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往前赶赶，讲讲我们在黑尔舍姆最后一年的事。我说的是我们从十三岁到十六岁离开的这个阶段。在我的记忆中，我在黑尔舍姆的生活分成很明确的两块：后面这个阶段，以及此前所有的一切。早先的那些年——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那些——常常会混在一起，共同构成某种黄金时代，当我想到那些年的时候，即便是那些不太美好的记忆，我也不禁感到其光彩和暖意。但最后那几年就不同了。准确说并非是不快——其中我也收获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记忆——但这段时间更严肃，某些方面而言，也更黑暗。也许是我在头脑中夸大了事实，但我有个印象，在这个阶段事情变化很快，就像白日沉入黑夜。

那次跟汤米在池塘边的谈话：现在我回想起来会将此作为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倒不是说在那之后立刻就开始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但至少对于我来说，那次谈话是个转折点。绝对是从那次开始，我看待一切的方式都不同了。从前那些我认为尴尬要躲开的问题，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提问，哪怕不是问出声，至少自己问自己。

特别是那次的谈话使我换了种眼光来看待露西小姐。只要有机会我就认真观察她，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我现在将她作为重要线索的最大来源。正因为如此，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开始留意到她说过或者做过的一些古怪小事，而我的朋友们却都没有注意到。

比如有一次，也许是在池塘边谈话过了几周之后，露西小姐带我们上英语课，我们在学习诗歌，但不知怎么话题走偏了，谈到了二战期间战俘营里的士兵。一个男生问战俘营周围的防护栏是不是通电的，有人接着说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多奇怪啊，你什么时候要是想自杀，只需碰一下防护栏即可。也许他本来是想认真讨论问题的，可是我们其他人都觉得这很滑稽。大家同时爆发出大笑，开始讲话，这时劳拉——她总是这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动作夸张地表演了一段伸出手去触电身亡的场景。刹那间大家喧闹无比，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模仿着摸电网的样子。

期间我一直在观察露西小姐，我能看出有一秒钟她在望着面前的一班人时，脸上浮现出幽灵般的表情。随后——我继续认真观察——她整理心情，微笑道：“幸亏黑尔舍姆的护栏没有通电。有时候会发生很可怕的意外事故。”

她讲得很平静，因为大家还在大喊大叫，她的话音几乎是淹没在其中。可我清清楚楚听到了她的话。“有时候会发生很可怕的意外事故。”什么事故？在哪里？可是没有人接她的话，我们又回头去讨论诗歌了。

类似的小事还有其他，不久我就开始感到露西小姐跟其他导师的种种不同。有可能早在那个时候起，对于她的担忧和难过的根本缘故，我就有所了解了。但也许还不至于，很可能在那个时候，我留意到了这一切，却还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如果说现在看来这些小事都很重要，连缀起来看有共通的意义，那也许是因为我如今看待往事，已经有了后来经验的启示——尤其是那天我们在运动馆躲避那场瓢泼大雨的时候发生的事。

那时我们十五岁，已经是在黑尔舍姆的最后一年。我们在运动馆为一场小型棒球比赛做准备。这个阶段男生们很“享受”棒球赛，因为可以跟我们调情，所以那天下午我们总共有三十多人在场。我们换衣服的时候大雨开始下起来，我们慢慢都聚在门廊上——在运动馆的屋顶遮蔽之下——等着雨停。可是雨一直下，大家都齐聚在这里的时候，门廊上显得有些拥挤，人人都有点不耐烦地走来走去。我记得劳拉当时向我展示了一种特别恶心的擤鼻涕办法，用于真心想推掉哪个男生的时候。

露西小姐是唯一在场的导师。她在前面，靠在栏杆上，仿佛想要穿透雨幕看到操场尽头一样，朝外望去。那些日子我都是尽量认真地观察她，虽然说我在跟劳拉哈哈大笑，却时不时偷偷瞄一眼露西小姐的背影。我记得自己心想，她这姿势是否有些古怪，脑袋垂得太低，看起来就像一只蹲伏的野兽，等待着发起攻击。而且她那样伏身趴在栏杆上，头顶上的排水管滴下来的水差一点就淋到她了——可她仿佛全不在意。我记得曾在心里说服自己这没什么不正常——她只是着急希望雨快点停——然后又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去听劳拉讲话。后来，几分钟之后，当我已经将露西小姐抛在脑后，为了不知道什么笑得前仰后合时，突然发现周遭变得安静下来，露西小姐开始讲话了。

她还站在同样的地方，但现在转过身来朝向我们，所以她是后背对着栏杆，身后是下着雨的天空。

“不，不对，很对不起，我必须得打断你们，”她说道，我看到她是在对正前方一张长椅上坐着的两个男生讲话。她的语音倒也没什么奇怪，但她讲得很响亮，就像有事情要对我们大家宣布的那种音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安静了下来。“不行，彼得，我不得不打断你的话。我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听着你讲下去。”

随后她抬起目光，望向我们大家，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好吧，大家都可以听，我是说给你们所有人的。是时候有人把真相说出来了。”

我们等待着，她仍然望着我们。后来有人说他们以为露西小姐要狠批我们一顿；还有人以为她要宣布一套新的小型棒球规则。但是还没等她再说一个字，我就知道是其他更重要的事。

“小伙子们，请务必原谅我偷听。但是你们就在我后面，所以我没办法听不到。彼得，你何不跟大家讲讲，你刚才跟戈登说的话呢？”

彼得·J看起来很困惑，我看得出他脸上渐渐浮现出无辜受伤的表情。但这时露西小姐又说了一遍，这次温柔了许多：

“彼得，你说呀。请你跟大家讲讲你刚才所说的话。”

彼得耸耸肩。“我们刚刚在说，如果我们当上演员会是什么感受。那种生活是怎么回事。”

“对，”露西小姐说，“你还跟戈登讲，说得去美国，才最有机会。”

彼得·J又耸了耸肩，低声嘟囔道：“是的，露西小姐。”

可是现在露西小姐将目光转向了我们大家。“我知道你没有坏心。但是这种空话说得太多了。我常常听到，没有人阻止，这样是不对的。”我看到更多的雨水从排水管滴下来，落在她肩上，但她根本没有留意。“如果其他人不跟你们讲，”她继续说道，“那我来讲。老师告诉过你们，但你们没有人真正理解，我敢说，有些人还很愿意听之任之。但我不。如果你们想要过上体面正当的生活，那就得知道，什么都得知道。你们谁也去不了美国，谁也成不了电影明星。那天我还听到你们有人打算去超市工作，你们谁也去不了。你们的生活都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会长大成人，然后不等你们衰老，甚至不到中年，就将开始捐献身体的各个器官。你们每一个人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们跟录像里看到的那些演员都不一样，甚至跟我都不一样。你们是为了特定目的才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你们的将来，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因此你们不要再这样说了。你们不久就将离开黑尔舍姆，过不了多久，这天就会到来，你们要准备第一次捐献了。你们需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你们想过上正派体面的生活，就得知道自己是谁，未来会怎样，你们每个人都是。”

然后她就不再说话了，但在我的印象里，她脑子里大概还是继续在自言自语，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目光从我们身上飘过，一张一张脸望过去，仿佛她还在继续跟我们讲话。当她终于转身重新朝着操场方向望去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如释重负。

“现在雨没那么大了，”她说，其实雨还是跟先前一样匀匀下落，没有变小。“我们出去吧。可能太阳也就出来了。”

我想，她所说的就只有这些了。几年之前在多佛的康复中心，我跟露丝讨论起来的时候，她坚持说露西小姐跟我们讲得比这多很多；她解释说在捐献之前，我们首先会有一段时间担任护理员，还讲了捐献的一般流程；康复中心等等——可我很确信她没有说这么多。好吧，也许她开始讲话的时候，的确曾打算讲到这些。但我猜她一旦开始之后，看到面前那些困惑不解、浑身不自在的面容时，她就认识到，根本不可能做完自己挑起的这件事。

很难讲清楚露西小姐在运动馆的这次情绪爆发到底造成了什么深远影响。话传得很快，但流言大多围绕着露西小姐本人，而不是她试图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有的学生觉得她一时失去了理智；其他人则认为是艾米丽小姐和其他的导师请她告诉我们那些事的；甚至有人当时在现场，却认为露西小姐只是嫌我们在门廊上太喧闹，批评了我们一顿而已。但正如我所说的，极少有人讨论她说的内容。如果有人提起这话题，那么人们也多半会说：“那又怎样呢？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呀。”

但这恰恰正是露西小姐讲的核心意义。就像她说的，我们“又知道，又不知道”。几年之前，我和汤米再次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跟他讲到露西小姐这种“又知道，又不知道”的说法时，他提出了一套理论。

汤米认为有可能在我们居住在黑尔舍姆的许多年里，导师们小心翼翼地设计好何时该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总是还小，最新得到的信息不能完全理解。但当然某种程度上我们会接受进来，这样一来不久之后一切就都装进我们脑子里了，尽管我们都没有仔细检视过这些信息。

对我而言，这太像是一种阴谋论——我觉得我们那些导师没有这么阴险狡猾——但是很可能其中有些道理。当然，好像我一直都模糊知道捐献这回事，甚至早在六七岁的时候。等到我们长大了一点，导师们跟我们讲起这些事的时候，说到什么都不会让我们大出意料之外，这点很奇怪。就好像我们早在什么时候已经听过这些事了。

这会儿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是导师们刚刚开始给我们正式讲性教育的话题时，他们总是把这些事跟捐献混在一起来说。在那个年纪——再说一遍，我现在说的是大约十三岁的时候——对于性我们大家都很担忧，同时也很兴奋，自然也就会将其他的信息推到背景中，不大上心。换句话说，有可能导师们往我们脑子里夹带私货，讲了关于我们未来的一些基本事实。

然而说句公道话，可能将这两个话题放到一起来讲是很自然的事。比如说，他们教我们在性行为中要非常小心避免染病，这对于我们比外面的普通人而言，要重要得多，如果不提及这点，就会很古怪。当然，说到此处，自然就会讲到捐献的事。

此外还有所有那些关于不能生小孩的说辞。艾米丽小姐曾经亲自给我们上过许多性方面的课，我记得有一次她从生物教室搬了一套真人规格的骨架来演示性行为过程。我们目瞪口呆惊诧无比地望着她将骨架扭成许多姿态，毫不尴尬地用教鞭指指点点。她一板一眼地将整个过程讲出来，什么器官进到什么地方，有怎样的变化，就像讲地理课一样。这时，当骨架依然以猥亵姿态趴倒在课桌上的时候，她突然转换话题，开始给我们讲要非常小心，跟谁性交。倒不仅仅是因为各种疾病的关系，而是因为，她说：“性会以各种你无法预料的方式影响人的情绪。”在外面的世界里，我们对于性行为必须得非常小心，尤其当对象不是其他学生的时候，因为在外面的世界，性包涵各种各样的意义。在外面人们甚至会因为谁跟谁性交而打架，甚至杀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意义——比跳舞、打乒乓要多得多的意义——那是因为外面的人跟我们这些学生不同：他们性交会生出孩子来。所以说谁跟谁性交，这个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尽管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所有人都完全没有可能生小孩，但是在外面我们也得像他们那样行事。我们得尊重他们的规则，将性看做是一件很特别的事。

艾米丽小姐那天讲的课很典型，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情况。我们都把焦点集中在性爱上，突然就会有其他的内容混进来。我想这都属于那些“又知道，又不知道”的内容之一。

我认为到头来我们想必还是吸收进了许多的信息，因为我记得就在大约那个年纪，我们对于涉及捐献的一切，态度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在那之前，我们曾千方百计绕开这个话题；一旦有迹象表明要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就立刻后退，那些不当心的傻瓜——比如玛琪那次——还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但就像我说的，自从我们十三岁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我们仍然不去讨论捐献以及相关的一切；我们仍然觉得这方面的一切都令人尴尬。但我们开始拿这事开玩笑了，就像我们也会拿性来开玩笑一样。现在回顾往事，我得承认，那条不能公开讨论捐献的规则依然存在，跟从前一样严格。但是现在，时不时用玩笑的方式，暗示我们的未来，这不仅仅没关系，几乎成了一种需要。

一个典型例子是那次汤米划伤了胳膊肘之后发生的事。那大概恰好是在我跟他在池塘边散步的事之前；我猜那时汤米还在努力挣脱被人捉弄取笑的阶段。

他的伤不严重，但还是被送到乌鸦脸那边去处置，然后给他胳膊肘上贴了一块方形橡皮膏，差不多立刻就放他回来了。谁也没多想这事，直到过了两天之后，汤米取下橡皮膏，暴露出的伤口还处于将愈未愈的状态。你看得出皮肤刚刚要开始愈合，下面柔软的红色组织略微有点外露。我们当时在吃午饭，因此大家都围了过来，发出惊叹，或表示恶心。这时比我们高一级的克里斯托弗·H板着脸说：“很遗憾伤在胳膊肘这里。本来伤在别的随便什么地方都没关系。”

汤米看起来很担忧——那时候，克里斯托弗是他敬仰的人物呢——赶紧问他是什么意思。克里斯托弗一边继续吃饭，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你不知道么？如果像这样正好伤在胳膊肘，就会脱线。你只要弯胳膊肘的动作快点就会。不是只有这一点点，而是整个肘部，都会像包裹一样完全打开。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听到汤米抱怨，说乌鸦脸怎么没有警告过他这些事，但克里斯托弗耸耸肩说：“她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当然了。大家都知道。”

近旁的几个人喏喏表示赞同。“你得把手臂保持绝对伸直，”另外一个人说，“弯一弯其实就有危险。”

第二天我看到汤米将胳膊笔直地伸着走来走去，面带愁容。大家都在笑他，这让我很生气，但我得承认，这确实有可笑的一面。后来下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正要离开艺术教室，他在走廊里拦住我说：“凯丝，能跟你说句话吗？”

这时，距离在操场我走上去提醒他POLO衫要弄脏的那次大概刚刚过了两星期，所以大家都觉得我们俩交情不一般。尽管如此，他这样走上前来要跟我单独谈话，却还是有点尴尬，让我刹那有点不知所措。也许这算是我没有更帮他忙的部分解释吧。

“倒不是我瞎担心什么的，”他一把我拉到旁边就开口说道，“可我想安全第一，仅此而已。对于健康我们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我需要帮忙，凯丝。”他解释说，他担心自己睡着时乱动。夜间随便就会弯手臂。“我总是做这种梦，在梦里跟很多罗马士兵作战。”

我稍微问了他几句，很显然各种各样的人——那天午餐时不在场的人——都曾到他面前，重复了克里斯托弗·H的警告。事实上，其中几个人还把笑话向前推进了：有人告诉汤米，曾有个学生，跟他一样手肘受伤，睡了一觉醒来时发现自己的整个上臂和手部骨骼都暴露在外，皮肤翻出来就在旁边，“就像《窈窕淑女》里面那些长手套一样”。

现在汤米要求我帮他在胳膊上绑个夹板，好让他夜间手臂保持伸直。

“其他人我都信不过，”他说着，举起了一根想用做夹板的宽尺子，“他们可能会故意搞坏，夜里让它掉下来。”

他望着我，满脸的无辜，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一方面我很想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我知道，如果我不这么做，那么无论我怎么做，都是背叛了自从我提醒他POLO衫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建立的信任感。如果我真的把他的手臂绑在夹板上，那就意味着我就变成了这个笑话的主谋之一了。我至今感到惭愧当时没有告诉他。但你得记住，我当时年纪还小，而且当时只有几秒钟可以做决定。再说，当别人这样恳切求你帮忙做事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拒绝人家。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让他生气。因为我看得出，他之所以对手肘的伤这么担心，是因为对于所有那些来自周围的说辞，他都信以为真，放在心上。当然我知道他迟早会发现真相，但在那个时刻，我真的没法说出口。我最多只能问一句：

“乌鸦脸让你这么做吗？”

“没有，可你想象下，如果我胳膊肘真的脱出来了，她得多生气。”

我至今仍然觉得不好受，但我当时保证要帮他把胳膊绑好——夜间打铃前半小时，到十四号教室去——然后望着他心怀感激如释重负地离开了。

结果我并不需要经历这一切，因为汤米先发现了真相。那是晚上八点左右，我从主楼梯下楼来，听到底楼的楼梯间爆发出大笑，笑声一直传到楼上。我心里一沉，马上就知道一定跟汤米有关。我在二楼楼梯口停了一下，探头从扶手往下看，正看到汤米从台球室跌跌撞撞冲出来。我记得自己心想：“至少他没喊。”他确实没有，他只是跑去衣帽间，拿了自己的东西，然后离开了主楼。在此期间开着的台球室门口一直都有爆笑声传来，有人在大叫，喊的是诸如：“你要是发脾气，胳膊肘肯定会爆出来！”

我想了想要不要跟上他，走进夜色中，趁他没到宿舍之前跟他说句话，可随后我想起了自己许诺要帮他手臂绑上夹板过夜的事，就没有动。我只是自己心想：“至少他没发火。至少他控制住了火气。”

可我有点跑题了。我之所以提起所有这些是因为这个从汤米的手肘引发出来的身体会“脱线”的梗流传开来，成了我们大家提及捐献时的一个常用段子。说法是这样的，等时机一到，你身体的一小部分就会脱线，比如一个肾脏就会溜出来，你就把它交出去。倒不是我们觉得这事儿本身有多好笑，更多的是用这个段子来败坏对方吃饭的胃口。比如说，你把肝解下来，丢到别人吃饭的盘子里，诸如此类。我记得有个不可思议大胃王同学加里·B，连吃了三份布丁，后来几乎整张桌旁所有人都“解下”了一点自己的器官，统统堆到加里的碗里，可他不为所动，坚持继续吃到饱。

后来这“脱线”梗流传开来之后，汤米一直不大喜欢，可这时候他老被人捉弄的阶段已经过去，大家也不再把这段子跟他联系到一起了。这只是为了博彼此一笑，败坏别人吃东西的兴致——以及我觉得，是对我们将要面对的未来做出一种认可。这才是我的本意。我们的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大家不再像一两年前那样，对捐献这个话题讳莫如深；可我们也没有对此有过非常严肃认真的考量或者讨论。所有这些关于“脱线”的闹剧，都很典型地反映出，在我们十三岁的时候，这个话题对我们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因此我觉得两年之后露西小姐说我们“又知道，又不知道”，这话讲得很对。更重要的是，现在思考起来，我觉得那天下午露西小姐对我们说的一番话，让我们的态度发生了真正的转变。就在那天之后，关于捐献的笑话渐渐消散了，我们开始认真考虑这些事。表面的变化就是，捐献重新又变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但跟我们小时候的避讳不一样。这次不再是因为尴尬或是不好意思，而是因为太严肃，太沉重。

“挺有趣的是，”几年之前我和汤米再次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说，“我们谁都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她是什么感受，露西小姐她本人。我们从来不担心她因为跟我们说了那些事，会不会碰到麻烦。我们那时候真自私啊。”

“可你不能怪我们，”我说，“我们得到的教育就是要互相为同学考虑，但从来没有替导师考虑。至于导师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有不同意见，这点我们从来没想过。”

“可我们已经很大了，”汤米说，“到了那个年龄，我们应该想得到。可我们没有。我们根本没有为可怜的露西小姐着想过。即便是那次之后也没有，你知道，就是你看到她的那次。”

我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说的是我们在黑尔舍姆最后那一年的初夏，有天上午，我在二十二号教室撞上她的那次。现在回想起来，我得承认汤米说的有理。经过了那次之后，即便是我们，也应该看得出露西小姐有多烦恼。但是诚如他所说的，我们从来没有从她的角度去考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来帮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