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在艾琳房门外注意听，没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就没敲门。如果她想知道丈夫的状况，她自己会处理的。楼下的客厅灯火通明，但空无一人。我把一部分灯关掉。站在前门边，我仰望二楼阳台。客厅中段是挑空的，与房子的墙壁等高，上面有裸露的横梁，阳台也靠那几根梁柱支撑。阳台很宽，两侧有坚固的栏杆，看来约有三英尺半高。顶端和直立的柱子都切割成四四方方的，以便和大梁搭配。客厅以一道方形拱门隔开，装有双扇百叶门板。餐厅楼上我猜是用人房。二楼这一部分用墙壁隔开，应该有另一道楼梯从厨房通上去。韦德的房间在他书房楼上的一角。我看得见灯光从他敞开的房门反射到天花板上，也看得见门口的顶板。

我把所有的灯关掉，只留一盏落地灯，然后走向书房。书房门关着，却亮着两盏灯，一盏是皮沙发一端的落地灯，一盏是有灯罩的桌灯。打字机在灯下的架子上，旁边的书桌上堆着乱糟糟的黄色纸张。我坐在一张有衬垫的椅子上，打量屋里的陈设。我想知道他怎么撞破脑袋的。我走过去坐进他书桌边的椅子里，电话在左手边。弹簧的弹力没有那么大。如果我向后倾过了头，脑袋可能会碰到桌角。我弄湿手帕，擦擦木头。没有血迹，什么都没有。桌上东西很多，包括两尊青铜大象夹着一排书，还有一个老式方形玻璃墨水瓶。我摸摸墨水瓶，干干净净的。反正也没什么用，如果是别人打他，凶器未必在屋里。而且没有别人在场做这件事。我站起来，扭开檐板灯，光线射进黑暗的角落，原来答案这么简单。有个方形金属字纸篓侧倒在墙边，纸都洒出来了。字纸篓不会走路，一定是被人推倒或踢倒的。我用沾湿的手帕试试尖角。这回擦到了红棕色的血迹。没什么奥秘可言。韦德跌倒，脑袋撞到字纸篓的尖角——可能是擦撞——自己爬起来，把那鬼东西踢到房间另一头。很简单嘛。

接着他可能又喝了一杯快酒。酒在沙发前的酒几上：有一个空瓶、一个四分之三满的酒瓶、一只热水瓶和一银钵的水，之前应该是冰块。只有一个玻璃杯，而且是大型经济杯。

他喝了酒以后，觉得好多了，发现电话听筒从叉簧上垂落下来，可能想不起他用电话做过什么。于是，他走过去，把电话筒放回基座。时间大致吻合。电话让人有强迫感，我们这个时代受小机械所折磨的人，提起电话是又爱、又恨、又可怕。但他对电话一向恭恭敬敬，连酒醉都不例外。电话是物神。

正常人会先对话筒说声“喂”，确定没通才挂掉。一个醉醺醺又跌了一跤的人就不见得了。反正没什么大不了。也可能是他妻子挂的，说不定她听见跌倒声和字纸篓撞墙的响动，来到书房。大约此时最后一杯酒的劲头已经发作，他蹒跚走到屋外，穿过前草坪，在我发现他的地方晕倒。有人来找他。此时他已不清楚来者是谁了。说不定是老好人韦林杰医生呢。

到目前为止还讲得通。那他妻子会怎么办？她应付不了他，没法跟他讲理，可能不敢尝试。那她会叫人来帮忙。用人不在，只得打电话。好，她打过电话给某人。她曾打给洛林医生。我以为她是在我抵达后才打给他的。尽管她没这么说。

再下去有点儿说不通了。按理说她会照顾他，寻找他，确定他有没有受伤。温暖的夏夜在外面地上躺一会儿没有大碍。她搬不动他。我是使尽全力才办到的。可是谁也料想不到她竟站在门口抽烟，不太清楚他究竟在哪里。你能料想得到吗？我不知道她受过什么罪，那种情况下他是多么危险，以及她多么害怕走近他。我到的时候，她对我说：“受得了的我都忍受了。你去找他。”接着她就走进屋内晕倒了。

这事我还是伤脑筋，但我只能暂时不追究。我必须假设她经常面对这种情况，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顺其自然，才会这么做。就是这样。顺其自然。让他躺在地上，等某人带医疗工具来应付他。

还是伤脑筋。坎迪和我扶他上楼睡觉，她告退回自己房间，我也觉得不安。她说过她爱那个人。他是她丈夫，两人已经结婚五年，他清醒时人很好——这是她自己说的。一喝醉就完全变了，变得非常危险，所以得避开他。好吧，算了。可是我仍然觉得不安。如果她是真害怕，就不会站在门口抽烟。如果她只是难堪、寂寞和恶心，就不会晕倒。

还有别的事。也许牵涉到另一个女人。她是刚刚发现这个事情的。是琳达·洛林吗？也许。洛林医生认为如此，而且公开说过。

我不再多想，把打字机的盖子掀开。东西还在，是几张黄色打字稿，我奉命把它毁掉，免得艾琳看见。我把它拿到沙发上，决定边喝酒边看看。书房旁边有半套卫浴设施。我洗干净高脚玻璃杯，倒了一杯酒，坐下来边看边喝。我看到的这些东西语无伦次。全文如下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