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许多人也许不相信——城市底层人家的母亲们——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四十多岁的母亲们，那些终生是家庭妇女的母亲们，她们看过的电影比农村妇女看过的少。有人一辈子不知电影为何物，没看过一部电影就死了。

没看过一部电影就死了，未必算得上是什么遗憾。在没有电影的世纪，一代又一代人类生生死死，谁也不至于认为他们都死得遗憾。

问题是，仅仅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连大多数农村人口都看过多场电影了，这就难免使我这一代人，她们当年的儿女们，替她们觉得有些酸楚了。

为什么会那样呢？

因为中国与外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在外国，常年生活于农村的人若想看一场电影，那就必须到城镇去，只有城镇才有影院。他们看一场马戏比看一场电影还方便呢——在他们的国家，有许多到处演出的马戏团，却没有带着放映机到处放电影的放映员。所以，他们往往能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看成一场马戏了。

而在中国，当年的许多农村人，一辈子也没看过马戏或杂技，却有幸看过不少场电影。当年中国的每一个县几乎都有电影放映队，连某些较大的乡都有。放映队的任务之一，便是经常到农村去放电影。许多在农村长大的人，头脑中都留下了当年看露天电影的种种记忆。电影在某村放映，附近几个村的人都可以去看。小脚大娘们，也会拎个板凳颠颠地前往放映地。

放露天电影给农民看，体现着当年的一种国家行为，一种优待农民的文化政策。

但城市居民若想看场电影，则只能进电影院。当年的中国，电影院无一例外在市中心，并且，有限的几家而已。若时间没掐准，现买票，往往得等上一两个小时才能看到下场。当年的电影院周边没有可供休憩的地方，还不能走远，怕误了场。母亲们可没那份耐心，谁家都有不少活儿等着她们亲自做。从家里走到电影院的路，比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还远。乘公交车呢，票要花钱买，乘车又花钱，母亲们就会心疼那几角钱的。

看场电影有如上诸种不便，这使绝大多数底层人家的母亲们对看电影完全没了兴趣。

即使是底层人家，只要父亲们的工作单位算得上是个单位，他们每年便有看一两场电影的机会。起码，单位会发给他们电影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春节，总之这个节不发那个节发，看不看随他们。

父亲们看过了几场电影后，一般也就不再看了。他们照例将票给予还没参加工作的儿女们。儿女们参加工作前，看电影的机会也不是太多。除非学校要求学生们必看的电影，底层人家的儿女才不得不向母亲伸手要钱。否则，儿女们是不好意思为看一场电影开口向母亲要钱的。

儿女从父亲手中接过电影票，若有那份心，或许会说：“妈，你还连场电影都没看过呢，我陪你一块儿去看吧！”

又或许，父亲们也会说：“你妈还连场电影都没看过呢，陪你妈一块儿去看吧！”

当我写下“或许”二字，恰是我心酸楚之时。因为实际情况是——一百个一千个甚至一万个底层人家中，未必有几个儿女那么说过，也未必有几位父亲那么说过。虽然，底层的家庭妇女型的母亲们，在常态的穷日子里总是早起晚睡，做在前，吃在后，想方设法使丈夫与儿女们穿得体面些，而自己一向穿旧的，几年也舍不得钱为自己换件新衣服；终日既要服侍好上班的，又要照顾好上学的，操心多多，辛劳得很，儿女们却极少会表现出体贴，似乎没那意识。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所见的母亲差不多全是那种类型的。而丈夫们所见的妻子也差不多全是那种类型的，于是体贴意识大抵麻木。在当年，阶层的无形壁垒尤其分明，底层人的目光所及，很难超越底层，意识便长期局限于底层思维的框架以内。

“全家就我一个人挣钱，我养活你和儿女们一大家子容易吗？！”——这是底层的父亲们常对母亲们说的话。若其家还有老人，听来自有一番况味在话外。

母亲们，通常也就只有沉默，承认自己无论多么辛劳，终究还是一个被“养活”的人。

“妈，你连一场电影都没看过，我陪你一块儿去看吧？”——如果，一个儿女口中真说出了这种话，那又会显得多“二”呀！

所以儿女们才不说，而以找同学一块儿去看为明智。

当年，许多底层人家没收音机，也不订报，更没书。即使有书有报，母亲们不识字，也等于没有。故可以这样说，她们的一生，与文字、文艺、文化几乎毫不沾边。或换一种说法——为丈夫和儿女、老人、家庭任劳任怨地服务，便是她们的核心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宗教文化。

如今，她们大抵都不在了，她们的儿女也都老了。老了的底层人家的儿女们所写的回忆母亲的文章，在亲情文章中数量最多；这实在也是对母亲之恩的文字追悼式，是通过文字向当年的文盲母亲们的迟到的致敬。当年没意识即使有也不知如何表达，如今以最普遍的方式表达。

我在1966年以前没看过几部电影。有时学校集体看过一场电影后，同学们都得写观后感；而我，每以读后感代之。

“文革”开始后，我看电影的机会反而多了。一个时期内，到处放映“毒草”电影，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为了掀起群众大批判的高潮”。几乎所有的国产电影和进口电影都成了“毒草”，不售票，只发票，也就是白看。那时我与几名外校的高中生成了朋友，他们常约我一起蹭看“批判电影”。

下乡后，看不到“批判电影”了，连《列宁在十月》《保尔·柯察金》等苏联电影也禁放了，团电影放映员带到各连队的只有样板戏电影了，渐渐地没人还想看了。所幸，不久中国进口了几部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越南和朝鲜的电影，缓解了知青们的“电影饥渴症”。前三个国家的电影最受欢迎，放过多次知青们也还是喜欢看，许多人每次看前都洗脸、梳头，换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如参加社交仪式。

我调到团宣传股后，看电影遂成家常便饭。放映队属宣传股领导，二男二女四名知青放映员都与我关系良好。他们带着新片下连队前，必须试映——在他们的工作室里试映，缩小了的画面映在墙上，如看投影。倘是新片，自然先睹为快。放映机经常需要维修，两名男放映员每将放映机搬到宿舍——若晚上维修，之后照例要试映，我们同宿舍的人则可趴在被窝里看。在没电视的年代，即使是看了多遍的老片，那也不啻是高级的精神享受。

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仅从看电影这一点而言，成了极少数极少数幸运的中国人。那时正是中国电影的复苏时期，从此我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北影出品的新片，每次还可以分到几张电影票送人。当年，新电影的票和新一年的挂历，是许多人都乐于接受的。长影、上影、珠影、上海电影译制厂等兄弟厂的新片，都要送到电影局接受审片，之后大抵会在北影礼堂进行招待放映。我作为北影编导室一员，也会在公映前就看到。还会看到所谓“过路片”，即根本不会在国内放映，只不过拷贝途经北京的外国电影，那类电影须通过外交部协调，才能以“观摩学习”的理由从外国使馆借出。还会看到“参考片”，就是电影资料馆作为国家级电影资料单位从国际电影市场购回的原声电影，不是为了放映，仅仅是为了储存。特别幸运的是，有一个时期，北影编导室按电影史的编年顺序，经常组织大家到资料馆去看“资料片”，使我大开眼界，看到了不少电影“原始”时期的作品。从几分钟的短片到各国这个“流”那个“流”的经典片，凡资料馆有的，差不多都看到了。全是原声黑白片，放映时需请现场翻译。也全是1949年以前中国各电影厂购进的，在世界上存有的数量已很有限了。这使后来的我，在电影史知识方面自信可与任何一位资深的电影史专家进行对话。

我在北影厂工作了十二年，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十三年，担任过这种奖那种奖的评委；多年担任过国产片进口片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与中国最老的一代电影导演和演员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我的父母也沾了我的光。

他们住在北影时，看电影往往不需要票。只要是面向全厂职工放映的电影，他们的脸就是票。把门收票的人，也往往是与我家同住19号筒子楼的职工。从19楼到礼堂，快走才五六分钟的路。

所以，仅就看电影这一点而言，我的父母也是中国很幸运的父母。但那时他们已经老了，不怎么爱看电影了。并且，中国人家开始有电视了，他们更喜欢在家里看电视。

我与电影的关系那么密切、长久，竟始终没成为电影“圈子里”的人，一直是文学的“界中人”——缘何？

因为电影这一门艺术，太考虑观众的喜好胃口了，也太受市场风向的制约了，而且，投资方的经济责任巨大；这三点，使它不可能不成为商业色彩最浓的艺术，也很难使它不以商业目的为成功宗旨。这也正是全世界能够成为经典的电影越来越少的原因。

而文学与文学读物的关系，则相对单纯多了，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写作者的个人写作冲动。一篇散文、随笔、杂文、时评，有什么商业性可言呢？没人看关系不大，不会造成任何人的经济损失。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也越来越是小众读物，在中国，还爱看的人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但为小众而创作，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呀。至于长篇，即使发行量再有限，大抵也还是不会造成出版社的亏损。

我喜欢文学和作家这种单纯的关系。

进而言之，在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社会的诸关系中，我都越来越以单纯为自适了。