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完成这个疯狂的攀登计划，李宗利还需要两个熟悉且有实力的搭档。迪力夏提算一个。从2006年在CMDI初相识，再到成立“自由之巅”，新疆自由攀登者迪力夏提一直是他的左膀，李宗利还需要一个像小柳一样的右臂。李宗利从朋友烈火(李永生)那里听说，青海有个小伙子还不错。

小海接到李宗利打来的电话时，正在青海玉珠峰上做背夫，在这通冒然打来的电话里，这名陌生人口若悬河地介绍起他的公司、畅谈他的阿式攀登理念、讲述他经历的故事，逻辑有些混乱，但小海(童海军)还是抓住了他想表达的重点:他是一名专磕未登峰与开辟新路线的阿式攀登者。这通电话还没挂断小海已经在心里做好了决定。他并没有马上答应李宗利的邀请他要先搜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刚撂下电话，正在一旁的青海登协教练说，不要去李宗利那里，去年(2014年)小柳刚死。小海不了解李宗利，但他知道阿式攀登。阿式攀登就是这名20岁的年轻人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小海是土族人，从小在青海的草原上长大。他家里有100头牦牛，3000亩牧场，占地面积相当于4800个篮球场大小。站在牧场最高的山头上，他能眺望到离家最近的雪山岗什卡(海拔5254米)。岗什卡是祁连山东段最高峰。小时候家里人常说，附近有个大雪山，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才去过。山上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连岩羊的血都是白色。这是小海儿时对雪山的第一印象。

“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很多人玩的东西,”小海说,“如果很多人都去喜欢的话，我就会反其道而行。我就想个性一点、想酷一点。”在他上初二时，姐夫送了他一件奥索卡抓绒衣。姐夫龙舟是西藏登山学校第二届的学员，后来在青海登山协会做教练。这件抓绒衣点燃了小海对登山的热情。初中时，小海如饥似渴地了解关于登山的一切。草原上网购不方便，他就让在武汉上大学的姐姐帮忙买了《极限登山》《登山手册》《完全攀登指南》三本书，再辗转寄到青海。小海说，他看得最多的是《登山手册》。在书中，他第一次见识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登山名词，尽管他不知道这些术语代表着什么。他还注意到这三本书都是同一个译者，严冬冬。小海觉得，这么多书都是他参与翻译的，而且国内几乎只有他会翻译这些书，看来这哥们的登山水平应该还可以。

中考之后，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邻居把通知书带到了小海家的夏季牧场。小海考上了西宁市里的一所重点高中，然而他真正的“毕业志愿”却是西藏登山学校。他把录取通知书藏到帐篷的角落里。他对父亲说，这次哪都没考上，连个技校都没考上，这次我必须去登山了，怎么着都要去登山了。在小海眼中，父亲是当地很有威望的人，非常看重教育。但那天父亲没有说什么。

小海的年纪正符合西藏登山学校的招生标准。他又对登山充满热情，这在同龄人中很罕见。然而西藏登山学校招生的硬性条件之一是，学员必须是藏族人。小海是土族，和藏族人的信仰沾点边。他让姐夫跟西藏登山学校那边试着沟通沟通。最终小海心目中神圣的登山学校还是拒绝了他。这名16岁的少年跟着姐夫去了青海登协打杂，跟在一批批商业登山队伍后面给客人牵马、洗碗、背东西。这样的日子很艰苦，但对于一心想要登山的少年来说，能跟着队伍去不同的地方，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青海的雪山，去新疆爬一座7000多米的山峰，之后再越爬越高。

他抱着成为一名真正登山者的愿景来到青登协，却失望地发现这里和书中描述的登山不太一样。他跟同事们聊攀登技术，可当地教练和协作连基本的术语名词都没听过。小海说，他当时一下子就蒙了，这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至于“阿式攀登”青海登协的教练们倒也听过，却从来不了解、也不想去尝试小海一度以为，阿式攀登“只有国外有，我们国内没有的”。

在青海登协期间，小海从后勤做到了领队。他还登上了家乡的岗什卡雪山。果然上面一切都是白色的，只是没有白色血液的岩羊。岗什卡雪山上只有一条传统的攀登路线。“我们只会走那一条，但是我看到旁边有一条更短、但是更陡的。我在想为什么不走那条更短、更陡的?”小海说。

在中国的商业登山市场中，绝大多数热门的山峰，像岗什卡雪山、四姑娘山二峰、半脊峰、哈巴雪山、青海玉珠峰等山峰，其传统路线的技术难度往往并不高，而提供向导服务的商业登山队也大多以安全登顶为目的，选择最传统的路线、最保守的风格带客户冲顶。在青登协的头几年里，小海从没攀登过技术型山峰与技术型路线，自然也没有领略过激情澎湃的阿式攀登风格。他甚至连最基本的打保护技术都不会。直到有一天自由攀登者郑朝辉带领一支队伍，专磕岗什卡雪山上那条短而陡的技术路线。小海有些惊讶，也许国内还是有人玩这个的。

几年下来，小海彻底融入了青海登协的环境中。这里的向导、教练与背夫大多恪守着自己的职业准则:太苦太累的事情能不做就尽量不做。登山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份工作，但也只是一份工作。“他们是很油的那种老油条。”小海说，他也跟这些“前辈们”学会了一套偷奸要滑的伎俩，“让夏尔巴走前面，我在后面就溜着”。在青海登协的这五年里，小海晒得黑，也变得油滑。

他如愿走出了青海的雪山，去爬了新疆的7000米山峰。在一次带队攀登慕士塔格峰期间，小海和另一名协作烈火住在同一顶帐篷里。烈火以高寒环境中火力旺盛为名。他还是个做事认真、从不偷懒的人。烈火望着才20岁的小海已变得如此油腻，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要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把你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小海猛然间愣住了，片刻之后，又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还是会有这种人，说这种话。”从那之后，小海真的开始认真对待一切，万事冲在前头。

当李宗利需要一个得力干将帮助他完成那个疯狂的计划时烈火跟他推荐了小海。李宗利没听说过小海或是童海军的名字他通过当年CMDI的老同学、如今已是青海登协的领导李卫东辗转联系到了小海。听到李宗利在电话里夸夸其谈，小海心想，从前向往的登山理念，都在他这里印证了。这就是他曾经理想中的攀登生活。小海挂了电话，无视同事们的劝阻，在网上搜了搜李宗利到底是谁。他搜到了前摔跤运动员李宗利，搜到了CMDI学员李宗利，搜到了登顶幺妹峰的李宗利，搜到了2013年在博格达三峰历经生死的李宗利，搜到了一年前刚刚失去好友同事和学生的李宗利。他们说得没错。李宗利那里真会死人的。小海答应了李宗利。

小海告别了青海草原，背着行李来到四川。这是小海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在外地生活。“自由之巅”登山公司是他真正的大学。小海初次见到李宗利，和自己心目中德高望重的老师形象大相径庭。“感觉他还很年轻，很有小伙子的气质,小海说，“他当时留一个寸头。比我现在还短。看着像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挺狠的，挺横的。”两个人刚碰面没多久，在吃饭的时候，李宗利把衣服一脱，裸着上半身，更显得社会气息十足。

自由之巅还没有固定员工，也没有固定办公室。小海暂住在李宗利的家里。才住了一两天，小海就被李宗利拉到贡嘎山域的田海子山上。李宗利口头上说的是“我们正好国庆有个田海子的活动，你过来可以看一看”，实则是想测试下小海在高海拔的表现。他没有让李宗利失望。从小就在高原长大、并在高海拔磨炼了五年的小海，虽然技术基本为零，但海拔适应、体能、耐力都远超汉族登山者。至于技术层面，反而是最容易学会的。李宗利很喜欢这个小伙子，觉得小海有点天赋。之后李宗利直接把小海带到贡嘎山脚下，让小海加入进他的计划。

李宗利的疯狂计划是:阿式攀登贡嘎山域的主峰，木雅贡嘎。

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付出巨大的代价登上贡嘎山。此后再无中国人登顶这座野蛮的巨峰。改革开放后，包括珠峰、贡嘎山、四姑娘山在内的九座山峰对外开放，贡嘎山成为各国登山者争相竞逐的热门山峰，先后有瑞士(1982年)、美国(1982年)、德国(1984年)、日本(1997年)、韩国(1998年)法国(2002年)等国家的登山者登顶了贡嘎山主峰。在李宗利决定攀登贡嘎山主峰的时候，历史上仅有22人成功登顶，却有21人死在了山上。其中尤以日本登山者为最。单单是在日本登山队1981年5月的攀登中，同在一支绳队的12名队员中就有8人葬身于此。贡嘎山主峰一度成为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山峰之一。

如果仅从一堆抽象的数据与平面的图像来看，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在世界高峰排名的竞逐中并不出众。可如果从山脚下海拔1580米的磨西镇算起，贡嘎山的相对高差达6000米。这让许多相对高差只有两三千米、位列“14座”众神殿的8000米山峰也相形见绌。这意味着贡嘎山是中国境内最壮观的山体之一。难怪近一个世纪之前，贡嘎山一度被误当作海拔9100多米(30000英尺)的世界最高峰。许多走进过这片山域的徒步者都曾切身体会到:当直面贡嘎山时，在高海拔的稀薄空气作用下，视觉上带来的压迫感与冲击力会把人震撼得喘不过来气。

2015年11月，李宗利率领迪力夏提和小海来到贡嘎山考察时，也感受到了贡嘎山带来的压迫感。“我们用了8个小时行进到线路下方时，完全被贡嘎山的气势磅礴所震撼,”李宗利写道，“我们在它面前就像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这次考察堪称狼狈。由于小海的技术能力有限，他被安排在营地驻守。李宗利和迪力夏提两个人上山侦察路线。在下途中，一块大石头把李宗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也给我们的心里极大地造成了阴影”。小海虽然没上山，但也没比李宗利好多少。他刚听说贡嘎山的大名，就来到了贡嘎山的脚下。他在山下等待老师的时候，在营地附近发现了一只手套。他心想，谁他妈把手套扔在这里。他走上近前，似乎看到石头底下压着什么东西。他搬开石头，猛然间看到了一具尸体尸体上还穿着日本的连体羽绒服、安全带和靴子。小海还能看到它的腿骨和头发。“把我吓坏了,”小海说，“你知道在贡嘎本来就很压抑的情况下，天气变化又快，一会阴一会阳，突然就看见尸体……”小海赶紧点上两根烟，躲得远远的，心里祈祷着老师顺利下山，不，是赶紧下山。

回到成都后，小海成了李宗利的学生。李宗利手把手亲自教学。自由之巅开发的商业山峰，比他在青登协爬的山峰更有技术难度。小海在理论与实践中不停地切换，进步迅速，就像当年的小柳一样。

李宗利认为小海和小柳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有各自的思想”。然而，许多人常常在小海面前提起小柳的名字与小柳的往事。小海对小柳越发好奇。他翻出小柳写过的攀登报告，反复地阅读。小海心想，既然小柳是李宗利的第一个学生，我是老师现在的学生，也许未来也会变成小柳，拥有小柳的攀爬能力、经验与野心。小柳也许预示着自己的未来。老师与自己隔着一辈，严冬冬的年代也离自己很遥远，只有小柳仿佛离自已很近。他一度把小柳当作精神领袖般看待。“尤其是他对登山那种理解、那种思想，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小海说，“年轻人自然而然就会被这种人、这种思想所吸引。”

小海平时能接触到的同辈登山教练并不多。成都有大大小小的登山公司，其中要数领攀和自由之巅两家最有影响力。领攀还有比自己大几岁的阿左和刘兴。小海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

2016年初的那个冬天，李宗利正带着小海在双桥沟里攀冰训练，突然接到消息，阿左在附近的山上遭遇雪崩，情况危急第一批救援队已经进山。李宗利和小海时刻准备着，随时进山营救阿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