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群山回唱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2009年夏

“你爸爸很了不起。”

阿德尔抬起头。原来是马拉拉伊老师弯下腰,在他耳边小声说了这么一句。她是个圆滚滚的中年妇人,肩膀上围着一条紫色披巾,上面缀了好多小珠子。她笑眯眯地看着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是个幸运的孩子。”

“我知道。”他小声答道。

好。她张开嘴巴,不出声地说。

他们站在本镇新建女校的正门台阶上。这是一幢四四方方的淡绿色楼房,平平的楼顶,宽大的窗户。阿德尔的父亲,他的巴巴江,做了简短的祷告,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群众聚集在他们面前,有孩子,也有家长和老人,大约一百来号,在正午灼人的热浪包围下,眯缝着眼睛。他们都是当地人,家住小镇沙德巴盖瑙,也就是“新沙德巴格”。

“阿富汗是咱们所有人的母亲。”阿德尔的父亲说着,朝天竖起了粗大的食指,玛瑙戒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咱们的母亲生了病,病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母亲需要儿子们帮她好起来,这毫无疑问,可母亲也需要女儿们,同样需要,也许更需要!”

这番话引发了热烈的掌声,还有几嗓子喝彩。阿德尔扫视了一下听众的面孔。他们心醉神迷地仰望着他父亲。巴巴江站在他们面前,高大,强壮,魁伟,两道黑黑的浓眉,满脸的大胡子,肩膀几乎和身后的楼门一样宽。

父亲继续讲话。阿德尔和卡比尔交换了一下眼神。卡比尔是巴巴江两个保镖中的一个,此时手拿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面无表情地站在巴巴江的另一侧。他戴着一副飞行眼镜,阿德尔可以从黑色镜片上看到人群的影子。卡比尔又矮又瘦,简直弱不禁风,一身西装颜色俗艳,淡紫,青绿,橙黄,可巴巴江说他是老鹰,谁要是小看他,可就犯了大错,等于自寻死路。

“所以我要对你们讲,阿富汗年轻的女儿们。”巴巴江开始总结,他伸出两条又粗又长的胳膊,做出了欢迎的手势。“你们现在肩负着庄严的使命,要好好学习,专心致志,学有所成,不仅要让你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你们骄傲,也要让咱们所有人共同的母亲感到自豪。她的未来在你们手里,而不在我手里。我请求你们,不要把这座学校当成我送给你们的礼物。这只不过是一座楼,楼里装着的才是真正的礼物,那就是你们。你们才是礼物,年轻的姐妹们,你们不仅是给我的礼物,不仅是给沙德巴盖瑙全体人民的礼物,最重要的是,你们是给阿富汗母亲的礼物!真主保佑你们。”

群众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有几个人喊了起来:“真主保佑你,指挥官!”巴巴江举起一只拳头,咧开大嘴笑着。因为骄傲,阿德尔差一点掉下眼泪。

马拉拉伊老师递给巴巴江一把剪刀。通往教室的楼门两边绑起了一块红布。群众想看得更清楚,越挤越近,卡比尔朝几个人示意,让他们后退,还推搡着其中两人的胸口。很多人高举手臂,拿着手机,给剪彩录像。巴巴江接过剪刀,迟疑了一下,然后转向阿德尔:“来,儿子,你来代劳。”他把剪刀递到阿德尔面前。

阿德尔眯起眼睛。“我?”

“去吧。”巴巴江说着,冲他使了个眼色。

阿德尔剪断了红布。掌声经久不息。他听到好几台相机按着快门,人们高呼“真主至大!”

巴巴江此后站到门口,学生们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教室。她们都是小姑娘,年龄在八到十五岁之间,包着白头巾,穿黑灰相间的条纹校服,这是巴巴江送给她们的。阿德尔看到,每个学生进来的时候,都会腼腆地向巴巴江报上自己的名字。巴巴江亲切地微笑着,轻轻拍拍她们的头,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祝你成功,玛丽亚姆小姐。好好学习,霍梅拉小姐。给我们长脸,伊尔哈姆小姐。”

后来在那辆黑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边上,阿德尔站在父亲身旁,热得直冒汗,看着他和当地人握手。巴巴江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捻着念珠,身体微微前倾,皱着眉,点着头,对每个人都很专注,耐心地听着男男女女向他道谢,祝福,表达尊敬,很多人借这个机会求他帮忙。有位母亲,孩子病了,需要去喀布尔看医生;有个男人想借钱,开个修鞋铺;还有个机修工想要一套新工具。

司令官,请您行行好……

我实在没办法了,司令官……

阿德尔从来没听到过直系亲属以外的任何人,用任何不是“司令官”的字眼称呼过巴巴江,哪怕现在俄国人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哪怕巴巴江已经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年头,一枪都没开过。在家里,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巴巴江参加“圣战”时期的照片,每一张阿德尔都牢记在心:一辆满是灰尘的老吉普,父亲倚靠着挡泥板;一辆烧焦的坦克,他蹲在炮塔上;他们击落的一架直升机,旁边是他和手下人摆着姿势,意气风发,子弹链横捆在他胸前。还有一张是他穿着马甲,背着子弹袋,跪在沙漠里,脑门触地,正在做礼拜。阿德尔的父亲那时比现在要瘦得多,而且在这些照片上,他身后总是荒凉一片,只有沙漠和群山。

打仗的时候,巴巴江两次吃了俄国人的子弹。他给阿德尔看过伤疤,一处位于胸腔的左下方,他说这一枪打烂了脾脏,另一处离肚脐眼只有一个大拇指的距离。他说不管怎么看,自己都很走运。有的战友失去了胳膊,腿,眼睛,还有战友烧伤了脸。他们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国家,巴巴江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真主。他说,这就是圣战的意义。牺牲。你牺牲掉你的手脚,你的视力,甚至你的生命,可你牺牲也欢喜。他说,圣战也可以给你带来某些权利,让你获得特权,因为真主一定会让那些做出牺牲的人得到最公正的回报。

此生如此,来生也一样。巴巴江说着,伸出粗粗的指头,先朝下,再朝上。

看照片的时候,阿德尔真希望自己也打过圣战,在那些比现在还要危险的日子里,和父亲并肩战斗。他喜欢想像自己和巴巴江一起,朝俄国人的直升机射击,炸掉坦克,躲避炮火,住在山上,睡在洞里。父子英雄,战地佳话。

还有一张装裱过的大照片,巴巴江微笑着,和卡尔扎伊总统肩并着肩,拍摄地点是阿尔格堡,喀布尔的总统府。这张照片是最近在一个小型颁奖仪式上拍的,巴巴江因为在沙德巴盖瑙的人道主义工作获得了表彰,他完全配得上这个奖。新女校只是他最近一个项目。阿德尔知道,过去镇上经常有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死掉。但在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父亲开了一家很大的诊所,有两个医生和三个助产士,他们的薪水由父亲自掏腰包。在诊所里,镇上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沙德巴盖瑙的所有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巴巴江派了工程队,确定了全镇的取水点,打了井。也是在巴巴江的帮助下,沙德巴盖瑙接通了全天候的电力。至少有十几家生意是靠他的借款做起来的,阿德尔从卡比尔那儿了解到,这些钱如果不是全部有去无回的话,也绝大多数都没有归还。

此前和老师讲话时,阿德尔所言不虚。他知道,身为这样一个人的儿子,他确实是幸运的。

就在一轮又一轮的握手即将结束的时候,阿德尔发现有个瘦小的男人正在向他父亲靠近。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窄框眼镜,留着短短的花白胡子,牙也小小的,像烧过的火柴头。他身后跟着个男孩,岁数和阿德尔差不多,穿着一双破了洞的运动鞋,两个大脚趾头顶在外面。头发趴在他脑门上,像一丛茂密的、纹丝不动的乱草。他的牛仔裤上沾满了泥土,而且太短了,短袖衫却正好相反,几乎耷拉到了膝盖。

卡比尔挡在老头和巴巴江中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会儿不行。”他说。

“我就跟司令官说几句话。”老汉说。

巴巴江伸出胳膊,搂过阿德尔,温柔地把他扶上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咱们走,孩子。你妈等你呢。”他也爬进车里,坐到阿德尔身边,关上了门。

阿德尔坐在车里,茶色玻璃窗升上来的时候,他看见卡比尔对老汉说了句什么。阿德尔听不见。随后,卡比尔从SUV前面绕过来,坐进司机位置,将冲锋枪放到副座上,发动了汽车。

“什么事?”阿德尔问。

“没什么要紧的。”卡比尔说。

他们拐到路上。有些孩子从人群里跑出来,追了一会儿,直到陆地巡洋舰加速开走。卡比尔开着车,穿过沙德巴盖瑙拥挤的主干道,它将小镇一分为二。碰到有人挡路,他得时不时按响喇叭。人人都会避让。有些还挥手致意。阿德尔望向两边拥挤的人行道,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让他的目光断断续续地停留:死畜挂在肉铺的钩子上;铁匠摇着木轮,用手摇泵的风箱鼓风;水果贩子守着葡萄和樱桃,拿扇子轰苍蝇;还有街头理发师,正用挂在藤椅上的皮带磨着剃刀。他们经过了好几家茶叶行,烤肉馆,一个汽车修理厂,一座清真寺。卡比尔把车拐进了镇上的公共大广场。广场中央有座蓝色的喷泉,一尊高过两米七的黑色石雕像,这是个圣战游击队员,面朝东方,脑袋包着头巾,肩扛火箭筒。巴巴江亲自从喀布尔找了位雕塑家,建起了这尊雕像。

公路北面有几片住宅区,大部分都只有狭窄的街道,路面未曾铺过,平顶小屋刷成了或白,或黄,或蓝的颜色。有几户人家的房顶上立着卫星天线,许多窗口松松垮垮地挂出了阿富汗国旗。巴巴江告诉过阿德尔,沙德巴盖瑙的大部分房屋和商户,都是最近十五年里盖起来的。他对许多建筑伸出过援手。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把他看成沙德巴盖瑙的建立者。阿德尔还知道,镇里的长者们曾经提议,用巴巴江的名字为本镇命名,但他拒绝了这份荣誉。

由此出发,沿公路北行,三公里开外,便是沙德巴盖库赫纳,旧沙德巴格。阿德尔从未见过老村几十年前的面貌。巴巴江让他和他母亲从喀布尔搬到沙德巴格时,村庄几乎已经完全毁弃。所有人家都没了。往日的遗迹只剩下一座风蚀的磨坊。到了沙德巴盖库赫纳,卡比尔左转,下了公路,拐上一条没有铺过的宽阔岔道,它大约四百米长,从公路通往阿德尔和父母住的大院,院外建有厚厚的围墙,高达三米七。如果不算老磨坊,那么这就是现在沙德巴盖库赫纳惟一没有倒掉的建筑了。此时,SUV在小路上跋涉着,颠簸着,阿德尔可以看到白色的围墙,墙头拉着一圈圈的铁丝网。

一个穿制服的卫兵敬了礼,开了大门,他总是站在这儿,守卫着院门。卡比尔把SUV开进院内,沿着碎石路,开向家里的大宅。

房子三层高,刷成了亮粉和松石绿。它有高大的柱子,突出的房檐,还有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屋外建有胸墙,游廊镶嵌着亮闪闪的马赛克,阳台宽大,配有熟铁制成的弯花护栏。房子里有九间卧室,七个洗手间,阿德尔和巴巴江玩捉迷藏的时候,他有时要转悠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把父亲捉到。洗手间和厨房里的所有台子,都是花岗岩和大理石做的。近来很让阿德尔开心的是,巴巴江一直在说要在地窖里修个游泳池。

卡比尔驶入正门外的环形车道。他关掉了引擎。

“等我们一下。”巴巴江说。

卡比尔点点头,下了车。阿德尔看着他走上门口的大理石台阶,按了门铃。另一个保镖阿兹马赖开了门。他是个矮小、粗壮、脾气暴躁的家伙。两人说了几句话,便站在台阶上,一人点了支烟。

“你非走不可吗?”阿德尔问。父亲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南方,视察他在赫尔曼德的棉田,还要去他在那儿开的棉花加工厂,见一见工作人员。他要去两个礼拜,时间这么久,对阿德尔来说似乎无比漫长。

巴巴江扭过脸,看着他。他占去了多半个后座,阿德尔在他面前如同侏儒。“我也不想去,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我今天很自豪。是你让我自豪。”

巴巴江把大手放到阿德尔腿上。“谢谢你,阿德尔。非常感谢。不过我带你参加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你学习,让你理解,对幸运者,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只希望你别老出门。”

“我也希望啊,儿子。我也希望。可我明天才走嘛。今天晚上我还是在家的。”

阿德尔点了下头,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手。

“你看,”父亲用温柔的声音说道,“镇上这些老百姓,他们需要我,阿德尔。他们需要我帮助盖房子,找工作,养家糊口。政府有自己的问题,帮不了他们。所以呢,如果我不出手,就没人能帮他们了。那么百姓就会受苦。”

“我知道的。”阿德尔小声说。

巴巴江轻轻摸弄着他的膝盖。“你想念喀布尔,我知道,你也想朋友。适应这儿很难,你和你妈都不容易。我也知道我老是出差,老得去开会,许多人占去了我的时间。可是……看着我,儿子。”

阿德尔抬起头,看着巴巴江。父亲的双眼在两道天篷一样的浓眉下,慈祥地注视着他。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你对我更重要,阿德尔。你是我儿子。我乐意为你放弃这一切。我可以为你放弃生命,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眼睛有些湿了。巴巴江说这种话的时候,阿德尔有时会感到自己的心脏在不断膨胀,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巴巴江。”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好。那就亲一亲你父亲。”

阿德尔伸出双臂,环住巴巴江的脖子,父亲紧紧地,久久地抱着他。阿德尔记得自己小时候,每当他在午夜做过了噩梦,哆哆嗦嗦地去拍父亲肩膀的时候,父亲都会掀开毯子,让他钻进被窝,搂住他,亲着他脑瓜顶,直到阿德尔不再发抖,重回梦乡。

“我从赫尔曼德给你带点什么吧。”巴巴江说。

“不必了。”阿德尔说,声音含含糊糊的。他的玩具已经太多了,根本玩不过来。世界上没有一件玩具,能填补父亲不在时的空白。

当天晚些时候,阿德尔躲到楼梯拐角,偷看楼下发生的一幕。刚才门铃响过之后,卡比尔去开了门。现在他靠着门框,双臂抱在胸前,挡住门口,和门外的人讲话。阿德尔看到,是早前学校里那个老汉,满口黑黑的火柴牙、戴着眼镜。鞋上有洞的男孩也在,就站在他旁边。

老头问:“他去哪儿了?”

卡比尔说:“公事。南边。”

“我听说他明天才走。”

卡比尔耸了耸肩。

“他要去多久?”

“两三个月吧。谁知道呢。”

“我听说不是这样。”

“你在考验我的耐心,老头。”卡比尔说着,放下了双臂。

“那我等他。”

“在这儿不行。”

“我的意思是到路上等。”

卡比尔不耐烦地把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那随你便。”他说,“不过司令官很忙。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回。”

老汉点点头,退下了,男孩跟着他。

卡比尔关上了大门。

阿德尔撩开家庭娱乐室的窗帘,透过窗户,他看见老汉和男孩上了大院通往公路的土道。

“你对他撒了谎。”阿德尔说。

“我挣的就是这份钱:保护你父亲,不让那些秃鹰靠近他。”

“他到底想要什么?找工作?”

“差不多吧。”

卡比尔走到沙发边上,脱掉鞋,抬头看了看阿德尔,冲他挤了下眼。比起阿兹马赖,阿德尔更喜欢卡比尔。阿兹马赖蛮讨厌,难得跟阿德尔说一句话。卡比尔和阿德尔打扑克,拉着他一起看DVD。卡比尔喜欢看电影。他攒了一堆从黑市上买的片子,每个礼拜都要看十一二部,伊朗的,法国的,美国的,当然还有宝莱坞的,甭管哪儿的,他统统不在乎。有时候,要是阿德尔的母亲不在屋里,而且阿德尔保证不告诉父亲,卡比尔就会把卡拉什尼科夫的弹夹倒空,让阿德尔端起枪,扮一扮圣战游击队员。眼下,卡拉什尼科夫就靠着墙,立在门边。

卡比尔在沙发上躺下,两只脚搭到扶手上,开始翻看报纸。

“他们看上去不像坏人。”阿德尔说,放下窗帘,转向卡比尔。他能看到报纸下面保镖的脑门。

“这么说,我应该请他们进来喝杯茶。”卡比尔小声嘀咕着,“再给他们来点蛋糕。”

“别开玩笑。”

“他们全都不像坏人。”

“巴巴江会帮他们吗?”

“也许吧。”卡比尔叹了口气,“你父亲就像人民的河。”他放低报纸,龇牙一笑。“这句话哪儿来的?告诉我,阿德尔。咱们上个月看过的。”

阿德尔耸耸肩,往楼上走。

“《劳伦斯》。”卡比尔在沙发上叫道,“《阿拉伯的劳伦斯》。安东尼·奎因。”[演员安东尼·奎因(Anthony Quinn)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饰演一位深得部族信任的首领。]阿德尔走到楼梯顶上的时候,卡比尔又接着说:“他们是秃鹰,阿德尔。别上他们的当,那都是装出来的。一有机会,他们会把你父亲啄得一根毛都不剩。”

一天早晨,就在父亲离家去了赫尔曼德两三天后,阿德尔来到了父母的卧室。隔着门,音乐还是很响,很吵。他进了屋,发现母亲只穿背心短裤,在巨大的平板电视前,跟着三个汗津津的金发女人做着一连串的动作,或跳,或蹲,或扑,或伏。她在大妆镜里看见了他。

“想跟我一起做吗?”她气喘吁吁地叫道,声音盖过了喧闹的音乐。

“我就坐这儿好了。”说着,他一屁股出溜到地毯上,看着母亲像青蛙一样,在房间跳过来,跳过去。

阿德尔的母亲叫阿丽娅,生得小手小脚,小鼻子微微上翘,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很像卡比尔有的一部宝莱坞电影里的女演员。她没什么肉,灵活,而且年轻——嫁给巴巴江的时候,她才十四岁。阿德尔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母亲,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巴巴江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部的贾拉拉巴德,每隔一个来月,等巴巴江带阿德尔去那儿串门的时候,他才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亲妈和后妈互相嫌恶,可是跟她们俩不一样,阿德尔和异母哥哥们相处得很好。到贾拉拉巴德看他们时,他们会带上他一起去公园,逛巴扎,看电影,还去看马背叼羊赛。他们和他玩《生化危机》,一起在《使命召唤》里杀僵尸,而且和邻居踢足球时,总是让他和他们自己一队。阿德尔非常希望他们也住在这儿,待在他身边。

阿德尔看着母亲躺在地板上,两腿朝上伸直,再放下,她光着脚,夹着一个蓝色的塑料球。

说实话,沙德巴格的乏味真让阿德尔受不了。住在这儿都两年了,他连一个朋友也没交到。他不能骑自行车去镇里,肯定不能自己去,这一地区的绑架案正在遍地开花,不过,他偶尔也能溜出去一小会儿,但只在大院周围活动。他没有同学,因为巴巴江不准他进当地的学校,他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于是,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家庭教师登门,给他上课。大部分情况下,能让阿德尔打发时间的只是读读书,自己和自己踢踢球,要不就和卡比尔一起看电影,翻过来掉过去,常常还是那些玩意儿。他无精打采地在巨大的房子里瞎转,在又宽又高的走廊里徘徊,每个大空屋都晃上一圈,要不然就坐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看着窗外。他住的是大宅子,却生活在一个小世界。有些日子实在无聊,他连啃木头的心都有。

他知道母亲在这儿也是极为孤独的。她想用按部就班的生活填满自己的日子,早上锻炼,淋浴,然后吃早点,然后读书,种花,到了下午,就看电视上的印度肥皂剧。巴巴江出门时——他经常出门——她总是穿着灰色的运动服、运动鞋,在房子里晃来晃去。她不化妆,头发拢到脑后,扎成发髻。她很少打开首饰盒,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戒指、项链、耳环,都是巴巴江从迪拜给她买回来的。有时她和喀布尔的家人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每隔两三个月,她姐姐和父母会过来待上几天,只有这个时候,阿德尔才能看到母亲有了生气。她穿上印花的长裙和高跟鞋,抹上粉,化上妆,两眼放光,整幢房子里都能听到她的笑声。到那时,阿德尔才能瞧上一眼,隐约看出他母亲从前是个怎样的人。

巴巴江不在的时候,阿德尔和母亲便互相解闷。他们玩拼图,用阿德尔的Wii打高尔夫和网球。但是和母亲在一起时,阿德尔最喜欢的消遣是用牙签盖房子。母亲在纸上画出立体的建筑图,有前门廊,人字形的屋顶,房子里有楼梯,各屋之间还有隔墙。他们先做地基,接着是内墙和楼梯,细心地用胶水把牙签粘好,消磨掉好几个小时,再让各部分晾干。阿德尔的母亲说,她年少的时候,没嫁给阿德尔的父亲之前,曾经梦想着做建筑师。

有一次他俩盖摩天大楼的时候,她跟阿德尔讲了自己怎样和巴巴江结婚的故事。

其实他想娶的是我姐。她说。

娜尔吉丝阿姨?

是啊。那是在喀布尔。有天他在街上看见了她,就是这么回事。他非要娶她。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家,他,还有他五个手下。他们差不多是硬闯进来的。谁也没脱靴子。她摇了摇头,哈哈笑着,好像巴巴江干了件好笑的事,可她笑起来,又不是她平时觉得什么事好笑时的样子。你真该看看你外婆和外公脸上的表情。

他们在客厅落座。巴巴江,巴巴江的手下,还有她的父母。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在厨房沏茶。有个麻烦事,她说,因为她姐姐娜尔吉丝已经订了婚,许给了一个表哥,他住在阿姆斯特丹,正在读工程学。他们怎么可能解除婚约?她父母问道。

就在这时,我进来了,端着个大盘子,里面放着茶和甜点。我给他们倒了茶,把食物放到桌上,你父亲瞅见我了,然后,我正要走的时候,你父亲他开了口:“也许您说得对,先生。解除婚约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您告诉我这一位也已经许出去了,那我恐怕就没有选择了,只能认为您看不上我。”说完,他放声大笑。我们就这样结了婚。

她拿起一管胶水。

那会儿你喜欢他吗?

她微微耸了下肩。要说实话,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害怕。

可你现在喜欢他,对吗?你爱他。

当然了。阿德尔的母亲说,这还用问。

你不后悔嫁给他。

她放下胶水,停了几秒钟才回答。看看咱们的生活,阿德尔。她慢慢地说道,看看你身边。有什么可后悔的?她笑了一下,轻轻扯了扯他的耳垂。再说了,那我不就没你了吗。

现在,阿德尔的母亲关掉了电视,坐到地板上,喘着粗气,用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

“大早上的,你干吗不自己找点事做。”她一边说着,一边活动着肩膀。“我要去冲个凉,再吃点东西。刚才还想给你外婆外公打电话来着。好几天没和他们说话了。”

阿德尔叹了口气,站起身。

他的房间位于这房子另一头的二楼。回到屋内,他拿了足球,穿上齐达内的球衣,这是上一个生日,他十二岁时,巴巴江送给他的。下楼的时候,他发现卡比尔在打盹,报纸铺开着,像被子一样盖在胸口。他从冰箱里抓了一听苹果汁,溜出了门。

阿德尔上了通往大院门口的石子路。武装警卫站岗的亭子空着。阿德尔知道,现在正是卫兵换岗的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走到外面,又把门在身后关好。一下子,他就感到呼吸比在墙里顺畅多了。有些日子,大院的感觉实在太像监狱了。

他顺着院墙宽宽的阴影,往大院后面走去,离公路越来越远。在那儿,在大院后面,是巴巴江特别引以为荣的果园,占地有一二十亩,树木成行,并排而立,一眼望不到头,种的有梨树、苹果树、杏树、樱桃树、无花果树,还有枇杷树。阿德尔和父亲在果园里长时间散步的时候,巴巴江会把他扛到肩膀上,让阿德尔摘两只熟透的苹果,一人一个。大院和果园之间是一块空地,除了一个园丁们收纳工具的棚子,大部分地面都空着。此外就只有一个平平的树墩子,从外表上看,它以前是棵大橡树。巴巴江曾经和阿德尔一起数过它的年轮,最后认为,这棵树很有可能见过成吉思汗的大军由此经过。他悲哀地摇着头说,不管是谁把它砍倒的,都必定是个傻瓜。

这是个大热天,烈日灼人,天空碧蓝如洗,蓝得就像阿德尔小时候用蜡笔画出来的天。他把苹果汁放到树墩上,开始练习颠球。他最好的成绩是连续触球六十八次,不让球落地。这个纪录是今年春天创造的,现在已是盛夏,他还在努力打破自己的纪录。颠到二十八下,他就发现有人在看他。是那男孩。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有个老汉想找巴巴江说事,这男孩就跟老汉在一起。此时,他正蹲在砖棚的阴凉里。

“你在这儿干什么?”阿德尔问。他想把这句话吼出来,就像卡比尔跟陌生人讲话那样。

“乘凉呗。”男孩说,“别告我状。”

“你不该来这儿的。”

“你也不该。”

“什么?”

男孩咯咯直乐。“当我没说好了。”他伸开两条胳膊,站起身。阿德尔想看看他衣服口袋鼓不鼓,说不定他是来偷果子的。男孩走到阿德尔身边,伸出一只脚,把球挑起来,飞快地颠了两下,然后用脚后跟把它踢给阿德尔。阿德尔拿起球,抱在自己胳膊底下。

“你们家打手让我们去哪儿等,路边,我和我爸?那地方没阴凉。天上一丝该死的云彩都没有。”

阿德尔感到有必要维护一下卡比尔的名誉。“他不是打手。”

“哼,我跟你说,他非要我们大饱眼福不可,看他那支卡拉什尼科夫。”他瞅了一眼阿德尔,慢条斯理地咧开嘴,乐不可支地一笑。他往脚底下吐了口痰。“我看得出来,你是头槌鬼的球迷。”

阿德尔想了一下,才明白他说的是谁。“你不能因为他犯过一次错就看扁他。”他说,“他过去是最棒的。他是中场魔术师。”

“我见过更棒的。”

“是吗?比方说谁?”

“比方说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阿德尔义愤填膺地说。他以前就跟贾拉拉巴德的一个异母哥哥争论过这事。“马拉多纳是个骗子!‘上帝之手’,记得不?”

“谁都会骗人,谁都会说谎。”

男孩打了个哈欠,迈开步子,准备要走。他和阿德尔差不多一样高,也许只是高出来一根头发,阿德尔想,他俩大概年龄也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走路的样子很老成,不紧不慢的,很有几分气度,好像什么该见的他都见过了,什么事都不会让他大惊小怪。

“我叫阿德尔。”

“吴拉姆。”他们握了手。吴拉姆手劲很足,手掌干涩,结着老茧。

“你到底多大了?”

吴拉姆肩膀一耸。“十三,我猜的。这工夫也可能十四了。”

“你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吴拉姆龇牙一笑。“我敢说你肯定知道你生日。我敢说你肯定成天掰着手指头,就盼着过生日。”

“我不是的。”阿德尔辩解道,“我是说,我没掰过手指头。”

“我该走了。我爸一个人等着呢。”

“我以为那是你爷爷。”

“你以为错了。”

“你想玩点球大战吗?”阿德尔问。

“你是说踢点球决胜负?”

“每人五个……最好。”

吴拉姆又吐了口痰,朝公路的方向斜了一眼,这才扭过头,看着阿德尔。阿德尔注意到,他的下巴相对脸来说有点小,虎牙外龇,和别的牙叠在一起,有一颗残缺不全,已经龋烂。他左边那条眉分成了两半,中间是条短而细的疤痕。而且他臭臭的。可是将近两年了,不算每月一次去贾拉拉巴德串门,他从没和同龄的男孩说过话,更不用说玩游戏了。阿德尔做好了败兴的准备,没想到吴拉姆耸了耸肩,说:“狗屁,踢就踢。可是得我先射。”

他们用两块石头摆成了球门柱,相隔八步远。吴拉姆射了五次,进了一球,两次偏出,阿德尔轻松地扑住了两个。吴拉姆守门的本事比射术还糟。阿德尔罚进了四球,每次都骗得他扑错方向,只射失了一次,因为他根本就没踢正目标。

“我操。”吴拉姆两手撑着膝盖,弯着腰说。

“再赛一次?”阿德尔努力不让自己太得意,可这太难了。他心里乐开了花。

吴拉姆同意了,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他还是只进了一球,而这一次阿德尔五罚五中。

“就这么着吧。我喘不上气儿来了。”吴拉姆举手投降。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树墩前,身心俱疲地呻吟了一声,坐到上面。阿德尔抱起球,挨着他坐下。

“这玩意儿大概只能帮倒忙。”吴拉姆说着,从牛仔裤的前兜里摸出一包香烟。只剩一支了,他拿出火柴,只划了一下,就把烟点着,很享受地吸了一大口,接着把烟递给阿德尔。阿德尔很想接过来,只是为了给吴拉姆留个好印象,可他没接,担心卡比尔或母亲闻到他身上的烟味。

“聪明。”吴拉姆仰起头说。

他们闲扯了一会儿足球,出乎阿德尔的意料,吴拉姆知道得又多又牢靠。他们聊了自己最喜欢的比赛,谈了最喜欢的进球,各自列出了五大球星的名单。两人意见大体相同,只是吴拉姆的名单里有巴西的罗纳尔多,而阿德尔的罗纳尔多是葡萄牙人。他们免不了要花些时间,谈一谈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在阿德尔看来,头槌事件是个痛苦的回忆。吴拉姆说他看了整场比赛,和一大帮子人,在一家卖电视机的商店橱窗外头看的,那地方离营区不远。

“营区?”

“我就是在那个营里长大的。在巴基斯坦。”

他告诉阿德尔,这是他头一次到阿富汗。他过去一直住在巴基斯坦的贾洛扎伊难民营,他也是在那儿出生的。他说贾洛扎伊就像一座城市,一个巨大的迷宫,有帐篷,有小泥屋,还有用塑料布和铝墙板搭的住所,一条条狭窄的过道让人辨不清东南西北,垃圾和粪便到处都是。它又像城中城,位于一座更大的城市的腹地。他和弟弟们都是在营里长大的。他是老大,比大弟弟年长三岁。他和弟弟们,还有母亲、父亲、奶奶一起,住一间小泥屋。他父亲叫伊克巴尔,奶奶叫帕尔瓦娜。在难民营的小巷子里,他和弟弟们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他们也在那儿上学。他在肮脏的街道上玩,玩棍子和生锈的旧自行车轱辘,和别的难民小孩一起到处瞎跑,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奶奶叫他回家。

“我喜欢那儿。”他说,“我在那儿有朋友,我谁都认识。我们过得也不赖。我有个伯伯在美国,我爸同父异母的哥哥,阿卜杜拉。我从来没见过他。可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们寄钱。这钱很管事儿。管很大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走了?”

“不走不行。巴基斯坦人关掉了难民营。他们说阿富汗人应该住在阿富汗。然后我伯伯的钱也收不到了。所以爸说,我们也回家吧,从头开始,反正塔利班已经过了边境,跑到巴基斯坦那边去了。他说我们是巴基斯坦的客人,待久了人家就不欢迎了。我真的很憋屈。这地方……”他摆了摆手,“这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营里那些小孩,那些到过阿富汗的怎么说?没一个有好话。”

阿德尔想说,他明白吴拉姆的感受。他想告诉他,自己多么想念喀布尔,多么想念他的朋友,还有贾拉拉巴德那几个异母哥哥。可他又觉得吴拉姆会笑话他。于是他说:“是啊,这地方真是无聊死了。”

吴拉姆还是笑了起来。“我可不觉得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

阿德尔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遭到了谴责。

吴拉姆吸了口香烟,吐出一串烟圈。他俩一起看着烟圈慢慢飘远,碎乱。

“我爸跟我和我弟弟说过,他说:‘等着瞧,儿子们,等你们呼吸到沙德巴格的空气,喝上沙德巴格的水。’我爸他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说,‘你们从来没喝过这么清凉,这么甘甜的水,儿子们。’他老跟我们谈起沙德巴格,我猜他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地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小村子。他说有一种葡萄,只有沙德巴格种得出来,世界上别的地方都种不成。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天堂。”

阿德尔问他现在住什么地方。吴拉姆扔掉烟头,仰起脸,看了看天,太阳照得他眯起了眼。“你知道磨坊那边有块空地吗?”

“知道。”

阿德尔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往下就没了。

“你住在野地里?”

“暂时。”吴拉姆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弄了个帐篷。”

“你们在这儿没有亲戚吗?”

“没有。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对了,我爸有个舅舅在喀布尔。反正原先在那儿。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奶奶的大哥,在那儿给有钱人家打工。可我猜,纳比和我奶奶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想怎么也有五十年了。他们实际上成了生人。我猜要是我爸真没办法了,他会去找他的。可他想先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儿干点名堂出来。这是他的家。”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在树墩子上,看着果园里的树叶在热浪中颤抖。阿德尔想,每到夜晚,吴拉姆一家老小睡在帐篷里,四周都是野地里的蝎子和蛇。

阿德尔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跟吴拉姆讲了他和父母从喀布尔搬到这儿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给自己选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消除吴拉姆对他的成见,觉得他住在大房子里,所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这是由于校园里常见的争强好胜。也许是为了求得同情。他这样做是要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吗?他不知道。也许上述原因都有。阿德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让吴拉姆喜欢他好像很重要,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原因一定复杂得多,而不只是他常有的孤独和他对朋友的渴望。

“我们搬到沙德巴格,是因为在喀布尔有人要杀我们。”他说,“有一天,一辆摩托车开到我们家,骑车的人拿枪对房子扫射。他跑了。可是感谢真主,我们没人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怎样的反应,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吴拉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仍旧抬着头,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对,我知道。”吴拉姆说。

“你知道?”

“你爸挖一下鼻孔人们都知道。”

阿德尔看着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的前兜。

“他确实有很多敌人,你爸。”吴拉姆叹了口气。

阿德尔知道这个。巴巴江跟他解释过,有些八十年代和他并肩战斗,抗击苏联的人已经变得既有权,又腐败。他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不肯加入他们的犯罪阴谋,所以他们一直在对他下黑手,散布虚假的、恶毒的谣言,来玷污他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巴巴江总是想把阿德尔保护起来,比如说,他不允许家里有报纸,也不想让阿德尔看电视新闻或上网。

吴拉姆凑近了说:“我还听说,他种东西很在行。”

阿德尔耸耸肩。“你自己看吧。这才一二十亩果园。对了,在赫尔曼德还有棉花田,我猜是给工厂种的。”

吴拉姆使劲盯着阿德尔的眼睛,慢慢地咧开嘴,露出那颗龋烂的虎牙,脸上浮起了笑容。“棉花。真有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阿德尔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拍着球。“再赛一次,要不要?”

“要!”

“走。”

“可是这一次,我打赌你一个球也进不了。”

现在轮到阿德尔咧嘴笑了。“赌什么你说吧。”

“很简单。这件齐达内。”

“那如果我赢了……不对,等我赢了呢?”

“我要是你,”吴拉姆说,“才不考虑不可能的事呢。”

一场光芒四射的攻守大战。吴拉姆左接右挡,将阿德尔的射门一一扑住。脱掉球衣时,阿德尔觉得自己好蠢,被人合法地骗走了也许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他交出了球衣,惊恐地感到泪水烧灼着眼底,他拼命忍住了,没哭。

最起码吴拉姆懂得人情世故,没当他的面就把它穿上。走之前,他回过头,龇牙一笑。“你爸,他不是真的一走三个月吧?”

“明天我一定要把它赢回来。”阿德尔说,“赢回球衣。”

“我可以考虑考虑。”

吴拉姆转过身,朝公路的方向走去。走到半途,他停下了,从口袋里摸出揉成一团的烟盒,用力扔过了阿德尔家的院墙。

大约有一个礼拜,每天上午的课结束之后,阿德尔都拿上足球,溜出大院。头两次逃跑,他掐准了卫兵换岗的时间。可第三次,卫兵把他逮住了,不让他出门。阿德尔进了屋,再回来时,拿着一个iPod,一块手表。从此以后,卫兵便暗地里让阿德尔进进出出,由着他不守规矩,只要不越界跑进果园就行。至于卡比尔和母亲,他消失一两个小时,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好处所在。

阿德尔在大院后面一个人玩,守着空地上的老树墩子,天天盼着吴拉姆晃晃悠悠地出现。他总是留心看着通往公路的土道,不管是颠球的时候,还在坐在树墩上,看着一架战斗机喷出的尾流滑过天际,又或者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丢石子的时候。过了半晌,他只好捡起球,步履沉重地走回大院。

后来有一天,吴拉姆出现了,还带着一个纸袋。

“你去哪儿了?”

“工作。”吴拉姆说。

他告诉阿德尔,他和父亲打了几天工,做砖来着。吴拉姆的工作是拌砂浆。他说他来来回回地提水,搬运成袋的砌筑水泥和建筑用沙,那些口袋比他自己都重。他跟阿德尔讲解了他是怎样在独轮车里拌砂浆的,要给水泥加上水,拿锄头翻,一遍一遍地翻,再加水,接着放沙子,直到这一堆变得平滑,密实,看不出颗颗粒粒才行。然后,他要把独轮车推到砖匠那去,再跑回来,拌一堆新的。他伸出手,给阿德尔看他两只巴掌上的水泡。

“哇。”阿德尔说——他知道这么说很愚蠢,可除此之外,他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长这么大,跟体力劳动最近的一次接触,还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喀布尔的家里,他帮园丁在后院里栽了几棵苹果树苗。

“吓着你了吧。”吴拉姆说。他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那件齐达内的球衣,丢给了阿德尔。

“我不明白。”阿德尔说,既吃惊,又带着些谨慎的狂喜。

“前两天我在镇上看见有个小孩穿着它。”吴拉姆说着,拿手指了指足球,阿德尔把球踢给他,于是吴拉姆一边颠球,一边往下讲这个故事。“你相信吗?我走上前,跟他说:‘嘿,那是我哥们儿的衣服,怎么穿在你身上了?’他瞅了我一眼。长话短说好了,我们在巷子里把这事摆平了。到最后,他求着我把衣服拿走!”他在半空中把球接住,啐了一口,朝阿德尔龇牙一笑。“好吧,也可能是几天前,我先把球衣卖给他了。”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卖给他,这就是他的。”

“什么,你现在不想要了?我费了这么大劲儿,把它给你弄回来。也不全是一边倒啦,你知道不?他有几拳也打得不错。”

“可是……”阿德尔咕哝着。

“再说了,起先我骗了你,我很过意不去。现在你拿回了衣服,至于我嘛……”他指了指自己的脚,阿德尔这才看见,那是一双蓝白相间的新球鞋。

“他没事吧,那家伙?”阿德尔问。

“死不了。行了,咱们是要讨论呢,还是开玩?”

“你父亲跟你来的吗?”

“今天没来。他去喀布尔上法院了。快点,开球了。”

他们玩了一会儿,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球,追着它跑来跑去。后来他们又去散了步,阿德尔丢开了他对卫兵的保证,带着吴拉姆进了果园。他们从树上摘枇杷吃,还喝了两听冰过的芬达,这是阿德尔从厨房里偷偷拿出来的。

很快,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差不多天天见面了。他们踢球,在果园里,在并列成行的树间互相追逐。他们谈体育,聊电影,没东西可讲的时候,他们就眺望沙德巴盖瑙,看着远处和缓的山坡,更远处朦胧而连绵的群山,就算这样,他们也觉得挺好。

现在,阿德尔每天一醒过来,就急切地盼望着见到吴拉姆,看他在土路上悄悄走近,听他洪亮的嗓门,自信的谈吐。上午上课的时候,他常常走神,一想到他们待会儿要踢的比赛,要讲给对方听的故事,他的注意力就溜得一干二净。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吴拉姆。他担心吴拉姆的父亲伊克巴尔在镇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找不到住的地方,那么吴拉姆就会搬走,去别的镇,去阿富汗的另一个地区,阿德尔想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让自己坚强起来,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告别。

一天,他们坐在树墩子上的时候,吴拉姆问:“你有没有和女孩子好过,阿德尔?”

“你的意思是……”

“对,就是那个意思。”

阿德尔觉得自己的耳朵猛地烧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动了撒谎的念头,可他知道会被吴拉姆识破。他嘟嘟哝哝地问:“你好过了?”

吴拉姆点了一支香烟,给阿德尔也递了一支。这一次他接过来了,接之前瞟了一眼身后,确信卫兵没在角落里偷看,卡比尔也没决定出门。他吸了一口,马上开始了一轮漫长的咳嗽,吴拉姆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给他捶背。

“那,你有没有嘛?”阿德尔喘着粗气,满眼是泪地问。

“我在营里那会儿有个朋友,”吴拉姆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说,“他比我大,他带我去了白沙瓦的妓院。”

他讲了这故事。那间又小又脏的屋子,赤黄色的窗帘,有裂缝的墙,仅有的一个灯泡吊在天花板上,他看见耗子嗖地一下溜过地板。屋外传来黄包车的动静,嘎啦嘎拉地在街上来来回回,小汽车呼隆呼隆地驶过。褥子上有个小女孩,拿着一盘子印度炒肉米饭,还没吃完,一边嘴里嚼着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他。虽然灯光昏暗,他还是看得出来,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年龄肯定不比他大。她把馕折起来,刮净了最后几颗饭粒,把盘子往边上一推,就躺倒了,再拿指头一抹,裤子便已褪落。

阿德尔听得神魂颠倒,心花怒放。他可从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吴拉姆见过的世面,比阿德尔那些年长几岁的异母哥哥还要多。那么他在喀布尔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官僚和部长的子弟,过着和阿德尔大同小异的日子。吴拉姆允许阿德尔一窥他的生活,由此表明,还有另一种生存的状态,虽然饱含着苦恼,无常,艰辛,却也充满了冒险,一个与阿德尔自己的人生远远相隔的生活世界,哪怕它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口痰的距离。听着吴拉姆的故事,阿德尔有时真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趣得令人绝望。

“所以你干了,嗯?”阿德尔问,“你……你知道的……你把那个戳进她里面了?”

“没。我们喝了杯印度奶茶,讨论了一番鲁米。你怎么认为的?”

阿德尔脸红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嘛?”

可是吴拉姆已经换了话题。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就是这个样子,该谈什么,都由吴拉姆来选,兴趣盎然地扯出一段故事,把阿德尔圈在里面,最后他却往往没了兴致,留下那故事和阿德尔,双双吊在半空。

现在,故事是吴拉姆开的头,他却不肯把它讲完,反而说道:“我奶奶说她丈夫,也就是我爷爷萨布尔,给她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这棵树。嗯,那肯定是砍倒它以前很久的事了。我爷爷讲给她听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小孩呢。故事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那你就得跪在这棵树前面,把愿望小声讲出来。如果树答应了,就会让叶子落到你头上,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我从来没听说过。”阿德尔说。

“那是,你不可能听说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阿德尔才一下子明白了吴拉姆的意思。“等等。你爷爷砍了我们的树?”

吴拉姆扭头看着他。“你们的树?这不是你们的树。”

阿德尔呆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吴拉姆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阿德尔脸上。这是头一次,阿德尔一点儿也寻不到他朋友平时那种活泼的,标志性的坏笑,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顽皮劲儿。他脸色变了,他表情冷了,令人惊愕地换上了一副大人样儿。

“这是我家的树,这是我家的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你爸在我们的地上盖了他的大屋。那时候在打仗,我们还在巴基斯坦。”他指了指果园。“这些?这些原来都是人们的房子,可全让你爸给推平了。他也毁了我爸在里面出生,在里面长大的家。”

阿德尔目瞪口呆。

“他说我们的地是他的地,然后他盖了那个……”说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用大拇指朝大院的方向一指,“那个玩意儿。”

阿德尔觉得自己隐隐作呕,心怦怦直跳。“我以为咱们是朋友。你为什么对我撒这么可怕的谎?”他说。

“还记得我骗走你球衣的事吗?”吴拉姆两颊泛红,“你当时都快哭了。别不承认,我看到了。那只是件衣服。一件衣服。想想我们全家是什么感受,大老远地从巴基斯坦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竟然在自己的地上看到这玩意儿。你们家那个穿紫西装的打手还命令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地上滚出去。”

“我父亲不是贼!”阿德尔开始反击了,“问问沙德巴盖瑙随便哪个人,问问他们,他为这镇子都做了什么。”他想起了巴巴江怎样在镇上的清真寺里接待民众,他席地而坐,身前放着茶杯,手拿念珠,人们一本正经地排成队,从他坐的垫子那儿,一直排到了大门口,有两手沾满泥土的男人,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人人都有困难,人人等着轮到自己,来求他帮忙,要一份工作,借点小钱来修屋顶,通灌渠,买奶粉。父亲边听边点头,带着无穷的耐心,好像排队的每个人都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重要。

“是吗?那我爸的地契是从哪儿来的?”吴拉姆说,“他已经上了法庭,把地契给了法官。”

“我相信,如果你父亲找巴巴江谈……”

“你巴巴不会和他谈的。他做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坐在车里扬长而去,好像我们都是野狗。”

“你们不是狗。”阿德尔说。他拼命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们是秃鹰。跟卡比尔说的一样。我早该明白。”

吴拉姆站起身,迈出一两步,又停下了。“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说,“我一点也没记恨你。你只是个无知的小男孩。可下一次你巴巴去赫尔曼德的时候,让他带你去工厂,看看他在那儿种出了什么。我先给你个提示。那不是棉花。”

后来到了晚上,吃晚饭之前,阿德尔躺在放满肥皂水的浴缸里,热乎乎的。他能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卡比尔正在看一部老旧的海盗片。整个下午,愤怒挥之不去,将阿德尔周身洗刷,此时他却感觉,自己对吴拉姆过于粗鲁了。巴巴江曾经告诉他,不管你帮了穷人多大的忙,有时他们还是会讲富人的坏话。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这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合乎常情的。咱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阿德尔。他说。

阿德尔没那么天真,他不会不知道,从本质上说,这世界就是个不公平的地方;他只需要从自己的卧室往窗外看几眼就够了。但是他想,对吴拉姆这样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真相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也许吴拉姆他们需要有人扮演罪人的角色,一个有血有肉的靶子,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艰辛归罪于他,声讨他,责备他,迁怒于他。也许巴巴江是对的,他说了,体面的反应是去理解,而不是急于做出评判。甚至要以德报怨。看着小小的肥皂泡浮上水面,又依次碎去,阿德尔想,父亲明知道镇上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邪恶传言,可他还是建了学校,盖了医院。

他正擦干身子的当口,母亲把头探进了浴室的门。“你下来吃晚饭吗?”

“我不饿。”他说。

“哦。”她进了屋,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过来。坐下。我给你把头发擦干。”

“我自己会擦。”阿德尔说。

她站在他身后,眼睛通过镜子端详着他。“你没事吧,阿德尔?”

他耸了耸肩。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看了看他,好像在等着,等他把脸枕到她手上蹭一蹭。他没有。

“妈,你见过巴巴江的工厂吗?”

他注意到母亲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当然见过。”她说,“你也见过。”

“我说的不是照片。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那儿吗?”

“我怎么可能?”母亲说着,对着镜子歪了歪脑袋,“赫尔曼德不安全。你父亲绝不会让我,让你受到伤害的。”

阿德尔点了点头。

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

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

“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

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

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

“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

阿德尔目瞪口呆。

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

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

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

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

“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

“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屌!’”

巴巴江稍作停顿,来增加戏剧性效果。他把手蜷起来,挡在嘴前,憋住笑。“然后……然后他突然蹦了出来,撒丫子就跑。你猜怎么着?这发了疯的婊子养的两只臂弯里抱着满满的葡萄!一个手里一堆!”

哄堂大笑。阿德尔也笑了。父亲抚弄着他的后背,又把他拉近。有人开始讲别的故事,巴巴江伸手去够放在盘子边上的香烟,可他根本没机会把烟点着,因为突然之间,房子里有个地方的玻璃碎了。

餐厅里传来女人们的尖叫。某种金属的器具,也许是叉子或黄油刀,响亮地掉在大理石上,当的一声。男人们一下子站起身。阿兹马赖和卡比尔跑进了房间,他们已经拔出了手枪。

“大门方向过来的。”卡比尔说。话音未落,又一块玻璃碎了。

“您别动,司令官,我们去看看。”阿兹马赖说。

“扯他妈蛋。”巴巴江咆哮着,人已经在往外冲了。“我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做缩头乌龟的。”

他走向门厅,身后跟着阿德尔、阿兹马赖、卡比尔,以及所有的男宾。阿德尔一边走,一边看着卡比尔抓起了一根铁棍,那是到了冬天,他们生炉子拨火用的。阿德尔也看见了母亲,她跑过来赶上他们,她脸色苍白,形容慌乱。大伙刚到门厅,一块石头就飞进了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那个红头发女人,那个待嫁的新娘,尖叫起来。屋子外头,有人在嚎叫。

“他们怎么过的门岗?”阿德尔身后有人说。

“司令官,不!”卡比尔大叫。但是阿德尔的父亲已经打开了大门。

灯光昏暗,可这是夏日,天空仍然一片灰黄。阿德尔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那是沙德巴盖瑙的百姓全家围坐,吃着晚餐。铺展在天际线的群山已经暗了,很快,夜就将填满所有的虚空。但黑暗是不够的,现在还不够,没有办法包覆那个老汉。阿德尔看见他站在大门的台阶下,两手各抓着一块石头。

“带他上楼。”巴巴江回过头,吩咐阿德尔的母亲。“快!”

阿德尔的母亲抓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了她和巴巴江的卧室。她把门关上,锁住,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视机。她把阿德尔拉到床边,两人一起坐下。屏幕上有两个阿拉伯人,穿着长长的库尔塔衬衫,戴着针织的小帽,正在摆弄一辆大脚车。

“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阿德尔问。他止不住地哆嗦着,“妈妈,他要对他做什么?”

他仰起脸,望着母亲,只见她脸上飘过一片阴云,他突然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接下来不管从她嘴里说出什么,都不能相信。

“他会和他谈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会讲道理,不管外面那个人是谁。你父亲总是这样做的。他和人讲道理。”

阿德尔摇了摇头。他现在哭起来了,呜呜咽咽。“他要做什么呀,妈妈?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

母亲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谁也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她越这样说,他哭得就越厉害,最后,他哭尽了力气,然后就伏在母亲腿上睡去了。

《刺杀未遂,前指挥官安然无恙》。

阿德尔在父亲的书房里,在父亲的电脑上读了这篇报道。文章形容刺杀是“凶恶的”,刺客是从前的难民,“涉嫌通谋塔利班。”文章的中间部分引述了阿德尔父亲的话,他说他担心家人的安全。特别是我无辜的小儿子。他说。文章没有披露刺客的名字,对他的下场也只字未提。

阿德尔关掉了电脑。他不该用它的,他还私闯禁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个月之前,这两样他哪一样也不敢做。他拖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拿一个旧网球往墙上一下下地丢着。砰!砰!砰!没过多久,母亲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先是请他,既而吩咐他住手,可他不听。她在门口磨蹭半晌,终究还是黯然离去。

砰!砰!砰!

表面上看,一切都没变。若将阿德尔每天的起居做个记录,就会发现他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仍然在同一时间起床,洗漱,和父母一起吃早餐,上家庭教师的课。此后,他吃午饭,然后花上整个下午躺着,和卡比尔看片子,要不就玩电子游戏。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吴拉姆为他撞开了门,把他推出去的却是巴巴江。静止在阿德尔心里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阿德尔觉得,仿佛一夜之间,他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辅助性的感知能力,可以让他感知以前完全感知不到的事情,那些经年累月、近在眼前的事情。比方说,他看到了母亲怎样把秘密深藏在心底。当他注视着母亲,那些秘密简直形同微澜,浮荡在她脸上。他看到她一次又一次拼命努力,对他隐瞒她所知道的一切,她锁闭,隔离,严密看管的一切,正像他们两人深锁在这大大的宅院里一样。他第一次把父亲的房子视为丑恶与侮辱的象征,一座为不公不义建造的纪念碑,私下里,所有人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不公与不义。从人们对他父亲的趋附逢迎里,他看到了恫吓,恐惧,这才是他们表露出尊敬与顺从的真正基础。他想,吴拉姆将为他这一次的顿悟感到骄傲。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德尔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支配着自己人生的强势力量。

还有,还有那些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剧烈冲撞的真相。不仅他父亲如此,他母亲如此,卡比尔如此。

他自己的内心也一样。

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后这个发现也是最让阿德尔感到意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做过的事——最初是以圣战的名义,后来如他所说,是“靠牺牲换来的合理回报”——这些事情暴露出的真相让阿德尔头晕目眩。至少一段时间如此。石头破窗而入的那个夜晚之后,有些天里,只要父亲一进屋,他便开始感到胃痛。每当他发现父亲对着手机吼叫,或者只是听到他在浴缸里哼着小曲,他都会觉得脊背发麻,喉咙发干,痛苦莫名。父亲睡前亲他的时候,阿德尔的本能反应是躲开。他做噩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果园边上,注视着树林里的棒笞,铁棍起起落落的光华,铁器击打肉与骨的声响。他从这些梦里醒来,带着锁在胸腔里的一声悲号。随时随地,哀哭发作,如肋骨受到重击。

可是。

可是。

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新的认知没有从他脑中消逝,却慢慢找到了伙伴。另一种认知出现了,对抗着如今贯通他身心的意识疾流,它没有取代前者,它只是要求共处的空间。阿德尔意识到了它的觉醒,这是他另外的部分,也是更令他困扰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部分将逐渐地,难以察觉地接受这个新的身份,但此时此刻,它还像湿透的毛衣,让他感到刺痛。阿德尔终于看到,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起初,他一直生母亲的气,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宽容。她的逆来顺受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也可能是她过上奢华生活的条件。但阿德尔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她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和他相同的原因:因为她不得不认命。有什么选择呢?阿德尔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正像吴拉姆也逃不出自己的生活一样。人们会学着忍受最难以想像的东西。他也会。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他,哪怕他始终对此茫然不解。

阿德尔知道,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他父亲了,以前他会蜷缩在父亲粗大的臂弯里,幸福地睡去。如今这已变得难以置信。可他会学着再次爱上他,即便到了现在,爱已经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复杂、也更棘手的事情。阿德尔几乎可以感到,他正在一跳又一跳地越过童年。很快,他就会长大成人。而等他长大的时候,一切都将无法回头,因为成年,就像他父亲说起身为战争英雄时所讲的那样:一日为雄,至死为雄。

夜里躺在床上,阿德尔想,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或后天,他会走出家门,走到磨坊那边的野地里去,吴拉姆告诉过他,他们全家就住在那儿。他想,他将发现那块地已经空了。他将站在路边,想像着吴拉姆和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他的奶奶,想像着这一家老小散乱成行,拖着用绳子捆扎的家什,一步一步,走在乡间小路尘土飞扬的路肩上,寻找着可以落脚的地方。吴拉姆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将不得不做工。他将耗尽青春,给运河清污,挖沟,打砖,下田收割。渐渐地,吴拉姆将加入到那些腰身佝偻、满面风霜的汉子们中间,变成他们的一员。阿德尔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见过他们扶犁而立。

阿德尔想,他将在那块地里站上一会儿,看着丘陵和群山的巨影慢慢笼盖新沙德巴格。然后他想,他将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某一天他走过果园时发现的东西,一副眼镜的左半边,折断于鼻梁上的托架,镜片碎如蛛网,血在镜腿上干结成壳。他将把这破碎的眼镜丢进沟里。阿德尔遥想着,当他转过身,走回家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将是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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