉、带着假腰肢的年轻人在来回晃荡，他们并非都是职业卖身者，中学生也都想挣些钱；在那些昏暗的酒吧里，可以看到国务秘书和高级金融大员在向喝醉了的水手温柔地大献殷勤，没有任何羞耻感。就算是斯韦东（Sueton）的罗马，也没有过如柏林的变性化装舞会这样的放荡：上百名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的人在警察赞许的目光下劲舞狂欢。在一切价值崩塌的时候，疯狂正好侵袭了秩序至今尚未受到震荡的市民阶层。年轻姑娘们很是以反常为荣。到了十六岁还被人怀疑是处女，这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学校里都会被当成是丢脸的事儿，每个人都想能吹嘘自己的风流冒险，越离奇就越好。在这种狂欢的色情当中，最重要的便是那种可怕的不真实。从根本上，随着通货膨胀而在德国爆发出来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种发烧般的模仿而已。到处都能看到，这些市民家庭出身的姑娘，她们原本是愿意把头发向两边梳分，而不是梳成一个平光光的男人发型；她们更愿意用小勺吃带奶油的苹果蛋糕，而不是去喝烈酒。到处都可以看到，整个民众对这种过度刺激，这种每天都不得不走通货膨胀这条钢丝，这对人神经的折磨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这个被战争弄得完全疲惫不堪的国家，原本只是渴望着秩序、安宁，渴望着一点点的安全和市民生活。他们暗地里憎恨这个共和国，不是因为它压制了这种狂野的自由，而是正好相反，它手里的缰绳太松了。

经历过这个世界末日般年月的人，哪怕他们对其感到厌恶和痛恨，也会感觉到：这肯定会遭到沉重一击，会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制出现。那些将德国民众驱赶向混乱的人，正手里拿着时钟在幕后笑吟吟地等着时机：“这个国家的情况越糟糕，对我们就越有利。”他们知道，自己出头的日子快到了。当时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的人要比聚集在尚无权势的希特勒周围的人多，他们已经明确显示出逆向革命的迹象。那些不得不脱下军装的军官组织起秘密团体；那些觉得自己的一生储蓄都被人骗走了的小市民也悄无声息地聚集在一起，只要承诺带来秩序的口号，他们都愿意接受。对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它那种理想主义的尝试更致命的了：它要给民众以自由，哪怕是自己的敌人，它也要给予自由。德意志民族是一个讲究秩序的民族，面对自由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已经在焦急地等着有人来将自由从这里拿走。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1923年），原本可以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随着一声钟响，当快速上涨起来的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时，标准也就给定了。的确，那带着污浊和泥浆的浑水不久以后就退去，酒吧、小酒馆消失了，各种关系开始正常化，现在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计算出来，自己得到了多少，失去了多少。绝大多数人，一个巨大的群体，都是输家。可是，罪责没有记到那些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身上，而是记在那些有牺牲勇气（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感谢）的人身上，那些让自己挑起建设新秩序这一重负的人身上。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的是，没有什么比这次通货膨胀让德国民众变得如此恼火，如此充满仇恨和愤怒，如此容易接受希特勒。战争虽然让生灵涂炭，但总是给人带来可以欢呼的时刻，有钟声和胜利的号角。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国家，德国人曾经因为战争中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而获得骄傲感的提升，而通货膨胀却让德国人只感觉到被玷污、被欺骗、受屈辱。整整一代人都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德意志共和国的这几年，他们宁愿唤回那些屠杀者。不过这些还都远着呢。况且，到了1924年，混乱不堪的怪象似乎已经如鬼火一样消失了。日子又光明起来，人们知道该怎样做。秩序还在恢复当中，我们已经对长期的安宁表示出欢欣鼓舞。多少次，多少次，我们以为战争已经过去了。傻瓜，不可救药的傻瓜，如同以前一样。然而，也正是这种欺骗性的幻觉，毕竟送给我们十年的工作、希望甚至安全。

从今天来看，1924到1933的近十年间，也就是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掌权，是我们这一代人从1914年开始见证的大灾难系列的一个中场间歇，尽管这期间也存在各种问题。在这期间也不乏个别的紧张局势、动荡和危机，尤其是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但是在这十年间欧洲似乎有了和平，这已经有非常大的意义。德国体面地被国际联盟所接受，获得贷款来建设经济——实际上被秘密地用于军备；英国裁减了军事力量；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接手了对奥地利的保护。世界似乎又要开始建设了。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无论是胜利者还是被战胜的城市，都变得比以前漂亮了。飞机让交通变得快起来，办理护照的规定不那么繁复了，各种汇率之间的大幅度波动停止了。人们又都知道自己有多少收入，可以支出多少，不再将注意力那么狂热地集中在外在的问题上。人们又能够工作，集中心思去思考精神世界，甚至又可以重新梦想，可以指望有一个一体化的欧洲。在这人类社会的一瞬间——这十个年头——好像我们这经历过磨难的一代将会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一样。

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最为突出的是，在那些年里有一位客人来到我的家里，并且在这里舒坦地住了下来。这位客人——成就——是我从来没有期待过的。不难理解，我并不十分情愿提到自己的作品所取得的外在成功。在一般情况下，我也不会允许任何哪怕最不经意的明说暗示，只要它们可能会被理解为自负或者吹嘘。但是，我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理由，而且我甚至必须做到不讳言我的人生历史上的这一事实，因为这些成就自从希特勒上台的七年以来已经成了历史上的成就。我的书曾经数以几十万、上百万计，在书店和无数个家庭中找到安全的居留地，今天在德国已经一本也得不到了。谁要是还有一本的话，就会小心地藏起来；在公共图书馆里，它们都被放在“毒草专柜”里，只有那些少数得到了当局特殊许可——大多数是出于批判辱骂的目的——的人，才可以因为“学术需要”来使用它们。那些曾经给我写信的读者、朋友，早没有人敢把我这个遭到蔑视的名字写在信封上。不仅如此：在法国，意大利，在所有受到奴役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我的著作译本属于读者最多的书籍——我的书都因为希特勒的命令而遭禁。今天作为作家的我，用我们的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的话说，是一位“走在自己尸身后面的活人”。我在四十年里在国际上打造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都被这一只拳头击得粉碎。所以，当我提到我的“成就”时，不是在说现在属于我的东西，而是从前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如同我的房子，我的家乡，我的自信，我的自由，我的无拘无束。如果我不让人看到先前达到的高度，就无法让人形象地知道我——与无数同样无辜的人一起——所遭受的跌落有多么深、多么彻底。它对我们整个文学一代的灭绝，是绝无仅有的；它所带来的后果之惨烈，就我所知，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可以与之比肩的例子。

成就不是突然之间涌到我这里来的。它来得缓慢、小心翼翼，但是坚持不懈而忠诚可靠，直到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将它赶走。它一年一年地提升自己的影响。继《耶利米》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也就是“世界的建筑大师”中的第一本——三部曲《三位大师》——就开启了成就之路。表现主义者、行动派、实验派都已经谢幕了，对于那些耐心坚守的人来说，通往民众的路又没有障碍了。我的中篇小说《马来亚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受欢迎，达到了平时只有长篇小说才能有的程度。它们被改编成戏剧，被公开朗诵，被拍成电影；一本小书《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所有学校都在读它——在“孤岛丛书”中很快就达到二十五万册的销量。没用几年的时间，我就获得了这一类型的成就（我感觉，这是一位作者所能得到的最有价值的成就）：一个群体，一个可靠的人群，他们在期待着作者的每一本新书，他们买每一本新书，他们信任作者，而作者也不可以让他们失望。这个群体慢慢变得大起来，而且越来越大。我的每一本书，在德国发行第一天就能销售出去两万册，这还没有在报纸上刊登任何广告。有时候我有意识地回避这种成就，但是它总是以惊人的韧性追随着我。我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写了一本书，富歇的传记，当我把书稿寄给出版人时，他马上回信给我说，立刻开印一万册。我建议他不要印这么多，富歇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形象，书里面也没有任何女人的桥段，不太可能吸引到更大范围的读者，他最好先印五千册。一年以后，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在同样的这个德国，现在人们不可以读我的任何一行字。我在修改悲剧《伏尔波尼》（Volpone）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本来打算写成一种诗体剧，于是在九天的时间内用简易松散的散文诗形式写下了各场次，正巧德累斯顿的宫廷剧院来信询问我的最新写作计划。由于这个剧院首演了我的戏剧处女作《忒耳西忒斯》，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给剧院寄去了散文诗版的剧本，并表示了歉意：我所呈上的，只是一个计划要加工成诗歌的初稿。可是，剧院马上就给我拍来电报，请求我不要做任何改动。这个剧本也真的就这样登上了世界各地的舞台（在纽约是在戏剧公会上演，艾尔弗雷德·伦特［Afred Lunt］主演）。那些年不管我做什么，成功和不断增大的读者群一直对我不弃不离。

在撰写传记或者评论性的文字去评价外国作品或者人物时，我总是觉得有责任去探究它们/他们是由于哪些原因才在自己的时代中获得影响或者没能获得影响。所以，有时候在沉思默想之时我也不能不问自己：我的书里有哪些特殊之处，让它们给我带来这么出乎意料的成功。最终的结论是，我认为这是出于我自己的一个缺点，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感情用事的读者。在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传记或者一个思想讨论中，如果一部作品有任何冗长之处，任何琐碎的铺排、朦胧的晦涩，一切不清晰、不明确之处，一切多余的绕来绕去之处，这些都会让我感到厌烦。只有那些每一页都有高潮，能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让我感到真正的享受。我拿到手里的书，百分之九十我都以为有太多多余的描写，啰唆的对话和没有必要的配角，把书给扩展得太宽泛，因而也就太不紧张、太死气沉沉。甚至那些最著名的经典大作也有很多拖泥带水的地方让我感到阅读上的不愉快，我经常向出版人提出胆大妄为的设想：编辑一个能让人一目了然的系列，将全部的世界名著——从荷马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到《魔山》（托马斯·曼）——进行剔除累赘部分的彻底缩写。唯其如此，这些作品——它们毫无疑问包含着超越时代的内容——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我个人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对冗长和枯燥的反感，也会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这培养了我特殊的警觉。我的写作总是很轻松和流畅，在一本书的第一稿中我总是信手写来，让自己心中所想流淌出来。同样，在一部传记性质的作品中，我也总是把一切供我使用的资料细节都用起来。比如，在写作《玛丽·安托瓦内特》这本书时，我的确核对了她的每一个账单，以便确定她的个人开销；我也研读了当时的报纸和各种小册子，把当时的审判卷宗一行一行地仔细研究过。不过，在印出来的书里，找不到一行这样的内容，因为在一本书的初稿大体完成时，对我来说真正的工作才开始，即压缩和构思的工作，从一稿到下一稿，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工作。一遍一遍地推倒重来，不断地对内部构造进行精炼和提纯。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那些他们自己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还带着一种偏好，愿意让字里行间的内容比自己原本所知的内容更深、更广，而我的抱负却在于：自己所知道的，一定要多于从外面可见到的。

这种浓缩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跌宕起伏，还要在后来的印刷校样上重复一遍、两遍、三遍。这一过程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乐趣无限的狩猎活动：去找到一个多余的句子或者一个词语，在缺少它们时既不会减少精确性，还能让作品的节奏加快。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最让我感到愉快的部分，便是这种删减工作。我还记得有那么一次，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妻子对我说，好像我今天完成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不无骄傲地回答她说：“对，我成功地将整个段落删掉了，这样就找到了一种更流畅的过渡。”如果说，有时候我的书因为能抓住读者的节奏而受到赞誉的话，那么这个特点绝非出于天性的不安或者内心的躁动，而仅仅是由于有那种系统性的方法，始终将一切多余的停顿和噪音都处理掉。如果说我的写作有哪种艺术可言的话，那就是这种舍弃的艺术，因为哪怕在写出来的一千页手稿中，有八百页最后被扔进了废纸篓，只有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被印出来，我也不抱怨。如果有什么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响，那便是我严格遵循这样的规则：我宁可让作品篇幅小，但是一定只写最重要的内容。书中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完全带着欧洲的、超越国界的取向，所以当有外国出版社和我取得联系时，我实实在在地感到高兴：他们来自法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脱维亚、芬兰和中国。不久以后，我就得买一个很大的书柜，以便放下不同语言的译本。有一天我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知识界合作”的统计数字上看到，我是当时被翻译得最多的作者（按照我的秉性，我又会多次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消息）。另外一天，来了一封俄国出版社的信件，该出版社要给我出俄文版作品全集，问我是否同意让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我是否会同意？我还是个中学生时，就在课桌下面偷偷地读过他的中篇小说，多年来一直热爱他、钦敬他。然而，我从来没敢想他会听到过我的名字，更不用说还会读我的作品，根本不敢想一位这么重要的大师级人物会给我的作品写序。某一天，一位美国出版人出现在我在萨尔茨堡的房子前——还带着一封介绍信，好像真有必要这么做似的——建议接手我的全部作品来陆续出版。这就是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的本亚明·许布施（Benjamin Huebsch），从那时起他一直是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我在其他地方的全部出版物都被希特勒的马靴踏入地下时，在我失去了旧有的、原本的、德意志的、欧洲的家乡时，他用文字给我保留了最后的家乡。

这样的外在成就也会是危险的，它能让一个此前对自己美好意图比对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更有信心的人，感到不知所措。任何一种知名度本身，都会扰乱一个人自然而然的均衡。在平常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名字无非如同香烟的包装纸一样：一个识别性的标记，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对象，与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是松散地关联在一起。在成就出现时，这个名字也跟着一起蹿红。它挣脱了原本使用这个名字的人，自身变成了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个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在向内的强烈反冲中，它也会产生一种力量，开始去影响、去主宰、去改变那个用它作为自己名字的人。荣幸的、自信的天性会在无意识中成为它所带来的效应。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名字的知名度让这些人有更高的安全感，能产生一种被升高的自我感觉，会带给他们一种意识：他们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他们不由自主地吹嘘，以便让自身能达到外在影响效应相符合的高度。不过，一个天性就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会觉得每一种外在的成就都是一种责任，力图让这种困难状态尽量保持不变。

我并不是要说，我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正好相反，它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只要这只关涉到已经与我脱钩的产品，即我的书以及由此而来的虚名。当我没有被人认出来站在一家德国的书店里，偶然看到一位中学生走进来要一本《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用自己不多的零花钱来买书，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在卧铺车厢里，当列车员在旅客登记时看过名字之后充满敬意地将护照还给我，或者当一位意大利海关人员在认出我之后，因为他读过我的某一本书而不再对我的行李进行检查时，这也会愉快地拨动我的虚荣心。或者，纯数量上的效应，对于作者而言也是一种诱惑。我碰巧在一本书的首发那天来到莱比锡。看到自己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写在三百页纸上的东西，竟能在无意之中引起那么多人力劳动，这让我感到奇特的激动。工人们把书装在大箱子里，另外一些人气喘吁吁地把它们搬到下面的卡车上，装到开往各个方向的火车上。几十个姑娘在印刷厂里分拣印张，排字工、装订工、搬运工、批发商都从早晨一直工作到夜里。人们也能计算出来，如果把这些书当成地砖排起来，可以修建一段像样的路。物质方面的收益，我也从来没有敢高傲地蔑视。在刚开始的若干年，我从来没敢想过还能靠书挣钱，甚至版税收益还能维持生活。现在，这些书突然给我带来数量可观的钱财，而且数额总是在上升，好像它们足以消除我的任何忧虑——那时又有谁能想到我们这个时代呢？我可以慷慨地投入青少年时代的昔日爱好当中，去搜集名人手迹，这些令人赞叹的圣人遗迹中，也有一些最精美、最珍贵的作品在我那里找到了备受呵护的归宿。我能够用自己写的，在某种更高意义上说相当短命的作品，来购入那些永恒著作的手迹，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等人的手稿。所以，如果我要号称那些意想不到的外在成功对我来说无所谓，或者我在内心中对其有所拒斥，那会是一种多么可笑姿态。

不过，我说这话时，也是实实在在的：只是当成功限于我的书上、限于我的文学上的名声时，我才为此感到高兴；当人们将好奇平移到我本人身上时，成就对我来说更多是骚扰性质的。从少年时代开始，我那本能地要保持自由独立的愿望就强于其他一切愿望。我感觉到，一旦照片被刊登出去，一个人的个人自由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会受到阻碍和破坏。况且也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我出于兴趣而开始的事情，会变成一种职业甚至成了“业务”。每次邮差都带来信件、请柬、通知、需要回答的询问。我要是外出一个月，回来以后总有那么两三天的时间花在处理成堆的大量邮件上，以便让“业务”再重新井井有条。由于我的书在市场上十分畅销，我虽然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陷入一种要求条理分明、全局把握、准时、机警的业务处理当中，以便正确地处理这些事情。这些都是令人尊敬的美德，可惜和我的天性根本不相符合，而且对纯粹的、无拘无束的感觉和梦想构成了最危险的威胁，会将它们击得粉碎。于是，人们越希望我能参加活动——演讲、庆典——我就越深居简出。我几乎有一种病态的畏惧，不敢理直气壮地承担自己的名字，这个障碍我几乎从来没能克服。直到今天，在大厅里、音乐会或者戏剧演出中，我还会完全出于本能去坐在最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最让我无法忍受的就是，坐在主席台上或者一个出头露面的位置上，让大家都能看到我的脸。每一种形式的匿名生存，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需求。当我还是一位小男孩时，就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所敬仰的老一辈作家和艺术家总是通过穿着丝绒外套，波浪卷发或者让头发覆盖前额等方式——比如我尊敬的朋友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通过与众不同的胡须样式或者奇装异服让自己在大街上一下子就被人认出来。我深信，任何因为外形而引人注意的人，都会在无意识当中让自己过着本来之“我”的“镜中人”的生活（这是韦尔弗尔的用词），每个姿势都要有一定的风格，随着这种外在态度的改变，一般而言内心天性中的诚恳、自由和无所顾虑也就会失去了。如果我今天还能重新看，就会考虑到享受这双份的幸运状态：文学上的成就以及同时保留个人的匿名性。我要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凭空捏造的名字，一个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生活本身已经够刺激，充满了惊喜，要是还能有双重生活，那该多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