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中认识的朋友，巴德，有一天叫我和弗兰一起去他家吃晚饭。我不认识他老婆，他也不认识弗兰，算是扯平了。不过，我和巴德是朋友，我知道他家里有一个婴儿，当时应该有八个月大了。这八个月都跑到哪儿去了？见鬼，那之后的时间又去哪儿了呢？我还记得那天巴德带了盒雪茄来上班，在午餐室里分给大家抽。是那种杂货店里卖的雪茄，荷兰大师[荷兰大师（Dutch Masters），一种因烟盒上印有伦勃朗油画而得名的廉价卷烟，在美国的销售始于1911年。80年代末，烟民常用这类卷烟包在外面的烟叶重新卷上大麻抽，来提高大麻的烈度，“荷兰大师”因而十分流行。]牌。每根雪茄上面都有一条红色标签，包装纸上写着“是个男孩！”。我不抽雪茄，但还是拿了一根。“再拿两根。”巴德晃了晃烟盒对我说，“我也不喜欢雪茄，是她的主意。”他说的是他老婆，奥拉。

我从没见过巴德的老婆，只有一次在电话里听过她的声音。那是个周六下午，我无聊得很，便给巴德打电话，看他有什么点子。这女人接起电话，说了声：“喂？”我有些懵，一时想不起她的名字。是巴德的老婆。巴德倒是跟我提过几回她的名字，但我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她又说了一遍：“喂？”我能听见那边电视开着。然后她问：“谁呀？”我听见有婴儿开始闹了。“巴德！”那个女人喊道。“怎么了？”我听见巴德的声音。我还是想不起她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后来上班见到巴德，我当然没提打过电话的事。但我还是兜着圈子让他提起了他老婆的名字。“奥拉。”他说。奥拉，我对自己说。奥拉。

那天我们在午餐室里喝咖啡，巴德跟我说：“没什么事，就我们四个。你和你太太，我和奥拉。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起聚聚。晚上七点左右来吧。她六点喂小孩，接着哄他睡觉，然后咱们就吃饭。我们的地方不难找，这是地图。”他递给我一张纸，画满了线条，标示着大街小巷路口之类，还有箭头指示着东西南北。一个大叉标出了他家的位置。我说：“我们很期待这次聚会。”不过，弗兰对此并不太热心。

那天晚上看电视时，我问弗兰我们去巴德家要不要带点儿东西。

“比如说带什么？”弗兰说，“他说要我们带什么了吗？我怎么知道要带什么？我没主意。”她耸了耸肩，瞥了我一眼。我跟她提起过巴德，但她不认识他，也不大想认识他。“我们可以带瓶葡萄酒，”她说，“不过我无所谓。要不你就拿瓶酒吧。”她甩了甩头，长发在肩头摇摆，似乎是在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别人呢？

我们拥有彼此。“过来。”我说。她朝我这边靠近一点儿，让我能一把抱住她。弗兰个子很高，一头金发散在背后。我捻起她的一缕头发，嗅了嗅，将手缠绕在发丝里。她任由我抱着她。我将脸埋进她的头发里，把她搂得更紧了一些。

有时，长发会挡住她的视线，她不得不撩起来拨到肩后。对此她很不耐烦。“这头发真碍事。”她说。弗兰在一家乳制品厂工作，上班时得把头发盘起来。每晚她都得洗一次头，然后边看电视边梳理。偶尔她会威胁说一定要把它剪了，但我想她不会的。她知道我有多喜欢她的头发，知道我喜欢得多么疯狂。我对她说，我就是因为她的头发爱上她的。我告诉她，如果她剪掉头发，说不定我就不爱她了。有时我会叫她“瑞典人”。说她是瑞典人也真会有人信的。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晚上，她会一边梳理她的长发，一边和我一起大声地说出我们希望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我们想有辆新车，那曾是我们的愿望之一。我们也盼望过能一起到加拿大玩两个礼拜。但我们从来没有盼过的，就是孩子。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孩子，就是因为不想要。可能哪天会想要吧，我们对彼此这样说过。反正我们现在不想要。我们觉得，也许我们会一直不想要。晚上我们有时会去看电影，要不就待在家里看电视。有时弗兰会为我烤些点心，不管烤得怎么样，我们都会一口气吃完。

“他们可能不喝葡萄酒。”我说。

“就带葡萄酒吧。”弗兰说，“要是他们不喝，那咱们就自己喝。”

“白的还是红的？”

“再带点儿甜点。”她没搭理我，“不过，带什么都行，我真的无所谓。这是你的聚会。咱们可别太当回事，小题大做，要不我可真不想去了。我可以做个覆盆子咖啡蛋糕，或者纸杯蛋糕什么的。”

“他们会准备甜点的。”我说，“你不会请人到家里吃饭却不准备甜点的。”

“他们可能会做个大米布丁，或者果子冻！我们不爱吃的那些东西。”她说，“我都没见过那个女的，怎么知道她会做什么？如果她给我们吃果子冻怎么办？”弗兰摇着头。我耸了耸肩。不过她说得有道理。“巴德给你的那些老雪茄，”她接着说，“带上它们。那样你们就可以饭后到客厅去抽雪茄喝波特酒，反正就是电影里那些人喝的那种酒。”

“行，那就带上我们自己想吃的。”我说。

弗兰说：“我们就拿一条我做的面包吧。”

巴德和奥拉住在离城镇差不多二十英里的地方。我和弗兰已经在这儿住了三年了，却还没怎么去周边的乡间兜过风，真是的。在这些蜿蜒的小路上开车的感觉真好。傍晚，天气晴朗又暖和，我们看见了牧场、栅栏，还有正向着老畜棚慢吞吞地走去的奶牛。我们看见红色翅膀的黑鹂栖在栅栏上，鸽子绕着干草棚盘旋。还有花园之类的，野花盛开，一座座小房子建在远离公路的地方。我对弗兰说：“我们要是能在这儿有座房子就好了。”随便想想而已，不过是又一个没什么用的愿望。弗兰没有答话，她正忙着看巴德给的那张地图。我们开到了一个他标出的四向停车路口[四向停车路口（four-way stop），美国的一种没有交通灯的路口，竖有特殊停车标志。通过这种路口时需要停下来礼让前车。]，然后按照地图所示右拐，又开了正好三又三分之一英里。路左边，我看见了一片玉米地，一个信箱，还有一条长长的碎石铺就的车道。车道尽头，几棵树后面是一座带门廊的房子，房顶上有根烟囱，因为是夏天，自然没有烟袅袅升起。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幅不错的景象，便对弗兰说了我的感受。

“那只不过是些树杈子。”她说。

我把车开上了车道，两旁都是玉米，长得比车还高。我能听见碎石在轮胎下吱嘎作响。离房子近了一些后，我们看见了一座花园，里面的藤蔓上挂着些绿色的东西，大小如棒球。

“那是什么玩意儿？”我问。

“我怎么知道？”弗兰说，“可能是南瓜。我不知道。”

“嘿，弗兰，”我说，“放松点儿。”

她什么话都没说，咬了咬自己的下嘴唇，又松开了。车开到房子跟前时，她关上了车上的收音机。

前院立着一个婴儿摇篮，几件玩具散放在门廊上。我在房前停车。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可怕的号叫。好吧，屋里有个婴儿，不过这声响对于一个婴儿来说未免也太大了。

“什么声音？”弗兰问。

这时，一只秃鹰般大小的东西重重地拍打着翅膀从树上飞下来，直冲冲地落在车前。它抖动身体，伸着长长的脖颈扭向车子这边，抬起头，打量着我们。

“该死的！”我说着，呆坐在车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凝视着那个家伙。

“你能相信吗？”弗兰对我说，“我以前从没见过活的呢。”

我们当然都知道那是只孔雀，但谁都没说出声。我们只是看着它。鸟儿昂头伸向空中，又粗哑地大叫了一声。它的羽毛支棱起来，弄得整个身子比刚才落下时大了一倍。“该死的！”我又说了一遍。我们坐在车的前座上没有动。

鸟儿向前移动了一点儿，头侧向一边，绷着劲儿，明亮而充满野性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它的尾巴翘了起来，像一把巨大的扇子一开一合，闪烁着彩虹的每一种颜色。

“天哪！”弗兰小声说，把手放到我的膝头。

“该死的！”没什么别的可说了，我又骂了一句。

鸟儿又发出了那奇特的哀号声：“哇啊——哇——啊！”要是在深夜，又是第一次听见这声响，我真会以为是什么人要死了，或是别的什么疯狂又危险的东西。

前门开了，巴德一面系着衬衣扣子一面走到门廊上。他的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冲完澡。

“闭嘴，乔伊！”他对那只孔雀说，又冲着它拍了拍手。那家伙向后挪了挪。“够了。这样就对了，闭嘴！你这个老坏蛋，闭嘴！”巴德走下台阶，边把衬衣塞到裤子里，边朝车子走过来。他穿着上班时总穿的衣服——蓝牛仔裤和斜纹粗布衬衣。我穿着休闲裤和短袖运动衫，还有一双不错的平底鞋。看了巴德的穿着，我后悔自己出门前过于当回事地打扮了一番。

“很高兴你们能来，”巴德走到车旁说，“来，进来吧。”

“嘿，巴德。”我说。

我和弗兰下了车。那只孔雀向一旁挪了一点儿，来回摇着脑袋，一脸凶相。我们小心翼翼地和它保持距离。

“地方还好找吗？”巴德问我。他没有看弗兰，等着我来介绍。

“地图上标的很明白。”我说，“嘿，巴德，这是弗兰。弗兰，这是巴德。你的事她可都知道呢，巴德。”

他大笑，和弗兰握手。弗兰比巴德高，巴德得抬头看她。

“他经常提起你。”弗兰边说边把手撤了回来，“巴德这个，巴德那个的。除了你，他基本上不提别人，说得我感觉像早就认识你了一样。”她说着，留神看着那只孔雀。它正向门廊靠近。

“怎么说也是我的朋友，就应该念叨我。”巴德说完，朝我咧嘴笑了笑，又轻轻捶了我胳膊一下。

弗兰一直拿着她那条面包，显得有些局促。她把面包递给巴德：“我们给你们带了点儿东西来。”

巴德接过面包，翻过来看了看，好像那是他见过的第一条面包似的。“你们太客气了。”巴德把面包举到面前闻了闻。

“这是弗兰烤的面包。”我告诉巴德。

巴德点了点头，说：“走，我们进去吧，见见家里的贤妻良母。”

他当然是在说奥拉。这儿只有奥拉是个母亲。巴德告诉过我他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

巴德开门时，那只孔雀一下子蹿到我们前面，跳上门廊，它也想进屋。

“啊！”孔雀贴到弗兰腿上时，弗兰叫了一声。

“乔伊，该死的！”巴德说着，重重地打了一下孔雀的头顶。孔雀在门廊上后退了几步，摇摆着身躯，尾部的翎毛发出咔啦咔啦的声响。巴德作势要踢它，孔雀又向后退了退。然后巴德帮我们开门。“她总把这个该死的东西放进屋。过不了多久，它他妈的就要到桌子上吃饭，到床上睡觉了。”

进屋后，弗兰在门边停住，回过身看着门外的玉米地。“你这地方真好。”她说。巴德还扶着门。“你不觉得吗，杰克？”

“当然。”我说。我没想到弗兰会突然这样说。

“这种地方也不都像你们夸的那样好。”巴德说着，仍扶着门，向孔雀做了一个威胁性的动作，“这地方从不让你闲着，就没有消停的时候。”然后他招呼我们说：“快进来，伙计们。”

我问：“嘿，巴德，那里种的是什么呀？”

“番茄。”巴德回答。

“看来我有了个农民朋友。”弗兰摇着头说。

巴德哈哈大笑。我们进了屋，一个小个子的丰满女人正在客厅里等着我们。她的头发盘成一个圆髻，手揣在围裙兜里。她满脸通红，起初我以为她可能是喘不过气，或是在生谁的气。她扫了我一眼，接着把目光移到弗兰身上。并非不友善，只是一个劲儿地看。她盯着弗兰，脸仍然泛着红。

巴德说：“奥拉，这是弗兰。这是我朋友杰克，我总和你说起他。伙计们，这是奥拉。”他把面包递给了奥拉。

“这是什么？”她说，“啊，自家做的面包，太好了，谢谢。随便坐吧。别客气。巴德，你还不问问人家想喝点儿什么。我炉子上正做着东西呢。”奥拉说着，拿着面包走回了厨房。

“请坐。”巴德说。我和弗兰重重地坐在沙发上。我正要掏出我的香烟。“这儿有烟灰缸，”巴德说着，从电视机顶上拿下来一个很沉的东西。“用这个。”他边说边把那东西放到我面前的咖啡桌上，那是个做成天鹅模样的玻璃烟灰缸。我点了烟，把火柴扔进天鹅背上开的口子里，看着一缕细烟从天鹅身子里飘出来。

彩色电视机开着，我们就看了一会儿。屏幕上，几辆四分五裂的改装赛车停在赛道周围，播音员的语调既沉重，又像正压抑着某种兴奋。“我们还在等正式的官方确认……”播音员说。

“你们想看这个吗？”巴德问。他仍旧站着。

我说我无所谓。我是真的无所谓。弗兰耸了耸肩，像是在说，看这个还是别的，对她来说没什么分别，反正今天就这样交待了。

“就差二十多圈了。”巴德说，“现在赛道已经封了。刚才的事故可真严重，好几辆车撞到了一起。几名车手受了伤，还没说伤得有多重。”

“别换了，”我说，“咱们就看这个吧。”

“说不定真他妈的会有辆车在我们眼前爆炸呢。”弗兰说，“或者会有个人冲到看台上，撞翻那个在卖脏兮兮的热狗的家伙！”她用手指把玩一缕头发，眼睛盯着电视。

巴德看了看弗兰，看她是否在开玩笑。“这场撞车可真够厉害的。一个接一个。车，车的零件，还有人，飞得到处都是。好啦，你们想喝点儿什么？我们这儿有麦芽酒，还有瓶‘老乌鸦’[“老乌鸦”（Old Crow），一种波旁威士忌。]。”

“你喝什么？”我问巴德。

“麦芽酒。又凉又好喝。”

“那我也喝麦芽酒。”

“我来点儿‘老乌鸦’，再来点儿水吧，”弗兰说，“麻烦倒在一个高玻璃杯里。再来点儿冰。谢谢啊，巴德。”

“行。”巴德说。他又瞥了眼电视，然后进了厨房。

弗兰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冲着电视的方向努了努嘴。“看那上面。”她低声说，“看见了吗？”我看了过去，电视机上放着一只细长的红色花瓶，瓶子里插着几枝雏菊。花瓶旁边的小垫布上，搁着一个熟石膏塑的牙齿模型，那该是世界上最参差不齐的牙齿了。这个恶心的玩意儿既没有嘴唇，也没有下巴，只有那几颗老石膏牙，塞在一块像是厚厚的黄色口香糖的东西上。

就在这时，奥拉拿着一罐混合坚果和一瓶啤露[啤露（root beer），又译麦根沙士，一种不含酒精的发酵饮料，北美特有，因含有甘草根和撒尔沙根而得名。]走出来，围裙已经脱掉了。她把那罐坚果放在咖啡桌上的天鹅旁边，冲我们说：“随便吃点儿吧。巴德正给你们拿酒水呢。”说这话时，奥拉的脸又红了。然后，她坐到一把老藤条摇椅上，晃悠起来。她边喝啤露，边看电视。巴德拿着个小小的木质托盘走出来，上面放着弗兰要的威士忌和水，还有我的麦芽酒。他也给自己拿了一瓶麦芽酒。

“要玻璃杯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他轻拍一下我的膝头，转向了弗兰。

弗兰接过她的杯子，说了声：“多谢。”接着又开始盯着那些牙齿看。巴德顺着她的目光看去。电视里，赛道四周的车子发出尖锐的噪音。我拿起麦芽酒，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牙齿可不关我的事。“那是奥拉整牙前牙齿的模样。”巴德对弗兰说，“我已经习惯它了，不过我猜，它摆在那上面看起来挺可笑的吧。天知道她为什么还要留着这玩意儿。”他看了看奥拉，又看看我，冲我眨了眨眼。他在懒人椅上坐下，跷起二郎腿，喝着麦芽酒，盯着奥拉。

奥拉的脸又红了。她握着酒瓶，喝了一口，然后说：“留着它，是为了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什么。”

“你说什么？”弗兰问。她本来正翻弄着那罐坚果，想找点儿腰果吃。她停了下来，看着奥拉。“不好意思，我没听清。”弗兰盯着那个女人，等着她说话。

奥拉的脸又一次泛红了。“我有很多事都该感谢他。”她说，“这牙齿就是我要感谢的事情之一。留着它是要提醒我自己欠了巴德多少。”她喝了一口啤露，放下瓶子，说：“你的牙很漂亮，弗兰。你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了。但我的牙，我小时候，它们全是歪七扭八的。”她用指甲敲了敲前面的两颗门牙，接着说，“那时我爸妈没钱给我整牙。我的牙只能生下来什么样就什么样。我前夫也不关心我的样子。对，他不管！他唯一关心的是他的下一瓶酒从哪里来。他在世界上只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酒瓶子。”她摇着头，“后来巴德出现了，把我从那个烂摊子里拉了出来。我们在一起后，巴德说的头一件事就是，‘咱们得把这些牙修理修理’。那个牙模就是在碰到巴德后不久，我第二次去见整牙医生时做的，就在装上牙箍前。”

奥拉的脸一直红着。她看着电视，喝着啤露，似乎再没什么要说的了。

“那个整牙医生肯定是个天才。”弗兰边说边看着电视机上面那排可怖的牙齿。

“他确实很厉害。”奥拉说着转过身来，“看见了吗？”她张开嘴，又给我们展示了一遍她的牙齿，这次她一点儿也不害羞了。

巴德已经走到电视机前拿下了牙模。他走到奥拉身边，把它放到奥拉的脸颊旁。“看，整形之前和整形之后。”巴德说。

奥拉伸手从巴德手里拿过那排牙齿。“你知道吗？那个整牙医生本来想要自己留下这个的。”她说话时把那排牙齿放在了腿上，“我说不行。我提醒他，它们可是我的牙。所以他只好拍下了这个模型。他告诉我他要把照片发表在杂志上。”

巴德说：“想想那会是本什么样的杂志吧。我琢磨着没什么人要看那种东西。”我们都笑了。

“等摘下了牙箍，我笑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用手捂住嘴。就像这样。”奥拉说，“现在我有时还这样做。习惯嘛。有一天，巴德说：‘你不用那样捂嘴了，奥拉。像这样漂亮的牙齿，你可不用把它们藏起来。你现在的牙齿好极了。’”奥拉看着巴德。巴德冲她挤了挤眼。她微微一笑，低下了头。

弗兰喝着她的威士忌，我也喝了点儿麦芽酒。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弗兰也一样。但我知道晚些时候，弗兰对此会有很多话要说。

我说：“奥拉，我有一次打电话过来，是你接的，但我给挂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挂了。”我说完，呷了口麦芽酒。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提起这件事。

“我不记得了。”奥拉说，“那是什么时候？”

“有一阵子了。”

“我不记得。”她摇着头说，用手指摆弄着腿上的牙模，看着赛车节目，又把椅子摇动起来。

弗兰看着我，咬了咬下嘴唇，但什么也没说。

巴德说：“怎么样，还有什么别的新鲜事吗？”

“再吃点儿坚果呀，”奥拉说，“晚饭马上就好了。”

里屋传来了哭声。

“可别是他！”奥拉对巴德说，做了个鬼脸。

“那个小家伙……”巴德说着向后靠在椅背上。我们看完了剩下的比赛，又跑了三四圈的样子，没有声音。

我们又听见一两次婴儿的哭声从里屋传出来，那声音显得有些焦躁。

“怎么搞的？”奥拉说着站了起来，“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家入座了，我只要再把肉汁调好就行了。不过我还是先进去看看孩子吧。你们大家干吗不过去入席呢？我马上就来。”

“我想看看孩子。”弗兰说。

奥拉手里还拿着她的牙。她走过去把它重新放回到电视机上。“刚才可能是吓到他了，”她说，“他还不太习惯见陌生人。稍等一会儿，看我能不能哄他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你们就能偷偷看一眼了。”说完，她走向门厅边的房间，打开门，轻轻地走进去，带上门。婴儿不哭了。

巴德关上电视，我们走进厨房，坐在餐桌旁边。巴德和我谈论起工作上的事，弗兰听着，不时还会问个问题。但我能看出她已经腻烦了，也可能是因为奥拉没让她看孩子而生气。她打量着奥拉的厨房，翻看着奥拉的东西，手指缠绕起发丝。

奥拉回到厨房时说：“我给小家伙换了块尿布，还给他一个橡皮鸭子玩。也许他能让咱们安心吃饭了，不过也说不准。”她说着，掀开一个盖子，将一只平底锅从炉子上拿下来，把红色的肉汁倒进碗里，再把碗端到桌子上，接着又打开几只锅的盖子，检查是否一切就绪。桌子上有烤火腿、红薯、土豆泥、青豆、玉米棒和蔬菜沙拉。弗兰的面包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上，就在火腿旁边。

“我忘了拿餐巾纸。”奥拉说，“你们先吃。想喝点儿什么？巴德吃饭时总喝牛奶。”

“牛奶好啊。”我说。

“我来点儿水。”弗兰说，“我自己拿吧，你已经够忙的了，就别再费心来照顾我了。”她欠了欠身，想要站起来。

奥拉说：“没事，你们是客人嘛。坐着吧。我去拿。”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又红了。

我们只好坐着，手放在膝盖上等待。我想着那些石膏牙齿。奥拉带回了餐巾纸，还有给我和巴德的各一大杯牛奶，以及给弗兰的一杯冰水。弗兰说了声：“谢谢。”

“别客气。”奥拉说着也坐下了。巴德清了清嗓子，低头做饭前祷告。他的声音很低，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大概意思我还是明白的——他是在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将要被消灭掉的食物。

“阿门。”巴德祷告完时，奥拉也这样说了一句。

巴德递给我盛火腿的盘子，自己来了点儿土豆泥。我们埋头吃起来。大家几乎没说话，除了我或巴德偶尔说句“这火腿真不错”，或是“这甜玉米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甜玉米”。

“面包做得很特别。”奥拉说。

“请再给我来点儿沙拉吧，奥拉。”弗兰说，声音好像变得柔和了一些。

“再吃点儿这个。”每次巴德递给我火腿或是红肉汁时都会这样说。

时不时地，我们还会听见婴儿哭闹的声音。奥拉会侧过头去听，确定没什么大事后，便满意地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孩子今晚有点儿不高兴了。”奥拉对巴德说。

“我还是想看看他。”弗兰说，“我姐姐也有个小孩，不过他们住在丹佛。我什么时候才能去一趟丹佛呀？这个外甥我到现在还没见过呢。”弗兰停下来想了想，然后继续吃。

奥拉用叉子叉了点儿火腿放进嘴里。“但愿他能睡着。”她说。

巴德说：“菜还剩好多呢。来，大伙再吃点儿火腿和红薯。”

“我是一口也吃不下了，”弗兰说着把叉子搁在盘子上，“菜做得真好，可我真的不能再吃了。”

“留着点儿肚子，”巴德说，“奥拉还做了大黄派[大黄派（rhubarb pie），一种以大黄为馅料的派，是美国的传统饭后甜点。]呢。”

弗兰说：“你们大家先吃吧，我吃一小块就足够了。”

“我也吃一小块。”我说。其实说这话只是客气一下。十三岁那年，我曾就着草莓冰激凌吃大黄派，结果生病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讨厌大黄派。

我们吃光了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后，又听见了那只该死的孔雀的动静。这次，那家伙跑上了房顶。听得出来，它就在我们头顶，在木瓦上走来走去，弄出咔啦咔啦的声响。

巴德摇摇头。“乔伊马上就会停下来的，它一会儿蹦累了就会去睡觉，”巴德说，“睡在那边的某棵树上。”

鸟儿又发出了那种号叫：“哇啊——”谁都没说话。有什么可说的呢？

然后奥拉说：“它是想进来，巴德。”

“哦，它不能进来，”巴德说，“我得提醒你一下：我们今天有客人。人家不想和一只该死的鸟坐在一起。那只脏鸟，还有你的那排旧牙！人家会怎么想？”他摇着头，笑了。我们都笑了。弗兰也和我们一起笑。

“它不脏，巴德。”奥拉说，“你是怎么了？你不是挺喜欢乔伊的嘛。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脏了？”

“就从那次它在毯子上拉屎开始。”巴德说，“请原谅我这不雅的用词，”他对弗兰说，“我得跟你说，有时我真想掐死这个老家伙。不过它都不值得一杀，是不是，奥拉？有时，大半夜的，它的叫声能把我从床上拎起来。它现在连个屁都不值，是不是，奥拉？”

听着巴德的胡话，奥拉摇摇头，扒拉着自己盘子里的几颗青豆。

“你最开始是从哪儿弄来这只孔雀的？”弗兰想知道。

奥拉抬起头说：“我一直想养只孔雀。小时候在杂志上看到过一张孔雀的照片，我就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把那张照片剪了下来，贴在我的床头，保留了很长时间。后来等我和巴德有了这个地方后，我觉得机会来了。我说：‘巴德，我想要一只孔雀。’那时巴德还嘲笑我呢。”

“后来我还是到处帮她打听来着，”巴德说，“我听说邻县的一个老家伙养这东西。他管它们叫天堂鸟。为了这只天堂鸟，我们花了一百块钱。”他说着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上帝，我可给自己找了个品位昂贵的女人呦。”他冲奥拉咧着嘴笑。

“巴德，”奥拉说，“你自己都知道这是瞎说。不说别的，乔伊至少是个看门专家。”她对弗兰说：“有了乔伊，我们就不用养狗了。它什么都听得见。”

“等我们过不下去了，说不准，我就把乔伊给炖了，”巴德说，“连着毛一锅烩。”

“巴德！这可一点儿都不好笑。”奥拉说，但她自己却笑了，让我们又好好欣赏了一次她的牙齿。

婴儿又开始闹腾了，这次听起来哭得很凶。奥拉放下餐巾纸，从桌子边站了起来。

巴德说：“真是没完没了。把他抱出来吧，奥拉。”

“我也这么想呢。”奥拉说着去抱孩子了。

孔雀又哀鸣了一声，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看了弗兰一眼，她把餐巾纸拿起来，又放了下去。我看向厨房的窗户，外面已经黑了下来。窗户敞着，窗框上有一层纱窗。我觉得鸟的声音是从前门廊那边传来的。

弗兰把目光转向门厅，等着奥拉和那个婴儿。

过了一会儿，奥拉抱着孩子走了出来。我看着婴儿，深吸了口气。奥拉坐在桌旁，撑着孩子的胳膊好让他站在她的腿上，面冲我们。她看了看弗兰，又看了看我。这次她没有脸红。她在等着我们的评论。

“啊！”弗兰说。

“怎么了？”奥拉立刻问。

“没事，”弗兰说，“我觉得我看见窗户上有什么东西，像是蝙蝠。”

“我们这儿没有蝙蝠。”奥拉说

“也可能是只蛾子。”弗兰说，“总之是有个什么东西。嗯，”她说，“这可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小宝宝啊！”

巴德看着孩子，又看了看弗兰。他向后翘起椅子，不住地点头，说：“没事，不用担心。我们知道他现在还赢不了什么选美比赛。他不是克拉克·盖博。不过给他点儿时间。要是他走运，说不定能长得像他老爸一样。”

婴儿站在奥拉的腿上，看着坐在桌子旁边的我们。奥拉把手向下挪了一点儿，抱住他的腰，好让他可以用肉乎乎的腿立着前后晃悠。毫无疑问，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婴儿。丑到让我无言以对，嘴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我不是说他病了或是外表上有什么残疾。不是那回事。就是纯粹的难看。大红脸，鼓眼泡，宽脑门，还有那又大又厚的嘴唇。可以说根本没脖子，却长了三四层肥下巴，一直延伸到耳朵下面，更别提那对从光秃秃的脑袋上支棱出来的耳朵了。手腕上的肥肉耷拉着，胳膊和手指上也都是肉。说他难看都是说轻了。

这个难看的婴儿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在他妈妈的腿上又蹦又跳。后来他不跳了，向前倾着身子，肉乎乎的小手想去够奥拉的碟子。

我见过不少婴儿。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两个姐姐的小孩加一块儿有六个，所以我小时候老有婴儿在我周围转。在商店之类的地方，我也见过不少婴儿。但这孩子的丑无人能敌。弗兰也盯着他。我猜她这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的个头够大的，是不是？”我说。

巴德说：“过不了多久他就壮得能打橄榄球了。这个家可不会饿着他。”

好像为了证明巴德的话，奥拉用叉子叉了些红薯，递到婴儿嘴边。“他是我的小宝贝，是不是？”她对这个胖家伙说，好像忘了我们的存在。

婴儿向前倾着身子，冲着红薯张开了嘴。奥拉把叉子送入孩子嘴里的时候，孩子一口咬住叉子，嘴里嚼着，在奥拉腿上不住地摇晃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凸出，就好像他被硬塞进了什么东西里，把眼睛挤出来了一样。

弗兰说：“他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宝宝，奥拉。”

婴儿的脸皱成一团，又闹腾起来。

“让乔伊进来吧。”奥拉对巴德说。

巴德让椅子翘起的腿重新着了地，说：“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先问问人家是否介意。”

奥拉看看弗兰，又看看我。她的脸又变红了。婴儿还在她腿上兴奋地腾挪跳跃，扭动着想要下来。

“都是朋友，”我说，“你们想做什么就做吧。”

巴德说：“说不定人家不想让屋子里面有只像乔伊那样的大鸟，这点你想到过吗，奥拉？”

“你们介意让乔伊进来吗？”奥拉问我们，“那只鸟今天晚上有点儿反常。这孩子也是。他已经习惯睡前让乔伊进来和他闹腾闹腾了。看来今晚他们两个谁都消停不了。”

“别问我们了，”弗兰说，“让它进来我没意见。我从没近距离接触过孔雀。不过我不介意。”她看了看我，我想她是要我也表示表示。

“当然不介意。”我说，“让它进来。”我拿起杯子，喝光了牛奶。

巴德从椅子上站起身，走过去打开前门，又把门廊里的灯打开了。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弗兰问。

“哈罗德。”奥拉回答。她又给哈罗德喂了一些自己盘子里的红薯。“他很聪明，机灵得很。你说什么他都明白。是不是，哈罗德？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弗兰，你就知道了。”

弗兰只是看着她。我听见前门开了又关。

“他是挺聪明的，那倒不假。”巴德回到了厨房，“随奥拉她爸。现在这儿又有一个聪明的老伙计了。”

我向巴德身后看去，可以看见那只孔雀正在客厅里踌躇不前，来回扭头，那姿势就像你来回转动手里的镜子。它不停地抖动羽毛，声音像是隔壁屋里有人在洗牌。

它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又一步。

“我能抱抱他吗？”弗兰问。她的语气就像在说，如果奥拉允许的话，那就太好了。

奥拉把婴儿递给桌子对面的弗兰。

弗兰试着让婴儿老老实实地待在她的腿上，但婴儿老是扭动，发出各种噪音。

“哈罗德！”弗兰说。

奥拉看着弗兰和婴儿，说：“哈罗德的外公十六岁时，开始读百科全书，从A读到Z。他还真做到了。二十岁读完的，就在他遇见我妈妈前不久。”

“他现在在哪儿？”我问，“他是做什么的？”我想知道，一个曾经定下那样目标的人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死了。”奥拉说，目光仍在弗兰身上。弗兰已经让婴儿仰面躺在自己的膝盖上了。她轻轻拨弄婴儿的某一层下巴，开始模仿儿语和他说话。

“他以前是伐木工，”巴德说，“别人砍的树砸在了他身上。”

“保险公司赔了妈妈些钱。”奥拉说，“但她都花光了。现在巴德每个月给她寄些钱。”

“也不多。”巴德说，“我们自己也没什么钱。但怎么说她也是奥拉的妈妈。”

这时，孔雀已经攒够了勇气，开始摇摇晃晃、不甚平稳地从客厅向餐厅这边慢慢走来。它以一定的角度昂着头，用红眼睛盯着我们。它头顶的枝状羽冠有几英寸高，尾巴上的大羽毛竖了起来。这家伙在离桌子几英尺的地方停下来，审视着我们。

“他们叫它天堂鸟也不是没道理。”巴德说。

弗兰没有抬头，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婴儿身上。她开始和婴儿玩拍手游戏，他好像挺喜欢。我的意思是，至少这家伙不再闹腾了。她把他抱起来，让他趴在自己颈侧，轻轻地对他耳语。

“好了，”她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刚才说的话啊。”

婴儿用自己的凸眼泡注视着她，然后伸出小手抓了一把弗兰的金发。孔雀又向桌子靠近了一点儿。谁都没说话。我们只是坐着没动。哈罗德看见鸟儿，松开了弗兰的头发，在她大腿上站了起来，用自己的胖手指指鸟儿，跳上跳下，嘴里发出各种噪音。

孔雀快速地绕过桌子跑向婴儿。它的长脖子伸到婴儿的腿之间，嘴巴钻进婴儿的睡衣里，僵硬的脑袋前后晃动。婴儿笑着小脚乱踹。他用后背蹭着，设法从弗兰的膝盖滑到了地上。孔雀推搡着婴儿，好像在和他玩什么游戏。弗兰把婴儿拉回到自己的腿边，婴儿却挣扎着向前够。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弗兰说。

“这只孔雀疯了，就是这么回事。”巴德说，“这该死的鸟不知道自己是一只鸟，这就是它主要的毛病。”

奥拉咧着嘴笑，又展示了一次自己的牙齿。她看着巴德。巴德冲她点点头，把自己的椅子从桌边拉开。

这真是个难看的婴儿。但在我看来，这对巴德和奥拉来说无关紧要。即使有什么关系，他们可能也只是想，好吧，孩子是难看了点儿。但他是我们的宝贝。而且这只是一个阶段。不久，就会有另一个阶段。有这个阶段，还会有下一个阶段。等所有的阶段都经历完了，问题就都解决了。他们说不定就是这样想的。

巴德抱起婴儿，把他荡过自己的头顶，直到哈罗德尖叫起来。孔雀梳理羽毛，注视着他们。

弗兰又摇了摇头，抚平衣服上刚被婴儿弄皱的地方。奥拉拿起叉子，吃着盘子里的青豆。

巴德把婴儿转移到自己的胯部，说：“还有派和咖啡呢。”

在巴德和奥拉家的那晚很特别。我知道那是特别的一晚。那一晚，我几乎为自己生命里拥有的一切都感到高兴。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弗兰单独待在一起，好告诉她我的感受。那一晚，我许了个愿。坐在桌子旁，我闭上眼，使劲地想。我许的愿是永远不忘记那一晚，或者说永远不让那一晚离我而去。那是我的愿望中，得到实现的一个。对我来说，这个愿望的实现是我的不幸。不过，那时我当然不会明白。

“你在想什么呢，杰克？”巴德问我。

“随便乱想。”我说着，冲巴德笑了笑。

“发呆呢。”奥拉说。

我只是又笑了笑，摇了摇头。

那晚，从巴德和奥拉那儿回到家，躺在被窝里，弗兰说：“亲爱的，用你的种子填满我吧！”她说这话时，我全身都听到了，从头到脚，我大叫着释放出来。

后来，当我们的情况变了，有了孩子，等等等等，弗兰总会想起在巴德家的那个晚上，觉得那是一切改变的开始。但她错了。改变在那之后——而且当改变真正出现时，那就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什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

“操，那些人，还有那个难看的婴儿！”有时我们深夜看电视的时候，无缘无故地，弗兰就会这样说。“还有那只臭烘烘的孔雀，”她会说，“上帝啊，要它做什么？”虽然自那次以后她再也没见过巴德和奥拉，她还是经常说一大堆这样的话。

弗兰现在已经不在乳制品厂工作了，而且很久前就剪了头发。她靠我养活，不过我们不谈这个。有什么可说的？

我仍会在工厂和巴德见面。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打开我们的午饭饭盒。如果我问起，他会和我聊奥拉和哈罗德。乔伊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有一晚，它飞上了它常栖的那棵树，就不见了，再没有下来。也许老死了吧，巴德说。后来那棵树被猫头鹰占据了。巴德耸了耸肩。他边吃三明治边对我说，将来有一天，哈罗德会成为一名橄榄球后卫。“你真该去看看那孩子。”巴德说。我点点头。我们还是朋友，这一点一直都没变。不过我和他说话时变得小心了起来。我知道他感觉得出来，他不希望这样。其实，我也不希望这样。

只有很偶然的时候，他才会问起我的家庭。当他问起，我会告诉他大家都挺好。“大家都挺好。”我说。我会合上饭盒，掏出香烟。巴德会点点头，抿几口咖啡。事实上，我的孩子身上有种卑劣的天性。但我不说这个。甚至和他妈妈都不愿谈，尤其不能和她提这个。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聊的几乎都是电视。但我还记得那一晚。我能回想起那只孔雀迈开灰色的爪子，绕着桌子缓慢移动的样子。还有我的朋友和他老婆站在门廊上和我们说再见的情景。奥拉送给弗兰几根孔雀羽毛带回家。我记得我们互相握手，拥抱对方，说这说那。在车里，回家的路上，弗兰紧贴着我坐，手一直放在我的腿上。我们就这样一路从我朋友那儿开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