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霍梅尼的名字命名的机场里，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大幅照片随处可见，他戴着黑色的帽子，蓄着长长的白色胡须，面色深沉。正是他缔造了眼下这个女性必须戴头巾、穿长款上衣的伊朗，外国游客也不能幸免。飞机降落前，机舱里的女性齐刷刷扎起头发，戴上头巾。我照葫芦画瓢，小心翼翼地把每一缕头发都塞进了头巾。

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在灰扑扑的地砖上。机场不大，抵达的乘客稀稀拉拉地在入关窗口前排队，蓄着络腮胡的工作人员抬头看了我一眼，百无聊赖地在护照上盖了入境章。十几位黑车司机簇拥在出口，一见到外国人就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报价。我换了点货币，穿过司机组成的人墙，径直走出机场。

白花花的太阳炙烤着7月的德黑兰，几缕沉闷的微风轻轻拂过。我身前挂着摄影包，身后背着登山包，四根背带与头巾纠缠在一起，乱作一团。一到风口，头巾如同轻盈的纸片，迅速飘离头顶，滑落到肩上。我手忙脚乱地把头巾拉回头顶，用背带死死压住。坐上出租车，头巾随着卸下的背包一起再次滑落。我摸不清让头巾乖乖听话的门道，只好在脖子上系了一个紧紧的结。

出租车很快停在了机场附近的地铁站边，我循着指示牌，步行到女性车厢所在的站台。一上车，车厢里的伊朗女人齐刷刷转过头来，瞪着圆润剔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身旁的姑娘捂着嘴笑了笑，告诉我不必把头发遮得这么严实。经她提醒，我才注意到，车厢里的年轻女子全然没把着装规范放在心上。在遮住臀部的长款上衣下，她们穿了修身的牛仔裤或纤细的铅笔裤，搭配平底碎花皮鞋或坡跟皮鞋，五颜六色的头巾敷衍地搭在后脑勺上，刘海儿和前额的头发堂而皇之地暴露在外。与她们流于形式的头巾相比，我裹得异常严实的脑袋简直像是缠满胶带的绷带怪人。

身旁的姑娘一把抓下我的头巾，把它横向对折，搭在我的头顶，再把两侧向里折一下，交叉搭到身后。我像是被松绑的犯人，终于自在了一些。一位戴着碎花头巾的阿姨笑了笑，从包里找出小镜子，给我确认造型。女性车厢的尽头横着几道栏杆，栏杆的另一边是男性车厢，没有女人往那里多看一眼，仿佛它根本不存在。

出地铁后，我穿过几个街区，步行到一栋外墙崭新的公寓楼下。公寓楼所在的小道绿树成荫，别墅林立，街边整齐地停了两排中高档私家车。

我故作镇定地上楼，按响门铃。门很快开了，一只通体雪白、脑袋上挂着一簇褐色刘海儿的挪威森林猫一个箭步穿过门缝，蹿到了走廊上，紧接着，一位矮小的红发姑娘从门缝里冲了出来，她一把抱起猫，拉着我进屋，迅速关上房门，惊魂未定道：“我怕另一只猫也溜出去！”正说着，另一只挪威森林猫迈着高贵的步伐走了过来，气定神闲地左右巡视。

红发姑娘放下猫，与我握手问好。她叫阿明，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物理系学生。她有一张古铜色的圆脸，双眼皮如刀刻般分明，嵌在一双橄榄形的眼睛上方，一头卷曲的鲜红色长发张扬地挂在脑袋上。一个月前，她不顾我是没有评价的沙发客网站新用户，爽快地答应了我的入住请求。

我惊讶于阿明居然可以把头发染得如此鲜艳，她挠了挠一头红发，说道：“我们可以把头发染成任何颜色，绿色、蓝色、紫色、粉色……自己喜欢就好。你是不是对伊朗有什么误解？”

我告诉她，我印象中的近代伊朗是一个黑白灰的保守国度，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

1979年初，巴列维家族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被一场由宗教学者霍梅尼领导的民众革命推翻。1979年3月，伊朗举行全民公投，98.2%[数据来源：《新月与蔷薇》第450页，[伊朗]霍马·卡图赞著，王东辉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的伊朗人投票赞成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自那以后，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区域强国从世俗化急剧转向宗教化。国家法律以伊斯兰教义为依据，宗教领袖兼任政治领袖。法律规定女性的证词权重相当于男性的一半；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降至9岁；两性被严格隔离，女性不得与直系亲属或丈夫之外的男性共同出现在公共场合；没有丈夫或父亲的允许，女性不得旅行；没有丈夫的同意，妻子几乎无法离婚。

“许多外国人对伊朗人的印象是宗教狂热、思想保守、行为古板，我也不能说那是一派胡言，不过，在这些条条框框之外，我们有自己的‘秘密生活’。相信我，你会喜欢伊朗的！”阿明眨了眨左眼，嘴角微微上扬。

我刚想追问是什么样的“秘密生活”，阿明就打断了谈话，她正在申请一所德国大学的留学项目，马上要参加一个视频面试。她嘱咐我照看好两只猫，就回房间准备面试去了。

阿明的家位于德黑兰北部的富人区，公寓楼自带配套的健身房和游泳池。客厅非常宽敞，除了一架钢琴、一张可供十人就餐的长方形餐桌、一个休闲吊椅外，还摆了一组布艺转角沙发和一组皮质沙发，皮质沙发边有个金色的小推车，推车上摆着三个大小不一的金色茶壶。两张雍容华贵的波斯地毯铺在沙发前，顶上配了三盏金色的吊灯。开放式厨房连接着客厅，双开门冰箱自带全自动制冰一体机功能，内置净水系统，只需按下冷藏室上的按键，冰水便自动流出。这种冰箱在伊朗家庭很是流行。两只猫扫荡完猫粮，在厨房的吧台上悠闲地来回踱步，一点儿也没把我这个外人放在眼里。

阿明为我准备的住处是紧挨着厨房的一间客房。房间里有一张小床、一个书桌和一些杂物，小床边竖立着五卷波斯地毯，地毯边叠放着两台与人同高的马歇尔音箱。

我放下登山包回到客厅时，一位中年女士正睡眼惺忪地坐在沙发上，她穿着宽大的花色睡裙，一头金色的过肩卷发还没来得及打理。一见到我，她连忙起身，用波斯语向我问好，自我介绍道：“阿明，妈妈。”虽然语言不通，但妈妈倒是非常自在，她指了指自己的房间，双手合十摆在耳畔，告诉我她刚睡完午觉。

我起身回房间，找出从中国捎来的一罐茶叶递给妈妈，比画着喝茶的姿势。妈妈领会了我的意思，她走进厨房，打开罐子，闻了闻绿茶的清香，对我竖起大拇指。她抓起一些茶叶放进玻璃杯，随后又抓起一些，把手悬停在玻璃杯上方，耸耸肩，示意我是否还要继续添加。我不清楚偏爱喝红茶的伊朗人能否习惯绿茶的味道，便摇了摇头，示意她别再加了，以免太苦。

妈妈往茶杯里添加开水，饶有兴致地看着茶色渐渐泛青。她从橱柜里拿出一盒方糖，问道：“Suger？”我连忙摇头，表示不要加糖。

妈妈眯起眼睛，将信将疑地拿起茶杯，看看茶水，又看看我。我向她点点头，她深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呷了口茶。她的眉头迅速向中间聚拢，嘴唇紧紧地抿在了一起。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她就往茶杯里扔了两块方糖，仿佛那是唯一能救她于水火的灵丹妙药。她又喝了一口，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僵硬的面部肌肉也松软了下来。她给我也泡了一杯加了方糖的绿茶。绿茶的清香被糖冲淡了，糖的甜腻被绿茶冲淡了。见我连喝了几口，妈妈昂起头，竖起大拇指，一脸骄傲，仿佛在说：“看，还是我的喝法好吧！”

妈妈把绿茶放到一边，哼着小曲，开始准备晚餐。她把茄子去皮、蒸熟、捣碎，做成茄子泥。两只猫闻到食物的味道，赶紧到厨房视察一番，看看能捞到点什么吃的。

直到我和妈妈吃上晚饭，一脸疲惫的阿明才从房间出来。面试时，教授问了她许多专业问题，她耸耸肩说，她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把专业名词说对。

吃上美味的茄子泥和加了藏红花的米饭，阿明很快就把面试抛到了脑后，她指指桌上一盆绿色的菜叶告诉我，这是伊朗人最喜欢的薄荷。薄荷没有经过任何烹饪加工，朴实得仿佛刚从地里摘下来的。我毫无防备地拿起一片塞进嘴里，诡异的香气像是瓦斯炸弹，在口腔中爆裂，直冲脑门，引得我一阵反胃。阿明和妈妈放下叉子，一脸期待地等待我的反馈。我不想扫她们的兴，只好强忍住呕吐的冲动，挤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每吃几口饭菜，阿明和妈妈就会嚼上一片薄荷，为了不让她们看出破绽，我只好以相同的频率往嘴里塞薄荷。一顿好好的晚餐，突然变成了我和薄荷的一场拉锯战，每拿起一片薄荷，我都要做一番心理准备，吃完后，还要做一下心理疏导。原本美味的米饭和茄子泥，全都沦为了薄荷不起眼的注脚。

吃饱喝足，阿明提议一起去抽水烟。水烟是一种用水过滤后吸食的烟草制品，在中东非常流行。在伊朗这个禁止酒精、严控娱乐的国家，抽水烟是为数不多的夜生活之一。

阿明回房间换上长款上衣，随手拿了条头巾搭在头顶，她没有刘海儿，索性放任长及肩膀的一大簇红发在头巾外呼吸新鲜空气。她带我来到地下车库，娴熟地把车开到地面。在灯光微弱的街巷转了一会儿，她就径直开上了高架路。高架路两旁黑漆漆的，群山和建筑隐匿在夜色之中，只有路灯拨开黑暗，发出孱弱的微光。阿明打开车窗，晚风如同一股激流，呼呼地往车里灌。我本能地按住快要飞起来的头巾，阿明倒是一点儿也不在意，她把摇滚乐的音量调到最大，跟着音乐放声高歌。她的头巾很快滑落至肩头，一头红发随风飘扬，仿佛夜色里的燎原之火。

阿明盘山而上，把车停到山顶。水烟店的门面没有任何装饰，窄得只够一人通行。顺着狭窄的通道拐个弯，眼前是一个开阔的庭院，庭院中央绿树成荫、鲜花盛开，潺潺的小溪穿堂而过，木质的小桥横跨其上。庭院四周摆着各式各样的桌椅，有普通四人座，有沙发位，有席地铺设的地毯。桌与桌之间相隔甚远，彼此互不打扰。

我们穿过庭院，找了个户外的位置，脱下鞋，盘腿坐在地毯上。阿明点了一个柠檬味的水烟，不一会儿，服务员把高约60厘米的水烟壶摆到地毯上，用铁夹把烧热的炭块放到烟草上。准备就绪后，他把长长的软烟管和两个一次性烟嘴递给阿明。阿明把烟嘴插到烟管上，猛吸几口，烟壶底部的水迅速翻滚，咕噜咕噜冒着小泡。她满意地点点头，取下烟嘴，把烟管递给我。我插上烟嘴，谨慎地吸了一口，淡淡的柠檬味飘进口腔，泛着阵阵微甜。阿明摇摇头，批评我吸得太轻。她抢过烟管再次示范，嘱咐我应该用深呼吸的劲道用力猛吸。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出处：https：//www.who.int/tobacco/publications/prod regulation/factsheetwaterppe/ zh/.]，水烟不仅危害健康，也容易令人上瘾，但盛情难却，我只好拿出测试肺活量的架势。看到气泡滚滚而上，阿明赞赏地点了点头。我不敢怠慢，又猛吸了几口，直到一阵淡淡的晕眩感袭来，我才取下烟嘴，把烟管交还阿明。

伊朗街头几乎看不到男女同行，但水烟馆里，男人女人同坐一桌，轮流抽水烟，说说笑笑，旁若无人。阿明告诉我，德黑兰是伊朗最世俗、最开放的城市，明面上，人们不得不遵守着装和行为规范，但私下里，许多人过着“秘密生活”。即使检查穿着和行为的宗教警察遍地，人们还是会偷偷谈恋爱。国家限制女性的穿着，大家就在家里开派对，派对上，女人身穿短裙，浓妆艳抹，互相拍照、拍视频，分享到社交媒体。饮酒被禁止，有的人就在家自行酿酒，或通过地下渠道购买酒水。

我问起阿明出国后是否考虑回国，她提高嗓音道：“为什么要回来？当然不啦！”

网上的信息称，女性游客在伊朗容易遭遇性骚扰，为了避免不愉快，阿明建议我去周五巴扎¹买一件不显眼的衣服。

阿明家附近的BRT²车站没有售卡亭。一辆崭新的公交车缓缓进站，我在车门口向司机比画“交通卡”的手势，耸耸肩，司机点了点头，招手让我上车。我递上零钱，他摆摆手，径直开出了车站。此后的几天，我一直没找到营业中的售卡亭，但每位BRT司机都欢迎我免费乘车。与地铁一样，BRT的车厢中间竖了几根栏杆，把男女分隔两旁，女性可以上男性车厢，男性不能来女性车厢。

街上的私家车一律黑白灰，与德黑兰灰扑扑的天空一样沉闷、单调。伊朗人并非不喜欢五颜六色，但黑白灰的汽车最容易买到耗材，最容易维修保养。

一位鼻子上贴着厚厚纱布的年轻女子走上车，她的前额挂着几缕香槟色的刘海儿，一根麻花辫的末端露在头巾外，如钟摆般轻轻晃动。她微微昂起头，嘴角上扬，一双大眼睛盛气凌人。她并非磕破了鼻子，而是刚做完削鼻整形手术。

过高的鼻梁是伊朗人的噩梦，他们热衷于通过手术将鼻梁削矮，德黑兰也因此被戏称为“世界鼻手术之都”。阿明告诉我，贴着纱布的鼻子甚至成了伊朗人炫耀的资本，因为这代表他或他的家庭负担得起高昂的手术费用。有的人没钱做手术，却用纱布包裹住鼻子，借此享受路人艳羡的目光；有的人明明已经从手术中恢复，却迟迟不愿摘下纱布，只为多显摆一阵。

BRT到站后，我找到一家货币兑换店，把500美元递给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囿于美国的制裁，伊朗的银行系统与外界几乎完全断开，国际通用的信用卡、借记卡无法使用，我只能准备现金。

工作人员把厚厚一沓纸钞和一张小票递给我，小票显示，这里有1745万里亚尔。我皱着眉头在窗口旁数着钞票上一连串“0”，花了好一会儿才把钱分成几沓，装进包里。一走出兑换店，我就后悔了，背着1000多万去逛巴扎，怎么想都不是个好主意。

我正想向路人打听巴扎怎么走，就看到人们一窝蜂地赶往同一个方向，本能告诉我，那一定是周五巴扎。伊朗实行单休制，周五是唯一的休息日，这天，大部分商店、博物馆都关门歇业，唯独每周开放一次的周五巴扎最是热闹。

周五巴扎位于一栋简陋的建筑内，地面是深灰色的水泥，顶上的白色横梁污迹斑斑，明晃晃的白炽灯一字排开，售卖地毯、衣物、首饰、背包、镜子等的小商贩早早来到这里抢占摊位，摆好商品。我遵循阿明的建议，挑了件材质轻薄、外观朴素、价值人民币70元的长款衬衫。

一位身穿黑袍的老妇人把刚买的一张毯子顶在头顶，两位同样穿着黑袍的年轻女子跟在她的身旁。阿明说，伊朗女人的穿着基本取决于家庭，开明家庭不会干涉衣着，但保守家庭会要求女性严格遵循穿衣规范。

巴扎外，玉米堆成小山，小贩在路边摆了一个炭火炉，售卖烤玉米。卖冰激凌和果汁的小店门口挤满了人，人们端着加了巧克力酱和坚果的大碗冰激凌，坐在路边享用。

换上新买的衬衫后，我步行前往德黑兰大学。德黑兰大学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伊朗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周五的大学大门紧闭，禁止外人入内。我与门卫沟通了好一会儿，他才同意让我进去参观半个小时，但不能携带相机。

校园的主干道种了两排高大的树木，停了一排轿车。我跟随两位正在讨论问题的教授和学生走进一栋教学楼。教学楼设施陈旧，自习室里，一块块半透明隔板把姜黄色的桌椅隔开，门口有一整面墙的储物柜。周五，这里空无一人，仅有的几位学生坐在楼道边的座椅上，正开着笔记本电脑讨论问题。

从德黑兰大学向东步行两公里，就是轰轰烈烈的人质危机发生地——原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人质危机期间，伊朗人总是对出租车司机说“请载我们去间谍窝”；如今，这栋建筑在地图上的名字仍然是“美国间谍窝”。“间谍窝”大门紧闭，外墙上布满反美涂鸦和标语，自由女神的面部被改画成了骷髅头。

在德黑兰过马路像是在玩命。

伊朗人开起车来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字典里似乎没有“减速”和“礼让行人”这样的字眼，尽管车流和人流纵横交织，司机也能一边加速，一边杀出一条血路，哪怕是快要散架的面包车，司机也能不停地轰油门，开出方程式赛车的气势。行人不甘示弱，他们总是走着走着就毫无征兆地冲进车流，全然不把斑马线和红绿灯放在眼里。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双方都不愿率先投降，他们各自保持匀速或加速前进，直到几乎撞成一团，才猛地停在原地。正因如此，伊朗的交通事故率一直居高不下，位居世界前列。¹

初来乍到，我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踌躇不前。没一辆车有减速的意思，哪怕距离路口只有几米，司机也会猛踩一脚油门，在我迈出步伐前呼啸而过。见我犹豫不决，两位伊朗小伙子招了招手，示意我跟上他们。他们不顾正在全力冲刺的汽车，目不斜视地笔直向前。汽车司机棋逢对手，只好紧急刹车，在撞上他们前猛然停住。

傍晚，晚高峰如期而至，主干道被挤得水泄不通，亡命之徒般的司机们终于低头认输，夹着尾巴蜷缩在车流之中。车上的拥挤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路面。我的左膀右臂被伊朗女人紧紧贴住，空调奄奄一息，汗臭味迅速攻陷车厢。我顾不上流入眼中的汗水，死死抱住背包，保护我的“千万资产”。

好不容易回到家时，阿明和妈妈已经吃过晚饭了。妈妈一边热饭菜，一边用榨汁机为我打了一杯漂浮着绿色粉末的酸奶饮料。我毫不设防地喝下一大口，诡异的香气穿过喉咙，惹得食道一阵抽搐。原来，杯子里的绿色粉末不是别的，正是伊朗人最喜爱的薄荷。薄荷被榨汁机打成了碎渣，均匀地漂浮在酸奶里。在伊朗人看来，这种叫“杜格”（doogh）的饮料清爽解腻，是炎炎夏日的绝佳伴侣。一杯“杜格”下肚，我的食欲荡然无存，但很快，薄荷叶子连同饭菜再次出现在了眼前。

伊朗的基础建设还算不错，每步行一段路，就能找到冰镇直饮水，但这依然抵不过盛夏的酷热。午后最热的几个小时，所有博物馆、宫殿都关门歇业，于是，找个午后避暑之地成了我的燃眉之急。

一天，我偶然在午休时间进入清真寺参观。清真寺用隔板分隔出了男女祷告区域，女性祷告区不大，铺满了图案繁复的巨大地毯。几位女性正在前排低头祷告，其他十来位女性横七竖八地躺在后排的地毯上，有的正在玩手机，有的低声聊天，有的用头巾蒙住眼睛，睡得正香。

见她们如此怡然自得，我也把背包当作枕头，原地躺平。四周全是女人，全然不用担心被异性骚扰。空调吹出徐徐凉风，地毯软硬适中，墙角还有饮水机和插座，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午休场所。伊朗的清真寺遍地开花，午休问题终于迎刃而解。¹我问阿明伊朗的清真寺为何如此随意。她说，清真寺既是宗教场所，也是为人民提供便利的地方。

“夏天这么热，我们进去吹一会儿空调，休息一下，合情合理啊！”

在德黑兰的最后一个晚上，阿明推荐我前往一处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山顶。傍晚，我沿着公路步行上山。德黑兰空气污染严重，城市时常被雾霾紧紧锁住，让人恨不得给口鼻装上一张滤网。但这天的天空一碧如洗，从山顶望去，崇山峻岭般的楼群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山下，如同这里的交通一样单调、无序、混乱。

13世纪前，对德黑兰的记载寥寥无几。1220年，蒙古人横扫波斯，附近村庄的人们逃亡到德黑兰，把这座小村庄发展成了繁华的贸易中心。1795年，阿迦·穆罕默德·汗²成为沙阿³，定都德黑兰，此后，德黑兰不断扩张，1900年，这里已经有25万居民。如今，德黑兰是世界上著名的高密度人口城市。

夜幕降临，来山顶散步的人越来越多。黑暗中，男人与女人的距离慢慢拉近，有的年轻男女找了个长凳坐下，谨慎地依偎在一起，低声聊天。我第一次在伊朗卷起袖口，让手臂接受晚风的吹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