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亚是铁路工人的儿子，从懂事起就一直梦想着去当兵。他的父亲支持他的理想，可是他的母亲更希望他能成为工程师或医生。他出生在韦韦特南戈市周边一个叫圣佩德罗内克塔的小镇，那里离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边境不远。他童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无定所，因为父亲是铁路工人，所以全家都要根据父亲的工作地点而变换居住地，直到父亲最后被安排到危地马拉城的中央火车站工作。克里斯平去一所公立学校上了学，那里的条件比他上过的那些乡村小学要好得多。

他学习并不努力，但很擅长体育运动。从很年轻的时候起——那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呢——就经常练习游泳，因为有人告诉他那项运动可以帮他长个儿。他担心自己身高不够，会影响进军校，毕竟军校对学员的身高设置了最低标准。他当时还差几十厘米才能达标，为此很发愁。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得知自己被军校录取的那一天，他的成绩并非位列前茅，但也不至于垫底。后来他在军校当了三年士官生，依然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学生，总是位居中游，能够完成学业任务——这不成问题。他在演习和体能训练中总是表现得非常努力。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人很单纯，甚至有点儿傻气，还很乐意交朋友，和所有人处得都不错，无论是和同学还是和学长；他很遵守纪律，从不惹是生非，因此军校里的校规对他不构成麻烦——不用别人说，他就会主动遵守一切规定——同学们很佩服他能做到这些，但这并没有帮助他获得同学们的尊重。

他的这种有点儿平庸的个性在哈科沃·阿本斯执政后期发生了变化。战争期间，“杀虫剂”——危地马拉城及其周边的居民就是这样称呼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自由军飞机的，因为它们会让人们害怕得胃部不适——中的一架在军校的荣誉广场投下了一枚炸弹。没有人死亡，却有多人受伤，其中有些伤得很重，包括“细嘴松鸡”克里斯托瓦尔·福门托。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亚当时刚上完物理课，亲眼看到炸弹落在荣誉广场边一间屋子的屋顶上，炸弹瞬间把那间屋子炸成了废墟，石块和砖瓦如雨水般倾泻，射向四面八方，击碎了周边的玻璃。他也受到冲击，摔倒在地。站起来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受伤，却能听到有些伤者因疼痛而发出的喊叫声，还看到许多士官生、官员和员工在周围奔跑，身上覆满灰尘，有的浑身是血。几分钟后，混乱局面才平息下来，整个军校的人都在帮忙把伤者——包括他的朋友“细嘴松鸡”——送往校医院，幸运的是，那里并没有在轰炸中受损太多。

克里斯平此前从未对政治产生兴趣。他听说“十月革命”终结了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的军事独裁统治，还听说过庞塞·维德斯军政府，不过没怎么放在心上——那时他还只是个小学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及其继任者哈科沃·阿本斯上校参加的总统大选同样没引起过他的过多关注，而他正是在后者参选时期考入军校的。他一直觉得政治是很遥远的事，和自己关系不大。实际上，那几乎是军校中所有士官生对政治所持的态度。当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在洪都拉斯发动军事政变，指责阿本斯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时，他也没有参加过周围任何一场与此相关的讨论。可是这种政治上的中立立场——或者说是冷漠态度——在“杀虫剂”盘旋于危地马拉城上空抛下宣传册或炸弹造成人员伤亡并引发恐惧、恐慌时彻底转变了，引发这种转变的重要日子就是军校遭轰炸的那一天。美国飞行员攻击危地马拉人，攻击马塔莫罗斯或圣何塞·德·布埃纳·维斯塔军营，还攻击军校，这动摇了他的信念，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变了。他把这一切视作对这个国家的犯罪行为。这是任何一个热爱危地马拉、有尊严感的人都难以接受的，况且他还是个士官生，是未来要当军官的人。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参加军校举办的所有政治讨论活动，有时还主动发起类似的活动。士官生和官员没有统一的立场，对阿本斯政府、对它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无论士官生还是官员，都对卡斯蒂略·阿马斯持敌视态度，认为他破坏了危地马拉军队的团结，还在美国的资助下攻击自己的祖国。

对他造成更大影响的是那枚落在军校荣誉广场的炸弹造成的伤亡，其中有他的同学也是好友克里斯托瓦尔·福门托，绰号“细嘴松鸡”，很喜欢动物，总是聊外国的动物，那些动物在危地马拉很少有人知道。有一天，他带来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种在西班牙被称作“细嘴松鸡”的禽类。小伙子看那张照片时的表情过于兴奋了，因此后来其他士官生给他起了那样一个绰号。“细嘴松鸡”后来被转移到部队医院，克里斯平到那里探望他时，发现他如暗夜般忧伤。医生没办法保住他的一只眼睛。尽管成为独眼并不能算是无可挽回，却意味着他的军人生涯结束了。“细嘴松鸡”只能离开军校，另谋生路。两位朋友之间那场持续了很久的对谈实在让人伤感，克里斯平在某个时刻发现，克里斯托瓦尔的脸颊上挂着泪痕，尤其在谈到自己可能会回家当农民的时候。他说一位舅舅已经提议他回到阿尔塔韦拉帕斯一起干活，那位舅舅在当地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咖啡。

不止克里斯平一个，自从那枚炸弹落在荣誉广场，所有士官生都开始更多地谈论政治了。在这种氛围中发生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情：克里斯平性格大变，成了同学中的领袖。无论是在操场上、课间休息还是入夜宵禁之后，他们甚至会在黑暗中继续交流。他异常兴奋地谈论着旨在对抗“祖国的叛徒们”的事业，这里的“叛徒们”指的是那些为了颠覆阿本斯总统而脱离军队、投效美国的“走狗们”。他还说美国根本没把危地马拉当作主权国家，而是把它当作殖民地。当然了，他的逻辑有时是混乱的，支撑他思想的与其说是理智，不如说更多的是激情，这种激情中还夹杂着对祖国、对同胞和军队的热爱。对他而言，这些都是最神圣的情感。此外还有对那些受政治利益驱动而攻击祖国的叛徒们的憎恨之情，例如满是流氓的自由军，那支部队基本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就是他们使得美国人驾驶的飞机轰炸了危地马拉城，也是他们让“杀虫剂”朝军校投下了炸弹。

一九五四年七月初，士官生们收到通知，所有人都要到奥罗拉机场迎接卡斯蒂略·阿马斯，此人在美国大使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和军队高官们的陪同下，从萨尔瓦多回到了危地马拉。自由军已经和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还组成了临时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国家。卡斯蒂略·阿马斯本人就是委员会成员。得知此消息，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亚向同学们提议发动游行示威。

同一天，他被军校校长埃乌费米奥·门多萨上校叫到了办公室：

“我不应该叫你来办公室，而应该把你关进监狱，”上校阴沉着脸，声音里夹杂着愤怒和惊愕，“你……你疯了吗，卡拉斯基亚？在军事设施里搞游行示威？你不知道这意味着叛乱吗？你将因为这种野蛮行径而被赶出军校，被关进监狱，你知道吗？”

埃乌费米奥·门多萨上校不是坏人。他很注意锻炼，保持着运动员般的身材。他还总喜欢抚摸自己的小胡子。他也曾因军校遭轰炸而怒火中烧，因此很理解士官生们对发生这种事情感到恼火。但军队是讲纪律的，也要有等级观念。校长提醒卡拉斯基亚士官生专心听他说话，不要乱眨眼，在军队里就得服从命令，不能迟疑，更不能打小算盘。如果不这样，军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更不可能保卫国家，也就是说，保卫祖国。

训话持续了很久。最后，上校的语气和缓了一些，他说能理解士官生们的痛苦和愤怒，这是人之常情。但在军队里，命令就是命令，不管喜欢与否，下面的人都要服从。现在上面给出的命令十分明确：全体士官生都要到奥罗拉机场列队欢迎军队长官卡斯蒂略·阿马斯和在圣萨尔瓦多签署了和平协议的自由军。

“我也不喜欢这样，”门多萨上校突然坦陈道，把声音压得很低，像同谋那样看了士官生一眼，“但我还是会去，而且会站在军校队伍的最前方。我必须完成接收到的命令。如果您现在对违抗军令、组织示威游行的事感到后悔了，那您也必须去，也要站到队伍里去，还得穿上制服，把枪擦好油，擦得亮亮的。”

最后，克里斯平请求原谅。他承认门多萨上校说得在理，必须负责任地行动，还说自己当天下午会在全体同学面前作自我批评。

士官生们和军队及警方的队伍一样，赶去奥罗拉机场迎接卡斯蒂略·阿马斯及其同僚。欢迎仪式十分盛大——他们不仅庆祝政府军和自由军达成了协议，也庆祝战争终结，这意味着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及恐惧情绪都是过去时了——没人能想到这场仪式差点儿被军校士官生和自由军士兵之间的冲突毁掉，当时自由军也来到了机场，准备迎接他们的领袖。大家都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几乎没人注意到那起冲突，如今已完全倒向卡斯蒂略·阿马斯的报纸和电台也不曾对此有过任何报道，人们后来只是通过个别目击者的证词才了解到当日爆发了冲突。

来到现场的是最早抵达首都的一支自由军队伍，那支队伍刚好被安排在军校士官生队伍旁边。队伍里，士兵的军服又破又脏，穿戴也不整齐，很是自由散漫；武器也五花八门，有人拿步枪，有人拿猎枪，还有人拿手枪，此外有人举着小旗，有人戴着眼罩，还有人戴着劣质帽子。他们取笑穿着干净、妥帖制服的士官生。士官生们列队整齐，一言不发，听着他们的讽刺和嘲笑，这些嘲笑他们的人除了真正的危地马拉人，还有其他中美洲国家的人，只因他们是战胜方，才获得了这样的特权。事态愈演愈烈，这些人除了嘲笑，也开始侮辱危地马拉军队未来的官员。

士官生们正准备回击自由军的挑衅时，站在队伍最前列的指挥官和班长们压制住了他们。不过平静的局面没有维持太久，当从圣萨尔瓦多抵达的那架飞机的舱门刚刚打开，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大使和卡斯蒂略·阿马斯陆续现身时，人群失去了控制，挤断了围栏，想更靠近刚刚抵达的重要人物。现场一片混乱，一些士官生，加上个别官员和副官，利用这一时机开始了报复行动，对刚才侮辱他们、称他们为“阿本斯主义者”的自由军士兵拳打脚踢，还用头顶。克里斯平是其中一员。在那之前，他从没对任何一个人动过手，但此时性格大变的他成了最早利用现场无序状况发起攻击的士官生之一。他冲出队伍，举起步枪猛击那些离自己最近的流氓，同时不断咒骂着他们。

这一冲突激化了军校和自由军之间紧张的敌对情绪。当晚在军校里举行了学位授予仪式，学生家长们受邀观礼，结果有一群士官生在位于第一区第六大道上的卡比托尔电影院引发了又一场严重的暴力冲突。这群士官生走出电影院时，迎面遇上了早就等着伤害他们的敌人。那场械斗结束后，两位毕业班年级的士官生受伤严重，被送去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克里斯平不在现场，但有人给他讲述了那一事件的细节。那段时间里，军校里的所有人都只谈论这一件事，士官生们因此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许多人同时想到的——去找驻扎于仍在建设的罗斯福医院里的自由军算账。就在大家不无困惑地低声议论着这件事——是采取军事行动还是游击战——时发生了另一起暴力事件，不仅点燃了士官生们的怒火，也惹恼了军校里的许多官员。

事情发生在赫罗纳区由米莉亚姆·里切尔夫人开设的妓院里，那位略带法国风情的美国女人（实际上出生在哈瓦那）总是习惯染一头发亮的金发。三名士官生正在吧台喝酒，一群自由军士兵逼近，他们先是对士官生们进行了辱骂，后来还摔碎了许多瓶子、杯子。不过士官生们的自卫能力很强，那些人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去罗斯福医院求援。就在大家以为事情已然结束之际，六名手持冲锋枪的自由军士兵闯进了妓院，把手中的武器对准三位士官生，然后肆意羞辱他们——脱光了士官生的衣服，勒令他们跳裸体舞、唱歌、扮娘娘腔，后来还冲士官生吐痰、撒尿。

但引爆火药桶的还得算是一九五四年八月二日举行的所谓“胜利阅兵式”。政府军和自由军的士兵们需要联合行进，展示两支武装力量的团结，可是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总统在演讲中仅向反共产主义的那支部队致敬，把所有的溢美之辞都送给了这场内战的获胜方，甚至允许现场观众在军校士官生的队列行进时报以嘘声或进行辱骂。

当天夜里，在几位年轻长官的支持下，军校士官生们袭击了罗斯福医院，也就是自由军的大本营。大家一致决定，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士官生不参加此次行动，以免影响正常毕业。但还是有两名高年级士官生表示希望参与行动，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还一致约定要把校长埃乌费米奥·门多萨上校关押在校长室里，同时，军校官员不插手此次行动。士官生和志愿加入的长官们准备好武器，戴好头盔，分别上了几辆驶往罗斯福医院的公交车。他们早就派去了几名侦察兵勘察敌情，监视对方的行动，甚至还有一小群官员听了他们的想法，和他们争论起来。当然大多数时候是在否定他们的决策，例如他们曾逐一询问一年级的士官生是否自愿参加此次行动。所有人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凌晨四点半，战斗打响。进攻方出其不意，占据上风；自由军没想到对方胆敢发动袭击，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当时天还没亮，又下着蒙蒙细雨，突然之间，刀光剑影，枪炮齐鸣。克里斯平冲在最前面，他属于从右侧攻击罗斯福医院的两支队伍中的一支。克里斯平身边几乎立刻有人受伤或死去，他在枪火中显得有些迷茫，到处是喊叫声和呻吟声，连最靠近他的战友的声音也听不清了。他有些疲惫，四周一片混乱。在震天响的枪声中，他仿佛感到自己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冲击罗斯福医院的正门时，他似乎压根没有察觉自己已身中数枪。

起初被袭击吓了一跳的自由军很快回过神来。战斗持续很久，天逐渐亮起来，雨慢慢停了，太阳升起，照亮了危地马拉城的这个角落。枪声时而消失，时而又响起，且更加猛烈，居住在这片区域的居民本以为和平终于降临这个国家了，此时又赶忙拖家带口，带着大包小包逃出了家门。

中午时分，士官生们从奥罗拉军事基地搞来了一架迫击炮。可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听到了轰鸣声，几架从尼加拉瓜飞来的美国“杀虫剂”在他们头顶盘旋，是来援助自由军的。后来人们才知道，参与那次战斗的飞行员正是杰瑞·弗雷德·德拉姆，可是这次他没能给士官生们造成太大的麻烦。为了给飞机加油，他降落在了奥罗拉机场，那里的卫兵逮捕了他。由于没有收到上层的命令，他们禁止他再次起飞。当他终于再次把飞机升上天空的时候，在罗塞尔·伊阿雷亚诺主教和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大使的调停下，战斗已经结束了。那两人都是阿本斯总统的敌人，都在第一时间为卡斯蒂略·阿马斯获得胜利而拍案叫好，因此士官生尤其是克里斯平对他们的公正性表示怀疑。但军校官员坚持接受调停。主教非常瘦削，几乎是皮包骨，总是挥动长长的手臂做祷告，眼神中充满悔恨和怜悯。他向他们保证，说一定会保持中立；他的任务不仅是阻止这场流血冲突，还要保证战斗双方都能体面地停火；他承诺——以圣母的名义起誓，圣母正在天堂里聆听他的祈祷——必将两全其美地解决问题，让这场冲突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

商讨停战协定时，拉米罗·亚诺斯少尉走到克里斯平身边，他发现少尉显得有些慌乱。少尉提出要把克里斯平送到医务室去，那是在不远处一家面包房里临时设立的。

“去医务室？为什么？”克里斯平问道，这时才发现自己浑身是血。在这场持续数小时的战斗中，他压根没有感觉到疼痛，此时才发现自己的左肩和胸口都受了伤。

亚诺斯少尉搀着他的胳膊——克里斯平知道自己要晕倒了——又叫了另外两名士官生来帮忙，那两人应该是一年级的，头盔戴在他们头上显得格外大。他们的脸上满是灰尘和汗水，帮少尉扶着克里斯平。克里斯平发现步枪已经不在自己手里了，眼前仿佛起了团雾气，一切变得灰蒙蒙的。父亲和母亲的面孔浮现出来，他俩都在场，正关切地望着他，带着敬意，也带着悲伤。他本想对他们说些亲近的话，但没有力气开口了。走入被临时改造成医务室的面包房时，克里斯平什么都看不见了，但还能听到声音，却分辨不出那些声音是谁发出的。万事万物都在无情地离他远去。

克里斯平永远也看不到更不会知道由狡猾的危地马拉大主教马里亚诺·罗塞尔·伊阿雷亚诺先生主持磋商的结果了。他带着一队士官生去了总统府，卡斯蒂略·阿马斯总统亲自接见了他们。士官生们向这位领导人解释说他们在最近几天里不断受到自由军士兵的羞辱，还详细描述了之前发生的几次事件。他们要求战败的自由军一方承认失败，举起双手走出罗斯福医院，并把武器交给当局。卡斯蒂略·阿马斯面带笑容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克里斯平没能看到自由军士兵举起双手走出罗斯福医院的场景，也没能亲眼看到他们把步枪、卡宾枪、手枪和大炮交给军校的士官生们。

实际上，他们从未兑现协议约定的三个承诺：战败方把武器交给政府，然后回到他们的故乡或祖国；起义的士官生们不会因那天的行动而遭受任何处罚，他们的行为不会被记录在案，还能回军校继续学习；支持那次行动的官员和副官们不会遭受惩罚，将继续回归军队，他们的行为不会被记录在军人档案中。

当天下午被送到正规医院之前，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亚就离世了。他不知道那份协议果真像他和其他士官生担心的那样只是一纸空文，停战当天就失效了。尽管士官生们在战斗中占了上风，可真正获胜的是自由军。未来，无论在报刊媒体还是在史书里，都找不到关于那次战斗的任何记载，像无足轻重的事件，被遗忘了。军校立刻被勒令关闭了数月之久。在这段时间里，军校管理层进行了重组，所有支持起义的官员和副官都被赶出了军队，连获得抚恤金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至于那些士官生，除了六名因在卡斯蒂略·阿马斯政府里有颇具影响力的军人亲戚而获得了前往友邦——如索摩查的尼加拉瓜或佩雷斯·希门内斯的委内瑞拉——军校继续学习的机会，其他人都没机会完成学业了。更换了校长和官员的军校重新开学后，压根没人为他们办理注册手续。

不久，卡斯蒂略·阿马斯总统在大教堂的礼堂亲自给罗塞尔·伊阿雷亚诺主教颁发荣誉勋章，还在马里奥·埃弗拉因·纳赫拉·法尔范撰写的演讲词中称他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英雄、圣人”。

克里斯平·卡拉斯基亚的父母本想领走儿子的尸体，但没有获准。军队官员说那具尸体和在那次革命行动中死亡的其他人的尸体一道被埋在了公墓里，而且埋尸点需要保密，因为他们不希望有朝一日那个埋尸之处变成共产主义分子的朝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