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员小王有一天看见我电脑屏幕上的方案草图，“啊”了一声，音调高而曲折。他是新招的毕业生，连施工图都还没上手，平时都在打杂。我之前让他搜集太虡剑的资料，他大约以为能一展眼界，看到多么精彩的设计，结果看到立面图一连三座中规中矩的大楼，式样同市面上大部分同类型建筑有着暧昧难辨的相似度。

中午他拿一个快递包裹给我，东西送到了还不走，蹭在我办公室门口期期艾艾地说：“老大，X市中心的方案有几个啊？”

我心里好笑，边拆包裹边回他：“你说呢？”

他手不自觉地往门框上抠：“那‘太虡剑’……”

包裹里是一条毯子，我拎起来看了看，做毛巾太大，浴巾又太小，摸了摸，还有夹层。

毯子底下是一条毛线围巾，像是手打的，还钩了几朵绒线花，我叫住小王：“你等等——”

我把包裹翻过来看了看，收件人的确是我。

“怎么了？”小王问我。

我挥挥手让他走了，我以为是他送错了快递，但看来并非如此。

包裹的寄出地址是A城，寄件人“姚晴”，一个我闻所未闻的名字。

除了毯子和围巾，还有一个巴掌大的首饰盒，装着一枚足金的宝宝锁，最后是一只白信封，里面除了信纸，还另有一只年久泛黄、稍小一圈的信封。

“姚晴”在信上介绍了几件物品的来历：

围巾由姚晴的母亲手织，纯羊毛，是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宝宝锁是给我孩子的。

姚晴的母亲两年前死于癌症，临死前她嘱咐姚晴，如果有机会，就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没有机会就算了，不强求。

江月华失踪的事当年在附近居民中间很有名。几天前，江伟国在老年大学碰到小时候的邻居，此人后来和姚晴的父亲是同事，两人谈起江月华，江伟国不知出于何种心态，也谈到了我。姚晴听闻后，从江伟国处打听到了我的地址。我离开A城前，江伟国要我的地址，要了两三回，我实在不想自己的住址被他知道，不得已留了工作单位的——房子不好轻易换，工作总还能跳槽。

姚晴通篇只讲她的母亲，没有提到一个“卢”字，使人无法猜测她们母女与溺死的卢某之间的关系，与我母亲的渊源又是从何而起。我看着发黄的没有封口的信封，终究没把手伸进去。

晚上下班遇到堵车。

一个红灯接一个红灯，等待变得越来越让人烦躁，很想下车跑到街边的便利店买烟和酒。我不耐烦地用手指敲击着方向盘，盯着窗外横穿马路的行人，他们不紧不慢地走过斑马线，几位老年妇女手里不约而同拎着尼龙布的购物袋。牙根细微地痒起来，想吃口香糖，伸手翻包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瞥见自己的脸，目光阴沉，嘴角下撇。

回到家，腹内饥饿而没有食欲，我从冰箱里翻出一瓶来历不详的香槟，过期了一个多月，总比没有强。我想喝酒，但不想叫人送上门，也没有兴致下楼买——我在房子里转了好几圈，暴躁、困顿、无法安定。信就放在桌上。

心绪杂乱纷繁。

我拧开瓶盖，一口气灌下大半瓶香槟，甜得舌根酸苦，最后按着我坐下来的并不是那点微末的酒精含量，而是胃里沉甸甸的一大袋水，它暂时拖拽住心脏。

信纸薄脆，从信封里抽取时摩擦出嗤啦嗤啦的动静。

这之后我把信收起来，放好，到书房打开打印机，连接电脑，把太虡剑的图片打出来，又找来剪刀。把太虡剑从A4纸上剪下来之前，我抽空点了一份外卖，饥饿一旦回到身体里，很快就开始报复我之前对它的忽视，在我身体里凿出一个大空洞——简直像一口井，一口摩天大楼里的消防竖井，四壁光滑陡直，一落千丈地插进地底。我点了一大份蛋炒饭，加钱让店家多加两个鸡蛋，加葱，但不要玉米粒、火腿和胡萝卜丁，不要做成丰盛的扬州炒饭，要那种最老式的蛋炒饭，有的母亲绝对不愿意做的那种，即便做了也一定要添许多浇头，譬如虾仁、豌豆、肉丁，而我母亲的豪华版蛋炒饭仅仅是多加几个鸡蛋，再来点大小不匀的葱花。

饭送来时还热，揭开盖，蒸汽扑面，不锈钢勺子扎下去，掘起瓷瓷实实的一大块填进嘴里，热油浸炒过的米粒弹滑得近乎肉感。

我一直吃到整个人挺在凳子上，多一滴水都喝不下。

母亲去世后我从未流过一滴眼泪，至今依然如此。

我扶着桌子站起来，慢吞吞地在家里散步消食，一直走到呼吸的时候不再噎得翻白眼才挪回书房，拿起剪刀，把太虡剑剪出来，放在手里来回比画，又打开电脑，重新搜索当年的考古视频，对照已有的资料看起来。

我不记得我是几点钟打开绘图软件，一切动作仿佛是自发进行，客观的时间被卷入飞速运转的思维过程，创造外的一切皆为云雾。

人群不存在，过往不存在，我自己也只剩下思考的大脑与操作电子笔的手，五脏六腑与五官六感全都被回收进虚空。

画完草图，写好标注、备忘录，我看了眼时间，是早上九点多，我给组员打电话，让她暂时不要做先前那版方案的效果渲染。

我睡了一大觉，醒来又是晚上。洗澡、吃饭，把草图发下去做平立剖设计图，如此昼夜颠倒，到夜里又睡不着，就吃两粒褪黑素，药物起效后我昏沉沉地睡过去。第二天闹钟把我叫醒，起床，洗漱，出门，在小区门口买一套煎饼馃子，加一根火腿肠，带到办公室，吃完，拿上平板电脑到领导办公室，给他看新的方案图，领导很意外，感情上接受不了，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吵了一架，领导同意。

之后的半个多月我忙得晕头转向，改图，做PPT，开小组会，出差到X市，实地考察，跟甲方开会，沟通扯皮，出施工图，计算审核，等等。有时熬夜太晚，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梦里都在跟甲方谈设计理念。

等我再一次来到海滨小城，已经是过年以后，春天都快来了。

海边依旧很冷，海风很大，吹透羽绒服、皮手套。

我带来了母亲的骨灰，并且把那封信也烧成灰，和在母亲的骨灰坛里。

我想象着母亲在漆黑的夜里站在这同一片水域面前，海水看不见，但听得分明，一阵阵潮涌引发的是她怎样的心绪，我将永远无法知道，但那些她留下的照片，有一两张我看见她的手向下，抚摸着她养的小狗，她的手指陷在雪纳瑞灰白蓬松的毛发里，也许就感到轻暖与柔软。

夜里的流水是她一生的友伴。

近四十年前的A城，她也是在同样的情景下遇到了——我始终不知该如何称呼姚晴的母亲，我也应该称她为“母亲”吗？或者就直呼她的名字，季红梅。

四十年前，A城市民公园外不远的护城河边，夜深人静，江月华遇到徘徊在此的季红梅。

现在即便知道了前因后果，我对整件事仍然说得上是一无所知。我不知道江月华和季红梅怎样搭讪起来，谁先跟谁说话，动作、表情、心里的试探。我只知道季红梅在信上说的那些：她想跳河，遇到同样在河边徘徊的江月华。这时江月华就已经计划着要把强奸犯卢某诱骗出来，推进河里吗？还是她想的和季红梅其实是同一件事，只不过两人攀谈以后，计划才意外地改变了走向？季红梅在信里没有说，于是永远没有人知道。

季红梅那时在火车站工作。她有一个高大帅气的丈夫，人人羡慕。然而从怀孕开始，丈夫性情大变，搞外遇（那时候还叫轧姘头），揍她，女儿出生以后这样的日子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季红梅想要离婚，但丈夫扬言绝不会放过她们母女。

中间的过程空缺。

我所知道的是卢某被江月华约出来，灌了酒，推进河里。

季红梅利用火车站员工的身份，帮助江月华登上去B城的火车，当时火车站工作人员有这样不成文的福利，可以使用工作证带一个朋友登上随便哪一趟火车而不用买票。因此无论江月华家里面还是警察都查不到她的行迹。作为交换，江月华离开A城的时候带走了季红梅的女儿。季红梅在三年后离了婚，关于这三年的细节她在信里也一样只字未提。但缺少了女儿作为人质，她总算得偿所愿。

至于江月华到了B城怎样变成了夏招娣，是否在当年到处招贴的办假证的小广告上得到启发，买来假身份乃至假的丧偶证明……探究的念头偶尔在我脑海里闪过，但从不停留太久。

我在海边来回走了几趟，对照母亲遗留的照片，找到了她总在夜里看海的固定地点。站在这个角度凝望大海，海的面目并没有更奇特的地方。我不知道母亲选择这个地方是出于习惯、回忆，或者仅仅是偶然。

晚上，我来到白天踩过点的地方。难怪这座城市的旅游业始终搞不起来，这里的海缺乏成为迷人海景的一应要素，海岸边是粗糙硌脚的碎石砾，一直走到离海水很近的地方才有一层浅薄的沙滩，海南的海水是一汪碧蓝，这里的海水是一滩铁灰，夜色下泛起的光泽只会让寒意更深。

我把母亲的骨灰连同烧化的信纸一起倒进海里，然后就用冻僵的手指撮起衣领，头也不回地小跑回酒店了。

X市中心破土动工了，据说施工方看见图纸以后问候了我列祖列宗，并且给建筑起了个外号叫“扎心大楼”，认为那把太虡剑与其说是气势恢宏地屹立在X市中心的土地上，不如说是一剑扎进他们的心里，给他们施工带来无数的难题。任何新的设计总要被施工方骂，这也算一种惯例。

我没有把X市中心设计成一把长剑直指云天的样子，反正高也高不过上海中心，经费摆在那里，更不用说国家的五百米楼高限制。我跟甲方说，配上周围那些古今中外的其他建筑，楼越高，越是像一把炒饭勺，支棱在一锅大杂烩里。

所以我绘制的X市中心，是一把重剑剑锋朝下，一剑扎进地底。风格是庄严、古朴、厚重，不是烂大街的全玻璃外立面，玻璃立面中间，六道水泥柱模拟原太虡剑的古老花纹，一路向上，汇聚到顶，又起装饰作用，又起支撑作用。不轻盈的确是不轻盈，但要的就是坐镇在那里，不指向虚无的高处，而是引导人们的目光向下，回到土地，回到自身，回到无言与深沉。

春天过完了，夏天到来以前，甲方的设计费到账了，我用奖金买了一张水床，据说这种床有一百种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我不信，我只是觉得躺在上面还算舒服。不光我这么觉得，巧巧也这么觉得，这只狗被我母亲养坏了，明明睡觉时看见它好端端地趴在垫子上，早上醒来不是蜷在我被窝里，就是横在我枕头上。它大概知道我狠不下心打它，狗是有这种本领，它知道语言之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