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有警察。”

“是蓝衣那种吗？”

“不，是白衣那种。”

“他们来做什么？”

“来管路。那边有人死。等下要出殡，车子乱停，你看那里都停到满。”

“我们刚刚也兜了很多圈才找到位置。”

没人接腔。

“这里警察常来巡吗？”

“嗯，算是——他们常常开车，这边逛逛，那边看看，也不晓得在看什么。”

“他们有来查过你吗——”

“噢，没有，完全没有。”

母亲站在窗前，往外看了老半天才坐下。这里只有一个理发师，其他人必须耐心等候。室内弥漫浓烈的发胶味。地上堆满剪落的头发，厚厚叠叠，仿佛某只动物消失前剥下的黑亮毛皮。

梳一把女孩的头发，咔嚓咔嚓剪下。好美的头发，理发师这么赞叹。但这赞美却无法打动女孩，她一脸木然坐着，活像被隐形的绳子绑来这里。她母亲坐在后边谈起学校，谈起假期已近尾声，谈起学校的各种规矩，不外是关于指甲、头发和裙子的长度。人们说裙子必须要超过膝盖，她说。各种事物的尺寸长短总有一定规矩。然后那个母亲又谈起那些听来的惩罚法子，先是警告，接着就会被记过，非常严厉。一个人会因此失掉宝贵的时间和分数。女孩安静地让身体藏在那件宽大的披肩底下，就像扎在椅子上的帐篷，剪下的头发就像落叶，沿着帐篷表面滑落脚边。听任它落下，她没有任何反应，就好像身边传来的话都没有意义。

头发剪掉以后还会继续长出来，理发师说，以后再来找我。

也许以后学校会改变，他们有时会这样，一时严厉一时又放松，另一个母亲说。

那时候就可以把长发再留起来，梳你喜欢的花样。

理发师穿了一身鲜亮的红衣，红衣使她醒目得像小红帽。红色的衣领缀满蕾丝，像花瓣一样衬得她脸颊雪白。她踩在一摊浓稠的黑发里，专心地给女孩剪头发。

她看来大约三十来岁，五官相当漂亮，虽然有点憔悴。听着别人聊天，她也会插嘴。附和，惊叹，灵巧地接腔，显然听得懂大家的福建话在讲什么。她自己说的是一口印尼腔的马来话，但似乎已居留多年，用语都易懂。

当大家称赞她这衣服好看时，她就眼眯眯，心情很好地笑起来。

“你刚回来，还要出国去吗？”她忽然问我。

我吓了一跳，没想到她也懂得我的事。

“看吧，如果有机会，再看看如何。”我含糊地说。对这问题我没有确定的答案。

好一会儿，我才想起来这个印尼女人是谁。大约四年前，我回家度假时，她来找过我妹妹。当时她那口印尼腔比现在还更重些。

我说，她不在。我以马来语回答她，我妹妹不在。然后就一头栽进书里。

不过就算想起那次短促的会面，我对她的了解也依然一片空白。她为什么会站在这间屋子里——揽着顾客，招呼她们坐下？她是来打工的吗？——不是，因为我听见他们这么谈论这栋房子。她们问：“这间厝多少钱啊？”旁边的老太婆说：“一百多千。”她们惊叹了一会：“喔，真值得，是永久地契吗？加上利息又多少？”理发师就插嘴说：“没有利息，是现金买下来的。”“装修花多少钱？”理发师又答：“将近四万多呢，你们看，这里，原来是房间，墙壁本来在这，我打掉它，才改成这样宽。”——她回答得就像个主人，所以我知道这栋房子是她的。干净、崭新、宽敞、雪白，而且还有个院子。因为有这栋房子，她自己的家，所以她不是什么人的女佣，也不是餐厅里侍者或小贩档的工人。无人聘请她。其他人也没对她颐指气使。她看起来像老板娘。不，她确实是老板娘，因为一个人没有理由不是自己的老板，假如她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干活。起初我不懂老太婆跟她什么关系。不知她为何会拥有这栋房子，拥有这一大片滑亮的镜子、这一排滚轮椅子和烘发机、崭新的装潢。我也很惊奇她竟然可以买得起，我到现在还无法买得起房子。

当别人讲笑话时她也会笑。听到柠檬水镇的新闻，这位印尼来的女人也能轻轻松松地答话接腔，比我更像属于这里的人，我倒像是听故事的外人了。她仿佛跟其他太太们一样，孩子、家婆、丈夫都曾属于同一个小镇。我太久没回来，柠檬水镇的人我很多都不认识了，许多名字听着也觉得陌生，完全不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室内一角，有一张贴满钞票的桌子，桌上摆着一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只比手掌略大。我开始玩弄起这架收音机，试着调弄接收频道的指针，播音器像一张弹性变形的嘴巴，时而清晰，时而闷着模糊地沙沙作响。

她们谈的都是些无聊事。谁的孩子赚了大钱、谁被老千骗、谁生病住院、谁家被窃贼破门、谁借钱、谁欠债、谁帮谁还债。大抵如此。只字片语钻进耳朵，又随着分针嘀嗒流走。她们一边说话，一边瞄着镜里的自己和别人，神态自在，说长道短、高谈阔论，时不时还伸手拨弄自己的头发。我却难为情起来，于是就移到看不见自己的角落里。

或许因为无聊，我开始幻想在场的人有一些迟早要抖出来的秘密。我匆匆地听过上午新闻、流行歌曲的零星片段，同时竖起另一边耳朵听她们的家常闲话。她们的声音掩盖了收音机寻找频道时的杂音。于是我不再调弄收音机了，让它自个儿在角落里不清不楚地响。

收音机简短地报道一则寻人新闻。几年前，在柠檬水镇也有一个男人失踪了。

理发师把一张白色的大毛巾铺在妈妈的肩上，从镜里观察妈妈的头发。

妈妈说：“这么大只的人，竟然会找不到，真奇怪。”

“对哟，是很奇怪哩，这么多年都找不到。”理发师说，一边用手摆弄妈妈的头发，“你想要怎样呢？要不要把刘海也弄卷？”

“随你弄，最重要的是把我变漂亮就行了，哈哈。”妈妈说。她盯牢镜里的自己，那么专注地看住镜子，仿佛已经深深地沉入镜中，似乎留在镜外的是她的分身，而这具分身会帮她在这个世界里应付人生。

“若是喝醉酒跌进河，至少尸体会浮上来，要是人死了被埋在啥咪[啥咪：闽南语，意为“什么”。]所在，只有看天意才会找到了。若是人活着还匿在啥咪地方无回来，不如当他死了更轻松。”旁边的女人这么说。

“有人说他出国躲避去了。”

“不是。出国躲避的那个，不是他，是阿驼。”

“阿驼是去泰国躲债。”

“到底一个人失踪要多久后，警察才不再找了？”

“唔知[唔知：不知道。]，真要伊[伊：第三人称代词。]拢[拢：闽南语，意为“都、全部”。]去找时，伊拢就不会去找。不要伊拢的时候，伊拢就会来找麻烦。”

理发师说妈妈的头发太脆弱了，如果用一种新出的药水，就不必电烫，也不会伤头发，“好不好？加多二十元罢了。但要花久一点时间。”

她说着就自然而然望向年长的女儿。我唯有点头，咧嘴笑，说：好，可以，没问题。

镜里的理发师脸现欣色。

“我们不赶时间。”我说。

的确，我们两人暂时都无事可干。妈妈已经不再需要忙着给一家大小张罗午餐。我也已经闲置了大半年。那些曾令妈妈忙碌的人已经走出她的生活，连我也只是偶而回来晃晃。暂时就待在这里，看着镜子吧。让我们一边看着镜子，一边跟镜里别人的倒影说说话。不过，只差那么一丁点儿，现场就像煞一部电视剧，小时候看过的，在国营电视台播放。演员以各异的语言念台词，好像都在说着同一件事——说好像，因为我没能完全听懂，不能确定。那时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必须那样表演。但现在我发觉现实里人们原来真的可以这样交谈。当然不是以那种昂扬顿挫的音调。也许人只有吵架时才会那么说话。

在隔壁那条街上，有一场葬礼在进行。有个女人刚从那场葬礼离开，她告诉我们，那真是让人心酸的场面，那家人的小女儿自杀死了。一年前大家才刚出席她的婚礼。

“说是患了忧郁症。”

“那她老公呢？有没有来？”

没有，他并没有来。这真奇怪。她们猜测原因。她们说一个男人有钱之后养起小老婆，真是一点都不奇怪。男人不会动辄为此离婚的，他们不会那么傻。但做人老婆自杀就真是太傻了。

“生命比较重要啊。”

她们斩钉截铁地说，然后又一同感叹。一想到这种不幸，身心就颤抖起来，厄运比幸福更让人激动。

我可以看见理发室的门窗在我背后紧紧闭上。滤光玻璃把阳光隔离在外，使室内阴凉柔和。室内是干净粉白的墙壁，地上是望之悦目的蓝白色瓷砖。不知为何，这个地方太新、太宽、太大。米色的沙发毫无磨损的痕迹。外头连一张招牌都没挂。这间开在住家里的发廊并没有执照。真的吗？你没有执照还敢开幕？有人这么惊讶地问。我这才注意到屋子外摆放着几丛别人送来的鲜花。

我想在自己家里热热闹闹请客有什么不对？理发师说。

发廊看来什么都不缺。有一辆可以拖来拖去滚轮的三层架小推车，推车上摆着一个小工具箱。工具箱内有各种尺寸的削发刀、梳子、发夹。室内一角还有一台洗头用的躺椅，头枕处接着一个白瓷水槽。墙上也贴着一般发廊可见的海报。总之，这里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我感到奇怪。假如警察找上门来，偌大一间理发室根本就藏不起来。

时间穿过头发，沥沥流向水槽。

从镜里可以看见她们，她们分散坐在靠墙的折叠椅和沙发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坐到镜子前面，仿佛那些新椅子一坐就会碎开。妈妈两旁的椅子都空着，就好像她一个人被推出去坐在台前表演似的。

“你男人死去多久了？”老太婆问妈妈。

“刚好有十年了。”

“那真了不起，”老太婆说，“一个人养大孩子真不容易。”

妈妈的眼睛几乎从不看镜里的旁人，她只是专注地观察她自己，有时候我好奇她自己从镜中看到的脸，和我平常所见的有什么不一样？她应该有一种美丽的神态是希望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大家都说我一个人把孩子养大，真厉害，”妈妈又说，“好家在[好家在：闽南语，意为“幸好”。]没再嫁，否则就唔知安怎[安怎：闽南语，意为“怎么”。]面对囝仔[囝仔：闽南语，意为“孩子”。]。”

理发师没有接话，她低头看着妈妈的头发。不知为何，这个印尼来的理发师从不看镜子，就好像镜子对她完全没有吸引力，只是为了工作，她才不得不勉强偶尔抬头看它一下。就算她抬头看着镜子，盯着的往往也是顾客，是别人，而不是她自己。灯光在她的眼睛下方投落阴影，长长地划过脸颊。她用手指绕弄妈妈的头发，一小绺、一小绺的，用许多根小小的橡皮发夹卷起来。手指沾了护发液，穿过枯黄的头发。指甲和发丝似乎越搓越长。

妈妈依然看着镜子，或者也没真的看着。或许她想听收音机播放的天空剧场，但遥远的故事不比隔壁某人的故事动听，你所认识的人背后藏着的故事总是比较有趣。

老太婆转身进厨房端出一大盘牛奶果冻，忙着请屋里的女人们吃甜点。我没吃，因为冰冷的食物总让我觉得难以下咽。其他人都吃了。

后来，理发师这么对妈妈说：“想要的话，您也可以出去玩啊。”

“去哪里玩？要有钱才能出去玩。”别的女人说。

“跟阿霞的契妈[契妈：干妈。]出去玩。”另一个女人说。于是大家就哄然大笑。

“我听说她每隔两星期就去夜总会。”又有另一个女人说。她过后转头跟我说果冻好吃，叫我也吃一块，上面洒了甜醋，又酸又甜。

“真吓人，五十岁的人了，还穿牛仔短裙，学后生摇头，摇阿哥哥。”

“真的很厉害。”理发师就说。

“给别的男人抱来抱去，”有人说，“完全冇担心，伊囝仔安怎想。”

“每个人想法都不同，”妈妈说，“玩归玩，不要沉迷过度就好，否则哪天会被人骗了。”

“像我小叔的朋友的某，就给人骗走了几十万哟。”

“可是也有男人沉迷过度呀。”有个女人说。

“这就是他们自找的啦——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欠债、破产。身败名裂。”

“哦，就像那个老德的囝仔。”

“真是个败家仔。把老爸的家伙赔光了，害得伊老爸去租鸽楼来住。”

“老德老了好多，全部为了囝。”

“伊囝自己却跑到英国去洗碗。”

“当他失踪也好。”

“哪里会，就算烂泥巴也还是心肝头。”

理发师用一条白色的毛巾把妈妈的头包起来。我想一定是因为空调太冷，她的手有点发抖，毛巾打结了好几次。我也很冷，而且有点饿了。

话题又绕回隔壁葬礼那个死掉的女人身上，她们说她死得真可惜。“哪只猫儿不偷腥？哪个没在外边走私过？”“只要他给钱给家用，那他心里就还有老婆和孩子，就算是好男人。”

“不要吵，当着自己什么也不知道。”“那种事情不过是一时的迷恋而已，不会贪恋太久。”就像幽灵般在墙壁间呢喃：“不要想不开。”“不要钻牛角尖。”“不要说破，他不说，且装着不知道。”“要学习只眼开、只眼闭。”“这样他最后还会回来。”

“我还要等很久吗？”妈妈问。

理发师对她点头，“是的，等多一会。大概半个小时。”

她走开了，一会儿提着扫帚回来，那一大片在地上撒开的发丝，如同一张网那样给收回来，留下白光光的地板瞪着我们。

“你们都不剪头发了吗？”妈妈问。

大家摇头。

“万一不幸，这种迷恋拖上很久，有些男人就是会把小老婆带回家。那时候难道每个人还能装着不知道？”有个女人问。

“我冰箱里还有别的糕点，你们要不要尝尝看？”老太婆蹒跚地站起来说。

有个女人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脚，说：“看看我的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又肿了。”

“按一下看有没有手指印？”另一个女人建议她，“若有的话，那就是水肿了。”

话题像泡沫一样散开了。给我食谱，有人这么对老太婆说。老太婆则说，来，再试试我这盘牛奶果冻。

理发师沉默地扫地，她走过镜子前面，把每一张理发用的空椅子都摆正好，每次都站在椅子后方看牢镜子一会，就像视线里头有一条隐形的绳子帮她测量家具。她没再插嘴，似乎心情变差了，显然生意并不怎么好，没有其他女人要理发，她们都是来聊天的，我妈似乎是这个上午的最后一个客人，镜子前的四张椅子都还是空的。也或许因为她开始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了。有时候我也会这样，疲倦时就会忽然什么也听不懂了。

不管什么原因，她完全哑了，连半句印尼腔的马来语都没再听到。仿佛她已经完全隐遁到墙内，空气里再也没有她发言的余地。

才刚过了十分钟，妈妈对我说：“我还得等二十分钟。咦，她去了哪里？”

“不知道。”

对，她确实不在这里。四顾不见她，她真的不在了。我没注意到她何时不见的。但我也注意到之前所忽略的小东西，比如说，从镜子里可以看见天花板垂下一盏灯，灯罩上有几只蝴蝶，它们飞在一朵金光里。我刚才根本没注意到有这盏灯的存在。灯光在地板上投下一圈光一圈暗。我敢肯定这灯本来是不亮的，当它亮起来之后我才注意到它。

大家的注意力又转回头。原来的话题又活络起来。

“阿乌的家，现在就是这样。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你装着看不到我，我装着看不到你。有东西被搬走了也装着不懂是谁搬的，窗口破了不晓得是谁弄的，房间有人闯进来，抽屉被别人翻过，衣服不懂被谁剪破，锅里的鸡汤加了料变成清洁剂汤——整间屋子活像在闹鬼。”

“就算是这样，”妈妈说，“生活也要继续过下去。”

头顶上的那盏灯亮了又暗下来。灯罩上的那只蝴蝶变得黯淡了。我想有个顽皮的小孩藏在哪里玩弄电灯开关。

我认识她们说的这个阿乌，他个子矮小，在我家附近开了一家摩哆修理店。人们说他小学没念完就辍学，因为头脑太笨。人们也说他甚至写不出自己的名字。但只要有人嘲笑他的第一个老婆是多么愚笨又不懂事的时候，他就会叹气，就会笑，他会说：你们说得对，她真没用，什么规矩都不懂。我明明给她吃，给她穿，她还在家里闹，我都没闹。她真是没用，她就是想不开。

“阿乌其实有点笨，是不是？”

“阿乌的妈妈很喜欢阿乌娶回来的小老婆。”

“她到处跟人说，说小老婆勤劳，而大媳妇很吵。还说，只有媳妇在吵，儿子却很乖，一点都不吵。”

“这是什么话？讲了也不恶心。”

“就是这样啊。”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这样恶心地重复着发生。我听着生气起来，有特权的人当然不需要吵。当那种让人气昏头的嗡嗡声不分日夜地在心里萦绕不去时，你会想要叫喊好把它呕出来。可是有特权的人听不到这种声音，他们好端端的什么也不会听到。

“要不要喝点水？”

老太婆递给我们每个人一小杯矿泉水。用吸水草[吸水草：吸管。]戳穿杯口上的塑胶套，大家闭上了嘴。

很久以后，理发师才冒出来，她再出现时换了一件衣服，紫红色的上衣镶着亮珠片，重新描过唇线，像准备出门。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妈妈提醒她。理发师就说，是的，你的头发就快弄完了。

她走过来站在我妈背后，小心地拆开一绺头发，头发又松又散地垂下来。我坐在侧后方看得很清楚，同时在那一刻感觉到她的惊慌。有一根发夹掉在推车上的盘子里，发出清脆的哐啷声。

我想别人也看得很清楚。没有人冒失地开口说：头发根本没卷成，失败了！没人这么说。事情都是在隐瞒不住时，才说出口的。妈妈的头发从后面看来有够糟，但从前面是看不出来的。我有点心疼，但心想还是先别出声，她会有办法解决。假如她想要出门，那么她必须先弄好我妈的头发。

理发师脸上没有笑容，我以为这是因为她紧张的缘故。她的双手飞快操作，就像赶着交卷的学生振笔疾书。她花了十来分钟，把每一绺头发重新卷过，抹上一层更浓的塑发膏。最后再度用白色的毛巾把妈妈的头包起来。

“是不是还得再等？”妈妈问。

“再多等半个小时。”理发师低低地说。那副样子极累，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她明明还很年轻，可是她脸上的阴影仿佛却将永远留在那里，那眼睛底下除了阴影就别的什么也没看到。

“你很适合烫头发呢。”有个女人对妈妈说。

妈妈闭目养神，或许她真的想睡了。我觉得自己又冷又饿，心想她这钱其实也真不好赚，一伙人饿着肚子干等。窗口上有抹深深浅浅的阴影在晃动，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正从户外观看别人的生活。有时候，我会搞混收音机传出来的声音，比方说，究竟是剧情或救护车（或警车）刚刚经过了路口，这点我分不清楚。

天空剧场结束以后，一段轻音乐在空中跳动。有个播报员起劲快活地说：亲爱的听众，现在已经是十二点三十分了。在场的女人一一起身，说她们必须回家弄午饭了。

来闲聊的女人都走光了。老太婆从厨房里钻出来。

“什么菜都没有呢。”老太婆对理发师说。

理发师拉开抽屉忙着找东西。我们看着她紧张兮兮地拉开一个抽屉，关上，又拉开另一个抽屉。最后她终于放弃。

“我要出去载孩子，顺便买菜。很快就会回来。”

她抓起手提袋就走了。我们三个人像主人一样站在门后，看着她跳上那辆红色的灵鹿。她蹬着一双银色的细脚高跟鞋，动作却快得像在逃离一间鬼屋，也许这是我的错觉：这是她第二次从我们的面前消失。车子像脱困的鹿一样欢悦地飞奔离去。

时间，时间。时间是头发。光和镜子。瞌睡与打盹。沉闷的午后，叽里叽噜的收音机。

“唉，我是不是糊涂了，我都不记得我们到底等多久了，”母亲说，“我们到底等多久了？”

“我也不知道。”

“她还没有回来，好像正午刚过就出去了，是不是？小学生不是一点半才放学吗？”

“我不知道。也许学校远了一点，也许她还要先去买菜才去载孩子。”

“不懂要等到多久，她才回来。你饿了没有？”

“没有，我不饿。”

“你看什么？”

“钱。”我随便说说。我在看一张桌子上的钞票，似乎那些有点钱的人都喜欢收集一些钞票，把面值小的钞票装裱起来当成装饰。大约有数十张东南亚各国的钞票，一令吉、五比索、三百泰铢、五十万印尼盾，诸国元首、国父、历史伟大人物的人头图像，全都平整温驯地压在玻璃底下，填满了整张桌面。钞票上的人头在玻璃下仿佛永恒而庄严地微笑。他们的眼睛似乎在看着无人所知的某处，超出这间屋子之外，那些他们允诺要带我们到达的远方。

母亲瞄了一眼这张桌子，“这里很冷。”她说。她缩了缩肩膀。“你不冷吗？再等下去我会冷死掉，我要出去外面晒太阳。”

她头上还裹着白色的毛巾，就推开门走出去了。

当老太婆从厨房回到客厅里时，只剩我和她两人在理发厅里。她告诉我，桌子上那些钱都是她儿子收集的。

“我儿子以前去过很多地方，这些钞票是他四处在国外做生意时收的。”

“那你儿子呢？”

老太婆猛然转头看我，她有点矮胖。污漫的双眼里除了惊讶，还有点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

“你没听过吗？你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呀。”老妇人眼睛忽然湿润起来，“他是撞车死的，喝醉了，撞到大树上。”

刹那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看看这房子，就是用我儿子的保险赔偿金买的。这房子也是我媳妇和我孙子的。”

“你的媳妇——？”

“就是刚刚那个帮人家剪头发的查某[查某：闽南语，意为“女人”。]啊。”她压低了声音说，“她是我儿子的小老婆。”

我知道自己无须再问下去，我只需要听着。虽然我一直装着没有兴趣知道。也或许她纯粹想跟人说说她的儿子，就像许多母亲一样，她们愿意把往事从心肺里掏出来讲给陌生人听，仿佛只要有人愿意听这个故事，死人就会活回来。

“他以前在印尼做生意时带回来的。他还有个大老婆一直住在新加坡，本来什么都不知道。他死了，她才匆匆忙忙从新加坡赶过来。她一过来，看到这情况，就立刻吵，发脾气。好凶啊，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发脾气冒火，气得不得了。可是没人要跟她吵，她就把小姨赶出门。”

她安静了一会，不停地眨眼，想控制泪水不让它流出来。

“我们都劝她算了，有什么好闹呢？给谁看呢？人都不在了呀。”

“我儿子，对小老婆可是很真心、很好的。”老太婆说。

这栋宽敞舒适的房子回报了理发师的青春，当她在那个遥远的城市跟着他时，她还少不更事。这栋房子很美。正午的阳光很亮，紫红色的九重葛从柱子爬到屋顶上去，像要把屋子压垮。一排橘红色的天堂鸟开得灿烂，有种违悖常情的欢乐似乎藏在肥美的叶子和花茎里，等待剪刀把它剪下。

我们当初进来时按门铃。老太婆带我们沿着院子里的篱笆内侧往里走，然后再从侧门进入理发室内。很少人会注意这扇小小的侧门，因为它被晒衣架和美人蕉挡住。就算你偶然走近了，看着它也像是在看着一面蒙灰的镜子。你可以看见这扇滤光玻璃的表面上反射出茫然的光，寂静的街道流淌在玻璃门上，你会觉得看不透里头是什么样子。假如警察走过，他们只会看见自己的制服和警徽映照在上面，而这真是既如实又迷惑。人们根本就不会想要看穿这些如镜的门，在门后有一面又宽又大的镜子，以及几张空空的椅子。理发室内总是摆放着多余的空椅子。她把这个地方隐藏得很好。当然这很普通也很平常。在住宅区里，由于艳阳耀眼，很多房子的窗口也都是这个样子。只要我们把门推开，就可以听见模糊的诵经声从隔壁巷子的葬礼嗡嗡地传过来，那里给死人的祈祷未曾停顿过。我想是有一台播音器在鲜花丛中一整天播放。

---原刊《星洲日报》，二〇〇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