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友谊的“白金法则”

另一种选择  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亚当•格兰特

多年前,8月的某个早晨,时值亚当在费城任教的第一个学期,学生欧文·托马斯脚步沉重地走进教室。欧文身高188厘米、体重约110公斤,他还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橄榄球队选为防守前锋,不过,身材可不是让欧文引人注目的唯一原因——他的头发是橘红色的,从远处看好像顶着一团火。亚当坐在后排,他本应留意到欧文的,欧文习惯于早到,并且经常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欧文咧着嘴,随和地向每个同学介绍自己。随后在关于谈判的一个单元里,学生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购买或出售虚拟业务。结果,欧文的成绩在整个班级最糟,他不愿意拿他不需要的虚拟货币,甚至一分钱他都不想要,因此,他等于是把自己的生意拱手相送了。12月,在同学们评选“最具合作性的谈判者”时,欧文以压倒性票数赢得了该称号。

次年4月,欧文自杀了。

欧文自杀前两个月,曾去亚当的办公室寻求帮助。一向积极乐观的欧文,那天看上去却有些焦虑。他说自己正在寻找实习机会,亚当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后来欧文再没出现,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回顾那次会面,亚当觉得自己太失败了,他竟然没发现欧文的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了。葬礼后,亚当回到家,问妻子艾莉森他是不是应该放弃教职。

尸检结果显示,亚当的大脑有明显的慢性创伤型病变(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aopathy, 简称CTE)的迹象。医生们确信,这种疾病部分是由于脑部持续受到撞击导致的。慢性创伤型脑部病变会导致严重的抑郁,并且,它被认为是一些橄榄球运动员自杀的原因。欧文当时是被诊断出患有慢性创伤性脑部病变最年轻的球员,也是第一个没有脑震荡病史的自杀球员。在了解到CTE诊断结果后,亚当的自责和愧疚减轻了些,同时他开始思考,怎样给那些苦苦挣扎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然而,每年秋季都会有数千名新生入学,亚当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自己在同一时间和许多人产生联结。之后,亚当从噪声中获得了灵感。

在关于压力的经典实验里,受试者会按要求执行一些需要专注的任务,比如智力游戏。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会时不时突然响起令人不悦的巨大噪声。此时受试者开始流汗,心跳加剧,血压飙升。他们挣扎着集中精力,却出了错。许多人会变得心烦意乱,以至于放弃任务。为了寻找可以减轻焦虑的方法,研究者给其中一些受试者提供了逃离的机会——如果噪声变得让人心烦,受试者可以按下一个按钮,以停止噪声。果然,按钮让受试者变得更平静,出的错少了,愤怒程度也降低了。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惊讶,但事实是:没有一个受试者真的按下了按钮。噪声的消失并不是令受试者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知道自己掌控着令噪声消失的按钮才是真正原因。按钮的存在,让受试者有了掌控感,也提高了他们忍受压力的能力。

可见,当人们处于痛苦中时,他们需要有一个“按钮”。欧文自杀后,亚当开始在每一门本科课程开始的第一堂课上,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他要让学生知道,如果他们需要他,可以随时找到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当然,学生们很少会用到这个号码,但是在年轻学生的精神健康堪忧的今天,这个号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按钮”。

当我们亲近的人面对不幸时,我们如何给他们一个可以按下去的“按钮”呢?我们愿意向朋友提供帮助,使其顺利渡过难关,然而有很多拦路虎阻碍在前。通常,我们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反应:一种是共情,它激励着我们为他人提供帮助;另一种是悲伤,它让我们对他人的不幸避之唯恐不及。作家艾伦·拉克因一次罕见的意外突然瘫痪,之后他看到了这两种情感反应。“有些朋友每日来访,他们带着汉堡或三明治、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全套电影,或者只是善意;而另一些朋友,却奇怪地消失了。”他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新境况不只给我自己带来了恐惧,也会令他人畏惧。”对于那些消失的人来说,艾伦的身体瘫痪促发了他们的情感瘫痪。

当听说我们的亲友、熟人失业,开始做化疗,或是正在处理离婚事宜时,我们的第一冲动往往是“我要关心他”。在冲动过去后,犹疑往往会占据我们的大脑——“我要是说错话了怎么办?”“要是和她谈起这件事,却让她产生了自我怀疑,该怎么办?”“如果我越界了怎么办?”犹疑一旦产生,就会伴随诸多借口,比如“他的朋友不少,而且我们也不是很熟”,“她一定很忙,我不想打扰她”。然后,我们会推迟拜访和提供帮助,直到被内心的罪恶感包围……可是到那时,一切都晚了。

我认识的一位女性,在她50多岁时,丈夫因癌症去世。丈夫去世前,她每周都会和一位朋友通电话;丈夫去世后,她和朋友的通话突然终止了。差不多一年后,寡居的她打电话问这位朋友:“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你的消息?”“哦,”她的朋友解释道,“我想等到你感觉好一些时再联系你。”这位朋友不知道,拒绝给予他人安慰实际上会加深对方的痛苦。

阿莉希亚·本尼特在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却经历了痛苦。阿莉希亚读高中时,运营着一家为非洲贫穷而战的非营利组织的分支机构;读大学时,她决定继续完成这个使命。于是,她联络了一位大学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并相约在阿莉希亚的宿舍见面,探讨该项目的运作。当这位管理者发现宿舍里只有阿莉希亚一个人时,便强奸了她。

之后,陷入痛苦的阿莉希亚患上了抑郁症,她去找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从前,我们亲密得像一个人。”阿莉希亚说,“但是当她知道我被强奸后,便说:‘我不能跟你说话。’”阿莉希亚转而向其他朋友寻求支持,也得到了类似的回应,其中有一人甚至说:“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难扛过去,可是这对我来说也很难扛过去。”这位朋友为自己没能阻止强奸的发生而产生了内疚感,并深深自责。阿莉希亚安慰这位朋友,说这不是她的错,但这个朋友却不愿和她交流,在对阿莉希亚同情或逃避中,她选择了逃避。

“被强奸这件事让我感觉糟透了,”阿莉希亚说,“当我决定报案时,我很紧张,充满压力。这是个相当富裕的社区,居民大多是富人和白人,但我是个黑人,我感到恐惧。同样令我伤心的,是朋友们的反应。我太无助了!”幸运的是,阿莉希亚高中时的朋友们都来到她身边安慰她。之后,阿莉希亚转入了另一家大学,在新同学的帮助下,她慢慢恢复了。阿莉希亚在“向前一步”社区网站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鼓励其他强奸受害者也要勇敢地说出事实。她写道,现在的她坚定地追求自己最初的目标,并且成功了——大学毕业后,她得到了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一份与中东事务和安全相关的工作。

对于那些在我们面临困境时转身离去的朋友来说,让自己远离痛苦是一种自我保护。他们看到陷入不幸的朋友,也许会下意识地担心自己也会感同身受;而另一些人则会被自己的无力感压垮,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也说不了、做不到——既然无助于局面的改善,那么就什么都不说也不做了。然而,我们从压力实验中得知,噪声消失并不是减轻压力的关键因素,按钮的存在才是关键。因此,只是简简单单出现在需要帮助的朋友面前,这对他来说则意义非凡。

我很幸运,被爱我的亲友包围着,他们不仅陪伴着我,还常常在我自己意识到之前就知道我需要什么。第一个月,母亲留在我家帮我照顾孩子……当然,她也在照顾我。漫长的夜晚,母亲都会躺在我身边,抱着我,直到我哭着入睡。我从未要求她这样做,但她做了。她离开我家的那一天,我妹妹米歇尔来到我家,接替母亲的角色。之后的4个月里,米歇尔每周都会来我家住几个晚上,她有事来不了时,也会确保有其他朋友在我家。

突然间需要很多帮助,这对我来说感觉很糟,可是,只要踏入我和戴夫的卧室,我就会有种窒息感。上床睡觉成了“一切都改变了”的一种标志,整个白天的悲伤和焦虑积聚到那个时刻,我知道我不得不孤独地爬上床。家人和朋友夜复一夜地陪伴着我,他们让我知道,当我需要他们时,他们一直都在。他们就是我的“按钮”。

好友和家人让我相信,他们真心想帮我,我的压力也因此减轻了不少。每一次我让米歇尔回家,她都坚持说,除非确认我睡着了,她才会回去休息。弟弟戴维每天都会从休斯敦打电话给我,他坚持了6个多月。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说这么做是为了他自己,因为和我通话能让他感到安心。我渐渐明白,有时关爱意味着当他人受伤时,你必须陪伴他,否则你无法安心地待在别处。

持续不断的支持对我很重要,但这对其他人也许没那么重要。一位同样失去丈夫的女性说,起初她害怕一个人待着,她母亲陪伴了她两个星期。她十分感激母亲,但她说:“一个月后,我就已经恢复了。”

我们通常很难理解甚至想象他人的痛苦。当我们自己并没有处于那种身体或精神上的紧张状态时,我们就会低估这种状态的影响力。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把胳膊放入一桶水里,并想象如果在冰冷刺骨的房间里待上5个小时会有多痛苦。有些受试者被要求把胳膊放在冰水桶里,他们认为,待在冰冷刺骨的房间里比胳膊放在装满温水的桶里,痛苦程度高14%。然而,当受试者把胳膊从冰水里拿出10分钟后,他们对于痛苦的预测程度和胳膊放在温水中的受试者一样——一旦离开冰水,即使只是几分钟,他们就不知道寒冷是什么滋味了。(令人欣慰的是,在现实中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胳膊放在冰水桶里。)

没有一条路只通向悲痛,也不止有一条路通向舒适。对某个人有效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人,甚至是在某一天奏效的方法,到了第二天也有可能会失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学会了遵守黄金法则:“你希望他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他人。”可是,在他人经历痛苦时,我们应该遵守“白金法则”(而不是“黄金法则”):“按照他人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从身处压力的人的行为中获得密钥,然后表示理解,更好的方法是,在行动上给予回应。

在我努力靠自己处理家庭事务和工作事宜的时候,朋友和同事都会关切地问我:“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面对真诚的他们,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当然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张口求助对于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而且,我脑海里的许多想法其实都是过分的要求——“你能保证我和孩子们在任何一个假日都不会孤单吗?”“你能发明时光机,让我回到过去跟戴夫说再见吗?”

作家布鲁斯·法伊勒认为,问题在于我们主动“做些什么”。他写道:“尽管出于好意,这个无意识的举动也会加重受苦之人的负担。什么都别问,去做些什么吧。”布鲁斯认为,你可以给离婚后搬出家门的朋友送上包装纸箱,或是给刚刚因火灾失去房子的亲友办个“告别火灾派对”(这个点子是从“告别单身派对”衍生而来的)。我的同事丹·莱维告诉我,他儿子生病时,他在医院陪护,一个朋友发来短信:“汉堡里你不喜欢加什么东西?”丹很感激这位朋友。“他没有问我是否需要食物,他帮我做选择的同时,又给了我‘说了算’的尊严。”另一位朋友给丹发短信说,如果他需要,她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而且一小时内她就会出现在医院大堂,无论丹是否下楼,她都会在。

特定的行为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行为没有试图去解决问题,它们只是把问题导致的伤害表达出来。“生命中的某些事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带着它们生活,”治疗师梅根·戴文如是说。即使像握住某人的手这一微小的举动,都能帮助这个人。在一项心理实验中,研究人员安排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在公共场所进行即兴演讲,让她们处于压力情境中。当这些女孩的母亲握着她们的手时,身体接触便能消除部分紧张感,实验证明,女孩们流汗少了,而且她们的心理压力被转移给了她们的母亲。

这种效应引起了我的共鸣。戴夫去世四天后,我在他的葬礼上致悼词。起初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孩子们希望我能说些什么,我也觉得我要让孩子知道他们的妈妈做得到。那天,我妹妹米歇尔站在我身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上述关于母女联结的研究,但是米歇尔的手给了我勇气。

戴夫一直是我内在力量的源泉——他不只是我的“按钮”,他也是许多人的“按钮”。如今,他的朋友和家人该去哪里寻求支持呢?心理学家苏珊·希尔克的观点非常有帮助,她发明了“圆环定理”(ring theory)。在这个定理中,苏珊建议,先写下处于悲剧中心的那个人的名字,然后画一个圆环把名字包围其中。再在外围画一个更大的圆环,在第二个圆环里写下受悲剧事件影响仅次于第一个人的名字。接下去,再根据受影响的程度持续画圆写名字。希尔克在写给调解师巴里·高得曼的信中说:“画完时,你就有了一张牢骚顺序图。”

亚当给我画的前四个圆环是这样的:

另一种选择

无论你处于圆环中的哪个位置,你都需要给予他人安慰,并向他人寻求安慰。这意味着,你要去安慰比你更接近圆环中心的人,并且向比你离圆环中心更远的人寻求安慰。

有时,我会向处于外环的人寻求帮助,但有时,我却惧怕接受帮助。葬礼后一周左右,我去观看儿子的橄榄球比赛。当时我正处于最初的深痛阶段,我环顾四周想找个座位坐下来,却看到了许多正专注观看儿子比赛的父亲。是啊,戴夫再也不会来看儿子参加橄榄球比赛了。就在我压低头上的棒球帽以掩饰流下的眼泪时,我看到我的朋友凯蒂和斯科特·米蒂克夫妇向我挥手,示意我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草坪上铺了张毯子。早些时候,他们说要和我一起观看比赛,因为他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告诉他们不必了。但看到他们向我挥手的那个瞬间,我感激涕零,真庆幸他们没听我的话。接着,夫妻二人分别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我是为了儿子来到这里的,他们是为我来到这里的。

当然,有些经历了悲剧事件的人只想蜷缩身体,躲在自己的圆环里。我在洛杉矶的一位朋友的独生子在车祸中去世,她彻底崩溃了。朋友们邀请她共进晚餐,她最初的反应永远是拒绝,而悲剧发生之前她十分喜爱社交。后来,朋友们给她施压,她也强迫自己接受邀请外出。在约会的前一天,她又想取消,但她不停地提醒自己:“取消只不过是逃避的方式,你必须去!”

我也曾身处类似的情感拉锯战之中。我痛恨求助,痛恨自己竟然需要他人的帮助,并且不停地担心自己会成为他人的负担,怕自己有情感依赖。安全感的缺失折磨着我,我甚至动了念头,准备创办一个名为“害怕麻烦他人”(People Afraid of Inconveniencing Others)的互助小组。直到我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担心给别人带来麻烦,那么这个小组就永远不会有人加入,这才作罢。

过去,我对友谊的定义基于我对他人的给予:事业的建议、情感的支持、推荐老牌电视节目(戴夫会说这是“坏节目”)。如今,一切都变了,我竟然需要那么多帮助,我觉得自己是负担……事实上我就是个负担。我开始明白,友谊不仅在于给予,还在于你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

可是,我认识的每一位经历过不幸的人,都悲伤地承认,总有些朋友不能如你所愿熬过难关。常见的情形是,悲伤者身边总有这样的朋友——他们认为指导悲伤者应该做什么是自己的职责,更糟的是,他们还想控制悲伤者的感受。我认识的一个女性在丈夫去世后第二天照旧来上班了,因为她没办法承受独自在家的痛苦。直到现在,她仍能感受到某些同事的不认同:“你这么难过,真不应该来上班。”你只是以为,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

每个人的悲伤大相径庭,方式各异。“都过去三个月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振作起来啊?”一位女性这样问她经历了流产的朋友。戴夫去世一年后,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应该和悲伤道别。”真的吗?好吧,我只是把那个叫作“悲伤”的家伙塞进了抽屉里。告诉正处悲伤中的人“你又抑郁又愤怒,跟你相处太难了”似乎也不是有效的做法,而直面现实、克服恐惧,这才是有效的方法。

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认为悲伤分为5个阶段,愤怒是其中之一。她认为,人们在失去至亲的时候,先是否认事实,接着转向愤怒,然后进入祈祷阶段,再转而抑郁。只有扛过这四个阶段,才会最终找到接纳感。今天,专家认为,这并不是5个阶段,而是5种状态,它们并非线性发展,而是各有起伏。悲伤和愤怒就好像往火上浇水,火焰前一秒可能被压下去了,下一秒又会燃烧得更旺。

我也曾努力与愤怒对抗。如果某位朋友不小心说错了话,我的反应就会很强烈,有时甚至会号啕大哭或毫不留情地说:“那么做根本没用!”有时,我会意识到自己这样做不对,然后立刻道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直到这件事过去很久,我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做我的朋友意味着,他不仅要安抚我的悲伤,还要应对我努力控制的愤怒。我愤怒的程度达到了令自己恐惧的程度,因此我很需要朋友们的关怀。就像在压力实验中的受试者因一个小小按钮的存在而得到安慰一样,我也需要那些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

许多人好心地劝我:“你会好起来的。”可是,我很难相信他们,对我助益更多的是大家的陪伴。菲尔·多伊奇就是这样做的。他说:“我们会好起来的。”当他不在我身边时,便会发邮件给我,有时只有一行字:“你不是一个人。”我儿时的一个朋友给我寄了张卡片,上面写着:“有一天,一觉醒来,她终于明白,我们曾共同面对过一切。”直到现在,这张卡片还挂在我的书桌上。

现在,我开始花更多时间与好友和家人在一起。他们身体力行,教会了我使用白金法则。首先,要活下去。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是我自己,他们能忍受我的情绪,并帮助我体会恐惧与愤怒。后来,白金法则变成我的主动选择。这些人际关系中的起起伏伏,大多数人都会经历。随着日渐成熟,人们会聚焦在更小范围、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圈上,而且友谊的质量远比其数量重要。

随着悲伤中最糟状态的消失,我逐渐开始恢复友谊的平衡状态,避免一边倒。戴夫去世约一年后,一位朋友看上去心烦意乱,很沮丧。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犹豫着要不要一吐为快。我抱紧她,她终于说,她和丈夫相处得不好,可是一想到我的处境,她就觉得自己不该抱怨。我开玩笑说,如果朋友们连跟我抱怨另一半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也就没有朋友了。我想让我的亲友知道,在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也陪在他们左右 。

时光飞逝,我愈加感激一直关心着我的家人和朋友。戴夫去世整6个月时,我给他们发了一首诗——《沙滩上的串串脚印》(Footprints in the Sand)。这首诗最初只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寓言,然而对我来说,它关乎友谊,意义深远。它讲述了诗人和上帝一起在沙滩上漫步的梦境。诗人看到,沙滩上有两行脚印;但是当遇到“痛苦、悲伤与挫败”时却只有一行脚印。诗人感到被遗弃了,于是问上帝:“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我身边?”上帝回答说:“你所见的那些只有一行脚印的岁月,是我在托着你啊,我的孩子。”

过去,我常常认为,这一行脚印是朋友们陪我熬过的最艰难的那些日子。但是现在,它对我别有深意。这一行脚印意味着朋友们一直在我身后,随时准备在我跌落时接住我,不离不弃。

上一章:第2章 下一章: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