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达的长途汽车站像是个巨大的加油站，开往各个城市的面包车整齐地排列在灰色的顶棚之下。油价约0.5美元一升，哪怕车门敞开，司机也不吝把空调调到最低温度。车上只有我一位女乘客，艾哈迈德向司机确认了我的目的地和车费，拜托大家照顾好我。出发前，一位蓄着络腮胡的年长男性带领全体乘客向真主祈祷。

面包车刚刚驶出汽车站，前排的男士就转过头来，笑着递上一个苹果，他用右手反复拍向嘴唇，示意我赶紧吃。拐弯时，身旁的青年把身体绷得笔直，与我的手臂保持至少一拳的距离。在小卖部停车时，司机不忘给我捎上一瓶冰镇果汁。相比于这人情温暖，沿途的风景实在叫人失望。天空蒙着一层薄薄的沙尘，泛着淡淡的灰色，窗外除了电线杆和快被晒蔫了的灌木丛，就只剩一马平川的沙漠和戈壁了。

我在卡尔巴拉检查站前的五星级酒店下车，等待玛瓦达来接我。玛瓦达是我在伊拉克找到的唯一一位女性沙发主，她的存在，对我来说是一颗定心丸。

伊拉克女性几乎不可能成为沙发主，她们不被允许独自出门，交际圈只有亲戚和女性朋友，对陌生人避而远之。即使有心使用沙发客网站，也能说英语，但她们无法分享照片，也就难以取得陌生人的信任。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敢于分享照片并接待沙发客的玛瓦达一定非同一般。

等了好一会儿，路边才出现了一位矮小、穿着黑袍、戴着黑色头巾的女性。在空无一人的五星级酒店门口，她毫无疑问就是玛瓦达。见我没戴头巾，玛瓦达拉着我拐进小巷。她告诉我，卡尔巴拉是什叶派圣城，女性外出必须穿黑袍，好在她家不在市区，我这么穿也无伤大雅。她的语速不疾不徐，说起话来自信、老练。

玛瓦达的家是一栋两层楼的小别墅，楼下是两个客厅和父亲的房间，楼上是她的房间。

步入客厅，我仿佛误入阳光明媚的地中海小岛。主客厅的三面墙分别刷成了明黄、淡橘、蓝绿，地上铺了两排柔软的坐垫，几盆绿植挂在楼梯的扶手边，姿态优雅，郁郁葱葱。一旁的小会客厅整个刷成了天蓝色，摆了一组宝蓝色的天鹅绒沙发，连墙上的挂画和头顶的电风扇都是蓝色的。

嵌了大块彩色石头的白色水磨石组成通往二楼的楼梯，踩着它们上楼，犹如踩着五颜六色的大颗糖果。玛瓦达的房间不大，也刷成了天蓝色。房间里除了必要的家具，就只剩床头柜和书桌上一摞摞的书了。玛瓦达不喜欢化妆，总是素颜朝天，她更喜欢把时间花在阅读上，因为书籍可以带给她心灵的滋养和持久的快乐。

换完衣服下楼的玛瓦达仿佛变了一个人，她穿着白色T恤和蓝色短裤，脸圆圆的，留着一头披肩长发。她说起话来总是眼角含笑，像是个满腹鬼点子的精灵。

我们刚喝上茶，玛瓦达的父亲就走进了小会客厅。父亲个子不高，头发半白，小腹微微隆起，鼻子又宽又大，鼻尖肉肉的，像极了《名侦探柯南》里的阿笠博士。他是一名工程师，工作中时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父亲说要弄点吃的，问我要不要一起吃一点，我点点头，心生困惑。

“您会做饭？抱歉，我从没见过会做饭的阿拉伯男人。”

父亲哈哈大笑，眨巴着一双大眼睛说：“那你今天要第一次吃上阿拉伯男人做的饭了，恭喜你啊！我和玛瓦达的妈妈离婚了，如果不会做饭，我不就活活饿死了吗？”他拍了拍自己的小肚腩，噘着嘴，一脸委屈：“饿死这个死法可太惨了。”

父亲带我来到厨房，打开冰箱。冰箱从上到下塞满了蔬菜，像个小型蔬菜仓库。父亲说，阿拉伯人不注重营养搭配，吃得太多、太甜，他年纪大了，食物以蔬菜和水果为主。说罢，他拿出黄瓜、番茄、胡萝卜、生菜，拌成一碗沙拉。

伊拉克有两个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哪怕是爆炸频发的时期，这两个城市也大体安全。父亲允许玛瓦达独自外出，如果天黑前回不了家，只需提前向他“报备”。

傍晚，玛瓦达提议一起去城里转转。她拿来黑袍和头巾，帮我穿戴整齐。黑袍的腹部和袖口镶有圆形的小亮片，头巾上画着水墨风格的大片花瓣。

黑袍和头巾总是会虚报年龄，哪怕五官再立体、妆容再精致，一旦裹起头发、遮蔽身体，气质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了长发和衣着的加持，我的东方女性面部特征袒露无遗。扁平的五官分布在一张鹅蛋形脸上，任凭黑袍上的亮片和头巾上的花瓣如何力挽狂澜，也阻止不了镜子里的我迈入40岁的大门。

进入圣城的核心区域前需要过一道安检。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小房间里，女性工作人员认认真真地把我从上到下摸了一遍。房间的角落里摆了一只板凳，墙上挂着一面书本大小的镜子，镜子旁的置物篓里放着几把破旧的梳子。一位妆容精致的年轻女子摘下头巾，把略显凌乱的长发梳理整齐，再熟练地戴上头巾，对着镜子莞尔一笑。

走出小房间，身穿黑袍的女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吓得我死死抓紧了玛瓦达。

“万一被人流冲散，我要怎么找到你呢？”我问。

玛瓦达晃了晃挎在身侧的粉色小包，让我记住包的式样。

“也可以记住鞋子的颜色和款式，但对你来说好像太难了。”玛瓦达眨了眨眼睛，调皮地说。

卡尔巴拉的侯赛因清真寺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侯赛因清真寺大得惊人，我们光是绕着外墙就走了好久。夜幕降临，灯光把镀金的穹顶和高耸的宣礼塔勾勒得金光灿烂，装饰着花朵藤蔓图案和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天蓝色大门美轮美奂，庄重典雅。清真寺外的广场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他们拖家带口，在广场上铺一块地毯或塑料布，席地而坐。有的人住不起旅馆，晚上就睡在这里。

我犹豫了好一阵子，小心翼翼地问玛瓦达能否与她合影。

“当然可以！”她笑着凑近我的自拍镜头。

“那，我可以把照片发到网上吗？”

“当然可以啦！”

虽然玛瓦达对拍照和分享毫不在意，但她坦言，亲戚朋友经常打着“为你好”的名义要求她删除照片，以免被不轨之徒盯上，坏了名声。起初，她据理力争，质问他们为何一味地禁止受害女性抛头露面，却不去批判施暴的男性，不把施暴的男性绳之以法。渐渐地，她发觉大家并不在乎是非对错，也无意理性地讨论问题，他们只是人云亦云，盲目地维护现状罢了。从那以后，再有人让她删除照片，她就左耳进、右耳出，敷衍几句了事。时间一久，亲戚朋友也就拿她没辙了。

晚上，玛瓦达刚在社交平台分享与我的合影，朋友就打来了电话。他礼貌地夸赞了一番照片，随后话锋一转：“但是，你最好还是把照片删掉吧。”

玛瓦达向我挑了挑眉毛，指指手机，用口型示意我——“看，来了来了！”她故意提高嗓音，假装有急事要忙，匆匆挂了电话。

“你看，这就是我们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没有人认真思考为什么只有女人不能分享照片，也没有人真正关心女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只是想强迫我接受和服从罢了。”她耸耸肩，把手机扔到一边。

一天，玛瓦达的脸上突然掠过了一个诡异的微笑。她告诉我，卡尔巴拉有一种只在早上5点多供应给男人的早餐，问我想不想尝试一下，我点点头。她和父亲交换了一个眼神，狡黠一笑。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披星戴月地出发了。路边的小店刚刚开张，摆了六七张白色的桌子。父亲点了两份早餐，我问为什么是两份，玛瓦达揉了揉困倦的眼睛，说她不吃。她起这么早陪我过来，自己却不吃，让我对这个早餐的杀伤力肃然起敬。

陆续有男性顾客推门而入，不一会儿，店里就坐满了。老板在厨房忙前忙后，很快就端来了两个白色的大碗。我的碗里有两个水谱蛋，水灵灵的蛋黄仿佛随时都会冲破蛋白，四处横流，蛋白上淋满了油，倒映出小店的白炽灯光。拨开水谱蛋，下面是满满一碗掰成碎块的馕。

我咬了一口鸡蛋，又吃了一块馕，终于明白玛瓦达为什么不吃了。浓稠的油顽固地附着在鸡蛋上，随着蛋白和蛋黄一起侵入口腔。馕像是在味道怪异的油里泡过很久，无论外表还是内里都被浸得透透的。几口下去，我仿佛被压舌板死死压住了舌根，随时都可能吐出来。

父亲的碗里铺着一个硕大的煎蛋，淋了一层浅浅的油，下面同样是浸润着油的碎馕。我问他为何不点我这款，他摇了摇头说：“你这款太油了，我吃不了。”

见我鼻孔撑大，他马上补充道：“但你这款是卡尔巴拉的招牌，你应该尝尝。”说罢，他津津有味地往嘴里塞起了碎馕，眯起眼睛，沉浸其中。

他吃完时，我才吃了不到半碗。哪怕馕已经被掰成了硬币大小，我也难以一口吞咽。我把馕送到嘴边，小心翼翼地咬下边缘，慢慢咀嚼。鸡蛋上的油渗了下去，仿佛燃烧的火堆里又添了一把柴，越烧越旺，越来越油。胃里油水横流，翻江倒海。我屏住呼吸，每一口都犹如一首悲壮的史诗。

虽然我一直在吃，但馕仿佛开启了无限繁殖模式，无论如何都见不到碗底。好不容易吃完四分之三，我觉得算是勉强完成了任务，可以告老还乡了。到家后，我一直躺到中午才缓过神来。

玛瓦达的母亲是一位小学英语老师，离婚后，她独自居住在一套一室一厅的老公寓里。公寓采光不好，全靠两盏顶灯提供照明。深褐色的老式家具挤在狭小的客厅和卧室，厨房和卫生间设施简陋。

母亲斜躺在沙发上，把电视音量调到最小，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在母亲面前，玛瓦达更放松了。

玛瓦达今年22岁，在伊拉克，她已被归入“晚婚”的行列。她告诉我，有的女孩15岁就嫁作人妇，偏远地区更早，童婚泛滥成灾。开明的家庭会在订婚前组织家庭聚会，让女孩当着家人的面与父母选定的男孩见面，倘若女孩执意反对这桩婚事，父母不会勉强。但是，大部分家庭不会在意女儿的意见，她们被草草婚配，上赶着组成家庭，早早就开始生儿育女。

处女膜被认为是未婚女孩最重要的身份证明。玛瓦达告诉我，倘若新婚当晚没有见红，女孩会被退婚，家族也会因此而蒙羞。

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伊拉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11.91%¹，近三十年来，这个数字从未超过20%。受制于婚育和社会现状，伊拉克女性即便外出工作，从事的也多半是门槛低、前景黯淡的工种。

然而，玛瓦达不甘于此，她为自己制订了详细的职业规划，按部就班地积累实习和工作经验，梦想着未来大展宏图。四个月前，她获得了心仪公司的面试机会。她做足准备工作，一路过关斩将，杀到了面试的最后一轮。本以为胜券在握，但面试结束后，老板向她坦言，招聘女性是一个冒险的决定，谁都不知道把女性培养成独当一面的员工后，她会不会突然辞职回家，结婚生子。对公司来说，这样的选择得不偿失。他抱歉地拒绝了玛瓦达，录取了一位工作经历和能力都不如她的男性。

“我当时很伤心地问妈妈：‘为什么？为什么我生在了这里？你们用开放、自由的方式把我养大，让我有了广阔的视野和远大的志向，可是到头来我却发现，自己的人生空间竟然这么小。’”说到这里，玛瓦达的眼角闪过一滴眼泪。为了不让妈妈察觉到异常，她假装揉了揉眼睛，挤出一个苦笑。

我理解玛瓦达的感受。当井底之蛙并不痛苦，痛苦的是明明知道井外有一个大千世界，却怎么也逃不出井底。

15岁那年，玛瓦达参与了一个国际组织关于伊拉克家庭暴力的社会调查。根据不完全统计，伊拉克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

玛瓦达与同伴们曾挨家挨户上门普及家庭暴力的概念和自救方法。她本想为受暴女性提供帮助，却不料碰了一鼻子灰。有的受暴女性对她的科普嗤之以鼻：“你有病吧！我的妈妈被打，我的姐妹也被打，被打很正常，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家庭生活。”

从那时起，玛瓦达渐渐意识到了社会问题的复杂和困境。当暴力以“家庭”的名义被遮蔽在看不见的角落，当受害者与施暴者站在一起，哪怕她有一腔热血，也无处使力。如今，距离玛瓦达参与调查和科普已经过去了七年，但观念和现状没有任何改变，大部分人依然认为家庭暴力是外人不能插手的“家务事”，男人这么认为，女人也这么认为。

为了让我深入了解伊拉克的家庭暴力问题，玛瓦达给我介绍了一位在国际组织从事家庭暴力调查研究的朋友。阴差阳错，我没能与这位朋友见上面，但在邮件里，她向我详细解释了遭受家庭暴力的伊拉克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伊拉克没有非常令人信服的家庭暴力数据，我们的数据主要来自法院和医院等机构，这意味着这些数据代表的仅仅是被检举的案件，但可以想见，大多数案件没有被揭发，许多家庭暴力根本不为人所知。

为什么在伊拉克，家庭暴力很难被揭发呢？因为法律大大增加了女性举报家庭暴力的难度。一般来说，当一位女性遭遇家暴，无论是来自父亲、兄弟还是丈夫，她首先要去政府部门登记，再去另一个政府部门提供证据、配合调查。随后，案件会被移交到法庭，原告和被告都需要出庭。但是，案件的审理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社会不向受害女性提供庇护所，这就意味着，在伊拉克这种以家庭为单位居住的国家，受害女性不得不回到家中，与施暴者继续生活在一起。这期间，她轻则受到施暴者的言语威胁，被迫撤销案件，重则被变本加厉地殴打。迫于现实压力，敢于去报案的女人凤毛麟角。

如果施暴者是你的父亲或兄弟，那么案件就更为复杂，因为直系亲属通常会以“这位女性违反或挑战了社会规范”作为施暴的“合理”借口，比如：你拒绝与父母指定的男人结婚，你想独自旅行，你想违背父亲或兄长的意愿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等等，甚至在某些家庭，你想上大学都会成为被家暴的理由。

在父权家长制社会中，女性任何忤逆男性的行为都可以成为被家暴的“合理”理由。在我们的法律中，父亲有权对子女采取纪律处分，这实际上意味着“殴打”并不违法。……

父亲和兄长的施暴听上去逃无可逃，但想要逃离丈夫的家暴，似乎还有离婚这一条路，可这位朋友马上就写到了离婚的困难：在伊拉克，女性无权向丈夫提出离婚，离婚是独属于男性的权利。如果女性被殴打，证据确凿，并且丈夫无法给出“合理”的理由，那么在经历极为漫长的诉讼流程后，或许可以被判离婚，但这个过程困难重重，因为你得去医院验伤、收集证据、提起诉讼，案件审理期间，你还得继续与丈夫在一起生活。每件事都令人绝望。

法律和传统共同筑起一堵看不见的高墙，女性被困其中，无从抗争，无处可逃。

玛瓦达告诉我，在伊拉克，离开了家庭的女人被认为是“残疾的”（disabled），她们没有收入来源，不被培养独自生存的勇气和技能，仿佛一出生就被棍棒打断了腿。纵然家里的施暴者阴晴不定，不时拳脚相加，但外面的世界也如同洪水猛兽，令人望而却步。

为了在成长过程中给予玛瓦达最大的自由，父亲受尽了亲戚的诟病。所有亲戚都认为他不该让玛瓦达独自出门，不该允许她在网络上分享照片，不该供她上大学。面对流言蜚语，父亲只好捂紧耳朵，充耳不闻。

然而，父亲的开明终归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不顾现实，给予女儿远超社会接受程度的自由。大一时，玛瓦达获得了美国学校提供的奖学金，但父亲对她独自出国留学忧心忡忡，最终，他擅自替女儿做主，放弃了这个机会。大学毕业后，父亲只允许玛瓦达在全是女性的环境中工作，她最初获得的两三个工作机会都被父亲拒绝了。后来，父亲做出让步，允许玛瓦达与男性一起工作，但倘若她要去别的城市出差，父亲就会开车接送、全程陪同，决不允许女儿独自在外过夜。

每当父亲站在玛瓦达的对立面，母亲总是跳出来维护女儿，她支持女儿独自旅行、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虽然母亲遭受的来自亲朋好友的指责远远超过父亲，但她总是乐于做玛瓦达最坚实、最有力的后盾。

我问起父母为何愿意承受如此巨大的社群压力，玛瓦达说，除了他们本身比较开明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她自己。

玛瓦达有一位比她大6岁的姐姐，她的性格远不如玛瓦达这般独立果敢，时至今日，父母依然把姐姐当成孩子看待，承担着帮助她、保护她的责任。但玛瓦达不是这样的女儿，她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理性、坚韧和强大，父母拿她没辙，只好步步退让。长大后，随着她拥有越来越卓越的工作能力、越来越清晰的理想和越来越强的自信心，父母也就越来越确定这个女儿是值得信赖的，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他们终于相信，给予玛瓦达自由并不会把她推向深渊，而是会助她走上康庄大道。

玛瓦达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她用超常的努力和持续不断的抗争换来的。

玛瓦达羡慕独自旅行的女性背包客，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背上行囊，独自去一次别的城市。世界很大，她不想被束缚在一个小小的角落。

两年后，我鼓起勇气向玛瓦达咨询困扰已久的问题。

“为什么伊拉克人家里的厕所没有纸篓？难道伊拉克女性在月经期间使用的是可以反复清洗的布条吗？”

玛瓦达发来语音，哈哈大笑：“你的问题太好笑了！我们和你们一样，也用卫生巾，但我们会把它们收在一个袋子里，以免让父亲或兄弟看到。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都21世纪了，竟然还要对月经遮遮掩掩！但没办法，我们的社会就这副德行。”

说完，她兴奋地向我请教起了埃及旅游的问题。她告诉我，她成功入职了某知名跨国企业，从那以后，父亲便彻底放手了。如今，她独自在巴比伦租房居住，经常独自开车去别的城市出差，她的同事几乎都是男性。她计划再修一个微生物学硕士学位，如果有机会，她打算尝试调任去这个公司位于迪拜的中东总部。

我怎么都没想到，短短两年间，这位矮小的伊拉克姑娘不仅背起了行囊，独自去别的城市出差，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她还会独自去别的国家旅行，甚至搬去别的国家居住、生活。这是我在伊拉克听到的最动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