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下午，她开车来到购物中心那家面包房。浏览过一本贴满蛋糕照片的活页簿后，她预订了孩子最爱吃的巧克力口味蛋糕。蛋糕上装饰有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台上撒着白色的星星，另一头是一颗红色糖霜的行星。小孩的名字，斯科蒂，会用绿色字母写在星球下面。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满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罩衫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他没有催促她，任由她说。他刚上班，要在这儿花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没什么可着急的。

她告诉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很充裕。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愉快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言交流和必要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这样。当他手里拿着铅笔，站在柜台后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俗的外表，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别的什么没有。她自己是一位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个年龄的人—此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这种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共通之处。但他对待她的态度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去。她能看见一张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容器，里面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在播放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将信息打印在一张特殊的预订卡上，然后合上活页簿。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家。

周一早上，过生日的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在上学路上。他们来回递着一包薯片，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打探他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因为没注意看路，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身摔倒，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了街上。他闭着眼，腿前后移动，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朋友扔掉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来英尺，停在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儿站不稳，看来是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开车的人挂上挡，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了家，他朋友继续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妈妈讲被车撞了的事。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吗，宝贝？”她想着是不是该给医生打个电话。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浑身失去了力气。她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取消了。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里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看起来只是像在熟睡，但绝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看起来像是舒服地休息了。知道了他醒过来并恢复正常只是早晚的事，霍华德便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里一小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后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两人互相碰了碰手。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那样她才能放松。

霍华德从医院开车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他才有所觉察，放慢了速度。一直以来，他的生活一帆风顺，令他满意——上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获得商科高等学位，成为一家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还当上了父亲。迄今为止，他是幸福且幸运的，他很清楚这一点。他的父母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有了稳定的生活，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世界各地站稳了脚跟。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他知道，一个人要是倒霉了，或是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变故，那种力量会削弱甚至彻底毁掉这个人。他开上车道，停好车。他的左腿开始发抖。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眼前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现在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起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车，走向前门。狗在屋子里叫。当他打开门摸索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响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他拿起听筒，说：“我才刚进家门！”

“这儿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贴在耳边，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眼，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他费力地从浴缸里爬起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穿过房间，边跑边为自己离开了医院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但当他拿起听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她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上。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挥了挥手，“这些都是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还没醒？”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用手指梳过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或许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只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瓜。听见就给他挂了。”

“谁打电话？”她问。

“我不知道是谁，就是那种除了打骚扰电话之外无事可做的人。你现在就走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没事。”

“真的，”他说，“回家待一会儿，早上再回来换我。不会有事的。弗朗西斯医生说什么来着？他说，斯科蒂会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别的。”

一名护士推开门，走到床边，冲他们点点头。她从被单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将手指放在他的腕口，找到脉搏，看着手表。没一会儿，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单里，走到床脚，在挂在床脚的笔记板上写了点什么。

“他怎么样了？”安问。霍华德的手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医生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已经回医院了，正在查房。”

“我刚才跟她说，她该回家歇一会儿，”霍华德说，“那就等医生来了以后再走吧。”

“她可以回家，没事的，”护士说，“要是你们想，你们两个都可以回家歇一会儿。”护士是个大块头的斯堪的纳维亚女人，金发，说话还能听出一点口音。

“等等看医生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医生聊聊。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一直睡，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征兆。”她用手按住眼睛，头微微向前倾。霍华德紧握她肩头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后向上移到安的脖颈，手指揉捏起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几分钟后就会来。”护士说完，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凝视了儿子一会儿，被单下的小胸脯安静地上下起伏着。自打在办公室接到安的电话那失魂落魄的几分钟之后，他第一次感到一种蔓延至四肢的、实实在在的恐惧。他摇摇头。斯科蒂没事，他只是没有睡在家里自己的床上，不过是头上绑着绷带，睡在医院的病床上，胳膊上插着管子。但这正是孩子现在需要的治疗。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虽然他和霍华德几个小时前才见过面，但这次他们还是握了手。安从椅子上站起来。“医生？”

“安。”他点了点头道，“我们来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着走到床边，测量孩子的脉搏。他翻开男孩一只眼睛的眼皮，接着是另一边。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边上，注视着一切。然后医生掀开被单，用他的听诊器听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男孩的小肚子上到处按了按。做完这些，他走到床脚，研究起笔记板上的表格。他记下日期，在表格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医生，他怎么样？”霍华德问，“他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一直醒不过来呢？”安问。

医生是个宽肩膀的英俊男人，有张晒成棕褐色的脸。他穿一身三件套蓝色西装，打着条纹领带，袖扣是象牙白色，灰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袋两侧，仿佛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想，他的状况本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现在没事。我还是希望他能醒过来，应该很快就会醒了。”医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我们就能知道得更详细些。不过相信我，除了头骨有轻微骨裂外——那是无可否认的——他没事。”

“啊，天哪。”安说。

“还有一点脑震荡，我之前说过了。当然了，你们知道他正处于休克状态，”医生说，“有时会出现这类休克案例，这种昏睡。”

“那他没有任何真正的危险？”霍华德问，“你说过他不是昏迷，现在这也不能算是昏迷，对吗，医生？”霍华德看着医生，等待着回答。

“对，我不认为这是昏迷，”医生说着，又看了孩子一眼，“他只是处于一种深度睡眠中。这是身体自动选择的一种恢复性的调节措施。他没有任何真正的危险。对，这个我可以肯定。等他醒过来，其他结果也出来了，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

“这是某种昏迷吧。”安说。

“这还不是，不典型。”医生说，“我不认为是昏迷。反正，现在还不是。他正经历休克。就休克而言，这种表现很常见，只是对身体创伤的一种暂时性反应。至于昏迷，好吧，昏迷是一种深层次、长时段的无意识，可以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斯科蒂还没到那一步，反正据我们判断还没到。我确定他的情况到早晨就会有改善。我敢打赌。过不了多久，他就会醒过来，到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当然，你们是留在这儿，还是回家歇一会儿，都可以。要是你们愿意，离开医院一会儿是绝对没问题的。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很难。”医生又盯着男孩看了看，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安说：“你不要担心，年轻的妈妈。相信我，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现在只是再等等的问题。”他冲她点点头，又和霍华德握了手，离开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额头上，说：“至少他不发烧。”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天哪，他好凉啊。霍华德，他应该这样吗？你来摸摸看。”

霍华德触摸孩子的太阳穴，他自己的呼吸都慢了下来。“我想现在他就该这样吧。”他说，“他处在休克当中，还记得吗？医生是这么说的。医生刚刚还在这儿。要是斯科蒂有问题，他会说点儿什么的。”

安又站了一会儿，咬着自己的嘴唇，然后走回椅子边上，坐下来。

霍华德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们互相看着对方。他想说点儿别的，让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害怕。他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安的手放在他腿上，这让他感觉好受了一些。他抓起安的手，紧紧攥了一下，然后便一直握着。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看着男孩，没有说话。不时地，他会攥攥她的手。最后，她把手抽了出来。

“我一直在祈祷。”她说。

他点点头。

她说：“我以为我都已经忘了怎么祈祷，但还是想起来了。我只需要闭上眼说‘上帝，求您帮助我们，帮助斯科蒂’，后面的就简单了。那些话自然而然地浮现。你可能也祈祷了？”她对他说。

“我祈祷了。”他说，“我今天下午祈祷的——我是说，昨天下午——就在你打完电话，我开车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都在祈祷。”

“那太好了。”她说。这时，她才第一次觉得他们在一起经历这场麻烦。她吃惊地发现，虽然霍华德一直都在身边，她也一直需要他，但在这之前，一切好像只是发生在自己和斯科蒂身上，她好像在心理上将霍华德置于事外。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欣慰。

之前那个护士走进来，又一次测量男孩的脉搏，并检查了床头吊瓶的滴液量。

一个小时后，另一位医生走进来。他说他叫帕森斯，放射科的。他留着浓密的胡子，穿着休闲鞋、西部牛仔衬衣和牛仔裤。

“我们要带他下楼再拍几张片子，”他对他们说，“我们需要再拍几张片子，还想做一个扫描。”

“什么？”安说，“扫描？”她站在这个新医生和病床之间。“我以为你们做过所有的X光检查了。”

“恐怕还得再做些，”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还需要几张片子，同时想给他做一个脑部扫描。”

“天哪！”安说。

“对于这类病例，这完全是常规程序。”这个新医生说，“我们只不过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还没醒过来。都是常规的医疗程序，不用担心。我们一会儿就带他下去。”

没多久，两名勤杂工推着轮床走进来。他们都是黑头发、深色皮肤的人，穿着白色制服。帮男孩拔下管子，搬到轮床上的时候，他们互相用外语说了几句话，然后推着孩子走出了病房。霍华德和安与他们上了同一部电梯。安凝视着孩子。电梯开始下降的时候，她闭上了眼。勤杂工站在轮床的两头，什么都没说。只有一次，其中一个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了一句，另一个人慢慢地点头作为回复。

后来，那天早晨，就在阳光开始照亮放射科外候诊室的窗户时，他们把男孩推出来，送回他的房间。霍华德和安又与他们坐同一部电梯，那两个人仍旧站在轮床的两头。

他们等了一整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偶尔，两人中的一个会离开病房，到楼下的自助餐厅喝咖啡，然后像是突然想起来，有了负罪感似的，从桌旁起身，跑回病房。那天下午，弗朗西斯医生又来过一次，检查了男孩后，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正在改善，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护士们——不再是前一晚来过的那两位——不时走进来。后来，一个化验室来的年轻女人敲门后走进房间。她穿着白衬衫和白色休闲裤，将一个小托盘放在床边的架子上。她没有同霍华德和安说一个字，就从男孩的胳膊上抽血。女人在男孩胳膊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的时候，霍华德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安对那个女人说。

“医生要求做的。”年轻女人回答，“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说，给他抽血，我就抽。不过，他到底怎么了？真是个小可爱。”

“被车撞了，”霍华德说，“司机撞完人就跑了。”

年轻女人摇摇头，又看看孩子，拿着托盘离开了房间。

“他怎么就是醒不过来呢，霍华德？”安说，“这些人得给我个答案哪！”

霍华德什么都没说。他重新坐到椅子上，跷起二郎腿，揉搓自己的脸。他看看儿子，然后身体向后靠，闭上眼睛，睡着了。

安走到窗户旁，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又到晚上了，汽车亮着灯，驶进驶出。她站在窗口，紧抓着窗台，心里明白他们真的遇到了麻烦，而且很严重。她感到害怕，牙齿开始打战，直到她咬紧了牙关才停下来。她看见一辆大车停在医院门前，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上了车。她希望自己是那个女人，然后某个人——谁都行——会开车带她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她一下车就能看见正等着自己的斯科蒂喊着妈妈扑到她怀里。

没过多久，霍华德醒了。他又看了看孩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走到窗户旁，站在安的身边。他们一起愣愣地盯着外面的停车场，一句话都没说。但他们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内心，仿佛共同的担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透明。

门开了，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这次他换了一套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分梳两侧，看起来好像刚刮过脸。他径直走到床边，检查男孩。“他现在应该醒了。没理由这样。”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确信他没有任何危险。他要是醒了，大家都会感觉好些。没理由，绝对没有任何理由让他到现在还没恢复知觉。应该很快了。哦，对了，他醒了以后，头会很痛，那是肯定的。不过，他的所有迹象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那么，这是昏迷吗？”安问。

医生搓了搓自己光滑的脸颊。“在他醒过来以前，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说。你们肯定累坏了。这很难，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太难了。你们可以出去走走，吃点儿东西，”他说，“这对你们有好处。要是你们想出去，我还可以在你们离开的时候派一个护士来看护。去吧，去吃点儿东西。”

“我什么都吃不下。”安说。

“当然，你们想怎么做都行，”医生说，“反正，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所有的迹象都很好，化验结果也都是阴性的，没出现任何问题，只要他一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

“谢谢您，医生。”霍华德说。他又一次和医生握手。医生拍了拍霍华德的肩膀，走了出去。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得回家，看看家里的情况，”霍华德说，“比如，懒虫该喂了。”

“给邻居打电话，”安说，“打给摩根家。谁都能帮忙喂狗。”

“好吧。”霍华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呢？你干吗不回家看看，然后再回来呢？那样对你有好处的。我就待在这儿陪孩子。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保持体力。就算他醒过来了，我们也得在这儿待一阵子呢。”

“你怎么不去呢？”她说，“喂懒虫，也喂你自己。”

“我已经回过家了，”他说，“我回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你回去一个小时，梳洗一下，再回来。”

她试想要不要回去，但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睛，又试着考虑。过了一会儿，她说：“或许我应该回家几分钟。或许如果我不是每分每秒都坐在这儿看着他，他就能醒来，就会好了。你明白吗？要是我不在这儿，说不定他倒会醒过来。我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我去喂懒虫，然后回来。”

“我就在这儿，”霍华德说，“你走吧，回家吧，亲爱的。我会仔细守着。”他的眼睛眯缝着，布满血丝，就像他喝酒喝了很长时间一样。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胡子已经又冒出来了。她摸摸他的脸，又把手收回来。安明白他想自己待一会儿，暂时不必说话，也不用让别人分担他的忧虑。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钱包。他帮她穿上了大衣。

“我不会花很长时间的。”她说。

“到家就坐下来歇一会儿，”他说，“吃点儿东西。洗个澡。洗完澡，坐下来休息一会儿。那会让你焕然一新的，你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回来。我们都试着别担心了。你听见弗朗西斯医生是怎么说的了。”

她披着大衣站了一会儿，试着回想医生说过的话，努力搜寻细节，搜寻任何言外之意的暗示。她试图回忆他弯腰检查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变了。她记起他翻开孩子的眼睑、听孩子呼吸时，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她走到门口，又转身回望。她看看孩子，又看看孩子的父亲。霍华德点点头。她迈出病房，带上了身后的门。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尽头，寻找电梯。在走廊尽头，她向右拐进一间小小的候诊室，里面有一家子黑人坐在柳条椅上。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卡其布的衬衣和裤子，头戴着的棒球帽向上掀起。一个壮硕的女人穿着便服和拖鞋，瘫坐在椅子上。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穿着牛仔服，梳着一头小辫，抽着烟，在椅子上伸展开四肢，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安进屋的时候，一家人的视线都迅速移到她身上。小桌子上扔满了汉堡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杯。

“富兰克林？”那个大块头的女人坐直了身体问，“是不是关于富兰克林的事？”她睁大了眼睛。“告诉我呀，夫人，”她说，“富兰克林有消息吗？”她努力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但那个男人拉住了她的手臂。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男人用手指了个方向。

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她的眼睛眯成了缝，厚嘴唇缓缓分开，吐出烟雾。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脑震荡，头骨轻微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或许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太惨了。”男人说着，在椅子上调整一下坐姿。他摇了摇头，低头看看桌子，又看看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富兰克林正在手术台上。有人捅了他，想要杀死他。一场聚会上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没招谁没惹谁。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现在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期盼、祈祷，我们如今只能做这些了。”他镇定地盯着安。

安再次看向那个女孩，她仍注视着安。安又看看那个妇人，她一直低着头，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她的嘴无声地开合，默念着什么。安有一种冲动，想问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和这些同样在等待的人多聊聊。她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再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周一孩子生日当天，而孩子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她在关着的电梯门前等了一会儿，仍在想自己该不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熄了火。她闭上眼睛，头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嘀嗒声。然后她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狗在叫。她走到前门，门没锁。她进屋打开灯，烧上一壶沏茶用的水。她打开一些狗粮，在屋后的门廊里喂给懒虫吃。饥肠辘辘的狗吃得直咂嘴。它不时跑进厨房，看安是不是要留下来。就在安端着茶坐在沙发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她一边拿起听筒一边说，“喂？”

“维斯夫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此时是清晨五点，她觉得自己能听见背景里有什么机器设备的动静。

“对，是我！出了什么事？”她说，“我就是维斯夫人。是我。怎么了？请告诉我。”她听着背景里的那些声音。“上帝啊，是不是斯科蒂的事？”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是关于斯科蒂，没错。这个问题与斯科蒂有关。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给忘了？”男人说完，就挂了电话。

安拨通医院的电话号码，转到三楼，向接电话的护士询问儿子的情况。她要求和丈夫通话。她说，十分紧急。

她等着，手指翻卷着电话线。她闭上眼睛，觉得肚子很不舒服。她得吃点儿东西。懒虫从屋后的门廊里走进来，躺在她的脚边，摇着尾巴。安拽拽它的耳朵，它趁机舔舔她的手指。霍华德接电话了。

“有人刚刚打电话过来，”她一边说，一边卷着电话线，“他说和斯科蒂有关。”她哭了。

“斯科蒂很好，”霍华德告诉她，“我是说，他还在睡。没有任何变化。你走后，护士又来过两次。可能是护士，也可能是医生。反正，他没事。”

“是个男的打来的。他说，是关于斯科蒂的事。”她告诉他。

“亲爱的，你得歇一会儿。你需要休息。那肯定是同一个人，我也接到过他的电话。别理他。休息完就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吃点儿早饭什么的。”

“早饭，”她说，“我不想吃什么早饭。”

“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果汁，或吃点儿别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安。天哪，我也不饿。安，现在不方便说话。我正站在前台这儿呢。今早八点弗朗西斯医生还会来一趟。那时候，他会有更详细的消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护士说的。别的她也不知道了。安？亲爱的，可能到那时候，我们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八点钟。八点以前回来吧。那之前，我都在这儿，斯科蒂没事。他还是老样子。”他补充道。

“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我正在喝茶。他说是跟斯科蒂有关的事。背景里还有一种嘈杂的噪音。你接到的那通电话里背景也有噪音吗，霍华德？”

“我记不起来了，”他说，“可能是那个撞人的司机，说不定他是个疯子，不知怎的知道了是斯科蒂。不过，我一直和斯科蒂在一起呢。歇会儿吧，就像你原来计划的那样，洗个澡，七点左右回来，医生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和他谈谈。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我就在这儿，周围到处都是医生护士。他们说他的状况很稳定。”

“我害怕死了。”她说。

她放水，脱衣服，进浴缸，匆忙洗完擦干，没花时间洗头发。她换上干净的内衣、羊毛休闲裤和毛衣，走进客厅。狗抬起头看着她，尾巴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她出门钻进车里的时候，天开始亮起来。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找了一个靠近前门的空位停下。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该为孩子的遭遇负责。她的思绪游移到那一家黑人身上，她还记得孩子的名字是富兰克林，记得那张扔满了汉堡包装纸的桌子，以及那个抽烟时一直盯着她看的少女。“别要孩子。”她走进医院的前门时，对着脑海中那个女孩的形象说，“上帝啊，千万别要。”

她同两个正要交班的护士一起，坐电梯上到三楼。现在是周三早晨，差几分钟七点。电梯门在三层滑开时，广播里正在呼叫某位麦迪逊医生。两名护士走在安前面，转向与安不同的方向，继续她们因安进电梯而被打断的谈话。安顺着走廊走到那个凹进去的小房间，就是那一家黑人等待的地方。他们已经走了，不过，凌乱放置的椅子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刚刚从它们上面跳了下来一样。桌子上仍旧一片狼藉，扔满了杯子和废纸，烟灰缸里满是烟头。

她停在护士站前。一名护士立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晚，这儿有一个黑人男孩做手术，”安问，“他叫富兰克林。他的家人就坐在这个候诊室里。我想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了。”

一名坐在柜台后面的桌子前读表格的护士抬起头。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但眼睛一直盯着安。

“他去世了。”柜台的护士说。她拿着梳子，盯着她。“你是他们家的朋友？”

“我昨晚碰到这家人，”安回答，“我自己的儿子也在医院。我猜他还在休克中。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毛病。我只是好奇富兰克林怎么样了，没别的。谢谢。”她走过走廊。颜色和墙壁一样的电梯门滑开，一个憔悴的秃顶男人，穿着白裤子和白帆布鞋，从里面拉出一台沉重的手推车。她昨晚都没注意到电梯门。那个人把手推车推到走廊里，停在离电梯最近的房间门口，查看一块笔记板。然后他弯下腰，从推车里抽出一个托盘。他轻轻敲门，走了进去。安从手推车旁经过时，能闻见温热食物散发出的讨厌气味。她疾步穿过走廊，没有去看两旁的护士，推开孩子病房的门。

霍华德正背着手站在窗户旁边。安进屋的时候，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了？”她问。她走到床边，把手提包扔在床头柜旁的地板上，感觉自己好像已经离开了很久。她摸着孩子的脸颊问：“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刚来过。”霍华德说。安仔细地看着他，觉得他的肩膀有些内收。

“我以为他得到今早八点才会来。”她立刻说。

“还有一位医生和他一块儿来的。一位神经科的医生。”

“神经科医生？”她说。

霍华德点点头。她能看出来，他的肩膀愈发耷拉下去。“他们说了什么，霍华德？天哪，他们怎么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他们要带他下去，再做一些检查，安。他们打算做手术，亲爱的。亲爱的，他们要动手术。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醒不了。他们现在只知道，这不仅仅是休克或是脑震荡的问题。是他头骨里面出了事，他们觉得跟骨裂有关。所以他们要做手术。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我猜那时你已经出家门了。”

“啊，天哪！”她说，“哦，拜托，霍华德，拜托！”她说着拉住了他的胳膊。

“快看！”霍华德说，“斯科蒂！快看，安！”他把她扭向床头。

男孩刚才睁开眼，又合上了。现在，他又睁开来，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转动。孩子的目光在霍华德和安身上滞留了一会儿，接着又移开了。

“斯科蒂！”他的妈妈叫着，扑到床边。

“嘿，斯科蒂，”他爸爸说，“嘿，儿子。”

他们斜靠在床边。霍华德拉过孩子的手，轻轻地又拍又攥。安弯下身子，在男孩的前额上吻了又吻。她双手捧住孩子脸颊。“斯科蒂，亲爱的，是爸爸妈妈啊。”她说，“斯科蒂？”

男孩看着他们，却没有任何认出他们的迹象。他张开嘴，眼睛紧紧地闭上，号叫着，直到肺里没了气。然后他的脸看上去放松下来，变得柔软。他的嘴唇分开，最后一口气泄出喉咙，轻柔地从紧咬着的牙齿间呼出。

医生们说那是一个很隐蔽的脑堵塞，还说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要是能早点发现并立即动手术，说不定还有救。但即使那样，成功的概率也几近于零。再说，他们怎么能找到这个堵塞呢？不管是X光还是别的检查，都没有显示出任何问题。

弗朗西斯医生很震惊。“我没法告诉你们我有多么难过。我太抱歉了，我真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他说着，带他们走进医生休息室。一位医生坐在椅子上，腿搭在另一把椅子的椅背上，正在观看早间电视节目。他穿着产房的绿色制服，松垮的绿裤子绿上衣，还有一顶盖住头发的绿帽子。他看了看霍华德和安，又看了看弗朗西斯医生，站起身，关掉电视，走出了房间。弗朗西斯医生把安引到沙发旁，自己坐在安的身旁，开始用一种安慰性的低沉声音说话。有一次，他还倾身拥抱了安。她能感到医生的胸膛抵着她的肩膀，平稳地一起一伏。她睁着眼，任由他抱着。霍华德去了洗手间，但没关门。

在一阵剧烈的痛哭之后，他放水洗了把脸。然后他走出来，坐在放着电话的小桌子旁。他看着电话，像是要决定该先做些什么。他打了几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弗朗西斯医生用了电话。

“现在我还能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吗？”他问他们。

霍华德摇摇头。安盯着弗朗西斯医生，像是听不懂他说的话。

医生送他们走到医院的前门。这是上午十一点。门口一直有人进进出出。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缓慢，甚至可以说是不情愿地迈动脚步。她觉得是弗朗西斯医生要他们离开，而他们本该留下，留下才是他们该做的事。她望着外面的停车场，然后回头看着医院的门前，摇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不能把他扔在这儿，不能。”她听见自己这样说，觉得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自己说出来的，就只是电视剧里人们面对暴力或是意外死亡时，因震惊而说出的那些话。她希望她说出的话是属于她自己的。“不。”她说，不知怎的，记忆里那个黑人妇女无精打采地歪在肩头的脑袋又出现了。“不。”她又说了一遍。

“今天晚些时候，我会跟你联系，”医生正和霍华德说话，“还有事要做，还有些事要弄清楚，我们才能满意。有些事需要解释。”

“验尸？”霍华德说。

弗朗西斯医生点点头。

霍华德说：“我明白。”然后他又说：“哦，天哪，我不明白，医生。我不明白，不明白。我就是不明白。”

弗朗西斯医生搂住他的肩膀。“对不起。上帝啊，我太抱歉了。”他松开霍华德的肩膀，伸出手。霍华德看着伸出来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弗朗西斯医生又一次拥抱了安。他似乎心怀某种安无法理解的仁慈。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但眼睛睁着。她一直盯着医院看。他们的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她还回望着医院。

在家里，安坐在沙发上，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关上孩子房间的门。他打开咖啡机，然后找到一个空盒子。他本想把那些散落在客厅里的孩子的东西捡起来，但他只是和安一起坐在沙发上，把盒子推到一边，身体向前倾斜，手臂耷拉在两腿之间。他哭了起来。安把他的头拉到自己膝头，轻轻拍他的肩膀。“他走了。”她说，继续轻拍他的肩膀。在他的抽泣声外，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机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一点。适应孤独。”

过了一小会儿，霍华德站起身，开始拿着盒子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转圈。他没有往盒子里捡任何东西，只是把一些零碎收拾到沙发一头的地板上。安仍旧坐着，手插在大衣兜里。霍华德放下盒子，拿着咖啡走进客厅。过了一会儿，安给亲戚们打了电话。每次电话拨通，对方答声后，安都会不由自主地喷出几个字，哭上一阵。然后她会用一种节制的语调，平静地解释发生的事，并告诉他们自己的安排。霍华德把盒子拿到外面的车库，在那里，他看见了孩子的自行车。他扔下盒子，坐在自行车旁边的甬道上。他笨拙地搬起自行车，使车身斜靠在他的胸口。他抱着车，橡胶踏板顶在他的胸前。他转动起车轮。

与妹妹通话后，安挂上电话。就在她找另一个电话号码时，电话响了。刚响过第一声，安就抓起了听筒。

“喂？”她听见背景里嗡嗡的轰鸣声。“喂！”她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你的斯科蒂，他的东西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是不是把他忘了？”

“你这个邪恶的浑蛋！”她对着听筒大喊，“你太过分了，你这个狗娘养的浑蛋！”

“斯科蒂，”那个男人说，“你是不是把斯科蒂的事忘了？”说完，那个男人挂上了电话。

霍华德听到安的喊声，跑进来，看到安趴在桌子上哭泣。他拿起听筒，只听见拨号音。

在那之后过了很久，将近午夜的时候，就在他们处理完很多事情之后，电话又响起来。

“你接，”安说，“霍华德，又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杯威士忌。电话响到第三下的时候，他接了起来。

“喂，”他说，“是哪位？喂！喂！”电话断了。“他挂了，”霍华德说，“不管是谁，他挂了。”

“就是他，”她说，“那个浑蛋。我真想杀了他。我想一枪崩了他，看着他死。”

“安！我的上帝！”他说。

“你能听见什么吗？”她问，“背景里？一种噪音，来自机器的某种轰鸣声？”

“没有，真的。没有你说的那种声音，”他说，“再说也没有多少时间听。我倒是觉得有电台音乐的声音。对，有个电台广播。我只能听出这一点。到底在广播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她摇摇头。“要是我能知道是谁，能抓住他就好了！”忽然间她明白过来。她知道是谁了。斯科蒂，蛋糕，电话号码。她把椅子从桌边一把推开，站起身。“开车带我去购物中心，”她说，“霍华德。”

“你说什么？”

“购物中心。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我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那个面包师，那个狗娘养的烤面包的，霍华德。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订过一个生日蛋糕。就是他打的电话，他有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他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我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浑蛋。”

他们开车来到购物中心。夜空晴朗，星斗满天。天很冷，车里开着暖气。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有电影院前面的停车场里，还远远地停着几辆车。面包房的窗户里一片黑暗，但当透过玻璃往里看的时候，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一个大块头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透过玻璃窗，安能看见那些蛋糕展示盒，还有一些配有椅子的小桌子。她试着开门，又拍了拍玻璃窗。但面包师就算听见了，也没有任何反应。他没朝他们这边看上一眼。

他们把车开到面包房的后面，停下来，下了车。这边有个亮着灯的窗户，不过太高了，他们看不到里面。后门旁边的一个牌子上写着“面包房，特别定制”。她能模糊地听见里面正放着广播，什么东西吱嘎作响，也许是烤炉的门拉开时发出的声音？她敲门，等待，又更重地敲了敲。收音机关上了，传出一种刮擦声，某种东西的清晰响动，应该是一个抽屉，被拉开又推上。

有人开了锁，打开门。那个面包师站在光亮处，向外凝视着他们。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钟点你们想要什么？大半夜的。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面包师眨着沉重的眼睑，认出了她。“是你。”他说。

“是我，”她说，“斯科蒂的妈妈。这是斯科蒂的爸爸。我们想进来。”

面包师说：“我现在很忙。我手头还有活儿呢。”

然而她已经迈进了门。霍华德跟在她后面，也进来了。面包师后退了几步。“这里面闻起来就像个面包房。是不是，霍华德？”

“你们想怎么着？”面包师问，“也许你们想要你们的蛋糕？对，你们决定要你们的蛋糕了。你们订过一个蛋糕，对不对？”

“身为面包师，你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这就是那个一直给我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膨胀，膨胀得超过了这两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来是想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蛋糕就在那边，快要不新鲜了。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你可以拿走。反正对我没用了，现在谁也不会要了。做这个蛋糕，我可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你要是还想要，没问题。要是不要了，也没关系。我真得回去工作了。”他看着他们，舌头舔着牙齿的后面。

“还在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用围裙擦了擦手，“我在这儿从早干到晚，才能勉强过活。”安脸上的神情让面包师后退了一步，说：“现在，别闹事。”他伸手够向案台，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下一下地拍在左手掌心上。“那个蛋糕，你是要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他的眼睛又小又凶狠，安觉得它们都快要消失在他脸颊上隆起来的横肉里了。他的脖子肥得满是油脂。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浑蛋。”

面包师继续在手上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浑蛋！”愤怒忽然间爆发，又忽然间退去，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眩晕的反胃感。她靠在撒满了面粉的木桌旁，用手捂住脸哭了起来，肩膀颤动着。“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后腰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案台上，解开围裙，也扔到案台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他从一张牌桌下拉出一把椅子，那张桌子上放着报纸、收据、计算器和电话簿。“请坐。”他说。“我给你找把椅子去。”他对霍华德说。“现在，请坐吧。”面包师走到前面的店铺，带回两把锻铁椅子，说：“你们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面包师为他们清理了一下桌子，把计算器以及一摞便签和收据推到一旁，又把电话簿砰的一声推到地上。霍华德和安坐下来，把椅子拉到桌子边上。面包师也坐了下来。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胳膊肘搭在桌子上，“只有天知道我有多抱歉。听我说。我只是个烤面包的，我不会声称我有什么别的身份。可能有过一次，很多年以前，我曾是个和现在不同的人。但我已经忘了。我也不确定。反正，即使我以前是个不一样的人，我现在也不再是了。现在，我只不过是个烤面包的。我知道，这不能为我的所作所为开脱。但我真的万分抱歉。我为你们的儿子感到难过，我为我在这之中的行为感到抱歉。”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现在能说的只是，我很抱歉。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原谅我。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不是邪恶，像你在电话里说的那样。你得明白，我现在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男人说，“让我问问你们，你们可以打心底里原谅我吗？”

面包房里很温暖。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套，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点点头，从桌边站起来。他走到烤炉边，关掉一些开关。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做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往前走。这种时候，吃啊，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腾腾的肉桂面包圈，糖霜还在流动，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两人都从浅盘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还有呢。都吃光，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面包师很高兴。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说话。当面包师讲起孤独，讲起他人到中年感到的那种自我怀疑和无能为力时，他们点了点头。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每天都是重复，无休止地填满烤炉，又无休止地清空烤炉。他讲起那些他为别人的聚会和庆典做过的食物。那些没过指关节的糖霜。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儿。成百个，不，现在有上千个了。还有生日。想想所有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干的活儿有市场，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他觉得喂饱人更好一点儿，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鲜花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尝，有糖浆和粗糙谷粒的味道。他们听他说话，把能吃的东西都吃了。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如同白昼。他们一直聊到清晨，高高的窗户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