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学术界，“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概念。大体来说，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指一种思想偏见：将西方的历史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或者标准模式，将西方的观念、理论以及价值看作优越的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这种偏见或明或暗地长期存在于西方的思想传统之中。一旦人们开始使用“西方中心论”这一概念，就意味着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偏见，并开始辨识和揭示这种偏见。实际上，西方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由来已久，至少在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著作中已有明显的自觉。而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在文化批评等领域甚至居于主流。

在中国学术界，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展开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主张中国的思想必须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附状态。因为“照搬西方理论”在知识论上是一种“语境误置”：将西方的特殊理论错误地上升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再应用于中国特殊的语境与条件之中。这不仅无法对中国经验提供有效的解释，反而削足适履地遮蔽与扭曲了中国的独特经验。其次，它在规范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将多种异质文明的“空间性”错误地转换为“普遍的”、文明的“时间性”，由此将中国文明置于西方文明（所谓“世界历史”）进程的低级阶段（黑尔格对中国的论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批判论述得出的一个推论是：中国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历史与现实。于是，建立“中国学派”或寻求“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成为一个呼之欲出的目标。

摆脱西方中心论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努力，但其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辨析。首先，如果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本身是当代西方理论的一种潮流，那么中国学人主张的类似批判是否意味着我们仍然在追赶西方的思想潮流？这是否会强化对西方理论的“依附”？由此可见，我们至少要区别所谓盲目的“照搬”与恰当的借鉴。也就是说，抵制西方中心论并不是拒绝一切西方思想，而是立足于自身的处境和问题，以自觉的批判意识来借鉴西方的学术成果（比如后殖民批判理论）。其次，揭露西方中心论将一些具有自身文化特定性的知识“伪装”为普世主义理论，是否意味着所有发源于特定文化传统的知识都只能是特殊的？或者，中国与西方都只能以各自（在文化意义上）“特殊”的知识来解释和判断自身？这暗示着一切知识都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而必须拒绝一切普遍主义理论，但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并不是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恰当方式。任何理论都内在地要求“普遍化”（generalization）的条件。摆脱西方中心论未必要放弃理论的普遍化品格，而是要敏感地意识到，将特殊经验或概念予以“普遍化”的抽象过程需要面对“他者”的经验与概念，这本身构成了“理论化”工作的内在部分。直面和揭示（而不是回避和掩饰）来自他者的挑战，这是应对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张力的辩证方式。

“向他者学习”是西方学术界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论的重要论题之一，而中国作为“他者”的经验和思想日益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当然，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源远流长，但在现代学科建制中长期处于“汉学”（sinology）或“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等边缘领域。最近十多年来这种局面逐渐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主流学科开始关注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今年即将推出一部新书——《变法：中国和西方的跨时空学习》[Leigh K.Jenco，Changing Referents：Learning Across Space and Time in China and the We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反映出某种“中学西渐”的新趋势：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思想与实践的探讨不再局限于“区域研究”的旨趣，也不只是为了获取特定的经验材料，而是力图发掘其中蕴含的普遍化理论的潜力。

这本书的作者Leigh K.Jenco是个30多岁的美国学者，她长期研读中国思想史，曾在南京和台北学习多年，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取了个大众化的中文名字：李蕾。但她多次强调自己并不是所谓“汉学家”，而是着眼于理论层面的研究。的确，李蕾在西方政治理论界的新生代学者中相当引人注目。她在2007年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其博士论文获得美国政治学学会颁发的“列奥·施特劳斯奖”（政治哲学领域的年度最佳博士论文），曾先后在布朗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2012年起受聘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政治理论的副教授。李蕾的大部分学术论文发表在欧美的主流学刊，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APSR）、《政治理论》、《思想史学刊》（JHI）和《文化批判》等，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三年前出版，另外有四部编著即将问世。

这样一位出色的青年政治理论家为什么热衷于研究中国思想？这与她的理论关切和抱负有何关联？李蕾的问题意识源自她对当前西方理论的不满。全球化对当代世界的现实处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本各不相干的人们（社群与个人）发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而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彼此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还时常处在紧张或冲突之中。而西方主流的社会与政治理论往往难以恰当地解释这些差异、紧张与冲突，也无从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暴露出许多西方理论的偏狭（parochial）特征：它们承诺遵循理论本身的普遍化（generalization）要求，但同时又（往往是不自觉地）屈从于自身特定文化传统的限制，这妨碍了它们达成自我期许的有效普遍性的目标。李蕾主张，西方的政治理论需要通过持久的“去偏狭化”（de parochializing）的努力，才可能开辟理论突破的新前景，而实现“去偏狭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更加积极地向“异己的（foreign）他者”学习。

初看起来，李蕾的问题与主张似乎并无新意。“去偏狭化”不过是“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他者”是早已为人所知的关键词，而将“低等的”从属性的他者转变为值得尊重的可资学习借鉴的他者，也是后殖民批判的惯常话语策略。这个批判话语传统，经过三四十年的旺盛繁殖，已经站稳了“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制高点，如今还有多少理论突破的空间可言？思想史上的不少前沿理论，起初有石破天惊的“新意思”，经年累月却耗尽了革新潜力，最终蜕变为“没意思”的陈词滥调。若要承接这一批判传统，如何避免落入俗套、复苏其思想活力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挑战。

李蕾这一代学者成长于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学院氛围，熟知这些前沿理论。正是由于更为敏锐的反思意识，她对目前一些自诩“尊重和包容他者”的理论感到不满。无论是后殖民理论，还是近十年来形成的“比较政治理论”，虽然都主张批评西方中心论，强调跨文化对话的意义，但还是主要以吸纳（inclusion）或同化（assimilation）的方式对待文化上的他者——将非西方社会的思想和实践作为历史材料或经验证据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和规范，这虽然让原本被排除在外的思想和经验进入了西方的知识生产，但却漠视或否认这些“材料”可能具有的普遍化理论潜力。以这种方式与他者对话，实际上是以西方理论来“驯服”非西方的经验，而并没有转变西方自身既存的知识范畴、逻辑、规范和结构，甚至没有促进对自身知识形态的局限性与可能性更为充分的反省。因此，这些理论倾向于“复制而不是取代”，它们所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模式，未能触动其顽固的内核。

为突破当前西方理论的偏狭性，李蕾提出一种另类的、更为激进的方式：真正向他者学习意味着“要以他者现在的或曾在历史中实践的那些学术范畴、方法和标准来挑战和规训我们寻求知识的模式本身”。主动以他者来挑战和规训自我，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这种将自我“他者化”的学习是否近乎“自虐”，天下哪里会有如此激进的“学习他者”的例子？李蕾对此的回应是：在中国就曾有过这样的先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价值。这也正是她作为政治理论家之所以认真对待中国思想的重要原因。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时代，其间思想界的“体用之辩”与“古今中西之争”等重要论辩，对百年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李蕾的《变法》考察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辩论，但并不是将其作为思想史的材料，而是从中发掘作为跨文化学习之范例的理论意义。当时的中国思想家在历史的“大变局”之中深入触及了最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如何在自身历史传统的制约下激进地向文化他者学习？有关“西学”的辩论就此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持久、最具融合性、最为广泛的和理论意义最为丰富的对话之一”，确立了一种典范。

如果仔细考察从“西学中源说”到“体用之辩”等相关讨论，就可以发现，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刻地介入了历史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即便是所谓“全盘西化”等激进反传统的主张，也并非建基于天真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李蕾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很清楚那种在西方被称作“特殊主义”的知识观念：人类知识总是特定历史与社会的产物。他们也明白传统对文化的塑造力量以及对文化的创新和制约作用：因为“过去”在结构意义上塑造了当下生活的背景条件，因此也限制了我们的思想向“异类形式”转变的可能和程度。而当时的思想论辩中也从不缺乏文化守成主义的声音：我们总是依据自己的传统来感知、认识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李蕾发现，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到中国处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时刻，在此当下与过去的联系失去了以往的确定性，甚至历史传统本身的同一性也变成了问题。这种深切的感受促使他们将关切的焦点转向未来，尤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对知识、制度、个人和共同体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未来要成为什么”，而不是“曾经以及现在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未来时代的转变，而不是一个给定的从过去接受下来的遗产”。

在这种未来取向的问题意识中，中国思想家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同时面对着两种“他者”：历史传统作为时间意义上的他者，以及外来文化作为空间意义的他者。因此，他们既需要参照历史传统来认识西方文化，同时也反过来需要参照西方文化来鉴别历史传统。正是这种“互为参照”的局面和论辩，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学习他者和自我转变的可能，也展现出“变法”的深层意义。所谓“变法”，在字面意义上指的是制度典章的变革，但李蕾认为变法更深的含义是指“改变参照”（changing referents），也就是改变认识与判断所依据的背景框架与尺度。“变法”意味着我们不是以自我原有的参照体系来认识和吸纳他者的思想和经验，而是以他者自身的准则来理解他者，并且可能将他者的参照作为自己参照体系的一部分，由此带来了深刻转变的可能。一个多世纪之前，当中国在追求“富强”过程中遭遇了挫折与失败时，具有改良意识的思想家们致力于面向未来的“西学”（新学），并通过政教体制和文化条件的变革，最终突破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制约，实现了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变。这在方法论意义上为“激进地向他者学习”树立了一个典范。

李蕾认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辩论为跨越文化差异的交逢（engagement）创立了崭新的激进路径。中国的范例表明，仅仅吸纳外来思想是不够的，因为吸纳本身错误地假定了他者分享着与我们相同的知识逻辑和结构。无视这种深层的差异而着眼于吸纳，就放弃了他者对我们最深刻的挑战，实际上将会复制既存的自我中心主义。学习他者的激进方式是“改写”这种差异——并不是使之与既有的知识生产活动处于永久的紧张，而是将对这种差异的克服转化为学习和理论创造过程的构成性部分。虽然中国近现代的思想辩论中显现的激进方法并未解决所有对待他者之差异的问题，但中国思想家的创造性在于，将历史的他者与文化的他者都理解为学习和自我转变的资源，以此超越“起点”（起点总是偏狭的），鼓励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从而为应对知识的偏狭主义开启了一种不同的、更为有效的路径。而当代西方理论恰恰缺乏这种激进性，因为过于强调自身传统对理论的制约力量，使得理论发展“不成比例地”依赖自身的地方性文本、经验和观念，这样的理论对把握全球性的现实是不充分的，因而是偏狭的。显然，李蕾根本的理论关切在于如何以中国突破“华夏中心论”的范例为参照，来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制约，从而推动西方政治理论的“去偏狭化”发展。

颇有意味的是，中国学界近年来也在重新回顾和讨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变革，主流的论述是强调如何坚持自身的传统，而不是向他者学习，倾向于检讨当时激进反传统的弊端，及其“自我的他者化”的负面教训。而西方学界却有人将这一思想变革标举为学习的范例，这或许应验了那句西谚：汝之敝屣，彼之珍宝。《变法》一书显示出“中学西渐”的新趋向，当然也会受到争议。百年前的中国思想家如此激进地向西方学习，是因为处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这和今天西方的处境可以同日而语吗？李蕾认为，21世纪的西方思想界也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当前西方的政治理论，对于理解全球化格局中的现实越来越力不从心。在这空前的文化互动与跨文化传播的时刻，西方有必要以更激进的方式向他者学习。李蕾相信，在向他者学习的过程中，寻求超越自我偏狭性的转变和创新，这是所有文化的知识生产摆脱“我族中心论”的必经之路，是一项值得付诸努力的事业，既不像普世论者想象得那么容易，也不像特殊论者想象得那么无望。

在100多年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受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尤其在现代学术体制建立之后，中国的学术与思想也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丧失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担忧，以及对另类现代性的追求，都是正当的。但是，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恰当方式并不是以新的“华夏中心论”取而代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指出的，将哲学系统或既有价值做一种所谓“头足倒置”式的转换并不具有真正的创新意义，因为这种颠倒在其根本性质上仍然保留了而未真正触动原有的“概念框架”[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17.]。在我看来，恰当理解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接近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阐述的“文化自觉”既包含了对他者开放的立场，同时强调了文化自我转变的必要性，获得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他也告诫我们，“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第188页。]

就此而言，西方中心论恰恰缺乏费孝通所言的那种自知之明。在智识意义上，其谬误的关键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于“中心主义”。揭示西方中心论的智识偏狭性，并批判和克服由此造成的文化与政治霸权，需要我们反思和批判一切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应当立足于跨文化的主体间性（trans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将“自我与他者”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认的、互为主体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主奴关系）。实现文化主体性的理想，也不是通过将他者“客体化”（物化），而是要根本摆脱陈旧的“自我与他者”的主客体关系的模式（这种模式恰恰是西方中心论的遗产），最终寻求在同样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之间建立平等、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