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群山回唱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

我知道,马科斯先生,在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离世,因为把信交给您的同时,我请求过您,在我死以前不要把它打开。我要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在过去七年里与您相识,相处,是何等的愉快。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充满感情地回想起这段岁月,我们在花园里年复一年地种西红柿,您每天早晨到小屋来看我,陪我喝茶,聊天,我们还随兴所至,互教互学,做过不少波斯语[1964年以后,阿富汗波斯语的官方名称改为达里语,以与伊朗波斯语区分,但当地人习惯上仍以波斯语(法尔西语)称之。]和英语的功课。我感谢您的友谊,您的体贴,以及您在我国从事的工作,我也深信,您一定会把我的谢意转达给您善良的同事们,特别是我的朋友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女士,她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也请您代我向她勇敢、可爱的女儿罗诗致意。

我应该告诉您,马科斯先生,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您的,还另有他人,我希望您把信转交此人,其中的缘由,我会在后面加以说明。因此,如果我重复了一些您已经知道的事,还要请您海涵。之所以有写下这些事的必要,是因为她。马科斯先生,您将会看到,信中不仅包含忏悔的成分,也有一些具体的事,让我产生了写信的念头。基于上述原因,我的朋友,恐怕我必须向您求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这故事该从何说起。这对一个肯定已有八十五六的老头子来说,实非易事。就像我这一辈的很多阿富汗人一样,我到底多大年纪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要是说个大概的岁数,那我心里还是蛮有谱的,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和萨布尔打过的那一架。他是我的朋友,后来成了我妹夫。打架的那天,我们听说有人朝纳第尔沙开了枪,把他杀了,纳第尔沙的儿子,年轻的查希尔,已经登基做了国王。那是1933年的事。我蛮可以从那个时候讲起,不过还是换个别的开头吧。故事就像行进中的火车:不管你在哪儿跳上去,都能到达目的地,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哪儿结束,也就该从哪儿开始。是的,我认为这样才合情合理,那就从妮拉·瓦赫达提开始吧。

我是1949年遇见她的,那一年她嫁给了瓦赫达提先生。当时我已经为苏莱曼·瓦赫达提先生工作了两年,之前我在同一片住宅区,在另一户人家干过一年。我1946年来了喀布尔,老家在沙德巴格,我就生在那村子。马科斯先生,我离开沙德巴格的前因后果,可不是什么引以为荣的事。请把这当做我的第一个忏悔吧,因为我要说的是,当时我感觉村子里的生活扼杀了我。我和两个妹妹一起过,有一个还是残疾。我无意为自己脱罪,马科斯先生,可我当时是个大小伙子,渴望着闯荡世界,满脑子的梦想,很简单,也很模糊,我的梦想历来如此,可是,眼看着青春慢慢消逝,未来的路越来越窄,我就离开了,去找事做养活两个妹妹。是的,这是实话,可那也是我的逃亡。

我为瓦赫达提先生全职工作,所以也全天住在他家里。当时这房子,马科斯先生,可一点都不像您2002年刚到喀布尔时看到的那样破败。它是个漂亮的、宏伟的宅邸。那个时候,这房子洁白耀眼,好像周身镶嵌着钻石。正门外是一条宽宽的柏油车道,一进来就是屋顶高高的门厅,摆放着高大的陶瓷花瓶,一面胡桃木镜框的圆镜子,正好位于有段时间您挂照片的地方,就是您童年时代朋友的照片,用自制老相机在海滩上拍的那张。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亮闪闪的,有一部分铺上了深红色的土库曼地毯。地毯现在已经没了,皮沙发、手工茶几、青金石的棋具、高高的红木柜子也都没了。那些豪华的家具几乎什么都没剩下,现在它们恐怕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我头一次走进那贴着石头墙砖的厨房时,嘴巴都合不拢。我想,厨房盖这么大,让我老家沙德巴格的全体村民来这儿吃饭都成。六灶的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烤箱,好多好多的罐子、锅、刀,还有各种各样的厨具供我使用。卫生间总共有四个,贴着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墙砖,装着陶瓷的洗手池。马科斯先生,楼上您卫生间的台子上,有四个方洞对吗?里面本来镶的是青金石。

接下来要说说后园。马科斯先生,您一定得找一天,坐在您楼上的办公室里,往下看看花园,努力想像一下它原先的模样。过去要进花园,得经过一个半月形的游廊,栏杆上爬着绿色的葡萄藤。草坪厚实,翠绿,处处花团锦簇,有茉莉花、野玫瑰、天竺葵和郁金香,草坪的边上是两排果树。马科斯先生,人要是躺在樱桃树下,闭上眼睛,听着微风从树叶之间侧身而过,一定会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住处了。

我自己住的,是后园最里面的一间窝棚。它有一扇窗户,四面白墙,粉刷得干干净净,对一个没有太多需要的未婚男青年来说,屋里的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我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一天五次铺开礼拜毯。小屋当年对我来说刚刚好,现在我也觉得挺合适。

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做饭。之所以学会这门手艺,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亲下厨,后来在喀布尔的一户人家,有个上了年纪的乌兹别克厨子,我给他打过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兴地做了瓦赫达提先生的司机。他有一辆雪佛兰,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车是蓝色的,带皮篷,同样蓝色的树脂座椅,镀铬的轮毂,非常漂亮的小汽车,不管我们去哪儿,都能让人驻足围观。他让我开车,因为他看出我是个好司机,谨慎,熟练,还因为他是那种不多见的男人,不喜欢摆弄汽车。

我是个好仆人。马科斯先生,请不要认为我在自夸。通过细心的观察,我对瓦赫达提先生的好恶,有什么怪癖,有哪些脾气,已经了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习惯,有怎样的规范。比如,每天早晨吃过早餐,他都喜欢出门散散步。可他不喜欢一个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着他。我只能从命,尽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都不和我说,好像永远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来很快,背着手,对路人点头致意,一双乐福鞋,皮子擦得锃亮,鞋跟在人行道上咔咔作响。他两条大长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后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赶。一天当中其余的时间,他大部分都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欢画画,画得有多好我说不上来,至少那会儿还不清楚,因为他从来不让我看他的画。我经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书房的窗口,就是在游廊里,皱着眉头,聚精会神,拿炭笔在速写本上又涂又抹。

每隔几天,我就开车拉上他,到城里转一转。他去看他母亲,一个礼拜一次。还有家族聚会,不过大部分聚会瓦赫达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尔出席,所以我载着他去那儿,去葬礼、婚礼、生日派对。每个月,我拉他去一次美术用品商店,他到那儿备足蜡笔、炭笔、橡皮、铅笔刀和写生簿。有时他坐到后座上,只想出去兜个风。我问他:去哪儿啊,瓦赫达提先生?他耸耸肩,那我就说:好咧,老爷。然后我挂上挡,我们就出发了,在城里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没有目标,也没有打算,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沿着喀布尔河,开到巴拉喜萨尔堡,有时出城,就到了达鲁阿曼宫。有的日子,我俩开车离开喀布尔,去加尔加湖。到了那儿,我会把车停在离湖畔不远的地方,关掉引擎,瓦赫达提先生在后座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字也不和我说,好像让他心满意足的只是摇下车窗,看着小鸟在树间飞来飞去,阳光播洒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万万细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荡漾。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瓦赫达提先生非常大方,让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车,开回村里,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尔瓦娜和她丈夫萨布尔。我开着车一进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围着车跑啊,跳啊,拍着车身,敲着车窗。有些小崽子还想往车顶上爬,我不得不把他们轰到边上,就怕他们刮花了漆,把车身顶出坑。

瞧瞧你,纳比。萨布尔对我说,你成大明星了。

萨布尔有俩孩子,一个叫阿卜杜拉,一个叫帕丽,生母死了(帕尔瓦娜是他俩的后妈),所以对他们,我总是非常关照,特别是那个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这些。我提出带他一个人开车兜兜风,可他总要把小妹妹也带上。我们围着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绕圈的时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紧紧地搂着她。我让他开雨刷,按喇叭。我还给他演示,怎么把大灯一档一档地开到全光。

玩完了车,全消停了,我就坐下来,和我妹妹还有萨布尔喝茶,讲讲我在喀布尔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达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讲。说实话,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对我好,所以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在我看来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个嘴巴不那么牢靠的仆人,准会告诉他们,苏莱曼·瓦赫达提在我眼里就是个大怪物,这爷们儿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遗产打发掉下半辈子了,他没有正经职业,没啥特别的热情,显然也无意在身后给这世界留下什么东西。我还会告诉他们,他过的是一种没有目标,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开车带他漫无目的地兜风一样。一种生活在后座上的生活,随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种冷眼旁观的生活。

我要是开口,准会这样说,可我没讲过。我不讲就对了。我要是讲了,那才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走进院子,穿着一套漂亮的条纹西装,我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这身衣服。他让我开车送他去城里另一个富人区。我们到了以后,他告诉我把车停在路边,就在一座围墙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门口摇响了门铃,有个仆人开门让他进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达提先生家还大,甚至还要更漂亮。车道两边植有高大细长的柏树,还有密实的灌木,开着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后园至少有瓦赫达提先生家的两倍大,墙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着另一个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够不着。我看出来了,这是另一个等级的富户。

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鲜艳。我摇下车窗,让风暖暖地浮荡而入。别看司机的工作是开车,可其实呢,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头,空转着引擎;等在举办婚礼的楼外,听着音乐含混的回声。那天为了打发时间,我玩了几把扑克,玩腻了就下车,朝这边走几步,又往另一边踱一踱。后来我坐回车里,心里合计,瓦赫达提先生出来之前,我也许能小眯一觉。

就在此时,那房子的大门开了,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她戴着太阳镜,穿一条短袖的橘红色裙子,短至膝盖。她光裸着两腿,双脚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车里坐着,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没看出来。她抬起一只脚,鞋跟踩在身后的墙上,这样一来,她裙子的下摆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里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脸上一下就烧起来了,一路往下,烧到了脖子。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做一次忏悔吧,马科斯先生。一种令人有几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动。那时候我肯定还不到三十岁,是个大小伙子,正处在欲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们村里好多同龄的男人不一样——那些小伙子连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没见过,就结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结了婚,他们才能获得许可,瞅一瞅这样的大腿。跟他们相比,我真该算得上有些经验了。这些经验是我在喀布尔获得的。我偶尔会去拜访某些地方,到了那儿,一个年轻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审慎又便利的满足。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证明,我与之同寝过的娼妓,没有一个比得上眼前这位——这位刚从大宅子里走出来的,美丽的,优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墙上,点燃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带着令人销魂的优雅,用两根手指的指尖夹着烟,每次抬临双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转睛。她这只细腕玉手弓起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幅画,那是我从前在一本亮光纸印刷的诗集里看到的,画的是一个妇人,睫毛长长,黑发如瀑,和情人在花园里同寝,她正用细若无骨的手指拿着一杯酒,递给情人。街对面有什么东西,一度吸引了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赶快拿手抓了几下头发,要不然因为天热,头发已经开始粘结成块了。她回过头,我便再次僵坐不动。她又吸了几口,在墙上捻灭了香烟,然后悠闲地走回宅中。

终于,我能呼吸了。

当晚,瓦赫达提先生把我叫进客厅,说:“有事情告诉你,纳比,我要结婚了。”

看来,对他喜爱孤独的程度,我毕竟是有些高估了。

订婚的消息传得很快。流言蜚语同样如此。我是从瓦赫达提先生家进进出出的工友那儿听来的。嘴巴最贱的就是园丁扎希德。他每个礼拜来三天,打理草坪,给大树剪枝,修齐矮树。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有个让人恶心的习惯,每说一句话,都要吐一吐舌头。就是这条舌头,在不假思索地喷吐着流言蜚语,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丢撒着粪肥。和我一样,他也是一辈子给人打工的命,我们这些人成了一拨,都是这一片的厨子、园丁和杂役。每个礼拜都有一两个晚上,干完活,吃完晚饭,大伙便挤到我的小窝棚里喝茶。我记不清这个惯例是怎么形成的,不过,一旦成了惯例,我就没办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现得没礼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让人以为我在同类中间,自觉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扎希德告诉别的老爷们儿,瓦赫达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他那没过门的新媳妇品行不端。他说,喀布尔尽人皆知,她既没囊,也没纳穆斯,[囊(nang)和纳穆斯(namoos)代表荣誉和自尊。]没有好名声,才二十岁,就敢“在全城到处抛头露面”,跟瓦赫达提先生的小汽车一样。最糟的是,扎希德说,她不仅不否认这些指控,还拿这种事写诗。说到这儿,满屋子响起了一片非难之声。有个男人说,要是在村里,他们早就把她的喉咙割开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站了起来,对他们说我听够了。我痛斥他们,骂他们像做针线活的老婆子一样,聚在一起说小话。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瓦赫达提先生这样的人,就咱们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捡牛粪去了。我质问道:你们的忠心,你们的尊重,都到哪里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为自己把这帮蠢汉子镇住了,没想到他们哄堂大笑。扎希德说我是马屁精,说不定这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写首诗,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纳比颂》。我气急败坏,一跺脚出了窝棚,留他们在里面笑闹不停。

可我没走太远。他们那些闲话一会儿让我厌恶,一会儿让我着迷。不管我刚才表现得多么正直不阿,说的话多么得体和审慎,我还是待在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让人血脉偾张的细节。

婚礼没过几天就举行了,不过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请人来唱歌跳舞,听不见阵阵欢声笑语,只有一位毛拉和一个证婚人短暂到场,外加一页纸上两个潦草的签名。这样一来,从我第一次看到她,还不到两个礼拜,瓦赫达提太太就搬到家里来了。

马科斯先生,请允许我稍停片刻,略作说明,从现在开始,我将把瓦赫达提先生的妻子称作妮拉。不用说,回到当年,我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权利,哪怕人家给了我这个权利,我也不能接受。我过去总是叫她“尊贵的太太”,带着理所当然的恭敬。可是考虑到这封信的用意,我将把礼节放到一边,依照我心里始终所想的来称呼她。

这么说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桩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这两口子之间有什么示爱的表情,也很少听见他们说过什么甜蜜的话语。他们是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两个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点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惯例,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早点——一片烤馕,半碗核桃仁,绿茶里撒点小豆蔻,但不加糖,还有一只煮鸡蛋。他喜欢把蛋戳开,让蛋黄往外流,一开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觉相当焦虑。每天早晨,当我依例陪着瓦赫达提先生散步的时候,妮拉还在睡懒觉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该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个上午,我一边干着杂活,一边渴望着妮拉出现的时刻,等着她推开客厅通往游廊的纱门。我会胡思乱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头发是梳起来,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呢,还是会让我看到头发放开着,乱乱地披垂于双肩?她会戴太阳镜吗?会穿凉鞋吗?是穿那件配腰带的蓝丝袍,还是那件洋红色的,有大圆扣子的罩袍呢?

等她终于亮相,我便在园中瞎忙一气,假装看到车头得擦,或是发现野玫瑰要浇水,不过自始至终,我眼睛都没闲着。我看她把太阳镜推上去,揉着眼睛,看她取下绑头发的橡皮筋,向后甩甩脑袋,抛落一头光亮的卷发,或者看她坐着,下巴搁在膝头,望着院子,懒洋洋地吸烟,又或者双腿交叠,一只脚上下摆荡,这姿势在我看来,代表着无聊或烦躁,或许只是一种难以自控,漫不经心的俏皮。

瓦赫达提先生偶尔出现在她左右,但通常并不这样。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画画,这桩婚事几乎没有改变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不是在客厅,便是在游廊上,手拿铅笔,几页纸铺在腿上,而香烟总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们用饭,两人以毫不掩饰的沉默,各自接过食物,低头盯住自己的米饭盘子,只有低声的“谢谢”,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盘时的叮当声响,才会打破这片寂静。

每个礼拜有一两次,我要开车载着妮拉出门买烟,买新笔、新本子,或化妆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给她开车,我一定会梳个头,刷个牙。我要洗脸,拿一片柠檬,挨个蹭一遍手指头,好把洋葱味去掉。我会掸掉西装上的尘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榄绿的西装,其实是瓦赫达提先生送给我的旧衣服,我希望他没把这事告诉妮拉——不过我猜,他可能已经跟她说过了。他这样做并无恶意,可是像瓦赫达提先生这种地位的人通常意识不到,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会让我这样的人蒙羞。有时候,我甚至把父亲死后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上。我站到镜子前面,把头上的帽子往这边拉拉,再往另一边拽拽,全神贯注,想像着自己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妮拉面前。此时就算有只黄蜂落到我鼻子上,非得蜇我一口,才能让我注意到它的存在。

一旦出门上路,只要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会想法多绕一段,绕远是为了拖长路程,多一分钟——也许两分钟,但是不会多到让她生疑——由此延长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路面。我奉行严格的自我控制,绝不透过后视镜看她,只在她和我说话时才这样做。只要她坐在后座上,我便已经很满足了,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各种味道——昂贵的香皂、润肤露、香水、口香糖,还有烟味儿。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味道都足以让我情绪高昂。

正是在车上,我和她有了第一次交谈。我们第一次真正的交谈,也就是说,不算无数次的她让我拿这拿那。我载着她去药房取药的时候,她问我:“纳比,你们村是什么样子的?它叫什么来着?”

“沙德巴格,尊贵的太太。”

“沙德巴格,就是了。它是什么样子的?跟我说说。”

“也没啥好说的,尊贵的太太。跟别的村子一样。”

“噢,肯定有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表面上保持着平静,心里却一片狂乱,拼命想回忆起点什么,奇花啊,异草啊,得像个样子,能让她感兴趣,能让她听了高兴。可这没用。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农民,一个没啥见识的小人物,又能说出什么,让她这样的女人听了为之心动?

“葡萄挺棒的。”我说。可是一咕噜出这两个字,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葡萄?

“是吗?”她无动于衷地说。

“真的很甜。”

“哦。”

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死了算了。我感到胳肢窝里开始冒汗。

“有一种很特别的葡萄,”我说,突然变得口干舌燥,“据说只有沙德巴格才种得出来。它非常娇贵,怎么说呢,非常难活。你要是在别的地方种它,哪怕是在旁边的村子,那它一定就干巴了,然后死掉。它会枯萎。会死于忧伤。沙德巴格的人都这么说,可是当然了,没有这回事。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尊贵的太太。忧伤。”

“很动人,纳比。”

我冒险往后视镜里飞快地瞅了一眼,看到她正望向窗外,可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发现她的嘴角向上抬起着,正是微笑过后的余韵。我精神为之一振,随即听到自己又开了口:“我可以再给您讲个故事吗,尊贵的太太?”

“尽管讲。”打火机咔嗒一声,烟从后座朝我飘来。

“嗯,在沙德巴格我们有个毛拉。当然了,每个村子都有毛拉。我们这一位叫谢基卜毛拉,他是个故事大王。他会讲多少个故事,我说不上来。可是有件事,他给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看看任何一个穆斯林的手掌,不管在这世界上哪个地方,你都会发现让人大大吃惊的东西。他们的掌纹一模一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穆斯林左手的掌纹构成了阿拉伯数字里的81,而右手上就是数字18。81减18得多少?63啊。正好是先知归真的年龄,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我听见后座传来一声低笑。

“后来,有个旅行家路过。理所当然,按照惯例,那天晚上他就和谢基卜毛拉一块吃饭。旅行家听了这个故事,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可是,谢基卜毛拉,请您恕我直言,我从前遇见过一个犹太人,我发誓他的两只手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掌纹。这件事您怎样来解释呢?’毛拉说:‘这个嘛,那犹太人骨子里也是个穆斯林。’”

猛然间,她爆发出一阵大笑,直到那天晚上,我都陶醉在这笑声里。就好像——真主宽恕我的不敬——就好像乐园从天堂降临我身,如经书所言,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荫影也是永恒的。[见《古兰经》第十三章《雷霆(赖尔得)》,第三十五节。马坚译文。]

请您理解,马科斯先生,让我神魂颠倒的不只是她的美貌,尽管这美貌已足以让人着迷。我一生中还从未遇见过妮拉这样的年轻女人。她做的一切——说话的方式,走路的样子,穿衣打扮,微笑的模样——事事都让我觉得新奇。对女人如何举手投足,妮拉动摇了我以往所持有的每一种概念。我知道,这些特点必定会遭到某些人顽固的反对,比如扎希德,再比如萨布尔,还有我们村里的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可是这些特点对我来说,不过是增加了她本已巨大的诱惑与神秘。

那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甚至后来别的工友过来喝茶的时候,她的笑声还回荡在我耳畔。我龇着牙,美滋滋地,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叽叽呱呱,耳边只有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我也很有几分得意,因为我知道自己讲了个聪明的故事,让她从婚姻的不满足中得到了少许的缓解。她真是个非凡的女人。那天夜里上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了几分不凡。这就是她对我的影响所在。

不久我们就天天交谈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较晚,她坐在游廊上喝咖啡的时候。我会晃悠过去,假装有这样那样的活儿要干,然后倚着铁锹,要么就守着杯绿茶,和她讲话。她能选我,让我感到格外受宠。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仆人。我已经提到过那个寡廉鲜耻的癞蛤蟆扎希德了,还有个双下巴、大脸盘的哈扎拉妇人,她每个礼拜来两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选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连她自己的丈夫也没这福分,和他一起,只会增添她的孤独。一般情况下,都是她说我听,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让她往里倒故事,我已经备感幸福。比方说,她跟我谈起过她和父亲去贾拉拉巴德打猎的事,还说那些死鹿无神的眼睛如何好几个礼拜缠着她不放。她说她小时候和母亲一块儿去过法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车,又搭船。她跟我讲了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简直要震断肋骨的感觉。她还清楚地记得吊钩上垂挂的窗帘,相互分隔的卧车包房,以及蒸汽机车有节奏的喷气和嘶鸣。她告诉我,她得过一场大病,去年和她父亲一起,在印度住过六个礼拜。

时不时地,趁她扭头往茶碟里弹烟灰的当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红艳艳的脚指甲,刮过毛的,散发出淡淡金色光华的小腿,还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总要多看一眼她那对饱满的,形状完美的乳房。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有些男人抚摸完这两只乳房,和她做爱,亲吻过它们之后,竟然还能活在世上。难道你做完之后,这辈子还有什么别的追求不成?一个已经站上世界之巅的男人还能再往何处去?可一旦她回过头,面对着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识地收起目光,看着安全的地方。

随着她越来越放松,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闲谈期间,她抱怨起了瓦赫达提先生。有一天她说,她发现他冷漠而傲慢。

“他对我一直非常宽厚。”我说。

她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得了,纳比。你用不着帮他说话。”

出于礼貌,我低下了头。她说的未必不是事实。的确,举个例子来说吧,瓦赫达提先生有一种习惯,老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纠正我说话的腔调,也许是的,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傲慢。有时我走进房间,把一盘甜点放到他面前,给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饼屑,可他呢,对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纱门上的一只苍蝇。他对我完全无视,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说到底,尽管像是小小的诡辩,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的人——我给他们做过工的人——是打自己仆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带抽。

“他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冒险精神。”她说,百无聊赖地搅拌着咖啡。“苏莱曼是个暮气沉沉的老头子,空有一副年轻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坦率吓了一跳。“确实,瓦赫达提先生非常罕见地安于孤独的状态。”我说,小心谨慎地选择着婉转的措辞。

“也许他应该和他妈住在一起。你觉得呢,纳比?我跟你说,他俩才是天生的一对。”

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是个难缠的,相当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尔另一个城区,有一群俯首帖耳的仆人,两条深受宠爱的狗。她对这两条狗格外溺爱,不让它们和仆人平起平坐,而是高过仆人们,高出好几个等级。这是一对矮小,无毛,丑陋的怪物,容易受惊,充满焦虑,动不动就发出刺耳至极的尖叫。我鄙视它们,因为我一进那房子,它俩就往我腿上扑,傻了吧唧地想爬上来。

我当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载着妮拉和瓦赫达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后座上的气氛都很紧张,颇为压抑。通过妮拉眉头那道痛苦的犁沟,我就能看出来,他俩刚刚吵过架。我还记得,我父母拌嘴的时候,非得有一方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才会停战。这就是他们结束争执的方式,用一个结论来堵住怨气,不让它继续外泄,免得第二天没法收拾。瓦赫达提夫妇却不是这样。他俩吵到最后,与其说是吵完,倒不如说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进水碗里,总会残留下一些颜色,久久不去。

用不着太聪明,也能猜得出来,那老太婆不赞成这门亲事,妮拉也知道这一点。

当我俩,妮拉和我,继续这些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她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脑海中浮起。为什么她要嫁给瓦赫达提先生?我没有勇气去问。就我的本性而言,实在做不出这样一种逾规失礼的举动。我只能揣想,对某些人,特别是对某些女人来说,婚姻——即便是像这样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种对更不幸福状态的逃避。

有一天,1950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沙德巴格。”她开口道。她说她想见见我的亲属,看看我的老家。她说我给她做饭,拉着她满喀布尔地转,到现在已经一年,可她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这个要求把我弄得惊惶失措,退一步说,像她这种身份的人提出来,要大老远地跑去见一个仆人的亲属,也实在很不寻常。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妮拉对我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可同时我又害怕,因为我提前考虑到了我的不便——还有,是的,我的羞耻——到时候她就会看到我老家的贫穷。

我们在一个阴郁的早晨出发。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红色的无袖长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没有建议她另做选择。一路上,她都在问问题,问村子,我认识的人,我妹妹和萨布尔,他们的孩子。

“他们叫什么名字?”

“嗯,”我说,“有一个叫阿卜杜拉,快九岁了。他亲妈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尔瓦娜的继子。阿卜杜拉有个妹妹,帕丽,还不到两岁。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帕尔瓦娜生了个小男孩——奥马尔,这是他们给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两个礼拜。”

“出什么事了?”

“冬天,尊贵的太太。冬天作践这些村子,每年都要随随便便弄死一两个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别进你家的门。”

“真主啊。”她低声道。

“说点高兴的吧,”我说,“我妹妹又怀上了。”

到了村里,光脚板的孩子们照例蜂拥而上,追着车欢迎我们,可等妮拉一从后座上下来,小孩们马上变得鸦雀无声,直往后退,也许是怕她骂人。可是妮拉表现得非常耐心和友好。她跪下来,微笑着,和每个孩子讲话,握他们的手,摸他们的脏脸蛋,抚弄他们的脏头发。让我尴尬的是,村民们聚拢过来,围观妮拉。其中就有我的发小巴依吐拉,他和他兄弟们一起,蹲在房檐上往这边看,活像一排乌鸦,全都在嘴里嚼着纳斯瓦尔烟末子。他父亲谢基卜毛拉也在,和三个白胡子老头一起,坐在一堵墙下的阴凉里,漠然地捻着手里的念珠,眼珠子却不嫌老,紧盯住妮拉和她裸露的胳膊,一脸的不高兴。

我把妮拉介绍给萨布尔,然后一块走向他和帕尔瓦娜的小土房,身后跟着一帮看热闹的。到了门口,尽管萨布尔告诉妮拉不必多礼,可她还是非要把鞋脱掉。大伙一进屋,我就看见帕尔瓦娜默默坐在角落里,紧绷绷地缩成了一个圆球。她向妮拉问了好,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

萨布尔朝阿卜杜拉扬扬眉毛。“上茶,儿子。”

“噢,别麻烦了。”妮拉说着,一屁股坐到了帕尔瓦娜身边的地上。“不必了。”可是阿卜杜拉已经闪身进了隔壁,我知道那屋子既是厨房,又是他和帕丽睡觉的地方。门洞上钉着一块脏乎乎的塑料布,用来隔开我们待的这个房间。我坐下来,手里摆弄着车钥匙,后悔没机会提前和我妹妹说一声,告诉她有人要来串门,好让她有时间收拾收拾。煤烟熏黑了龟裂的土墙,妮拉坐的破床垫也沾了一层灰,屋里仅有的一个窗户上星星点点,全是苍蝇屎。

“这地毯多漂亮啊。”妮拉快活地说,用手指摩挲着那张小毯子。它是大红色的,图案是大象的脚印。这是萨布尔和帕尔瓦娜拥有的惟一值钱的物什,可那年冬天一来,它就要被卖掉了。

“原来是我父亲的。”萨布尔说。

“是土库曼地毯吗?”

“是。”

“我特别喜欢他们用的羊毛。做工也好得难以置信。”

萨布尔点了点头。哪怕和她说话的时候,他也没朝她的方向看过一眼。

塑料布一掀,阿卜杜拉进来了,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有几个茶杯。他把托盘放到妮拉身前的地上,给她倒了杯茶,便盘起腿,坐到她对面。妮拉和他拉话,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可阿卜杜拉只是点着他剃光的脑袋,吭哧出一两个字作答,之后便怯生生地看着妮拉。我跟这孩子讲话时留了个心眼,就算骂他失礼也要和颜悦色。我会采用一种友善的方式,因为我喜欢这孩子,他生性认真而且能干。

“什么时候生?”妮拉问帕尔瓦娜。

我妹妹低着头,说预产期在冬天。

“你真幸运。”妮拉说,“马上就有宝宝了。而且还有这么一位懂事的继子。”她朝阿卜杜拉笑了笑,那孩子依旧面无表情。

帕尔瓦娜嘟哝了一句什么,可能说的是“谢谢”。

“还有个小姑娘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妮拉问,“帕丽?”

“她在睡觉。”阿卜杜拉马上说。

“噢。听说她好可爱。”

“去把你妹妹抱来。”萨布尔说。

阿卜杜拉磨蹭着,看看父亲,又看了看妮拉,这才满脸不情愿地起身,去抱妹妹。

即使到了现在,如果我有心推卸责任,也会说,阿卜杜拉和他妹妹之间不过是一般的兄妹关系。可这不是真的。除了真主,没人知道他俩为什么选择了彼此。这是个谜。我从未见过两个人之间能有这样的亲和力。实际上,阿卜杜拉更像帕丽的父亲,而不仅仅是兄长。当她还是个婴儿,还在半夜里哭闹的时候,正是阿卜杜拉从睡觉的小床上爬起来,走到她身边。是他承担起了给她换尿布,包好襁褓,哄她睡觉的责任。他对帕丽的耐心是无限的。他抱着她满村转,到处显摆,仿佛她是全天下最让人渴望得到的奖杯。

等他把迷迷糊糊的帕丽抱进房间,妮拉便要求抱她一下。阿卜杜拉板着脸,不放心地递过妹妹,好像心里已经出于本能,拉响了警报。

“噢,她真是个小可爱。”妮拉叫出声来,笨手笨脚地晃荡着,暴露出她对怎么带孩子一窍不通。帕丽困惑地看看她,再看看阿卜杜拉,然后开哭。阿卜杜拉一把将她从妮拉手里抱了回来。

“瞧她的眼睛!”妮拉说,“噢,还有那小脸蛋!多可爱啊,是不是,纳比?”

“就是,尊贵的太太。”我说。

“名字也取得这么好听:帕丽。她可真漂亮,真像小仙女似的。”

阿卜杜拉搂着帕丽,摇晃着她,同时看着妮拉,脸色越来越难看。

回喀布尔的路上,妮拉无力地坐在后座上,头倚着车窗,很久都没说一个字。后来,她突然哭了。

我把车停到路边。

她很长时间都不讲话,只是用两手捂着脸,肩膀抖动着,呜呜咽咽。最后,她拿手帕擤了鼻子。“谢谢你,纳比。”她说。

“谢我什么,尊贵的太太?”

“谢你带我去那儿。见到你家人真是我的福分。”

“是他们的福分才对。也是我的。我们很荣幸。”

“你妹妹的孩子真漂亮。”她摘下太阳镜,轻轻擦着眼睛。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最好还是先把嘴巴闭上。可是刚才她当着我的面哭了鼻子,这么不见外,我总该有些言语上的表示才对。我轻声说道:“您也会有的,尊贵的太太。托靠安拉。真主一定会看在眼里。您只需等待。”

“我想真主不会的。真主看不到这些。”

“当然会。真主会看到的,尊贵的太太。您这么年轻。如果真主希望如此,您就一定会有的。”

“你不明白。”她疲倦地说。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疲惫不堪,这样无精打采。“已经没了。在印度就被整个拿掉了。我身子里是空的。”

这一番话让我无言以对。我真想爬到后座上,揽她入怀,用不停的亲吻来抚慰她。没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的手已经伸到了后面,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我本以为她会抽回去,可她带着感激,紧紧握住我的手,于是我们便坐在车里,不看对方,只是望着身边的原野,满目的灰黄,无尽的枯萎,只被干涸的灌渠划破,丛生的灌木与散落的岩石之外,偶有星星点点的生命微澜。我手中有妮拉的手,眼中是群山和电线杆,目光跟随着一辆运货的卡车,它在远方缓慢行进,车后尘土漫卷,哪怕就这样坐到天黑,我也是幸福的。

“带我回家。”她最后说,松开了我的手,“今晚我得早点休息。”

“是,尊贵的太太。”我清了清嗓子,伸出微麻的手,挂上了一挡。

她进了卧室,好几天闭门不出。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以往,她偶尔会拉过一把椅子,放到楼上卧室的窗边,坐在那儿,吸着香烟,一只脚摇晃着,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她不讲话。她不换下睡袍。她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头。可这一次,她连饭也不吃了。异常的态势引起了瓦赫达提先生异常的警觉。

第四天,有人敲响了大门。我去开门,是位个子很高的老人,穿着精熨细烫的西装,闪闪发亮的乐福鞋。他看上去仪表堂堂,甚至令人生畏,因为他站在那儿,犹如泰山压顶,目光犀利,好像一眼就能把我看穿。他双手握着锃亮的拐棍,仿佛那是一支权杖。他一个字还没说,我就已经感到,此人必已习惯了发号施令。

“听说我女儿过得不痛快。”他说。

这位一准就是老太爷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是的,老爷。我想您说得很对。”我说。

“那就靠边站,年轻人。”他从我身边扬长而过。

我在花园里忙碌,把一大块木头劈成柴火。从干活的地方,我能清楚地看到妮拉卧室的窗口。只见老爷子就在屋里,朝妮拉弯着腰,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妮拉的脸上,是人们那种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的表情,好像爆竹炸了,又好像是一阵妖风重重地摔了一下门。

那天晚上,她吃了饭。

几天之后,妮拉把我叫进房里,说她要开个派对。瓦赫达提先生结婚之前,家里即使举办过派对,也是少之又少。妮拉搬进来之后,每个月都要办两三次。派对前一天,妮拉会给我具体指示,要我准备开胃品和饭食,我便开车去市场,一一采办。酒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我以前从未买过,瓦赫达提先生自己也不喝,其原因与宗教无关,只是他厌恶酒精的作用而已。妮拉却对某些店家非常了解,把它们戏称为“药房”,到那儿偷偷摸摸买一瓶“药”的花销,可以赶得上我两个月的工钱。为这种事跑腿带给我一种很复杂的感受,虽然是在参与犯罪活动,但是,取悦妮拉的需要总是压倒了一切。

马科斯先生,您一定知道,在沙德巴格我们也开派对,庆祝结婚或是举行割礼,活动要分成两个房子进行,一处给女人们,另一处给我们男人。可在妮拉的派对上,男人和女人是混在一块的。大多数女人都像妮拉那样穿衣打扮,胳膊整条整条地露在外面,腿也露得很多。她们吸烟。她们还喝酒,杯子半满着,有的无色,有的是红色,或者暗红,装的都是烈酒。她们说笑话,哈哈大笑,还随随便便摸男人的胳膊,可我知道,那些被摸的男人正等着娶这屋子里别的女人呢。我端着小盘的波拉尼烙饼和卢拉烤肉串,在烟雾缭绕的一个个房间,一堆堆客人间穿行。此时电唱机里播放着唱片,不是阿富汗音乐,而是妮拉所说的什么“爵士”。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马科斯先生,您也很欣赏这种音乐。在我听来,钢琴叮叮当当地乱弹,喇叭怪腔怪调地号丧,实在是又乱又不和谐。可是妮拉喜欢这个,我老听到她跟客人们说,这张唱片一定要听,那张唱片不听不行。整个晚上,她都杯不离手,举杯的次数之多,远远超过品尝我上的饭菜。

瓦赫达提先生对客人热情有限,只是做个样子,应酬一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角落里,脸上带着一种冷淡的表情,转动着手里的一杯苏打水,有人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客客气气地笑一笑,依旧闭口不言。等到客人们开始要求妮拉朗诵诗作的时候,他便像往常一样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这都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她开始朗诵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不必走远的工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侧耳倾听。妮拉的诗和我从小所知的大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阿富汗人热爱诗歌,就算最没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兹、海亚姆或萨迪的诗篇。您还记得吗,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说过,您有多么热爱阿富汗人。我问您为什么,您大笑着回答:因为就连你们的涂鸦艺术家,也把鲁米往墙上喷。

可是,妮拉的诗违背了传统。它们不遵从格律,表现的也不是常见的事物,比如树啊,春天的花啊,夜莺一类的鸟啊。妮拉写的是爱情,而且这种爱情,也不是鲁米或哈菲兹笔下那种苏菲式的思慕,而是肉体上的爱。她写情人们在枕边私语,互相抚摸。她写肉体上的享乐。我从来没从女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语言。我站在那儿,听着妮拉略带沙哑的声音飘过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烧得通红,想像着她在读给我听,我俩才是诗中的情侣,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会打破这种迷醉的状态,然后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赶快跑开。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读的诗让我猝不及防。它写的是村子里一个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们死于寒冬的婴儿。客人们好像非常喜欢这首诗,不停地点头称道,屋里到处都能听见赞赏的低语,当妮拉从纸上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热情地鼓掌欢呼。我的感觉却是惊愕与失望,因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来宾的娱乐。有种感觉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遭到了难以说清,却已伤人的背叛。

派对之后过了两天,妮拉说她要去买一个新的手提包。瓦赫达提先生正在餐桌边读报纸,桌上是我给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汤和馕。

“你需要什么吗,苏莱曼?”妮拉问。

“不,阿齐兹,谢谢你。”他说。我很少听到他用“阿齐兹”以外的字眼称呼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爱的”、“亲爱的”,可是每次他这样叫她的时候,这两口子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更加遥远,每回它从瓦赫达提先生的嘴里迸出来,原本用来表达爱意的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那样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说她要去接个朋友,然后告诉我去朋友家怎么走。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她走进街区,走向一幢亮粉色外墙的两层楼房。一开始,我没熄火,可是五分钟过去了,妮拉还没回来,我便关掉了引擎。我这么做就对了,因为直到两个钟头以后,我才看见她苗条的身影,悄悄地沿着人行道走回汽车。我拉开后门,她钻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另一种味道,潜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点像雪松,好像还有一丝生姜味儿,我记得这味道,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派对上闻到过。

“我没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后座上,一边重新涂着口红,一边说。

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红,从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两家商店,可我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包。”

她的目光在镜子里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秘密。她在考验我的忠诚。她在要我做出选择。

“我认为您应该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 je pense que tu es mon seul ami,纳比。”

我眯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灿烂地一笑,可这样也没法提振我下坠的心。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做家务的时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时的热情也只剩下了一点。当晚,男人们又过来喝茶,有一位还给大伙唱了歌,可是歌声也没能让我的心情好转。我感觉戴绿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终于脱离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再一次填满了我的住处,从地板到顶棚,渗入四壁,浸润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气。不管用啊,马科斯先生。

我没办法告诉您,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想法成了形。

也许是那个秋天的早晨,起了风,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弯腰为她切下一片粗麦蛋糕,此时,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说,1952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为寒冷。也许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墙的那幢房子,或者还要往前,那一次在车里,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怎么也抹不掉了。

马科斯先生,我想告诉您,我那时绝对问心无愧,并且深信自己的提议是出于好心和真诚的目的。这样做虽然会有一时的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给妮拉一件东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还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我先跟萨布尔讲了。要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一定会说,如果我认为萨布尔能接受我的钱,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给他,而不是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从瓦赫达提先生那儿预支些工钱,借给萨布尔,帮他一家子挺过这个冬天。可是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都不会要我的钱。我本来一直给帕尔瓦娜汇款,可她一过门,萨布尔就不肯再接受这笔小钱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后来他死就死在了这上面,还不到四十岁,他有一天出门,到巴格兰附近一个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没做过父亲,因此没办法假装自己懂得萨布尔做出那个决定时,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索。瓦赫达提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这主意告诉妮拉的时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达提先生商量时,别说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达提先生会反对。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瞧见一丝做父亲的本能。说实在的,我曾经怀疑过,也许正是因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让他下决心娶她。不管怎样,我远远躲开了这两口子之间的紧张气氛。每当入夜,我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一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我告诉了妮拉,她抓起我两手,泪水夺眶而出。她凝视着我,带着感激,还有——我敢肯定——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我只想到这是由于我给她的礼物,那些远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给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给得那么彻底,那么快乐。我还想,还希望——这当然很愚蠢——从此以后,她不只把我看成仆人。

瓦赫达提先生终于松了口,我对此并不吃惊,妮拉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我随即通知了萨布尔,并且提出开车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丽。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理解,他为什么宁愿步行,送女儿到喀布尔来,又为什么允许阿卜杜拉同行。也许他想和女儿多待哪怕一点点时间,也许他想通过旅途中的艰辛来赎罪,也许这只是出于萨布尔的自尊,不想和买走他女儿的人同车。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到了,他们仨,满身风尘,按照事先的约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们,去瓦赫达提家的时候,尽力作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替孩子们着想。对自己的命运,对很快就要拉开的可怕一幕,孩子们还浑然不觉。

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现,它偏偏还是出现了。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细靡遗地回忆这一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记忆重现,我仍然觉得格外揪心。怎么能忘掉呢?那两个无助的孩子是我带去的,爱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单纯,最无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们分开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突如其来的感情重创。我抱着帕丽跑开的时候,她趴在我肩膀上,惊慌失措,小脚乱踢,尖声叫着: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拼命想挣脱父亲的阻拦。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两只手捂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声来。这一幕至今让我无法释怀。这么多年过去了,马科斯先生,我仍然无法释怀。

帕丽当时还不到四岁,虽然年纪不大,却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对她的影响。比如,人们告诉她,不要再叫我纳比卡卡了,就叫纳比。[阿富汗人对长辈可使用尊称,如巴巴(父亲),卡卡(叔叔),马马(舅舅)。帕丽叫纳比为卡卡,而非马马,大概是因为纳比不是她的亲舅舅。]要是她叫错了,便会有人,包括我在内,和颜悦色地加以纠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俩之间再无亲属关系。我成了她的厨子纳比,司机纳比。妮拉成了“妈芒”,瓦赫达提先生成了“爸爸”。[原文为法语。]妮拉开始教她法语,她自己的母亲就是说法语的。

瓦赫达提先生对帕丽的冷淡反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泪汪汪、忧心忡忡、思乡切切的小帕丽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丽便加入了我们早晨的散步活动。瓦赫达提先生把她放进童车,我们散步的时候,他便推着她,在附近到处转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车方向盘后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让她按喇叭,而他笑眯眯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个木匠,让他给帕丽打了一张有三个抽屉,带脚轮的床,一个装玩具的大枫木箱,还有一个小小的,矮矮的衣橱。他把这些家具都放进帕丽的房间,那屋里刷成了黄色,因为他发现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有一天,我瞅见他盘着腿坐在衣橱前,帕丽待在他旁边,看他用出色的技艺,往橱门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这应该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内心得到了释放,马科斯先生,我跟您说,那么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画呀画呀,可这还是头一回,我亲眼见到他的作品。

帕丽的出现还有一个作用:她让瓦赫达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觉。对帕丽的感情将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现在他们顿顿在一起吃饭了。他们带着帕丽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园,相挨着,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椅上,看着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给他们上茶的时候,经常发现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给帕丽读童话书,让孩子斜倚在他俩腿上。每过去一天,帕丽就多忘记一点,忘记她过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们。

我没有料到,帕丽的到来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我退到了后台。马科斯先生,请别对我过于苛求,别忘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但是我承认,我也有过希望,有过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的蠢行。我终究只是妮拉做母亲的工具。我发现了她不快乐的病根,给了她一剂解药。那么我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情人呢?我想说的是,马科斯先生,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但这倒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想,实际上我们都在等待,我们俩,面对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等待着某个奇迹的降临。

我没有预见到自己会逐渐隐身。此时,妮拉的时间都用在帕丽身上了。上课,游戏,小睡,散步,继续做游戏。我们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边。要是她俩正在搭积木,或是玩拼图,那么妮拉几乎注意不到我给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房间。我们讲话的时候,她好像心有旁属,总想长话短说,早早收场。在车里,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因此,尽管很不光彩,可我还是要承认,我对外甥女产生了一丝怨恨。

瓦赫达提夫妇和帕丽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们登门,也不允许和她有任何联系。帕丽搬来与瓦赫达提夫妇共同生活之后不久,我有一天开车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时候,我带了些小礼物,给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儿子伊克巴尔,那时他已经开始学着走路了。

萨布尔直截了当地说:“礼物你已经送了,现在你该走了。”

我对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鲁。

“你当然明白。”他说,“以后也别再强迫自己过来看我们了。”

他说得对,我确实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我的登门拜访已经变得尴尬,紧张,甚至会导致一触即发的争吵。此时坐下来一块喝个茶,聊聊天气或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经十分别扭。我们假装一切如常,萨布尔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管有什么理由,说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萨布尔不想再看见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马科斯先生,在这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永远地改变了。我记得那天下着雨。不是那种烦人的、逗得青蛙乱叫的雨,而是一种磨磨叽叽的毛毛雨,整个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记得住,是因为园丁扎希德在那儿,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倚着耙子嚷嚷:就冲这破天气,天怎么还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窝棚,不想听他胡说八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大房里传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冲过后园,跑向大屋。她的声音出自楼上,出自主卧室的方向。

我看见妮拉躲在角落里,背靠着墙,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说,手却没有从嘴上拿开。

瓦赫达提先生穿着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脸上没了血色,歪扭着,头发乱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我还惊恐地看到,一条哈喇子正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纳比!快想想办法!”

帕丽当时六岁了,现在也进了房间。她扑到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头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张一合。帕丽尖叫起来。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递给妮拉。我告诉妮拉带上孩子去别的房间,因为我知道,说什么也别让孩子看见她父亲这种样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过神来,看看我,再看看帕丽,这才伸手接过她。她不停地问我,她丈夫出什么事了。她不停地让我快想办法。

我从窗口把扎希德叫上来,至少这一回,这个一无是处的蠢货证明了自己还有点儿用处。他帮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套上睡裤。我们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抬下楼,塞进汽车的后座。妮拉也爬进来,坐到他旁边。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里,照看帕丽。他刚说了半个不字,我就揍他,铆足了劲儿,一巴掌抽在他太阳穴上。我对他说,他就是头驴,我吩咐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说完,我便把车倒出车道,猛给了一脚油,开跑了。

整整过了两个礼拜,我们才把瓦赫达提先生接回家。混乱接踵而至。亲戚们成群结队地登门造访。我几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饭,伺候这个大爷,那个大姨,上了年纪的姑奶奶。从早到晚,大门的门铃响个不停,人们涌进家里,在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上咔咔地踩来踩去,在走廊里嗡嗡地交头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没在家里见过的人,我知道他们只是过来点个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表示问候,而不是来看望那位总也不照面的病人,他们和他之间的亲情实在少得可怜。母亲大人当然也来了,谢天谢地,没带那两条狗。她冲进家里,一手拿一条手帕,用来擦红肿的眼睛和汤汤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头,就开始哭。不仅如此,她还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发凉,就好像她儿子已经死了一样。

不过这么说也对,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从前的老样子。现在,他有半张脸成了僵死的面具,两条腿几乎完全不听使唤,左胳膊还能活动,但是右边那条只剩下了骨头和松垮垮的肉。他讲起话来,只是一串嘶哑的咕噜和呻吟,谁也没法听出个所以然。

大夫告诉我们,瓦赫达提先生还是能感受到各种情感的,在这方面,他和中风前一样,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暂时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应。

然而这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只过了一个来礼拜,他对来访者的感受,包括对他母亲的态度,就表露得相当清楚了。即使病到这个分上,他也不改孤独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们的怜悯,不需要他们愁眉苦脸的表情,更不要他们绝望地摇着头,把他当成惨绝人寰的奇景。他们一走进他的房间,他就挥起能动的左手,做出愤怒的,往外轰人的动作。他们和他说话,他就把脸扭过去。如果他们坐到他身边,他就挠床单,哼哼着,拿拳头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离开。和帕丽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封闭程度丝毫不减,只是温和了许多。她带着玩具过来,在他床头玩,这时他便仰望着我,满脸恳求的神色,眼中含着泪,下巴颤抖着,直到我把帕丽领出房间。他不打算和孩子讲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开口,就会让她伤心。

访客大撤退让妮拉松了口气。当初人们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妮拉便和帕丽一起躲到楼上,躲进孩子的卧室,她婆婆对此极为反感,她肯定希望——说实在的,谁会怪她呢?——妮拉守在儿子身边,就算不为别的,至少做个样子也行。当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么样子不样子的,也不管人家怎么议论她。闲话可多了。“这算什么媳妇啊?”我听见婆婆不止一次这样大声嚷嚷。她对所有肯听的人数落妮拉的不是,说她狠心,说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现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儿呢?丢下这么忠诚有爱的丈夫不管,这算什么媳妇啊?

当然,老太婆有些话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实际上,人家总是看见我守在瓦赫达提先生的床头,我喂他吃药,有人进屋,也是我迎来送往。大夫总是找我谈话,因此大伙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听瓦赫达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达提先生轰走了来访者,减轻了妮拉的不快,却给她带来了别的烦恼。过去,她躲进帕丽的房间,关上门,不仅就此避开难缠的婆婆,也让自己远离了身处困境的丈夫。现在家里空了,妻子的义务摆在面前,而这恰恰是她最难承担的。

她承担不了。

她也没有承担。

我不是说她狠心,也不是说她无情。马科斯先生,我活了一大把年纪,有一件事总是明白的: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做出评判时,最好怀有一定程度的谦逊和宽容。我必须告诉您,有一天,我走进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正看见妮拉趴在他肚子上呜呜地哭,她手里还抓着一只汤匙,扁豆汤正顺着瓦赫达提先生的下巴,淌落到脖子上系的围嘴上。

“让我来吧,尊贵的太太。”我轻声说道。我从她手里拿过汤匙,抹净瓦赫达提先生的嘴巴,接着喂他,可他呻吟着,死死闭上眼睛,把脸扭到一边。

此后没过多久,我便把两个行李箱提下了楼,递给一个司机。汽车没熄火,他把行李装进了汽车的后备厢。帕丽穿着她最喜欢的黄外套,我扶着她爬到后座上。

“纳比,妈芒说了,你会带爸爸到巴黎来看我们的,对吗?”她问,咧开嘴,豁着牙,冲我一笑。

我告诉她,我肯定会的,等她父亲好些了就去。我挨个亲吻了她两只小手的手背。“帕丽小姐,我希望您福星高照,我希望您快乐如意。”我说。

我在楼前遇到了正走下台阶的妮拉,她眼睛肿着,眼线也花了。刚才她待在瓦赫达提先生屋里,和他道别。

我问她,老爷怎么样?

“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说,接着又道,“不过也许这只是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拉好手提包的拉链,把背带甩到肩后。

“别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儿。这样最好。”

我向她做了保证,谁也不告诉。

她对我说,会很快写信回来,然后久久地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相信,我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真挚的情感。她抬起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脸。

“我很高兴,纳比,因为有你陪着他。”

说完,她上前拥抱了我。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鼻子里都是她头发的香气,她香水的味道。

“原来是你啊,纳比。”她在我耳边说,“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吗?”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不容我开口发问,她已抽身离去。她低着头,靴子跟儿踏响柏油路面,匆匆走下车道。她钻进出租车的后座,坐到帕丽身边,看了看我,便张开手,按住了玻璃。汽车驶离车道,而这只按在车窗上的玉手,便成了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我看着她离去,等着汽车转过街角,才把大门关上。然后我靠在门上,像小孩一样地哭了。

虽然瓦赫达提先生不乐意,还是有几个访客陆续登门,不过也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到了最后,只剩下他母亲还来看他了。她大约每个礼拜来一趟。她冲我打个响指,我便为她拉过椅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边,马上就开始唠唠叨叨,数落他已经走掉的妻子,攻击她的人品,骂她是个娼妓,骗子,酒鬼。说她胆小怕事,在丈夫最需要她的时候跑了,只有真主才知道她在哪儿。对这种话,瓦赫达提先生只是听着,不吭声,无动于衷地望着她身后的窗子。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新闻和动态,大部分无聊透顶,让人恨不得要吐血。一对表姐妹吵了架,因为其中一个居然厚着脸皮,买了和自己家一模一样的茶几。谁上个礼拜五从帕格曼回家的路上,瘪了一只车胎。谁又理了个新发型。不停地说啊说。有时候瓦赫达提先生会咕哝两声,他母亲便回头看我。

“你。他说什么?”她一向用这种字眼儿称呼我,说起话来既尖刻又不中听。

我几乎整天守在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慢慢地破译了他的语音。我会凑到很近的地方,别人听起来无法理解的呻吟声和咕哝声,我却能听得出来是要水,要便盆,还是要翻身。我已经成了他事实上的翻译。

“您儿子说,他想睡觉。”

老太婆叹口气,道一声,那就这样吧,她得走了。她弯下腰,亲一亲他的脑门,保证很快再来。她的司机等在大门外面,我一把她送出去,就回到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坐到他床边的凳子上,和他一起享受沉默。有时我们四目相对,他会摇晃着脑袋,歪咧着嘴巴笑起来。

此时我分内的工作已所剩无几,开车出去只是买些食品杂货,每个礼拜一两次就够了,做饭也只有两个人吃,所以我看不出再花钱请别的仆人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工作我也能干。我把这些话跟瓦赫达提先生说了,他做了个手势。我凑近了去听。

“你会累坏的。”

“不会,老爷。我很高兴这样做。”

他问我是不是真心话,我告诉他是的。

他的眼睛湿了,一只手有气无力地抓住我的腕子。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数他最喜怒不形于色,可是自从中风之后,最细微的小事也足以让他激动,焦虑,涕泪横流。

“纳比,听我说。”

“听着呢,老爷。”

“你给自己开工钱,开多少都行。”

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必要谈钱。

“你知道我放钱的地方。”

“您休息吧,老爷。”

“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我说我打算午餐做个汤。“怎么样,喝汤行吗?我自己想喝,您也考虑考虑。”

我停止了晚上和其他工友的聚会。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了,我将不许他们再进瓦赫达提先生家,花他的钱,来这儿给自己找乐子。解雇扎希德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大的乐事。我把洗衣服的哈扎拉女人也打发走了。从那以后,我来洗衣服,我来把它们挂到绳子上晾干。我照看树,修剪灌木,割草,栽花,种菜。我打理房子,清扫地毯,给地板打蜡,拍掉窗帘上的尘土,擦窗户,修理漏水的龙头,更换生锈的水管。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睡觉的时候,我去了他房间,清扫天花板上边边角角的蛛网。正值夏日,热浪逼人,又干燥得厉害。我已经给瓦赫达提先生撤走了所有的毯子和被单,卷起了睡裤的裤腿,窗户都打开了,头顶的吊扇吱吱嘎嘎地转着,可还是不管用,热浪从四面八方袭来。

屋里有个挺大的衣橱,我早就盘算着把它打扫一遍,现在拿定了主意,今天就动手。我把橱门拉开,从西装开始,一件件掸去灰尘,不过我也明白,十有八九,这些衣服瓦赫达提先生再也不会穿了。里面有一堆书,积了灰,我把它们也一并抹干净。我拿了块布,擦净他的鞋子,一双双摆放整齐。我发现了一个大纸箱,放在几件冬天穿的长大衣下面,大衣的下摆垂落着,把它挡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见。我把它拉出来打开。里面装满了瓦赫达提先生用过的速写本,一本摞一本,每一本都是他昔日生活的遗迹。

我从纸箱里取出放在最上面的速写本,随便翻到一页。我的腿一下就软了。我翻完了一整本,把它放下,再拿起另一本,接着又一本,又一本,然后又是一本。一页又一页,从我眼前翻过,每一页都发出低低的叹息,轻轻吹拂着我的脸,每一页都用炭笔画着相同的主题。那是我,是从二楼卧室的阳台上看到的我,是我在擦汽车的前脸。那是从游廊里看到的我,是我倚靠着一把铁锹。纸上还有我在系鞋带,劈柴,给矮树烧水,从水壶里倒茶,做礼拜,打盹。还有汽车停在加尔加湖畔,我坐在方向盘后面,车窗摇落,我的胳膊垂在窗外,后座上画着一个朦胧的身影,群鸟在空中盘旋。

原来是你啊,纳比。

一直都是你。

你不知道吗?

我低头看看瓦赫达提先生。他还在侧身酣睡。我小心翼翼,把那些速写本放回纸箱,合上盖子,推回冬衣下的角落。然后我出了房间,轻轻关上门,免得把他吵醒。我走过昏暗的走廊,走下楼梯。我知道自己没有停步,走到屋外,走入夏日的酷热,走过车道,推开大门,迈步上街,转过街角,一直走,不回头。

我该不该留下来?我不知道。对此前的发现,我既不觉得恶心,也没感到荣幸,马科斯先生,可我确实心烦意乱。我想弄明白,在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留下来。我在纸箱里发现的那些东西,让事事都蒙上了一层尸布。这种事没有办法逃避,由不得你把它抛在一边。可是他处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我又怎能撒手不管?我不能,除非先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手我的工作。我欠瓦赫达提先生的,最起码他一直待我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曾背着他,讨他妻子的欢心。

我走进餐厅,坐到玻璃桌边,闭上眼睛。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我在那儿坐了多久,一动不动,直到我听见楼上发出了响动。我睁开眼,看到阳光已经转暗,便站起来,灌了一壶水,烧水沏茶。

有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间,说我有个惊喜给他。那是五十年代末,还要过很长时间,喀布尔才会有电视可看。那些日子里,他和我玩扑克来打发时间,后来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来,慢慢地我也能露一小手。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上阅读课。实践证明,他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朗读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听,要是读错了,他就轻轻摇一摇头。再来。他说。那个时候,久而久之,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有了相当惊人的改善。再读一遍,纳比。1947年,他刚雇我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识字的,这得多亏谢基卜毛拉,可是通过苏莱曼的辅导,我的阅读才真正有了提高,写作能力也因此大为进步。他教我,当然是为了帮我,可是他给我上课也有自私的成分,因为现在我能读他喜欢的书给他听了。不用说,他自己也能读,可是只能读一小会儿,因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于家务,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没什么好干的了。他听听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鸟儿在树上飞落,看天,看看云朵,听孩子们在街上嬉闹,听水果贩子牵着驴,吆喝着:樱桃咧!新鲜的樱桃!

我告诉他有个惊喜的时候,他就问我什么惊喜。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跟他说,咱们得先下楼。那段时间,我不用怎么费劲,就能把他抱起来,因为我还年轻,有力气。我轻而易举地托起他,把他抱进客厅,轻轻放到沙发上。

“行了吗?”他问。

我把轮椅从门厅推了进来。我已经为这事劝了他一年多,可他总是顽固地拒绝。现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再说。他马上摇起了头。

“是因为邻居吗?”我问,“你是怕听到人家议论你吗?”

他吩咐我,把他弄回楼上去。

“听着,我才不管邻居怎么想,怎么说呢。”我说,“这样,咱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散个步。天气蛮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这样。如果咱们不走出这房子,我就要憋出毛病来了。如果我疯了,你怎么办?哎呀行了,苏莱曼,别哭了。你就像个老婆子。”

他这会儿又哭又笑,嘴里还在说着:“不要!不要!”可我已经把他抱了起来,放进了轮椅。我拿毯子给他盖好,推着他出了大门。

应该在这儿说一下,一开始,我确实给自己找过继任者。找人的事我没告诉苏莱曼。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再跟他说。来打听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子外面和他们见面,以免让苏莱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后来,问题远比我预想的要多。有些应征者明显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货色,我跟这种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什么味儿,我马上就能闻得出来,所以当场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还有些人没有必需的厨艺,我以前说过,苏莱曼是个相当挑剔的食客。另外一些人不会开车。许多都不识字,这是个很严重的障碍,因为习惯已经养成,每天黄昏前,我都要给苏莱曼读书。我发现有些人没耐心,如果要照顾苏莱曼的话,这就是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很容易动怒,有时候会耍小孩子脾气。还有些人,我凭直觉感到,他们缺乏必要的性情,来承担手头这份艰巨的工作。

于是三年过去了,我还留在这宅子里,还在不停地跟自己说,只要我觉得能把苏莱曼的命运交到可信赖的人手里,我就考虑离开。三年过去了,还是我在给他擦洗身子,用一块湿布,两天擦一次,还是我在给他刮脸,剪指甲,理发。我喂他吃东西,扶他躺便盆,再给他擦干净,就像人家收拾婴儿一样,我也得给他垫尿布,尿布脏了我来洗。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亲密无间和例行公事,我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无需开口的语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种以前难以想像的不拘礼节,已经慢慢渗入到了我们的关系里。

一旦我让他接受了轮椅,早晨散步的老习惯便恢复了。我把他推出家门,推到街上,一边走,一边跟路过的邻居们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轻的巴希里先生,刚从喀布尔大学毕业,去了外交部工作。他和他哥哥带着各自的妻子,搬进了一幢两层的房子,就在我们家马路对面,隔着三户人家就是。有时我们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暖车,准备去上班,我总要停下来,开几句玩笑。我经常推着苏莱曼去沙尔瑙公园,坐在榆树的树荫下,看人来车往——出租车司机举起大巴掌,猛拍车喇叭,自行车叮叮作响,驴儿欢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车抢道。在公园里,在公园外,苏莱曼和我,我俩成了常见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停步,和卖杂志的摊主、卖肉的屠户说说笑笑,跟指挥交通的那些年轻警察,我们也能逗上几句。我们还和那些倚着挡泥板、等人坐车的司机搭讪。

有时,我把他塞进老雪佛兰的后座,轮椅收进后备厢,开车出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儿,我总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绿地,树荫下小溪潺潺。我俩吃完午饭,他便动手写生,但这实在艰难,因为中风影响了他惯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画出了树林、群山,还有一簇簇野花,就算我把两只好手都用上,也远远不及他技艺精湛。最后,要是苏莱曼累了,就会打起瞌睡,铅笔从手中滑落。我就用毯子给他盖上腿,挨着他的轮椅,躺到草地上。我会听微风在林中婉转,看着天空,一条条云彩高高地游走不定。

或迟或早,我都会发现,我的思绪飘向了妮拉,她现在和我相隔万里。我会想起她头发柔润的光华,一只脚上下起落的模样,凉鞋吊在她脚后跟儿上,啪的一声,将一支燃烧的香烟生生踏灭。我想着她身后的曲线,胸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身边,被她的气味席卷,感受她摸我手时久别的心脏抖颤。她答应过给我写信,可好几年过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经忘掉了我,到现在我也不能撒谎,不能否认,每次在家里收到来信时,我仍然会感到一种突然高涨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详着棋盘。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是1968年,是苏莱曼的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巴希里先生和他哥哥双双做了父亲的那一年,他们给两个儿子取了名,一个叫伊德里斯,一个叫铁木尔。我经常看见这对小哥俩儿坐在婴儿车里,两个母亲推着他们,在附近悠闲地散步。那天,苏莱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盘象棋,他以进攻性的弃兵局开场,而我正在琢磨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告诉我,纳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说,“这一点我还是有谱的。”

“我在想,你该结婚了。”他说,“趁你还好看。你已经有白头发了。”

我俩相视而笑。我告诉他,我妹妹马苏玛过去老跟我说同样的话。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当然记得。此前,就在离瓦赫达提家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户人家,我给一个大厨子打下手,干得很憋屈,一听说瓦赫达提先生需要厨师——他当时的厨子结了婚,搬走了——就在一个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你当时可是个糟糕透顶的烂厨子。”苏莱曼说,“现在你干得很棒,纳比,可那第一顿饭?我的真主啊。还有你第一次开我的车,拉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要中风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没想到自己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玩笑。

对我来说,马科斯先生,这可是个天大的意外,震惊啊,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厨艺和驾驶技术,苏莱曼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个字。“那你为什么要雇我?”我问。

他把脸转向我。“因为你一走进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我垂下眼帘,看着棋盘。

“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想我说的东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纳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无法抬起眼睛,去触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诉你,哪怕就这一次,告诉你我一直爱着你,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纳比,请不要生气。”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他说过的那些话,还在我俩之间萦绕回荡,那生命压抑的痛苦,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

“现在我告诉你了,”他说,“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让你走。走吧,纳比,给自己找个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样。你还有时间。”

“嗯,”我终于开了口,想用无礼的言辞驱散紧张的空气,“没准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狗杂种,后悔老得给你洗尿布。”

“你就爱开玩笑。”

我看着一只甲虫轻轻爬过灰绿色的树叶。

“不要为了我留下来。这就是我想说的,纳比。不要为了我留下来。”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开玩笑。”他疲倦地说。

我没再说什么,哪怕他理解错了。这一次我可没开玩笑。我之所以留下来,已经不再是为了他。一开始的确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为苏莱曼需要我,因为他完全依赖我。从前有一次,我抛弃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挥之不去,并终将伴我到死。我不能再这样做了。然而,慢慢地,难以觉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变化。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可后来我是为自己而留下来的。苏莱曼说我应该结婚。然而实际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识到了,我已经拥有了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东西。我拥有了舒适、伴侣,以及一个随时都能接纳我,爱我,需要我的家。作为一个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当然了,这种需求仍然存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已经不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迫切了——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怎么解决,我先前说过了。至于孩子,虽然我一向喜欢小孩,可是从来没感到自己父爱缠身。

“如果你想当骡子,不想结婚,”苏莱曼说,“那我对你有个要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我对他说,他不能这样强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脸看着他。

“你可以说不。”他说。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竖八地笑着。于是我作了保证,他提了要求。

随后这些年的事,马科斯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说呢?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近来的历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写这些事,我就心生厌倦,而且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载,它们远比我的笔墨更有见识,更有说服力。

要对这些年做个概括,我用两个字就够了: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乱。不是一场两场的战争,而是很多场战争,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在这些战争中,英雄和恶棍不断变换着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场,都会唤起对昔日恶棍日益加深的怀念。他们的名字变了,面孔也变了,可我照样唾弃他们,一个也不会落下,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争斗,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和杀戮。噢,够了!这任务太巨大了,也太让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经活过来了,我有心在这封信里重温一遍,尽可能简短。那段岁月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就是想起小帕丽的时候,减缓了几分负罪的感觉,她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远离这一切的杀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尔确实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战斗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尽管如此,那却是个逃亡的年代,附近许多家庭收拾了细软,离开了这个国家,要么去巴基斯坦,要么去伊朗,盼望着从那儿前往西方某个国家落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巴希里先生过来道别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风顺。我还和他儿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见,他那会儿已经十四岁了,又瘦又高,留着长发,嘴唇上边已经冒出了软毛。我告诉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铁木尔一起放风筝,在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会让我非常怀念。您大概还记得,很多年以后,咱们见过那对堂兄弟,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见的,那是2003年的春天,您在这宅子里开了个派对,当时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战火终于蔓延到了这座城市。蹂躏喀布尔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从娘胎里一滚出来,手里就抓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马科斯先生,别看这帮人顶着各种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头衔,他们全都是野蛮人,是拿枪的贼。火箭弹开始横飞的时候,苏莱曼就待在家里,拒绝离开。他固执己见,对院墙外的信息不闻不问。他丢掉了收音机,也不碰报纸。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战争消息带进家门。他不知道谁在和谁作战,也不管谁输谁赢,好像在希望着,通过顽固地对战争视而不见,便能获得报偿。

当然不会。我们住的这条街曾经那么安静,古朴,灯火阑珊,现在变成了战场。子弹击中过每幢房子,火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枪榴弹在街上此起彼落,将柏油路面炸出一个个弹坑。到了晚上,红红白白的曳光弹到处乱飞,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们能得到片刻的缓解,短短几个小时的安静,然后,炮火骤然而起,打破寂静,一轮又一轮的爆炸响彻四面八方,伴随着人们在街头发出的尖叫。

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坏,都是那几年造成的,马科斯先生,您2002年第一次来这儿时,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些破坏。虽然说,有些损伤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打理,因为那时我已经上了年纪,成了个老头子,再也没有力气像以前那样照看这房子了,树已经好多年不结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黄,花也谢了,但是,对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无情的,还是战争。枪榴弹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户。一枚火箭炸毁了花园的东墙和半个游廊,就是在那儿,妮拉和我有过许多次的交谈。手雷毁坏了房顶。子弹在墙上留下累累伤痕。

接着就是抢劫,马科斯先生。民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见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他们抢走了大部分家具、油画、土库曼地毯、雕像、银烛台、水晶花瓶。他们敲掉了卫生间台子上的青金石花砖。有一天早晨,我被门厅里的人声弄醒,发现有一群乌兹别克民兵,拿着弯刀,正在割楼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我能怎么办?再来一个脑袋瓜挨枪子儿的老头子,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和房子一样,苏莱曼和我也是每况愈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济,膝盖疼起来就没完。原谅我的粗俗,马科斯先生,但我就连小便一下,也会变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对苏莱曼的影响比我还要严重。他萎缩了,变得瘦小,脆弱得吓人。有两次,他差点儿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时间,两派武装正在交战,一派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另一派属于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死尸躺在街头,几天无人认领。苏莱曼当时得了肺炎,医生说他之所以染病,是因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医生,还有医生开的药,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尽力照料苏莱曼,真是让他从死亡边缘捡回了性命。

也许是因为天天足不出户,加上彼此已亲密无间,那段时间苏莱曼常常和我拌嘴。我们像夫妻那样,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执己见,热火朝天。

这礼拜你已经煮过豆子了。

我没有。

你有。你礼拜一煮的!

争论还涉及到我们前一天玩过多少盘象棋。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太阳会把水晒热,还老是把杯子往窗台上放。

你就不能叫我给你端便盆吗,苏莱曼?

我叫了,我叫了一百次!

那你以为我是什么,聋子还是懒虫?

还用得着选吗?你两个都是!

真不要脸,自己成天躺在床上,还说我是懒虫。

没完没了。

我喂他吃东西,他使劲把脑袋拧来拧去。我干脆不管他了,临走时还把门重重地一摔。我承认,有时候我是成心气他。我走出家门,让他哭去。你要去哪儿啊?我不搭理他。我假装一去不返。当然了,我只是上街转转,抽根烟,抽烟是我的新嗜好,老了才养成的,不过只是生气的时候才抽。有时我在外面待好几个钟头。要是他真把我惹毛了,我会在外面待到天黑。可我每次都回去。我一言不发地走进他的房间,把他翻过去,抖松枕头,我俩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和谁说话,等着对方求和。

战火终于平息了,因为塔利班来了。那是一帮年轻人,脸瘦瘦的,留着黑色的大胡子,画着黑眼圈,拿着鞭子。对他们的残忍和暴虐无度,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所以我还是要说,马科斯先生,没有什么必要再给您一一列举他们的暴行了。应该说,足够讽刺的是,他们在喀布尔这几年,倒让我多活了一阵子。他们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热都留给那些年轻的,尤其是穷苦的女人了。而我呢,我只是个老头子。我对塔利班政权的主要让步,就是蓄起了胡须,老实说,这让我免去了每天都要刮脸的苦差。

“这太正式了,纳比。”苏莱曼躺在床上喘息着,“你不好看了。你看上去就像个先知。”

在大街上,塔利班从我身边经过,好像我是头正在吃草的母牛。我故意给他们留下这种印象,装出一副温顺的蠢牛模样,免得引起特别的注意。一想到他们会怎样看待妮拉,怎样对待妮拉,我就不寒而栗。有时,我在心中唤她出场,看她手拿香槟,在派对上大笑,看她光裸的双臂,又细又长的双腿,这一切真仿佛出自我的凭空想像。仿佛她从未真正地存在过。仿佛一切都不是真的——不只是她,还有我,以及帕丽,以及年轻而健壮的苏莱曼,甚至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时间,那个家。

后来,200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端着盘子,里面放着茶和新烤的馕,走进苏莱曼的房间。我一下子就知道出事了。他喘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枯死的脸色突然变得远甚以往,他想说话,却只能发出一串沙哑的噪音,比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盘子,冲到他身边。

“我去叫大夫,苏莱曼。”我说,“你等着就行。我们一定能让你好起来,像从前那样。”

我转身要走,可他猛烈地摇晃着脑袋,用左手的手指比画着。

我凑近了,把耳朵贴到他嘴边。

他不断地努力,想要说些什么,可我怎么也听不清。

“对不起,苏莱曼。”我说,“你必须放我走,去找大夫。我很快就回来。”

他又摇起了头,这一次摇得很慢,泪水涌出他被白内障阻遏的双眼。他的嘴张开了又合上。他把头转向床头柜,我问他是不是里面有他需要的东西,他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我拉开最上面的抽屉,里面只有药,老花镜,一瓶旧古龙水,一个记事本,他几年前就不再使用的炭笔,除了这些,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正要问他让我找什么,就一下子看见了。它折叠着放在记事本下面,是个信封,背面写着我的名字,正是苏莱曼歪歪扭扭的笔迹。信封里有一张纸,他在纸上只写了一段话。我读了。

我俯看着他,他下凹的太阳穴,嶙峋的脸颊,深陷的双眼。

他又动了一下,我凑上前,感受到他阴冷、吃力、时松时紧的呼吸吹在我脸上。我听到他在挣扎,舌头在干巴巴的嘴里奋力蠕动。不知何故,或许纯粹出于意志的力量,他最后的力量,他竟在我耳边低低地说出了话。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骨鲠在喉,拼命才挤出几个字:

“不,别这样,苏莱曼。”

你保证过。

“还没到那分上。我照顾你,你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我们一定能撑过去的,就像过去一样。”

你保证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多久?劝了他多久?我无法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只记得最后我站起身,在床头走来走去,终于躺到他身边。我把他转过来,让他面对着我。他好轻,轻得像一个梦。我亲吻他干裂的双唇。我把枕头放到胸前,挨着他的脸,然后捧住他的后脑勺。我把他搂在怀里。一个长长的、紧紧的拥抱。

后来,我只记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样。

我走到窗前坐下。苏莱曼那杯茶还在,还放在盘中,搁在我脚边。我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开门。小男孩走在上学的路上。已然尘土飞扬。马路上走着一条懒洋洋的狗,蚊子如黑云,围着狗头盘旋。我看见两个小伙子合骑一辆摩托车,后面那位跨坐在车尾的货架上,一边肩膀上扛着台电脑显示器,另一边是西瓜。

我把脑门顶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苏莱曼抽屉里的字条是一份遗嘱,写明他把一切都留给我。这房子,他的钱,他个人的财物,甚至那辆汽车,尽管它朽烂已久,尸首却栖留于后园,车胎尽瘪,徒然一堆锈蚀不堪、委顿于地的铁皮。

有一段时间,我真真确确地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都在照顾苏莱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于他的需要,始终都有他的陪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发现这自由不过是个错觉,因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复存在。人家说,去发现,发现你生活的目标,然后去过那样的生活。可是有的时候,你只有生活过,才能认识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标,也许这目标你从来不曾想到。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随波逐流。

我发现自己在大房里怎么也睡不好了,我在里面待都待不下去。苏莱曼一死,我就感觉这房子太大了。每个角落,每个暗处,每条裂缝,都隐藏着鲜活的记忆。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尽头的老窝棚。我花钱请了几个工人,在棚子里通上电,好让我能就着灯光读书,到了夏天,可以吹吹电扇。至于空间,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财产加起来,不过就是一张床,几身衣服,还有那个装着苏莱曼画稿的纸箱。我知道,马科斯先生,您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古怪。的确,从法律上来说,这房子,还有这房子里的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了,可我对任何一件东西都没有主人的真情实感,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真的产生那种感觉。

我读了很多书,从苏莱曼的旧书房里拿的。每次一读完,我就把它们放回去。我种了些番茄,一点儿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盖老是疼,后来我索性走到两个街区之外,再强迫自己往回走。有时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园里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跟苏莱曼可不一样:我习惯不了孤独。

后来,2002年的一天,您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当时,北方联盟已经赶跑了塔利班,美国人也进入了阿富汗。几千名救援人员从世界各地涌入喀布尔,建立医院和学校,修复道路和灌渠,带来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来的那位翻译是个年轻的阿富汗当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夹克衫,戴着太阳镜。他问我谁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诉翻译我就是。当时您二位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来,对我说:“不,卡卡,我说的是主人。”我请您和他进屋喝茶。

喝的是绿茶,就在残余的游廊上,谈话用的是波斯语。不过您知道,马科斯先生,这七年来,多亏您的指导和厚爱,我也学了些英语。您通过翻译告诉我,您来自蒂诺斯,那是希腊的一个岛。您是外科医生,属于一个医疗队,到喀布尔来,是为了给那些面部受伤的儿童做手术。您说,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个住所,这一阵子你们管它叫“宿舍”了。

您问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说:“不收。”

我还记得,那个穿紫夹克的年轻人翻译完了以后,您那副惊讶的样子。您又问了一遍,也许是以为我没听懂。

翻译欠了欠身,坐到椅子边上,凑近我。他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和我讲话。他问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明不明白您的医疗队愿意付钱,对喀布尔现在的房租涨到什么程度,我有没有概念?他说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对他说,和长者讲话的时候要摘下太阳镜。然后我告诉他,该干吗就干吗,老老实实地翻译,用不着提建议,接着我转向您,说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许多理由,而这一个并不涉及私密。“您告别了您的国家,”我说,“您的朋友,您的家庭,来到这儿,这个被真主抛弃的城市,来帮助我的家乡,我的同胞。我怎么能从您身上获利呢?”

那个年轻的翻译——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和您在一起——举起了双手,失望地冷笑起来。这个国家已经变了。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这样的。

有时到了晚上,在小屋里,我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见大房里亮堂堂的灯光。我看着您和您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小姐,我对她宽广的胸怀抱有无限的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里,吃着盘子里的食物,吸着香烟,喝着您的酒。我还能听到音乐,偶尔有爵士,让我想起妮拉。

她现在死了,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诉我的。我曾经和她谈起过瓦赫达提夫妇,也曾和她说过妮拉是个诗人。她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份法语杂志,里面有一部文集,在网上发表的,收入了他们过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写的是妮拉。文章说她死于1974年。那么多年来,我的思念都归于徒劳,期盼着一个死去已久的女人写信回来。得知她过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惊讶。我现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为别人爱的方式:秘密地,热烈地,无助地去爱。

这封信就快结束了,马科斯先生。

现在我也大限将至。我的衰弱日甚一日。那一天想必不会太久。感谢真主。也要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感谢您的友情,您每天花时间来看我,坐下来陪我喝茶,给我讲您在蒂诺斯的母亲,告诉我她的近况,还跟我谈起您童年的朋友萨丽娅,不仅如此,我还要感谢您对我国人民的同情,感谢您为这里的孩子们提供的无价服务。

也要感谢您对这房子上上下下所做的修葺工作。我已经在这儿过了大半辈子,这就是我的家,我可以肯定,再过不久,我也要在这屋檐底下,咽下最后一口气。我曾怀着失望与悲伤,见证了它的衰败。可如今,看到它被粉刷一新,看到花园的院墙修好了,窗户换了,我曾度过无数幸福时光的游廊也得到了重建,真让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谢谢您,我的朋友,为了您种下的树,为了园中再次盛开的花。如果我曾以某种方式,为您给予本城人民的服务出过力,那么您礼尚往来,对这房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超出了要付给我的租金。

但是,哪怕会显得贪得无厌,我还是要冒昧地请求您两件事,其一是为了我,其二是为别人。首先,请您把我埋在喀布尔的阿舒坎–阿勒凡公墓。我相信您知道它的位置。从大门进去,往北走到头,不用花太多时间,您就能找到苏莱曼·瓦赫达提的坟。请在附近给我选个地方,把我埋在那儿。我为自己对您的请求就是这些。

第二件事,请您在我死后,尽力找到我的外甥女帕丽。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要证明这一点可能不会太难——互联网这东西是个令人惊奇的工具。您会看到我随信附上的遗嘱,其中写明,我把房子、钱,还有我不多的几件东西都留给了她。我请求您把这封信和遗嘱一并交给她。也请您告诉她,告诉她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引发的无数结果,告诉她我只能从希望中得到安慰。希望不论现在她身在何地,都已经找到了人生可以拥有的最多的安宁、恩宠和爱。

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愿真主佑护您。

---您永远的朋友,

---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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