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作为方法

把自己作为方法  作者:项飙/吴琦

吴琦:乡绅可能是我们这次访谈一个贯穿性的概念,也很能体现出您的特点,我们这次也继续往下谈。今天的社会结构已经和过去的乡土社会不同,可以说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乡绅仍然可能吗?

项飙:作为态度的乡绅是可能存在的。乡绅本来就和大体制不完全一致,跟它有一定的距离。他们的立足点是自己的小世界,但能够和大体制进行沟通和迂回,利用大体制,对大体制有解读,有自己的说法。如果从这样的意义上理解,乡绅在今天是完全可能的,要做好乡绅,就是要把自己的小世界弄清楚,对大的体制、权力也理解得很透。区别在于,原来的乡绅衣食住行都在农村的社区里,很清楚自己的物质来源在哪里,而今天很难确定物质来源,这就要有新的概念。今天的小世界不是自足的,是建构出来的,没有一个物质的边界。正是因为建构,原则就变得很重要,给自己造一个小世界,就要给它定义,你干什么,原则是什么,要为什么服务。这就回到了立场问题,乡绅是一个立场问题,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立场,你要做事,要和一群人合作,形成共同利益,再从这个立场出发看世界。

吴琦: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被划分到各种不同的专业机构中去,公司、学校、书店、商场等等,在每一个组织内部都会有领导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组织的领导者都潜存着某种乡绅的性质?

项飙:关键的一点可能是这些小领导有多想变成大领导,当官对他有多重要。乡绅要和自己这批人混在一块,要代表这批人,对这批人的诉求、利益理解得很清楚,能够把这批人的诉求用一个体制能听懂、对体制有影响、体制得反应的话语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界的乡绅和浙江农村的乡绅,完全可以坐下来一起聊,有很多策略是一致的。接下来的问题,这批人跟市民社会、NGO、社会行动者是不是一致?我觉得可能不太一致。不是说乡绅可以取代那些社会行动者,社会行动者还是很重要,而是说乡绅没有先验的预定目标,他们不是要搞社会运动。最重要的是他代表一批人,不断把他们的情况表达出来,乡绅就是一种代表,是分析性、理解性、代表性的,是话语的提炼者、发声者,当然也是原则、规则的制定者。

吴琦:听起来很像我们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民代表。

项飙: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利用人民代表去取代乡绅,这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现代国家的设立,很多人说导致了劣绅淘汰良绅,资源掠夺型的、自私自利的乡绅取代了原来比较文化型的乡绅。人民代表完全是地方各界群众的代表,如果能够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那也是乡绅的现代化,好的人民代表就应该是乡绅。人民代表应该就是从小世界的角度去讨论政策,但现在的人民代表根据职业来划分,来分配名额,代表和下面这批人的关系很疏远,那代表的有机性要怎么体现出来?

吴琦:在您的描述中,形成小世界,跟大家打成一片,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个以现在的情况来说似乎并不难,是可以做到的,更困难的是后面那一步,需要作为代表去反映给体制,与体制打交道。如果人民代表制度不能被有效地激活,那么在现在的政治环境里面,似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沟通渠道。

项飙:这个很难讲。第一个,有这样话语能力的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我觉得很难。第二,直接跟体制去对话当然很困难,但如果说真有这么一批人,代表性很强,很有机的知识分子经常发言,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语言构造和说话方式。虽然要直接得到体制的回应比较难,但这样的人多了,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因为那种语言多了以后,空洞的话就说不下去了,那种语言就被架空了,这其实已经是进步。

不是我们非要有乡绅才能改变中国,乡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能不能重新出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抱太高的期望,但乡绅作为一种研究风格,这是有可能的。关键就是从自己立足的小世界出发,去看大体制,有距离、独立地看,而不是简单地抗拒。

吴琦:这种乡绅的态度和21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区别是在哪儿?

项飙:我觉得差别比较大。我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出一个普世性的原则,提出理论、知识、道德、行为上的典范,做一个批判者。而乡绅是很温和的,它不做这样的普世性评判或者倡导,他从小世界里看东西,没有宏大的、居高临下的说法,对体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乡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井水的问题,鸡被偷了怎么协调的问题,光是原则是不够的,要把冬天快过年了农村里有人偷鸡这背后的意义搞清楚。这和公知的差别相当大,而且是两种类型,甚至是互相取代的。

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家都跟随领袖性的观点,观念比较极端,思想性很强,变得很浪漫,有革命性、批判性,和英国的风格很不一样。英国没有很明确的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当然它的报纸,有无数的评论人,有很多有机的声音,但没有很强大的意见领袖出来讲很吓人的说法,而且相当保守。所以费孝通来英国如鱼得水,他是江南士绅的气质,来到这里看到英伦的绅士,也是很契合的。

吴琦:因为乡绅式的气质本身是温和的,它导向的会是社会改良,而不是激进的社会运动?

项飙:因为乡绅是比较保守的,是不是就意味着不需要革命了,或者革命必然坏,完全不是这样的。革命不革命,到最后跟有没有乡绅这个阶层在没有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当时发生革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失去乡绅,没有稳定的结构,土豪劣绅占据了地方社会,把农村逼破产了,所以有了革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乡绅家庭里面出来的年轻人变成了革命者,革命不是知识分子造出来的,这是肯定的。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今天还是缺乏乡绅式的气质。我们今天有很多谈革命的人,却讲不清楚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下,为什么革命不可能。乡绅这样的人讲得比较清楚,老百姓怎么想,他们和体制是什么关系,是怎么混的。所以,多一批乡绅式的知识分子,不会给历史前进拖后腿,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拖后腿,但他们会对我们的现实有更全面、更精确的把握。在不革命的时候,他们能更加有效地推进一些变革,而当革命成为必然趋势的时候,革命的先声其实就是乡绅和体制关系的破裂。所以不能把乡绅变成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把乡绅作为一种方法。

吴琦: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乡绅作为一种方法”的含义?

项飙:首先,今天我不把乡绅当作一个实在的人口群体,我讲的是一种个人的气质(temperament)、一种思考方式。是先愤怒还是先好奇?是尽量温和甚至用淡淡的幽默感把事情描述清楚,还是直接去判断?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很喜欢乡绅的做法,对生活状态从内到外有一种体察。比方说,接受了西洋教育之后,我知道农民一定要生男孩子是不对的,但不能否定他们的感觉,所以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安排,哪一块能动,哪一块只能靠时间解决。

第二,今天有没有可能把乡绅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重新构建出来,超越作为方法和意象的意义呢?我觉得非常困难。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乡土”可以不单指农村,任何地方都会有比较愿意观察、愿意记录的人,这批人就是乡土的思考者和观察者。但从道理上来讲,我们还是要慢慢迈向政党制度,以这种专业团体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生活,而不是靠乡绅所维护的道德秩序和帝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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