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群山回唱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2003年春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

“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

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亚伯大叔[亚伯大叔(Uncle Abe)曾为亚伯拉罕·林肯的别号。]。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

伊德里斯点点头,面色凝重。他活这么大,每逢需要当着别人面哭的场合,比如在葬礼上,他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他把这一点看成轻微的缺陷,就像色盲一样。不过,虽然知道这样想不近人情,他还是对铁木尔产生了一丝厌恨,恨他在家里忙上忙下,夸张地哭个没完,抢去了自己的风头。好像是他的父亲死了一样。

有人把他们领到一个安静而略显阴暗的房间,屋里摆放着厚重的深色家具。迎接他们的是个身穿黑色夹克,头发中分的男人,闻上去有一股高价咖啡的味儿。他操着一口专业腔,请伊德里斯节哀顺变,然后让他签署了《安葬授权书》,又问家属想开多少份死亡证明。等所有文件都签完,他才灵巧地把一本小册子放到伊德里斯面前,上面印着“价目表”。

殡仪馆经理清了清嗓子。“传教团大街那边有个阿富汗清真寺,如果令尊是在册教友,这些价格当然就不适用了。我们与他们有合作。这些东西,这些服务由他们来付费。我们给你免单。”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册。”伊德里斯翻看着价目表说。他知道,父亲始终是个虔诚的人,但只是私下里如此。他很少去做主麻日的礼拜。

“那我等你一下?你可以给清真寺打个电话。”

“不,伙计。不用了。”铁木尔说,“他不是在册的。”

“你确定吗?”

“确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我懂了。”殡仪馆经理说。

出了门,走到SUV边上,他们抽了支烟,你一口,我一口。雨已经停了。

“拦路抢劫。”伊德里斯说。

铁木尔往黑乎乎的雨水坑里啐了一口。“这买卖很牢靠,别看……别看挣的是死人的钱,可你得承认,需求一直不断。呸!这比卖车强多了。”

当时铁木尔正跟人合股,做二手车行。在他和朋友接手之前,车行一直经营不善,相当糟糕。不到两年,铁木尔就让它翻了身,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谈起侄子,伊德里斯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当时,伊德里斯还挣着奴工般的薪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着做完第二年的内科医师实习。妻子娜希尔和他结婚一年了,每星期还要花三十个小时,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同时还要准备自己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算你借给我的。”伊德里斯说,“你知道的,铁木尔。我一定还你。”

“别放在心上,老兄。你说了算。”

这不是铁木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伊德里斯伸出援手。伊德里斯结婚时,铁木尔送了他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作为新婚贺礼。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在戴维斯买下一户小公寓的时候,也是铁木尔和他一起签的贷款协议。在亲戚们中间,铁木尔是所有孩子最喜欢的叔叔。如果事到临头,只准伊德里斯打一个电话,那么他九成九会打给铁木尔。

不是百分之百。

就拿联合贷款的事来说吧,伊德里斯发现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铁木尔告诉他们的。在婚礼上,铁木尔让歌手关掉音乐,当场做了宣布,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探险者的车钥匙轰轰烈烈地交给了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居然拿托盘托着。照相机一通乱闪。这种炫耀,这份张扬,这套不害臊的当众表演,这副牛哄哄的架势,真让伊德里斯觉得别扭。他不愿意这样想自己的堂弟,他就像亲弟弟。可伊德里斯又觉得铁木尔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还怀疑,铁木尔的性格错综复杂,他的慷慨不过是其中精心计算过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天晚上,在铺新床单的时候,伊德里斯和娜希尔为铁木尔小小地吵了一架。

人人都想讨别人喜欢。她说,你不想吗?

也对。可我不会花钱买别人的喜欢。

娜希尔告诉他,他这样说不公平,也显得忘恩负义,对不起铁木尔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娜希尔。我说的是,你把你做的好人好事贴到广告牌上才显得差劲。做好事不留名,高风亮节,这样才值得称道。真要行善,也用不着大庭广众之下签支票嘛。

行了。娜希尔说,使劲抖了一下床单,亲爱的,再说就没意思了。

“伙计,我还记得这地方。”铁木尔看着那房子说,“房主人叫什么来着?”

“我想,是姓瓦赫达提吧。”伊德里斯说,“名字叫什么我忘了。”他想起孩提时代,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儿,在这条马路上,在这些大宅门外嬉戏,然而只是到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才头一次有机会走进这户人家。

“真主的指引。”铁木尔低声说。

这是一幢普通的两层住宅,若是换了圣何塞,到了伊德里斯所在的居民区,它想必会引起屋主协会成员们的不快。但以喀布尔的标准来看,这处房产颇为奢华,配有高高的院墙,金属的大门,还有宽阔的车道。一个武装警卫带他和铁木尔入内。伊德里斯看到,和他在喀布尔见过的许多事物一样,在这幢房子破败的外表之下,也有一丝过去的辉煌。证据到处都是:煤烟熏黑的墙上遍布着弹孔和弯弯曲曲的裂缝,大片的灰泥已经剥落,砖石裸露在外,车道上的矮树都死了,花园里的树木也掉光了叶子,草坪枯黄,俯瞰后院的游廊有多半个不翼而飞。但是也像喀布尔的许多事物一样,这里也有缓慢、犹疑的重生迹象。有人已经开始重新粉刷房屋,在园内种下了玫瑰花丛,花园缺失的一大块东墙已经修补完成,只是有点粗陋。房子朝向马路的一面立着一架梯子,伊德里斯心想,房顶看来正在修葺。半毁的游廊也已开始修复。

他们在门厅见到了马科斯。他花白的头发已有谢顶的迹象,眼睛淡蓝,穿一身灰色的阿富汗式服装,脖子上优雅地围着黑白方格的阿拉伯头巾。他把两人领进了一间喧闹而又烟雾弥漫的房间。

“我有茶和葡萄酒,还有啤酒。也许你们想喝点更有劲儿的?”

“你点,我喝。”

“噢,我喜欢你这样的。到这边来,音响边上。对了,冰块是安全的,用瓶装水冻的。”

“真主保佑。”

铁木尔在这种聚会上如鱼得水,他轻松自如的举止,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和与生俱来的魅力,让伊德里斯不得不感佩有加。他跟着铁木尔去了酒水台,到了那儿,铁木尔拿起一个深红色的瓶子,给两人倒了酒。

大约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屋里的靠垫上。地板上铺着酒红色的阿富汗地毯。房间装饰得朴素而雅致,让伊德里斯感觉到有一种“外侨风格”。一张妮娜·西蒙的CD在浅吟低唱。人人都在喝酒,差不多人人都在吸烟,谈论着刚刚在伊拉克打响的战争,以及它对阿富汗将要造成的影响。角落里的电视调到了CNN国际频道,声音关着。夜晚的巴格达正在经历“震撼与威慑”行动的剧痛,城市一次次被绿色的闪光照亮。

他们拿着加冰的伏特加,和马科斯,还有两个神态严肃的德国青年凑到一起。这两个人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伊德里斯发现,和他在喀布尔遇见的很多救援人员一样,他们也有那么一点儿阴冷,仿佛看透了世界,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对马科斯说:“是座好房子。”

“这话得跟房东说。”马科斯走到房间另一边,带回一个瘦老头。此人头发斑白,从脑门往后梳,弄得像堵厚墙。大胡子新剪过,牙快掉光了,腮帮子因此往里缩着。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尺寸过大的橄榄绿西装,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的款式。马科斯对老头微笑着,满脸的友爱之情。

“纳比江[“江”出自波斯语的“生命”,转义为“亲爱的”,成为敬称或人名的一部分,男女通用。]?”铁木尔大叫了一声,伊德里斯也马上认出他来了。

老头子咧开嘴,回以腼腆的笑容。“请您原谅,咱们以前见过吗?”

“我是铁木尔·巴希里。”铁木尔用波斯语说道,“我们家过去就住马路那边。”

“至大的真主啊。”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铁木尔江?那您一定是伊德里斯江了?”

伊德里斯微笑着点点头。

纳比拥抱了他们俩,亲吻他们的脸。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伊德里斯想起来了,纳比总是用轮椅推着主人瓦赫达提先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他把轮椅停放到人行道上,和瓦赫达提先生一起,看他和铁木尔跟街坊里的小孩们踢足球。

“纳比江从1947年就一直住在这房子里。”马科斯搂着纳比的肩膀说。

“这么说,房子现在是你的了?”铁木尔问。

纳比看着一脸惊讶的铁木尔,笑了笑。“我在这儿服侍瓦赫达提先生,从1947年一直到2000年,然后他过世了。他是大好人,在遗嘱中把房子留给了我。是的。”

“他给了你?”铁木尔不相信地问。

纳比点点头。“是的。”

“你肯定是个好得要死的厨子!”

“您啊,要我说,您过去就是个小捣蛋,我还记着呢。”

铁木尔咯咯笑了起来。“从来也没安分过,纳比江,安分都给我哥了。”

马科斯轻轻摇晃着酒杯,对伊德里斯说道:“妮拉·瓦赫达提,以前这房主人的妻子,她是个诗人,事实上有点小名气。你听说过她吗?”

伊德里斯摇了摇头。“只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住到巴黎去了,和她女儿。”其中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人说。“她1974年死了。我想是自杀的。她酗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但至少她酗酒,我读来的。一两年前,有人给我了一本她早期作品的德语译本,说实话,我认为相当优秀,而且特别性感,我记得是。”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又一次觉得有些别扭,这一回是因为外国人在给他上课,讲的竟然是阿富汗艺术家。隔着几尺远,他听到铁木尔正在劲头十足地和纳比讨论房租的事。当然了,他们说的是波斯语。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幢房子你能收多少钱,纳比江?”他问那老汉。

“知道。”纳比说,一边点头,一边大笑,“我知道在城里租房要多少钱。”

“你满可以狠宰这帮家伙一刀的!”

“呃……”

“可你却让他们白住。”

“人家来这儿是帮助咱们国家的,铁木尔江。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我要是那么干,像您说的,‘狠宰他们一刀’,那可就不对喽。”

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奥马尔毛拉是塔利班的精神领袖。]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

“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

“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

“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一切都有待呈现。过了中午,他出门散步,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烤肉,权当午餐。这顿饭吃得可不算好,因为有一大帮脏兮兮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往里看,盯着他吃东西。真不舒服。伊德里斯暗自承认,对付这种事,铁木尔要比他强。铁木尔把它当成游戏。他活像一个带操的教官,吹着口哨,让要饭的小孩排成一队,然后,突然从他的赈灾专款里抽出几张钞票,一张接一张发钱,每发一张,就磕一磕脚后跟,敬个军礼。小孩们喜欢这一套。他们还会还礼呢。他们叫他卡卡,有时往他腿上爬。

吃过午饭,伊德里斯拦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医院。

“先找个巴扎停一下。”他说。

他抱着盒子穿过走廊,两边的墙上遍布涂鸦,一间间病房用塑料布做了屋门,有个戴眼罩的老汉拖着赤脚,病人们躺在闷热的房间里,屋里的灯泡已不知去向。到处都是酸臭的体味。到了走廊的尽头,他先在帘子外稍停了一下,然后才把它掀开。看到那女孩的时候,他觉得心里翻江倒海。女孩坐在床边,阿姆拉跪在她身前,正在给她刷那口小牙。

有个男人坐在床的另一侧,骨瘦如柴,皮肤黝黑,黑发短粗,胡子像耗子窝般又脏又乱。伊德里斯一进来,他立刻起身,一只手平按在胸前,鞠躬致意。伊德里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因为当地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因为一点点的金钱和权力,就能为他在这座城市换来毫无根据的特权。男人告诉伊德里斯,他是罗诗的舅舅,娘家那边来的。

“你回来了。”阿姆拉一边说,一边把牙刷浸到水碗里。

“行吗?”

“为什么不。”她说。

伊德里斯清了清嗓子。“赛俩目[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罗诗。”

女孩看了看阿姆拉,请求允许。她的声音是一种犹疑、紧张的低语。“赛俩目。”

“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伊德里斯放下盒子,把它打开。他拿出了一台小电视机和录像机,罗诗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给她看自己刚买的四部影片。商店里的大部分录像带都是印度电影,要不然就是李连杰、让-克洛德·范达姆的动作片和功夫片,还有史蒂文·西格尔的全部影片。可他还是找到了《E.T.外星人》、《小猪宝贝》、《玩具总动员》和《铁巨人》,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家里全都看过。

阿姆拉用波斯语问罗诗,她想看哪一部。罗诗拿起了《铁巨人》。

“你一定会喜欢的。”伊德里斯说。他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她。他的目光总会滑向她头顶上的那堆东西,那闪闪发亮的一团脑组织,密布着纵横交错的静脉和毛细血管。

走廊尽头没有电源插座,阿姆拉花了好一阵子,才找来条延长线,可是等到伊德里斯插上插头,画面一出现,罗诗的嘴巴便漾出了微笑。从这笑容里,伊德里斯才发现,虽然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世界上的野蛮,残忍,无穷无尽的暴行,知道得何其稀少。

阿姆拉走开去看别的病人,伊德里斯便坐到罗诗床边,和她一起看电影。那位舅舅是屋里一个悄无声息、难以理解的存在。影片放到中途,停电了。罗诗开始哭泣,舅舅从椅子上靠过来,大大咧咧牵过她的手,急速而简洁地说了几个词儿,用的是伊德里斯不会讲的普什图语。罗诗往后躲,想把手抽出去。伊德里斯看到舅舅用力而紧张地一握,她的小手便消失了。

伊德里斯穿上外套。“我明天再来,罗诗,咱们可以再看一盘带子,如果你想看的话。你想看吗?”

罗诗在被单下缩成了一团。伊德里斯看了看舅舅,琢磨着铁木尔会怎么对付这汉子。铁木尔和他不一样,火一上来就压不住。他会说:给我十分钟,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舅舅跟着他出了门。走到台阶上,他一开口就吓了伊德里斯一跳:“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老爷。”他肯定看到了伊德里斯的表情,因为他随即改口说道,“当然她是受害者。可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是个受害者。您懂的,当然懂,您是阿富汗人。可这些外国佬,他们就不明白。”

“我得走了。”伊德里斯说。

“我是个马兹杜尔[马兹杜尔(Mazdoor),乌尔都语,工人,日工,苦力,搬运工。],只能卖苦力。我挣一个美元,赶上好日子,也许两个美元。我自己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有一个还是瞎子。现在又摊上这种事。”他叹了口气,“有时我心里想——真主宽恕我——我对自己说,也许安拉应该让……唉,您懂的。那样也许更好。为什么?我问问您,老爷,如今哪个小伙子还会娶她?她永远也找不到丈夫。那谁来照顾她?只能是我。我得照顾她一辈子。”

伊德里斯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他伸手去掏钱包。

“您给多少都行,老爷。当然不是为我。是为了罗诗。”

伊德里斯递给他两张钞票。舅舅飞快地看了钱一眼,抬起头,开了口:“两……”可他马上把嘴巴闭上了,好像害怕让伊德里斯明白过来,觉得自己给错了。

“给她买双好鞋吧。”伊德里斯说着,走下了台阶。

“安拉保佑您,老爷。”舅舅在他身后叫着,“您是个好人。您是个善人加好人。”

第二天,伊德里斯又来探视,第三天同样如此。很快这就成了惯例,每天他都出现在罗诗身边。他能叫得出护工的名字了,还认识了在一楼工作的男护士,看门人,以及医院门口那几个营养不良、满脸倦容的警卫。他把探视当成秘密,尽可能不告诉别人。打电话回国时,他从未和娜希尔谈起罗诗。他没告诉铁木尔自己去哪儿,也没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去帕格曼,或是到内政部拜会某个官员。但铁木尔还是知道了。

“好样的。”他说,“你在做正经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千万要慎重。”

“你的意思是别再去探视了。”

“再过一个礼拜咱们就该走了,老兄。你不能让她黏上你。”

伊德里斯点点头。他不知道铁木尔是不是对他和罗诗的关系有点嫉妒,说不定还会心生怨恨,因为他,伊德里斯,抢走了他轰轰烈烈扮演英雄的机会:瞧啊,慢动作,铁木尔的身影从熊熊燃烧的大楼里浮现,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人群欢声雷动。伊德里斯打定主意,不让铁木尔用这种方式拿罗诗示众。

但是铁木尔说得对。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回家,可罗诗已经开始管他叫伊德里斯卡卡了。如果他去晚了,就会发现她坐卧不安。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腰,脸上一下子便有了宽慰的表情。她告诉他,她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到来。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有时她会伸出两手,死死抓着他的手。一旦她不在身边,他常常会想起她手臂上淡黄色的汗毛,她小小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脚丫,圆圆的脸蛋,还有她双手托腮,听他读儿童书的模样。书是他在法国高中附近的书店里找到的。有几次,他耽于狂野的想像,设想着把她带到美国,带她回家的情景,想着怎样让她跟儿子扎比和勒马尔相处融洽。就在去年,他还和娜希尔谈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念头。

“现在怎么办?”他计划动身的前一天,阿姆拉问道。

当天早些时候,罗诗送了伊德里斯一张画,用铅笔画在医院的记录纸上,画的是两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指着那个头发长长的,问道:“这是你?”

那这一个就是你,伊德里斯卡卡。

你留长发吗,那时候?从前?

姐姐每天晚上给我梳头。她知道怎么梳才不疼。

她肯定是个好姐姐。

等头发长出来,你帮我梳。

我很乐意效劳。

别走,卡卡。不要离开。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他对阿姆拉说。她的确是。有礼貌,也很恭顺。他带着些许负罪的感觉,想起了圣何塞家里的扎比和勒马尔,他们很早就叫嚷着不喜欢自己的阿富汗名字,他们正在迅速地变成小霸王,变成飞扬跋扈的美国儿童,而他和娜希尔曾经发誓,那种孩子绝对不养。

“她是幸存者。”阿姆拉说。

“是的。”

阿姆拉靠到墙上。两个护工推着一具轮床,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床上躺着个小男孩,鲜血浸透了他头上的绷带,大腿上还有开放性的创口。

“其他阿富汗人从美国来,或者从欧洲来,”阿姆拉说,“他们过来拍她照片。他们录像。他们许诺。然后他们回家给家人看。好像她是动物园动物。我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帮忙。但是他们忘记。我永远没有他们消息。所以我再问一遍,现在怎么办?”

“她要做的手术吗?”他说,“我想我能做到。”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们集团有个神经外科医院。我会跟我上司讲。我们来安排,让她飞到加州动手术。”

“是,但是钱。”

“我们一定能弄到资金。再不济的话,我来付钱。”

“自掏钱夹。”

他大笑起来。“应该说‘自掏腰包’,可是没错,我掏。”

“我们需要舅舅的允许。”

“如果他再露面的话。”自从那天伊德里斯给了舅舅两百美元,就再也没人看到他的人影,听到他的动静了。

阿姆拉冲他微笑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兴奋、陶醉,甚至愉悦的感觉,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觉得浑身是劲儿,几乎喘不上气来。让他自己也吃惊的是,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

“Hvala[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她说,“谢谢。”她踮起脚尖,吻他的脸。

“干了荷兰妞,”铁木尔说,“派对上那个。”

伊德里斯把头抬离舷窗。下面是紧紧簇拥的兴都库什山脉,棕色的山峰却格外柔和,让他惊奇了好一阵子。他转过头,看着靠走道坐的铁木尔。

“有点黑的那个。嗑了半片威他命威[威他命威(Vitamin V),美语里对西地那非(威尔刚)的俗称。],一直把她整到早晨宣礼。”

“我的天,你还能不能长大啊?”伊德里斯说。他厌倦了铁木尔又一次让他背上包袱,心里不得不装进这家伙的出轨和不忠,还有他那怪诞的、兄弟会式的哗众取宠。

铁木尔得意地笑了。“记住了,老兄,有一天,在喀布尔……”

“拜托不要再往下说了。”

铁木尔大笑起来。

飞机后舱开起了小派对,有人在用普什图语唱歌,有人拍打着一个泡沫塑料的盘子,好像那是个弹拨尔。

“真不敢相信咱们碰到了老纳比。”铁木尔低声说,“天啊。”

伊德里斯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摸出一片预留的安眠药,硬生生咽了下去。

“所以我下个月还得回来。”铁木尔说着,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过后可能还得再跑两三趟,不过咱们应该办得成。”

“你信任这个叫法鲁克的家伙吗?”

“操,才不呢。要不然我还回来干吗?”

法鲁克是铁木尔雇的律师。他专门帮助流亡国外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追讨被占的房产。铁木尔唠叨着法鲁克要呈递的文件,希望主持审理的法官是法鲁克的远房小舅子。伊德里斯歪着头,贴紧舷窗,等着药劲上来。

“伊德里斯?”铁木尔小声叫他。

“嗯。”

“在那儿看见的事真他妈伤心,哈?”

您眼力实在太惊人了,老弟。“就是。”伊德里斯说。

“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这儿,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娜希尔坐在前座,问题一个接一个。喀布尔安全吗?吃得怎么样?他病过吗?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了来吗?他尽力回答,向她描述炸毁的学校,住在残垣断壁下的流民,乞丐,淤泥,时断时续的供电,可他仿佛在描述音乐。他没办法让这些事鲜活起来。喀布尔那些生机勃勃、令人心动的细节——比如那座废墟里的健身房,窗户上画着施瓦辛格。如今他正在忘掉这些细节,在自己听来,这些描述不过是泛泛而谈,清汤寡水,如同美联社一篇寻常的报道。

后座上的两个孩子只听了很短的一会儿,至少假装在听,算是迁就他。伊德里斯能感到他们的厌烦。然后八岁的扎比便求娜希尔放电影。勒马尔大两岁,虽然努力多听了一小会儿,但没过多久,伊德里斯便听到,他的任天堂DS传出了赛车游戏低低的轰鸣。

“你们俩怎么回事?”娜希尔训他们,“爸爸刚从喀布尔回来,你们就不好奇吗?什么问题都不问他吗?”

“没关系。”伊德里斯说,“别管他们了。”可他们的漠不关心的确让他恼火。只是由于遗传上的好运,才让他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就连娜希尔也是如此,她问起他的旅行,总是围绕着餐馆和自来水的缺乏。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我饿死了。”他说。

“想吃什么?”娜希尔问,“寿司,意大利式的?橡树岭那边有家新馆子。”

“去吃阿富汗菜吧。”他说。

他们去了亚伯烤肉馆。它位于圣何塞东城,离老贝里耶萨跳蚤市场不远,老板阿卜杜拉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留着八字胡,两只手看上去特别有劲儿。伊德里斯给他看病,也给他妻子看过。看见伊德里斯一家子走进饭馆,他便从柜台后面招手。亚伯烤肉馆是个很小的家庭买卖,只有八张桌子,盖着塑料台布,上面常常黏乎乎的,菜单是过塑的,墙上贴着阿富汗海报,角落里有台旧的冷饮售货机,当年叫“汽水柜”。阿卜杜拉负责招呼客人,打理柜台,搞卫生。他妻子苏丹娜在后厨干活,她才是这饭馆的顶梁柱。伊德里斯看到,她这会儿就在厨房,弯着腰,忙活着。她头发塞在帽网里,水汽弄得她眯起了眼。两口子告诉过伊德里斯,她和阿卜杜拉是七十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结的婚,当时共产党已经接管了祖国。1982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女儿帕丽在同年出生。

现在帮他们点菜的就是帕丽。她很温和,懂礼貌,继承了她母亲白皙的皮肤,目光中流露着同样的果敢。她还有一副奇妙的,不成比例的身材,上身苗条而秀美,腰以下却骤然丰腴,大屁股,大粗腿,大肥脚。现在,她穿着一件常穿的宽松短裙。

伊德里斯和娜希尔点了羊肉、糙米饭和波拉尼烙饼。儿子们勉勉强强,要了拖鞋烤肉,他们在菜单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东西最像汉堡里的肉。等着上菜的时候,扎比告诉伊德里斯,他所在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他踢右边锋。比赛时间是星期日。勒马尔说,星期六他要表演吉他独奏。

“你弹什么?”伊德里斯懒洋洋地问。他觉得时差反应开始上头了。

“《把它涂黑》[《把它涂黑》(Paint It Black),滚石乐队1966年的歌。]。”

“很酷。”

“不知道你练得够不够。”娜希尔说,语气中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

勒马尔把手里卷来卷去的纸巾往下一放。“妈妈!什么呀?你看见我每天忙什么了吗?多少事要做呀!”

饭至中途,阿卜杜拉走过来,一边向他们问好,一边用腰里的围裙擦着手。他问饭菜好不好吃,是否再要点什么。

伊德里斯告诉阿卜杜拉,他和铁木尔刚从喀布尔回来。

“铁木尔江去哪儿了?”阿卜杜拉问。

“跟往常一样,不是什么好地方。”

阿卜杜拉咧开嘴笑了。伊德里斯知道他多么喜欢铁木尔。

“烤肉买卖怎么样?”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巴希里大夫,如果真要让我诅咒谁,我会对他说:‘但愿真主赐你一个饭馆。’”

大伙哈哈一笑,阿卜杜拉也笑了。

饭后,他们离开饭馆,爬上SUV的时候,勒马尔问:“爸爸,所有人来这儿吃饭他都不收钱吗?”

“当然不是。”伊德里斯说。

“那他为什么不肯收你的钱。”

“因为我们是阿富汗人,还因为我是他的医生。”伊德里斯说。这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更重要的原因,他猜,是因为他是铁木尔的叔伯哥哥,因为几年前,是铁木尔借钱给阿卜杜拉,让他开了这家饭馆。

回到家,让伊德里斯没想到的是,头一眼就看见家庭娱乐室和门厅的地毯撤掉了,露出了楼梯上的钉子和木板。然后他才想起来,他们在装修,把地毯换成硬木地板——宽宽的樱桃木板条,颜色是地板行所说的“紫铜壶色”。橱柜门上的漆已经用砂纸打掉了,原先放微波炉的地方现在留了个大豁口。娜希尔说,星期一她就上半天班,上午去见铺地板的,还有杰森。

“杰森?”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杰森·斯皮尔,搞家庭影院的伙计。

“他要过来量尺寸。他已经给咱们的低音炮和放映机打了折。星期三他就派三个伙计过来施工了。”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家庭影院是他的主意,他一直都想装一套。现在他却为此难堪。他感觉自己和这一切脱节了,什么杰森·斯皮尔啊,新橱柜啊,紫铜壶地板啊,还有孩子们一百六十美元一双的高帮鞋,他房间里的绳绒床罩,以及他和娜希尔一直以来对这些东西孜孜以求的热情。满腔的宏愿结出了果实,如今却让他感到浅薄无聊,只是让他回想起,在他的生活与在喀布尔看到的那一切之间,有着残忍的天壤之别。

“怎么了,亲爱的?”

“时差。”伊德里斯说,“我得睡一会儿。”

星期六,他听完了整场吉他演奏会,星期天是扎比的足球比赛,他坚持了多半场。下半场溜了出来,到停车场睡了半个小时。让他安心的是,扎比没注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邻居过来吃饭。他们传看了伊德里斯此行的照片,又客客气气地坐着,看了一个小时喀布尔的录像,伊德里斯本来不想放这个,可娜希尔坚持要放给人家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问起伊德里斯的旅行,他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他喝着莫希托鸡尾酒,长话短说,一一作答。

“我真没法想像那里是什么样子。”辛西娅说。她是个普拉提瑜伽老师,在娜希尔常去的健身房上班。

“喀布尔嘛……”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

“肯定是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到了那儿。”

“没错。”伊德里斯没说,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来以后发生的。

最终,话题转移到了本区近来频繁出现的邮件失窃案上。

夜里躺在床上,伊德里斯问:“你觉得这一切咱们非要不可吗?”

“一切?”娜希尔说。他能从镜子里看到她。她在洗手池前刷牙。

“这一切。这些东西。”

“不,咱们不需要,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说。她吐在洗手池里,接着漱口。

“你不觉得这太多了吗,这一切?”

“我们拼过命,伊德里斯。还记得吗,你的入学考试,我的入学考试,你的医学院,我的法学院,实习的那些年?这些东西哪一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用不着为这个道歉。”

“用那套家庭影院的钱,咱们能在阿富汗盖一座学校。”

她走进卧室,坐到床头,往外取隐形眼镜。她有着最美的侧影。他喜欢她额头的样子,额头与鼻梁之间几乎没有凹陷。他喜欢她高耸的颧骨,细细的脖子。

“那就两样都做。”她说着,朝他转过身,挤着眼睛,不让眼药水流出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不能。”

几年以前,伊德里斯才发现,娜希尔在资助一个名叫米格尔的哥伦比亚小孩。这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是她在管钱,负责收信取信,所以多年来伊德里斯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娜希尔在读一封米格尔的来信。信已经由一个修女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个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男孩子,站在一间草屋外,手捧足球,背景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些枯瘦的奶牛和连绵的青山。自从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娜希尔就开始资助米格尔,这种悄悄的你来我往,已有十一年的时间,娜希尔寄去支票,收到米格尔的照片和修女翻译的感谢信。

她摘下戒指。“怎么回事?你在那边染上了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只是现在看事情有点不一样了。”

“好啊,那就用这眼神干点什么吧。别老傻看着不动手。”

时差反应盗走了他的睡眠。他读了一会儿书,下楼看了半集《白宫风云》,最后坐到了客房的电脑前,娜希尔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书房。他发现了阿姆拉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希望他平安到家,全家健康。她写道,喀布尔一直在下着“怒雨”。马路上堆满了深达脚踝的泥浆。大雨引发了洪涝,在喀布尔以北的绍马利,出动了直升机,大约两百个家庭不得不疏散。由于喀布尔政府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战争,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预料基地组织将发动报复行动。她最后一句话写的是:你与你老板谈了?

在阿姆拉的信文下面,另附了一小段罗诗的话,由阿姆拉用拉丁字母抄录。内容如下:

伊德里斯卡卡:

赛俩目。

托靠安拉,您已平安到达美国。我相信您的家人见到您一定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在想您。每天我都在看您买给我的电影。每一部我都喜欢。让我悲伤的是您没在这里和我一起看。我感觉很好,阿姆拉江在细心地照顾我。请代我向您的家人说一声赛俩目。托靠安拉,我们很快就能在加利福尼亚见面。

顺致敬意

---罗莎娜

他给阿姆拉复信,向她致谢,说他为洪水的事难过,希望雨情能够缓解。他告诉她,本周之内他就找上司讨论罗诗的事。然后他又写道:

罗诗江:

赛俩目。

谢谢你体贴的话语。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也经常想起你。我已经向我家人讲了关于你的一切,他们非常渴望见到你,特别是我的儿子扎比江和勒马尔江,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我们都期待着你的到来。附上我对你的爱。

伊德里斯卡卡

他关了电脑,上床睡觉。

星期一,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一大堆电话留言迎接他。文件筐里,续开处方的申请已经装不下了,等着他一一核准。有一百六十多封电子邮件需要细读,语音邮箱也满了。他在电脑上查看日程表,吃惊地发现本周他所有的空当都挂满了加班号,医生们管这叫“加塞儿”。更糟的是,当天下午他要面见令人生畏的拉斯穆森太太,一个特别讨厌,对抗性极强的女人,多年来带有模糊的病征,治疗却总是难以见效。一想到要面对她的胡搅蛮缠,他便冷汗直冒。最后还有一封语音邮件,是他上司琼·谢弗发来的。她告诉他,在他前往喀布尔之前诊断为肺炎的一个病人,实际上患的是充血性心脏衰竭。下星期的同行评议会上将使用这个病例,这样的视频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各科室都要观看,医生们犯的各种错误将在会上加以演示,用以说明可供检讨的要点。虽然不会对犯错的医生指名道姓,但伊德里斯知道,这种匿名没有太大的用处。谁是元凶,会场里至少一半的人都能知道。

他感到头疼开始发作。

很不幸,当天上午他就没有完成进度。有个哮喘病人没预约就来了,得给他做呼吸治疗,还要密切观察他的峰流速值和血氧饱和度。还有一位他三年前看过的中年经理,现在得了进展性前壁心肌梗死,进了医院。直到午休时间过了一半,伊德里斯才吃上午饭。在医生们用餐的会议室里,他一边匆匆地咬着干火鸡三明治,一边抓紧记笔记。他回答着同事们相同的问题:喀布尔安全吗?阿富汗人对美国驻军怎么看?他的答复比较简略,掐头去尾,心里总在想着拉斯穆森太太,需要回复的语音邮件,尚未核准的续开处方,下午日程表上的三个加塞儿,即将到来的同行评议,还有家里,装修工们锯啊,钻啊,敲着钉子。他极为惊讶地发现,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难以察觉,谈起阿富汗,突然感觉就像在讨论最近看过的一部悲情大片,其效果已经开始消退了。

这是工作以来,他过得最艰难的一个星期。虽然本意上很想,他却找不到时间和琼·谢弗谈罗诗的事。整整一周,他的情绪都很差。在家里,他对孩子们发脾气,被那些吵吵嚷嚷,进进出出的工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噪音烦得要死,但睡觉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两封电子邮件,得知了喀布尔更多的动态。拉比娅·巴尔希妇女医院重新开门,卡尔扎伊的内阁不顾伊斯兰强硬派的反对,将批准有线电视网播放节目。在第二封邮件临结束的附言里,她说罗诗自他走后已变得沉默寡言,并再次问他是否和上司谈过。他丢下电脑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刚才他被阿姆拉那句话惹恼,竟然一时头脑发热,用大大的黑体字给她回了信:我一定。再等等。

“希望你没事。”

琼·谢弗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她是个活力充沛的女人,圆脸,头发斑白,鼻梁上架着窄窄的老花镜,她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你明白这么做不是为了责备你吧。”

“当然当然。”伊德里斯说,“我明白。”

“别不好受。这种事我们谁都可能摊上。在X光片上,充血性心衰和肺炎有时候很难分得清。”

“谢谢,琼。”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噢,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商量。”

“好啊好啊。坐。”

他重新坐下,向他讲了罗诗的事,描述了伤情,以及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资源匮乏。他口吐真言,说他已经对阿姆拉和罗诗做了承诺。大声讲出此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不堪这诺言的重负,而身在喀布尔,和阿姆拉一起站在走廊里,她亲他脸的时候,却不曾有过这种体会。他心烦意乱地发现,这像极了买完东西就后悔的感觉。

“我的天啊,伊德里斯。”琼摇着头说,“我很赞赏你。可这太可怕了。可怜的孩子。真没法儿想像。”

“我知道。”他说。他问集团是否能负担罗诗的治疗。“也许是一系列的治疗。我感觉她一次肯定不够。”

琼叹了口气。“我希望能。可老实讲,伊德里斯,我拿不准董事会能不能批准。完全拿不准。你知道这五年咱们一直入不敷出。而且还会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

她等着他,也许已经做好了准备,等他对这些理由提出反驳。可他没有。

“我懂了。”他说。

“你应该能找到管这种事的人道组织,对不对?可能要下点工夫,不过……”

“我再打听打听。谢谢,琼。”他又一次起身,惊讶地发现自己感觉轻松多了,琼的回答让他如释重负。

家庭影院又花了一个月才装好,但效果美妙至极。投影机装在天花板上,放出的画面鲜艳锐利,102英寸的银幕上,运动场面极为流畅。7.1声道的环绕音效、图形均衡器,加上放在四个角落里的低频陷阱,打造出了奇迹般的音响效果。他们一起看《加勒比海盗》,两个儿子也被高科技弄得心花怒放,一边一个,坐在他身旁,吃着放在他腿上的一大桶爆米花。最后那场漫长的战斗开始之前,他们就睡着了。

“我把他们搁床上去。”伊德里斯对娜希尔说。

他先抱起一个,然后再抱另一个。儿子们正在长个儿,瘦巴巴的身体以让人害怕的速度不断长高。他把他俩放到床上,挨个盖好,忽然意识到,儿子眼瞅着就要给他带来悲伤。再过一年,至多两年,他就要被取代。儿子们将倾心于别的事情,别的人,会因为他和娜希尔而感到难堪。伊德里斯不禁想起那个时候,他们又小又无助,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他记得扎比还是小不点那会儿,最怕的就是下水井盖,他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笨手笨脚地围着他们绕圈。还有一次,看一部老电影的时候,勒马尔问伊德里斯,他以前是不是一直活在黑白的世界里。回忆让他露出了微笑。他亲了亲儿子们的脸蛋。

他坐在黑暗里,看着睡梦中的勒马尔。此时,他发现自己对儿子的评价未免过于匆忙,有失公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太严厉了。他不是罪犯。他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在九十年代,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一半整天出去泡吧,泡妞,而他一直埋头苦学,凌晨两点还强撑着穿过医院的走廊,把悠闲、舒适与睡眠统统忘在了脑后。他把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年华交给了医学。他已经付出过了,为什么还应该感到难受?这是他的家庭。这是他的生活。

此前的一个月里,对他而言,罗诗已经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事物,仿佛戏里的一个角色。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已经磨蚀了。那种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纯属他在医院里偶然所得,发作起来是那么急迫,又那么强烈,现在却已蜕变成了慢性的溃疡。这段经历已经失去了活力。他意识到,他曾经深陷其中的那种强烈的决心,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一种妄想。他一度仿佛落入了迷药的操控。如今他和那女孩之间,感觉已相隔极远,几乎是无限的、不可逾越的距离。而他对她做出的保证,显然是被误导了,俨然一个鲁莽的错误,一个对他本人的力量、意志和性格的可怕误判。有些事情最好忘掉。他对此无能为力。就是这么简单。此前的两个星期,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三封电子邮件。他读了第一封,没有回复。他删除了余下的两封,根本没读。

书店里排队的人大概有十二三个,从临时舞台拉长到了杂志区。一个高个子,宽脸膛的女人分发着黄色的小即时贴,让排队的人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有他们想签在书上的其他文字。队列最前面有个女店员,帮人把书翻到书名页。

伊德里斯排在前列,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前面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留着金色短发,此时转过身问他:“你读过了吗?”

“还没有。”他说。

“我们要在下个月的书友会上读这本书。这次轮到我来选书。”

“哦。”

她皱了皱眉,一只手按到胸前。“我希望大家都来读这本书。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太鼓舞人心了。我敢打赌,它一定会拍成电影。”

他告诉她,她说得对。他还没读过这本书,八成以后也不会读。他可没有心情在书里看见自己。但别人会读的。而别人一读,他也就暴露了。娜希尔,两个儿子,同事们。一想到这儿,他就觉得恶心。

他又一次打开书,翻过致谢部分和实际执笔的合著者小传,再次看着后勒口上的那张照片。没有受过伤的痕迹。如果她留了疤——她肯定留了疤——那长长的、波浪形的黑发也把它盖住了。罗诗穿着宽松的短衫,上面缀有金色的小玻璃珠,戴一条安拉项链[项链的吊坠为阿拉伯文的“安拉”。],青金石的耳钉。她倚着一棵树,直视着照相机,面露微笑。他想起了她画过的简笔小人。别走,卡卡。不要离开。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他完全认不出六年前帘子后面那个怯懦的小女孩了。

伊德里斯扫了一眼题献。

献给我生命中的两位天使:我的妈妈阿姆拉,我的卡卡铁木尔。你们是救主。你们给了我一切。

队列向前移动。留金色短发的女人签完了。她挪到了旁边,伊德里斯揪着心,迈步上前。罗诗抬起头。她围着一条阿富汗披巾,下面是南瓜色的长袖衫,戴一对小小的、椭圆形的银耳钉,眼睛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黑。她身形丰满,显出女性的曲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已经认出了他,虽然她在礼貌地微笑,可她的表情里却带着几分愉悦——调皮,狡黠,不慌不忙。他一下子土崩瓦解,他想好的那些语言,甚至曾经写下来,在来这儿的路上反复默念过的那些话,突然之间被蒸发掉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站在那儿,一副傻呆呆的模样。

女店员清了清嗓子。“先生,请把书递给我,我来翻到书名页,好让罗诗给你签名。”

书?伊德里斯低头一看,发现它就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他来这儿当然不是要签名的。在那一切发生之后,这样做会很难堪,难堪到不可理喻。不过,他还是看到自己把书递了过去,女店员熟练地翻到要签的那一页,罗诗抬手,在书名下方飞快地写了些什么。现在他还有几秒钟的时间,能在离开之前说点什么,这样做,并不是要给无法辩解的事找个台阶,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她有所亏欠。然而店员把书递还给他的时候,那些话仍然无法说出口。他现在希望,哪怕自己有铁木尔的一丁点儿勇气也好。他又瞅了一眼罗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了他,看着队列里的下一个人。

“我……”他张了嘴。

“请给后面的人让一下,先生。”女店员说。

他垂下头,走出了队列。

他的车放在书店后面的停车场。走到车边的这一段,感觉就像他人生中最漫长的路。他打开车门,没有立刻上车。他用颤抖不停的手,再一次把书翻开。那些字迹不是签名。她用英语给他写了两句话。

他合上书,也合上了眼睛。他以为自己应该放心了,可他还有一部分心思期盼着别的事情。也许她该一脸不屑,带着满腹的厌与恨,说些幼稚的话。也许应该是喷涌而出的怨恨。也许那样会更好。正相反,她利落,老练地把他打发掉了。还有那句留言。别担心。里面没你。好心之举。也许更确切地说,这是施舍。他理当如释重负。可它伤了他。他感到了它的重击,如一把斧子劈头而落。

附近有棵榆树,树下有条长椅。他走过去,把书放到长椅上。他回到车上,坐到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自己放了心,于是他发动汽车,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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