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三个月前被解雇以来，桑迪的丈夫一直窝在沙发上。三个月前的那天，他回到家，脸色苍白，神色惊惶，拿着一个装满了所有上班用品的盒子。“情人节快乐。”他对桑迪说，把一盒心形包装的糖果和一瓶占边威士忌放在厨房的桌上。他把帽子摘下来，也放在桌上。“我今天被人炒了。嘿，你说咱们会怎么样？”

桑迪和丈夫坐在桌旁，喝威士忌，吃巧克力，谈论着除了给新房加盖屋顶外，他还能做些什么。但他们一样都想不出来。“总会有办法的。”桑迪说。她想表现得积极点儿，但其实自己也很害怕。最后，他说，他要睡在那上面。他的确这样做了。那晚他睡在了沙发上，那之后的每一晚，他都睡在那里。

被解雇后的第二天，他去领失业救济金。他来到城里的州政府办公室，填表格，找工作。不过，不管是他那行，还是别的行业，都没工作可干。当他试着向桑迪形容找工作的男人和女人挤在一起的嘈杂景象时，他的脸开始流汗。那晚他又回到沙发上。他开始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耗在那上面，桑迪想，就好像失业后那就是他的工作了。偶尔他得出去和什么人就一个工作机会谈一谈，每两周他都要去签字领他的失业救济金。但其余时间里，他都待在沙发上。就好像他住在那里似的，桑迪想，他就住在客厅里。有时他会浏览一下桑迪从杂货店里拿回家的杂志；更多时候她发现他在看一本厚书，那是她加入一个读书俱乐部时得到的奖励，好像叫《历史谜团》。他双手把书捧在面前，头向前倾着，像是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但过了一阵子她发现，他的阅读似乎根本没有任何进展，一直停在同一个位置，她猜就在第二章前后。有一次，桑迪拿起那本书，翻到他正在看的地方。在那里，她读到，荷兰发现一具埋在泥炭沼泽里两千多年的男尸。有一页上还配着照片，男人的眉头皱着，脸上却有一种安详的表情。他戴着一顶皮帽，侧躺着，除了干枯的手脚外，他的样子并不可怕。她又读了几页，然后把书放回了原处。她丈夫总把它放在沙发前面的咖啡桌上，一伸手就能够着。那张该死的沙发！对她来说，那沙发，她连坐都不想再坐了。难以想象他们以前还曾躺在那上面做爱。

报纸每天会送到家。他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她发现他什么都读，讣告，各个主要城市的天气报告，甚至连经济新闻里有关企业并购和银行利率的消息也不放过。早晨，他起得比她早，用卫生间，然后打开电视，做咖啡。桑迪觉得他每天的这个时候似乎都是积极乐观的。不过等到她出门上班时，他就已经蜷在沙发上，盯着电视看了。下午，她回到家，电视常常还开着，他仍在沙发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穿着他过去上班时常穿的衣服——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衣。也有时电视关着，他坐在沙发上，抱着他的那本书看。

“怎么样，还好吗？”她看向他的时候，他会问。

“还行。”她会说，“你呢？”

“还行。”

他总会在炉子上给她热一壶咖啡。他们在客厅里谈论桑迪一天的工作，她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他仍坐沙发。他们会端起各自的杯子，喝着咖啡，就像正常人一样，桑迪这样想。

桑迪依然爱他，尽管她知道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她为自己还有活儿干而心存感激，但她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或是发生在世界上其他人身上。有一次，她跟一个关系很好的女同事聊了点儿心里话，说起她老公成天待在沙发上的事。不知怎的，她朋友似乎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奇怪的，这让桑迪既吃惊，又沮丧。朋友跟她讲起自己一个住在田纳西州的叔叔——四十岁那年，他躺到床上后就再也不肯下床了。而且他经常哭，每天至少哭一次。她告诉桑迪，她猜叔叔是害怕变老，或许是害怕突发心脏病之类的。但他现在六十三岁了，还活着呢，她说。听到这里，桑迪震惊不已。她想，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那个男人就在床上躺了整整二十三年。桑迪的丈夫现在只有三十一岁。三十一加上二十三是五十四。到那时，她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天啊，一个人可不能把自己的后半辈子都耗在床上，或是沙发上呀。如果她丈夫是受了伤，得了病，或是出了车祸，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她能理解。要是那样的话，她知道自己可以承受。要是他不得不住在沙发上，她得把吃的摆到沙发前，可能还得拿着勺子喂到他的嘴边——这种事里甚至还包含着某种浪漫呢。但现在她的丈夫，一个年轻健康的男人，就这么赖在沙发上，只有上厕所、早上开电视和晚上关电视时会起来，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让她觉得羞耻，除了那次和朋友聊天以外，她再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这事。她的朋友有个二十三年前就躺上床，且就桑迪所知，到现在仍在床上的叔叔，对她，桑迪也没再多说。

一天傍晚，她下班回来，停好车，走进屋。一开厨房门，她就听到了客厅里电视的声音。咖啡壶坐在炉子上，火开得很小。她拿着手提包站在厨房，能看见客厅里沙发的背面，还有电视屏幕，有人影在上面晃动。她丈夫光着脚，脚丫子从沙发一头伸出来。沙发另一头，横跨扶手的枕头上，她能看见他的后脑勺，一动不动。他可能是睡着了，或是没听见她进来，当然也可能没睡着，而且听见她进了屋。不过，她觉得这都无所谓了。她把手提包放到桌上，走到冰箱跟前，想拿盒酸奶。可当她打开冰箱门时，一团温热的闷气扑向了她。她简直不敢相信里面一塌糊涂的状况。冷冻室里的冰激凌化了，向下流到了吃剩的鱼肉棒和卷心菜沙拉里，流进了装西班牙炒饭的碗里，在冰箱底部积了一摊。到处都是冰激凌。再打开冷冻室门，喷出来的臭气熏得她直想吐。融化的冰激凌覆盖了整个冷冻室的底部，在一包三磅重的牛肉饼周围形成了黏糊糊的一摊。她按了按裹着牛肉饼的玻璃纸，手指竟陷了进去。猪排也化了，没做的鱼肉棒、牛肉三明治、两包萨米厨师牌中式速冻餐，所有东西都化了。热狗和自制意大利面酱也都化了。她关上冷冻室的门，从冷藏室里拿出一盒酸奶，打开盖子，闻了闻。直到这时，她才冲着丈夫大嚷起来。

“怎么回事？”他说着坐起来，越过沙发靠背向后看去，“咳，出什么事了？”他用手耙了好几下头发。她看不出来他刚才是不是在睡觉。

“该死的冰箱坏掉了，”桑迪说，“就是这个事。”

她丈夫从沙发上站起来，调小电视的音量，后来干脆关了，走到厨房里。“让我看看，”他说，“嘿，这不可能啊。”

“你自己看吧，”她说，“所有东西都要坏掉了。”

她丈夫看了看冰箱里面，表情凝重。然后又在冷冻室里到处戳了戳，查看情况。

“你说说，我还能再怎么倒霉吧。”他说。

她脑子里突然涌出一大堆想说的话，但她什么都没说。

“妈的，”他说，“真是雪上加霜。嘿，这个冰箱用了还不到十年呢。我们买的时候，它几乎是全新的。我爸妈他们那个冰箱用了二十五年，我兄弟结婚时送给了他，现在还好好的呢。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挪到边上，好查看冰箱和墙之间那块狭窄的空间。“我不明白，”他边说边摇头，“插头都插着呢。”接着他抱住冰箱，前后摇晃，又用肩膀顶住冰箱，连推带拽地往厨房里挪了几英寸。冰箱里有什么东西从架子上掉下来，摔碎了。“真他妈的见鬼了！”他说。

桑迪这才发现自己还拿着酸奶。她走到垃圾筒旁边，打开盖子，把盒子扔了进去。“我今晚就得把所有东西都做了。”她说。她想象自己在炉子上煎肉做菜，用平底锅和烤箱处理这些生食。“我们得有台新冰箱。”她说。

他没说话，只是又看了看冷冻室，脑袋一会儿后仰，一会儿前探。

她移到他身前，把冰箱里架子上的东西腾到桌子上。他从旁帮忙，把一包包肉从冷冻室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接着他又把其他东西拿出来，在桌上另堆了一堆。他把整个冰箱都腾空了，找来纸巾和抹布，开始擦冰箱的内壁。

“氟利昂没了，”他停下来说，“原因在这儿。我能闻出来。氟利昂漏光了。可能是哪儿坏了，氟利昂漏了。唉，我见过别人家的冰箱也这么坏过。”他平静了下来，接着擦。“就是氟利昂的事儿。”他说。

她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他。“我们需要台新冰箱。”她说。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嘿，我们从哪儿弄一台呢？树上可不长冰箱。”

“我们必须有一台，”她说，“难道我们不需要吗？对，也许我们不需要。也许我们可以像那些住在老旧公寓里的人那样，把放不住的东西都搁在窗台上。我们也可以买那种泡沫塑料做的小保温箱，每天买点儿冰块放在里面。”她把一棵莴苣和几个番茄放在桌上成包的肉旁边，一屁股坐在餐椅上，用双手捂住脸。

“我们会再买台冰箱的，”她丈夫说，“肯定会的。没错，我们需要一台，不是吗？没有冰箱是不行，但问题是，我们到哪儿去弄，我们能出多少钱？对了，广告栏里肯定有好多卖旧冰箱的，等着，我们看看报。嘿，我现在可是广告栏的专家。”

她把手从脸上放下来，看着他。

“桑迪，我们会在报纸上找到一台很棒的旧冰箱，”他接着说，“大多数冰箱都应该能用一辈子。天知道我们这台是怎么了。好好的冰箱就这么坏了，这种事我以前只听说过一次。”他又瞥了一眼冰箱。“真他妈倒霉透了。”

“把报纸拿过来，”她说，“我们一块儿看。”

“不用担心，”他说着走到咖啡桌旁，在一大堆报纸里翻了一通，拿着分类广告版回到了厨房。她把吃的东西推到一边，好让他能把报纸平铺在桌上。他找了把椅子坐下。

她匆匆扫了一眼报纸，又看了看已经化掉的食品，说：“我今晚真得把这些猪排都炸了，还得把牛肉饼做了，还有牛肉三明治、鱼肉棒，都做出来。别忘了还有速冻快餐。”

“都怪该死的氟利昂，”他说，“其实能闻出味儿来。”

他们开始浏览分类广告版。丈夫的手指从一栏滑到另一栏，迅速地跳过了“招聘”那一栏。她看见一些条目旁画着对钩，但没仔细看他标记的是什么。那不重要。在“野营用品”一栏里，他们终于找到了—新旧电器。

“在这儿。”她说着用手指按住了报纸。

他挪开她的手指。“让我看看。”他说。

她收回手指，读着那栏里的广告：“‘冰箱、煤气炉、洗衣机、烘干机，等等’。‘拍卖大会’。这是什么？拍卖大会……”她继续读，“‘新旧电器及其他，每周四晚七点开始拍卖。’就是今天，今天就是周四。”她说，“今晚就有拍卖。这地方离得不算太远，就在松树路上，那地方我开车都经过几百回了。你也是。你知道在哪儿，离芭斯·罗缤冰激凌店很近。”

她丈夫什么都没说，只是盯着广告。他抬起手，用两根手指扯自己的下嘴唇。“拍卖会。”他说。

她盯着他。“我们去吧。你说呢？你也该出去转转，顺便看看能不能弄到一台冰箱。一举两得。”

“我这辈子还从没去过拍卖会，”他说，“我也不觉得我现在想去。”

“去吧，”桑迪说，“你怎么了？会好玩的。我也很多年没去过了，小时候我常和爸爸一起去。”她突然特别想去今晚的拍卖会。

“你爸……”他说。

“对呀，我爸。”她看着丈夫，等着他把句子说完。说什么都行。但他没有。

“拍卖会挺有趣的。”她说。

“可能吧，但我不想去。”

“我还需要一盏床头灯，”她坚持道，“那儿肯定也有。”

“嘿，咱们缺很多东西。可我现在没工作，记得吗？”

“我要去今晚的拍卖会，”她说，“你爱去不去。你要去就跟我一起走。但我无所谓。跟你直说了吧，你去不去对我不重要。反正我要去。”

“我跟你去。谁说我不去了？”他看了看她，接着目光躲闪到一旁。他拿起报纸，又把广告看了一遍。“拍卖我可是一丁点儿都不懂。不过，当然了，什么事都得试一试。刚才谁说我们要在拍卖会上买台冰箱来着？”

“谁都没说，”她说，“不过冰箱是肯定要买的。”

“行啊。”他说。

“那就去吧，”她说，“不过你得真的乐意，别勉强。”

他点了点头。

她说：“那我得赶快做饭了。我现在就把这些该死的猪排做了，我们赶紧吃饭。剩下的东西可以等回来再收拾，等我们从拍卖会回来以后，我再把别的东西做出来。不过我们真得快点儿了。报纸上说拍卖会七点开始。”

“七点。”他说着站起来，走到客厅，透过飘窗向外看。一辆车从外面街上经过。他又用手指摩挲起嘴唇。她看着他又坐在沙发上，拿起他的书，翻到他总看的那个地方。不过，他马上就把书放下，重新躺了下去。她看见他的头枕在沙发扶手上面的枕头上。他调整了一下枕头，双手枕在脖子后面，不动了。不一会儿，她就看见他的胳膊耷拉了下来。

她合上报纸，站起身，安静地走进客厅，越过沙发靠背看过去：他闭着眼，胸部微微起伏。她回到厨房，把煎锅放在火上，开了火，倒上油，开始炸猪排。她曾和爸爸一起去过很多次拍卖会，大多是拍卖牲口的。她依稀记得，爸爸总是要卖一头小牛，或是要买一头小牛。有时拍卖会上也会有农具和家庭用品，但主要是农畜。后来，等她爸妈离了婚，她跟妈妈一起生活以后，爸爸还曾写信给她，说很怀念那些和她一起去拍卖会的日子。最后一封信是在她已经长大、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后收到的，他说在这次的拍卖会上，他花两百美元买到了一辆很漂亮的汽车。要是她在那儿，他说，他也会给她买一辆的。三周后，一通半夜里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她爸爸死了。一氧化碳从那辆刚买的车的底座漏进来，他坐在驾驶室里失去了意识。他生活在乡下，发动机一直转着，直到油箱里没油了才停下。他一直待在车里，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

锅上冒起烟，她又倒了些油，打开抽油烟机。她已经有二十年没去过拍卖会了，现在，她正准备去今晚这场。不过，她得先把这些猪排炸了。冰箱坏了是很倒霉，但她发现自己很期待今晚的拍卖会。她开始想念爸爸，甚至也想念妈妈，虽然在她遇见现在的丈夫并搬出来和他同居前，她们母女俩一直吵个不停。她站在炉子前，翻着肉，想念着她的爸妈。

当她戴上隔热手套，把锅从炉子上拿下来时，她仍在想着他们。油烟上升，被炉子上方的风扇抽走。她端着锅站在厨房门口，朝客厅里看。锅还冒着烟，油星四溅。日光昏暗的房间里，她只能辨认出她丈夫的头和光着的脚。“快起来吧，”她说，“饭好了。”

“好。”他答道。她看见他的脑袋从沙发一头探出来。她把锅放回炉子上，从橱柜里拿下两个盘子放在灶台上。她用小铲子铲起一块猪排，放到盘子上。那肉看起来不像肉，倒像是半块老肩胛骨，或是一个挖东西用的铲子。但她知道那是块猪排，她把另一块也盛出锅，放到另一个盘子上。

很快，她丈夫走进了厨房。他又看了一眼那台冰箱，冰箱敞着门立在原地。接着他看见了猪排，张大了嘴，却什么都没说。她等着他说点儿什么，什么都行，但他没说话。她把盐和胡椒放到桌上，叫他坐下。

“坐吧，”她说着，递给他一个盘子，里面盛着那块可怜的猪排，“吃这个。”他接过盘子，却只是站在那儿，盯着盘子。她转过身，去拿自己的盘子。

桑迪把报纸清走，把那一堆食物推到桌子的一头。“坐下吧。”她又对丈夫说了一次。他把盘子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仍旧站着。就在这时，她看到了桌子上面的一摊水。她也听见了水声。水滴滴答答地从桌子上流下来，滴到地面的油毡上。

她低头看见丈夫光着的脚。他就站在一摊水的旁边。她盯着他的脚。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再也不会看到这么不寻常的事了。可对此，她还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她忽然觉得她应该涂上口红，拿上外衣，去参加那个拍卖会。但她无法把眼睛从丈夫的脚上挪开。她把盘子放在桌上，注视着那双脚，直到它们离开了厨房，重新回到客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