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群山回唱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1974年2月

编者按语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5页


亲爱的读者:

五年前,本季刊开始发表专访,介绍一批鲜为人知的诗人,当时未曾料到他们会大受欢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诚然,是诸位热情的来信铺就了道路,让专访成为了《视差》年年都有的传统。如今对本刊的特约记者而言,这些人物特写同样深得他们本人的喜爱。特写引起了对某些重要诗人的发现或重新发现,促成了对其作品迟来的评价。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期杂志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本季力推的艺术家乃阿富汗诗人妮拉·瓦赫达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库尔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图勒的采访。瓦赫达提夫人给予布斯图勒先生的回答,实乃我们历年所刊采访中最为坦率的一篇,其诚实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在采访后不久,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过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将受到诗歌界的怀念。

她身后遗下一个女儿。

很神秘,时间赶得真巧。电梯门叮当一声,恰好此时,一秒都不差,电话铃也响起来了。帕丽能听到铃声,因为电话就在于连的公寓里,走廊很窄,灯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头,紧挨着电梯。凭直觉,她知道是谁打来的。再看于连的表情,他也知道。

于连已经迈进了电梯。“让它响着吧。”他说。

在他身后,是楼上那个冷淡的红脸膛女人,正不耐烦地瞪着帕丽。于连管她叫“母山羊”,因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样。

他说:“走吧,帕丽。咱们已经晚了。”

他订了七点钟的位,地点是十六区的一家新餐馆,因为红烧鸡肉、红衣主教鱼排[红衣主教鱼排(Sole cardinale),因其红色沙司得名。]、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经小有口碑。他们要去见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于连在大学里——学生时代,不是任教以后——的两个老友。他们应该在六点半碰面,喝开胃酒,可现在已经六点一刻了,还得步行到地铁站,坐到米埃特,然后再走六个路口,才能到餐馆。

电话铃一直在响。

山羊女咳嗽了一声。

于连说:“帕丽?”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坚决了。

“可能是妈芒。”帕丽说。

“是,我知道。”

虽然不合情理,可帕丽还是觉得,妈芒专门挑了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以其无穷无尽的戏剧天赋,把她拖进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跟于连进电梯,要么接她的电话。

“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说。

于连叹了口气。

电梯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靠到走廊墙上,双手深深插进军装式风衣的口袋,一时之间,他恍如梅尔维尔警匪片中的角色。

“我一分钟就好。”帕丽说。

于连投以怀疑的一瞥。

于连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过了门厅和厨房,坐到床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他们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个床头柜。但这儿的视野堪称壮观。现在下着雨。如果是晴天,她从朝东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区和二十区的大部分景致。

“喂,你好?”她对着话筒说。

电话里传出男人的声音。“晚上好。是帕丽·瓦赫达提小姐吗?”

“您是哪位?”

“您是妮拉·瓦赫达提夫人的女儿?”

“是的。”

“我是德劳内大夫,我要讲的是您母亲的事。”

帕丽闭上眼睛。内疚的感觉短暂地一闪,然后便被习惯性的恐惧压服。她以前接到过这种电话,次数太多了,现在数也数不清,从她的少女时代开始——其实在那之前便已有过,那次是小学五年级,地理考试进行到中途,便被老师打断,她领她出了门,到走廊里,悄悄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电话对帕丽来说太熟悉了,可是不断地重复并未让她变得满不在乎。每接到一个电话,她都会想,这一次,就这一次了。可每一次挂断之后,她都会急匆匆地赶到妈芒身旁。于连总是用经济学术语对帕丽说,如果她切断注意力的供给,那么对它的需求或许会随之消失。

“她出了事故。”德劳内大夫说。

帕丽站在窗边,等医生向她说明情况。她用手指绕着电话绳,再把它松开。医生详细讲了她母亲的就医情况,她前额破了,缝了针,打了破伤风作为预防,用双氧水清洗过,抹了外用抗生素,做了包扎。帕丽的心绪忽然回到了十岁那年,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在厨房桌子上发现了二十五法郎和一张手写的便条。我和马克去阿尔萨斯了。你认得他。过两天就回。乖。不要熬夜!我爱你。妈芒。帕丽当时站在厨房里浑身发抖,两眼含泪,对自己说,两天不算太长,也不算太坏。

大夫问了她一个问题。

“对不起?”

“小姐,我问的是您能不能过来接她回家?伤势不重,您知道的,可她最好别一个人回去。要不然我们替她叫辆出租车也行。”

“不,不用了。我半小时后就到。”

她坐到床上。于连一定会生气,也许还会在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面前觉得难堪,他好像非常在乎他俩的看法。帕丽不想去走廊里面对于连,也不想去库尔贝瓦面对母亲。她宁愿躺下,听狂风吹着子弹一样的雨滴,狠狠敲打着玻璃,然后睡去。

她点了支香烟。于连走进了房间,在她身后说:“你不去了,是吗?”她没有回答。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3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样说来,我想您实际上一半是阿富汗人,一半是法国人?

妮拉·瓦赫达提:我母亲是法国人,是的,她是巴黎人。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她在喀布尔遇见了您父亲。您出生在那儿。

妮拉·瓦赫达提:对。他们1927年在喀布尔认识的。在王宫举办的一次正式晚宴上。我母亲陪着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他奉派前往喀布尔,为阿马努拉国王的改革做顾问。您了解阿马努拉国王吗?

我们坐在妮拉·瓦赫达提家的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公寓,位于一座住宅大楼的第三十层。小城名叫库尔贝瓦,就在巴黎西北郊。房间很小,灯光昏暗,没有太多的装饰,仅有一张沙发,铺着番红花颜色的软垫,一张咖啡桌,两个大书架。她背对窗户坐着,窗子敞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依妮拉·瓦赫达提所述,她今年四十四岁。她是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即便美貌的巅峰已过,却只是稍有减损。高高的,也是高贵的颧骨,好皮肤,细腰。她有一双聪颖而饱含风情的眼睛,目光犀利,从中可以同时感觉到评判,试探,吸引和挑逗。我认为,这双眼睛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副令人敬畏的诱惑工具。她没化妆,只涂了口红,不过蹭跑了一点,零落在唇线之外。她头上包了一块印花的方巾,穿一件褪色的紫衬衫,工装裤,没穿袜子,也没穿鞋。虽然刚到上午十一点,她却开了一瓶霞多丽,根本没有冰过。她友好地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谢绝了。

妮拉·瓦赫达提:他们有过很多国王,他是最好的。

我发现,她这句话在代词的选择上很有意思。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们?”您不认为自己是阿富汗人吗?

妮拉·瓦赫达提:可以这么说,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妮拉·瓦赫达提:如果他成功了,我说的是阿马努拉国王,我可能会给您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请她做些解释。

妮拉·瓦赫达提:是这样的,国王有天早晨一醒过来,就宣布计划,要重塑国家,如果有必要,扒房牵牛,哭爸喊娘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成一个新的、更文明的国度。藉着真主!他说。其中一项就是不许再戴面纱。您想想,布斯图勒先生,在阿富汗,妇女竟然会因为穿布卡而遭到逮捕!等他妻子索拉雅王后脸上没有遮盖,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人们又是什么反应呢?哦啦啦[法语Oh là là,可用以表达惊讶,失望,沮丧,同情,烦恼等多种情绪。]。毛拉们肚子里的气啊,完全可以把一千艘兴登堡飞艇吹上天。一夫多妻也不行了,他说的。这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您知道,历代国王的后宫粉黛足以组成一个个军团,国王们马不停蹄地做父亲,大部分孩子都没正眼瞧过。他宣布,从此以后,男人不能强行娶你们为妻,新娘父亲也不准收聘礼,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啊,童婚也被禁止了。还有一项:你们全都得上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看他是个空想家。

妮拉·瓦赫达提:或者是个傻瓜。我一向认为这种路线危机四伏,难以维系。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不出所料,下场很惨,布斯图勒先生。圣战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宣布对他发动圣战,那些毛拉们,部落的头人们。想像一下一千只拳头高高举起的样子吧。您瞧,国王挪动了大山,可他陷入了狂热分子们的汪洋大海,您也很清楚海床一旦摇晃起来会发生什么,布斯图勒先生。大胡子们的叛乱就像海啸一样,猛烈地扑向可怜的国王,把他卷起来,让他在波峰浪谷间无助地颠簸,然后把他甩出去,抛到印度的海岸上,再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瑞士,到了那儿,他才从污泥中爬出来,慢慢成了个流亡的老头子,在破灭的幻想中死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个新生的国家呢?我猜它并不符合您的要求。

妮拉·瓦赫达提:反过来说同样成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所以您在1955年来了法国。

妮拉·瓦赫达提: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只是因为她们过着艰辛的生活,而那些在远方推崇她们的人,自己却连穿着鞋走一天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欲火被熄灭,梦想被抛弃,可是最糟糕的,布斯图勒先生,如果您遇见这样的女人,她们还会露出微笑,假装自己根本不曾有过疑虑。仿佛她们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可是您靠近一些看,就会看到她们无助的样子,看到绝望,看到它如何证明她们的好心情都是表演,都是虚伪的谎言。真可悲啊,布斯图勒先生。我不想在女儿身上看到这些。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在想,她能理解这些吗?

她又点了一支烟。

妮拉·瓦赫达提:唉,孩子们永远都不会事事如你所愿,布斯图勒先生。

到了急诊室,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护士指示帕丽在挂号台等着。旁边有个带脚轮的文件架,堆满了剪贴簿和记录纸。帕丽感到吃惊,竟然有人自愿耗去青春岁月接受培训,到头来只是为了一份把他们放到这种地方的职业。她真是不能理解。她憎恶医院。她讨厌看到状况糟糕的人,讨厌病恹恹的气味,吱吱嘎嘎的轮床,挂着单调画片的走廊,天花板上接连不断的广播寻呼。

德劳内大夫比帕丽预想的要年轻。他鼻子细长,薄嘴唇,密密实实的金色卷发。他带她走出急诊室,穿过两扇弹簧门,进了大走廊。

“您母亲来的时候,”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醉得相当厉害……您好像并不意外。”

“对。”

“有些护理人员也不吃惊。她们说她是这儿的常客。我是新来的,所以当然了,以前从来没见过令堂。”

“她严重吗?”

“她脾气非常不好。”他说,“还有,我觉得她非常戏剧化。”

两个人同时咧嘴笑了一下。

“她会没事的吧?”

“从目前来看是的。”德劳内大夫说,“可是我必须提出建议,非常严肃的建议,她得把酒减下来。这一次她很幸运,可下一次就难说了。”

帕丽点点头。“她人在哪儿?”

他带她回到急诊室,转过拐角。“三床。我很快就把出院手续拿过来。”

帕丽谢了他,走到母亲床边。

“嗨,妈芒。”

妈芒疲倦地笑了笑。她头发乱糟糟的,袜子一样一只,额头用绷带包扎过了,左腕上连着静脉注射管,无色的液体滴落。她身上的病号服穿得不对,没有系好,前襟敞着口,帕丽能看到一小段母亲剖腹产后留下的疤,一条纵向的粗线,颜色很深。几年前她问过母亲,为什么她这道疤与惯例不同,不是横切出来的,妈芒解释说,大夫当时说是某种技术上的原因,可她想不起来了。重要的是,她说,他们把你掏出来了。

“我毁掉了你的夜晚。”妈芒低声说。

“因为你出事了。我来接你回家。”

“我可以睡上一个星期。”

她慢慢合上了眼,不过仍然在用一种倦怠、困顿的声音说着话。“我坐着看电视来着。我饿了。我进了厨房,想找点面包,橘子酱。我滑倒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踩到什么了,可我摔倒的时候,头打到了烤箱的门把手。我想我昏迷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吧。坐下,帕丽。你像个鬼影。”

帕丽坐下了。“医生说你喝了酒。”

妈芒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虽然频繁光顾医院,可她对医生的反感有增无减。“那个小屁孩?小流氓。他懂什么?嘴里还留着他母亲的奶头味儿。”

“你老开玩笑。只要我一提这事。”

“我累了,帕丽。换个时间再骂我吧。老虎凳想跑也跑不掉。”

她很快就睡着了。打着呼噜,毫无魅力可言,她只有烂醉之后才这样。

帕丽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等着德劳内大夫,想像着于连坐在灯光昏暗的桌边,菜单拿在手里,向波尔多高脚杯对面的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着这场危机。他刚才提出要陪她来医院,可这话说得更像是敷衍,只不过是出于礼节。不管怎么说,让他来这儿都不是个好主意。如果德劳内大夫觉得在此之前,他已经见识了戏剧化……尽管如此,就算他不能陪她过来,帕丽也希望他不要自顾自地去吃晚饭。可他去了。她现在仍然觉得有点惊讶。他满可以跟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一下。大家可以另挑一个晚上,换一下订座的时间。可于连去了。这不只是粗心的问题。不。这样做是怀着恶意的,是存心的,是拿刀子伤人。他有这能力。帕丽可不是才明白过来。最近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偏好。

妈芒第一次遇见于连,也是在急诊室,跟这一间可不一样。那是十年前了,是1963年,帕丽十四岁的时候。他开车送一个偏头疼发作的同事过来。妈芒领着帕丽。那一次帕丽是病人,在学校的体操课上,她扭伤了脚踝,伤得很厉害。帕丽躺在轮床上,于连拉了把椅子进房间,便和妈芒聊上了。帕丽现在想不起来他们俩当时都谈了什么。她只记得于连说:“帕丽——那不就是巴黎吗?”[帕丽(Pari)和巴黎(Paris)在法语中同音。]然后是妈芒那百说不厌的回答:“不,没那个s。波斯语里是‘仙女’的意思。”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一个雨夜,他们约了于连吃晚餐,地点是圣日耳曼大街边上的一间小酒馆。此前在家里,妈芒演示了一番什么才叫磨磨蹭蹭。她拿不定主意要穿什么,最后终于决定下来,崧蓝色的裙子,配紧身围腰,戴晚装长手套,尖头的细高跟鞋。甚至进了电梯,她还在问帕丽:“没那么杰姬[大概出自俚语“像杰姬(Jackie)那样端坐”,指自我感觉特别好。]对吧?你觉得呢?”

大家饭前先抽烟,三个人都抽,妈芒和于连还拿特大号的磨砂玻璃杯喝啤酒。等两人都喝完,于连又要了两大杯,还有第三轮呢。于连穿着白衬衫,打领带,方格子的晚装西服,一个有教养的男人,彬彬有礼,收放自如,时而轻松微笑,时而放声大笑。此前在急诊室昏暗的灯光下,帕丽都不曾注意,他只在鬓角有少许花白,她估计他的年纪和妈芒不相上下。他通晓时事,津津乐道于戴高乐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否决。出乎帕丽的意料,这些话题在他讲来倒也不失有趣。妈芒问到了,他才交底,说他已经开始在索邦教经济学了。

“做教授?非常迷人。”

“噢,才没有呢。”他说,“改天你来听听课,马上就能把这种看法扳过来。”

“没准儿我真去。”

帕丽能看出来,妈芒已经喝高了。

“没准儿哪天我偷偷溜进去,看你育人。”

“育人?你可真没忘我是教经济理论的,妮拉。你要真来的话,就会发现学生们拿我当笨蛋。”

“呃,这我可不信。”

帕丽也不信。她猜测,肯定有大把的学生想和于连睡觉。在餐桌上,她小心翼翼,免得让人发现她在看他。他有一张典型的黑色电影里的脸,一张最适合拍黑白片的脸,活动百叶窗把一条条平行的暗影铺在他脸上,香烟一缕,从他脸旁袅袅而上。还有一缕头发,像个圆括号,精准地搭落在他的眉梢,非常优雅——也许过于优雅了。虽然这缕头发实际上只是未经计算掉下来的,可帕丽注意到,他就是不肯抬抬手,把它整理妥帖。

他问起妈芒开的小书店。它位于塞纳河对岸,阿尔科勒桥的另一头。

“你有爵士乐的书吗?”

“有啊。”妈芒说。

屋外雨声高亢,小酒馆也愈发喧闹。跑堂的给他们端来奶酪泡芙和火腿烤串,妈芒和于连随即展开了冗长的讨论,涉及巴德·鲍威尔、桑尼·斯蒂特、迪齐·吉莱斯皮,以及于连深以为爱的查理·帕克。妈芒告诉于连,她更喜欢切特·巴克和迈尔斯·戴维斯的西岸爵士,他听过《几分蓝调》[《几分蓝调》(Kind of Blue),爵士乐手迈尔斯·戴维斯1959年发行的唱片。]吗?帕丽没想到妈芒这样喜欢爵士,对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如此熟悉。她受到了打击,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她既感到像小孩子一样对妈芒的崇拜,同时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她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完全了解。有一件事倒不让人吃惊,那就是妈芒对于连既轻松随意,又技艺精湛的引诱。妈芒干起来得心应手。在吸引男人的注意力上,她向来不会觉得力不从心。对男人们,她总是狼吞虎咽。

帕丽看着妈芒,看她娇声低语,被于连的笑话逗得咯咯直乐,看她歪起脑袋,心不在焉地捻着一缕头发。她又一次感到惊奇,全因妈芒如此年轻,如此美丽。虽说她身为母亲,却只比她大二十岁。她长长的黑发,饱满的胸,摄人魂魄的眼睛,脸上散发出古典王族迫人的辉光。更让帕丽惊奇的是,她和妈芒的相似之处竟然如此之少,自己长了一双严肃而无神的眼睛,长长的鼻子,笑起来就看得见齿缝,还有这对小乳房。但凡她也有美貌可言,也只是最朴素、最凡尘的那种美。待在妈芒身边,帕丽总会想到,自己这副模样只配得上普普通通的布衣。偶尔,是妈芒让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尽管那层意思总是隐藏在恭维之辞的特洛伊木马里。

她会说,你很幸运,帕丽。你不必太努力工作,就能让男人们认真地对待你。他们一定会重视你的。太漂亮,只会把事情搞砸。她大笑起来。噢,听我说。这可不是我的经验之谈。当然不是了。只是观察。

你在说我不漂亮。

我在说你别老想着漂亮。再说了,你蛮可爱的,这就够好的了。我向你保证,亲爱的。甚至更好。

帕丽相信,她也不太像父亲。他是个高个子,面容严肃,大脑门,尖下巴,薄嘴唇。在自己的房间里,帕丽留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出自她在喀布尔家里度过的童年时代。1955年,也就是妈芒和她搬到巴黎的时候,父亲病倒,没过多久就死了。帕丽常常看着父亲的旧照,特别是他们俩——她和父亲的那张黑白合影,他们站在一辆老式美国汽车前,父亲靠着汽车的挡泥板,把她搂在怀里,两个人都在微笑。她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坐在一起,他往衣橱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父亲让她给一只猴子涂颜色,抓着她的手,一笔一画,耐心地教她。

看着照片上父亲的脸,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那种感觉在帕丽心头再度升起。从记事的时候起,她一直都有这种感觉,这种在她的生活中,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缺失的感觉,对她自身的存在来说,缺失的东西或人又是不可或缺的。有时候,这种感觉朦朦胧胧,像一个信号,穿越了晦暗的小径和浩瀚的荒野,化作收音机里一声细弱的呼叫,遥远而飘忽不定。还有些时候,这种缺失的感觉却是那样清晰,那样亲密,仿佛触手可及,让她的心猛然沉落下去。比如两年前在普罗旺斯,帕丽看到农屋前有棵大橡树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杜伊勒里公园,她看到有个年轻的母亲拉着红色的玩具车,车里坐着她儿子。帕丽想不明白。她曾经读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土耳其中年男子突然陷入了深度抑郁,而就在此时,他完全不知道有过的双胞胎兄弟正划着独木舟,在亚马逊雨林中漂流,致命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要想清晰地反映她的感受,这件事是最接近的。

她曾和妈芒谈过。

好了,我亲爱的,这没什么神秘的。妈芒说。你想你父亲了。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你有这种感觉也很自然。肯定是这么回事。到这儿来。亲妈芒一下。

妈芒的回答完全合理,可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帕丽的确相信,如果父亲还活着,还和她在一起,她会感觉更加充实。可她明明记得,就算她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喀布尔的大宅子里,她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吃完菜不久,妈芒暂时告退,去了酒馆的洗手间,于是帕丽有了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和于连在一起。他们谈起了帕丽一星期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让娜·莫罗在片中扮演赌徒,他们还谈了谈学校和音乐。她讲话的时候,他把胳膊肘放到餐桌上,朝她凑近了一些,全神贯注地听着,又是微笑,又是皱眉,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她。这是表演,帕丽告诉自己,全都是他装出来的。油滑的行为,他专门做给女人看的,现在就在做,当场就做了,想和她调调情,拿她找乐子。然而,在他不屈不挠的注视下,她难以自禁地脉搏加快,小腹一阵紧似一阵。她发现自己正在用一种矫揉造作,假装世故的可笑腔调讲话,一点也不像她正常说话的样子。她知道自己正在这样做,却停不下来。

他告诉她,他结过一次婚,时间很短。

“真的?”

“几年前的事。我三十岁的时候。那会儿我住在里昂。”

他娶过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婚姻没法持续,因为她对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占有欲。此前妈芒还在桌上的时候,他没透露过这些。“老实说,那是一种肉体上的关系。”他说,“那完全是性。她想占有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看着她,露出一丝咄咄逼人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揣度着她的反应。帕丽点了支香烟,努力不动声色,就像芭铎一样,就像成天都有男人对她讲这种事情。可是心里头呢,她正在颤抖。她知道,一种小小的背叛行为已经在餐桌上付诸实施,有点儿像偷食禁果,不是完全无害,但绝对惊心动魄。妈芒回来了,重新梳过头,补了口红,他俩鬼鬼祟祟的时刻便戛然而止。对妈芒横插一杠,帕丽忽然生出些怨愤,但立刻便被悔恨压服。

大约一周之后,她再次见到了他。那是早晨,她拿着一大碗咖啡,正要去妈芒的房间。她发现他就坐在妈芒床头,正在戴手表。她没想到他过了夜。她在走廊里,透过门缝瞅见他。她站在那儿,在地上生了根,碗拿在手中,嘴里就像吞进了一团干泥巴。她看着他,他背上的皮肤毫无瑕疵,肚腩微微鼓凸,两腿中间黑糊糊的,一部分挡在凌乱的床单下。他扣好手表,从床头柜上拿起香烟,点着了,然后漫不经心地把目光甩给她,好像始终知道她就在那儿。他朝她默默一笑。后来妈芒在淋浴间里说了句什么,帕丽赶快转身走掉。她竟然没被咖啡烫着,真是奇迹。

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妈芒和于连成了情人。他们常常去看电影,去博物馆,也去小画廊,那里展出的作品往往出自没什么名气的画家,顶着外国名字,正在奋斗。一个周末,他们驾车去了阿卡雄的海滩,就在波尔多附近,回来时带着晒黑的脸和一箱红酒。于连带她参加大学教员的活动,妈芒请他出席书店里的作家朗读会。一开始帕丽还跟着——于连要她去,似乎是为了取悦妈芒——没过多久她就开始找借口待在家里。她不愿意去,也不能去。去了就难以忍受。她说她太累了,要不就说她感觉不舒服。她说她要去朋友科莱特家学习。从二年级开始,科莱特就成了她朋友。她是个干瘦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留着软塌塌的长头发,鼻子好像乌鸦嘴。她喜欢让人瞠目结舌,老说一些离谱的、恶心的事情。

“我敢打赌他很失望。”科莱特说,“因为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

“嗯,就算他失望,他也没表现出来。”

“他不会表现出来的,对吗?让你妈怎么想?”

“想什么?”帕丽问。尽管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可她想听人说出来。

“想什么?”科莱特的语气变得既会心,又兴奋,“想他和她在一起是为了得到你。你才是他想要的。”

“好恶心。”帕丽说,心里一阵乱跳。

“也许你们两个他都想要。也许他喜欢大家挤一个床。要是这种情况,我想请你替我也美言几句。”

“讨厌死了,科莱特。”

有时,妈芒和于连出去的时候,帕丽便在走廊里脱掉衣服,看着大镜子里的自己。她挑剔着自己的身体。太高了,她想,太不匀称了,太……太实用了。妈芒的魔鬼曲线完全没有遗传给她。有时她就这样光着身子,走进她母亲的房间,躺到床上,她知道这是妈芒和于连做爱的地方。帕丽躺在那儿,一丝不挂,闭着眼,心脏猛烈捶击,迷醉于意乱神迷,有种嗡嗡的感觉荡漾开来,席卷了她的胸,她的腹,一直向下。

结束了,理所当然。他们结束了,妈芒和于连。帕丽得到了解脱,但并不吃惊。男人们到了最后,总是让妈芒失望。他们永远都会变成不完美,悲惨地告别她为他们圈定的无论什么理想形象。以欢乐和热情开始,总是结束于轻易的指责和恶毒的语言,突如其来的怒火和哭泣,摔锅砸碗,然后全然失控。高潮迭起的大戏。妈芒就是不能在没有过度的情况下开始,或者结束一段恋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出所料,妈芒会发现,孤独突然有了好味道。她待在床上,睡衣外面套旧棉服,变成公寓里一个疲倦、消沉、闷闷不乐的人形。帕丽知道,别理她。她的安慰和陪伴统统不受欢迎。沮丧的心境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跟于连这一次则远为长久。

“噢,他妈的!”妈芒现在说话了。

她正要从床上坐起来,医院的病号服仍然穿在身上。德劳内大夫已把出院证明给了帕丽,护士正在帮妈芒取下胳膊上的静脉注射管。

“怎么了?”

“刚想起来。过几天我有个采访。”

“采访?”

“一份诗歌杂志的人物特写。”

“太好了,妈芒。”

“他们还要给文章配张照片。”她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缝合过的伤口。

“我敢保证,你一定能找到漂亮的办法把它挡住。”帕丽说。

妈芒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开。护士猛地拔出了针头,只见妈芒脸上抽搐了一下,朝那女人吼了一句,既不中听,也没必要。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6页


我再次环顾公寓,书架上一个相框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是个小女孩,蹲在野草丛生的田野里,正在全神贯注地捡东西,也许是某种浆果。她穿着明黄色的外套,扣子扣到领口,与头顶灰暗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背景里有一间石头盖的农舍,百叶窗关着,木瓦覆盖的屋顶破破烂烂。我问起这张照片。

妮拉·瓦赫达提:我女儿帕丽。和“巴黎”差不多,但没s,意思是“仙女”。这张照片是我们去诺曼底的时候拍的,我们俩。我想那是1957年的事,她肯定已经八岁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现在在巴黎吗?

妮拉·瓦赫达提:她在索邦学数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很骄傲。

她笑了笑,耸耸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对她的职业选择有点吃惊,因为您献身于艺术。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知道她从哪儿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多难以理解的公式啊,理论啊。可我猜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我连乘法都不会,我自己。

艾蒂安·布斯图勒:也许这是她反叛的方式。我想您对反叛还是略知一二的。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可我是正儿八经地反叛。我又喝酒又抽烟,还谈恋爱。谁用数学来反叛呢?

她大笑起来。

妮拉·瓦赫达提:还有,她应该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因的反叛。我给了她可以想像的所有自由。她一无所求。她什么也不缺。她现在和别人同居。那个人年纪比她大好多,迷人到了过分的地步,博学,风趣。毫无疑问,一个狂热的自恋者,自我意识有整个波兰那么大。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不赞成。

妮拉·瓦赫达提:我赞不赞成都无关紧要。这是法国,布斯图勒先生,不是阿富汗。年轻人不必靠父辈的恩准来决定生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么您女儿和阿富汗没有什么瓜葛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才六岁。她对那段日子的记忆非常有限。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请她给我讲讲她早年的生活。

她短暂告退,离开了房间。回来时,她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老照片。一个表情严厉的男人,身材魁伟,戴着眼镜,头发油光水滑,梳成无可挑剔的分头,正坐在桌边读书。他穿着尖领西装,双排扣的马甲,白色的高领衬衫,打着领结。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1929年。我出生的那年。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看上去是个大人物。

妮拉·瓦赫达提:他属于喀布尔的普什图贵族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举止上无懈可击,善于交际,但很有分寸。也是个极为善谈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个样子。

艾蒂安·布斯图勒:私下里呢?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猜看,布斯图勒先生。

我拿起那张照片,又看了看。

艾蒂安·布斯图勒:冷漠,请恕我直言。阴沉。难以参透。不肯妥协。

妮拉·瓦赫达提:我非得让您和我来一杯。我讨厌……不,我憎恶一个人喝酒。

她给我倒了一杯霞多丽。出于礼貌,我抿了一小口。

妮拉·瓦赫达提:他手冰凉,我父亲。不管什么天气,他的手总是凉凉的。可他总是穿着西装,同样不管天气如何。衣服都是精工细做,有棱有角。软呢帽也是。当然了,还有尖皮鞋,双色的。他很英俊,我觉得是,不过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英俊。而且呢——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过来——而且有一种装腔作势的,有点可笑的,虚假的欧洲范儿——完全是装出来的,毫无疑问。他每个星期都去打草地滚球,打马球,还有个令人垂涎的法国妻子,所有这一切,年轻而进步的国王都大力支持。

她摸了摸自己的指甲,暂时什么也不说了。我把录音机里的磁带翻了面。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睡他自己的房间,我母亲和我睡。大多数时间,他都出去和部长们、国王的顾问们一起吃午餐。要不然他就出去骑马,打马球,打猎。他喜欢打猎。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说您见他的时候不多。他是个不在场的形象。

妮拉·瓦赫达提:不完全是。他很留心,每隔两三天就陪我待几分钟。他走进我房间,坐到床上,这就是让我往他腿上爬的信号。他把我搁到膝盖上,颠我一会儿,我俩都没什么话讲,最后他说:“好了,妮拉,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从他胸前的衣袋里扯出手帕,然后让我把它叠起来。当然了,我只是把它团成一团,再塞回他口袋里,他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装出来的,可我觉得那样子滑稽死了。我们翻来覆去地玩这个,直到他烦了,很快他就烦了。然后他用大凉手摸摸我脑袋瓜,说:“爸爸现在得走了,我的小鹿。你撒欢去吧。”

她把照片收进隔壁房间,又回来,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包香烟,点了一支。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喜欢。我常常在花园里跳来跳去——我们有个非常大的花园——唱着:“我是爸爸的小鹿!我是爸爸的小鹿!”没过太久,我就发现这爱称是多么不吉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不明白。

她笑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猎鹿啊,布斯图勒先生。

如果步行的话,走几个路口就能到妈芒的公寓,可是雨又下大了。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妈芒裹着帕丽的雨衣,缩成一团,无言地盯着窗外。这一瞬间,她在帕丽的眼中变老了,比她四十四岁的年纪要老上许多。又老又瘦,脆弱不堪。

帕丽有一阵子没来妈芒的公寓了。她开了锁,和妈芒一进屋,就发现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脏酒杯,开了口的袋装薯条,没煮过的意大利面,无法辨认的食物结了块,成了盘子里的化石。桌子上放着个塞满空酒瓶的纸袋,歪歪斜斜的,眼瞅着就要翻倒。帕丽看到了地板上的报纸,有一张浸透了今天早些时候溅出的血,在它上面,是一只落单的粉红色羊毛袜。看到妈芒的生活空间竟然是这种状态,帕丽吓了一大跳。她也感到了愧疚。出于对妈芒的了解,这种效果也许是有意为之。可她马上又恨起刚才这个想法来了。于连就是这样想的。她想让你内疚。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话他已经对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想让你内疚。他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帕丽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心直口快,说出了她不能,或者不会说的话。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但这些天来,她开始疑惑了。从他的话里,她捕捉到了一丝卑鄙,一种令人不安的善良的缺失。

卧室的地板上散落着一件件衣服、唱片、书,还有更多的报纸。窗台上,漂浮着烟头的半杯水已经变黄。她把书和旧杂志从床上扒拉下去,扶妈芒钻到毯子下。

妈芒仰望着她,手背搭在包扎过的额头上。这姿势让她看起来就像无声电影里要晕倒的女演员。

“你会好起来的吧,妈芒?”

“我可不这么想。”她说。这句话说的可不像在祈求关心。妈芒用的是一种模糊、厌烦的声音,听起来疲倦而诚恳,而且不留余地。

“你别吓唬我,妈芒。”

“你这就走?”

“你要我留下来吗?”

“对。”

“那我就留下来。”

“把灯关了。”

“妈芒?”

“嗯?”

“你要吃药吗?你已经停了吗?我看你已经停了,我很担心。”

“别训斥我。把灯关了。”

帕丽关了灯。她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入睡,然后迈进厨房,投身于艰巨的清理任务。她找到一双手套,开始洗碗。她洗了牛奶放酸、味道呛人的杯子,麦片放坏、结成硬壳的碗,食物长了丛丛绿毛和霉菌的盘子。她想起在于连家头一回洗碗,正是他俩初次上床后的隔天早晨。于连煎了蛋卷。她多么喜欢做这种简单的家务啊,她在他家洗碗池子里刷着盘子,而他在唱机上放起了一首简·伯金的歌。

去年,也就是1973年,她才和于连重新有了联系,差不多十年来的头一次。她在加拿大使馆外游行的时候撞见他,当时学生们正在抗议猎杀海豹。帕丽不想去,同时还有一篇亚纯函数的论文没有写完,但科莱特非拉上她不可。那段时间她们住在一起,可这种安排让彼此之间越来越不愉快。科莱特抽上了大麻。她绑发带,穿松松垮垮的洋红色套头衫,上面绣着鸟和雏菊。她把一些长头发、蓬头垢面的男孩带回家,他们吃帕丽的食物,弹难听的吉他。科莱特总是上街,喊叫着,谴责虐待动物、种族主义、奴隶制、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家里也总是闹哄哄的,总有帕丽不认识的人进进出出。他们单独相处时,帕丽感到了两人之间一种新的紧张状态,科莱特总是带着一种傲慢,一种针对她的无言的责备。

“他们在撒谎。”科莱特劲头十足地说,“他们说方法是人道的。人道!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往脑袋上打吗?刺棒!很多时候,可怜的动物甚至还没死呢,那些王八蛋就伸出钩子钩住它,把它往船上拖。它们活活地就给剥了皮,帕丽,活活地呀!”科莱特说最后这句话时的样子,她强调的语气,弄得帕丽直想道歉。为了什么,她不太清楚,但她知道这些天来,待在科莱特身边,听着她的指责,感受着她如此之多的义愤,帕丽真觉得自己被勒得喘不上气。

到场的只有三十来人。谣传碧姬·巴铎会露面,结果证明,谣传就是谣传。科莱特对集会人数感到失望。她激动地和一个名叫埃里克的男青年争论着。此人很瘦,面无血色,戴着眼镜,帕丽断定就是他负责组织这次游行。可怜的埃里克。帕丽很同情他。科莱特倒仍然充满了激情,一马当先,帕丽拖着脚走在队伍后面,身边有个平胸女孩在喊口号,带着一种神经兮兮的兴奋劲儿。帕丽的眼睛一直看着人行道的方向,拼命让自己不要太打眼。

在街角,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一副等人救命的样儿。”

他穿花呢夹克、毛衣和牛仔裤,戴羊毛围巾。他头发更长了,也更老了一些,但越老越优雅,有些女人到了他这个年纪,想必会因此觉得不公平,甚至让人生气。他仍然偏瘦,健壮,几条鱼尾纹,两鬓更显得花白,脸上带着少许疲倦。

“没错。”她说。

两人亲了亲脸,他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喝杯咖啡,她说愿意。

“你朋友看起来很生气。气得要杀人了。”

帕丽朝身后瞟了一眼,看到科莱特与埃里克站在一起,还在喊叫着,上下挥舞着拳头,可笑的是,她却怒视着他们俩。帕丽使劲憋住笑——真要笑出来,可就等于捅了马蜂窝。她耸耸肩,表示歉意,然后溜走了。

他们去了一家小咖啡馆,坐到临窗的桌边。他点了咖啡和千层酥,一人一份。帕丽看着他和男招待讲话,语气和蔼却不失威仪,不禁想起自己还是少女的时候,每当他过来接妈芒,她的心都会扑通扑通乱跳,就和现在一样。她突然自惭形秽起来——她咬过的指甲,没搽粉的脸,打了卷的、软耷耷的头发——真希望自己出门前洗过澡,吹过头发,可当时太晚了,科莱特焦躁不安地踱着步,活像动物园里的困兽。

“真没看出来你是抗议分子。”于连说着,为她点着了香烟。

“我不是。这事儿内疚比信念多。”

“内疚?对捕猎海豹?”

“对科莱特。”

“噢,没错。你知道的,我看我都有点怕她了。”

“咱俩一样。”

他们哈哈一笑。于连把手伸过桌子,摸摸她的围巾,又把手放下。“人人都说女大十八变,所以这种话我不讲。可你迷人极了,帕丽。”

她捏了捏自己雨衣上的大翻领。“是吗,就凭这件克鲁索[雅克·克鲁索是好莱坞系列喜剧电影《粉红豹》里的主人公,一个缺心眼的法国警察。]的行头?”科莱特告诉过她,这是个愚蠢的习惯,每当男人对她产生好感,尤其是恭维她的时候,她便用这种自嘲式的插科打诨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她对妈芒那种浑然天成、充满自信的处世方式生出了嫉妒。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也远非最后一次。

“接下来,你肯定会说我人如其名了。”她说。

“噢,不。得了吧。那太没劲了。恭维女人是门艺术,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知道。”

男招待端来了糕点和咖啡。他往桌上放杯子、摆盘子的当口,帕丽盯着他的手,也看着自己冒汗的掌心。她这辈子已经有过了四个情人,她知道,跟妈芒这么大的时候相比,这几个人可不算多,甚至比不上科莱特。她太谨慎,太精明,太容易妥协,也太容易适应别人了,可总的来说比妈芒或科莱特稳定,折腾得也没那么厉害。但是这些品质不足以吸引结群结队的男人。她谁也没爱过——尽管她对其中一位撒过谎,说她爱他——在这几个男人身上,无一例外,她都寄托了对于连的思念,她想着他,想着他漂亮的脸,那张脸带着自己隐秘的光,在别人身上时隐时现。

吃东西的时候,他谈起了自己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有段时间不教书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几年,做债务可持续性方面的研究。他说,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旅行。

“去哪儿?”

“约旦,伊拉克。然后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本关于非正规经济的书。”

“出版了吗?”

“据说出了。”他笑了,“现在我在一家私营的咨询公司工作,就在巴黎。”

“我也想旅行。”帕丽说,“科莱特一直说,我俩应该去趟阿富汗。”

“我猜我知道她为什么也想去。”

“好了,是我一直在想这事。我是说回那儿看看。我惦记的又不是哈希什[哈希什(hashish),大麻膏。阿富汗以出产上品哈希什闻名。],我想到那个国家旅行,看看我出生的地方,说不定还能找到父母和我住过的老房子。”

“你还有这种强迫症,原先我可没看出来。”

“我很好奇。我的意思是,我记住的东西太少了。”

“我记着呢,有一次你说起过家里的厨子。”

帕丽暗自得意,她告诉过于连的事,那么多年了,到现在他都记得。这么说,在断了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他肯定老想着她。他心里肯定有她。

“对。他叫纳比。他也当司机。他给我父亲开车,很大的一辆美国车,蓝色的,带皮篷。我记得引擎盖上有个鹰头。”

后来,既然于连问到了,她就跟他讲了自己的学业。她选了复变数为专业方向。他用与妈芒截然不同的方式听着——妈芒似乎厌烦这门学科,帕丽对它的热情也让她迷惑不解。就连假装有兴趣,妈芒都做不到。她大大咧咧地拿这事开玩笑,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嘲弄自己的无知。哦啦啦,她笑嘻嘻地说,我的头啊!我的头!转起来像陀螺!我要跟你做笔交易,帕丽。我去给咱俩倒点儿茶,你回到地球,行吗[原文为法语。]?她咯咯笑着,帕丽于是迁就她,可她能感觉到这种玩笑的尖刻,一种拐弯抹角的责怪,暗示着她的知识已被判定为晦涩难解,她的事业则无足轻重。无足轻重。真可笑啊,诗人也能这样说别人。想归想,帕丽绝不会对母亲这样讲。

于连问她从数学里体验到了什么,她说她得到了慰藉。

“是‘畏惧’吧,我看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他说。

“这也是它的一部分。”

她说,数学公理的不变性,不随意也不模糊,可以让人从中找到安慰。虽然知道答案难以解出,但它们总能被发现。它们就在那儿,等待着,终究会有人拿着粉笔,把它们潦草地写出来。

“你想说的是,它与生活完全不同。”他说,“生活中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太多,怎么也理不清。”

“我有那么透明吗?”她大笑起来,用餐巾挡住自己的脸,“我觉得自己好白痴。”

“一点也不。”他说。他扯掉了餐巾,“一点也不。”

“像你学生是吧。我肯定让你想起学生来了。”

他又问了些问题,帕丽从中看出,他对解析数论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至少是附带着的,他也通晓卡尔·高斯和伯恩哈德·黎曼。两人一直聊到天黑。他们喝了咖啡,接着是啤酒,不过瘾,又喝了葡萄酒。然后,实在没法再拖下去的时候,于连靠近了一些,用一种礼貌的、很有责任感的语气说:“告诉我,妮拉怎么样?”

帕丽猛吸了一大口气,腮帮子鼓着,慢慢把这口气吐出。

于连会心地点着头。

“她的书店可能开不下去了。”帕丽说。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这些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可能不得不把书店关掉。别看她不想承认,但肯定会很痛苦。对她的打击肯定蛮大。”

“她还在写作吗?”

“早不写了。”

他很快换了话题。帕丽如释重负。她不想谈妈芒,也不想谈她的酒瘾,还有苦口婆心劝她继续服药的事。帕丽想起了那些尴尬的目光,每次她和于连独处,而妈芒在隔壁房间换衣服的时候,于连便看着帕丽,她绞尽脑汁,想说点什么。妈芒肯定感觉到了。难道就是这个原因,让她和于连分了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帕丽隐隐约约地觉得,她这么做倒更像是个嫉妒的情人,而不是要保护女儿的母亲。

几个星期之后,于连请帕丽搬去和他同住。他的小公寓位于左岸的第七区。帕丽答应了他。此时科莱特动辄伤人的敌意,已经让公寓里的气氛变得不适合居住了。

帕丽还记得在于连家和他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们靠在沙发上,紧紧相挨。帕丽满心欢喜,还在半梦半醒之间。于连喝着茶,两条长腿搁在茶几上。他在读报纸末版上的一篇评论。唱机里放着雅克·布雷尔的歌。时不时地,帕丽把脑袋挪到他胸前,于连便低下头,轻轻吻一吻她的眼皮、耳朵,或者鼻子。

“咱们得告诉妈芒。”

她能感觉到于连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他合上报纸,摘下老花镜,把它们放到沙发扶手上。

“她需要知道。”

“我猜是吧。”

“你‘猜’?”

“不,不是。你说得对。你该给她打个电话。不过小心点。别请求她允许,也别要她祝福,肯定哪一样你都得不到。告诉她就行了。而且让她明白,这不是讨价还价。”

“你说得倒容易。”

“嗯,也许吧。还有,别忘了妮拉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很遗憾我这么说,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分了手。她报复心强得惊人。所以我知道。这对你可不容易。”

帕丽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事,她心里便揪得慌。

于连抬起手,抚摸着她的背。“别太较真了。”

第二天,帕丽给她打了电话。妈芒已经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科莱特。”

果然,帕丽想。“我正要告诉你来着。”

“我知道你会。你这不就告诉我了吗?这种事瞒不住的。”

“你生气了?”

“我生不生气要紧吗?”

帕丽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放到于连破旧的烟灰缸上,摸索着它蓝色的镶边。她闭上眼睛。“不,妈芒,不要紧。”

“哼,我倒真想告诉你,那事儿无所谓,伤不了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才怪。”

“为什么我想伤害你,妈芒?”

妈芒大笑起来。一种空洞而难听的声音。

“有时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当然看不到嘛。话说回来,我想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帕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觉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帕丽说。

可她的母亲已经挂断了电话。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8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法语是在这儿学的吗?

妮拉·瓦赫达提:小时候在喀布尔我母亲教的。她只跟我讲法语。我们天天上课。她离开喀布尔让我非常难受。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回法国了?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1939年,我父母离了婚,当时我十岁。父亲就我一个孩子。让我跟母亲走,那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留下来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丝一起生活。父亲为了缓解我的失落,就请了家庭教师,还让我学马术,上美术课,就是不想让我闲下来。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母亲。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唉,她死了。纳粹到巴黎的时候。不是他们杀的。他们杀了阿涅丝。我母亲死于肺炎。父亲没告诉过我,盟军解放巴黎以后他才说,可那会儿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一定很难过。

妮拉·瓦赫达提:天塌了一样。我爱我母亲。我本来计划战争以后去法国,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说,您和您父亲相处得并不愉快。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吵架,总是吵,这对他倒是个新奇的经验。他很不习惯有人跟他顶嘴,特别是女人。他申斥我,关于我穿了什么,去了哪儿,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对谁说的。我胆子大了,不管不顾,他倒越来越像个苦行僧,越来越禁欲。理所当然,我们成了死对头。

她咯咯笑着,伸头到脑后,紧了紧印花方巾的结。

妮拉·瓦赫达提:后来我就开始谈恋爱,一次又一次,不顾一切,而且我找的人总是不对头,可把我父亲吓坏了。有一回是个管家的儿子,还有一次是个低级别的公务员,他帮我父亲办过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我偷偷摸摸地约会,从家里溜掉,然后呢,自然会有什么人给我父亲通风报信,说在大街上看见我了。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面撒欢儿呢。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讲话——我在“撒欢儿”。要不然他们就说,我在招摇过市。于是我父亲就会派出搜索队,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锁在屋里。他会在门外说,你真让我丢脸。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丢脸?我该拿你怎么办啊?有时候他用皮带,或是握紧的拳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追得我满屋子跑。我想,他认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让我屈服。那段时间我写了大量的诗,很长的、让人脸红的诗,充满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当地夸张和造作。笼中的小鸟啊,带镣铐的恋人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并不以此为荣。

我感觉虚伪的谦虚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这番话是她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诚实评价。若然如此,这种评价便太过苛刻了。她这一时期的诗作其实极为出色,即便经过了翻译,也是如此,更要考虑到她创作时还如此年轻。这些诗非常动人,意象丰富,感情饱满,不乏洞见,而且极富魅力,优美地表达了寂寞和难以抑止的悲伤。诗中记录了她的沮丧,也记录了初恋的波峰与浪谷,道尽了稚爱的辉光、诺言和罗网。还常常带有一种超验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仿佛天空在不断压低,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有一种在暴政环境下奋力挣扎的感觉,暴政往往表现为一个从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阴森可怖,若隐若现。人们可以想见,那是对她父亲的影射,这一点并不那么隐晦难解。我把这些话讲给她听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在这些诗中,您还挣脱了节奏、韵律和音步的束缚,而就我所知,这些特点对古典波斯语诗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您对意象的使用随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没有规律可循的细节。依我之见,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公平地说,如果您生在一个更为富庶的国家, 比如说伊朗,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奉为文学先锋了。我这样说对吗?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好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还有,我对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吃惊。对这些诗,您说您并不以此为荣。那么您有过自己喜欢的作品吗?

妮拉·瓦赫达提:您问了个棘手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虑它们的创作过程。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达提:这可不是赶时髦。几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脑门子摔开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应该能看出来啊。我的意思是看出来您。凭我的经验,像您这样了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么关系。

她把咖啡递给我,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关于婚姻,布斯图勒先生,我有个理论。也就是说,用不了两个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适。让人吃惊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戴着枷锁,拖延着,双双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摆脱不了虚幻的希望,可实际上,他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时间更短。我丈夫是个正派人,可他太严肃,太冷漠,也太无趣了。而且他爱上了司机。

艾蒂安·布斯图勒: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妮拉·瓦赫达提:是啊,的确让老生常谈的故事变得复杂了。

她笑了笑,带着少许的悲哀。

妮拉·瓦赫达提:我主要还是替他难过。他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点。我们的女儿六岁时,他中风死了。当时我本可以待在喀布尔。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财产,还有个园丁,加上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司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后我们俩,我和帕丽,就跑到法国来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照您之前说的,您这样做是为了她着想。

妮拉·瓦赫达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图勒先生,都是为我女儿做的。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倒不是说她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我的女儿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

妮拉·瓦赫达提:布斯图勒先生,我已经相信了,她就是对我的惩罚。

1975年的一天,帕丽回到自己新公寓里的家,看到床上有个小包裹。这是她把母亲从急诊室接回来一年之后,而她离开于连已经九个月了。帕丽现在和一个名叫扎希娅的护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娅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棕色的卷发,绿色的眼睛,很能干,性格开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处,不过她已经和男友萨米订了婚,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搬到萨米那儿去了。

包裹旁边有张折起来的纸:给你送来的。我在萨米家过夜。明天见。吻你。扎希娅。

帕丽扯开包裹。里面是一本杂志,上面还别着一张纸条,字迹亲切,柔美,仿佛出自女人的手笔:此件原本寄给妮拉,后递至住在科莱特过去公寓里的夫妇,现又转送给我。你应把转寄地址做一下变更。读的时候注意后果自负。恐怕我们谁也吃不消。于连。

帕丽把杂志放到床上,给自己做了个菠菜沙拉,又弄了点库斯库斯[北非地区传统菜,以粗粒小麦粉加肉和蔬菜焖制而成。]。她换上睡衣,坐到租来的小黑白电视机前吃饭。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南越难民经空运抵达了关岛。她想起了科莱特曾经上街,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科莱特也曾带了一个大丽花和雏菊编成的花圈,参加妈芒的追悼会,她拥抱并亲吻了帕丽,还在台上完美地朗诵了一首妈芒的诗。

于连没有在仪式上露面。他打过电话,有气无力地说他厌恶追悼会,因为现场令人压抑。

谁不是呢?帕丽说。

我看我最好还是躲远点。

随你便吧。帕丽在电话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不来也不会让你解脱,你不露面只能让我得到解脱,因为我们曾经那么鲁莽轻率,那么没心没肺。我的天啊。帕丽挂断了电话,心里明白了,她和于连的放纵行为等于推了妈芒最后一把。她挂断的时候就知道了,终其一生,她将随时受到此事的剧烈冲撞。内疚,强烈的悔恨,会让她防不胜防,她将因此而痛入骨髓。她会时时为此纠结,现在如此,将来的每一天也是一样。就像有个不停滴水的龙头,架在她心底深处。

吃完晚饭,她洗了个澡,温习了笔记,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她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把碗洗好,擦净,抹干了厨房的地板。可是全没用。她就是没办法让自己分心他顾。杂志放在床上,呼叫着她,仿佛一波又一波的低频信号。

后来,她索性在睡衣外面套上雨衣,出门散步。从公寓往南,过几个路口就上了沙佩勒大街。空气清冷,雨点敲击着人行道和商店的橱窗,可是此时此刻,家里已容不下她的烦躁不安。她需要这冷而湿的空气,这开阔的空间。

帕丽记得年幼时,她有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喀布尔有表哥表弟吗,妈芒?我有姑姑舅舅吗?爷爷奶奶呢?我有外公外婆吗?他们怎么从不过来看看咱们?咱们能给他们写封信吗?咱们去看看他们好吗?

她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父亲。他最喜欢什么颜色,妈芒?告诉我,妈芒,他游泳游得好不好?他很会讲笑话吗?她记得,有一次他曾追着她跑过房间,还弄得她在地毯上打滚儿,挠她脚心,胳肢她的肚皮。她记得他熏衣草香皂的味道,亮亮的大脑门,长长的手指,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还有西裤的裤褶。她仿佛又看见了他们一起从地毯上踢起的微尘。

帕丽一直想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是无形的胶水,能把她松散、杂乱的记忆碎片黏合起来,变成某种有形的故事。妈芒却从不多说。对她在喀布尔的生活,她们共同的生活,她总是捂着。她让帕丽与她们共有的过去保持着距离,到了最后,帕丽也就不问了。

原来妈芒对这位杂志记者,对这位艾蒂安·布斯图勒,讲了她自己和帕丽的生活经历,讲得比她告诉自己女儿的还要多。

她从未这样讲过。

刚才在公寓里,帕丽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她不知道该怎么想,又该相信什么。太多的话像谎言。有些部分读起来如同恶意的模仿。一出耸人听闻的戏:被禁锢的美人儿,在劫难逃的罗曼史,压迫无处不在,所有这一切,讲起来都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激情四溢。

帕丽向西,朝皮加勒广场的方向走去。她两手抄在雨衣口袋里,疾步快行。天空在迅速转暗,扑面而至的暴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减缓的迹象,雨水浮荡起一扇扇窗,模糊了一对对车灯的光。帕丽想不起自己是否见过那个男人,她的外公,妈芒的父亲。她只见过一张相片,是他在伏案读书,可她不相信这就是妈芒说的那个翘胡子的恶棍。帕丽认为自己看透了这个故事。她有自己的想法。在帕丽的故事里,他是个对女儿能否幸福感到合理担忧的男人,女儿深深的不快乐,带有自毁的倾向,不可遏止地破坏着自己的人生。这男人蒙受着耻辱,尊严一再受到冒犯,却依然对女儿不离不弃,她得病的时候还带她去印度,一陪就是六个星期。谈到这个问题,妈芒到底得了什么病?在印度又接受了怎样的治疗?帕丽满心疑虑,想起了妈芒下腹那条纵向的疤——帕丽问过这个问题,扎希娅告诉她,剖腹产的切口是要横切的。

再看妈芒谈起丈夫,也就是帕丽的父亲时,对记者说的那番话。这是诋毁吗?他爱纳比,那个司机,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把这样一件事抖出来?是要扰乱,羞辱,或是刺痛什么人吗?如果是,那又是谁呢?

至于她自己,帕丽并不因妈芒对她的贬低而感到惊讶——在于连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同样不觉得意外的是,在谈到为母之道时,妈芒那种选择性的、自我开脱式的叙述。

谎言?

可是……

妈芒是个才华出众的作家。帕丽读过她用法语写的所有文字,还有她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所有的诗。她作品中的才智与美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如果妈芒在采访时的人生叙述都是谎言,那么她作品中那一幅幅画面又来自何处?那些坦诚,优美,残忍,悲伤的字句,它们的源泉又在哪里呢?她仅仅是个才华出众的骗子吗?一个魔术师,拿笔来做魔杖,变出种种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感情,让观众为之动容?这可能吗?

帕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且也许,也许妈芒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撼动帕丽脚下的大地,故意地动摇她,颠覆她,把她变成自己眼中的陌生人,擎起千钧的疑惑,压迫她的心,压迫她对人生的一切信念,让她感到失落,如同在夜晚彷徨于沙漠,被黑暗与未知包围,真相却难以捕捉,仿佛仅存的一点微光,只在远方明灭,永远在移动着,后退着,不断地暗弱下去。

也许,帕丽想,也许这是妈芒给她的惩罚。不只因为于连,也为了帕丽一直以来带给她的失望。也许她以为,帕丽可以让那一切统统结束:酗酒,男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幸福却两手空空的岁月。勉力追求,却半途而废,每一次都走进死路。每一次失望带来的打击,都给妈芒留下更大的伤害,让她更远地偏离常轨,幸福也变得更加虚幻。我是什么,妈芒?帕丽想。我在你子宫里孕育——假定我就是在你的子宫里受孕的——那时我应该是什么?一颗希望的种子?一张买来的船票,带你脱离苦海?一块弥合你心头伤口的补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不够格的。远远不够。我没能成为你止痛的膏药,我只是你的又一条死路,又一副重担,你一定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你一定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可你还能怎么做呢?你没办法走到当铺里把我卖掉。

也许,这篇采访就是妈芒最后一次放声大笑。

帕丽走到一家啤酒屋的遮篷下避雨,向西过几个路口,就是扎希娅要完成部分实习的医院。她点了支香烟。她想,应该给科莱特打个电话。追悼会后她们只谈过一两次。小时候她俩常常嘴里塞着口香糖,一直嚼到下巴疼为止,还会坐到妈芒的妆镜前,给对方梳头,用发夹别好。帕丽看到马路对面有位老妇人,戴着塑料雨帽,牵着一条棕色的小梗犬,艰难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乱的轻烟忽然从帕丽的记忆沉雾里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状。不是老妇人手里那样的小宠物,而是不招人待见的大狗,多毛,肮脏,被人切去了尾巴和两只耳朵。帕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记忆呢,还是某条狗的幽灵,或者两个都不是。有一次她问过妈芒,在喀布尔的时候她们是不是养过狗。妈芒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狗。它们没有自尊。你踢它们,它们还是爱你。真让人沮丧。

妈芒还说了别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谁。

帕丽丢掉香烟。她决定打电话给科莱特。约一下,找个地方喝茶。看看她过得怎么样,在跟谁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样。

看看闺中密友是不是还打算去阿富汗。

帕丽果然和科莱特见了面。她们在一家很有人气的酒吧碰了头,这里有摩洛哥风格的装饰,紫罗兰色的帷幔,到处摆放着橘黄色的靠枕,小舞台上还有个头发卷卷的乌德琴手。科莱特不是一个人到的。她带了个小伙子来。此人名叫埃里克·拉孔布,在十八区的一所高中教书,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讲戏剧。他告诉帕丽,他过去见过她,那是几年前,有一次学生示威,反对捕杀海豹。一开始帕丽没想起来,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莱特因为到的人少而拿来撒气的那个人,那个被科莱特捶胸脯的人。他们席地而坐,身下是蓬松的芒果色坐垫,然后点了酒水。刚开始的时候,帕丽以为科莱特和埃里克是一对儿,但科莱特对埃里克赞不绝口,没过多久帕丽就明白了,科莱特是为了她,才把埃里克带过来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觉得很不舒服,可她却在埃里克的局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样的不适,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缓解。埃里克动不动就脸红,脑袋瓜子乱晃,满脸歉意,窘态百出。帕丽发现他这副模样蛮好玩,甚至也蛮可爱的。她一边吃着面包和黑橄榄酱,一边偷偷打量着埃里克。他称不上英俊,头发长长的,软塌塌的,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他天生一双小手,皮肤没有血色,鼻子太尖,脑门又太大,几乎瞧不见下巴,可他笑起来明眸皓齿。他还有个习惯,每说完一句话,就用一个满怀期望的微笑加个标点,那笑容活像一个开心的问号。这张脸虽然不像于连那样让帕丽着迷,可它远比于连那张脸亲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丽就能发现,埃里克的身上蕴藏着一种驻外大使般的专注,文静安恬的克制,经久不衰的端庄。

他们结了婚。那是1977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几个月后。埃里克违逆了父母的愿望,坚持只办一个小小的世俗仪式。无人出席,只有他们俩,加上作为证婚人的科莱特。他说正式的婚礼太过铺张,他们负担不起。他父亲是个富有的银行家,提议由他来出钱。埃里克毕竟是他们的独苗儿。他先提出来把这笔钱作为礼物,后来又说作为借款,埃里克都拒绝了。虽然他嘴上从来不说,可帕丽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她感到尴尬,否则在婚礼上,她将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教堂里不会有家人入座,不会有人送她出嫁,也不会有人为了她淌下幸福的泪水。

她告诉埃里克,她计划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让帕丽相信,于连永远也不会这样理解她。而她也从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里承认过。

“你认为自己是收养的。”他说。

“你和我一起去吗?”

他们决定夏天就动身,等埃里克的学校放假,帕丽也可以短暂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论文。埃里克替他俩报了波斯语学习班,班上有个老师是他通过自己学生的母亲找到的。帕丽常常看见他靠在沙发上,戴着耳机,肚子上搁着卡式录音机,聚精会神地闭着眼,带着浓重的口音,咕哝着波斯语的“谢谢您”,“您好啊”,“您好吗?”

再过几个星期就到暑假了,埃里克正在打探机票价格和住宿的时候,帕丽发现自己怀孕了。

“咱们还是能去的。”埃里克说,“咱们应该去。”

决定不去的人是帕丽。“那样太不负责了。”她说。此时他们住的是一间画室,暖气有毛病,水管漏水,没空调,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家具。

“宝宝不能住这种地方。”她说。

埃里克找了兼职,教人弹钢琴,他以前学过,时间不长,纯属玩票,后来才专注于戏剧。等到伊莎贝尔降生时——甜美的、白净的伊莎贝尔,天生一双焦糖色的眼睛——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两室的小公寓,离卢森堡公园不远,这多亏了埃里克父亲的资助,这一次他们接受了,条件是算作借款。

帕丽休了三个月的假。她整天和伊莎贝尔待在一起。有她在身边,帕丽便觉得自己进入了失重状态。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伊莎贝尔把目光转向她,她就感到自己周围满是灿烂的光华。到了晚上,当埃里克从学校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放下公文包,脱下外套,然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伸出双臂,抖着手指。“把她给我,帕丽。把她给我。”他把伊莎贝尔放到胸脯上,上上下下地颠着她,听帕丽向他播报这一整天的花絮——伊莎贝尔喝了多少奶,睡了多长时间,她俩一起看了什么电视,玩了哪些好玩的游戏,她又弄出了怎样的咿咿呀呀。听这些事,埃里克从来不觉得烦。

他们推迟了去阿富汗的旅行。事实是,那种如芒刺在背、要去寻根、去寻找答案的动力,帕丽已经感受不到了。因为有了埃里克,有了他不间断的、充满慰藉的陪伴。也因为有了伊莎贝尔,她稳固了帕丽脚下的大地,哪怕它仍然坑坑洼洼,有裂缝,有盲点,哪怕一切问题都不曾得到回答,一切妈芒不肯撒手的事情仍然让她受到羁绊。它们仍然在那儿。帕丽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渴求着答案。

那种熟悉的,始终挥之不去的感觉——生命中缺失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某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变得暗淡下去了。偶尔它还会出现,有时来势汹汹,出其不意地击中她,但已不像过去那么频繁。帕丽从未像现在这样满足,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地心有所属。

1981年,伊莎贝尔三岁,帕丽怀了阿兰,已经好几个月了,却不得不去慕尼黑开会。她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要在会上宣读,主题是数论之外的模形式,特别是它在拓扑学和理论物理学中的应用。帕丽的陈述深受好评,会后,她和几位学者出门,去了一家喧闹的酒吧,喝啤酒,吃椒盐卷饼和巴伐利亚白香肠。临近午夜,她才回到酒店房间,没换衣服,也没洗脸,就上了床。电话弄醒她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半了。是埃里克,从巴黎打来的。

“是伊莎贝尔。”他说。孩子在发烧,牙龈突然红肿了,轻轻一碰就大出血。“我看不见她的牙了。帕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可能是……”

她想让他停下来。她想告诉他闭嘴,说她听到那几个字会受不了。可是太迟了。她听到了“儿童白血病”,也许他说的是“淋巴瘤”,[白血病:leukemia;淋巴瘤:lvmphoma。]说来说去,这又有什么不同?帕丽坐在床边,像石头一样坐在那儿,脑袋一阵阵抽痛,出了一身的冷汗。她气急败坏,埃里克竟然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塞进她脑子里,大半夜的,她又远在七百公里之外,束手无策。她气急败坏,恨自己愚蠢,情愿就这样把自己交付出去,从此一辈子都要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真是疯狂啊。不折不扣的精神错乱。令人叹为观止的愚蠢,无凭无据的信念,全然不顾那庞大的几率,竟然相信一个并不归你掌控的世界,相信它绝不会夺走一件你无力承受其失去的东西,相信这个世界绝不会毁灭你。我的心承受不起。她在心里说,说得字字清晰。我的心承受不起。这一刻,她能想到的最不计后果,最没有理性的事,就是为人父母。

她心里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饶恕我这样想吧——她心里的一部分同样气急败坏,伊莎贝尔竟然对她做出这样的事,竟然让她如此痛苦。

“埃里克,埃里克!听我说。我等一下再给你打回去。现在我得挂了。”

她把手提袋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个栗色的小本子,里面记着电话号码。她翻到一个里昂的电话。科莱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里昂,她在那儿开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还在学习,准备当医生。接电话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学精神病的,帕丽,对不对?”他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

他问了几个问题。伊莎贝尔的体重有没有减轻?夜里盗汗吗?有没有异常的瘀伤,疲劳,习惯性的发烧?

最后他说,等到天亮,埃里克应该带他去看一下医生。但是,他在医学院上过通用培训课,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听上去很可能是急性龈口炎。

帕丽死死抓着听筒,手腕都握疼了。“拜托了,”她强忍着说,“迪迪耶。”

“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听上去这很可能是唇疱疹的初期症状。”

“唇疱疹。”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那是帕丽这辈子听过的最让人高兴的话。“我想她会没事的。”

帕丽和迪迪耶只见过两面,他和科莱特结婚前一次,婚后一次。可是此时此刻,她打心眼里爱他。她就这样对他说了,在电话里哭着说的。她说她爱他,连说了好几次,他大笑起来,和她道了晚安。帕丽给埃里克打电话,他一早就会带伊莎贝尔去见佩兰大夫。然后,帕丽躺到床上,耳中嗡嗡作响,看着街灯的光穿过暗绿色的木制百叶窗,映照在屋中。她想起了那一次,她得了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当时她八岁,妈芒不肯回家,非要睡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她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迟来的亲情。过去这几年,有很多次她曾思念起妈芒。在婚礼上——理所当然。在伊莎贝尔出生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时刻。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个可怕又奇妙的夜晚,置身于慕尼黑的酒店房间,这样强烈地思念着妈芒。

第二天回到巴黎,她告诉埃里克,等阿兰生下来,他们就不该再要孩子了。再要,只会增加心碎的几率。

1985年,伊莎贝尔七岁,阿兰四岁,小蒂埃里也两岁的时候,帕丽接受了聘任,到巴黎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教书。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想见,她不得不屈于学术圈内的明争暗斗和褊狭之见。这并不意外,想想看,才三十六岁,她已经成了系里最年轻的教授,而且加上她,也总共只有两位女性。她忍下来了。她想,妈芒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像她这样处事。她不阿谀奉承,也不溜须拍马。她回避与人争斗,从不口出怨言。对她的怀疑不会绝迹。然而,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横亘在她学术生涯中的墙也倒掉了。她用自己明智豁达的处世态度,释人疑虑的社交能力,慢慢赢得了大多数同事的承认。她在本系有了朋友,别的系里也有。她出席学校的活动,参加募款集会,偶尔也在鸡尾酒会和晚餐派对上亮相。埃里克陪她出席此类聚会。由于总是系同一条羊毛领带,穿同一件胳膊肘打了补丁的灯芯绒西装,他成了人们私下经久不衰的笑谈。他在拥挤的房间里闲荡,吃着小点心,看上去乐呵呵的,一副找不着北的模样,帕丽得时不时地冲上去,把他从一堆数学家身边哄开,以及时阻止他对三维流形和丢番图逼近问题发表高论。

在这些派对上,难免有人向帕丽问起她对阿富汗局势的观点。有天晚上,一位名叫沙特拉尔的客座教授带着少许的醉意问帕丽,她对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怎么看。“您的人民能找到和平吗,教授夫人?”

“我不知道。”她说,“实话实说,我只是个名义上的阿富汗人。”

“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吧。”他说,“可是,尽管如此,您肯定会有深刻的见解。”

她笑了笑,力图阻止他的步步逼近,这种问题总是掺杂着想当然的成分。“只不过是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东西。和您一样。”

“可您是在阿富汗长大的,不是吗?”

“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您看见我丈夫了吗?就是胳膊肘打补丁那位。”

她说得没错。她的确看新闻,读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知道西方在给圣战者游击队提供武器,但是在她心里,阿富汗已渐行渐远。在家里,她有忙不完的活。现在她有了一幢四间卧室的漂亮房子,位于居扬古,离巴黎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他们住在小山上,附近是公园,有步道,有池塘。埃里克教书之余,现在也写剧本,其中有一部欢快的政治笑剧,秋天时将在巴黎市政厅附近的一座小剧场排演,他也已接到了委托,再写一部。

伊莎贝尔到了青春期,文文静静,却很聪明,也很有想法。她记日记,每个星期都要读一本小说。她喜欢听西尼德·奥康娜。她的手指细长,优美,正在上大提琴课。再过几个星期,她就要在音乐会上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歌》。一开始,她对学大提琴很有抵触,于是帕丽和她一起去上了几节课,表示有难同当。事实证明,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行。不必要是因为伊莎贝尔很快就自觉自愿地琴不离手,不可行是因为帕丽的手被大提琴弄得疼痛难当。已经过去一年了,她早晨醒来时,仍然觉得手发僵,手腕子发硬,得花上半个钟头,有时要一个小时,才能缓过劲来。埃里克已经不再逼她去看医生了,可现在他老是说个没完。“你才四十三啊,帕丽。”他说,“这不正常。”帕丽已经预约了门诊。

老二阿兰很淘气,可爱中透着一股蔫坏的劲儿,痴迷于武术。他是早产儿,十一岁的男孩子了,还是显得小,可别看身高不如别人,他却有着比别人更强烈的进取心,更充沛的活力。他那副小身板儿,那两条小细腿儿,总是让对手上当受骗,因此而低估他。夜里躺到床上的时候,帕丽和埃里克经常为他那巨大的干劲和凶猛的能量惊奇不已。不过,帕丽既不担心伊莎贝尔,也不担心阿兰。

让她牵肠挂肚的是蒂埃里。这孩子也许与生俱来就带着阴影,总感觉自己是计划外的,不期而至的,不请自来的。蒂埃里动不动就拉长脸,一言不发,让人窝心。他爱发牢骚,自己有什么事,只要帕丽问起来,他总要耍点小聪明。他常常没来由地和她作对,好像是冲着帕丽,但更像为了作对而作对。有些日子里,他满腹阴云。帕丽能感觉得到。那乌云不断加厚,膨胀,最后一下子爆裂,跺着脚,腮帮子颤抖着,愤怒的洪水喷涌而出,让帕丽心惊肉跳,让埃里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苦笑连连。帕丽凭直觉感到,蒂埃里将成为她终生的烦恼,就像她关节的疼痛一样。

她常常想,妈芒会是个怎样的外婆呢?她会怎样看待蒂埃里?凭着直觉,帕丽认为妈芒应该帮得上他。她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帕丽确信此事已经有段时间了。孩子们听说过妈芒,伊莎贝尔更是特别好奇。她已经读了妈芒的很多诗。

“真希望能见见她。”她说。

“感觉她好有魅力。”她说。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她和我。你觉得呢?我们可以读一样的书。我可以给她拉大提琴。”

“好啊,她会喜欢的。”帕丽说,“我肯定。”

帕丽没有跟孩子们讲过自杀的事。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也许一定能知道。可他们不会从她这儿知道。她绝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这样的种子,让他们感到做父母的可以放弃自己的孩子,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并不足够。对帕丽来说,孩子们和埃里克一向都是足够的。他们永远都是足够的。

1994年夏天,帕丽和埃里克带着孩子们去了马略卡岛。科莱特通过自己蒸蒸日上的旅行社,替他们安排了这次度假。在马略卡,科莱特和迪迪耶与他们碰头,他们在海滨合租了一套房子,将一起度过两个星期。科莱特和迪迪耶没有孩子,原因不是什么生物学上的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对帕丽来说,这个时间选得不错。她的风湿症此时控制得很好。她每周服一次氨甲蝶呤,而且对此药耐受良好。幸运的是,最近她无须服用任何一种类固醇,也就不必忍受伴生的失眠之苦。

“还没说体重暴增的事儿呢。”她告诉科莱特,“知道我必须在西班牙穿泳装吗?”她大笑起来。“唉,虚荣啊。”

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在岛上游览,驾车前往特拉蒙塔拿山脚下的西北海岸,停下车,漫步走过橄榄林,一直走到松林里去。他们吃波尔塞亚,还有一种名叫卢维纳的美妙大菜,由海鲈鱼烧成,以及茄子炖西葫芦,名叫通维特。[波尔塞亚(porcella),马略卡传统菜,近似烤乳猪,皮焦肉嫩,配番茄及其他蔬菜装盘。另两菜原拼lubina和tumbet。]蒂埃里一样都不肯吃,于是每到一家饭馆,帕丽只好请厨师为他单做一盘意式细面条,只浇番茄沙司,不加肉,也不放奶酪。伊莎贝尔近来喜欢上了歌剧,在她的请求下,有天晚上他们去听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为了经受住这可怕的折磨,科莱特和帕丽偷偷摸摸,把一个银色的小酒壶递来递去,里面装着廉价的伏特加。到第二幕中途,她们已经醉了,看着台上扮演斯卡皮亚的男演员装腔作势,她们就像两个小女生一样,情不自禁地咯咯乱笑。

一天,帕丽、科莱特、伊莎贝尔和蒂埃里把午餐打包,要去海滩;迪迪耶、阿兰和埃里克一大早就走了,到索列尔湾去远足。前往海滩的路上,他们去了一家商店,给伊莎贝尔买她相中的游泳衣,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帕丽在大玻璃上瞥见了自己的影子。通常来说,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每当她走到镜前,一种机械的心理过程便投入运转,让她做好准备,迎接变老的自我。它起了缓冲的作用,减轻了她受到的震动。但是在商店的橱窗里,她毫无防备地看到了自己,脆弱地面对着未经自欺扭曲过的现实。她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穿着死气沉沉,松松垮垮的上衣,沙滩裙遮不住膝盖上松垂多皱的皮肤。阳光之下,白发尽露。虽然画了眼钱,用口红抹了嘴唇,她的脸还是会让路人看一眼便马上把目光挪开,好像人家看到的是个街牌,或邮筒上的号码。这一刻转瞬即逝,勉强来得及心头一颤,却又足够漫长,可以让她虚幻的自我,与现实中这个在橱窗里回望的女人迎头相遇。有点崩溃的感觉。这就是衰老,她这样想着,跟在伊莎贝尔身后走进了商店,这些残忍的时刻,就这样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

后来,他们从海滩回到租来的房子时,发现男人们已经回来了。

“爸爸老了。”阿兰说。

埃里克正在酒水台后面勾兑桑格里亚汽酒,他笑眯眯把眼睛一翻,耸了耸肩。

“我都想背着你走了,爸爸。”

“给我一年。咱们明年一定回来,我和你玩环岛大赛,我的朋友。”

他们再也没能重返马略卡。回到巴黎一个星期之后,埃里克便心脏病发作。出事的时候他还在工作,和灯光师说着话。这一次他活过来了,可是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发作了两次,最后一次是致命的。于是在四十八岁那年,帕丽发现,自己像妈芒那样成了寡妇。

2010年初春的一天,帕丽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来电并不意外。实际上,帕丽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早晨。在电话打进来之前,帕丽先得确保家里只有自己。这就意味着得让伊莎贝尔比平时提前离开。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住在圣德尼岛的北区,离帕丽的单人公寓只有几个街区远。每隔一天,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伊莎贝尔都会过来看看帕丽。她会给帕丽带一条长棍面包,一些新鲜的水果。帕丽现在还没到坐轮椅的分上,不过她知道自己早晚有这一天。虽然因为疾病,不得不在去年办理了提前退休,她却完全能自己去市场采购,也能坚持每天散步。问题是手,这双丑陋的,扭曲的手,几乎让她什么也干不了。赶上坏天气,感觉就像指头里塞着碎水晶,在关节周围嘎嘎作响。不管什么时间出门,帕丽都要戴上手套,给手保暖,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这双手丢人现眼,疙疙瘩瘩的关节,不堪入目的手指,医生说这叫鹅颈畸形,永久性的小指曲屈。

唉,虚荣啊。她对科莱特说。

这天早晨,伊莎贝尔给她带了些无花果,几块香皂,一条牙膏,还有一个特百惠保鲜盒,里面装着栗子汤。阿尔贝在餐馆里做副厨,正在考虑向老板提建议,把他这道栗子汤加进菜单。伊莎贝尔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拿东西,一边告诉帕丽,她的新合同已经到手。她现在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希望很快能有一天为电影作曲。她说自己就要开始给一部迷你剧集配乐了,眼下这部戏正在马德里拍着呢。

“你去吗?”帕丽问,“去马德里?”

“不。预算太少了。他们出不起我的路费。”

“真可惜。不然你就能和阿兰一起住了。”

“嗨,你想什么呢,妈芒?可怜的阿兰。他自己都没地方伸脚。”

阿兰在做理财顾问,和他妻子安娜,还有四个孩子一起,住在马德里一套很小的公寓里。他定期通过电子邮件,给帕丽发来孩子们的照片和短视频。

帕丽问伊莎贝尔有没有蒂埃里的消息,伊莎贝尔说没有。蒂埃里去了非洲,在乍得东部的一座达尔富尔难民营工作。帕丽知道此事,是因为蒂埃里断断续续地和伊莎贝尔有联系。他只和伊莎贝尔联系。帕丽因此对儿子的生活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比如,他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又比如,他曾经跟一个越南女人结过婚,时间很短,当时他才二十岁。

伊莎贝尔灌好水壶,开始烧水,又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

“今天早晨不行,伊莎贝尔。真的,我得请你走了。”

伊莎贝尔委屈地看了她一眼,帕丽暗骂自己话不中听。伊莎贝尔一向比较敏感。

“我是想说,我在等一个电话,不想让人听到。”

“电话?谁的?”

“过后再告诉你。”帕丽说。

伊莎贝尔抱起胳膊,龇牙一笑。“你找到情人了,妈芒?”

“情人。你没长眼吗?瞧我现在这德性。”

“没什么不好的嘛。”

“你得走了。过后跟你说,我保证。”

“成,成。”伊莎贝尔把包往身后一甩,抓起外套和钥匙。“可我得告诉你,我有权知道。”

上午九点半,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此前,他通过帕丽的Facebook账号,与她取得了联络,留言是用英语写的,内容如下:您是诗人妮拉·瓦赫达提的女儿吗?如果是,我非常想和您谈谈。有些事情您一定感兴趣。帕丽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是个整形外科医生,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现在,在电话里,他用波斯语向她问了好,接着继续讲波斯语,帕丽不得不打断他。

“瓦尔瓦里斯先生,对不起,我们可不可以讲英语?”

“噢,当然可以。抱歉抱歉。我以为……可是,没错,这么说就对了,您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对不对?”

“是的,一点也不错。”

“我是在这儿自学的波斯语,马马虎虎还能应付。我一直住在这儿,从2002年开始,塔利班刚离开不久。那段日子相当乐观。是的,所有人都准备着重建,准备民主什么的。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们正在准备总统大选,可情况不一样了。恐怕就是不一样了。”

帕丽耐心地听着,由着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绕来绕去,费劲地做着铺垫。他谈了阿富汗的选举,说卡尔扎伊肯定能赢,然后扯到了塔利班让人担心的对北方的袭扰,伊斯兰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对新闻媒体的侵犯,顺带着对喀布尔的人口过多问题发表了一两句点评,随即介绍了住房成本,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回到了正题。“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些年头了。我知道,您也住过这房子。”

“什么?”

“过去这是您父母的房子。不管怎样,我相信人家告诉我的没错。”

“请允许我问一句,谁告诉您的?”

“房东。他叫纳比。归真的纳比,这样说才对。让人伤心的是,他已经去世了,就在最近。您记得他吗?”

这名字如符咒,在帕丽眼前唤出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大鬓角,黑油油的头发,向后梳得跟墙一样。

“记得。差不多只记得他名字了。他是我们家的厨师,也是司机。”

“两样都是,没错。他住在这儿,住这房子,从1947年就开始了。六十三年啊。有点难以置信,对吗?可是,我刚才说过,他过世了。上个月。我非常喜欢他。所有人都喜欢他。”

“我懂。”

“纳比给我留了张便条。”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说,“我在他死后才能看。他死了以后,我请一个阿富汗的同事把它翻译成了英语。这张便条,它可远不止一张便条。更准确地说,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纳比在信里讲了些事情。我找您是因为信里有些事和您有关,还因为他直接在信里要求我,让我找到您,然后把这封信交给您。找您找了一段时间,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谢天谢地谢网络。”他哈哈笑了一声。

帕丽有心挂掉电话。凭直觉,不管那老头,那个来自她遥远过去的人,在纸上写下了怎样的秘密,又怎样让它跨越半个世界,呈现给她,她都不会怀疑那是真的。很长时间以来她都知道,关于她的童年,妈芒对她撒了谎。可即使她人生的根基结束于一个谎言,她却继续在赖以立足的大地上培育这谎言,让它伫立着,以假乱真,以虚为实,不许动摇,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埃里克,她的子女,她的孙儿,她的事业,科莱特。现在这一切还有什么用?所有的这些岁月,还有什么用?也许最好是把电话挂掉。

可她没有。她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手心在出汗。她说:“他……他在便条里,在这封信里,说了什么?”

“嗯,其中一件,他说他是您舅舅。”

“我舅舅。”

“确切地说,不是亲舅。还有别的。他还说了很多别的事。”

“瓦尔瓦里斯先生,它在吗?这便条,这信,或是翻译好的?您带着呢吗?”

“我带着呢。”

“也许您念给我听听?您能念念吗?”

“您说现在?”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打给您,由我来付电话费。”

“不必不必。不过您肯定吗?”

“是的。”她对着电话说。“我肯定,瓦尔瓦里斯先生。”

他念给她听了。他把所有东西都念给她听了。这花了些工夫。他念完的时候,帕丽向他道了谢,说她会很快与他联系。

她挂上电话,打开咖啡机,放好一杯的量,然后走向窗口。透过窗子,她看到了熟悉的画面:下方是窄窄的鹅卵石小路,街那边的药房,街角卖炸豆丸子的小店,一家巴斯克人开的啤酒屋。

帕丽的手在颤抖。惊人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了。极其不寻常的事。她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把斧头劈砍着泥土,突然,浓稠的黑色石油从地表喷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记忆被触动,从最深处向上升起。她凭窗远眺,呆望着啤酒屋的方向,可她看见的不是雨篷下那个店伙计,瘦巴巴的,腰扎黑围裙,抖着桌布,而是一辆红色的小勒勒车,轮子吱嘎作响,在长云铺卷的天空下颠簸向前,翻过山岭,爬过干涸的溪谷,在土黄色的山间上上下下,山景渐次浮现,又慢慢地隐没不见。她看见一棵棵果树,在园中扶肩而立,树叶轻阻了微风,又见一行行葡萄藤,与一座座平顶的小屋栉比相连。她看见了晾衣绳;女人们蹲在溪边;两根长绳支支扭扭,在一棵大树下来回摆荡;一条大狗面对着成群村童的逗弄,畏缩不前;一个鹰钩鼻子的男人在挖沟,衬衫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住了脊梁;还有个戴面纱的女人弯下腰,生火做饭。

然而在这一切的边缘,几乎出离于她的幻象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最让她目光流连。一个难以捉摸的影子。一个人影。软,硬,两种感觉相伴而来。软的是一只手,牵着她的手。硬的是膝盖,她曾把脸枕在上面。她搜寻着他的脸,可每次朝它那边一望,它就躲开了,滑出了她的视线。帕丽感到心里撕开了一个窟窿。她的人生,她全部的人生,始终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冥冥之中,她总有这样的感觉。

“哥哥。”她说。她没意识到自己叫出了声,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哭。

一首波斯语的歌,歌中的一段,忽然飘落到她的舌尖: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还有一段歌词,大概在此之前,她拿不准,连它也一起逃掉了。

帕丽坐下。她不得不坐下。此时此刻,她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了。她等着咖啡煮好,心里想,煮好了就喝上一杯,然后呢,没准再来一支香烟,再然后,她要去客厅,打电话到里昂,找科莱特,看看老朋友能不能给她安排一下行程,去喀布尔。

可是现在,帕丽只是坐着。咖啡机咕噜咕噜响起来了,她却闭上了眼睛。透过眼帘,她看到丘陵温和柔软,天空高远而碧蓝,夕阳落入磨坊的身后,而且永远,永远,在天地的尽头,暗淡着,暗淡着的,是朦胧而连绵的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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