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遵照阿明的建议，买了开往伊斯法罕的豪华大巴车票。大巴的座椅是宽敞的灰色皮质沙发，配有黑色的颈枕，椅背和踏脚板能够自由调节角度，前后座椅的间距宽到足以半躺。大巴才刚出发，一位男性服务人员就递上了一听凤梨汁和一个装有糕点、饼干、小零食的纸盒。

与这头等舱般的体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窗外无边的荒漠。大巴一路向南，笔直的道路腾起烟尘，地表的热浪越来越清晰可见。伊斯法罕沙发主妮露法发来信息说她会来汽车站接我。虽然已经在私信里强调过多次，但她再次向我重申歉意——她英语不好，家里很穷，希望我不要介意。

我费了一番工夫，才在汽车站外的小型停车场找到了与男朋友一起来接我的妮露法，她戴着鲜黄色的头巾，化了淡妆，深邃的眼窝自带烟熏妆效果。

妮露法从上到下来回打量我，厚厚的嘴唇藏不住笑意。得到男朋友肯定的眼神后，她艰难地拼凑出几个单词：“我家，穷，房子，差，你，不，介意。”说完，她高兴地看着男朋友，像是个期待被父母表扬的小孩。男朋友向她点点头，笑着告诉我，妮露法第一次和外国人说话，难免紧张，但她非常高兴可以接待我。

把我们送上出租车后，男朋友就离开了。出租车绕了好一会儿，才在市郊一处空无一人的街道边停下。下车前，妮露法嘱咐我：“男朋友，不提，爸妈，不知道。”我点点头。

妮露法一家租住在一栋两层楼的老房子里，一楼是父母的房间和卫生间、厨房，二楼是她自己的房间。厨房和卫生间没有采光，只有电线外露的灯泡忽闪忽闪，提供微弱的照明。妮露法的房间不小，但除了一张小床、两个快要掉漆的褐色柜子外，就没有任何称得上是家具的东西了。她把护肤品和化妆品堆在窗台上，电脑显示器和主机摆在地毯上，十几条五颜六色的头巾搭在衣帽钩上。墙上贴着埃菲尔铁塔的剪纸，一盏接触不良的白炽灯忽明忽暗。

“太乱了，太乱了。”妮露法吐了吐舌头。

房间中央铺了一块花纹细密的巨大红色地毯，看上去雍容华贵，与简陋的房间不太相称。波斯地毯以质地优良、图案精美、工艺精湛而享誉世界，伊斯法罕出产的地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波斯地毯。在伊朗人看来，地毯象征着主人的富裕程度。妮露法骄傲地说，她家一旦存下钱，就会囤积地毯，说着，她把我带到房门后方的角落，角落里堆着五六卷比人还高的地毯，毫无疑问，这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妮露法把散落在床上的几本书收起来，拍了拍床上的灰尘，说道：“你，睡床，我，地上。”我连连推托，但妮露法执意要求我睡在床上。一番你来我往后，我们决定，既然地毯很大，我们不如一起睡在地上。

说话间，妈妈从楼下端来了晚餐——加了藏红花汁的米饭、鸡肉煮黄豆、番茄黄瓜沙拉、一小碗酸奶和一盘薄荷叶子。她在地毯上铺了张餐垫，我和妮露法面对面，席地而坐。

妮露法的家位于市郊，晚饭后，她拿出纸笔，写下换乘四辆车进城的详细路线。她刚放下笔，妈妈就进屋收拾餐盘了。妈妈个子很矮，头发半白，脸上爬满皱纹。看到妮露法写的几行波斯语地名，妈妈皱着眉头咕哝了几句，妮露法翻译道：“你，不认路，妈妈，不放心。明天，她和你进城，你自己逛，晚上，她和你回家。”

我连忙摇头说不能麻烦妈妈。妈妈叹了口气，眼角垂了下来，一个劲儿地自责家里太远。我指指登山包，让妮露法转述——我都一个人背包出国了，进城这点小事不在话下。

伊斯法罕的夏天热得如同火炉，即使是晚上也凉快不到哪里去。妮露法的房间有一台嵌在墙上的窗机空调，她按下遥控键，“轰——轰——轰——”的巨响从风口传来，像是一架即将起飞的战斗机。冷风和燥热中和成一股温暖的狂风，扫荡着整个房间。妮露法的一头黑色长发被吹得乱成了鸡窝，她捂着耳朵抱怨：“这个，太响，我，睡前，开，睡下，关。”

然而，事情并未如她描述的那般轻松。刚躺下时，我还能借助窗机空调的余凉眯一会儿眼睛，但热气很快占了上风，地毯仿佛熊熊燃烧的火炕，很快就把全身的汗水都逼了出来。妮露法翻了个身，冲我叹了口气。她按下遥控键，窗机空调再次咆哮起来，仿佛要把屋顶掀翻。没过多久，我们的脑袋被震得胀胀的，只好再次按下关闭键。一整个晚上，我们都在燥热和巨响间反复切换，只有窗机空调刚刚关闭、温度还没上升的间隙，我可以短暂地眯上一会儿。

虽然睡眠质量不好，但早上5点多，妮露法的闹钟准时响起。她悄无声息地起床，拿上背包就出门了。

7点多，妈妈听到楼上有动静，立马端来了早餐——馕、奶酪、蓝莓酱和几块小蛋糕。她坐在我的对面嚼着馕，不停地摇头叹气。我快吃完时，她再次用手势示意——她可以带我进城。我连连推辞，独自踏上了进城之路。

我从狭窄的小巷步行到主路，跳上一辆快要散架的公交车。公交车的椅背伤痕累累，黄色的泡沫顺着裂口破壳而出。几分钟后，司机把车停到路口，乘客们一溜烟下车，冲向BRT始发站。BRT一进站，赶着早高峰上班的人群便一窝蜂拥进了车厢。好不容易撑到市区，我早早挪到车厢门口，以免到站时下不了车。

按照妮露法画的地图，我转了个弯，在路口坐上一辆共乘出租车。伊朗的公共交通体系不太发达，在没有公交车的路段，共乘出租车成了替代品，这种车通常只跑固定线路，坐满出发，价格透明。

辗转了一小时，我终于坐上了最后一辆公交车，前往仅次于天安门广场的世界第二大广场——伊玛目广场。

16世纪著名的半韵诗用“半个世界”¹形容伊斯法罕这座城市。1579年，萨非王朝²最伟大的统治者阿巴斯迁都至此，他热衷于城市建设和艺术资助，在他的打造下，伊斯法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登上阿巴斯大帝的住所——阿里·卡普宫，伊玛目广场尽收眼底。广场被连绵成片的蜜色双层拱廊围绕，拱廊里满是售卖波斯地毯、手工艺品和纪念品的店铺。广场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喷泉，喷泉关闭时，水面如同镜面，拱廊倒映其中。

顺着喷泉向上望去，小巧的谢科洛夫拉清真寺挺立在排山倒海的拱廊之间，如同绵延无尽的沙漠里一汪清澈的泉水。点缀着白色藤蔓和祖母绿花朵图案的蜜色穹顶像是一顶巨大的帽子，戴在了图案繁复的蓝色大门之上。这座清真寺没有庭院，没有宣礼塔，曾仅供宫殿中的女眷使用。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蓝色、青绿色、黄色的小瓷砖拼贴出藤蔓和花朵的图案，布满走廊和拱顶，步入其中，宛若误入一片青草遍地、野花盛开的夏日森林。走廊尽头是用于祈祷的中央圣殿。向上望去，穹顶上的几何图案极富规律地向上收缩，如同开屏的孔雀，阳光透过16扇高高的花窗洒进来，把穹顶照得金光熠熠。

谢科洛夫拉清真寺的南面是大量采用蓝色镶嵌工艺图案的沙阿清真寺。两座高耸的青色宣礼塔如同灯塔，指引着古时穿越沙漠至此的商队。人口处的蓝色壁龛借鉴钟乳石的线条，把图案各异的小镶板拼贴在一起，组成蜂窝状的立体穹顶。

走进清真寺，四座蓝色的“伊万”（Iwan）坐落在庭院四周。“伊万”是一种面向庭院的高大凹龛，配有拱形的尖顶。茎、叶、芽被抽象成图案，极富规律地排列在“伊万”上，像是一面簇满鲜花的高墙。步入“伊万”，朴素的廊柱支撑起一个个蓝色的小穹顶，仿佛一层层裹着宝石的海浪在头顶翻滚。再向里走，是一个八角形的主殿，抬头望去，以蓝色为背景的同心圆图案围绕着高达53米的金色穹顶向外发散，五光十色，绚丽夺目。

建筑被认为是波斯文化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穹顶则是波斯建筑的点睛之笔。

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清真寺无法使用人物绘画和造像进行装饰，但波斯人的创造力没有因此而枯竭，相反，他们就此离开具象世界，以花草和几何图案为灵感，用线条、形状和色彩构筑起另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

通常来说，高饱和度的色彩和复杂的图案堆叠在一起，容易令人感到杂乱无章、过犹不及。波斯的装饰艺术虽密不透风、没有留白，却因遵循一种图案和配色的规律而极富秩序。波斯人把细小的瓷砖拼贴在一起，形成从中央向外扩散的放射状图案，仿佛传达了一神教的理念——万事万物皆由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创造。穹顶有边界，但向外扩散的规律性图案似乎可以突破有限的空间，给人无穷的想象。抬头仰望穹顶，宛若仰望星空。

傍晚，我在伊玛目广场等待落日。两排细细的水柱从水池跃向天空，组成一道水做的拱门，斜阳打在水幕上，泛起缕缕彩虹。孩子们撩起裤腿，把脚浸入冰凉的水池，手舞足蹈地把水泼向四周。

我才站定了没一会儿，一位圆脸姑娘便走上前来，礼貌地问我来自哪里，随后，她列举了对中国的印象——高铁、长城、中国制造。她是英语系的学生，平日里没什么机会与外国人交流。终于逮到说英语的机会，她一口气问了十几个关于中国的问题。

没过多久，一位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低着头、咬着指甲，在距离我们两米远的地方来回踱步。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腼腆地笑了笑，说想和我聊聊。不一会儿，小伙子的身后又多了一位梳着大背头的青年，他的身后，还跟了一位戴红色头巾的姑娘。英语系姑娘见状，不太好意思“霸占”我太久，她提议去巴扎给我买个冰激凌，把我暂时“让”给别人。

她一离开，等了快半小时的小伙子赶紧上前，问我有没有去过美国、喜不喜欢美国的产品。我担心他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不敢贸然回答，只好坦白我没有去过美国。他炯炯的眼睛耷拉了下来，一脸失望，但他马上打起精神，用饱满而激昂的声音告诉我，他特别喜欢美国的科技产品，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去美国留学，到硅谷工作。

他绘声绘色地谈起了第一次摸到iPhone 4的时刻。那天，当手指划过流畅的曲线，他像是触了电一般浑身发麻，从指尖一直麻到心里。他平生第一次意识到，手机也可以做得如此艺术。说着，他举起自己的杂牌手机，嫌弃道：“看看这，这就是块石器时代的板砖！”

伊朗没有苹果店，虽然伊朗人可以通过地下渠道购买苹果产品，但零配件不好买，维修非常麻烦，他只好作罢。我问起反美情绪，他笑笑说，国家和政府是两码事，政府之间的糟糕关系不影响他喜欢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产品。滔滔不绝地夸赞了一番美国后，他就连连道谢、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大背头男士走上前，开门见山道：“请问在中国，男女可以在公众场合约会吗？可以牵手吗？”

我告诉他，牵手、拥抱、亲吻都可以。

他像是听了个灵异故事，眉毛高挑，抬头纹一道一道刻在额头。思索一番后，他再次向我确认：“是只能在晚上人少的地方牵手吧？”

我告诉他，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牵手。

他眯起眼睛冥思苦想了一会儿，懊恼地摇了摇头道：“虽然在电影里见过，但放到真实生活，还是难以想象。”

他离开后，等在一旁的红头巾姑娘走上前，问道：“你好，我听说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是真的吗？你是吗？”

她刚问完，英语系姑娘就拿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冰激凌回来了，她告诉我，这是巴扎里最有名的冰激凌。我一边吃一边告诉她们，大部分中国人确实是无神论者。红头巾姑娘说，伊朗也有无神论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无神论者尤其多，她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她对信仰懵懵懂懂，长大后，她渐渐发现，有的人表面虔诚，背地里却坏事做绝，有的人没有信仰，但善良可靠。在她看来，信不信仰宗教和个人德行没有必然的联系。

谈话间，天已经黑了，落日当然是没有拍成。

伊朗人的周末主要活动是去公园野餐。

周五下午，我躲进一家公园避暑。公园的每片树荫下都围坐了一个伊朗家庭，他们把带来的波斯地毯铺在草坪上，摆上零食、水果、蛋糕、饮料，悠闲地谈天说地。水池边聚集了十来个男孩，他们争相鱼跃入池，水花四溅。看到我的相机，他们模仿起了跃身击浪的鲸鱼，在水池里表演后空翻和侧空翻。

一个小男孩突然拉了拉我的衣角，递上一份水果，随后捂着脸，落荒而逃。他那正在野餐的家人们见我收下了水果，对他竖起大拇指。见有人对我伸出了橄榄枝，其他家庭不甘落后，他们纷纷派出家里唯一一个能说上几句英语的人，给我送来了柠檬茶、小蛋糕、瓜子，一时间，我的长凳边堆满了食物。只要我收下食物，他们就仿佛打了一场胜仗，彼此相视而笑，甚至击掌庆祝。

一个后到的家庭无处摆放送来的食物，干脆邀请我一同入席，加入野餐。这家男女老少总共来了15个人，他们的野餐备品犹如哆啦A梦的口袋，除了便携的零食外，还有一个粗大的保温瓶，保温瓶里装着米饭和香喷喷的烤鸡。戴着黑色头巾的阿姨用一次性盘子给我盛了一碗米饭和两个鸡腿，又端上一份蔬菜沙拉和几片柠檬。大家咧着嘴，笑眯眯地看着我吃饭，仿佛很高兴把我“据为己有”。待我把米饭和烤鸡扫荡一空，两位少女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几份双色冰激凌。临别前，他们坚持往我的包里塞了点儿零食和蛋糕。

傍晚，我步行前往三十三孔桥，这座双层结构的蜜色桥梁因有三十三个拱而得名。枯水期，桥下滴水不剩，桥的一边是龟裂的河床，密密麻麻的裂纹像是冬日里干裂的皮肤，桥的另一边积了一层薄薄的水，长着稀稀拉拉的杂草。金色的夕阳穿过桥洞，把水滩照得忽闪忽闪。

天空渐渐由浅蓝变为深蓝，黄色的灯光亮起，照亮桥洞和二层的拱门，来此闲逛的人越来越多。一位青年在桥洞下席地而坐，取出吉他，摆上琴谱，自弹自唱了起来。几位路人循声而来，在附近坐下。桥洞仿佛天然的音场，悠扬的歌声缭绕其中，形成淡淡的回响。人们小心翼翼地不发出一点儿声音，也不走动，直到几曲唱毕，才轻轻地鼓起掌来。

回到家时，妮露法正趴在小床上背诵英语单词。

妮露法的父母早已离婚，每天给她做饭、为她操劳的“妈妈”实则是她的继母。她告诉我，继母待她如亲女儿。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她不希望他们再奔波劳累。为了承担家庭开销，她找了两份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第一份从7：30工作到14：00，第二份从14：30到22：00，中午那仅有的半小时，她得在路上奔波，午餐只能吃继母准备的便当。她的工作单位都在城里，每天除了工作十四个小时外，她还要花三小时通勤，一周六天，每天如此，周五是她唯一的休息日。

“你平时那么累，今天不休息一下吗？”我问道。

“平时，忙，今天，学一点，学习，开心。”妮露法露出幸福的微笑，一点儿也不像是早出晚归的打工人。

“你工作中用得到英语吗？”

“不。”

“那你为什么要学呢？”

“不学英语，怎么，和你说话？不学英语，怎么出国？巴黎，伦敦，纽约，我都想去，我要学好英语。”

晚饭后，妮露法打开她那台速度很慢的台式机，播放了几首她喜欢的伊朗歌曲。虽然工作艰辛，但她却出奇地乐观，很少露出疲态。比起抱怨生活，她更喜欢听我讲述国外旅行的故事。

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伊朗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不到五分之一[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L.TLF.CACT.FE.ZS？locations=IR.]，但妮露法对这样的现状一笑置之，她跟我细数着每个月可以存下多少钱，几年后可以存到多少钱，那时，她就可以给父母租更好的房子，再过几年，存的钱就会够她去一次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